是做時代進步的生意，還是做時代退步的生意？是促進人類和解、共享文明成果，還是煽動極端民族情緒，發「未來的國難財」？相信許多讀者心中都有定論。無利不起早，就生意論，在推銷思想上商人往往會比哲學家更有熱情。如羅伯特·達恩頓在《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一書中介紹，在十八世紀，一個天才的狄德羅身後，往往有十個更天才的書商在忙碌。像《百科全書》這樣一部象徵著整個啟蒙運動的時代之書，最初就是在一個書商提議下上馬的。或者說，「啟蒙運動的生意」的主角，不是狄德羅，而是那位叫龐庫克的書商，一位巴爾扎克式的資產階級英雄。這位十八世紀的法國紅頂商人，一邊和哲學家們稱兄道弟，一邊想方設法在政界尋找保護傘。從龐庫克到狄德羅，這些人之所以能為時人與今人津津樂道，顯然在於他們做了一樁促進時代進步的生意，而不是策劃一堆無用甚至有害的情緒，從中牟取蠅頭小利。

如果說二戰期間猶太人是替罪羊，那麼二戰結束後人們將納粹犯下的罪惡完全推給希特勒則無異於尋找「替罪狼」。畢竟，希特勒是民選總理，他在組織吃人的時候每個選民都在場，甚至領到了自己的一份血和肉。

如上所述，如果「西方世界」繼續將中國設為假想敵，鼓吹「中國威脅論」，勢必激起國內極端民族主義的高漲，同時也為那些反對開放、想著開歷史倒車的人提供觀點或者決策上的支持。問題在於，如果國外封鎖你，你自己也真的封鎖起自己來，開始抵制「洋貨」，一起做中國的減法，豈不是「鎖上加鎖」，對自己的不幸命運「落井下石」？

哲學家薩特說過：「人是一堆無用的激|情。」如果這堆激|情被策劃、被煽動，恐怕就很有用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中國可以說不》的流行表明了民族主義情緒可以賣錢。十來年後的2009年，一本由五個人拼湊而成的《中國不高興》出版，據說這是上一堆情緒的「升級版」。

在很多場合，中國人的利益被人莫名其妙地代表著，而現在中國人的情緒也要被人代表了。眾所周知，中國本無情緒，有情緒的只是每一個中國人，而且人們情緒各不相同。所以，「中國不高興」遠不如「我不高興」來得真切與誠懇。陸遊當年寫《書憤》，寫「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其所表達的都是內心的真實感受，對北伐的渴望。而現在的「中國不高興」，卻是幾個日日夜夜享受著人類文明共同成果的人不眠不休策劃出來的。

從歷史與傳統來看，現代政治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形成是很晚近的事。中國自古具有天下主義傳統，「普天」「四海」「宇內」等都不具備「民族國家」的概念，沒有可供民族主義走向極端的哲學支撐或思想來源。而且，中國也沒有發育出具有排他性的宗教，中國文化極其包容。事實上，從中國知識分子對歐盟建設的關心https://read.99csw.com就不難發現，中國人關於「四海之內皆家國」的天下傳統並沒有丟失。

「問世間國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為國家獻祭通常不外乎兩種形式：一種是將自己奉獻出去，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算是一種個人自由；另一種是將別人奉獻出去，此時「愛國」便與尋找替罪羊緊緊聯繫在了一起。這方面，當年納粹無疑是將兩者演繹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關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早在上世紀初，西班牙學者奧爾特加·加塞特便在《大眾的反叛》一書里條分縷析，發出警告：「歐洲文明構成最嚴重威脅的一件事物，同其他的所有威脅一樣，它也是文明自身的產物，甚至可以說，還是歐洲文明的一大榮耀——它就是盡人皆知的現代國家。」此時，加塞特已經意識到國家變成了一台可以操控一切的龐大機器。「一旦國家在社會中拔地而起，只消輕輕一摁按鈕，它就可以啟動無數操作槓桿，並以它們勢不可當的力量作用於社會結構中的任何一個部位。」

新加坡《聯合早報》北京特派員韓詠紅就此撰文：「以情緒化的對抗姿態作為賣點，這在書名中尤其一覽無遺。所謂『不高興』就是情緒用語，而非理性措辭。實際上，這些年來每當中國社會高調張揚民族主義時，晃出來的往往不是民族主義精神，而是民族主義情緒。」

愛國必須講邏輯。歸根到底，國家只是全體國民締約產生的一個組織，是國民用以謀求幸福生活的工具。在此意義上，愛國主義者真正要做的不是忙於督促每個人去愛國家，而是要讓國家能夠愛每一個人。不認清這一點，不對潛藏於愛國主義和國家之中的某種進攻性設限，事情便有可能走向善良願望的反面。

德國電影《帝國的毀滅》的結尾，戈培爾夫人之所以將自己的六個孩子全部毒死，是因為她深信沒有「國家社會主義」，人類就沒有希望和未來，她不能讓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樣的國家。由此可知，生而為人的納粹分子，不僅屠殺了猶太人、波蘭人，同時也是為意識形態預設的瘋狂邏輯的受害者。當說，二十世紀極權主義流行，是啟蒙運動以來人類預言「唯一未來」（人間天堂）的最大惡果，也是科學昌明的二十世紀費盡千辛萬苦走出大劫難的人類的最大教訓。

「一個愛國，各種表述」。曾經被視為高尚的情感為什麼漸漸淪為一種「髒話」？愛國還是不愛國，以及怎樣愛國，這些原本不是問題的問題，如今為什麼也成為問題？

學者吳稼祥不無道理地指出，把北京奧運會當做1936年德國柏林奧運會的中國版加以詆毀，對一個正在崛起並有待民主化的大國進行價值圍剿，表明近一個世紀過去了，西方政治家和西方輿論界在政治智慧上並沒有太大長進。德國納粹也是「一戰」戰勝國親手製造的禍患，他們對德國崛起的恐懼導致他們對德國的過度懲罰，使得德國的民族主義情緒裂變為仇恨和報復，這正是釀造希特勒主義的最好酵母。而這一切，顯然是今日中國政府以及所九九藏書有外國政府都不願意看到的。

顯然，中國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個「英雄」集團，而是在一個更開放的環境下每個人都能表達自己的見解，能夠人盡其才，能夠在他們擁抱世界時不被「英雄集團」的推崇者們動輒列上「漢奸排行榜」。更何況，如果只靠著「英雄集團」來為中華文明延續香火，萬一遇到張賢亮小說《一億六》里那種「有精英，無精|子」的尷尬，中國將如何是好？

有人曾這樣形容時代變遷的動力：后一種思想戰勝前一種思想，未必都是因為前一種思想不好，而是因為堅持前一種思想的人慢慢過世了。此說並非沒有道理，人既是社會存在，同時也是自然存在。自然死亡的循序漸進與內生秩序，足以消化人世間許多無謂的挫折，使世界重新回到寂靜中的生長。

儘管舊時代已經翻過去，但「愛國者」熱衷尋找替罪羊的事情並沒有結束。「愛國者」假定國家和自己永遠正確，一方面當國家面臨所謂「危機」時，「愛國者」會竭盡全力從外部或內部尋找敵人，並認定他們是所有罪惡的根源，將自己的責任一筆勾銷，以此維護所謂的民族自尊與國家榮譽；另一方面，又會單方面賦予某些人以「愛國」責任，然後監督他們是否愛國或叛國。在此邏輯下，監督者永遠愛國，而且指責別人越多，自己就越愛國。「尋找替罪羊」因此成了「愛國」者只賺不賠的買賣。顯然，這些「愛國者」有多「愛國」，不在於自己做了多少有益於國家的事情，而在於他們認定多少人「有罪」，從國家內部圈出了多少個「漢奸」。

對比兩個時代知識分子對本民族命運的思考，兩個時代的開放與自閉，難免讓人覺得一代不如一代。好在，拼湊《中國不高興》的五位雖然毫不猶豫地代表了中國人「不高興」一回，但實際上他們還不能代表中國知識界，更不能代表中國的全部。

至於尚武的精神，早在上世紀初胡適等先賢就已經討論得很透徹。一方面，中國要以一種開放的精神學習西方的文化、科技與制度；另一方面，他們也意識到長期以來中國「學得了西方的文明，卻學不了西方的野蠻」，而這裏的「西方的野蠻」，即尚武精神。所以胡適他們希望中國能夠建立起一種「有兵的文化」。然而，面對時代的困頓時，胡適那一代知識分子更多的是反省自身，而不是拿「帝國主義」當做本國政治或者文化一無所成、一塌糊塗的替罪羊與遮羞布，更不會言必稱「決裂」，在嘴巴上做「救世主」，解放全人類，除暴安良。在胡適看來，一個人也好，一個國家也好，最緊要的是自救，每個人爭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換句話說，每個人救出自己，也是救出國家。而那個時代的當務之急是完成文化與制度上的改良：一方面要「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另一方面實施憲政這平常人的政治，以清除「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這困擾中國幾千年的五大禍害。

就像平常的討論中我們經常見到的「憤青」與「精英」之https://read.99csw.com爭。加塞特將人分為兩種，一種對自己提出嚴格的要求，並賦予自己重大的責任與使命；另一種則放任自流，尤其是對自己。前一種人，即所謂「精英」。「精英」與「大眾人」的區別，不在於稟賦，而在於對人生和周遭事物的態度。或者說，這個世界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獨立思考者，另一種是想當然的附和者。按照這種區分，每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的人都是精英。

如果我們洞悉了國家因何而生，為誰服務，就不難理解，愛國的當務之急是愛國民，而不是愛某個空洞的國家理想或者宏大概念。

上世紀八十年代，處於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社會曾經有過「我愛國家，國家為何不愛我」式的傷情追問。應該說，任何時代都會有或這或那的不足，任何國家都會給人還不夠美好的印象。然而，正是因為看到時代有不足，看到「國家還不夠愛我」，每個身處其中的人才有機會大有可為。近兩百年來，幾代中國人不畏艱難困苦，努力建設一個夢想中的現代國家，就在於實現公民與國家相愛的憲政愛情。

早在若干年前，龍應台先生寫過一篇流傳很廣的文章——《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在這篇文章中，龍先生說：「在一個法治上軌道的國家裡，人是有權生氣的。」而且，「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大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的話，明天——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種、有良心，你現在就去告訴你的公僕立法委員、告訴衛生署、告訴環保局：你受夠了，你很生氣！你一定要很大聲地說。」

粗看「不高興」，也的確是一堆情緒，更談不上什麼思想原創。「不高興學者」說，「我們中國需要一群英雄，一個真正的英雄集團。多少人我不知道，總之人數不能太少，我不相信一兩人就能解決問題。我們需要這樣一個英雄集團帶領我們這個民族，完成在這個世界上管理、利用好更多的資源，並且除暴安良的任務。我們要有制度建設，也要有文化建設。文化建設，就是我說的尚武精神。」這些「繞口令思想」基本上語無倫次了。

有人批評《中國不高興》是一部「山寨作品」，並非沒有道理：其一，它的確是五個人在山寨子里商量出來的，而且商量了「三天三夜」；其二，是該書基本上只是copy網上部分「憤青」的部分言論，內容也談不上什麼創新。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受到了海內外學界以及各國政府的持續關注。如果極端民族主義有朝一日再次遺禍中國，可以肯定，現在有些媒體對這一思潮採取一種曖昧甚至慫恿的態度，無異於在發「未來的國難財」。

幾年前，我與法國民族主義問題研究專家德蘭諾瓦先生聊天。他與我談到二十世紀有三件大事，其中一件便是「中國ｈｔtpｓ://ｒｅａｄ•９9cｓw.cｏｍ往哪兒走」。國外一些學者在研究中國問題時，總是疑慮重重、寢食難安，一會兒「中國崩潰論」，一會兒「中國威脅論」。前些年，甚至有人擔心，同樣有著歷史屈辱與極端民族主義浪潮的中國，會不會像德國一樣崛起？

加塞特的洞見預言了發生在上一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它同樣是今天歐洲國家讓渡主權，建設歐盟的一個重要精神來源。正是因為這一洞見，該書出版不久后，《大西洋月刊》稱加塞特的《大眾的反叛》之於二十世紀，有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之於十八世紀，馬克思的《資本論》之於十九世紀。

大眾要求同質化和極權政治一樣，都會壓垮每一個反對派。在《大眾的反叛》中，加塞特這樣談到「大眾人」（A Mass-Man）：他從不根據任何特殊的標準——這一標準的好壞姑且不論——來評價自己，他只是強調自己「與其他每一個人完全相似」。除了這種可笑的聲明之外，他感覺不到任何煩惱，反倒為自己與他人的相似而感到沾沾自喜，心安理得。一個真正謙遜的人則會試圖評估自己的特殊價值，努力發現自己可能擁有的這種或者那種才能，或者任何一方面的特長——儘管他可能最終發現自己並沒有什麼非凡的稟賦，資質平平，但他永遠也不會認為自己是一個大眾人。

據報道，《中國不高興》的策劃者就是當年《中國可以說不》的出版策劃人。2008年10月3日，該策劃人把幾位作者召集到北京郊區的一處農家樂一住三天。「這三天，我們什麼事情都不幹，就是討論、神侃。我們剛開始討論的時候，是從去年10月的兩件大事開始的，然後就發散思維說下去，結果三天三夜的討論，討論出了現在大家看到的這本書的內容。」三天「閉關」結束后，學者們各奔東西，而策劃者和出版社的編輯們則根據這三天的討論錄音進行分類和梳理，整理成文字資料，「書中99％的內容都是這三天討論的」。對於書名，也是從圖書市場的角度考慮的。

當然，類似擔憂並非空穴來風，然而，以目前的中國人心與世界大勢，中國當不會也不可能重蹈德國的覆轍。首先，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國家」吞併「社會」的主義，在復興與復讎的狂熱中形成並且壯大，其崛起是在德國社會由開放走向封閉的呼聲中完成的。與此相反，今日中國，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雖然觀點紛呈，或有對立，但在努力接駁世界、充分世界化等方面卻早有共識，開放是中國崛起的源頭活水，沒有開放中國就沒有未來。而且，絕大多數青年人也是在這種開放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該書高呼中國要「持劍經商」，與西方「有條件的決裂」，面對外部的「欺壓凌|辱」，中國要有改造世界體系、領導世界的雄心，要明確「懲罰外交」概念。而一大批公開支持中國走西方市場經濟道路，或者贊同西方式民主人權的國內精英：龍永圖、厲以寧、林毅夫、樊綱、錢鍾書、王蒙、王朔、王小波夫婦……從經濟界到文化界，從官員到體制外知識分子，都成為「中國ｈｔｔps://ｒｅａｄ•９９ｃsw.ｃoｍ不高興」的對象。這本書里的許多極端觀點被媒體討論來討論去，最後的結果是：中國不高興，但是寫這書的「五人幫」與出版商卻很高興。事實上，只要看看《環球時報》的頭版標題，你就知道，在中國談政治還有比民族主義生意更好做的嗎？

讓加塞特不安的是，國家作為人之造物，它是由某些特殊的人所發明的，並需要某些美德和基本品性來加以維持，而這些美德和品性雖然人類過去曾經擁有，但明天很可能就會消失殆盡。威脅文明的更大危險是：國家干預、國家對一切自發的社會力量的越俎代庖，因為這等於取消了歷史的自發性，而從長遠來看，維持、滋養並推動著人類命運的正是這種自發性。當這種自發性被國家的干預打斷，就不會有新的種子能夠開花結果。社會不得不為國家而存在，個人將不得不為政府機器而存在。就這樣，國家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又對人類生活推行進一步的官僚化，上緊官僚機器的螺絲釘無異於把社會改造成一個軍營。在加塞特看來，「國家至上主義」悖謬的悲劇性就在於：為了使整個社會可以生活得更好，人們建立了作為一種手段的國家，但是，國家隨即盤踞于社會之上，反而使社會不得不開始為國家而存在。同樣糟糕的是，謀求同質化的國家必將壓垮那些保持特立獨行的個人或小群體。

「不高興派」當然有理由告訴國際社會自己很生氣，但是冒充中國著實有越界之嫌。本書作者在國外也經常見到「一個人的示威」，比如有一年在柏林的馬路邊上便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舉著個紙牌——「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但是這位男子只代表自己。如果他自詡代表德國，代表所有德國人的意志，那他就已經變成一個「侵略者」、一個「意淫犯」了。

有趣的是書的封面竟然寫著「為國直言，替天行道」。想想宋江當年「替天行道為招安」，想想洪秀全從金田村殺到九江東進南京為稱帝，再為爭帝位幾位天王互相殺，我本以為那種以「替天行道」為名、以「替天行房」為實的年代已經翻過去了，誰知這幾個字如今還是被人拿來當做封|面|女|郎招攬顧客。

如果站在三十年來社會成長的角度來加以審視，不難發現，這些問題的提出便已經彰顯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至少，這種「精神分裂」表明有越來越多的人正在走出舊有的「國家至上」的價值體系，開始重新審視一個現代國家的價值內涵以及國民應該就此秉持一種怎樣的情感。而一個國家有著怎樣的未來，必首先決定於全體國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對國家抱持一種怎樣的態度。

而如果你把幾位「熬夜」與「替天行道」連接起來，就不難發現幾位作者為何能在農家樂里大辯「三天三夜」而樂此不疲——莫非他們是在給上天打電話、發傳真、寫E-mail？只是不知道當時上天是如何批准了他們要行的道，給了他們救世軍的授權書，不知道當時是否有人口吐白沫，倒在地上，胡言亂語，傳達了上天的旨意。又抑或經過三天三夜的辯論，最後論定上天不死亦廢，於是自作主張，自封為二十一世紀的天兵天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