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現在一樣，在中國近代城市人口性別年齡結構中，農村人口流入城市者主要是男性青壯年人口，根據《獨立評論》李景漢的調查，在1338位被調查者中，20歲至49歲「離村」的農民，佔到71.28％。另據陳翰笙等人調查，廣東、廣西及河北等省的離村人口中，男性佔85％以上，而年齡在20至40歲之間者，佔四分之三以上。與此相伴的，自然是農田大量拋荒。1932年，《農業周報》刊文指出：「強健者多逃入城市，另謀糊口；而所殘留于鄉村者大都老弱貧病者流。農民麇集都市，都市固嫌人口過剩；但農民離鄉，則農村基礎根本動搖，農村經濟惟有日見摧毀。」時光倒轉，得見如此光景，兩相對映，其與今日之中國究竟何異？

重讀這些段落，難免令人想起幾十年來無以數計滿身力氣的男男女女，因為中國城鄉分治這一基本國策幾十年不許外遷或打工，盡做「帝國稻草人」。從1990年代開始，民工潮像上世紀初一般在中國各地捲土重來。這種「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景象，更給人一種光陰虛擲、今夕何夕的歷史悲情。事實上，一個多世紀以來，並可以上溯到更遙遠的年代，無論農民為何走出鄉村，最真實的理由也許只有一個，即每個人都有逃避災禍、追求美好生活的動力與權利。

筆者曾經撰文指出，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當務之急是需要「孔先生」，讓社會重新發育，拓展聯結，其功勞絕不遜色于收穫鮮花無數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孔先生」的意義在於讓社會更自由與開放。一個好的社會應該在自由與開放中尋求平等，而不是在約束和奴役之中尋求平等。

歲月如流，光陰荏苒，好在近二三十年來中國開始悔過自新，終於續接了人類之猿祖猿宗「出樹梢，走天下」時的自由傳統，使中國鄉民能夠在幸福的召喚下逆境求生，感受楊萬里《桂源鋪》一詩中的禁忌與解放：「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在嚴格的戶籍制度管理下，城市與農村以及城市之間處於一種「隔離」狀態之中。出生在農村的孩子如果想進入城市，只有考學、參軍（提干）、招工（或者頂替在城市工作的父輩）等非常有限的幾種途徑，而城市之間的戶口遷移也是非常困難的，特別是從小城鎮遷往大中城市。儘管1978年之後，中國的戶籍制度逐步有所鬆動，近年來，相當一部分省市已經開始了戶籍制度改革的探索。但是，北京、深圳、上海等大城市仍然實行嚴格的戶口管制。

1954年，中國頒布實施第一部憲法，其中規定公民有「遷徙和居住的自由」。然而，1956年、1957年不到兩年的時間，國家連續頒發read.99csw.com4個限制和控制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1958年1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為標誌，中國政府開始對人口自由流動實行嚴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確將城鄉居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在事實上廢棄了1954年憲法關於遷徙自由的規定。其目的無非是為了發展經濟，穩固新生的共和國政權以及實現毛澤東組織起來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夢想等等。到1975年，憲法正式取消了有關遷徙自由的規定，此後一直沒有恢復。

利出一孔的極致，就是政治全能主義時期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曾經轉引托洛斯基的如是說：「在一個政府是唯一的僱主的國家裡，反抗就等於慢慢地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這箇舊的原則，已由『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所代替。」顯然，利出一孔便是「通往奴役之孔」。

論及當年農民為何進城，理由自然繁多。比如，天災、人禍。天災古已有之，至於人禍，主要指胡適所謂「五蠹」之一的擾亂。據統計，僅自1927年夏至1930年夏這短短三年中間，動員10萬人以上之內戰已多至近30次。由於長期戰亂，大批散兵游勇變為土匪，一些沒有生活來源的流民也加入了土匪隊伍，因此，不少地方簡直成了土匪的世界。據稱在河南南陽等地，有的農民外出耕田，竟還要背扛槍支以防止土匪搶劫！由於盜匪橫行，一些農民只好求生於相對安定的城市。

如果承認好社會是不斷地用腳投票的開花結果，就不難發現，開放社會及隨之而來的用腳投票其實暗合了一種民主內涵。甚而，大到美國，小到聖馬利諾，何嘗不是「用腳投票」投出的國家。在嚴格的產權制度下，如果土地私有，每個人都可以完成某種意義上的「建國」。或許我們可以說，在地權慈母般的眼神里，每一片土地都是一個國家。你種下一棵樹，如果土地是你的，它就可以在這裏自由生長几萬年。

我在《南方都市報》連載的《鄉村紀事》中，有一節是「出鄉村記」。眾所周知，「出埃及記」講述的是古希伯來人在先知摩西的帶領下走出埃及、重歸自由之鄉的故事。而我所談到的「出鄉村記」要勾勒的則是幾代中國農民淡出農村的幾道側影。相同處在於，二者所描述的都是一群人，他們迫於生計或者只是嚮往另一種生活不得不離開一個地方去了另一個地方。不同者，「出埃及記」講述的是一群人跟隨先知從異鄉到故鄉，首先是他救；而「出鄉村記」則是一群人分期分批，近乎自發地離開故鄉，而且要把他鄉當故鄉（所謂「融入」），在這裏沒有先知，每個人都只能自救。九_九_藏_書如易卜生所說，「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

開放的社會是一個多孔性的、人與物皆可以自由流動的社會。與此相反，封閉社會則要以「一孔治天下」。關於這一點，早在兩千多年以前，管仲曾經這樣勸誡其服務的君王：「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餘的錢財），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管子·國蓄》）簡單說就是：一個國家要想天下無敵，就要建立一套「利出一孔」的制度，讓老百姓只有一個獲利的通道。這樣，老百姓就只有依賴於君王政府，事事仰君王鼻息，而君王就可以有效地控制民間勢力，並積極地調控自由市場的無序狀態——用管仲的話來說，就是「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于上也」。自入了這「一孔教」，臣民就只能吃君王的「君餉」，上帝國的戰車，為帝國效力，「長恨此生非我有」了。帝王之所謂「以天下為己任」亦不過是「以天下為己用」。

斯諾曾經感慨長城讓中國人在精神上處於一種「戒嚴狀態」，事實上，中國的戶籍制度亦如是。如果農民被固定在土地上，不能自由遷徙，農民就只能像「帝國稻草人」一樣被種植在土地上，聽任有權有勢者擺布，甚至像得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一樣，被掏空了靈魂，在心底默唱「我是你的稻草人，我沒有自己的靈魂，我只能聽你的擺布，都覺得幸福」（歌曲《稻草人》）。

事實上，正是因為古羅馬時代的先民們有這種「用腳投票」的權利，我才有緣在公元2000年後的一個秋天，在義大利旅行時，在不經意間走進一個叫聖馬利諾的國家，並在群山的懷抱之中傾聽與我不期而遇的聖馬利諾「總統」（聯合執政官）講述這個國家用腳投票的久遠傳說。

2006年「中非論壇北京峰會」召開時，北京出租司機都開玩笑說「老家來人了」。顯然這不只是開玩笑，而是有科學根據的。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們早就論證了人類最早起源於非洲大陸。至於理由也是異彩紛呈，除了埋藏於遠古的頭骨化石之外，有人甚至找到中國成語撐腰。在我印象中，有位法國人類學家便是從漢語「樹倒猢猻散」一詞中獲得靈感，堅信人類最早起源東非大裂谷附近，由於當地倒了許多大樹，以至於猿猴像熟透的果實一樣紛紛落地，從此走出非洲，在世界各地埋下了文明的種子，開始享受人類文明的初夜。直到有朝一日生根發芽，繁花四起。照此理論，不難推斷，如果沒有當年「猢猻英雄」之「出樹梢記」read.99csw.com，斷然不會有後來的雅典、羅馬、巴黎、倫敦、北京、紐約以及我在《一個村莊里的中國》里記錄命運的村莊。

近年來的中國，「農民該不該擁有土地」一直是社會討論的熱點。不過，考慮到五十余年的城鄉分治限制了中國農民的遷徙自由，並上溯到千百年來帝王對流民的控制，將他們牢牢拴于故土，本書作者寧願相信，中國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土地該不該擁有農民」的問題。

回到中國，上述封閉的情形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在經濟體制改革與開放的拉動下，社會才一點點地從國家體制中解放出來，即我所謂的「社會解放」。不可否認，近三十年來所取得的成就，就在於逐步打破了原來的單位體制，使國民能在不同單位、不同地區之間自由流動。從單位人變成社會人，從政治人還原為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自然人。

今日中國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漸入眼帘的民工潮中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事實上，早在民國時期，中國知識界便已經開始關注當時的「民工潮」了。關於這一點，我在《近代中國農民進城的社會史考察》中讀到不少有用的資料。根據1923年至1925年的抽樣調查顯示，農村人口的離村平均數為4.61％，而進入三十年代，農民離村率有了大幅攀升。據1933年國民政府中央農業實驗所對22省農戶的調查，統計出「全家離村之農家」共有1920746戶，占報告各縣總農戶的4.8％；「有青年男女離村之農家」共3525349家，占報告各縣總農戶的8.9％。到1935年，全國22個省中舉家外遷至城市逃難、做工、謀生、住家的戶數比分別為14.2％，21.3％，15.4％，8.2％，四項合計達59.1％，到別村墾荒、務農、逃難的佔36.9％。同一時期對青年男女離村之去處的調查表明，因各種目的離村進城的達64.9％，而到別村務農或墾荒的為28.5％。

幸福，首先來於可以選擇。如羅素所說，「須知參差不齊乃是幸福的本源」。只有人人都可以自由抉擇，人類的生活與利益才有可能從整體上達到最優。無論是上述希伯來人的「出埃及記」、聖馬利諾人的「出羅馬記」，還是中國鄉民的「出鄉村記」，背後的邏輯都莫過於——每個人都應該擁有隨心所往、自由遷徙的權利。

簡單說，人類文明首先是自由行走出來的。當然，這不僅包括走出地理，同樣包括走出禁忌、苦難與不公正。我曾經多次提到，古羅馬時代是人類歷史上最風光旖旎的時代，也是現代文明的搖籃與草圖。比如，共和制之於三權分立，辛辛那提圖斯之於華盛頓，康茂德之於極權統治，角斗場之於大眾傳媒，元老院之於議會等等，無論是制度、法九*九*藏*書律，還是體育、文化，似乎都不難從中找到參照。通常，人們將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源頭追溯到瓦爾登湖畔的亨利·梭羅，其實，梭羅這種「公民不服從」的思想乃至行動早在古羅馬時代就已經深入人心，並且一直是平民博弈貴族的利器。

對於中國的城鄉隔離，秦暉先生寫過一篇《南非，中國的前車之鑒》，將中國與南非歷史上的暫住證做了簡要的比較：「中國的市場競爭力，來源於中國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權。中國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當於朝鮮，不可能有什麼奇迹；如果不是低人權，也就相當於現在的東歐國家，也不會有太大的奇迹——全球化和低人權這兩個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迹。中國經濟奇迹的終極因素，就是兩個：圈地運動，農民工——如果沒有這兩條，就無法想象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廠地位。」相較而言，南非黑人在城裡打工，黑人家庭安置在城外的隔離型貧民區；中國也差不多，讓農民在城裡打工，但農民沒法在城裡安家，中國的辦法主要是把他們安置在單身的集體宿舍。這種舉措就產生了一種身份證制度——南非叫通行證，中國叫暫住證。兩國有個共同的景觀，就是大批的城管在街上巡查，可以將沒有暫住證的人抓走。南非1984年有16萬黑人因為沒有通行證被抓走；廣東的人口相當於南非的兩倍，但2000年，因為拿不出暫住證而被抓的進城農民，相當於南非的3.5倍。這也是當年孫志剛死於非命的時代背景。

沒有經濟自由，就不會有政治自由，西方的民主無疑起源於商業文明。因為人是會交換的動物，商業讓人們合群生活，自我組織，可以不斷地「以選擇救濟選擇」。市場經濟之所以使社會走向自治更走向善，是因為商品必須是一種善，而有遠見的生產者在「善的推銷」中看到自己的前途。與此同時，因交換而締結的橫向之網形成了對縱向的權力之網的挑戰。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自古以來中國的專制主義者不僅採取了嚴苛的戶籍制和什伍保甲連坐制，還採取「重農抑商」的政策，讓農民成為「帝國稻草人」，在其耕種的田地上站崗、流放。

而在開放國家，不同的州之間是競爭的。如弗里德曼所說，「假如我不喜歡我居住的州所做的事情，我能遷移到另一個州。」也就是說，在那裡不僅要有市場經濟，同樣應該有「市場政治」。自由抉擇的背後是一套「市場政治」的法則。活躍于政治市場的競爭不僅體現在不同國家之間的移民，同樣體現在一國之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遷移。由於沒有戶籍和單位的禁忌，開放時代的居民可以通過居住地的自由抉擇客觀上使地方政府陷入關乎治理能力的競爭之中。就像平民離開羅馬城，借自己用腳投票的權利與治理者充分博弈一樣。

然而，在九*九*藏*書國家壓倒社會的時代，自然資源實際歸屬於「權力所有制」的時代，人們卻不得不面臨「無地自容」、「走投（用腳投票）無路」的困境。真正的「國家」，應該是有「國」有「家」，公私分明。國家至少應該保障國民這樣一種權利，即當他們無心國事時可以用腳投票回到自己的茅屋或精舍以求自治。

中國轉型至今，發生在上世紀初的選舉如今更像是一道歷史的蒼涼手勢。然而，在人類歷史上，獲得「用手投票」的權利之前「用腳投票」的籌碼同樣居功至偉。回顧近三十年中國社會的成長，最賞心悅目的進步莫過於一個開放社會的正在形成，以及用腳投票的機會增加。

羅馬平民能夠取得勝利，至少有兩個條件。其一是可以自由離開羅馬城；其二是在羅馬城外有一片可以屬於他們的土地。前者保障了羅馬平民用腳投票的權利，後者則使他們在用腳投票時不至於無路可去，陷入「霍布森選擇」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困境而別無選擇。在國家吞併社會，有主義無社會，禁止自由行走的特殊時期，用腳投票多是空談。

除此之外，還有中國的城市化與市場經濟的發展。上世紀三十年代，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一書中談到，此前一二十年，上海附近的城市機繅絲業的發展極快，城市工業吸引了大量農村人口。江村周圍的蠶絲廠也是遍地開花，許多女青年被吸收到工廠里做工，江村16至25歲的女青年共有106名，「80％以上現在村外的工廠或在合作工廠工作。她們就是新的掙工資的人」。

公元前510年，此時的羅馬雖然已關上王制的大門，轉入了共和時代，但由於當時是貴族共和，由貴族組成的元老院控制了一切，平民有的因為債務變成了奴隸，所以矛盾十分尖銳。最後的結果是，為了擺脫貴族的控制，許多平民帶著武器和生產工具離開羅馬城。公元前494年，一大群平民撤出羅馬城去了東郊的聖山，表示要建立自己的城市。「永別了，羅馬！」由於平民大量出走，勢必造成生產停頓、兵源匱乏，貴族一時慌了手腳，於是派出代表追到聖山找平民談判，最後談出了保民官制度。應該說，這是世界歷史上最萬種風情的用腳投票，最有收穫的用腳投票——因為此後，只要保民官一聲「veto」（拉丁語：我禁止）就可否決政府的法令和元老院的決議。作為羅馬法淵源的《十二銅表法》同樣是平民與貴族博弈的產物。用腳投票的可能不僅使平民挺直了腰桿，更是他們自我價值及有權選擇更好生活的無聲宣言。面對這場「古羅馬式罷工」——準確說是「罷國」，你會知道，舊時代有舊時代的自由，而且其時的壯觀與成就遠在「廈門PX」事件時小試身手的「中國式散步」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