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一生只活了40歲，但他「好文學，以著述為務」，在皇帝作家中堪稱前無古人，后少來者。他的詩，氣宇比乃翁曹操遜色，藝術成就卻在其上。撇開他和曹植都憑著天潢貴胄身份，寫過一些「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見《文心雕龍·明詩篇》）的酬唱詩不說，他的詩題旨歸也有不少關涉出師盛況、統一大業、婦女不幸、遊子心切的，寫什麼悉從己意。在怎麼寫和寫得怎麼樣上，曹丕的過人之處在於，語言精雅，情調諧婉。沈德潛指出，「子桓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

「建安七子」中，詩賦成就最高是王粲。《文心雕龍·才略篇》認為：「仲宣（王粲的字）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他的《七哀詩》三首和《從軍詩五首》，分別寫亂離感受、羈旅生涯和軍旅聞見，都自傷情多，蒼涼悲慨。《雜詩》、《公宴詩》和《詠史詩》，也從多角度抒寫了他的人生際遇、態度和情調。特別為人稱道的，是他羈旅荊州期間寫的《登樓賦》。這篇賦，與《七哀詩》第二首「羈旅終無極，憂思壯難任」背景相同，情致相通。由「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破題，首先描述了登樓所覽，引出「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主題浩嘆。其次敘寫了懷鄉深情，纏綿至切，歸之於「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最後從眼中景、心中情提升到社會現實層面，既對「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的亂離塵世「意忉怛而憯惻」，更對「步棲遲以徒倚兮，白日忽其西匿」的虛度光陰「心凄愴以感發」，從而表達出「冀王道之一平」的期盼。個人的思想感情與社會的動亂勢態、人民的安定希冀息息相連，寫景與抒情、用典筆筆相扣，使《登樓賦》與《洛神賦》併為雙璧，成為當世抒情賦的代表作。他當時所登之樓在今湖北當陽，而當陽、襄陽、江陵三地後世都有「仲宣樓」，足見這篇賦響及後世何等深遠。

陳琳以章表書記見長，章表書記文體本身不屬於文學，但賦與駢文形式，又使其可以躋身文學之林。從東漢中、後期始，文章就有了駢化趨向，建安文人慷慨任氣，更加推波助瀾。諸如曹丕的《典論·論文》、《與吳質書》，曹植的《與楊德祖書》、《求自試表》等等，都以散帶駢，氣勢疏暢，發議縱橫捭闔，悚人視聽，抒情抑揚往複，悱惻動人。陳琳的詩歌成就不及曹氏兄弟，駢文水準卻能夠與之上下頡頏。他的《為袁紹檄豫州》、《為袁紹與公孫瓚書》、《檄吳將校部曲》等檄文書信，鋪陳辭藻洋洋洒洒，誇張形勢賁賁勃勃，指摘醜惡如金針刺穴，陳說利害如疾風掠地，堪稱張力十足。如聲討曹操那篇著名檄文，一破題便罵曹氏三代，直令曹操一讀，頭痛疾立愈，折射出文本的刺|激力之強。後來曹操收服陳琳時，責其「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陳琳答以「矢在弦上，不可不發」，又反映出文氣如虹，不可阻遏。而他從政治上數落曹操「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污國虐民，毒施人鬼」，「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于操為甚」，內容且不論，僅從行文的駢偶對稱、鋪張揚厲來看，已開六朝駢文之先河。同為「建安七子」的阮瑀也寫過《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王粲也寫過《為劉荊州與袁譚書》、《為劉荊州與袁尚書》，辭章風貌與陳琳檄文頗為近似，但委婉切致，雄健恣肆卻不能及。

曹操既是政治、軍事領袖，又是文場魁首。他的傳世詩儘管只有20餘首，但遠祧《詩經》、《楚辭》，近承漢樂府民歌，直擊動蕩混亂的社會現實，抒發一統天下的理想抱負，的確做到了詩如其人，我筆寫我心。尤其是五言詩，對把這種詩體從樂府reａｄ.99ｃｓw•coｍ民歌推向文人詩式，作出了突出貢獻。《嵩里行》和《薤露》都「用樂府題，寫漢末時事」，「以所喪亡之哀，足當輓歌也」（見方東樹《昭昧詹言》）。

辭賦，曹植同樣本色當行，雄姿鷹揚。他寫過不少抒情小賦，情致和詞采多如其詩，卻不如《洛神賦》。如小序自述，這篇賦是「黃初三年（222），余朝京師，歸濟洛川（洛水）」，因「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而作。通篇取法於戰國時期宋玉的《神女賦》，結構布局、人物形貌和衣飾都有沿襲關係，形象描繪、情感意蘊和寄託卻超越了《神女賦》。「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彷彿兮若輕雲之蔽月，飄搖兮若流風之回雪」，遠望「皎若太陽升朝霞」，迫察「灼若芙蓉出淥波」的系列比喻，由靜態到動態，由朦朧到顯形，由遠望到近賞，將洛神之美寫得驚艷無比，活脫脫地躍然紙上。既而在人神際遇之間，進一步刻畫洛神如何「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如何「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由外形而顯內情，細緻入微，精妙絕肖。似幻似真，瞬即消逝，自然切入了「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的情蘊主旨，構建出一種使人悵惘的「遺情想象，顧望懷愁」。「懷愁」的深層，實質上寄寓著曹植的命運嗟嘆：

（見《古詩源》）他承繼了《古詩十九首》那種情調，而又賦予文士雅化的精醇娟麗，開了後世唯美詩風、婉約詩派的先河。他的七言詩《燕歌行》二首，在漢詩詩體發展史上，尤為七言體詩的發軔佳作，精美瀏亮，凄惋動人。曹丕的文學評論，比創作貢獻更大。他的《典論·論文》，文學史界公認為中國文學批評專著的發端佳構。兩樣都是亘古第一人，兩樣都稱佳，他的文學地位和影響自在不言中。

三國時期的文學創作欣欣向榮，歷歷可觀，主要體現在曹魏陣營（東吳次之，人才和成果到西晉時期方才凸顯出來）。在曹魏陣營，從曹操、曹丕、曹植父子開始，對文學創作主體的個人自由認同度都比較高，這是文學創作能否繁榮昌盛的關鍵所在。因為文學創作在本質上屬於一種個人性的、個性化的精神創造活動，創作主體個人自由的實現程度，直接決定著寫什麼、怎麼寫和寫得怎麼樣。自由是什麼？參考德國古典哲學奠基人康德的詮釋，自由就是不違心做事和不做違心事。他認為，只有人的意志處於自由狀態下，道德觀念才有意義。曹操其人從小就「任俠放蕩」，意識和行為相當解放。大權在握后，他幾度頒布求賢令，提倡「唯才是舉」，鼓吹「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這就不但有利於他在政治上、軍事上廣攬人才，而且有助於信其言者、望其風者衝破儒術的道德樊籬，在文學創作中趨向思想解放、題材解放和形式解放。曹丕的《典論·論文》進一步專談文學，宣揚「寄身於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后」。以自由行文而博取「聲名」，經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或准國家領導人如此倡導，自然成為了文學之士的價值取向。於是乎，如曹丕《典論·論文》所描述的那樣，「咸以自騁驥騄于千里，仰齊足而並馳」；如曹植《與楊德祖書》所描述的那樣，「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蔚然形成了自由創作、自由競爭的文場風氣。一貫「任性而行，不自彫勵」的曹植，政治上由爭寵到受壓，心志才情便更多地轉移到了文學上，卓然領異於建安文場。

如果說阮籍可以算作規避性的韌的對立，那麼，嵇康就應當視為碰撞性的硬的抗爭。他比阮籍更崇尚老莊，同時又更富於正義感和反抗性。他的詩不及當時好多詩人，然而，他的文確如其人一樣，峻切高邁，卓爾不群。他在《釋私論》中宣揚，公與九九藏書私之別就是真與偽之別，只有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不違忤大道，才能稱為君子。在《難自然好學論》中又說，以好學而求利祿，只是統治者利誘的結果，並不合乎人性之自然。他的朋友山濤（字巨源）未能堅持歸隱自然，40歲以後出仕作官，任尚書吏部郎時還想請嵇康出山，代替其先前所任職務，他就寫了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嵇康在這封絕交信里，明確宣示自己「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對於出仕作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其中的「甚不可者二」，一是他要堅持「非湯武而薄周孔」，二是他要固守「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這兩樣都為「世教所不容」，「遇事便發」。這以前，他還當面奚落過司馬昭的心腹———權勢文人鍾會，早就得罪當局。有了這封公開宣言與當局決不合流的信，果然使得「大將軍（司馬昭）聞而怒焉」，不久便借故把他公開殺害了。據《晉書·嵇康傳》記載：「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當局）弗許。」嵇康臨刑不屈，顧視日影，索琴彈了一曲《廣陵散》，然後慨嘆「《廣陵散》於今絕矣」就刑，時年四十歲，年當魏景元三年（262）。但《廣陵散》絕，嵇康未絕，雖百代以下猶自有人望風追懷。

曹植的自然生命也不長，只活了41歲，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232）便悒鬱而終了。但他的文學生命很長，不僅響震於當世，高標逸韻穩居建安文人之首，而且輝耀于千秋，成為中國古代文學長廊里最卓越的詩人之一。以曹丕當上皇帝那年（220）劃界，曹植的生活和創作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一時期大致與曹丕相仿，貴公子「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自娛自樂，自由自在。大同當中不時流露出小異，一是如《贈徐幹》所寫的「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宣洩出了對於沉溺優裕生活，難以展示才華建功立業的苦悶。二是如《送應氏》所寫的「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生親，氣結不能言」，對於洛陽曆經董卓之亂后近20年未得恢復，滿目荒蕪，產生了無限感慨。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成為魏文帝，兄弟關係從茲變成君臣關係，政治上爭權淪為失敗者的曹植從茲屢被貶爵徙封，極為失意。太和元年（227）曹叡即位后，這樣的處境仍未改變，使他鬱悶、憤激終身。憤怒原本就有助於出詩人，何況他「柔情麗質，不減文章，而肝腸氣骨，時有塊壘處，似為過之」（鍾惺評語，見《古詩歸》），後期詩文便充溢著渴望自由、反抗迫害、蔑視庸俗的思想情蘊，以及懷才不遇的憤懣情俗，一時無人可以企及。

《典論·論文》的特出貢獻主要有四點。第一點，曹丕明確地提出，「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文學是否真的那麼了不起，姑且不管它。然而，把文學從先秦兩漢一以貫之的六經附庸地位切割出來，肯定它的獨立性、崇高性和不朽性，無論如何是破天荒的，解放性的，言了前人之未能言和未敢言。第二點，曹丕對不同文體的不同形式要求作出了點畫：「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儘管涉及的文體並非都屬文學，但這種區分畢竟呼應了文學的獨立性，揭示了文體的差異性，為文學未來的演進和發展指出了新方向。第三點，曹丕首倡了「文氣」之說，主張「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所謂的「文氣」，就是創作主體個人才情性格見諸作品的個性顯示。文學個性是文學自由的精魂所在，無論曹丕的說法如何粗礪，他終究是率先強調了重視文學個性，這一貢獻絲毫不亞於上述兩點，甚或有所過之。第四點，他不僅一般性地批評了「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輕」現象，而且具體性地點評了「建安七子」的長短優劣，並且相當精當。這是積read.99csw.com極的文學批評，也是自由的文學批評，他算作了一次示範。建安文學的實踐證明，積極而自由的文學批評與積極而自由的文學創作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兩輪齊動或兩翼齊飛才能促進積極而自由的文學大業。

鍾嶸《詩品》曾說，曹植的五言詩「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譽為「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這樣的類比毋寧有點過頭，但曹植的詩歌佳作如《箜篌引》、《怨歌行》、《名都篇》、《美女篇》、《白馬篇》、《吁嗟篇》、《棄婦篇》、《贈丁儀》、《贈白馬王彪》、《野田黃雀行》、《雜詩》、《七哀詩》等等，的確與《國風》異世同律，使時人攀仰莫及。諸如詩中「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志氣，「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的怨氣，「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的怒氣，「糜滅豈不痛，願與株荄連」的鬱氣，無不宣洩塊壘，透見肝腸。而「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之類，語言之華采，音節之鏗鏘，篇章之宏肆，形象之奇警，果真如張戒所贊「金聲而玉振之，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見《歲寒堂詩話》）。從屈原至陶潛七百余年間，若論創作個性之鮮明，主體自由之張揚，可以說曹植獨步，三人各是一座高峰。

文學在治世不一定繁榮，在亂世卻可能昌盛。這是因為文學作為一種個人性、個性化的精神創造活動，固然要受特定社會歷史時期經濟、政治、道德、民俗……諸多外在因素的制約，但歸根結底，創作主體獲得的自由程度起著決定作用。以建安詩文和正始詩文為標誌的三國時期文學的飛揚蹈厲，即為亂世文學昌盛的一個樣本。

為什麼三國亂世會出現文學飛揚？按照時人耳熟能詳的文藝理論，很容易首先想到，是那個亂世的慘烈現實，給文學創作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和題材。應該說，這是毋庸置疑的。

阮籍是阮瑀的兒子。《晉書·阮籍傳》說他「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他以酣飲致醉的放縱方式，掩飾對於司馬氏的不屈從立場，對抗虛偽名教。畢生的五言詩作匯為《詠懷》八十二首，猶如他的人生隨感錄。這些隨感大多寄寓他個人對人生的憂慮和對時世的諷刺，如鍾嶸《詩品》所評的那樣，「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淵放，歸趣難求」。諸如「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之感，時見於篇什之間，憂懼禍患的情緒瞭然紙上。「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的比興意象，卻又超出了個人憂患，曲筆勾劃出苛酷危殆的時政氛圍。「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隨波紛綸客，泛泛若浮鳧」，時政令人生存維艱，這種「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狀態，尤其具有普遍意義。但他決不肯沉淪，因而還對當時那些趨炎附勢的名教者流「外厲貞素淡，戶內滅芬芳，放口從衷出，復說道義方」的表裡不一痛加諷刺。移之於散文《大人先生傳》，阮籍的憤世嫉俗之情終究難以盡抑，而假託老莊之意，對於當時主流社會那種「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誘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偽以要名……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的腐惡風氣作了無情揭露和痛快鞭撻。阮籍這種人品和文品，不僅直接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界人和文學作品，而且遺及後世。

離開了生活源泉，文學創作註定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迄今光耀文學史冊的三國作家，無一不是亂世生活的經歷者和見證人，其中不少人還是三國歷史的直接參与者和方向把持人。沒有初平元年（19九_九_藏_書0）的關東聯軍討伐董卓，曹操就寫不出《蒿里行》，如明人鍾惺所評成為「漢末實錄，真詩史也」（見《古詩歸》）。沒有「興平中（194—195），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以及後來被曹操「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董）祀」，蔡琰就寫不出《悲憤詩》二章以「感傷亂離，追懷悲憤」（見《後漢書·列女傳》）。沒有從17歲起就避亂于荊州，依附劉表15年，王粲就寫不出《登樓賦》。甚而至於，沒有與兄長曹丕之間的太子權位之爭，曹植就寫不出《吁嗟篇》和《洛神賦》。例證可謂舉不勝舉。然而，倘若把特定社會歷史時期經濟、政治、道德、民俗……諸多外在因素的制約作用過度擴張，認為能夠決定文學創作的價值品位，那就難免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將如何的尷尬和困惑。比一比蜀漢，處在同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之下，文學創作竟是榮枯兩重天，便當以人為本地作出進一步考索。

理想的追求可望不可即。較之於宋玉以及諸多漢人大賦，《洛神賦》表達的個人情懷更真切，更可觸可摸，更可思可鑒；將漢語的修辭功能和辭賦的抒情功能融合為一，發揮到極致，尤其勝過了那些前人，開通了魏晉南北朝抒情賦的勃興之路。加上詩歌的傑出成就，完全可以說，曹植政治上理想受抑，對他固然是個不願接受而又不可抗拒的人生災難，但對中國文學則是一件幸事。幸就幸在，它讓中國歷史少了一個或許會像隋煬帝加李後主似的負一流皇帝，多了一個前追屈原、后引陶潛的超一流作家。

曹魏政權經曹丕、曹叡兩代，於240年傳到第三代曹芳繼承，建元正始，爾後歷曹髦、曹奐直到魏末，文學統屬正始時期。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是被稱為「竹林七賢」的阮籍、嵇康、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以及應璩、應瑗、杜摯、何晏、左延年等人。曹芳當皇帝年僅八歲，兩個顧命大臣曹爽和司馬懿之間暗鬥明爭，持續七八年，終以嘉平元年（249）司馬懿取勝作出了結，政治上陷入曹爽幫派的何晏也在夷滅三族之列。從司馬懿到司馬師再到司馬昭，司馬氏實際掌控魏國軍政大權，一方面大肆誅除異己，另一方面又高舉名教旗幟作為政治號召，網羅人才以為己用。於是乎，文人勢所必至地發生分裂：一部分文學之士，包括「竹林七賢」當中的山濤、向秀等人，逐步改變自己的政治傾向而歸附司馬氏，成為當時的體制內作家，有的還活到西晉初年；另一部分文學之士則採取了不苟從態度，以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對抗現存的政治秩序，成為當時的體制外作家，突出代表是阮籍和嵇康。恰如《文心雕龍·才略篇》所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既承繼了一些建安文人慷慨任氣的風骨，又加入正始以降崇道文人特有的批判精神，卓然成為當世之傑。就詩文成就、影響而言，體制外作家明顯勝過體制內作家，儼然成為那一時期文學領域的最大特色。

在曹氏父子翼下，聚集了被合稱為「建安七子」的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以及繁欽、應璩、吳質、杜摯、繆襲、邯鄲惇、左延年等一班著名作家，堪稱盛極一時。他們無不「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見《文心雕龍·明詩篇》），打造成為「建安風骨」。到曹髦、曹芳當政時期，乃至於魏末晉初，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賢」自由表現形式不同，實質相似，引領著魏晉文學進入了自覺時代。

《苦寒行》和《卻東西門行》都寫軍旅生涯體驗和感受，用比興，用倒唱、順唱對襯，客觀傷時和主觀傷懷悉皆痛切徹骨，真實感人，而且具有相當濃厚的漢樂府情味。四言詩當時業已式微，曹操舊瓶裝新酒，藉以抒懷言志，也為一時之冠。如《短歌行》為爭取荀彧而read.99csw.com作，活用《詩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二句和「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四句，傾吐「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衷情，誠樸的語詞、吞吐的筆致寓入了豐沛的情愫、雄健的氣勢。《步出夏門行》第一首《觀滄海》和第四首《龜雖壽》，前者描寫其「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的所見所感，後者暢述其「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所思所願，既有「霸氣」又有「菩薩氣」（譚元春語，見《古詩歸》），可謂四言絕響。陳祚明認為「曹孟德詩如摩雲之鵰，振翮捷起，排焱煙，指霄漢，其迴翔扶搖，意取直上，不肯乍下，復高作起落之勢」（《採薇堂古詩選》），或許有過譽之嫌。不過無論怎麼說，曹操以其積極趨時進取的自由心態從事詩歌創作，的確開了建安詩風。

從東漢末年開始，一直到西晉滅吳實現短暫統一，百余年間的政治腐敗和戰亂頻仍，直接導致了民生凋殘、經濟危殆、道德磽薄和風俗變異，不折不扣是個亂世。但在這個亂世中，就像軍事領域的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彰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而響震古今一樣，文學領域的建安詩文和正始詩文，也以詩歌、駢文、辭賦、評論的同步昌盛彪炳史冊。詩歌承續漢樂府民歌風韻，開闢出了文人五言體詩新階段，五言體詩取代兩漢辭賦而成為文壇主導形式，四言體詩、七言體詩、雜言體詩亦頗不俗。駢文同樣承接東漢的排偶辭句、敷設辭藻、講求聲律、運用典故之風，更講求內容充實，形式鮮活，為南北朝趨於極致鋪墊了道路。辭賦成就雖然不及詩歌大，卻追蹤著東漢班固《竹扇賦》、班昭《針縷賦》、張衡《溫泉賦》開啟的小品時尚，致力於短小抒情，從而突破了兩漢大賦定勢，引領出六朝抒情小賦。評論的代表作為曹丕《典論·論文》，輔翼之作還有他和曹植、吳質、楊修等人批評當時作家、作品的一些書信，標志著文人專門性的文學評論的開端，對詩文創作振翅飛揚起到了激勵作用。這一切，在秦始皇一統天下那樣的治世，甚至在清康、雍、乾三代那樣的盛世，都未曾出現過。

較之於曹魏陣營，另兩個陣營的文學就顯得不景氣，或許都與最高統治者的不愛好、不重視、不提倡，以及治理的嚴法峻急密切相關。如蜀漢，諸葛亮個人如其本傳所說，「言教書奏多可觀」，前、后《出師表》歷來也被視作文學性散文而入史入選，可見並不乏文學才華。然而綜觀其一生，他並沒有像曹操那樣，在軍政主業之餘也搞點文學輔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反過來就是上無所好，下必忌焉。在漫長的封建專制集權社會裡，這條潛規則的正、反兩個方面都成立，並且普遍存在。儘管《三國志》並未提到諸葛亮如何對待文學，但在他和他的指定接班人治下，蜀漢政權是三國中唯一沒有官修史書的施政實體，多少折射出了意識形態控制相當嚴；修史尚不準，個人自由度高的文學創作，自然難具備不可或缺的生態環境。再加上用法苛嚴，彭羕、來敏等都因言論不節獲罪，那麼，出現秦始皇獨裁時期那種無文狀態，也就勢在必然，毫不足怪了。非無人也，是不能也，主體、客體相依相成，文學的自由發展畢竟需要起碼的自由空間。以孫吳為例，與正始文學相對應的時期沒有出現傳聞後世的作家、作品，並非由於吳下無人，而是因為從孫權到孫皓，為政者們沒有提供那樣的自由空間。陸遜之孫、陸抗之子陸機和陸雲，吳滅前已經投身社會，繼父領兵，在文學上卻沒有能一騁驥足。吳亡后九年，晉太康十年（289）兄弟二人聯袂北上進入洛陽，文才立即傾動京師，引出「二陸入洛，三張（張華、張載、張協）減價」之說。陸機還與潘岳並稱「潘陸」，儼然一時之秀，成就和影響僅次於左思。前後對比，反差強烈，該給人多少深長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