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笑了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又反過來嘲笑在農村開展武裝鬥爭的中國共產黨人。

產生重大影響的是宣言第一條：「……孫中山博土認為，共產主義秩序，乃至蘇菲（維）埃制度不能實際上引進中國，因為在這裏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產主義或蘇菲（維）埃制度的條件。越飛先生完全同意這一看法，並且進一步認為，中國當前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是實現國家統一和充分的民族獨立。」

列寧把這個稱呼當做一種稱讚接受下來。當時，一個叫做羅森費爾德的年輕布爾什維克立即選用「加米涅夫」——俄語「石頭一般的」作為自己的化名；不久，另一個叫做朱加施維里的年輕布爾什維克選用了一個更加堅硬的名字：「斯大林」——俄語的意思是「鋼」。

該年10月5日，毛澤東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第二部分專門談「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原因」。

國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進行了干預：停發中共中央的活動經費。

誰從蒙古出兵，孫中山沒有說，蔣介石也不明談，卻顯然是指望托洛茨基領導的紅軍。曾經設想過派遣騎兵軍橫穿阿富汗到印度去發動革命的托洛茨基，為什麼不能率領軍隊穿過蒙古進入中國呢？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華不久，在與當時主持上海小組工作的李漢俊、李達會晤時，表示共產國際將給予經濟援助，但必須先交出工作計劃和預算。李漢俊和李達當場表示：共產國際如果支援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支配。否則，我們並不期望依靠共產國際的津貼來開展工作。

1920年5月，李大釗認為自己和陳獨秀都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不深刻，對於俄國情況知道的也少，因此主張「此時首先應該談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陳獨秀的想法則不同。他說「我們不必做中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我們只要做邊學邊乾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

大批領導人的被害，曾使中國共產黨處境艱難。

李立三單刀直入，大段大段闡發自己的觀點，其中不乏率直批評國民黨的言論；毛澤東則主要以孫先生的說法為依據，論證自己的觀點。

結果吳佩孚在中東路問題和外蒙古問題上毫不鬆口。越飛在北京半年，工作毫無進展。於是他重點轉向發展與南方政府的關係，實行以南壓北的方針。

加里寧多次被捕流放。捷爾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奧爾忠尼啟則多次被捕流放。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斯維爾德洛夫先後被關押和監禁達12年之久。

找到五條結論，蔣介石說紅色政權的根源在於「赤色帝國主義者之毒計」。

為什麼偏偏在中國就有這種可能？

孫中山對中國革命走向的估計判斷，集中體現於1923年初的《孫文越飛宣言》。

相形之下，蘇俄及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就十分有限了。中國共產黨人接受這一援助與國民黨比較起來，也謹慎得多了。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門。

蔣介石也是頗善雄辯之人。

1924年1月21日，列寧去世。悲痛的日子到來之時，斯大林首先辦的事是口授一封電報：「轉告托洛茨基同志。1月21日6時50分，列寧同志猝然逝世。死亡系由呼吸中樞麻痹所引起。斯大林。」

蔣介石用屠刀在中國造成的白色恐怖，可謂是全世界頂尖的白色恐怖。

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這裏陷入了兩難。

日本政府則認為莫斯科同張學良達成了「攻防同盟」，張學良是蘇俄工具。蘇俄才是事變真正的後台。東京《每日新聞》發表社論：「中國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條件下與張妥協，日本決強硬反對。」

比較起來，黨的經費自籌數額實際不足千分之三。所以，儘管這一數量遠遠少於國民黨接受的數量，但必須承認，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斯大林所謂「有人說，中國共產黨人應當退出國民黨」的這個「有人」，是指托洛茨基。

為什麼後半生居住的中南海與故宮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宮城牆，卻不願去裡邊走走？

對蔣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極其憤怒。1927年5月在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起草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斯大林斬釘截鐵地說：「現在是開始行動的時候了。必須懲辦那些壞蛋。如果國民黨人不學會做革命的雅各賓黨人，那麼他們是會被人民和革命所拋棄的。」

托洛茨基認為只有在大革命還沒有徹底失敗以前，提出蘇維埃口號才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形勢處於高潮時沒有組織蘇維埃，大革命失敗后，革命形勢處於低潮卻提出組織蘇維埃的口號，一切都太遲了。因為無產階級現在只能進行秘密活動，而秘密活動是無法組織蘇維埃的。尤其在失去了城市工人階級的力量、只有轉入農村的時候，蘇維埃更不可能在農村得到實現。

他們的生命都沒有超過一個世紀。但他們的故事和他們的歷史卻要被後人用不盡的觀點，一個世紀一個世紀地描述下去。

所以又有了宣言的第三條、第四條：雙方認為要以諒解的態度解決中東路糾紛，以雙方實際之利益與權利解決現行鐵路管理法；蘇俄聲明無意使外蒙古與中國分立，孫中山表示蘇俄紅軍不必立時由外蒙古撤退。

胡漢民的觀點對孫中山影響很大。後來孫中山採納有條件聯共的主張，不同意實行黨外合作，堅持讓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漢民。孫中山認為最理想的，是先用共產黨人的力量改造國民黨，再用國民黨人的紀律約束共產黨。

相較之下，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黨人是有幸的。

警衛拔槍反擊之際，會場大亂。代表們湧向門口逃生，腿腳不便的張靜江被擁倒在地。

為什麼最終沒能在天安門前另搞一個矮檯子？

1927年4月收到中共中央報告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的消息后，斯大林的第一個反應，是立即回電詢問蔣身邊的蘇聯顧問鮑羅廷「是否屬實」？是否可以「對蔣介石作出某些讓步以保持統一和不讓他完全倒向帝國主義者一邊」？

布爾什維克黨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曾自稱為「一切都預先看到的」政治家，卻不能預見自己最後以「投靠法西斯」的罪名，被斯大林處死。汪精衛這位辛亥革命前的著名刺客，也不能預料到自己在抗日戰爭前終於被刺。

從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馮玉祥的國民軍得到了俄式步槍38828支，日式步槍17029支，德國子彈1200萬發，7.6毫米口徑步槍子彈4620萬發，大炮48門，山炮12門，手榴彈1萬多枚，附帶子彈的機槍230挺，迫擊炮18門，以及大量藥品等。

後來雖然沒有採取這種極端措施，但還是通過召開中央全會討論對共產黨的彈劾案這一方式，壓迫和警告了陳獨秀。

陳獨秀原來估計，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獄后才知道，馬林為了營救他們幾人，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多力，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方才順利結案。

當時的情況的確尷尬。莫斯科正在籌備五一節遊行，剛剛製成一個蔣介石的大型模擬像；斯大林也剛把一張親筆簽名的相片寄給蔣介石。

托洛茨基反對在中國先進行民主革命，否認統一戰線，否認農民的革命性和農村根據地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人依靠農村根據地能夠奪取政權。

到中國之初也沒有想到。1922年8月19日，越飛在北京還給吳佩孚寫了一封信，說吳將軍「給莫斯科留下了特別好的印象」，提議密切雙方合作。

陳獨秀之後，第二個想獨立自主大幹一番的是李立三。

歷史的冷峻，又在於它總把假設永遠置於假設。

尖銳的托洛茨基和圓滑的季諾維也夫是失敗者。1926年10月，二人被開除出政治局。一個月後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季諾維也夫又被解除共產國際主席職務。以布哈林出任第一書記的共產國際，從組織上確立了斯大林對共產國際和世界革命的領導地位。

正因如此，更可見毛澤東道路的可貴。

他說，俄國是世界革命的基地，應該幫助中國完成革命；在德國和中國革命勝利之後，俄、德、中三國結盟，開展對全世界資本主義的鬥爭；「靠德國人民的科學實力，中國的革命成功，俄國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俄國的農產品，我們就不難完成世界革命，我們就能消滅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制度」。

天安門的中心又是什麼呢？

於是，共產黨組織所以屢禁不止，紅色政權所以屢撲不滅，根子就全在蘇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便不過是一場「雇傭革命」了。

據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產國際的報告，從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國際協款16655元。因黨員人數不多，全黨還保持人均年支出40元至50元的比例；但隨著1925年以後黨員人數大幅度增長，國際所提供的費用遠遠跟不上這一增長速度了。全黨人均支出由最初的平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4元。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援助主要都轉到了國民黨方面。

面對蔣介石等待指教的殷切盼望，托洛茨基裝作對中國問題不甚了解。他對蔣說，他難以給代表團出什麼主意。他不大相信中國能夠接受社會主義革命。至於如何支援中國革命，他還未考慮好。

邵力子發言不長，但這句話留給斯大林的印象非常深刻。

托洛茨基雖然很尖銳，但也很左。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達到7次之多。

紅色根據地和農村革命政權的廣泛建立，在政治上開闢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獨特的理論領域，軍事上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的武裝力量——工農紅軍，經濟上也擺脫了對共產國際的依賴。「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紅色政權政治動員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濟獨立的基礎。

張國燾則採取另一態度。他是最先認為應該接受國際經濟援助的中共早期領導人，並以很快的速度向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報告，還有每月約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計劃和經費預算。

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出現轉機是因為他的被捕。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在內外干擾中取得輝煌的成功？

不是列寧不想。不是胡志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羅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沒有那種可能。

汪精衛的死對頭蔣介石則有另一種理論。

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在蘇聯引起了激烈爭論。

蔣介石數十年慘淡經營，竭力奮鬥，被僅僅歸結為「運氣」二字，克羅澤過於輕率。

何應欽說，赤色帝國主義「用種種方法豢養它的走狗以為姦細，同時也想利用它走狗的力量去威脅歐美，得到它外交上的勝利，所以它不惜以中國為犧牲。我們知道我國歷史上的流寇也有許多，但是與現在不同的，就是現在的赤匪是有國際背景的，挾有經濟的後援，有組織的指揮與訓練，所以更加猖獗了」。

孫中山的不信，一半出於對三民主義的信念，一半出於對當時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擔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蘇菲（維）埃制度不能實際上引進中國」；「在這裏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產主義或蘇菲（維）埃制度的條件」。

人人想破解這道近代中國之謎。

斯大林忘記了，當最初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要求建立武裝的時候，他是如何不以為然，而把援助的武器都給了國民黨。

如果不能消化呢？

斯大林忘記了，1927年5月13日他還公開說：「在目前用新的軍隊，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暫時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它。」5月30日，又對中共中央發出「緊急指示」（即著名的「五月指示」），「立即開始建立由共產黨員和工農組成的、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八個師或十個師」，「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來代替正在叛變的「現在的軍隊」，以懲辦蔣介石。但當時中國共產黨人連建立一個師的實力也沒有。

列寧稱這封信是「東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代表列寧回信：「我們的勝利就是你們的勝利，我們的失敗就是你們的失敗，為了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在這偉大的鬥爭中團結起來。」

也應該說，馬林的建議頗含風險。雖然皆以個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產党進入到龐大的國民黨里去，怎樣保持獨立性而不被吞併？怎樣維護蓬勃的銳氣而不被官僚化、貴族化？怎樣堅持自己的主義而不變成別人的尾巴？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會因喪失原則而變成壞的機會主義戰略。

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幫助孫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

作為最具激|情、最富浪漫色彩、最有個人魅力的激進黨人，汪精衛幾乎把革命者的形象塑造到了完美無缺的地步。但事物的發展往往又在不經意中悄悄走向反面。

尤其令他萬分痛惜的是，陳炯明把他聯德、聯俄的三封密函作為繳獲物在香港公布，使海內外輿論大嘩。他心如刀絞般說：「文率同志為民國而奮鬥垂三十年，中間出生入死，失敗之數不可僂指，顧失敗之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

第一份報紙導致的第一次政見是什麼呢？

初生的中國共產黨人被蒙在鼓裡。當時沒有任何人想到要拿這份宣言去徵求他們的意見。

可惜這封信被耽誤了。孫中山沒有看到這些必然令他激動不已的話語。

這首詩引出多少憂國憂民之士的滾滾熱淚。

這是國民黨人用了幾十年的武器。

他一直把中國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國民黨和蔣介石身上。

此後，蘇俄繼續運來槍支彈藥。1925年一次運到廣州的軍火就價值56.4萬盧布。1926年又將各種軍火分四批運到廣州。

如同孫中山直到臨終也未料到紅色政權會在中國產生，斯大林也未料到中國共產黨人能夠奪取政權。

毛澤東也列出了五條原因。第一條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即軍閥混戰。

他既聯俄，又不相信中國可以走俄國人的道路。既聯共，又不相信紅色政權可以在中國建立、生存和發展。

但斯大林是不承認指導中國革命的方針有誤的。

這是一份國民黨人經常引用、共產黨人很少引用的宣言。後來出現的國共分裂及共產國際以蘇聯利益為中心干涉中國革命的傾向，都能從這份宣言的字裡行間發現陰影。

「若共產黨而有紛亂我黨之陰謀，則只有斷然絕其提攜，而一掃之於國民黨以外而已。」不注言者姓名，你敢相信這是孫中山說的嗎？

斯大林不相信農村能夠成為中國革命的基地。更不用說什麼「農村包圍城市」。

1927年2月25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暴動失敗，在華國際代表阿爾布列赫特向莫斯科報告，上海革命形勢「非常好」，「這場罷工也許是起義的信號」，但「沒有錢。急需錢。有5萬元就可以買到武器」，但莫斯科仍然用什麼也不提供的態度反對中國共產黨繼續舉行武裝暴動。

蔣介石早年赴日本留學，在給表兄的照片背後提詩一首：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

孫中山和毛澤東，中國革命歷史上最為傑出的兩位巨人，隔著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中國革命問題，後來成為聯共（布）黨內就世界革命和在一國內建成社會主義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爭論的焦點。自1925年以後，斯大林、布哈林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在這一問題上產生了尖銳的分歧。

加米涅夫被判處終身流放。

應該注意一下胡漢民。他的論點十分奇特：「無政府主義者九*九*藏*書離我們比較共產黨員更要遠些，對待無政府主義者尚且如此，容納共產黨員人黨有什麼可怕的呢？」

下台後個人反省期間，陳獨秀經常念叨的一句話就是：「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

事變第三天，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他們認為張學良是日本特務，事變乃日本陰謀主使。

自殺前的越飛，卻來不及留下片言隻語。

的確，是他最先提出要警惕蔣介石，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后又立即提出要警惕武漢的汪精衛，這些無疑是難能可貴的。但他又認為中國革命不應分為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他宣稱，中國革命如果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革命，就不可能勝利。中國革命的主要目標是帝國主義。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又有著共同的利益。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也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於是任何一種統一戰線都是不可能的。

陳獨秀就主張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對包惠僧說：「革命是我們自己的事，有人幫助固然好，沒有人幫助我們還是要干，靠別人拿錢來革命是要不得的。」

他要新鮮血液救活國民黨，但不是要新鮮血液取代國民黨。篤信三民主義、篤信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孫中山，不想看到國民黨外又出現一支政治力量。不想有任何力量與國民黨分庭抗禮。

靜悄悄的圖書館內，靠角落那個書架上，有本如秋葉般枯黃脆裂的書，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重慶初版。翻到第195頁，可以見一篇寫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記：……凌晨五時半，床上運動畢，正在披衣，忽聞行轅大門前有槍聲，立命侍衛往視，未歸報，而第二槍發；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後槍聲連續不止……

即便如此，陳獨秀也不肯鬆口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

三大政策中最無問題的就是聯俄。

但最先聽見這聲炮響的中國人既不是孫中山也不是毛澤東，而是北洋政府的駐俄公使劉鏡人。

孫中山永遠不會知道，那些「與吾黨爭衡」的「此等少年」，即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對他也沒有「亦必棄之」，而是年年在天安門廣場安放他的巨幅肖像。甚至在馬、恩、列、斯的肖像不出現以後，他的肖像仍然一如既往。孫中山也永遠不會知道，他親手設計的中山裝，後來成為新中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領袖人物的長期標準著裝。

18歲時，毛澤東知道了孫中山。

這算唯一的特例。

孫中山提出了進一步的建議。據維經斯基記述，孫中山直截了當地說，廣州的地理位置無法與俄國建立直接聯繫，應該在海參崴或滿洲里建立一個可以互相聯繫的大功率電台。

次日，劉鏡人再發一報：「廣義派聯合兵、工反抗政府，經新組之革命軍事會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經該會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奪國庫，占車站……現城內各機關盡歸革黨掌握，民間尚無騷擾情事。」

但在承認「各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之後，僵局不可能持久。

孫中山、汪精衛巧妙地回答：「關於國民黨和黃埔軍校接受經費的問題，這要有書面材料才能成立。記者君請拿出真憑實據來證明關於接受蘇維埃資助的責難吧。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那麼他不僅負有道義上的責任，而且還負有法律上的責任。」

全世界沒有哪一本百科全書能夠詮釋這個問題。

他太自信了。自信地以為列寧之後，只有他自己手中握有真理。

第二，在中國工業中心組織蘇維埃現在還不是迫切的任務。

最常用的武器卻缺乏最基本的常識。

此外，還派遣了相當數量的軍事顧問。馮玉祥回憶說，顧問組中「步騎炮工各項專門人才皆備」。蘇聯顧問幫助國民軍新建了一些兵工修理廠，生產彈藥，培養技|師；按照蘇俄的圖紙，還製造出第一批裝甲車。

聯俄大家都無問題，因為不論在道義、在財政還是在武器、在顧問上，都需要蘇俄提供強有力的支援。爭論的焦點在聯共。

孫中山和越飛，一個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一個是蘇聯政府同時也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兩人皆不認為中國存在馬列主義生存發展的土壤；皆認為中國不存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條件。

共產國際的援助給早期毫無經濟來源的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巨大幫助。但又正是通過有限的援助形成的對共產國際的依賴關係，給中國共產黨人造成了相當的損害。

在今天一段我們基本不引用的批語中孫中山說，先前共產黨人「所以竭力排擠而疵毀吾黨者，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乃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學問經驗之人，不為此等少年所愚，且窺破彼等伎倆，於是大不以彼為然，故為我糾正之」。看來，馬林與孫中山的談話和所提的建議都被孫中山認為是「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學問經驗之人，不為此等少年所愚」、「故為我糾正之」的表現。所以他對鄧澤如等人表示，共產黨人「既參加吾黨，自應與吾黨一致動作；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第一次國共合作，就在這種複雜的心理因素和組織因素之下開始。

對國民黨和蔣介石懷抱如此希望的斯大林，又是怎樣看待中國共產黨人的呢？

李立三犯了大忌。

1926年3月，馮玉祥下野后訪問蘇聯，又簽訂了約1100萬盧布的軍火貸款協議；並派烏斯曼諾夫（桑古爾斯基）為馮玉祥的軍事總顧問，幫助他指揮國民軍作戰。

雖然只承認「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有經濟聯繫的組織」，用中共中央的下設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繞了個彎，緩和了陳獨秀一直堅持「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國際的經濟援助」的觀點，但從此，中國共產黨還是接受了共產國際的領導和經濟的支援。

他將這句話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清明節。

別的地方看不見毛澤東了，天安門能夠看見毛澤東。有天安門在，就有毛澤東在。

後來指中國共產黨「是有國際的背景，挾有經濟的後援，有組織的指揮與訓練」的蔣介石，當初在這方面也有頗為精彩的論述。

凡此非常時期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無人是飯桶。

這是那種極其難以被抹殺的歷史地位。

1931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18年，毛澤東就在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而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之前，星羅棋布的紅色政權已經在白色政權周圍頑強存在，並有效地履行一個政權的全部職能了。

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倖免——例如陳賡，黃埔軍東征時救過蔣的性命，殺掉他名聲不好，捕獲以後也只有勉強放走。那是1925年10月第二次東征期間，第三師在華陽附近被圍，情況危急。蔣命第四團連長陳賡去傳令：不許撤退。幾個月前蔣介石與廖仲愷曾共同簽署連坐法令，規定「如一班同退，只殺班長。一排同退，只殺排長。一連同退，只殺連長。一營同退，只殺營長。一團同退，只殺團長。一師同退，只殺師長」。但第三師在敵人的壓迫下已處在全線動搖之中，連想殺的人都找不著。兵敗如山倒之時，蔣還站在那裡大聲叫喊，陳賡見狀上去背起蔣就跑，一直跑至河邊上船擺渡過去，方才脫險。蔣後來感慨道：「幸仗總理在天之靈，出奇制勝，轉危為安。」話雖這麼說，卻也知道是陳賡實實在在救了他一命。1933年3月陳賡在上海被捕，蔣聞訊，立即命令將陳賡帶到南昌，他要親自勸降。據說那天陳賡聞蔣進屋，隨手舉報紙遮臉，不見。蔣見陳賡正在看報，便繞到左側，陳賡復舉報紙轉到左側；蔣轉到右側，陳賡又舉報紙隨著轉到右側。蔣無奈，只有苦笑離去。一個月後，蔣讓人「陪伴」陳賡外出自由活動，同意隨他走脫。

不知為何，托洛茨基第一次見革命紅人蔣介石，就充滿戒心。

頗像一部拙劣的驚險小說的開頭。可以想見，當年寫到這裏，握筆的手定在不住顫抖。接著往下寫：……出登後山，經飛虹橋至東側後門，門扃，倉促不得鑰，乃越牆而出。此牆離地僅丈許，不難跨越；但牆外下臨深溝，昏暗中不覺失足，著地后疼痛不能行。約三分鐘后，勉強起行，不數十步，至一小廟，有衛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東隅並無山徑，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東行進，山巔陡絕，攀緣摸索而上……

陳獨秀的這些話當時看偏激，後來看尖銳，今天看深刻。偉大的民主先行者並不等於共產主義者。孫中山最終的目標是三民主義的中國，不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中國。今天我們很多作品把這位國民黨總理描寫成幾乎是共產黨的一員，實在是對歷史的曲解。孫中山對紅色政權後來怎樣在中國產生、發展和遍及整個大地，無從知道。他1925年3月病逝于北京。共同簽署了《孫文越飛宣言》的越飛也無從知道了。他與孫中山達成聯合宣言后便赴日本，回國后受託洛茨基問題的牽連，1927年11月16日自殺身亡。

維經斯基1920年3月來華，後來有人認為他是來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但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報告說，他的首要任務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首先要考慮的是蘇俄在遠東的安全，在這個基礎上才考慮如何聯合中國的革命力量、支援中國革命。

國民黨「一大」選出中央監察委員5人：鄧澤如、吳稚暉、李石曾、張繼、謝持；候補中央監察委員5人：蔡元培、許崇智、劉震寰、樊鍾秀、楊庶堪。

孫中山認為，這是列寧給他傳遞過來的聲音。

孫中山認為「共產主義秩序，乃至蘇菲（維）埃制度不能實際上引進中國，因為在這裏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產主義或蘇菲（維）埃制度的條件」；斯大林也不相信，離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能夠獨立存在；不相信中國共產黨能夠獨立完成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任務。

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的布哈林，更是通過6個「如果」、而且在每一個「如果」下面都加上著重號，把指導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都歸結給中國共產黨人。他說：「如果共產國際的指示得到貫徹，如果土地革命沒有受到阻撓，如果武裝工農的工作大力進行，如果忠誠的軍隊團結一致，如果明確的、為群眾所理解的政策得到實施，如果關於國民黨民主化的指示正確執行了，那麼武漢的形勢就不至於如此危急了。」

就如毛澤東當初分不清孫中山與康有為、梁啟超的區別一樣，孫中山也分不清馬克思、恩格斯與考茨基、伯恩斯坦的區別。1905年初，他專程前往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第二國際書記處，要求接納他為「黨的成員」。他見到了第二國際主席王德威爾得和書記處書記胡斯曼，向他們說明「中國社會主義者的目標和綱領」。面對這兩位泰斗，孫中山大胆預言：中國將從中世紀的生產方式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階段，而工人不必經受被資本家剝削的痛苦。

孫夫人宋慶齡問他，為何需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回答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當然，名稱並不能說明實質。例如那個加米涅夫，後來在革命中的表現並不像石頭那樣堅硬和頑強；倒是斯大林本人，以自己鋼鐵般的手腕和鋼鐵般的意志，給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政治烙下了一個永久的印痕。從近年來俄羅斯陸續公布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檔案資料來看，1923年至1927年期間，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聯共中央政治局共召開了122次會議，作出了738個決定，事無巨細地指導中國大革命的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

1912年4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在一篇臨別演說詞中說，西方國家雖然富足，「但這些國家國內貧富間的懸殊仍極明顯，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動著這些國家的國民。如果不進行社會革命，則大多數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樂和幸福。現在所謂幸福只是少數幾個資本家才能享受的。」

國民黨「一大」通過的黨章，卻專門設了第十一章《紀律》。孫中山、胡漢民在會上特彆強調了紀律的重要。胡漢民專門作了說明：「嗣後黨中遇有黨員破壞紀律，或違背主義，當加以最嚴厲之制裁。」

1917年11月7日，劉鏡人給國內發回一封電報：「近俄內爭益烈，廣義派勢力益漲，要求操政權，主和議，並以暴動相挾制。政府力弱，鎮壓為難，恐變在旦夕。」

托洛茨基則認為，大革命失敗後去農村搞蘇維埃運動既不可能，也為時過晚。

孫中山知道毛澤東嗎？

被停發了經費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

小人物孫中山熱衷於社會主義。變成大人物，就認為中國不能搞社會主義了。倒不是因為曾經被第二國際拒之門外，他認為他的三民主義更符合中國國情。

1926年12月11日第二次東征大捷后，他在汕頭總指揮部宴請蘇俄顧問時講：「現在有人說，我們中國革命黨受俄國人的指揮，在他說話人的用意，以為這句話就是可以誣衊我們革命黨的一個最好的材料。我以為做這樣想的人，就好的一方面說，充其量，不過是一個19世紀以前知道國家主義的民族英雄而已，他並不明白現在是一個什麼時代。我們要曉得這種褊狹的思想，在數十年以前閉關時代來說，還可算是一個愛國的英雄，但是現在20世紀就不行了。因為現在中國問題，幾乎就是世界問題，若不具備世界眼光，閉了門來革命，不聯合世界革命黨，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那麼，革命成功的路徑，恰同南轅北轍，決無成功的希望。」

年年月月，不論白天還是黑夜，畫像上，毛澤東那雙睿智的眼睛通過面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廣場，注視著新中國的人民。幾乎所有中國人和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把天安門和毛澤東緊緊聯繫在了一起。

蔣介石標榜的黃埔建軍本錢卻來自蘇俄。正是有了蘇俄資助的200萬盧布作為開辦經費，加上提供的大批槍械，才使國民黨獲得了建軍的基礎。

事到臨頭，要求共產黨人立即擁有一支強大武裝與國民黨對抗，為時晚矣。

蘇俄在中國最早看好的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斯大林在中國最早看好的是蔣介石而不是毛澤東。托洛茨基的警告與斯大林「擠檸檬」。陳獨秀也須看共產國際臉色。蔣介石的悲劇在於與毛澤東同時代。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過兩次。

事變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大多數人的意見是審蔣、除蔣。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電，14日紅軍將領致張學良、楊虎城電，15日紅軍將領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都是這個態度。

孫中山的主要興趣在第一條。這是越飛的讓步。

黃埔軍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齡記述，軍校開辦前，孫中山批了300支粵造毛瑟槍給軍校。但是當時的兵工廠一心巴結軍閥，不以軍校為重，結果開學時僅僅發下30支，勉強夠衛兵用，廖仲愷反覆交涉也無濟於事。正在此時，蘇聯援助槍械的船隻到岸，一下運來8000支步槍，全帶刺刀，每支槍配有500發子彈，還有10支手槍，全體學員歡呼雀躍九-九-藏-書。王柏齡回憶說，當時，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長官以至於學生，無不興高采烈」，「今後我們不愁了，革命有本錢了」。

和共產黨苦鬥8年，最後就差了兩個星期。8年共2920天。兩個星期為14天。8年與兩個星期之比，為1000：4.7。所謂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里。

這是毛澤東有生以來看到的第一份報紙。「我是如此地激動，以至於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的牆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

廖仲愷則贊成聯俄聯共，認為既聯俄，就必須聯共；胡漢民介於汪、廖之間。

風吹日蝕，湘鄉駐省中學校園牆上，一個來自韶山的18歲青年寫的那篇東西早已無蹤無影。幸虧還有個冒險闖進陝北的斯諾，通過他，毛澤東能夠把那篇政見的內容留下來：「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須把孫中山從日本召回，擔任新政府的總統，由康有為任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比駐俄公使劉鏡人的電報晚三天，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國日報》出現大號標題：「美克齊美（Maximalist 音譯，過激黨之意）佔據都城」。這是中國最早報道十月革命的報紙。孫中山看完報后，立即通過中間媒介給列寧一信，代表國民黨向布爾什維克黨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人團結在一起，共同鬥爭。

末了，孫、汪通過進一步補充，也給自己留了後路：世界上也找不到一個政黨或學校會反對接受別人的資助。因此，即使證明國民黨或上述學校從其他來源獲得財政支持，那在道義上也不是什麼不光彩的事。為什麼記者君一定要對我們的動機提出異議呢？

可見蘇俄對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援助之巨大。

1923年1月17日，越飛以養病為名赴上海。在滬十天之內，幾乎每天都同孫中山或孫中山的代表張繼接觸。1月26日，《孫文越飛宣言》公開發表。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送來了組織指導，甚至送來部分經費。但沒有送來武裝割據，沒有送來農村包圍城市，沒有送來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1924年，孫中山、汪精衛在一次答《順天時報》記者問中，面對記者提問：「為什麼國民黨接受俄國布爾什維克每月五千金盧布資助？」「為什麼廣州軍事學校靠俄羅斯蘇維埃政府的經費維持？」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訪問蘇聯，與斯大林會見。周圍人沒有想到毛澤東第一句話竟然是：「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獨立自主帶來的艱難曲折溢於言表。斯大林的回答是：「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這是一般公理。」這位以「鋼鐵」命名並且深刻改變了20世紀世界政治進程的歷史巨人在勝利的中國革命面前，十分坦然地承認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後來陳獨秀到廣州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廣州有人在報上罵他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在這種壓力下，陳更堅決主張不要別人的錢，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於人。

近代中國恐怕沒有哪一個比蔣介石更加具備這些要求了。就江山改姓、王朝更迭來說，普天之下，也只有姓蔣。

歷來偏愛冒險決策的托洛茨基這一次卻分外清醒理智。他說明，蘇聯出兵直接援助孫中山的軍隊是不可能的。此前他已經說過，只要孫中山專事軍務，那麼在中國工、農、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的眼中就會像北方的張作霖和吳佩孚一樣，不過是又一個軍閥；那樣，革命運動不可能勝利。

本著這種立場，陳獨秀與馬林談成僵局。包惠僧回憶：「馬林按照第三國際當時的體制，認為第三國際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針、計劃應在第三國際的統一領導之下進行。」

他較早認識了蔣介石。

孫中山聯俄決心異常堅定，來源於他一生經歷的無數次失敗。先敗於他認準的敵人清朝政府、袁世凱及北洋軍閥；后敗於他以為的友人英、美、日政府及國內官僚政客；到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竟開始敗於跟隨他十余年的部屬了。

但陳獨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評了張國燾。他說，這麼做等於雇傭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所有黨員都應該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要堅持的立場。

孫中山決心「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了，但並非不存在問題。

蔣介石在五條原因中，認為「赤色帝國主義者之毒計」是根本的一條。

馬林的建議遭到陳獨秀拒絕後，便動用了組織的力量。共產國際從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作出一系列命令、決議和指示，批准馬林的建議，要求中國共產黨執行，並令中共中央與馬林「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

為此國民黨也曾面臨「盧布黨」的指責。

對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各大報紛紛登載，鬧得滿城風雨。李達通報各地的組織派人到上海來，設法營救，並電請孫中山先生幫忙；孫中山立即打電報給上海法租界的領事，要求通融。

不管毛澤東的主觀意志如何，風風雨雨中的無數次遊行、慶典和檢閱，把他和天安門融為了一體。

1930年蔣馮閻大戰，李立三認為國民黨的統治正在崩潰，中國革命必將發展為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於是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時，應在政治上立即發表宣言，與中國蘇維埃政權聯合，承認蒙古是中國蘇維埃聯邦之一，緊接著大批出兵中國北方」，「西伯利亞十萬中國工人迅速武裝起來，加緊政治教育，準備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作戰，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在這一暴動藍圖中，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產國際只是執行這一計劃的配角。

這就是國民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

首先是陳獨秀。

聯共（布）黨史的一個悲劇在於，從敵方那裡，才能重獲從己方失去的公正。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中央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在大會剛剛開幕、在全體中央委員攝影完畢之際，身穿西裝、外罩大衣的南京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突然跨出人群，掏出手槍，向站在第一排正中的汪精衛連開三槍。

後來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東歐社會主義政權，基本都是掃蕩法西斯德軍的蘇聯紅軍幫助建立的。當蘇聯的支持——特別是以武裝干涉為代表的軍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牆便像一個廉價的冰淇淋那樣融化掉了。

國民黨組織鬆散，歷史上從來沒有專設監察機構。同盟會的司法部，中華革命黨的司法院、監察院，都未真正行使過職權。其實際職能僅是「贊助總理及所在地支部長進行黨事之責」。1912年組建國民黨時，連司法、監察的條文也未羅列。

據陳獨秀統計，建黨初期黨的經費約94%來自共產國際，黨又將其中的60%用於工人運動。顯然，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能夠很快在工人運動中發揮重要領導作用，同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幫助分不開，也同中共將其絕大多數用於工人運動分不開。

蔣介石找過五條原因，但終生也沒有弄明白。克羅澤把所有原因歸結為一個最終的「運氣」，也沒有替蔣弄明白。

執行紀律的操刀者，即中央監察委員會。

孫中山早年嚮往社會主義。1896年旅居倫敦時就知道了馬克思。後來他對中國最早的社會黨人江亢虎等介紹說：「有德國麥克司者，苦心孤詣，研究資本問題，垂三十年之久，著為《資本論》一書，發闡真理，不遺餘力，而無條理之學說，遂成為有統系之學理。研究社會主義者，咸知所本，不復專迎合一般粗淺激烈之言論矣。」

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蘇聯和共產國際、日本昭和軍閥集團，都在既謹慎又頑強、既堅定又游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著自己的立場，又修改著自己的立場。表白的同時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時又在表白。

這種評價的變化確實來之不易。

為什麼在中國能夠如此？

陳獨秀以為他的建議要容易實行一些。後來自己真的「邊學邊干」了，才真正體會到「做邊學邊乾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不知要難上多少倍。

起關鍵作用的還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他用重金聘請法國律師巴和承辦此案。

應該說馬林的建議頗富創見。在荷屬殖民地的解放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統一戰線經驗的馬林，看到當時中共僅是幾十個知識分子組成的小黨，與五四以後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不相適應，加上孫中山也不同意黨外聯合，因此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用國民黨在全國的組織機構和政治影響，使共產黨迅速走向工農大眾、迅速發展成長壯大起來，可以說是革命黨人戰略與策略的高度融合。

社會主義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純真的孫中山自信而又自願地以社會主義者自許，雖然他連馬克思、恩格斯與伯恩斯坦、考茨基的區別都未弄清。

應該承認，在對待蔣介石的問題上，是托洛茨基最先發出的警告。當蘇聯與共產國際領導人普遍將蔣介石當做代表中小資產階級的「雅各賓黨人」之時，托洛茨基已經在提出要警惕大資產階級、蔣介石是「波拿巴式的人物」了。

越飛的不信，則全部出自蘇聯國家利益的考慮。為了換取孫中山對中東路和外蒙古問題的承諾，以實現以孫壓吳、以南壓北。

1922年春，馬林提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的建議，陳獨秀強烈反對。他給維經斯基寫信說：「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國民黨「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人民視國民黨「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

在共產黨人表面獲得的成功之中，國民黨「一大」新設立的一個組織卻被共產黨人忽略了。或者更為準確地說，把共產黨人忽略了。

孫中山對與共產黨人的破裂並非毫無準備。他認為只有置共產黨人於國民黨領導之下，才可防止其製造階級鬥爭。而北伐軍事一旦勝利，縱使共產黨人想破壞國民革命，亦是所不能了。

越飛是老資格革命黨人，真名叫艾布拉姆·阿道夫·亞伯拉罕維奇，克里米亞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維也納編輯《真理報》，1917年十月革命時是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員的身份來華擔任全權大使，肩負兩個方向的使命：在北方，與吳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實際解決兩國間懸而未決的中東路和外蒙古問題，維護蘇維埃國家的利益。

從1926年「三二〇」中山艦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從1941年1月皖南事變到1946年6月26日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蔣介石每每突然間向中國共產黨人舉起屠刀。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難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工農群眾和其他革命人士，就達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達100萬人以上。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李啟漢、蕭楚女、鄧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張太雷、瞿秋白、惲代英、方誌敏等大批中共的優秀領導者皆被殺害。

智慧與謬誤，可能永遠就像這樣，在歷史中難解難分地交織在一起。

如果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的軍隊，沒有自己的政權，不創造出鞏固的根據地，不開闢出自己獨立的經費來源，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依存關係便無法根本改變。

斯大林和邵力子兩人都沒有想到，這條論斷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發動一次又一次武裝起義、用槍杆子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基本依據。

大會給蔣介石以熱情的歡呼。季諾維也夫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請蔣介石「向中國國民黨特別是向孫中山同志轉達共產國際熱烈的兄弟般的問候」。

不集中在最現代化的大城市，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獲得先進的思想體系，不會獲得後來眾多的領導精英；不分散到最貧困落後的邊區山區，紅色武裝便沒有充足的給養和堅韌頑強的戰士，中國共產黨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列寧被捕流放過兩次。

一些蘇聯領導人後來被冠以「十月革命的領導人之一」；「重要參加者之一」；托洛茨基從來不需要用「之一」來肯定其歷史地位。1917年9月，在決定性的日子來臨之時，他是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十月革命期間，更擔任著關鍵的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即使在電影《列寧在十月》中，人們也能看到，當「麵包會有的」瓦西里掩護列寧四處化裝躲藏之時，斯莫爾尼宮的起義組織領導沒有停頓。若要還原歷史真實，電影中在斯莫爾尼宮具體指揮武裝起義的人應該由斯大林換成托洛茨基。

邵力子是說者無意。之所以這樣講，依據的是國民黨30年搞軍事鬥爭和武裝暴動的經驗。斯大林則聽者有心。孫中山去世后的國民黨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通過北伐，正在進入最輝煌的歷史時期。斯大林用這句話來高度評價北伐革命軍本身。

共產黨人終剿不滅，是其終生不解之謎。

黨內合作本是孫中山自己的主張。所以他在批語中維護共產黨人、批評了鄧澤如等人疑神疑鬼的話。但孫中山還有另外一些批語，在我們自己編纂的史料中卻不多見了。

1936年12月12日，當中國政治包含的量變已經足夠時，所有方面便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1923年1月《孫文越飛宣言》發表，他召集核心幹部徵詢意見。

1927年5月共產國際執委第八次全會上，斯大林還說中共中央正確執行了國際的路線，大革命失敗后，他又立即指責中共中央違背國際指示，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1927年7月9日，在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他以最嚴厲的口吻指責說：「我們在中國沒有真正的共產黨，或者可以說，沒有實實在在的共產黨」，「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國民黨養活，享受著工作的自由和組織的自由，但它沒有做任何工作」，這就是「共產國際的指示未能被執行的原因所在」。

很左的托洛茨基陷入了自相矛盾。他看到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弱小，卻忘掉了與此同時中國無產階級的弱小。於是他低估了農民群眾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他的結論是：只有工人運動的高漲才有農民運動的高漲；在城市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陷入低潮情況下，紅色政權在落後的農村無法存在。

三大政策中問題最大的就是聯共。

蔣介石在中國實施最嚴厲的白色恐怖。

布爾什維克黨人用一切方法去回答挑戰。

所以，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僅出任民族人民委員。而擔任陸海軍人民委員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被人們稱作「紅軍之父」的，是托洛茨基。其肖像與列寧並排懸挂。列寧在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給代表大會的信》中，稱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

中共二大正式通過了《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

所以馬林很快從舉行中共「一大」的上海南下。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今天回過頭去看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大革命實踐，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策基本是正確的。說它正確，因為正是這一決策種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種子。而在正確前要加「基本」二字，因為它僅僅簡單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毫無疑問，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卻沒有任何具體的安排和read.99csw.com可行的措施，實際上是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人的力量與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敗的種子。

當時的孫中山還是個小人物。

蔣介石最後說：「我們希望在三五年之後，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民族革命將順利完成，很快達到這一目的之後，我們將轉入第二階段——宣傳共產主義口號。那時，對中國人民來說，將很容易實現共產主義。」

與國民黨接受的援助比較起來，相去甚遠。

因為破壞了總體建築格局，各方面都反對。

1924年10月9日，在一封寫給蔣介石關於組織革命委員會的信中，孫中山說：「而漢民、精衛二人性質俱長於調和現狀，不長於徹底解決。所以現在局面，由漢民、精衛維持調護之；若至維持不住，一旦至於崩潰，當出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今之革命委員會，則為籌備以此種手段，此固非漢民、精衛之所宜也。」

轉向了孟什維克的革命導師普列漢諾夫，反過來譏諷不放棄自己立場和觀點的布爾什維克為「堅硬的石頭」。

革命的發展，在大多數情況下要反過來淘汰革命者自身。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起初在很多方面贊同列寧，但後來又很快轉向了孟什維克。

如果不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孫中山、毛澤東的生命軌跡能夠交匯嗎？

這是最早向國內傳遞的十月革命即將發生的信息。劉鏡人例行公事，向北洋政府外交部進行情況報告，卻並不知道震撼整個20世紀的重大歷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發生。

這塊天地不但擺脫了敵人，也獨立於友人。

據包惠僧回憶，當時陳獨秀與馬林達成的大體共識是：

當年認定「這裏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產主義或蘇菲（維）埃制度的條件」的孫中山如果知道，最終是由他的後進——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建成了「強盛獨立之中國」，難道不會同樣感到欣慰嗎？

在華清池跌傷了腰腿的蔣委員長，更是一瘸一跛來到十字路口。

1909年11月，他與黃復生、喻培倫從香港潛入北京，行刺攝政王載灃。此前有朝鮮志士安重根在哈爾濱車站刺殺日本重臣伊藤博文，舉世震驚。汪一方面對革命黨人多次起義失敗痛心疾首，見清廷又宣布「預備立憲」欺騙輿論，遂決心效法安重根，刺清廷一重臣，以醒革命。另一方面則是對保皇黨人冷嘲熱諷的回應，他們說孫中山等：「叫人家去革命，而自己可以安安穩穩，到處受人歡迎，哪有做偉人這麼便宜？」在此刺|激之下，汪精衛決心以鮮血證實革命黨人的決心意志。

在此緊急時刻，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他的，只有列寧領導的蘇俄。

其餘便沒有那麼客氣了。連與蔣長期共事、先後任黃埔軍校教育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鄧演達，本不是共產黨人，只是什麼「第三黨」，且還有陳誠在一邊說情也不能倖免，堅決殺掉。

翻譯有些問題、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的這些電報被送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因電信不暢整整晚了20天。外交大員草草閱過，便將其撂在一邊。北洋政府的外交當然是以各協約國的立場為立場，所作的決定也如出一轍：拒絕承認十月革命后的蘇俄，召回公使劉鏡人。無人想到：劉鏡人發回來的很快被歸入檔案的電報，喻示著世界東方將要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之前，不管是南陳還是北李，經濟來源皆只有教書、編輯的薪水及寫文章的稿費。錢稍有富裕，也僅夠用於操辦一兩份刊物。對其他社會活動如開展學運、工運、兵運等，即使意義重大，也無力支持。

孫中山欽佩共產黨人。他對汪精衛、胡漢民、張繼等人說：「我們的革命運動，黃花崗、潮州之役，人數極少；鎮南關之役不過200人；欽廉之役不過一百餘人；現在中共組織工農運動，群眾一起來，動輒成千逾萬；開灤罷工、『二七』罷工規模浩大，震驚中外，其勢尤不可侮！」

陳獨秀深感意外。沉思之後，1924年7月14日，他給維經斯基寫信說：「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只應當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製造）反對派。」

一個著名論斷由此產生。

維經斯基等來華后，中國共產党進入籌建階段，社會工作急劇增加，不但黨員多數漸漸不能兼職教書、編輯、寫文章以獲取薪金，而且，僅創辦各種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種革命理論書籍，所需費用也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支付能力。因此，上海黨組織最先接受了維經斯基提供的經費援助。當時這種最初的援助帶有很大的臨時性質。1921年1月維經斯基一離開，立即經費無著，各種宣傳工作，特別是用於對工人進行啟蒙教育的工作不得不停止。派包惠僧南下廣州向陳獨秀彙報工作，連區區15余元路費都拿不出來，只有從私人手裡借錢才算了事。

馬林在強調國共合作的好處，陳獨秀在強調這種黨內合作的壞處，一時間，與早先的經費之爭一樣，雙方再次出現僵局。

布哈林被捕流放過三次。

孫中山臨終前共留下三份遺囑：《政治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聯政府遺書》。

歷史不論多麼精彩紛呈、驚心動魄，一旦活動於其中的那些鮮活的生命逐漸消失，也就逐漸變成了書架上一排又一排的故紙。

黨的組織不斷發展，以革命為職業者漸多，各種開銷日漸加大。對20世紀20年代脫產的共產黨員，組織上每月給30元至40元生活費。儘管「二大」明確規定了徵收黨費的條款，但大多數黨員的實際生活水平本來就很低，黨費收入便極其有限。陳獨秀在「三大」上的報告稱，1922年「二大」之後，「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

但一個孫中山橫空出世，便奪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見」就拋棄了君主立憲而改為共和。他提出來的不再是君主，而是總統、總理和外交部長。雖然康、梁與孫中山的區別他不甚清楚，還將三人糅為一體，但孫中山對毛澤東影響之大、震動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1975年蔣介石剛剛去世，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就出版了一本書《The man who lost China》。書名就不大客氣，翻譯為「丟失了中國的人」。書中說：「對蔣介石的一生進行總結，蔣介石有自己的勇氣、精力和領袖品質，他不僅是一個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從希臘悲劇的意義上講，他也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的悲劇是他個人造成的」，「蔣介石缺少那些將軍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決條件——運氣。他的運氣糟糕透頂」。

1923年《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簽署后，越飛赴日，從日本熱海致電馬林轉孫中山，宣布向國民黨提供200萬盧布的款項和8000支步槍、15挺機槍、4門火炮、2輛裝甲車的援助，並派遣教練員幫助建立軍校。

一紙《孫文越飛宣言》，孫中山表明他不相信中國能夠產生紅色政權。

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會有中國共產黨嗎？

委員長方寸大亂。他連衣帽都未穿戴整齊，沉重的歷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將終生最為心痛的一句話。留在那頁乾枯得幾乎要碎裂的日記上：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月內）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於一旦。

10名中央監察委員中無一名共產黨人。

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的馬林頗得列寧賞識，為推動中國共產黨建立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親自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並在第一次會議上一口氣作了將近四個小時的發言。「一大」代表們對他印象不錯。毛澤東說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說他「口若懸河，有縱橫捭闔的辯才」。但是對初生的中國共產黨，馬林卻頗不以為然。他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評價說，中國共產黨人是一些「不懂馬克思主義，缺乏社會主義實踐」、「傾向社會主義的學生」，他們「從來不曾同工人階級有過密切的聯繫」。對國民黨馬林倒充滿樂觀和希望，認為它是由「知識分子、華僑資產階級、南方士兵和工人組成的各階級聯盟」。這位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的結論是：「在上海我對中國的運動及其發展的可能性獲得一種十分悲觀的觀點；我在南方才發現工作大有可為，而且能夠成功。」

《孫文越飛宣言》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沒有這份宣言，就沒有後來的國民黨改造，就沒有國共合作，然後也就不會有黃埔軍校和北伐戰爭。它既是孫中山對中國革命走向的判斷和規定，也是新生的蘇聯將其鬥爭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轉向蘇聯利益中心的啟端。通過這份宣言，蘇聯在中國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的交換。

一、全世界的共運總部設在莫斯科，各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

遺憾的是，斯大林講這番話的時間是1926年底。「武裝的革命」之所指並非當時還未誕生的中國工農紅軍，而是正在摧枯拉朽的蔣總司令麾下的北伐大軍。

邵力子非常激動，對著麥克風高聲宣稱國民黨「在共產國際領導下，一定會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接著他說出了一句重要的話：「我們堅決相信，沒有武裝便沒有革命的勝利，中國的形勢特別證明了這條經驗。」

古巴的卡斯特羅游擊隊也是在先奪取政權之後，才建立政權的。

當斯大林開始不斷修正對中國革命的判斷、使之越來越接近實際之時，托洛茨基卻開始偏離原先的正確判斷、越滑越遠。

十月革命后的蘇俄和共產國際不僅給中國共產黨，而且給中國各革命團體都提供了廣泛的援助。頗富諷刺意味的是：其中絕大部分給了國民黨。

當年毛澤東崇拜康、梁，贊成君主立憲。

列寧的第二個使者是馬林。

陳獨秀加入國民黨后，便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在《嚮導》報上批評孫中山與奉系、皖系軍閥建立反直系軍閥的「三角聯盟」，認為這是走老路，希望他回到依靠工農革命的道路上來。孫中山對陳獨秀的批評十分惱火，他只要求新加入者對他絕對的服從，不能容納他們所謂的意見。他幾次對馬林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汪自料必死，行刺的慌亂便豁出去為臨刑的慷慨。他在獄中的供詞長達數千言，痛斥清廷，吟詩言志：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孫鳳鳴刺殺汪精衛的快速敏捷，決不像汪精衛刺殺載灃那樣拖泥帶水。

俄國革命中有個大名鼎鼎的人物普列漢諾夫。他是俄國資格最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1880年他第二次流亡國外、在日內瓦創立並領導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時，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才剛剛10歲。

所記之事發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稱「西安事變」。

汪精衛同意聯俄，反對聯共；

列寧對這篇演說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這是「偉大的中國民主派的綱領」，「我們接觸到的是真正偉大人民的真正偉大思想」，「迫使我們再一次根據新的世界事變來研究亞洲現代資產階級革命中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相互關係問題」。

許多國民黨人驚異地注視著這兩個人，連汪精衛也發出由衷感嘆：「究竟是五四運動的青年！」

但1920年11月，他見到了列寧的第一個使者維經斯基。

連路費都無著的這些最早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於接受外援仍然十分謹慎。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國際的經濟援助。如確有必要時開支，由勞動組合書記部調撥。

患難識真金。幾十年的選擇比較使孫中山終於意識到真正的朋友所在。他叫陳友仁轉告蘇俄政府全權代表馬林：「中國革命的唯一實際的真誠朋友是蘇俄。」

1927年4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講說：「蔣介石也許並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領導著軍隊，他除了反帝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作為」；「因此，要充分利用他們，就像擠檸檬汁那樣，擠干以後再扔掉」。

所以中國革命有了這一獨特現象：紅色首腦最先在先進發達的上海租界建立。紅色政權卻最終在貧困落後的山區邊區紮根。

中蘇兩國的報刊和出版物，皆從來不提這次會晤。

「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紅色政權政治動員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濟獨立的基礎。

1926年11月30日，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會。共產國際的同情黨——中國國民黨代表邵力子在大會上發言。當時北伐革命在國內進展迅速，莫斯科的報紙上，已經把攻克漢陽的「廣東軍」的輝煌勝利與1911年武昌起義的偉大歷史意義相提並論。

當斯大林以最嚴厲的口吻指責「我們在中國沒有真正的共產黨，或者可以說，沒有實實在在的共產黨」的時候，難道把自己說過的話和作過的決定都忘記了？

窘迫的陳獨秀開始經常出入亞東圖書館。

第二次東征大捷后，蔣介石在汕頭曾說：「我們軍隊的組織方法是從哪裡來的呢？各位恐怕不知道，我們老實說，我們軍隊的制度實在從俄國共產黨紅軍仿照來的。」「蘇俄同志不來指導我們革命的方法，恐怕國民革命軍至今還不能發生。」蔣介石深知，黃埔黨軍的勝利，很大一部分應歸於蘇俄武器裝備和軍事顧問。

唯獨對第二條「赤色帝國主義」用語最狠。

陳獨秀的身份當即暴露。

張國燾沒有獅子大張口。他提出的經費預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謹慎。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在白色恐怖中迅猛發展？

就這樣，在1922年8月馬林親自參加的中共中央杭州會議上，儘管多數中央委員思想不同，但組織上還是服從了、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決定。

1921年12月，馬林在廣西桂林對孫中山提出了三條建議：第一，改組國民黨，廣泛聯合工農大眾；第二，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武裝；第三，與中國共產黨合作。

這兩位革命巨人、現代中國的奠墓者，他們之間真正互相理解嗎？

1924年1月，由孫中山主持，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幾乎占委員總數的l/4。譚平山出任組織部長，林祖涵出任農民部長；在國民黨最強大的一個執行部——上海執行部，毛澤東當了組織部長胡漢民的秘書；惲代英則當了宣傳部長汪精衛的秘書；文書主任邵元沖未到任前，毛澤東還代理了執行部的文書主任。

這是最早向國內傳遞的十月革命已經發生的消息。劉鏡人的俄譯漢有些問題，布爾什維克本應譯為「多數派」，卻被他翻譯為「廣義派」，讓人看了有些摸不著頭腦。

攝政王府在地安門外后海鴉兒衚衕附近。炸藥埋設點先選在鼓樓大街，后改煙袋斜街，最後皆作罷，定在銀錠橋。選定一深夜三人到橋下掘土，吠聲四起，便不敢幹下去，約定次日晚上再來。第二天晚上，喻、黃兩人剛埋好炸藥，就被橋上行人發現。事情敗露，三人全部被捕。

托https://read.99csw.com洛茨基又是那種時時刻刻都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歷史地位的人，而且語言又極其尖刻。

6天之後，蔣介石便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托洛茨基嘲笑說，斯大林講人們應利用中國資產階級，然後像對待一個擠乾的檸檬把它扔掉，幾天以後這個被擠乾的檸檬卻奪取了政權和軍隊。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改變了一切。

這是位既才華橫溢又矛盾叢生的歷史人物。他對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形勢作出了比斯大林更為客觀的判斷，但他的認識就百分之百正確而毫無問題嗎？他會見蔣介石時裝作對中國革命一無所知，其實那時他已經對中國革命發生了很大興趣，後來還出版了《中國革命問題》一書，但出了書的托洛茨基就真正弄懂了中國革命的問題嗎？

按照李達的說法：馬林和中國共產黨共了一次患難。

但孫中山知道毛澤東。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國民黨「一大」上，有兩個剛剛加入國民黨的青年共產黨員，以能言善辯、詞鋒激烈給國民黨元老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麼，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

決心與行動還不是一回事。汪、黃、喻三人皆有必死之心，卻不是行刺裏手，也無一人有安重根那樣抵近行動的勇毅。炸彈安放地點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研究，仍然舉棋不定。

說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這是一個在俄國革命中具有相當分量的人。

當天，斯大林出席國際執委會中國委員會會議，發表名為《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演說。第二個問題「關於革命武裝和革命軍隊問題」中，他把邵力子的話擴展為：「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就在於此。中國革命軍隊的特殊意義也正在於此。」

文過飾非，功勞歸自己，錯誤歸別人，斯大林領導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這種作風由此開始。所以托洛茨基派的維克多·西爾格一句話就把布哈林弄得面紅耳赤：「我們當然也可以用一個『如果』來概括這許多『如果』：『如果小資產階級不是小資產階級的話』。」

留在汪精衛背肋骨的那顆子彈最後成為他致命的創傷。1944年11月10日，他因槍傷複發死於日本。他在中國現代史中以刺客開始，以被刺告終。以殺身成仁的著名義士開始，以搖尾乞憐的頭號漢奸告終。

事變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撓翻牆越院求生，后不管不顧躺在床上尋死；先當著張學良的面，明罵其受赤黨指使，后又當著周恩來的面，暗示想念在蘇聯加入了赤黨的兒子。

1936年，經過長徵到達陝北的毛澤東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1911年他考入長沙的湘鄉駐省中學，看到同盟會黨人于右任主編的《民立報》，上面刊載著廣州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從此，毛澤東知道了孫中山和同盟會的綱領。

1934年1月20日，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在南京舉行，汪精衛在開幕詞中說：「至於共匪之發生，則為中國歷史上農民失業之結果，加以最近數十年來，經濟落後，農村崩潰，失業人數遂以激增，而野心家因以施其操縱，謀為李自成、張獻忠之所為。即以江西一省而論，人口減少至六百萬，此等災禍，真較洪水猛獸為重。本黨除了努力治標清除共匪之外，還須努力治本，以解決農民失業問題。」

他方才明白，那些「壞蛋」實際並非想象的「革命的雅各賓黨人」。

個中緣由，今天已經無人能夠知曉了。

回答者只有毛澤東。

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會有毛澤東嗎？

陳獨秀不同意馬林的意見，他認為中共「尚在幼年時期，一切工作尚未開展，似無必要戴上第三國際的帽子。中國的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特別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國際的經濟支援，暫時保持中俄兩黨的兄弟關係，俟我們的工作發展起來后，必要時再請第三國際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國的無政府黨及其他方面的流言飛語，對我們無事生非的攻擊」。

托洛茨基稱病，直到代表團臨動身返國之前，才會見蔣介石。面對剛剛呼籲完世界革命的蔣介石，作為這一革命的狂熱信徒，托洛茨基竟然隻字不提世界革命。

在其《政治遺囑》中，孫中山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40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在《致蘇聯政府遺書》中他說：「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為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儘管經費援助十分有限，但對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這依然異常重要。

毛澤東早在1928年就作出了解答。

雙方對此爭論激烈，幾次會談都不成功。在一旁擔任馬林翻譯的張太雷著急了，提示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中國也不能例外。不料陳怒火中燒；猛一拍桌子，大聲說：「各國革命有各國情況，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利，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

這三條建議成為後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起源。孫中山注意到列寧是通過俄國的十月革命，列寧注意到孫中山是通過中國的辛亥革命。

格瓦拉在南美叢林中和玻利維亞政府軍捉迷藏時，也沒有首先建立政權。

這次遭遇留給陳獨秀的印象極深。他通過切身經歷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開展活動、發展組織需要錢，就是從監獄里和敵人槍口下營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離不開一定數量的經費。這些現實問題的確不是憑書生的空口豪言壯語能夠解決的。陳獨秀本人極重感情，一番波折，無形中增進了他對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達回憶說：「他們和諧地會談了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適當的解決。」

斯大林這番話還是受國民黨人的啟發。

1991年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對托洛茨基的註釋則修改為如下內容：「托洛茨基（1879-1940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列寧逝世后，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1927年11月被清除出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托洛茨基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活動」，已經開始有所節制。

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證明：一個政黨、一個社團獨立與否，並不在其領導人的主觀意念如何，而在是否具備客觀條件。中國共產黨人要想改變這種對共產國際的依存關係，不僅有賴於政治上、軍事上鬥爭經驗的日益成熟，更有賴於經濟上找到立足之地。后一條更為關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最終給中國革命開闢獨立發展道路的，是毛澤東。

在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斯大林發表的那篇《論中國革命的前途》演說中除了那段著名的「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外，還有這樣一段話：「有人說，中國共產黨人應當退出國民黨。同志們，這是不對的。中國共產黨人現在退出國民黨將是極大的錯誤。中國革命的全部進程、它的性質、它的前途都毫無疑問地說明中國共產黨應當留在國民黨內，並且在那裡加強自己的工作。」

到1927年1月至7月，黨員交納的黨費仍不足3000元，而同期黨務支出已達18萬元；若再將這一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少共國際、農民國際、濟難國際等提供的黨費、工運費、團費、農運費、兵運費、濟難費、反帝費、特別費等總算起來，有近一百萬元之多。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陳獨秀正在家中與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等5人聚會，被法租界當局逮捕。到捕房后他化名王坦甫，想矇混過去。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輔成也被捕，褚輔成一見面就拉著陳的手大聲說：「仲甫，怎麼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這來了！」

一個是李立三。另一個就是毛澤東。

一片熱烈的氣氛之中，44歲的托洛茨基冷冷地坐在一旁。

但經費問題畢竟是極其現實的問題，很快，連火氣很大的陳獨秀也無法「無報酬地為黨服務」了。他開始以革命為職業，便失去了固定職業和固定收入，經濟上很不寬裕。起初商務印書館聽說他回到上海，聘請他擔任館外名譽編輯，月薪三百元，他馬上接受；但這一固定收入持續時間很短。他大部分時間埋頭于黨務，已經沒有時間再為商務印書館寫稿編稿了。

1918年，當年輕的蘇維埃政權被帝國主義干涉者壓得喘不過氣，而通向中國的道路又被捷克斯拉夫軍團、社會革命黨人、高爾察克匪幫切斷的時候，列寧就詢問過，在被十月革命喚醒的旅俄中國工人中間，是否可以找到能與孫中山建立聯繫的勇士。

其三，殺人如麻。

蔣介石是慕名而來。蘇俄紅軍之父、激烈的革命家、狂熱的煽動家，甚至是不擇手段的陰謀家；東西方的各種評價攪在一起，使蔣介石未見托洛茨基之前，心中就充滿一種莫名的激動和衝動。

二、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有經濟聯繫的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計劃和預算，每年都要赤色職工國際批准施行。

後來把王明推上台的米夫當時認為，應該提出在中國農村成立蘇維埃的口號，為此受到斯大林的嚴肅批評。他說米夫在兩個方面犯了錯誤：第一，不能撇開中國的工業中心而在農村建立蘇維埃。

量變堆積歷史，質變分割歷史。人們能夠輕鬆覺出每日每時不息不止的量變，卻不易覺出行將到來或已經來到的質變。

1923年11月，在國民黨「一大」前，鄧澤如、林直勉等十一人以國民黨廣東支部名義呈給孫中山一份《檢舉共產黨文》，指責共產黨人「此次加入本黨，乃有系統地有組織地加入」；「實欲借俄人之力，聳動我總理，于有意無意之間，使我黨隱為彼共產所指揮，成則共產黨享其福，敗則吾黨受其禍」。

難以想像，這個越牆攀山、身手不凡人已逾五十。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創見、風險、謬誤就這樣奇妙地組合在了一起。

是那幅巨大的毛澤東畫像。

列寧與孫中山兩人雖未謀面，但息息相通。

1952年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對托洛茨基的註釋如下：「托洛茨基集團，原是俄國工人運動中的一個反對列寧主義的派別，後來墮落成為完全反革命的匪幫。關於這個叛徒集團的演變，斯大林同志於1937年在聯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里，作過如下的說明：『過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義是工人階級中這樣的政治派別之一，誠然，是一個反列寧主義的、因而也就是極端錯誤的政治派別，可是它當時總算是一個政治派別……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而是一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基本上全盤照搬蘇聯的觀點。

第一批有日造來複槍4000支，子彈400萬發，軍刀1000把；第二批有蘇造來複槍9000支，子彈300萬發；第三批有機關槍40挺，子彈帶4000個，大炮12門，炮彈1000發；第四批有來複槍5000支，子彈500萬發，機關槍50挺，大炮12門。

所以當蔣、馮先後叛變革命，被解職通緝的國民黨政治顧問鮑羅廷途經鄭州時，曾對馮玉祥感嘆曰：「蘇俄用了三千余萬巨款，我個人費了多少心血精神，國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

對於蔣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比中國共產黨人還要準備不足。

毛澤東的五條原因中，「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即軍閥混戰是根本的一條。

曾任共產國際遠東情報部主任的斯列帕克在國共合作初期，就深刻地指出先認為吳佩孚是個非常好的人，后認為蔣介石是革命的雅各賓黨人的危險，「不要使黨陷入一會兒向這位將軍點頭、一會兒向另一位將軍點頭的變化不定的窘境」，「即使國民黨目前確實是所有黨派中最優秀的，更接近於國民革命運動，但也決不意味著我們應當做它的尾巴」。

但中國的紅色政權產生了，獨立存在了，迅猛發展了，誰來解釋這一切呢？

汪精衛風度翩翩，是國民黨內口若懸河的雄辯家、「總理遺囑」起草人、孫中山臨終最後呼喚的人物，也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頗富戲劇性的人物。

國民黨的這些底數，當時連共產黨人的領袖陳獨秀都一無所知。

黨人有哪一個不想獨立？但若不能自主解決穩定可靠的經濟來源，理論再好，獨立也是一句空話。

要不要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並接受其經費受其領導，這是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要解決的第一個難題，也是中共中央出現的第一次爭吵。

毛澤東的認識之所以深刻，就在於他牢牢地根植于腳下的土地。

竟然連「離地丈許」的高牆也認為「不難跨越」，上牆之後未及細看，又飛身縱下而跌入深溝，出逃之狼狽倉皇與求生之急切魯莽，渾然一體。

這一章專對準共產黨人而來。

趁火打劫的不僅是陳炯明。國民黨內李石曾、吳稚暉等49人藉機聯名通電，勸孫中山下野。

鋼鐵巨人斯大林深深關注著中國革命。他有一段鏗鏘有力的著名論斷，被中國共產黨人反覆引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

在中國共產黨人最為困難的土地革命時期，「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但蘇區根據地派人一趟一趟給上海的黨中央送黃金，不也應該人人皆知人人敬佩嗎？

他不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援，也不願意向其彙報工作、受其領導。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在艱難困苦中頑強存在？

五條理由中，第一、四、五條原因在內部，執政的國民黨難脫干係，不便多講；第三條「白色帝國主義者」即英、美、日等，已多變成國民政府的後援，也輕描淡寫，只限於「經濟侵略」，後果僅為農村破產，且還用了一個臨界詞：「瀕於。」

結論是明顯的：十月革命使中國奔騰運行的地火終於找到了突破口。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被那場俄國革命所促發的歷史合力推向一起。

蔣介石向他轉述孫中山的建議：從華南和蒙古興兵，夾擊中國北方軍閥。

後來，馬、恩、列、斯畫像不掛了，但孫中山的畫像依然準時地出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之前。

馬林的建議中還隱含著一些錯誤估計。他認為中國革命只有兩個前途，或者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或者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終止。把是否加入國民黨看做決定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生死存亡的問題，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中認為「中國政治生活完全為外國勢力所控制，目前時期沒有一個發展了的階級能夠負擔政治領導」，同樣是一種不正確的判斷。

被革命之力推向一起的中國國民黨人和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的未來走向的判斷卻截然不同。包括孫中山本人。

建立一個黨，鞏固一個黨，發展一個黨，需要理想，需要主義，也還需要經費。富於理想的中國共產黨人，爭論了很長時間才承認了這個現實。

亞東圖書館的職員都是安徽人，與陳有同鄉之誼。它出版的《獨秀文存》https://read.99csw.com有他一部分版費。於是他沒錢了就來亞東，但又從不開口主動要錢。好在老闆汪孟鄒心中有數，每當他坐的時間長了，便要問一句：「拿一點兒錢吧？」陳獨秀便點點頭，拿一點兒錢，再坐一會兒，就走了。

斯大林之所以看好蔣介石，因為他認定蔣是中國革命的雅各賓黨人。在這位中國的羅伯斯庇爾的領導下，未來政權有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

在中國，共產黨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難生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后本已叛變，蔣介石也只讓他活了三天。蔣記政治詞彙中充滿了「槍決」、「斬決」、「立決」、「立斬決」、「見電立決」；根本沒有「流放」這個字眼。

歷史的奧妙，在於它可以包含無窮無盡的假設。

夾在兩難之間的，是陳獨秀。

新中國的中心是北京。

總想「擠檸檬」的斯大林，又懷疑脫離了國民黨的共產黨人能否獨立存在。

由此更感到已經腐朽的、無戰鬥力的國民黨急需改造。

某些時刻，事物需要從反面獲得論證。西方唯心主義歷史學家德·阿寧在評價十月革命時認為，「可以很有把握地說，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完成，首先有賴於列寧的百折不撓的狂熱和托洛茨基的惡意煽動。」

陳獨秀個性極強，說一不二，向來不願俯首聽命。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於人。其所言極是。問題是，連從監獄里解救你的錢都要別人支付，還怎麼獨立於人。尤其是在接受援助、成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以後，還想保持與聯共和共產國際的「兄弟關係」，只能是書生意氣的一相情願了。

但孫中山所知道的熱血青年毛澤東，畢竟不是後來那個集建黨、建軍、建國之譽於一身的毛澤東。

這是中共自建黨以來所受到的最嚴厲制裁。

不走毛澤東開闢的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之路，中國革命不但不能獨立於敵人，也不能獨立於友人。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為蔣介石，布爾什維克黨中央能存幾人？誰又將去領導改變了整個20世紀的十月革命？

10月26日，法庭宣判陳獨秀釋放，罰100元了事。

1926年「三二〇」中山艦事件后，陳獨秀曾經產生「準備獨立的軍事勢力和蔣介石對抗」的想法。當時正好有一批蘇聯軍火到達廣州港，陳獨秀立即派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面商，要求把供給蔣介石、李濟深的這批軍火勻出5000支槍武裝廣東農民，深得斯大林信任的蘇聯顧問鮑羅廷不同意，認為中共應將所有力量用於擁護蔣介石，鞏固北伐計劃。

從實質上看，國民黨的聯共政策是聯俄政策不得已的產物。孫中山希望隨著時間流逝，把為數不多的共產黨員逐漸消化在國民黨內。

托洛茨基對這一叛變卻異常冷靜。他只說了一句：「他們叛變的不是自己的階級，而是我們的幻想。」

布爾什維克黨人最後佔領冬宮之前，沒有建立自己的政權。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夜，還不得不躲藏在俄國與芬蘭交界的拉茲里夫湖邊一個草棚里。離武裝起義只剩下不到20天了，才從芬蘭秘密回到彼得格勒。

《孫文越飛宣言》作為重要的歷史文件，今天還放在那裡，但實踐給出了不同的結論。中國的紅色政權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成立。當這個天翻地覆的世紀過去，社會生活進入一泓平滑寬闊的緩流時，歡愉地漫步在天安門廣場的人們該怎樣理解那些激流動蕩的年代呢？

1926年10月底，國民軍又從蘇聯得到3500支步槍，1150萬發子彈，3架飛機，4000把馬刀和10支火焰噴射器等。

各方都力圖破解：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共產國際和聯共指導中國革命，出發點和歸宿點從來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的利益為核心，在中國尋找到能夠與蘇聯結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國主義壓力，保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安全。1920年4月維經斯基來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政治局給他指示的第一條，即「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國革命。即使是給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提供巨大幫助，推動了北伐革命的有力發展，同樣也是出自蘇聯國家利益的需求。現在突然間跳出個李立三，一口一個「暴動」，指手畫腳地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要求蘇聯置自身安全于不顧，全力配合中國革命，真是令共產國際和聯共驚訝得目瞪口呆了。

他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

如此騰騰殺氣，為何共產黨人終剿不滅？是什麼力量使中國的紅色政權能夠存在，中國共產黨人能夠一次又一次揩乾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體。又繼續戰鬥？

周恩來曾經萬分痛心地說過：「敵人可以在幾分鐘內毀滅了我們革命的領袖，我們卻不能在幾分鐘內鍛鍊出我們的領袖。」

年長的普列漢諾夫無疑對年輕的列寧產生了很大影響。列寧後來說，不研究普列漢諾夫的全部哲學著作，便不能成為一個自覺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孫中山以讚賞的眼光注視著中共的這兩個新銳。他親自批准毛澤東為章程審查委員。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有這樣的表述：「托洛茨基對大革命後期蔣介石、汪精衛兩個集團的階級實質的認識，對他們將要叛變革命的判斷，對斯大林在指導中國革命中的錯誤的批評，有些是正確的或基本正確的」，「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應對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負責」。

毛澤東卻在這最嚴厲的白色恐怖下，在各個實行白色恐怖的政權連年混戰中，為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最廣闊的發展天地。

越飛的主要興趣在第三條、第四條。這是孫中山的讓步。

汪精衛本身就是一個謎。他卻以為，用農業破產理論便可解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產生和存在之謎。

過去，每逢節日或重大慶典，天安門廣場上毛澤東的視線之內，還要掛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以及孫中山的巨幅畫像。

國民黨愛國將領陳銘樞在《「九·一八」第四周年紀念感言》中寫道：「嗚呼！不知多少萬熱血青年，就在這『清黨』明文的『停止活動』四字之下，斷送了最寶貴的生命！國民黨為『救黨』而屠殺了中國數百萬有志有識的青年。這個損失是中國空前的損失，即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亦必不至於此。」

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澤東最初並不喜歡天安門。他說天安門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天安門下面，跨在金水橋上搞一個二層的矮檯子，觀禮時離群眾才近。至於天安門後面的故宮，他只在1954年4月三次登城牆繞行一周，一次也沒有進去過。

生命不在了，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重慶版的日記也化為紙灰，謎底卻依舊留在那裡。

1923年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蘇。在11月25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的主席台上，蔣介石慷慨激昂地闡述了國民黨的「世界革命概念」。

康、梁是早年毛澤東心中的偶像。梁啟超寫的很多東西他一直要讀到能夠背誦。在梁啟超的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澤東有這樣一段批語：「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推戴。」

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會有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嗎？

孫中山允許共產黨人成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部長，卻不允許他們成為國民黨的監察委員。他想通過中央監委執行紀律對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有所防範，所以才有了10名監察委員全部由國民黨員擔任的精心安排。

客觀講，如果沒有俄國十月革命，對於孫中山、毛澤東這兩個背景和性格都差異巨大的人，他們的生命軌跡也許永遠不會交匯。

共產國際是語言大師，斯大林也是語言大師。指出階級鬥爭的實質是「剝奪剝奪者」，描述革命形勢是「兩個高潮中間的低潮」，皆是以極其精練和巧妙的詞彙搭配，完成了今天動輒需要數千字才能完成的概念。而「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與邵力子「沒有武裝便沒有革命的勝利」相較，基本意思相同，但以概念的清晰程度、明確程度、有力程度而論，斯大林的語言不知強大了多少倍。

認為中國不能搞社會主義，並不妨礙他崇敬列寧。

列寧把對中國革命的希望主要放在了孫中山身上。

他向孫中山建議，先對共產黨人有條件地收容。條件是「真正信仰本黨的主義，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收容以後再有依據地淘汰。依據是「發現了他們有足以危害本黨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動」。

事情甚至發展到了孫中山想把陳獨秀開除出國民黨的地步。

越南，朝鮮，基本上大同小異。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送來了組織指導。甚至送來了部分經費。但沒有送來武裝割據，沒有送來農村包圍城市，沒有送來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由著這些緣故，赤匪的毒害，便如潰瘡一樣地爛起來。」「如果我們自身不努力的話，也就說不定唐代黃巢、明末流寇之禍，又將重現於今日了。」

列寧晚年病中一再求助、並決心與之一道反對官僚主義的托洛茨基，最終被戴上了「反列寧主義」甚至更嚴重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的帽子達數十年之久。中國共產黨人也長期接受了這樣的說法。只有當那段激蕩的歲月像天邊白雲一樣遠去，這位十月革命時的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才終於獲得越來越趨近歷史真實的評價。

1931年5月12日，在國民黨政府國民會議第四次會議上，何應欽代蔣作「剿匪」報告。在回答「為什麼赤匪能有現在的猖獗」時，列五點理由：「第一，自然是由於歷年軍閥的叛變，散軍潰卒，嘯集成匪，槍支遺失的多，於是他們就憑地勢，肆行不軌；「第二，則是由於赤色帝國主義者之毒計，它因為想暗中并吞中國，去供給它的原料，銷售它的產品；「第三，是由於白色帝國主義者之經濟侵略，以至農村瀕於破產，增加了農村裡的失業人數與痛苦，因此也有為生活所迫；「第四，則是由於過去教育制度的不良，青年在學校裡頭，好的只注意了知的訓練，而缺少了德的修養，所以多數的青年只有一時熱烈的衝動，很少有沉毅持久的操守；「第五，是由於中國社會組織的鬆懈。中國因為受了幾千年專制的毒害，又遭了軍閥的宰割，所以社會上簡直失去了自動的能力，連保衛自己的願望與勇氣，都不容易實現出來。」

馬林同二李的關係因此蒙上了一層不愉快的陰影。

共產黨人的組織能力和氣勢給他以極深刻的印象。

歷史來到十字路口。

而真理卻不是任何人能夠獨佔的。

托洛茨基對蔣介石潑的都是涼水。會見沒有出現本應出現的高潮。尤其是托洛茨基說，中國若沒有一個強大的革命政黨，這個黨若不進行目的明確的政治和宣傳工作，「即使我們給許多錢，給予軍事援助，你們還仍然會一事無成。」這些話令蔣介石萬分氣惱，給他的刺|激也最大。

該日深夜11時50分，他在台北市郊草山腳下的士林官邸內病逝。

除了經費和武器，蘇俄還派來大批軍事顧問。除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顧問的鮑羅廷和軍事顧問的加倫將軍外，專門派到軍校工作的有總顧問切列潘諾夫、步兵顧問白里別列夫、炮兵顧問嘉列里、工兵顧問瓦林、政治顧問卡夫喬夫等。他們指導軍事、政治訓練工作，編訂了典、范、令和戰術、兵器、築城、地形與交通通信五大教程，成為黃埔黨軍後來堅強戰鬥力的基礎。

拋開李立三的設想完全脫離實際、給中國革命也帶來了嚴重損失不說，單是既從國際支取經費、又不願接受其批評和指示、特別是要求蘇聯放棄五年計劃準備戰爭、要求蒙古加入中華蘇維埃聯邦等，也的確是太狂妄了。

中共黨史上，有三位領袖人物皆著力于讓中共獨立於共產國際。

有人翻遍歷史，得出結論，在中國欲成大事者，實踐上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其一，愛才如命；其二，揮金如土；

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和第七卷《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對托洛茨基的註釋已經變為：「托洛茨基（1879—1940年），十月革命時，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員、陸海軍人民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1926年10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決定，撤銷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1927年1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撤銷他的執行委員職務，同年11月被開除出黨。1929年1月被驅逐出蘇聯。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殺。」客觀描述佔據主要成分了。

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汪精衛認為，原因在於中國農業破產。

南京方面，何應欽調兵遣將要動武，宋美齡穿針引線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連平日頗為持重的居正也用變調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還不討伐張、楊，難道我們都是飯桶嗎？！」

一人生於1866年，一人生於1893年，相差27年；一人逝於1925年，一人逝於1976年，相差51年。

蔣介石想消滅共產黨人的願望終生不改。十年內戰時期有「兩個星期」理論，解放戰爭時期發展為「三個月」理論——「三個月消滅關里關外共軍」，兵敗台灣后又有「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完成」，一輩子生活在撲滅燎原烈火的夢境之中。

長期以來，人們說陳獨秀的領導是一言堂、家長制，包惠僧一語中的：「以後（接受經費以後）就不行了，主要是聽第三國際的，他想當家長也不行了。」曾經叱吒風雲，領導新文化運動、被毛澤東稱為「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的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固然有他的錯誤，但面對共產國際作出的一個又一個決議，有時明知不可為，也只有放棄個人主張而為之，大革命失敗后他還必須承擔全部責任，這就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了。《真理報》發表社論，指責陳獨秀「這個死不改悔的機會主義者，實際上是汪精衛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這種似曾相識的扣帽子習慣和無限上綱的語言風格，竟然20世紀20年代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就在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國。

來中國之前，他絕對沒有想到要和孫中山簽署什麼聯合宣言。

毛澤東說：「一國之內，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什麼條件呢？第一條就是「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著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

蘇聯政府除了大力援助南方的孫中山和蔣介石外，還大力援助北方的馮玉祥。

他年長毛澤東27歲。1925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時，毛澤東正在湖南家鄉搞社會調查、辦農民協會。後來震驚中外的湖南農民運動，當時還只是運行的地火。

目標與風險成正比。這是任何決策都無法規避的兩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