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峙內洋多礁砂，支那傾覆是前車。

在這次會議上，原敬內閣代表日本宣布收回《二十一條》中的部分不平等條約，交還青島等德國前殖民地，對中國作出一些讓步。這一舉動立即被日本國內認為是妥協外交，引來強硬派的強烈反對，紛紛指責原敬內閣軟弱、賣國。

這11人是日本賴以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昭和軍閥集團的核心骨幹。

中日從此分道揚鑣。

所以瞿秋白1927年2月說：「戴季陶先生、胡漢民先生及朱執信先生，都是中國第一批的馬克思主義者。」

政黨政治從開始在日本就是個門面。

北一輝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他在書中說，日本必須通過「土地和生產機構的公有及其公共經營」，來實現「共產制度」或「社會的共產制」，這項任務的實現者是「下層階級」。

中國的洋務運動核心是「師夷長技以自強」，謀求最終擺脫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威脅。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這些最新的理論便被同盟會會員們一批一批翻譯介紹到中國。

三個發誓拿長州藩開刀以開始他們革命的青年軍官，照樣秉承了日本軍隊極強的輩分意識。其實巴登巴登聚會有四個人，第四人是東條英機。儘管他後來出任日本戰時首相，只因為在士官學校中比「三羽烏」低了一年級，他在巴登巴登除了替永田鐵山點煙和站在蒸汽浴室門口放哨，便無別的事可做。既不能被列入「三羽烏」之內，更不能參加他們的討論。

晉謁裕仁的駐歐武官和觀察員，後來基本都上了巴登巴登11人名單；拿破崙半身像則被一直放在裕仁書房，一遍又一遍加深著裕仁對武力征服的印象。

歷史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給中國人如此巨大的傷害。

除了在巴登巴登這四人之外，「三羽烏」從不屬於長州藩且才華出眾的同事中又選出7人。11人的「巴登巴登集團」形成了：巡迴武官永田鐵山、駐莫斯科武官小畑敏四郎、巡迴武官岡村寧次；駐瑞士武官東條英機、駐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駐伯爾尼武官山下奉文、駐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駐巴黎武官中島今朝吾、駐科隆武官下村定、駐北京武官松井石根及磯谷廉介。

他比中國的道光皇帝先預感到危機。

1879年，日本派出軍隊和警察進駐琉球，將王室強行遷移到東京。為了讓當地人徹底忘記「中山國」這個稱號，日本政府將地名改為Okinawa（沖繩）。琉球國就這樣變成了日本的沖繩縣。

福澤的名篇是1885年發表《脫亞論》。這篇文章指導了迄今為止一個多世紀的日本政治實踐，今天在日本仍然受到極大推崇。該文的核心觀點是：「為今日計，我國不能再盲目等待鄰國達成文明開化，共同振興亞細亞，莫如與其脫離關係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福澤在文章中特別提出：「支那和朝鮮是日本的鄰邦，同他們打交道用不著特別客氣，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處理。」

正因如此，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之前，馬克思主義已經從日本傳入中國。

今天沒有一個日本人認為福澤的思想與日本後來奉行的法西斯主義有什麼聯繫。但其《文明論概略》中包含的「侵略戰爭正義」觀點、《脫亞論》包含的弱肉強食觀點，皆成為後來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源頭。

法西斯主義若要生根，必須憑藉危機。

1904年日俄戰爭正酣之際，一個21歲的日本青年天天來到東京上野的帝國圖書館，殫精竭慮地苦讀。兩年之後，他的重要著作《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寫成，自費出版。

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社會，也是一個超凝固、超停滯的社會。1864年，東京大學前身「開成所」的教授杉亨二讀到世界史法國大革命的章節，不禁驚呼：「人類社會之變動竟有如此之劇烈耶？余為之落膽也！」

大川周明比北一輝小三歲，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學博士，後來與北一輝齊名，共為日本法西斯運動的兩個思想領袖。大川對中國並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國東北「滿鐵」任職。但當他8月23日到達上海，在一間破房子里第一次見到北一輝時，還是吃了一驚。他沒有料到，後者過得如此清苦，僅靠吃米飯糰喝清水，在撰寫8卷本的巨著《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

1878年4月，日本政府廢琉球為郡縣。

這是最早介紹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此時的北一輝崇尚民權革命，還不是法西斯主義者。面對禁錮得連書都不能出的日本，他轉而為中國革命奔走：支持孫中山，結交宋教仁、張繼，而且一聽到辛亥革命爆發的消息，便立即前往中國，甚至寫了一本《中國革命外史》；並且在中國把他的名字由輝次郎改為了北一輝。

胡漢民則將日文版《神聖家族》《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雇傭勞動與資本》《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等著作中唯物史觀部分譯成中文介紹給國內讀者。胡漢民說：「以上所譯述，最主要的為經濟學批判序，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綱領。馬克思自稱他多年研究的結論，後來的學問，都以這個為導線。信從科學社會主義的人，有拿它當做宗教上的經典一樣貴重的。」這位後來的國民黨右派斷言，在人類思想史上，只是到了馬克思才「努力說明人類歷史的進動的原因」，而唯物史觀的創立，使「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主義，同時有絕大的改革，差不多劃一個新紀元」。

即使如此，鴉片戰爭的衝擊對日本也極大。許多人以鴉片戰爭為題著書立說，論述西方對東方的野心，慨嘆清政府的失敗，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速籌對策，必重蹈中國覆轍。

自甲午戰爭始，哪一次針對中國的戰爭，都少不了日本；哪一個帝國主義殺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樣在南京屠城。

1922年1月開張的「大學寮」，實際成為日本皇室培養法西斯軍官的教導中心。日本後來企圖征服世界的那些龐大計劃的草圖，幾乎都是在這裏提出最初構想的。

南京米即中國運去的米。南京蟲即臭蟲。這首民謠傳唱很廣，是此時期日本兩極分化、官僚腐敗的真實寫照。

日本的危機也緊隨中國之後，很快到來了。

可見社會的停滯已經給人們的思想意識帶來了何等深刻的影響。

中日九-九-藏-書兩國，說不清的關係，說不清的恩怨，皆用這四個字帶過：一衣帶水。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政府以解救各國戰俘和收回協約國戰爭物資為借口，出兵干涉新生的蘇維埃俄國。此事大大激發了日本的野心，大正天皇和內閣已經在討論將東西伯利亞併入日本的可能性了。

1882年被稱為「東方盧梭」的中江兆民介紹了空想社會主義、拉薩爾主義和馬克思主義；1893年草鹿丁卯次郎寫的《馬克思與拉薩爾》；1903年片山潛的《我的社會主義》；1903年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精髓》；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彥合譯《共產黨宣言》、安部磯雄翻譯出版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907年界利彥等的《社會主義綱要》等，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獲得廣泛傳播。

明治維新導致了日本的甲午海戰獲勝。甲午戰敗推動了中國的戊戌變法。1898年康有為將其《日本變政考》呈送光緒皇帝，特別建議中國應該「以強敵為師資」，向日本學習，實行變法，由弱而強。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三羽烏」中的倖存者岡村寧次有過這樣的回憶：「有一本《昭和軍閥興亡史》的書，提到了大正十年（1921年）我和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在德國南部城市巴登巴登點燃了革命烽火。其實，這麼說太誇張了。當時我們根本沒有考慮到滿洲等其他國家的事，只是討論了日本陸軍的革新問題。當時，我們的想法是很認真的。所說的革新，其包括的內容是：第一，當時陸軍人事有派系，長州派壟斷軍隊人事安排的做法必須打破；第二，因為日本陸軍獨立實施統帥權，而使軍政、軍民關係疏遠，這一定要扭轉。當時，我們3個人下定決心要改變日本軍隊這些不正常的東西。因為我們到歐洲后，看到了這些國家的軍事狀況，認為不這樣干不行。那時我們3人都是少佐，事情就是這樣開始的。」

朱執信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是從日文版轉譯的，取自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彥合譯的英文版《共產黨宣言》。

也正是這些因素，使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最初對日本革命的期望，要遠遠大於對中國革命的期望。1922年1月25日，《真理報》刊載季諾維也夫在遠東革命組織代表大會上的演說，稱「日本是遠東的鑰匙」，「沒有日本革命，遠東的經濟革命都是小杯里的小風暴」；認為在日本發生的革命，將會左右在中國乃至在整個遠東發生的革命。但是向先進的中國人提供了先進思想武器的日本，卻沒有走上如中國一樣的革命道路。

這都是後來發生的一切。翻譯它的朱執信於1919年去世，無從知曉了。

日本自從1549年織田信長上台至1945年東條英機自殺，近400年的政治，實質就是軍閥政治。完成近代日本統一的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這三位重要人物，皆是擁兵自重的軍閥。在近代日本，要成為有實權的政治家，首先必須成為軍人。明治時代的長州藩山縣有朋、桂太郎，薩摩藩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人如此，昭和時代的田中義一、荒木貞夫、永田鐵山、東條英機等人也如此。

國內腐敗在他們眼中首先是政治腐敗。政治腐敗又首先表現在陸軍的人事腐敗上。日本歷來藩閥門第氣息極重。明治維新后海軍由薩摩藩把持，陸軍則由長州藩把持；山縣有朋、桂太郎、田中義一等陸軍中堅人物，無一不是出自長州；非長州籍人士休想晉陞到陸軍高位。

看到馬克思日復一日地出入大英圖書館、李大釗本人就是圖書館主任、毛澤東也曾在圖書館工作，有人便說：「革命起於圖書館。」

中國的洋務運動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三個著名人物作為代表。

這三個人成為了日本昭和軍閥集團的象徵。

中國共產黨人中最早宣傳馬列主義的李大釗，1913年至1916年在早稻田大學留學時就愛讀河上肇的著作，通過河上肇的著作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

這既與日本歷史相關，又與日本皇室相聯。

東條英機為日本頭號戰犯，戰時內閣首相；梅津美治郎後來成為日軍參謀總長；山下奉文任駐菲律賓日軍司令，率軍橫掃東南亞，被稱為「馬來之虎」；中村小太郎任過陸相；松井石根為侵華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南京大屠殺要犯；中島今朝吾任第十六師團長，南京大屠殺中最慘無人道的劊子手；下村定為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後接任陸相；磯谷廉介是後來與中國軍隊在台兒庄發生血戰的日軍第十師團師團長。

雖然片山潛等日本革命者與俄國革命先驅普列漢諾夫1904年就在荷蘭第二國際代表大會上建立了聯繫，但日本革命除了理論探討，一直不能進入實施階段。因為日本已經為另外一種主義——法西斯主義聚集了足夠的能量。

自此，日本政治便有了「暗殺政治」之稱。北一輝的國家主義派上了大用場：每一次暗殺都出自「愛國至誠」。熱衷於「脫亞入歐」、學西方的日本人忘掉了英國文學家塞繆爾那句話：愛國心在不少場合，是被流氓當做隱身衣來使用的。

1860年以後，英國、美國也分彆強迫日本簽訂了不平等條約。

三年以後危機來了，卻首先來到躺在床上抽鴉片的中國。

中國是日本最早的老師。日本又是中國最新的老師。中國革命者從日本譯來了《共產黨宣言》，日本浪人卻在中國炮製出法西斯理論。「三羽烏」從蒸汽浴室騰空而起，給世界的東方帶來巨大黑暗。

這就是明治維新后的日本。甲午戰爭后中國士大夫階層痛定思痛，終於認識到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不如人。

日本肢解完琉球后，便直接向中國開刀。

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有所謂「三傑」：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

膨脹，膨脹，國力膨脹，資本家的橫暴膨脹；俺老婆的肚子膨脹，貧困也更加膨脹。

但在萊茵河上游巴登巴登礦泉療養地聚會時，這三個同在歐洲當武官又是陸軍小學、士官學校、陸軍大學同學的人，還沒有後來那麼大的胃口。當時他們緊緊盯住的，是日本國內的腐敗。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中國成為世界上的最後一塊肥肉。連列強都擔心爭奪這塊肥肉時，可能引發另一次世界大戰。出於這種考慮，1921年8月，由美國出面，邀請英、法、日、意、比、reａd.99csｗ•ｃｏm荷、葡以及中國共9國，在華盛頓開會商討裁軍和中國問題。會議達成的《九國公約》規定：各國尊重中國的主權、保全中國領土完整；中國要對各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該公約雖然是利益妥協的產物，同時要求中國必須實施門戶開放，讓各國利益均沾，但對當時政治混亂的中國來說，客觀上還是限制了列強的殖民活動，對國家保持領土完整起到一定的作用。

毛澤東說出了一個實情。馬克思主義最初是從日本傳入中國的。1906年1月，同盟會黨人朱執信在東京出版的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上發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摘要翻譯了《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論斷「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被朱執信譯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於吾今有生，所謂史者，何非階級爭奪之陳跡乎。」

日本原本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對被侵略、被掠奪一直比中國有著更多的擔心。1837年幕府統治者德川齊昭發出預言：日本將是西方攻擊的第一個目標。中國太大，朝鮮和琉球又太小，對大不列顛的炮艦來說，日本恰好不大不小。

1854年，美國強迫日本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神奈川條約》，規定日本開放下田、函館為對美通商口岸。

這些國民黨元老當初介紹馬克思主義如此不遺餘力，是後來那些視馬克思主義如洪水猛獸的國民黨新貴們能想象到的嗎？

北一輝已經從中國五四運動的苦悶中解脫出來了，決心完全效力于日本國家主義。他把革命與擴張合為一體，認為「在國際間處於無產者地位之日本」應成為一個「打敗英國，使土耳其復活，使印度獨立，使中國自立，其後太陽旗將給全人類以陽光」的「革命帝國」。

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論之鼻祖北一輝。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1919年，是世界法西斯運動收穫頗豐的一年。

明治維新既受中國危機及魏源思想的啟示，也為日本本身的危機所推動，還多多少少帶有一點兒效仿中國洋務運動的意思。

其本意是通過天皇的「協治」來完成「社會主義大革命」，但他的傾注心血之作嚇壞了日本內閣。雖然自費出版，也被政府禁止發行。

貧困，日本人才偉大，他們又能忍耐；物價無止境地上漲也罷，喝喝開水稀粥照樣活。

一把五金店的短刀，便結束了日本剛想冒頭的民主政治。

宮內學監即所謂「大學寮學監」。這是一個秘密去處，連二戰結束后的東京審判都很少涉及。

馬克思主義學說在聲色俱厲的批判聲中傳到日本。

法西斯也起於圖書館。

巴登巴登聚會內容淺薄。被日本近代史所視甚高，全在會議的三個參加者和他們擬就的11人名單。11人都成為後來日本軍界的重要人物。

這兩條不倫不類的綱領由誰來實施呢？

1960年6月21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上海接見以野間宏為團長的日本文學代表團。毛澤東說了這樣一句話：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日本比中國早，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是從日本得到手的，是從日本的書上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

後來有人說北一輝的理論好像在日本的舊米酒瓶中灌進了馬克思主義的新酒，其實說反了。他是在馬克思主義的酒瓶中灌進了日本的舊米酒。他說：「如馬克思，雖生於德國，然而系無國家而只有社會之猶太人，故其主義雖首先並非築基於國家而是築基於社會之上，但若我日本作為社會組織而有所求時，則唯見國家。」所以「社會主義于日本即成國家主義」。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一年之後，在第三國際幫助下，日本終於成立了共產黨，但發展艱難。

進入20世紀20年代后，日本軍閥政治中出現一種獨特的低級軍官通過暴力手段左右高層政治的所謂「下克上」現象，更與日本皇室緊緊相連。

於是日本最早的政黨內閣政友會的原敬內閣產生。

能夠閱讀中文、梵文、阿拉伯文、希臘文、德文、法文和英文的大川周明異常聰明。他和北一輝兩人一邊喝米酒一邊爭吵鬧了一夜，然後削去了北一輝理論中皇室不能接受的部分。兩人最後分道揚鑣：北一輝隱匿進智慧寺，大川周明則受命擔任了宮內學監。

政黨內閣在日本，一開始就是個減壓閥和維持會。正因如此，從該內閣起，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和外務大臣三個最重要的位置，執政黨都不能安排。國家安全問題更在政黨管轄範圍之外。

1908年，日本政府捏造了個企圖謀殺天皇的「大逆事件」，數百名社會主義者被捕，幸德秋水等24人被判處死刑。

這一轉譯意義重大，「共產黨」一詞在中國第一次出現。

戴季陶主要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他將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日文版一書的前四章譯成中文，譯名為《馬克思資本論解說》。全書由戴季陶和胡漢民、朱執信、李漢俊四人合譯。這是中國人最早了解到的馬克思的《資本論》。戴季陶在自述中說：「我對於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很想用一番研究的工夫。」還說：「要想免去階級鬥爭，只有廢除階級的壓迫，只有廢除階級。階級存在一天，階級壓迫繼續一天，階級鬥爭就要支持一天。」

《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被秩父宮找人油印出版了。此書一出，影響巨大。日本青年軍官們紛紛把它作為策動法西斯活動的理論依據。

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國組成聯合艦隊，炮擊日本下關，勒索戰爭賠款，控制日本關稅，取得在日本的駐兵權。

西方有學者說，文化的聯繫意味著一個國家的反應會迅速傳遞給另一個國家。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曾是日本文明的發源處；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卻成為中國獲取新思想的來源地。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施存統、沈玄廬、邵力子、周佛海等都是留日學生，後來彭湃、王若飛、周恩來、楊匏安、楊闇公、董必武等也先後留日。

明治維新之前的6年——1862年，中國已經開始悄悄發生一場洋務運動。

第二，走法國的路線以恢復國力。

日本面臨與中國同樣的命運。

首先就是肢解琉球。

1857年和1858年，美國又與日本簽訂兩個所謂的《通商友ｈttｐs://reａｄ•９９cｓw.ｃoｍ好條約》，不僅奪得了租界和領事裁判權，而且剝奪了日本的關稅自主權。

日本的明治維新提出「尊王攘夷」，也是為了挽救民族危機，驅逐外國侵略勢力。

在中日分道揚鑣進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日本人並不是明治天皇，也不是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這些所謂的「維新三傑」，甚至不是伊藤博文這樣的日本近代政治制度設計者，而是一個被譽為「日本的伏爾泰」、「日本國民的教師」的人，其頭像至今印在1萬日元紙幣上以接受日本人最高致意的思想家，他叫福澤諭吉。

林則徐交代魏源寫的《海國圖志》《聖武記》《瀛環志略》，在中國沒有引起太大反響，鴉片戰爭後傳到日本，卻引起了強烈震動。這是日本統治者和知識界首先接觸到的洋學知識。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遠遠超過中國。

永田鐵山被刺前是日本陸軍軍務局長，裕仁天皇直到最後決定無條件投降的時刻，還在地下室里掛著他的遺像；小畑敏四郎為陸軍大學校長；岡村寧次為侵華日軍總司令；

後來這三人又一起考進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在以訓練嚴酷著稱的日本軍校中，永田鐵山的畢業成績是士官學校第四名、陸軍大學第二名；小畑敏四郎的成績為士官學校第五名，陸軍大學第一名；岡村寧次則為士官學校第六名，在陸軍大學因成績優異接受過大正天皇的頒獎。

通過他們的介紹，大量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術語由日本傳到中國。「社會主義」、「社會黨」、「共產主義」、「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辯證法」、「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等詞彙，都是從日本傳過來的。大革命時期響徹中國的「勞工神聖」和「團結就是力量」等口號，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潛、高野房太郎等人在1897年從美國帶回來的。

這是一夥不缺乏野心和獻身精神、只缺乏思想的青年軍官。他們沒有誰能像北一輝那樣，對國家未來做出框架設計。要為他們補上這一課。裕仁選中了大川周明。

原敬首相被刺前一周，德國萊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貴族城堡區，一個叫巴登巴登的礦泉療養地舉行了一個秘密聚會。三個軍銜皆為少佐的日本駐外武官聚集在一起，議論上司，議論國家，目的與7天後將行動的中岡艮一類似：結束國內的腐敗。

若說中國與哪一個國家的關係最難說清，恐怕當屬日本。

他的服務對象不是具體的哪一個階級，而是抽象的國家。於是他的國家主義與西方未曾謀面的夥伴一樣，很快變成不折不扣的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

福澤諭吉1872年寫《勸學篇》，提出「天生的人一律平等」，在等級森嚴的日本社會無異於平地驚雷，奠定了其啟蒙思想家的地位；1875年福澤發表《文明論概略》，提出只要以文明發展為目標，不論是什麼樣的政體，都應當受民眾歡迎；不論用什麼樣的方法，都應當為社會所接受。從這裏開始，福澤的思想發生轉向了，這種思想最終演變為日本的「戰爭合理論」。

打著「革命」與「解放」的旗號，一頭法西斯怪物在世界的東方出籠了。

這是一首1918年在日本流行的民謠。

該年5月，墨索里尼在義大利組織「戰鬥的法西斯」；該年9月，希特勒在德國加入「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同年9月，北一輝在上海完成《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

裕仁剛剛回國，由東久邇宮負責聯繫的駐歐青年軍官集團首領「三羽烏」便舉行了巴登巴登聚會。還未上台的裕仁已獲得這伙少壯軍官的鼎力支持。

郭沫若則在翻譯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時，給朋友成仿吾寫通道：「這本書的翻譯，給我的一生來了一個轉折。把我從半睡眠狀態下喚醒的是它，把我從歧路的彷徨中拉出來的是它，把我從死亡的陰影中拯救出來的是它。」

歷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給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響。

裕仁小時候曾在這裏流連忘返。長大了的裕仁只需坐在屋裡凝視拿破崙半身像，由未來的昭和軍閥集團成員在這裏流連忘返了。

周恩來在日本留學期間，看到的第一本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原理的理論著作，就是河上肇的《貧乏物語》。當時為了師從河上先生，周恩來特地提出入學申請，想選修京都帝國大學的經濟系課程，未成。又去京都南開同學吳瀚濤處住了一段，想見河上肇教授本人，仍未成。後來周恩來歸國，箱子里的重要物件就是河上肇的書。

救國與革命，是20世紀最激動人心、最具號召力的口號。在這個口號的影響下，20世紀20年代初期，一夥優秀的中國青年聚集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聚集在廣州加入黃埔軍校。另一夥不能不說「優秀」的日本青年卻聚集在東京皇宮，完成了欽定的法西斯思想改造。

別的就記不起來還有些什麼了。

原敬是平民出身，想結束藩閥政治，搞西方式民主，他的國家卻根本不給他這樣的機會。1921年11月4日，原敬在東京車站被中岡艮一刺殺。兇手是鐵路僱員，19歲，自稱為抗議尋歡作樂的鬆弛風氣和日益蔓延的西方化潮流。兇器是在車站附近五金商店買的白鞘短刀。

作為行動綱領來說，這兩條確實有點不倫不類。

明治天皇不了解，馬克思主義是空前強有力的批判武器，最不害怕的就是批判。

哲學家西周在《百學連環》中首次提到社會主義運動，也是為了向天皇獻策，「主宰世界者不能不考慮此等事」，「唯防之於未然」。

早期國民黨人從馬克思主義中吸取了豐富的營養。他們把這些新思想介紹到中國，在長期沉寂黑暗的中國思想界，確實擦著了幾分光亮。

回國之前，北一輝在上海完成了對法西斯主義的研究。

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成為東方先進思想學說的集散地。毛澤東說，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從西方尋找真理。西方畢竟離中國太遠，一衣帶水的日本卻很近。於是，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中國人便如周恩來所說：「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東渡日本學習新思想。

1919年，日本大正天皇因腦血栓不能親政，權力落到皇太子裕仁和宮廷皇族手中。1921年3月裕仁出訪歐洲，不經意做的兩件事對後來影響巨大：一是皇室長輩、明治天皇的女婿東久邇宮帶領九九藏書一大批日本駐歐武官和觀察員前來晉謁，裕仁特意為這批少壯軍官舉行了宴會；一是在法國，裕仁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微服出遊中，親手購買了一尊拿破崙半身像。

因為一衣帶水，聯繫方便，影響也方便；因為一衣帶水，掠奪方便，侵略也方便。

當被稱為「三羽烏」的三隻烏鴉從巴登巴登騰空離去之時，他們那張開的黑色翅膀，將給東方帶去巨大的災難。

這三人皆是陸軍中的驕子——後來被稱為「三羽烏」——日語「三隻烏鴉」之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任何一本研究日本軍事史的著作，都要提到這三個人的名字。

三人的核心，是留著普魯士式短髮、嘴唇上鬍子修剪得像一隻海鷗、具有學者風度的永田鐵山。他以優異的服務，自1920年6月起就被授予在歐洲巡迴的全權。但即使是他，也不是一個能系統提出自己思想的人。貴族出身的小畑敏四郎最瘦最精明，又最易激動，駐俄國期間正值俄國革命，拚命看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書，但除了想通過所謂「部落共產主義」實現與天皇感情溝通這種模糊混亂的概念外，提不出什麼像樣的政治見解。不修邊幅的岡村寧次摘了眼鏡，就成了可憐的半盲人，戴上眼鏡又像兇猛的貓頭鷹，最崇尚像前線指揮官那樣直接行動，也不是思想者。

「共產黨」一詞源於英文communist Party。英文commune直譯為公社，在法國、義大利、比利時等國家，最小行政區劃的市區、村鎮自治體也做此稱呼；而community則除了「村社，公社」外，還有「共有，共用，共同體」之意，如今「歐共體」用的就是這個詞。無論是commune或community，都沒有和漢字的「共產」發生直接關係.communist Party若直譯便是「公社分子黨」、「公團分子黨」。

1868年開始的日本明治維新卻並非如此。當時明治天皇以「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淪」和「破除舊習，求知識于全世界」為主導，自上而下開展了一場效仿西方的激進改革：以「殖產興業」大力促進資本主義在日本的發展；以「文明開化」在日本社會全面推廣現代科技和文化教育；以「富國強兵」建立新式軍隊的軍制和警察制度。明治維新涉及日本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教育、交通、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制度設計與重建。

《戰爭呼聲》雜誌1920年7月發表過大川周明等人的「集體信條」：日本人民必須成為解放人類的旋風的中心。日本民族註定要完成世界的革命化。這一理想的實現以及對日本的軍事改組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精神產品。我們認為我們的任務是不僅僅以日本的革命或改革而告終的，但我們必須滿意地首先進行我國的改革，因為我們對日本解放全世界的使命抱有信心。

1894年的甲午戰爭使日本收穫巨大：中國被迫割讓台灣和遼東半島，賠款2億兩白銀。后雖經俄、德、法所謂「三國干涉還遼」免除了遼東半島的割讓，但中國又加賠日本3000萬兩白銀。日本學者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說：「日清戰爭的賠款成為確立金本位制的資金，提高了日本資本主義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日清戰爭與日俄戰爭推動日本由一個潛在著殖民地化危機的國家，轉變為領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

戊戌變法很快就失敗了，但是向日本學習從此成為趨勢，一發而不可收：第一批是保皇黨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第二批是革命黨人：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第三批則是未來的共產黨人：李大釗、陳獨秀、彭湃、周恩來、王若飛等人。

三人在熱騰騰的蒸汽中悶了半天，僅想出兩條：第一，從陸軍——長州藩的棲身之處打開一個缺口。

但中國的洋務運動最終敗給了日本的明治維新。美國學者瑪麗·K.賴特夫人評價當時中國與日本的改革時說，洋務運動「既不是政變，不是革命，也不是一個新的時代，只不過是依仗全體士大夫的能力與努力，使歷史上難以避免的沒落過程留下的一個小陽春」，是企圖重新建立「中國保守主義的立足點」。

中國青年志士去日本尋找救國真理，日本法西斯組織卻派人來中國尋找其領袖人物。1919年8月，標榜為「國家主義」的日本右翼團體猶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專程到中國尋找北一輝。

日本統治者很快就從福澤的理論中嘗到了甜頭。

第一個目標便是中國。

1901年，片山潛、幸德秋水、河上清等人發起組織了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宣言中提出「徹底廢除階級制度」，「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決勞動問題」。

皇室權貴的支持，是法西斯主義在日本獲得的得天獨厚的條件。

從漢字到圍棋，從《論語》到《法華經》，日本人幾乎一成不變地從中國學去了這些文化精髓。

在日本政府鎮壓之下，該黨只存在了一天。

合上魏源的書本睜開眼睛看世界時，對岸正火焰熊熊——大清王朝的圓明園被英法聯軍付之一炬。危機四伏的日本也必須作出選擇——怎樣避免重蹈中國的覆轍？

就是這場激進的改革，使日本最終走上了戰爭擴張的道路。

但幸德秋水和界利彥把它譯作了日文的「共產黨」。朱執信方便地將日文中的漢字照搬了過來。於是，一個無數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名詞通過朱執信那支不經意的筆，在中國大地產生。怕它的人咒罵它「共產共妻」，愛它的人則敬它「消滅私有制」；未被完全譯出來的那部分意思便無人再去細想了。

啊！逍遙自在呀！

裕仁自1921年11月代替患病的大正天皇攝政后，辦的第一件緊要事，便是把以巴登巴登集團為基礎的「為理想獻身的年輕人」，集中到皇宮東面圍有城牆和壕溝的幽靜的宮廷氣象台，聽大川周明講課。

1875年，即福澤發表《文明論概略》那一年，日本派兵入侵琉球，命令琉球不再使用清王朝年號而使用日本明治年號，不再向清政府入貢。當時日本只有陸軍常備軍3萬餘人，海軍4000人，軍艦15艘，且多破損不能出海，本無力與清王朝全面抗衡。但當時清政府依靠以情理交涉的那套老路被日本摸清了懦弱本性。

當俄國革命剛剛成功、德國革命正在進行、中ｈttps://reａd•９９ｃsw•coｍ國革命行將開始之時，法西斯主義也不約而同，在西方與東方同時呱呱墜地了。

日本還在不斷地向中國學習。這回學到的是危機。

日本正因出兵西伯利亞和「米騷動」面臨空前之危機。

吃南京米又挨南京蟲咬，住在豬圈般的房子里；儘管選舉權也沒有，說是日本國民也自豪。

對中國共產黨人影響最大的，卻不是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這樣的日本政客，而是經濟學家、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河上肇這樣的日本學者。

真正使日本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一個是西方的堅船利炮，另一個是中國的魏源。

啊！逍遙自在呀！

日本比中國早36年知道了馬克思主義。1870年，明治維新時代啟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這一學說介紹到日本。介紹的目的不是為了學習，而是為了批判。當時「共產主義的幽靈」已在歐洲徘徊。由於害怕這個幽靈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容許這一學說作為反面材料出現。

裕仁不喜歡北一輝。北一輝在上海用清水飯糰泡製出來的激進思想，甚至要求把皇室擁有的財產也交給國家。但裕仁的弟弟秩父宮卻對北一輝興趣極大。他在北一輝身上看到了巴登巴登11人集團正在尋找的思想。

巴登巴登聚會之1921年10月27日這天，被視為昭和軍閥誕生的第一天。

啊！逍遙自在呀！

浙江一帶唯流水，巨艦泝來歐羅巴。

巴登巴登正值旅遊淡季，這個清靜的地方正好進行他們規劃未來的密謀。

三個泡在蒸汽浴室里的武官談起這些事情，義憤填膺、慷慨激昂。在陸軍小學與長州藩後代龜田打架之事，不知是否也在三人的議論範圍以內？

1853年7月8日，美國的東印度艦隊司令官佩里率薩斯克哈那號、密西西比號、普利茅斯號和薩拉托加號4艘軍艦打開日本國門。

在上海亭子間炮製「革命理論」的北一輝雖也主張限制私人資本，僱主和僱員之間利潤均分，抑制藩閥財團，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軍人。他生拉硬扯地將日本軍人說成是「有兵卒素質之工人」，主張成立與俄國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蘇維埃類似的「工兵會」，讓最有組織、最有戰鬥力的在鄉軍人成為改造國家的骨幹力量。於是他在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之間搭上了一塊方便的跳板。

毛澤東1928年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卻沒有任何日本人或共產國際的任何革命者寫一篇《日本的紅色政權為什麼不能夠存在》。進而再寫一篇：《為什麼法西斯主義能夠在日本存在並瘋狂發展》。

沒有去過日本的毛澤東，對河上肇也留有很深印象。至今在韶山毛澤東紀念館里，還陳列著毛澤東早年閱讀過的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河上肇翻譯的馬克思的《雇傭勞動與資本》。1960年率日本文學代表團訪華的野間宏回憶，毛澤東對他說過：「河上肇寫的書，現在還是我們的參考書。河上肇在《政治經濟學》那本書中寫有怎樣從舊的政治經濟學發展到新的政治經濟學，河上先生說新的政治經濟學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因此每年都再版發行。」

1856年，荷蘭強迫日本簽署《和親條約》，片面規定荷蘭的權益和領事裁判權。

陳舊的氣象台是裕仁小時候放學回來的經常去處。他在這裏觀看六分儀、星座圖、測雨器和18世紀的荷蘭望遠鏡。現在他給它起了一個新名字：「大學寮」——大學生寄宿處之意。幾乎全部後來昭和軍閥集團的骨幹成員，都在這裏聽過37歲的法學博士大川周明講述大和民族主義、大亞洲主義、法西斯主義。

結果事與願違。剛剛出兵西伯利亞，國內就發生了「米騷動」，波及32縣，70萬人加入，日本政府大受震動。害怕日本也出現俄國推翻羅曼諾大王朝式的革命，天皇和歷來反對政黨內閣的重臣都不得不同意政黨組閣。

三個未入日本陸軍主流的青年軍官能量為何如此巨大？一夥駐外武官如何能夠組成一個龐大的、令全世界毛骨悚然的軍閥集團？

門面也維持不住。第一屆內閣首相就死於非命。

於是有了1868年的明治維新。

所以在日本最早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加藤弘治，就是這一學說的堅決反對者。他在《真政的大意》一書中說：「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經濟學說……大同小異，都主張消滅私有財產」，是對社會治安「最為有害的制度」。

於是便一發而難收。

1855年，俄國強迫日本簽訂《下田條約》，劃定兩國在千島群島的疆界，並強迫日本開放下田、函館、長崎三港為對俄通商口岸。

詩人山田芳谷特賦濤一首：

這三人——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岡村寧次在東京陸軍小學時就是好朋友。該校許多學生來自名門望族或富裕家庭，他們自視政治經濟地位優越，時常結夥欺負別人。為不受欺侮，永田鐵山、岡村寧次和小煙敏四郎也結成了自己的團伙。一次，岡村寧次在做木馬練習時，與一個來自長州高級武士家庭、叫做龜田的打起架來，龜田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平時在學校就是呼風喚雨的一霸，身邊總有一幫人跟隨；眼看岡村寧次就要吃虧，幸而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得訊，飛奔而來拳腳齊上，才把岡村寧次救了下來。三人中永田鐵山與岡村寧次關係最好，相互親呢稱呼對方「鐵」和「寧」；小畑敏四郎則與岡村寧次在同一個學員區隊。三人從那時起就玩鬧在一起、打架在一起，是性格、脾氣都合得來的摯友。

五四運動衝垮了曾立志為中國革命效力的北一輝。他把這一運動看做是排日運動，「眼前所見之排日運動前列並宣傳鼓動與指揮者，皆為十年間同生共死有刎頸之交的同志」，他為此絕食。抗議不成，便決心離開中國，「告別十余年間參与的中國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我看到，這十余年間特別加速腐敗墮落的我國，若繼續這樣下去而不加過問，則無論是對世界政策，還是對華政策或國內政策，都顯然要瀕於毀滅」。他的結論是「讓日本之魂從底層翻騰起來，來擔當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北一輝雖然沒有出席，但他在上海亭子間熬成的思想卻通過大川周明，病毒一般流進講台下青年校尉的頭腦中。

北一輝把已經寫好的前七卷交給大川，約定寫完第八卷立即回國。他要在上海完成其法西斯思想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