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數字枯燥乏味，難於記憶，但對20世紀卻有極大意義。

7年以後，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從主張「呼聲革命」、「無血革命」的毛澤東到主張暴力革命的毛澤東，其間經歷了怎樣由實踐支撐的思想歷程。

被西方史學家稱為「列寧的二十四人集團」控制了大會。

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布魯塞爾、倫敦舉行。參加會議的共有57名代表。有表決權的43人，一個特殊情況是其中8人享有兩票的權力，所以大會的實際總票數是51票。

但這位偉大的政治活動家已經開始預感到情況有些不妙了。

國民政府要員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謙恭，向軍權在握的新秀蔣介石致敬。

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歷史使命。中國工農群眾將永遠銘記他的業績，並將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國民黨「一大」連張入場券都未弄到的蔣介石，個人聲名在「二大」達到頂點。

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被刺於國民黨中央黨部。當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眾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鮑羅廷。

是馬爾托夫而不是列寧首先掌握了多數。在隨後大會的每一次爭論中，馬爾托夫都以優勢票數獲勝。

埋葬了廖仲愷，趕走了胡漢民、許崇智后，蔣介石還剩下最後三個障礙：前台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後台的國民政府政治顧問鮑羅廷和心目中的死敵中國共產黨。

什麼是歷史？這就是歷史。

還有一名代表臨時改變態度。

孫中山至其臨終，也沒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當時蔣介石要想成為強有力的人物，面前至少有三個障礙：軍事部長許崇智、外交部長胡漢民、財政部長廖仲愷。從一般規律上看，他是不可能越過這些障礙的。但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在幾個月內卻發生了。

5月21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

常人也能覺出眼前的量變。但很多時候，偉人也無法立即察覺將要出現或已經出現的質變。

缺乏實力的共產黨人，不掌握武裝力量、沒有槍杆子，即使有再深奧的理論修養，再犀利的政治判斷，再龐大的民眾組織，在一個只憑實力說話、誰力量大誰就嘴巴大、聲音大的社會裡，也難於成事。批判的武器永遠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俄國十二月黨人寫給普希金那句詩，今天翻譯即是「星火燎原」。

知道了距離承認還有很遠。毛澤東當時提出了一種與共產國際傳統理論不同的理論，但還沒有證實這一理論的實踐，也還沒有支持這一實踐必不可少的實力。

1926年1月廣州舉行國民黨「二大」，到會代表256人，選舉中執委時，有效票總數249張，蔣介石得票248張，以最高票數當選中央執行委員。

還不能這樣簡單。中國共產黨也曾經為李立三開過兩三次追悼會，每次都由他的戰友周恩來主持。並非中共中央和周恩來不了解李立三，而是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時期，殘酷的鬥爭環境中隨時包含著這種不可預測性。

另一人是張太雷。他是中國共產黨中較早認清蔣介石面貌的人。1923年隨蔣訪蘇，他在代表團中就與蔣分歧很大，幾乎天天爭吵，弄得蘇俄方面人人知曉。蔣對他恨之入骨，恨不得立即將其清出代表團了事。這樣一個對蔣早有認識的人，在「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后，還要發表一篇《關於蔣介石同志對「要不要國民黨」誤會之解釋》的自我辯白，回答蔣的質問。他說：「如果我真是說了『國民黨是排斥共產黨黨員』，我自己亦要罵『這簡直不知道是什麼話！』非但我沒有這樣說，並且不會有這樣的事。」並說，「介石同志是不會排斥CP的，大家都是知道的。」

這種尊敬與其說是對個人的尊敬，不如說是對實力的尊敬，對各自的歷史地位的尊敬。拋開各自信仰的主義和各自行進的道路，有一點是兩人共同的：皆以為自己必定且註定要完成某種不可言喻且不言而喻的歷史使命。

共產國際發表的這份官方公報也是如此。

廣州第一公園大門口出現一副對聯，上聯「精衛填海」；下聯「介石補天」。

自從人類被劃分為階級以後，階級的核心就是政黨。

領袖的核心是什麼呢？

第一個上山搞起工農武裝割據、在井岡山遊刃有餘的毛澤東，用武器的批判給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的武器，也為世界革命開創了一條「毛澤東道路」。

1906年，蔣入陸軍速成學堂（保定軍官學校前身），有日本軍醫教官講衛生學，取一土塊置於案上，說：「這一塊土，約一立方寸，計可容四萬萬微生蟲。」停片刻該醫官又說：「這一立方寸之土，好比中國一國，中國有四萬萬人，好比微生蟲寄生在這土裡一樣。」話音未落，課堂內一學生怒不可遏，衝到台前將土擊飛，大聲反問道：「日本有五千萬人，是否也像五千萬微生蟲寄生在1/8立方寸土中？」軍醫教官毫無所備，稍許緩過勁來，發現是學生中唯一不留辮子的蔣介石，便指其光頭大聲喝問：「你是否革命黨？」該事在陸軍速成學堂掀起軒然大|波。

他1920年以極大的熱心投入湖南自治運動，把各省自決自治看做是拯救中國的唯一方法。他說：「胡適之先生有20年不談政治的主張，我現在主張20年不談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門羅主義，各省關上各省的大門，大門之外，一概不理。」

她後來回憶說，鮑羅廷站在聽眾中間彷彿鶴立雞群，他一進屋，你就能聽到他那清晰的、不慌不忙的男中音；他講英語不帶俄語口音，很接近美國中部方言。

毛澤東卻並非穿上筆挺的嘩嘰軍裝、面對台下肅立的隊列和如林的刺刀，才會自信得口若懸河。他的果敢和自信來自他對中國大地的深刻了解。就在他只是一名躑躅于橘子洲頭的窮學生時，他也敢宣稱：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干？

1926年3月發生「中山艦事件」，蔣介石又是一石三鳥。

從主觀因素說，他們也忽視了這個人的精神底蘊。

孫中山對蔣介石的性格及處事方式卻甚感頭痛。

鮑羅廷是蘇聯駐華代表加拉罕介紹給孫中山的。

列寧的票數由23票上升到24票，馬爾托夫則由28票跌到20票；列寧立即獲得24票對20票的堅定多數。

為何而敗？是敗於主義，還是敗於槍桿？是敗於對歷史的把握，還是敗於對未來的規劃？蔣終生不解。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陳獨秀已經看出蔣介石利用北伐實現個人軍事獨裁的危險，當蘇聯軍事顧問加倫將軍問是幫助蔣還是削弱蔣時，也只有回答：「是反對蔣介石，也是不反對蔣介石。」

所以有了1927年8月7日黨的緊急會議，有了會上毛澤東激動的發言：從前我們罵（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杆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巴斯德說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蔣介石為這一天的到來作了充分準備。他運用這個突然降臨到手中的「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是毫不猶豫的。軍事機器立即開動，首先針對幾番壓制他的許崇智。

辛亥革命爆發。

中國有句老話，叫時勢造英雄。

他依靠的不是蔣介石。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內，他未委派蔣重要的軍事職務。

這篇訃告，就是共產國際最早介紹毛澤東的文章。

未見過列寧的蔣介石和毛澤東又與列寧一樣，都曾以極大的熱情辦刊辦報。

蔣介石將這后一個一石三鳥推了7個月。國民黨被鮑羅廷由一個鬆散的組織造就為一個虎虎有生氣的組織，在這個組織的全部力量轉到自己門下之前，它還需要鮑羅廷的力量和影響。鮑羅廷的話在汪、蔣、鮑三人之中，仍然起決定作用。西山會議派攻擊他將鮑羅廷「稟為師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計議，悉聽命于鮑」，「甚至關於黨政一切重要會議，概由鮑召集於其私寓，儼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他不但不在意，反而說作為總司令，只有法國福煦元帥的地位可同鮑羅廷相比。他反覆引用孫中山曾說過的話：鮑羅廷的意見就是他的意見。因此，追隨鮑羅廷就是追隨孫中山。

所以該報命名為《火星報》。

僅此一點，功在千秋。

他相當客觀地把他的擢升歸於鮑羅廷的政治提拔及俄國武器裝備和軍事顧問。

他胸中曾澎湃過怎樣的激|情。

兩人當時都忙。但他們的理由與中共「一大」的歷史地位相較無疑是芝麻與西瓜相較。

連宋美齡也為鮑羅廷的個人風采所傾倒。

分歧由此產生。冗長的辯論之後，列寧的草案以23票對28票被否決。

蔣介石脾氣暴躁，經常與周圍人關係緊張；動輒辭職不幹，未獲批准也拂袖而去，誰去電報也召他不回。

「授以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的特別委員會三人中，汪精衛本身是國民政府主席，許崇智是政府軍事部長，唯有蔣介石未任過高於粵軍參謀長和黃埔軍校校長以上的職務，他第一次獲得如此大的權力。

毛澤東當時對一切暴力——包括孫中山的南方政府反對北方北洋軍閥政府的暴力——皆表現出極大的忿恨。

共產黨人也在「整理黨務案」后被迫退出國民黨中央和第一軍。中山艦事件后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和蘇聯總顧問季山嘉被驅逐，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說是陳獨秀對蔣讓步的「妥協政策」的惡果，但真相是事件發生后，當時正在廣州的聯共政治局使團長布勃諾夫在鮑羅廷的協助下親自處理，妥協讓步政策是他們強加給陳獨秀的。布勃諾夫事後講了6條理由，第一條就是怕「嚇跑大資產階級」，否則中共「無論如何不能現在承擔直接領導國民革命這種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務」。事後報告處理「三二〇」中山艦事件的報告中，布勃諾夫甚至認為中共只要做「保證這rｅａｄ.９9cｓw•cｏｍ場革命徹底勝利」的苦力，不要去爭領導權，否則「任何過火行為都會嚇跑大資產階級」，「造成廣州政府的危機。最終加劇國民革命失敗」。

歷來極重兵權的蔣介石又何嘗不知黃埔軍校的重要。他真正不滿的，並非僅僅「經費無著落」，而是在1924年1月國民黨召開「一大」上，孫中山沒有指派他為代表，各省黨部亦沒有推選他，國民黨黨史上極其重要的這次大會，他連一張入場券都未弄到。

第二次東征大捷使蔣介石的軍功威名如日中天。返歸廣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觀者如堵，道為之塞；至汕頭盛況達到空前：社會各團體整齊列隊歡迎，民眾簇擁，萬頭攢動；一路軍樂悠揚，鞭炮畢剝，工會前導，次槍隊，次步兵，次汽車，衛隊為殿，連孫中山當年也沒有如此之風光。

即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還懷疑毛澤東是否會走南斯拉夫道路，成為中國的鐵托。

蔣介石卻僅為他的黨提供了意志。提供思想的，是孫中山。

黃興告之，武昌革命黨人呂志伊向香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並前往主持。」

但陳炯明一叛變，蔣立即拋棄與陳的友誼，站到孫中山一邊。

鮑羅廷之前，國民黨在政治上、組織上和理論上都無法算作一個政黨。它沒有綱領，沒有組織，沒有章程，沒有選舉，也沒有定期會議，連有多少黨員也是一筆糊塗賬。據說有30000，註冊的卻只有3000。交納黨費又是6000。入黨要打手模向孫中山個人效忠，但連孫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黨員」，這些黨員又都是誰。

不愛錢，不怕死，是他不離口的革命軍人二信條。

這一年蔣介石40歲。

李大釗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學年終結期，校務紛繁，難以抽身前往。

一部世界革命史便要重寫。

布爾什維克，105名。

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起程北上。國民黨黨史記載，北上前兩天，「總理令（黃埔）新軍改稱黨軍，任蔣中正為軍事秘書」。這是孫中山給蔣介石的最後一個職務。孫中山北上至去世4個月時間內，再未給蔣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臨終的孫中山呼喚了宋慶齡，呼喚了汪精衛，卻沒有呼喚蔣介石。

當年反對鮑羅廷獨用蔣介石的加倫將軍回國后，1938年10月在蘇聯肅反運動中被捕。蔣介石接到駐蘇大使楊傑的報告，還想保加倫一命，要孫科以特使身份赴蘇轉告斯大林，請派加倫至中國做蔣的私人顧問。但蘇聯的肅反行動太快了，加倫從被捕到被槍決僅有一個月的時間。斯大林告訴孫科的，已是他的死訊。

蔣首次在孫中山面前顯露軍事才能，是上書陳述歐戰情勢及反袁鬥爭方略，這才使孫中山對他有所注意。在陳炯明部任職期間，蔣介石又連向孫中山呈《今後南北兩軍行動之判斷》《粵軍第二期作戰計劃》等意見，也僅使孫中山覺得他是個不錯的參謀人才，僅此而已。

後來有人說，孫中山看到這條消息時，手中的玻璃杯失手跌落摔碎，杯中的牛奶潑灑一地。不管是否屬實，這一點卻是無疑：他當時所受震動之大，絕非我們今天所能想象。

大會進程瞬間發生的逆轉，是歷史性的逆轉。

但是，這個決定傳到廣州為時已晚。會議上鮑羅廷和瞿秋白為共產黨黨團問題進行了象徵性辯解之後，贊同成立國際委員會監督共產國際和共產黨關係的決議。該決議要求共產黨將自身活動中與國民黨有關者，全部公開通報給國民黨。陳獨秀得知此結果后極為憤怒，接連幾次上書共產國際，表示堅決拒絕國民黨全會決議，強烈譴責並抵制鮑羅廷的妥協政策，特別是對其不同中共中央討論「單獨行事」，表示「非常不滿」，要求共產國際警告鮑羅廷，並告之其無權領導廣東地區中共黨組織的工作。

格魯森伯格就是鮑羅廷。

遠東局隨後也置於鮑羅廷的領導之下。

1923年9月，蔣介石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蘇，列寧正身患重病。「聞俄國革命黨首領蘇維埃共和國之創造者列寧，積勞成疾，不能謁晤，深致感咨」，蔣介石後來頗為惋惜地寫道。沒見上列寧是他一大遺憾。

列寧的草案建議「凡承認黨綱、在物質上幫助黨並且參加黨的一個組織的」人可以成為黨員；馬爾托夫的草案也認為接受黨綱和在物質上幫助黨是黨員的條件，但認為只要「在黨的一個組織領導下經常親自協助黨」就行了，不必非要參加黨的一個組織。

蔣介石與陳炯明關係不錯。1922年4月，陳炯明準備叛變，向孫中山辭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長之職。孫中山照準。蔣介石不知陳意，還想找孫中山為陳說情。不成，便也辭職。在回滬船上還給陳炯明寫信：「中正與吾公共同患難，已非一日，千里咫尺，聲氣相通。」

……

1924年6月24日，蔣給黃埔軍校學生作《革命軍人不能盲從官長》的講話，說：「十三年來，中國的軍人被袁世凱輩弄壞了，他們專用金錢來收買軍人，軍人變為他們個人的利器，專供他們做家狗」，「官長許可權一大，便可賣黨賣國」；又說：「我們革命是以主義為中心，跟著這個主義來革命，認識這個主義來革命的，決不是跟到一個人，或是認識一個人來革命的。如其跟到一個人，或是認識一個人來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是叫做盲從，那就叫做私黨，那就叫做他人的奴才走狗了。中國人的思想習慣到如今，仍舊是幾千年前皇帝奴隸的惡劣思想。」

毛澤東不是蔣介石面對的第一位共產黨領袖。毛澤東之前，蔣介石用法庭審判了陳獨秀，用死亡壓垮了向忠發，用子彈射穿了瞿秋白。對付這三個共產黨的第一把手，他甚至不用親自出馬，部下們就把審訊陳獨秀的記錄、槍斃向忠發、瞿秋白的照片，規規矩矩放到了他的案頭。

有人說，訃告表明遠在莫斯科勒克斯大廈里的共產國際總部對中國革命實情隔膜之甚，否則不會鬧出這樣的笑話。

這正是他最為吸引人的地方。

得票245張的宋慶齡在「二大」講話讚揚東征勝利之後的廣東形勢：「此間一切的政治軍事都很有進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時候弄得更好。」

1924年初，孫中山委派蔣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長；剛一個月，蔣就以「經費無著落」為由辭籌備委員長之職。9月，再辭軍校校長之職。

蔣介石打擊的三方之中，只有汪精衛對「三二〇」中山艦事件保持著明白和清醒。

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形成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崩得」，來自猶太語Bund，即「聯盟」之意，全稱「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它是俄國早期宣傳馬克思學說的最大的工人組織。馬爾托夫就曾是「崩得」早期組織的領導成員。1900年，一個叫米哈依爾·馬科維奇·格魯森伯格的16歲猶太青年加入該組織。1903年，因「崩得」的退出而產生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那一年，19歲的格魯森伯格也退出了「崩得」，投向列寧的布爾什維克。

果敢自信的蔣介石和毛澤東卻都沒有見過列寧。

1930年9月8日，蔣、馮、閻大戰之間，閻錫山在北平第八次總理紀念周上給反蔣派打氣，說蔣介石有四必敗：一曰與黨為敵；二曰與國為敵；

毛澤東、蔣介石二人，心頭皆有主義，手中皆有槍桿，歷史選擇他們代表各自的階級和政黨，用手中的槍桿和心中的主義，用對歷史的感觸和對未來的憧憬，在現代中國猛烈碰撞，用一場又一場生死拼殺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壯的活劇來。

事情並未到此為止。

也許當年蔣介石真如所指。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能夠這樣講的人，必定具有一些信念的底蘊和精神的力量。

孫中山大為震動。此前沒有人對他說過這種話。他已經在著手準備對國民黨實行改造。《中國國民黨黨綱》等一系列文件也起草完畢。但以前孫中山多次依靠本黨力量改組黨，皆收效甚微。這一回他看好了鮑羅廷。他對鮑羅廷說，老黨員不行了，新黨員還可以。孫中山下決心「以俄為師」，依靠鮑羅廷，運用蘇俄無產階級政黨的建黨經驗改造國民黨。

1926年8月9日在廣州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委員會會晤時，鮑羅廷說出了他規劃的「讓蔣自然滅亡」的策略：當時除第一軍軍官主要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之外，其他各軍的軍官主要是保定軍校畢業生，而蔣與「保定派」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在北伐勝利推進的過程中，「保定派」必定壓倒蔣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滅亡」。

斯大林曾對蔣介石給以長久的信任。開始說蔣介石是國民黨左派。1926年「三二〇」中山艦事件后，僅把對蔣介石的認識由「左派」調整為「中派」；蔣介石的反蘇反共面目已經十分明顯了，也只承認其是「中間偏右」。最後大家都公認蔣介石是右派了，斯大林還說：「目前我們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幹的人，他們領導軍隊反對帝國主義。蔣介石也許並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領導著軍隊，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他作為。」直至「四一二」事變之前，還把一張有親筆簽名的相片寄給了蔣介石。

於是，孫中山委任給蔣介石的，多為參謀長、參軍一類不掌握實際權力的職務。蔣先後擔任過居正的參謀長、孫中山總統府參軍、陳炯明的作戰科主任、許崇智的參謀長和孫中山大元帥行營參謀長。

四曰與公理為敵。

局面已經完全無法靠鮑羅廷的權謀來收拾了。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決議「分共」，大革命完全失敗。

共產黨人並非不喜歡城市。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第一槍的八一南昌起義，原定目標是南下廣東，二次北伐。

於是就說，接班人選錯了。

軍事顧問加倫將軍提出了頗含政治意義的考慮，而政治顧問鮑羅廷卻在關鍵時刻被蔣介石的軍事才能蒙蔽，陷入了個人政治視野的盲區。他親自把極大的權力交到蔣介石手裡。

政黨的核心是領袖。

這幾個辦報人後來幾經分化，果真在俄羅斯土地上燃起了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焰。

雙方通過各自的方式，表達出各自對對方的尊敬。

他的建議實際就是決議。建議被迅速通過。

應了中國那句老話：「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但這一失失得太大、太關鍵了，以致以前導致其成功的「千慮」最終被毀於這「一失」。

第二次下野是1931年12月15日，因為「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被占和「剿共」不力，僅44天就重返南京中樞。

九_九_藏_書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在南京總統官邸宣布「引退」。這一次是他統治大陸22年的結束，真的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蔣介石的力量不僅僅來源於兵力和金錢。這些方面，馮玉祥、閻錫山、唐生智、李宗仁皆不敵。

教會的又何止毛澤東一人。

既無款可匯，更無法前往主持，這是他看完電報后的第一個念頭。本想立即回電黃興，要武昌新軍暫時勿動，因夜已深，旅途又十分勞累，便決定次日晨再回電。

下野成為蔣介石的一種聚集力量的策略。槍杆子在手，自會有人來請。結果每一次上台都比原來的實力更加強大，手段更加老辣。國民黨把能夠把蔣趕走的時間越來越短。越來越離不開這個非同尋常的人物。

這位共產國際總書記實用地用毛澤東去駁托洛茨基，頗像後來中國大地上對毛澤東語錄的用法：只想去駁倒對手，卻並不在意毛澤東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人們再也不記得還對什麼人有過這種誇讚。

其實共產國際1927年就注意到了毛澤東。

廖案處理，蔣介石一石三鳥。三個阻礙奪取權力的障礙一掃而光。

斯大林得知此訊坐不住了，於5月30日給鮑羅廷等人發出「緊急指示」：（一）動員2萬共產黨員，加上5萬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消除對不可靠將領的依賴性」；（二）「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叛亂的反動軍官。

他早就知道毛澤東。「三二〇」中山艦事件后，通過「整理黨務案」被趕出國民黨中央的，就有宣傳部代部長毛澤東。

代表席上一個身材不高、目光銳利的人站起來，大聲回答：「有這樣的黨！」

1917年4月，列寧回國，在火車站歡迎會上就喊出「社會主義革命萬歲」口號。當時二月革命剛剛成功，臨時政府剛剛建立，黨內外對這一口號均感到不可思議，懷疑列寧犯了超越革命發展階段的「左」傾錯誤。《真理報》聲明說：「對於列寧同志的總公式，那是我們所無法接受的，因為它的出發點是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業已結束，指望這一革命立即轉化為社會主義革命。」

但以一篇訃告作為最早介紹一位著名領導人的文章，不能不說是國際共運史上一個極大的遺憾。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義並非一經發動就必定成功。其所以成功，畢竟還有其他許多因素。舊中國在劇烈的大變動時期每天成立的組織與散夥的組織一樣多，也不能強令「南陳北李」預見到28年後的新中國。

毛澤東也是如此。

在廣州的蘇聯顧問也不完全同意鮑羅廷重國民黨輕共產黨的態度。繼加倫之後擔任總軍事顧問的季山嘉就說：「國民革命軍的一切政治成就都應完全歸功於共產黨人。這一點哪怕以黃埔軍校為例也是顯而易見的，黃埔軍校是共產黨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國民革命軍最穩定的一部分。」趕走了加倫的鮑羅廷又開始反對季山嘉。他說：「國民革命運動實際上是一種難以想象的複雜的陰謀勾當」，為此「需要玩弄權術」；鮑羅廷認為1926年初廣州的革命形勢是他個人以蘇聯軍事援助為釣餌、依靠蔣介石和汪精衛的軍政力量、在國民黨上層「玩弄權術」的結果，並且以為自己完全控制了廣州的局勢。1926年2月，鮑羅廷在北京向將赴廣州的以布勃諾夫為團長聯共政治局使團得意揚揚地說：「當你們去廣州時，你們自己會確信，華南的思想勢力範圍乃是我們的影響……還有什麼問題我們解決不了呢？一旦我們宣傳什麼，一旦我們提出什麼建議，人們就會很認真地聽取，並將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決定，以極大的成功希望來加以貫徹執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說：「軍隊領導人已完全處在我們的影響之下」，蔣介石等四個軍長「完全可靠」。

把槍杆子用到爐火純青的地步的，還是蔣介石。

但蔣縱橫捭闔，就是不敗。

唯毛澤東無任何國際背景。

蔣介石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內所向無敵。他通過辭職、下野、收買、驅逐、行刺、戰爭等手段，使如此眾多的對手如多米諾骨牌一般紛紛倒地。他趕走許崇智，軟禁胡漢民，孤立唐生智，槍斃鄧演達，刺殺汪精衛，用大炮機關槍壓垮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用官爵和袁大頭買通石友三、韓復榘、余漢謀；中國政治舞台上從古到今那十八般武器，他樣樣會使，而且每一件都爛熟於心。原本不太拿這個奉化人當回事的眾多風雲人物，紛紛被他如挑滑車一般弄翻在地。

對毛澤東的選擇不是共產國際的選擇，而是歷史的選擇。

1900年列寧西伯利亞流放結束，立即著手實施在流放歲月中醞釀已久的想法：創辦一份報紙，讓它成為團結俄國地下革命者的組織中心。很快，革命的精英聚集在編輯部里了：列寧、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波特列索夫、阿克雪裡羅得、查蘇利奇。兩年以後又加入了兩個後來大名鼎鼎的人物：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該報的德國萊比錫創刊號上，用十二月黨人給普希金回信中的一句詩作報頭題詞：「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烈焰！」

三曰與民為敵；

這時共產國際遠東局已經不信任這位權謀大師了。主持遠東局工作的維經斯基是列寧派到中國的第一個使者，1920年3月就來華與中國革命者發|生|關|系。1926年9月12日，維經斯基在上海向聯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報告：北伐雖然在客觀上起到了革命的作用，但同時也使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傾向神聖化了；而這種危機是鮑羅廷自「三二〇」中山艦事件后推行犧牲共產黨和左派、在國民黨上層對蔣無條件退讓和投降的機會主義策略的結果。9月22日，維經斯基再次向莫斯科報告，指出「鮑羅廷同志在如何對待我們總的對華政策為自己制定了一整套相當完整的與總的方針相背離的觀點」，明確提出「撤換鮑羅廷」。11月6日，維經斯基在繼續給莫斯科的報告中感嘆道：「中國的解放鬥爭是多麼的與眾不同，在這種鬥爭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麼的困難，一方面要冒陷入機會主義的危險，另一方面又要冒過左和破壞必要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危險。」「中國共產黨需要在何等令人難以置信的矛盾條件下進行工作。」

說到槍杆子，人們馬上想到以「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理論著稱於世的毛澤東；以為槍杆子理論出自他的天才創造。

鮑羅廷重看蔣介石，與他輕看中國共產黨同時發生，而且互為因果。他曾經十分輕蔑地說，中國共產黨「總共只有40人」，「研究翻譯成中文的共產國際提綱是他們的全部活動」；罷工之類的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面上，否則它就會待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後從那裡髮指示」；他尤其藐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國工作三年，不僅把「國共合作」變成了「國蘇合作」，更熱衷於把這種合作推向與孫中山、汪精衛、蔣介石個人之間的合作，中國共產黨反而成為他與國民黨要人討價還價的籌碼。孫中山1924年8月21日召開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討論「容共問題」，鮑羅廷竟然向孫中山建議成立一個「國際聯絡委員會」來控制中國共產黨。陳獨秀聞訊怒不可遏，立即召開緊急會議通過決定，並毫不客氣地致電鮑羅廷：一、禁止在國民黨會議上進行任何有關共產黨問題的辯論，並對此辯論不予承認；二、中共中央拒絕承認國民黨下屬的、為解決兩黨間問題而設立的國際聯絡委員會；三、責成我們的同志在全會上對反革命分子採取進攻態勢，從防禦轉入進攻的時機已經到來。

鮑羅廷給廣州帶來了一股清新空氣。他的風格深深感染了周圍聽眾。他的名聲傳遍了遠東地區。革命者稱他為廣州的「列寧」。上海租界則說他是「紅色首都」的「紅色猛獸」。西方評論家則說他正在廣東重複俄國革命的歷史。

他登上中國政治舞台首先利用了鮑羅廷提供的機遇，其次便是手中的槍桿。

加倫認為應該用許崇智，培植與黃埔并行的軍事力量，不能以某個人或某一派係為中心，以防患於未然。鮑羅廷卻認為許崇智的粵軍為舊軍隊，不堪大任；蔣介石的黃埔新軍有主義為基礎，頗具革命性質，可當大任。7月國民政府成立，加倫再提出要防止軍事獨裁，主張建立軍事委員會制度，以許崇智為軍事首腦；鮑羅廷不同意，支持蔣介石。兩人分歧日趨嚴重，只有莫斯科出來裁決。

南昌起義隊伍轉戰到廣東，還未立足就被打散了。秋收起義隊伍則連個瀏陽縣城也蹲不住就被迫後退。廣州起義只搞了三天，範圍沒有超出廣州城。

1908年，蔣第一次讀到鄒容的《革命軍》，而鄒容已在5年前被清廷處死；蔣對《革命軍》一書「酷嗜之，晨夕覽誦，寢則懷抱，夢寐間如與晤言，相將提戈逐殺韃奴」之句，對革命與造反的情懷難以言表。

於是中國的革命或反革命，一開始便具有了與別國的革命或反革命截然不同的特色。

廖仲愷則被隆重地下葬。

毛澤東通過蔣介石對槍杆子的運用，真正看清了他的真面目。而從槍杆子身上，看到了共產黨人的出路。

他最初並不贊成暴力革命。傾向於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而不是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1919年受「五四」運動影響，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第一期《創刊宣言》上，即針對「打倒強權」提出了一番頗為溫情的理論：（一）我們承認強權者都是人，都是我們的同類。濫用強權，是他們不自覺的誤謬與不幸，是舊社會舊思想傳染他們遺害他們。（二）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仍然得到強權。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無效力。歐洲的「同盟」、「協約」戰爭，我國的「南」、「北」戰爭，都是這一類。所以我們的見解，在學術方面，主張徹底研究，不受一切傳說和迷信的束縛，要尋著什麼是真理。在對人的方面，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為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主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

蘇聯軍事顧問契列潘諾夫1968年在莫斯科出版回憶錄《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中這樣描寫蔣介石：「在軍事工作人員中，他與我們關係最密切。懂政治，自尊心強得可怕。讀日文版的拿破崙著作……能很快作出決定，但經常考慮欠周，於是又改變主意。倔犟rｅad•99csw.coｍ，喜歡固執己見。他在政治進步中應該會走到合乎邏輯的極點。」

鮑羅廷恰巧不在。蘇聯顧問皆被軟禁。再用「整理黨務案」把鮑羅廷架空。

對中國革命產生很大影響的，也有來自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兩位猶太人：鮑羅廷、米夫。鮑羅廷在國民黨中發現了蔣介石，米夫在共產黨中發現了王明。

蔣介石26歲在日本創辦《軍聲雜誌》，自撰發刊詞。當時沙皇俄國誘導外蒙自治，蔣甚憤慨，著《征蒙作戰芻議》《蒙藏問題之根本解決》等文，稱征藏不如征蒙，柔俄不如柔英；研究外交與軍事，甚思「提一旅之眾，以平蒙為立業之基」。

孫中山1925年3月去世。該年7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所謂「總理唯一的接班人」蔣介石卻既不是其中的常務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也不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甚至連候補委員也不是，還只是一個沒有多大影響力的人物。

魔瓶最先被鮑羅廷開啟。

維經斯基的這些報告引起斯大林的震怒。

如此精明的一位鮑羅廷，在孫中山去世后卻被蔣介石弄花了眼。

被稱為「十九年不倒翁」的閻錫山所言極是。很長時間之內，沒有人比閻錫山對蔣介石的總結更為準確、更為精闢、更為深刻的了。

布勃諾夫回國經過上海時，把他的態度告訴了陳獨秀。陳獨秀對事變情況一無所知，匆忙表態，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指令，認為蔣受右派挑撥中，「行動是極其錯誤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簡單的懲罰蔣的辦法來解決」；應該「將他從陷入的深淵中拔|出|來」。

還應補充一句：「英雄仍須識時勢。」

由於特定的歷史條件，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相當一個時期內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選定必須得到莫斯科批准。「一大」選陳獨秀為書記，事先得到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同意。陳獨秀以後的負責人瞿秋白，是鮑羅廷一手包辦。「六大」總書記由向忠發出任，因為斯大林看中了他的工人身份。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掌權，則完全出於他背後的國際特派代表米夫。

自此，沒有人能夠阻擋他攫取國民黨的軍政大權了。

7名代表突然離去，大會總共只剩下44票。更富戲劇性的是這失去的7票竟然全部是馬爾托夫的！

所以黃埔軍校門口有一副鏗鏘作響的對聯：升官發財，請走別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

鮑羅廷不像蔣介石想象的那樣複雜，蔣介石也不像鮑羅廷想象的那樣簡單。這個前日本士官生內心深處還是欽佩那些直面反對他的人，卻深惡痛絕那些他以為要利用他的人。

有的領袖提供意志，有的領袖提供思想。所以列寧說，需要一個領袖集團。

三人又都是猶太人。

這就是預見中國革命未來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蔣介石1963年11月在台灣回憶說：「我是21歲入黨的；直到27歲總理才對我單獨召見。雖然以後總理即不斷地對我以訓誨，亦叫我擔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並不曾向總理要求過任何職位，而總理卻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一直到我40歲的時候，我才被推選為中央委員。我開始入黨，到擔任黨的中央委員，這中間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

所以孫中山有面對辛亥革命的遺憾。陳獨秀、李大釗也有面對中共「一大」的遺憾。

知道了槍杆子裏面出政權，不等於就知道了武裝割據，知道了農村包圍城市。

自1918年7月辭陳炯明部作戰科主任，至1924年9月辭黃埔軍校校長，6年時間中，蔣介石先後辭而復職竟達14次之多。

俄國敢如此回答的，只有列寧一人。

不可否認，這個人青年時代一以貫之的極強的精神氣質。

對手之間又是相互尊重的。

首先也來源於其次。鮑羅廷錯以為他是一支革命的槍桿。

加倫將軍不知道，1905年在芬蘭塔墨爾福斯的布爾什維克黨代表會議上，鮑羅廷就認識了比他大五歲的斯大林。當時斯大林還是一個叫柯巴·伊萬諾維奇·朱加施維里的喬治亞青年，與來自拉脫維亞的鮑羅廷一樣，頭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

真正教會他認識槍杆子的，是蔣介石。一個1926年的「三二〇」中山艦事件，一個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事變，蔣介石在共產黨人面前把槍杆子的威力表現得淋漓盡致。毛澤東後來描述說，大革命失敗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八七」會議「決定武裝反抗，從此找到了出路」。

孫中山死後幾個月里，鮑羅廷成了廣州主要的掌權人物。表面上所有決議都由幾個國民黨領導人共同決定，實際是的鮑羅廷說了算。他在廣州的權勢和影響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樓上經常坐滿廣州政府的部長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們和中國共產黨人；樓下則是翻譯們忙碌的天地：將中文文件譯成英文或俄文，再將英文或俄文指令譯成中文。印刷機晝夜不停，各種材料、報告、指示從這裏源源而出。鮑羅廷實際已成為國民黨中央的大腦。

近代中國是個大舞台。這個舞台演繹了多少興衰、美醜、勝敗。原先的默默無聞者可以在這個舞台上大放異彩；大放異彩者最終又在這個舞台上黯然失色。發現、提攜蔣介石的鮑羅廷就在1926年到1927年一年的跌宕演變中，由蔣介石所謂「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變成了一個要立即捉來槍斃的「煽動赤色革命企圖顛覆政權的陰謀家」。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間出現滄海桑田的演變，完成讓人瞠目結舌的思維轉換。

鮑羅廷像一部精細嚴密、不知疲倦的機器那樣高速運轉起來。他嚴格按照俄國共產黨的組織模式，依靠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對國民黨開始了徹底改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那份至關重要的「一大宣言」，就是布爾什維克黨人鮑羅廷親自起草、中共黨人瞿秋白翻譯、國民黨人汪精衛潤色的。

是意志，與思想。

他第一個把蔣介石推上權力高峰。

就如列寧在中國革命中首先看好的人物是孫中山而不是李大釗和陳獨秀一樣，斯大林在中國革命中首先看好的人物也是蔣介石而非毛澤東。

他最終也是通過朱毛紅軍對槍杆子的運用認識了毛澤東。

孫中山不曾派蔣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何人派蔣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呢？

並非理想，卻是真實的歷史。

半年以後鮑羅廷才明白自己打開了魔瓶。許、胡、廖三人消失之後，他已經不能照原來沒想的那樣遏制蔣介石了。

此時斯大林還不知道：歷史給鮑羅廷的時間已經進入倒計時了。

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中央和第一軍，竟然成了幫助蔣「從深淵中拔|出|來」。

當年寸步不離孫中山病榻的床前侍衛李榮的回憶是：（3月11日）至晚8時30分鐘止，（孫）絕終語不及私。12日晨一時，即噤口不能言。4時30分，僅呼「達齡」的一聲，6時30分又呼「精衛」一聲，延至上午9時30分，一代偉人，竟撒手塵寰，魂歸天國。

這回打擊的重點變成了中國共產黨、蘇聯顧問團，還有汪精衛。

聲名達到頂點后，他便動手了。

僅就此點來說，蔣也不敵。

1927年5月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上，為反駁托洛茨基所說北伐加強了資產階級力量、削弱了工人階級力量，布哈林專門引用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作為批駁。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在同月出版的第22期轉載了毛澤東這篇報告。布哈林說，「這是一篇非常好的、很有意義的報告」，從中可以看出，「北伐對於革命的最重要成果是喚醒了廣大的工農群眾，自己組織起來，逐漸成為一支新的巨大的社會力量。北伐中群眾的力量成長壯大了，從革命發展的觀點看，這對於我們是最重要的。托洛茨基同志忽略了這一點」。

下一個將是中山艦事件，又是一石三鳥。

但鮑羅廷在斯大林那裡如日中天，共產國際也只有保持沉默。

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時，也26歲，也自撰創刊宣言：「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麼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

蔣介石在手中握有殺人的槍桿、膛內壓滿殺人的子彈之時，他對他的黨和他自己是雄心十足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后第六天，在《敬告全國國民黨同志書》中，他除了表示「偉大任務在於拯救中國」外，還說出了那段廣泛流傳的名言：黨在，國在，我亦在；黨亡，國亡，我亦亡。

戲劇性的場面很快就出現了：被撤職的不是鮑羅廷，而是維經斯基。1927年3月10日聯共政治局改組遠東局，任命列普謝為書記，鮑羅廷正式進入遠東局。維經斯基還在以遠東局書記的身份指導中共籌備第五次代表大會，在遠東局內部卻已經被撤職。

毛澤東不是共產國際指定的領袖。

第二天卻一覺睡到11點。起床去餐廳用膳，在走廊上購報一份準備入餐室閱看。隨走隨手展開，立見一則令他渾身血液停止流動的醒目黑體大字專電：革命黨人佔領武昌。

1912年，蔣在日本創辦《軍聲》雜誌社，自撰發刊詞，並著《征蒙作戰芻議》一文。當時沙俄引誘外蒙獨立，蔣十分憤慨，「甚思提一旅之眾，以平蒙為立業之基也」。

疲憊的孫中山把電報輕輕撂到一旁。他一生不知領導了多少次革命黨人的武裝暴動和起義，但無一成功。一遍又一遍做的，是失敗後設法掩埋烈士的遺體，安撫烈士遺孤，然後滿腔悲憤地寫下一篇又一篇祭文。眼下他正四處籌款，無任何感官使他意識到：數十年來犧牲奮鬥所追求的目標已近在眼前。

1930年1月5日，毛澤東給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寫信：「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在鮑羅廷的主觀意識主導下，聯共中央政治局也認為，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強調作為民族解放思想最徹底最可靠的捍衛者的國民黨的作用，並將其提到首要地位」，中共必須向國民黨右派和中派讓步。

最先欣賞蔣介石的倒是陳炯明。他發現此人的才能絕非限於參謀方面。蔣介https://read.99csw.com石在陳部幹了一段作戰科主任，要辭職，陳炯明竭力挽留，向蔣表示「粵軍可百敗而不可無兄一人」。

被蔣介石傷透心的斯大林卻對毛澤東抱有長久的懷疑。他以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僅是一些「土地革命者」；1944年6月，斯大林對美國特使哈里曼說：「共產黨人，中國共產黨人嗎？他們對共產主義來說就像人造黃油對黃油一樣。」

中國有毛澤東。或許蔣介石覺得自己也算一個。

最先打出蘇維埃旗幟的廣州起義，則幾乎一步不改地走十月革命城市武裝暴動之路。

這段話後來被總結為一個石破天驚的理論：「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1922年10月，孫中山任蔣為許崇智的參謀長。僅月余，蔣便以「軍事無進展」為由離職歸家，孫中山派廖仲愷持其手諭都無法挽留。

毛澤東對槍杆子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長期過程。

1911年10月10日，孫中山乘火車，在從美國西海岸前往中部東部募捐途中。行前收到黃興從香港拍發的一封電報。因為密碼本已經放在行李中，無法取出譯電，所以直到在丹佛下車取出行李后，才知道電報內容。

面對刀槍如林的蔣介石，手無寸鐵的陳獨秀認識到其野心也毫無辦法，只有採取這種消極態度。

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對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認識，這是一張艱難的、連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也沒有答好的問卷。

斯大林對蔣介石的信任，很大一部分就是受鮑羅廷的影響。

但毛澤東讓他第三次下台。

使蔣介石真正認識毛澤東的，是他親自發動的對中央蘇區的五次「圍剿」和舉世震驚的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

蔣介石就是指汪精衛與中共串通，想用中山艦劫他去海參崴，所以發動「三二〇」事變。汪精衛倒不用蔣介石劫他，自己老老實實就上了遠走他鄉的外輪。

延續兩千余年的中國封建王朝從此坍塌。

雖然正是他用堅持不懈的努力為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礎，但最具決定性且唯一成功的武昌暴動，他不但事前未能參与，還幾乎去電阻止。

他在等待時機。

布爾什維克在代表中連10%都不到，人數最少。孟什維克黨人、臨時政府郵電部長策烈鐵里在會上高聲宣稱，在俄國，沒有哪一個政黨敢於單獨掌握全部政權，並對國家今後的命運負責。

這篇講話的思想甚為解放，後來的人們卻有不同解讀：據稱講話前半部分在說陳炯明，後半部分在說孫中山。因為陳炯明在廣東搞軍閥割據，也因為孫中山在廣東搞個人崇拜。

蔣介石最後給鮑羅廷的禮物，是通緝令。

遇上了毛澤東，蔣介石便也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共產黨人。

會議代表中共產黨員佔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蔣的票。

很多人原以為蔣介石是孫中山選定的接班人。

俄國的列寧，中國的毛澤東，皆對自己從事的事業、自己擔負的使命，表現出一種果敢和不可抑制的自信。

這是共產黨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對手。

加拉罕當年給孫中山的禮物，是鮑羅廷。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

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留他在中央工作他不肯，說是要去搞「土匪工作」。結果秋收起義隊伍沒有攻打長沙而上了井岡山，國際代表羅明納茲提議開除毛澤東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負責人瞿秋白照辦。消息傳到根據地就變成了開除黨籍，毛澤東很長時間連組織生活都不能參加。

從客觀因素看，他們不明白蔣代表著比他們更為先進的勢力；與衰亡的封建殘餘更少粘連，與新興的資產階級更多關係。

列寧的自信來源於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把握，來源於對過去和未來的透視。

然後就是胡漢民。胡漢民之弟胡毅生與廖案有瓜葛，胡漢民先被拘留審查，后被迫出使蘇聯。

孫中山則最先給中國革命帶進來了軍事。同盟會的革命活動，基本就是對武裝起義苦心竭慮的策劃與發動。

直到朝鮮戰爭爆發，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兵朝鮮與美軍直接作戰，這種看法才開始改變。

一句「比先生在的時候弄得更好」從宋慶齡口中說出來，便是最高的誇讚。

布勃諾夫的高參，當然就是鮑羅廷。

但列寧本人，既提供了意志，又提供了思想。

5月5日，斯大林在聯共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廣州組建新的可靠部隊」；為此還作出了向廣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團和提供50萬盧布的決定。但讓誰去「組建可靠的部隊」？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斯大林語焉不詳。5月13日斯大林講了另一段話：「在目前用新的軍隊，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暫時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它。」所以5月5日的決定很快不了了之，轉而實行大力加強對「國民黨將領」提供軍事援助的方針，令共產黨到國民黨軍隊中去「保持領導」。

1923年6月，孫中山命蔣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蔣到任不滿一月，又以不受「傾軋之禍」為由，辭職返回溪口。

陳獨秀當時在陳炯明手下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大學預科校長，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

一直以為共產國際最早系統介紹毛澤東的文章是1935年《共產國際》第33、34期合刊上發表的《勤勞的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結果新近發現不是這篇，是1930年3月20日《國際新聞通訊》一篇共產國際官方公報：據中國的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毛澤東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最害怕的仇敵。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就以重金懸賞他的頭顱。毛澤東同志因病情不斷惡化而去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

他斥責蔣介石的行動是「造反」。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一個如今發展為七千多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就此誕生。但頗讓黨史遺憾、頗讓後人遺憾、也頗讓革命博物館內那些大幅「一大」代表照片遺憾的是，「南陳北李」這兩個中共建黨的中堅人物，一個也未出席。

蔣介石1923年訪蘇，至彼得格勒參觀冬宮。五彩大理石建造的金碧輝煌的沙皇宮殿，沒有給他留下太深印象，他覺得「所謂金間、銀間、翡翠間者，皆不過鍍飾其外表，無足珍貴者」；而「惟新立一歷史館，標樹其革命黨過去之偉跡血狀，皆足怵目悚魂，殊令人興感也」；後來赴莫斯科城蘇維埃參加紀念活動，「聽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演說，又見海軍革命發難二官長及一水手，登台表述其勛勞光榮，心頗感動」。

但列寧言中了。6個月後，震動世界的十月革命爆發。

今天的人已經很難領悟，張太雷在說這些話的時候，內心有多麼的痛苦。沒有實力又不得不仰仗實力，即使很早就認清其面孔，但直到屠刀舉起之前，還要去賠著笑臉說「介石同志不會排斥CP」。

但從此共產國際也便知道了中共有個毛澤東。

革命鬥爭並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縱橫捭闔之術，但這一切必須建立在依靠和壯大自己力量的基礎上，鮑羅廷恰恰丟掉了這一點。中山艦事件再次成為鮑羅廷與蔣介石的權力交易。通過這次交易，表面上鮑、蔣二人之間的信任達到了別人無法代替的程度。蔣在北伐前夕談到後方留守時，提到兩個人可以託付，除了張靜江，就是鮑羅廷，稱鮑羅廷是「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

鮑羅廷死去近40年後，台灣的李登輝成為國民黨主席。西方資深評論家稱李登輝使國民黨徹底摒棄了列寧的建黨模式。我們很多人聽到后頗為吃驚。他們從來就不知道，幾十年來天天喊「打倒共產黨」的國民黨，竟然也用了列寧的模式建黨。

但斥責完之後，他也只有閉門謝客，悄然隱藏起來，怎樣也不怎樣。

共產國際很長一段時間並不了解毛澤東其人。

見過鮑羅廷的人都對他印象深刻。他目光敏銳，思想深刻，而且極富個人吸引力。他講話時手不離煙斗，對任何事物都極其敏感，不管面對什麼樣的記者，都能以自己的遠見卓識將他們征服。只要他一出現，就能控制住在場的人，成為他們的中心。蘇聯顧問切列潘諾夫回憶說，鮑羅廷能夠看到局部現象的歷史意義，能夠從一系列廣泛的、相互交錯關聯的事件中綜合出局勢的發展趨向，而別人在這些事件面前卻只能感到眼花繚亂。

這就是蔣介石後來說的，21歲入黨到40歲當上中央委員，相距了20年之久。

言語之間，飽含當年的不遇與委屈。

蔣介石也常以「總理唯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據說是孫中山臨終時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難捨，痛于言表。

後來有了實踐了，也有了實力了，國際開始重視，也只是幾次致電中共中央，要與毛澤東搞好團結，發揮他的作用和影響，僅此而已。

所以不得不於1945年在重慶恭敬地請毛澤東吃飯，還舉杯互祝健康。

4月初，汪精衛以就醫為名，由廣州而香港，由香港而馬賽，遠走高飛。

其實此前鮑羅廷就看好了蔣介石，為此和總軍事顧問加倫將軍發生了很大分歧。

汪精衛後來回憶：「3月20日之事。事前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絲毫沒有知道。我那時是政治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3月20日，廣州戒嚴，軍事委員會並沒有知道。我是軍事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

大會之後，列寧一派把自己稱為「布爾什維克」（多數派）、把馬爾托夫一派稱為「孟什維克」（少數派）。四票之差，兩個驚動全世界的政治派別就此產生。各種語言的詞典都不得不根據翻譯音，增添上兩個嶄新的政治名詞。

最終，張太雷犧牲在了蔣介石的屠刀之下。

第一次下野是1927年8月14日，因為國民黨內各派系的爭奪權位；但不到5個月便被請回來上台。

後來蔣介石翻了臉，全國通緝捉拿鮑羅廷，宋美齡仍然說，鮑羅廷是一位非同凡響的人物。

他在這個至關重要的會議上，提出了一條至關重要的建議：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

這些都沒有阻止他在羅霄山脈紮根立足，建立農村根據地。

開闢工農武裝割據道路的秋收起義，原定目標也是會攻長沙。

列寧https://read.99csw.com30歲在德國創辦《火星報》。

對蔣介石的選擇也不是孫中山的選擇，而且歸根到底超出了鮑羅廷掌控之外，同樣也是歷史的選擇。

但這位權術大師很快要開始尷尬了：他嚴重低估了蔣介石的能量。

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蔣介石在大陸統治22年零5天，三次上台三次下野，可謂「三上三下」，回回依靠槍桿起死回生。

248強於249。

蔣介石一直活到88歲也沒有發神經病死掉。如果真是如此，中國共產黨將有多少優秀的領袖人才能夠從屠刀下保存下來？

共產黨人曾經就這樣一忍再忍。對蔣的忍讓，實際是對實力的忍讓，對槍杆子的忍讓。「四一二」政變不久，陳獨秀悲痛地說：「我們一年余的忍耐遷就讓步，不但只是一場幻想，並且變成了他屠殺共產黨的代價！」對這一如此明顯的事實，連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作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報告中也不得不被迫承認：「共產國際武裝中國軍閥而沒有幫助中國共產黨武裝工農；結果，我國無產階級創造的子彈射進了中國工農的頭顱。」

一直到第二十七次會議，一個小組委員會把「崩得」的地位問題提交大會討論時，變化發生了。五名「崩得」代表因他們的自治權被否決，憤然退出大會。兩名「經濟派」代表則認為他們的組織「俄固社會民主主義者國外聯合會」在大會之後便不存在，沒有理由再參加會議，也離開了會場。

周恩來也有著鮑羅廷的風範。他表現出的遇事冷靜、對棘手問題不動聲色的沉著、待人接物的細緻周全、迅速行動能力與長期忍耐能力，有效地和背景不同、政見各異的人共同工作的能力，以及事無巨細、每每親自辦理的工作風格，與當年鮑羅廷的做法很像。

對手之間本不用互相尊重。蔣介石從第一次「圍剿」起便以5萬大洋懸賞毛澤東的人頭。毛澤東1934年7月在江西蘇區寫《目前時局與紅軍抗日先遣隊》一文，也嬉笑怒罵道：「試問蔣介石這個蠢貨懂什麼？」

1924年7月30日，蔣介石對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演講。他以絲毫不容置疑的口吻說：「試問有誰能想出一個主義來救中國？除了本黨總理的三民主義之外，還有第二個主義可以救中國嗎？若是沒有這個三民主義，我們中國的危險究竟怎樣解除，我們的國家究竟怎樣建設，我們就是拚命地去革命，究竟從哪裡下手，這樣想來，幾乎要發神經病。像我這樣的人，或者因為發了神經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

蔣介石不是孫中山選定的接班人，毛澤東也不是共產國際欽定的領導者。共產國際讓蔣介石作報告，卻給毛澤東發訃告。蔣介石辦雜誌，毛澤東辦報紙，皆由筆桿到槍桿。蔣介石以黃埔起家，毛澤東以井崗山起家。毛澤東通過槍杆子認識了蔣介石，蔣介石也通過槍杆子認識了毛澤東。

回答者是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領袖，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

孫中山容忍了蔣介石歷次辭職，獨對其辭黃埔軍校之職不能忍受。創辦軍校建立革命武裝，是馬林1921年向孫中山建議的。1923年《孫文越飛宣言》簽署后，越飛又表示蘇俄將提供款項、武器和教練人員，幫助建立軍校。孫中山革命奮鬥幾十年，吃盡了無自己武裝的虧，夢寐以求想建立這一武裝。直至晚年剛有實現的可能，蔣介石又動輒撂挑子不幹，確實大大傷了他的心。他對蔣介石深感失望。

馬克思、愛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被認為是對當代世界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三位思想巨人。

斯大林不會不知道，4年來聯共政治局推行的「只武裝國民黨不武裝共產黨」的政策，根本無法通過一份「緊急指示」改變。而權謀大師鮑羅廷從一開始就根本不是執行武裝工農政策的人。他鼓動陳獨秀出面給莫斯科一個模稜兩可的回復：「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辦。」本來這個緊急指示是發給鮑羅廷等3個俄國人的，本應由他們回復莫斯科。但是他們都十分清楚向斯大林說「不」會帶來怎樣的後果，於是推給了書生氣十足的陳獨秀，讓陳一人獨自承擔了違抗斯大林指示的責任。

也有例外。

他幫助蔣介石邁出了奪取政權的決定性一步。

鮑羅廷告訴孫中山，作為有組織的力量，國民黨並不存在。

懸賞了毛澤東人頭的蔣介石，1945年抗戰勝利后3封電報請毛澤東到重慶商討「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兩次留毛澤東下榻于自己的林園官邸。抵達重慶的毛澤東得知蔣不抽煙后，雖然自己煙癮很大，一天能吸幾十支，但只要有他當年罵為「蠢貨」的蔣介石在場，便一根煙不吸。會談連續達4個小時之久，也是如此。以後他對任何政要皆無這種特殊的禮遇。

蔣介石上台就其必然性來說，將是一部現代史著作。就其偶然性來說，則該歸於蘇聯顧問鮑羅廷。

蔣介石的回報只是趕走吳鐵城、孫科、伍朝樞等人，雖然這是蔣追求個人獨裁所需要的，鮑羅廷卻在1926年5月30日寫給加拉罕的信中，十分得意地說這樣的交換「使右派蒙受了比共產黨人更大的損失……從右派手裡奪走了他們用來反對我們的武器」。

廣州的汪精衛、譚延闓、伍朝樞、古應棻、宋子文聯名電蔣：「我兄建此偉功，承總理未竟之志，成廣東統一之局，樹國民革命之聲威，凡屬同志，莫不欽感。東征功成，省中大計諸待商榷，凱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禱企。」

此時，離斯大林去世只剩下不到三年。

孫中山說，他見過的共產國際人員中，印象最深、最為欽佩的人物，就是鮑羅廷。他稱鮑羅廷為「無與倫比的人」。

可惜此說來自蔣介石自己修訂的《蔣公介石年譜初稿》。

差的一票也許是他未投自己？起碼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反而顯得更加謙虛。

鮑羅廷也是一個謎。被派到中國來的共產國際或蘇俄革命者，沒有一人能如他那樣，富有創造性地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也沒有一人能如他那樣，對中國革命的進程發揮如此巨大的影響。

鮑羅廷設想，這是一個類似蘇俄「契卡」的組織，目的是用特別手段肅清反革命。他自己則擔任特別委員會的顧問。

他是老資格的革命黨人，出生於拉脫維亞，先後投身俄國、西班牙、墨西哥、美國、英國和中國革命運動。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傳奇。

都全身心地尋找真理。又都十分自信，手中握有的就是真理。都不乏對歷史的深刻領悟，不乏對未來的精心安排。就各自的政黨來說，都是非凡的領袖。

利用廖仲愷被刺案，蔣介石指揮軍隊包圍了許崇智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許崇智倉皇逃往上海。

這對眾多北洋老軍閥和國民黨新軍閥來說，此謎也是終身不解。

「四一二」事變讓斯大林看到了他以為蔣介石不可能有的「其他作為」，令斯大林傷透了心。

毛澤東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第一次訪問蘇聯。1950年1月11日，他在莫斯科紅場向列寧墓敬獻花圈時，列寧已經去世了26年。毛澤東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便極其欽佩「有主義（布爾失委克斯姆），有時機（俄國戰敗），有預備，有真正可靠的黨眾」的「列寧之百萬黨員」，終生對列寧敬仰之至。

陳炯明說對了。最後他果真敗於蔣介石之手。

斯大林於11月11日主持聯共政治局作出答覆：「對遠東局在上述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提出警告。」同時決定非但不撤換鮑羅廷，反而加強鮑羅廷的權力，「所有派往中國的同志均歸鮑羅廷同志領導」，而「鮑羅廷同志直接聽命于莫斯科」，並給鮑羅廷頒發紅旗勳章，「責成遠東局在就對華總的政策問題、國民黨問題和軍事政治問題作出任何決議和採取任何措施時，都必須同鮑羅廷同志協商。」

1917年6月16日（俄歷6月3日），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彼得格勒召開。在1000多名代表中，770人聲明了自己所屬的黨派：社會革命黨人，285名；孟什維克，248名；

孫中山正是因為陳炯明的叛變，第一次對蔣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後來在《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序言中寫道：「介石赴難來粵人艦，日侍余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余及海軍將士共生死。」

裁決的結果是不言而喻的：加倫將軍被調離廣東。

想保加倫性命的蔣介石，卻一直想要鮑羅廷的性命。

毛澤東的根基在井岡山，不在白區，更不在共產國際。不能設想他在大城市租界內外壓低帽檐東躲西藏，更不能設想他像小學生一樣端坐在共產國際會議廳里背誦冗長的決議。他屬於那片實實在在的土地。只有在武裝割據的中國農村中，他才如魚得水，遊刃有餘。

是人的選擇。

加拉罕沒有叫鮑羅廷去改造國民黨。鮑羅廷也想不到，他到中國乾的第一件、也是後來影響最為深遠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對國民黨的改造。

蔣介石於1905年在東京由陳其美介紹就認識孫中山。但孫中山倚為股肱的軍事人才是黃興、陳其美，后是朱執信、鄧鏗、居正、許崇智和陳炯明。陳其美殉難，孫中山說「失我長城」；朱執信病逝，孫中山說「使我失去左右手」；他對陳炯明寄以厚望：「我望競存（陳炯明）兄為民國元年之克強（黃興），為民國二年後之英士，我即以當時信託克強、英士者信託之。」

袁世凱最先給中國政治帶進來了槍杆子。通過對槍杆子的純熟掌握運用，滿清王朝不得不接納他，辛亥革命也不得不接納他。

第二十二次會議討論黨章草案第一條關於黨員的規定時，分裂發生了。

時機來臨了。

被發現的這兩人，皆因此居於各自政黨的高位。

毛澤東最早將失敗的起義隊伍轉向羅霄山脈。這是在黑暗中面對失敗思索的結果。它不是神的選擇。是踏踏實實的中國革命者面對中國革命的特殊性，立足於現實的選擇。

蔣介石最終敗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去世前說他一生辦了兩件事，頭一件便是把蔣老先生趕到一個海島上去了。

他又非常注重中國的傳統、習慣和禮節。他的房間不掛列寧像，只掛孫中山像。凡與他接觸的人，都對他的非凡氣質和征服聽眾的能力長久不忘。他協調不同派系的能力極強。只要他在，廣州的各種勢力基本都能相安無事。各派的人有事情都願意找他商量解決，他也總能提出恰如其分的辦法，讓人滿意而去。時間一長，他的住地便自然形成一個人來人往的中心，李宗仁回憶說，當時人們都以在鮑公館一坐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