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如此昂貴。

到這時蔣介石還以為是雜牌軍隊「圍剿」不力。於是開始動用其核心主力。

塞克特以「委員長委託人」的身份出面，可以代表蔣與國民政府各機關首腦談話，地位僅次於蔣。南京政府的軍政部長、陸軍訓練總監等高級官員，也須親自到蔣的官邸向塞氏請教；而且規定每星期二、五上午10時至12時，還須事前登記，過時不候。

但出師不利。第一路陳明仁的八十師剛進入沙縣，就遭到紅軍的圍殲，官兵傷亡近半，輜重損失殆盡；第二路李玉堂的第三師第八旅又在連城方向被紅軍全殲，師部直屬部隊亦有損失。蔣鼎文氣急敗壞，一面親臨前線督戰，一面急電南昌行營。蔣介石接電，立即派顧祝同飛往閩西，幫助其重新部署作戰計劃，並將陳明仁撤職，李玉堂降為上校師長，留職「立功」。

結果王爾琢在追回袁崇全過程中，被袁開槍打死。

這支隊伍於8月2日拂曉趕到南昌，當聶榮臻向周恩來彙報時，周恩來高興地說：「行動很成功！我原來沒想到這樣順利，把二十五師大部分都拉出來了。」

第一次「圍剿」，興兵10萬，以江西省主席魯滌平為總指揮，長驅直入，分進合擊。

敢於一意孤行的李立三，後來卻一意孤行出一個「立三路線」來。

這種模式被他用到指揮作戰與部隊訓練中，變成對民情、對兵心的極端重視。

第二件想不到之事是攻佔瑞金。

這三條皆來自典型的普魯士軍國主義：以軍官團為國家核心。

六、要及時下達決心。

對蔣介石屠殺政策的武裝反抗中，卻走出來一大批威震華夏的紅軍戰將。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在總結南昌起義的經驗教訓時，講過幾段話：「南昌起義后的主要錯誤是沒有採取就地革命的方針，起義后不該把軍隊拉走，即使要走，也不應走得太遠，但共產國際卻指示起義軍一定要南下廣東，以佔領一個出海口，致使起義軍長途跋涉南下，終於因優勢敵兵的圍攻而遭到失敗。」「它用國民革命左派政府名義，南下廣東，想依賴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沒有直接到農村中去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這是基本政策的錯誤。」

二、要摸清上級的意圖。對上級的意圖要真正理解，真正融會貫通，真正認識自己所受領的任務在戰役、戰鬥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周恩來接著說：「國際代表和中央給我的任務是叫我來主持這個運動，你的這種意思與中央派我來的意思不符。不準起義，我辭職不幹了！」周恩來事後對別人說，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

即使成了囚徒，仍令對手膽寒。

黃埔一期畢業的王爾琢則蓄起鬍鬚，向大家發誓：革命不成功，堅決不剃鬚！

紅四軍前委在城內天主堂召開的連以上幹部會，確定二十八團擔任警戒，軍部、三十一團、特務營和獨立營在城內及近郊開展群眾工作。林彪領受了任務，帶領二十八團進入警戒位置后，便分片包干，各負責一段。既沒有組織營連以上幹部看地形，也沒有研究出現複雜情況下的協同配合，更忽略了這是一個沒有黨組織、沒有群眾鬥爭基礎的地方，敵人來的時候，是沒有人向紅軍報信的。

何由日本返國后回其家鄉貴州尋求發展。初被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寵信，后與貴州督軍劉顯之外甥女結婚。貴州兩大實力人物皆與何有緣，可謂是春風得意，大樹乘涼，前途無限光明。當時黔軍一共有三個混成旅，何出任第五混成旅旅長，后又任貴陽警備司令。

1936年12月，林彪曾講過一次怎樣當好師長。可以說這是他對自己紅軍時期作戰指揮的一個小結：一、要勤快。不勤快的人辦不好事情，不能當好軍事指揮員。

1930年7月，彭德懷率紅三軍團猛攻長沙。國民黨第四路軍總指揮何鍵在城內出示布告：「市民住戶不要驚慌，本人決與長沙共存亡」，並親到城外督戰。後來見紅軍攻勢如排山倒海，湘軍潰兵似洪水決堤，想逃跑時兩腿軟得連馬背都爬不上去了。最後由馬弁架著扶著，才逃到湘江西岸。彭德懷率兵8000人，何鍵率兵30000人。30000人敗於8000人，被彭德懷俘去4000多人，槍3000多支，輕重機槍28挺，追擊炮20多門，山炮2門，還丟掉了省會長沙。從未如此狼狽的何鍵幾乎精神崩潰，貓在船艙里見到岸上有胸系紅兜的進香人，也以為是彭德懷的部下，連連驚呼紅軍追來了，隨從再三勸解也不能稍安。

一支舊式軍隊內，竟然集中如此眾多未來新型軍隊的高級將領，無論古今中外，都是一種罕見現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雖然共產黨人當時還未能直接掌握軍隊，但對武裝鬥爭並非毫無準備。

這就不僅是當年所說的「戰術錯誤」、「情報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眾工作犯了極大的錯誤」了，而且還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選擇問題。

如此英勇的蔣鼎文，卻在「圍剿」紅軍中被打怕了。

可以想到，當時周恩來是怎樣一種心情。

三、為對付紅軍「出沒無常、飄忽不定，以寡擊眾、以零擊整」和「獨來獨往」的游擊戰術，要能「便裝遠探、輕裝急進；秘密敏捷、夜行曉襲」。

他頗感沉痛地說：「瑞金成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並且開闢了鄂豫皖區、鄂中區、鄂西區與鄂南區，包圍武漢。其擾亂範圍，遍及於湘、贛、浙、閩、鄂、豫、皖七省，總計面積二十萬平方公里以上，社會騷動，人民驚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勢。」

以紅四軍、紅十二軍、紅三軍編為紅一軍團，由朱德、毛澤東指揮，攻打南昌、九江，切斷長江，掩護武漢的勝利；以紅五軍、紅八軍、紅十六軍編為紅三軍團，由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指揮，佔領大冶，切斷武（漢）長（沙）鐵路，進迫武漢；以湘鄂西地區紅軍編成紅二軍團，由賀龍、周逸群指揮，幫助地方暴動，進迫武漢；鄂豫皖地區紅一軍由許繼慎、徐向前指揮，切斷京漢鐵路，進迫武漢；廣西的紅七軍、紅八軍由鄧小平、張雲逸指揮攻擊柳州、桂林，進逼廣州，然後北上合攻長沙；各路紅軍的攻擊箭頭，最後皆指向中國的心臟，「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蔣介石的碉堡政策來自於這三個人：

北伐與新軍閥混戰中無役不與、無往不勝的何應欽，三次指揮對紅軍的「圍剿」作戰，卻三戰敗北。

對這支隊伍的戰略戰術，朱德也作出了極大貢獻。天心圩整頓后，他便開始向部隊講授新戰術，講授正規戰如何向游擊戰發展。

人們皆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有「朱毛」之稱，卻鮮知中國國民黨領導的黃埔黨軍也曾被稱為「蔣何」。

當時在德國流行一種明信片，上面印著德王弗里德里希、首相俾斯麥、總統興登堡和元首希特勒的肖像，文字說明是：「國王所征服的，由親王建成，元帥保衛、士兵拯救和統一。」再清楚不過地顯露出德國由普魯士軍國主義演變到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全過程。

「生力軍」卻不願生力。

無奈的張國燾最後只得服從多數。起義時間定到8月1日凌晨舉行。

賀龍尋找共產黨經過於長期過程。1923年，時任川軍第九混成旅旅長的賀龍問他的參謀劉達五：「我走的路子對嗎？」劉達五答：「你常講要為受苦人打天下，誰能說這路子不對？不過打來打去，還沒有打出天下來，你也還在摸夜路呀！」

伍中豪長林彪兩歲，兩人都是紅軍中年輕優秀的指揮員。

當金漢鼎向魯滌平提出這條建議之時，不知是否想到了雲南陸軍講武堂丙班二隊內，他的同班同隊同學朱德？

蔣介石很早就對德國頗感興趣。1923年他率團訪問蘇聯時，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發表演說，提出在德國和中國革命勝利之後，簽署俄、德、中三國聯盟：「靠德國人民的科學實力，中國的革命成功，俄國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俄國的農產品，我們就不難完成世界革命，我們就能消滅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制度。」其實，比蔣介石的「俄、德、中聯盟」建議更早，1907年德國議會就提議建立「美—德—中」三角關係，以便補償德國在歐洲大陸所處的孤立地位。正是這種地位，迫使德國政府以「和平」的經濟政策取代原先的擴張政策，德國國內媒體上甚至出現了將膠州灣歸還中國的言論。

葉劍英在南昌起義中的重要作用，相當一段時間內不為人知。他當時任張發奎為第二方面軍第四軍參謀長。在白色恐怖氣氛越來越濃重的1927年7月上旬，被中共中央特批為正式黨員。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黨組織讓他保持秘密身份，只與少數黨員保持聯繫。

一言九鼎。即使後來比自己小9歲的林彪出任紅一軍團總指揮，彭德懷對以紅四軍發展起來的一軍團仍以大哥相稱。

如此一個反共的凶神惡煞，卻被彭德懷弄得魂飛魄散。

陳誠認為深入研究、熟練運用這套方針，就能戰勝紅軍。

1930年12月5日，蔣介石親乘軍艦由南京赴九江，指揮「剿共」。

李鏡蓉少了一個叛逆的兒子，革命卻多了一員不妥協的猛將。

十六字訣游擊戰術的核心出現了。

起義發生后，張發奎的不少親信將領主張派兵前後夾擊起義軍，一舉將暴動撲滅。葉劍英又以第四軍參謀長的身份站出來反對。他利用張發奎一直想重回廣東的意圖，對張發奎說：「我們原來商量好的，到廣東重新做起，如果尾追賀、葉，徒耗兵力，我軍仍無立足之地，又怎樣實現總理遺訓、重新北伐呢？」他向張發奎建議：跟隨葉、賀部隊進入廣東，以「援師討逆」旗號奪占廣東地盤。

周恩來在武漢首先得到李立三的報告。中共中央兩次召開會議討論南昌起義問題。最後同意舉行暴動，但對暴動地點提出另一種意見。認為可將地點選在南潯，而不是南昌；同時派周恩來立即自漢口赴九江。

就這一句話，陳誠在事變前一天之4月11日，被蔣任命為二十一師師長。

淡水一仗，使蔣介石看出來，領兵打仗，靠王柏齡是不行的。於是以教導一團一營長錢大鈞接替王柏齡，出任教導二團團長職務。

當時各省之中，唯何鍵在湖南設立「鏟共法院」。

後來成了執政者、扼殺革命者、江浙財團利益保護者，不再想與蘇俄結盟了，對德國的興趣卻有增無減。這除了對領袖的狂熱崇拜和獨裁統治與德國相類似外，主要還是為德國軍事化、中央化和工業化所吸引。他要依靠德國顧問的作用，擴大南京中央政府的軍事和政治權威。

蔣鼎文想退，蔣介石卻不讓。第五次「圍剿」中又被作為幹將拉上第一線。讓他幹了兩件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

張發奎採納了葉劍英的建議，使南昌起義軍減少了尾追，得以迅速打開南下廣東的通道。

何應欽是以優異成績開路的，卻不知道振武學校有一個高他兩年級叫蔣志清的同學也是如此。1906年，蔣志清報考陸軍部全國陸軍速成學堂（即後來的保定軍校）。當時浙江省報名者千餘人，僅招收60人，其中還有46名由武備學堂保送，自由招考名額僅有14人。蔣志清被招生甄試挑選出來，入千分之十四以內。

中國革命中最驚心動魄的搏擊，莫過於蔣介石的「圍剿」與毛澤東的反「圍剿」。

1923年5月，擔任大元帥府警衛事宜的上尉連長的陳誠隨同孫中山出征西江，在肇慶與馮葆初部隊作戰，陳胸部中彈受傷。住院治療期間，新銳軍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蔣介石到肇慶，順便到醫院慰問傷患，兩人在病床前第一次相識。從此一直到1965年陳誠在台灣去世，追隨蔣介石的政治態度終生不改。

蔣介石從此除了提高對紅軍高級將領的緝拿價碼外，再不搞什麼「宣撫」。

1931年5月，蔣介石委任黃公略的叔父黃漢湘為江西宣撫使，進駐南昌，想策反黃埔軍校高級班畢業的黃公略；再通過黃公略動搖彭德懷。黃漢湘派黃公略的同父異母兄黃梅庄，攜蔣介石寫給黃公略的親筆信進入根據地。彭德懷與黃公略在湘軍即情同手足，對黃梅庄擺宴招待。席間套出口風，知道其為蔣招降而來，隨即下令將黃梅庄處決。砍下的腦袋用石灰腌上，盛在籃子內封嚴，交其隨從帶回。隨從還以為黃梅庄到蘇區會其弟去了，不知道帶回了他的人頭。

很快便在小勝中露出破綻。

結果出師不利：2月底陳部第五十二師、五十九師在宜黃南部被紅軍殲滅；五十二師師長李明和五十九師師長陳時驥雙雙被紅軍俘虜。3月，陳誠指揮羅卓英、吳奇偉兩縱隊打算長驅直入，進攻廣昌，十一師又被紅軍圍殲。該師為蔣軍嫡系中的嫡系，是陳誠的起家部隊，在此以前從來敗北。師長肖乾自恃戰鬥力強，羅卓英警告他地形不利，並通過偵察得知紅軍主力有可能前來包圍，肖乾硬是要「拼一拼」，最後幾乎全軍覆滅。

蔣介石這番當面指責的話頗不客氣，主要還是對柯瑞伯而發。

為了爭取駐贛的滇軍，朱德在南昌起義期間，被任命為第九軍副軍長。

第二筆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事變前蔣介石問上海警備司令白崇禧需要多少部隊，白答：「只要調出薛岳之第一師，留下劉峙之第二師及周鳳歧之二十六軍便夠了。」蔣、白皆認為劉峙是反共最堅決的力量。第二師旋即進入上海，原第一師駐防的閘北兵工廠、吳淞口一帶，均被第二師接防。

外國的月亮再圓，外國人念的經再好聽，就這一點來說，能夠提出碉堡政策的，也非金髮碧眼的日耳曼人，必定是把握透了中國式戰場和中國式戰鬥的人。

與朱德、陳毅一道，王爾琢對保留「八一」南昌起義火種所作的重大貢獻，前面已有所述。建國初期，周恩來視察籌建中的革命歷史博物館，發現沒有王爾琢的照片，便對工作人員說：「要千方百計徵集王爾琢的照片。」現在革命歷史博物館內那張照片，就是在周恩來關懷下找到的。

蔣介石收買地方軍閥，出手就是數十萬、上百萬；拉攏閻錫山這樣的大軍閥甚至一次以上千萬元相贈。相比之下，對紅軍領袖，他的出價是不高的。

贛敵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攻勢是突然發起的。因為突然，所以猛烈。二十八團在城東的警戒陣地被突破。「到那種時候，即使平時很勇敢的指揮員，也會束手無策，只好三十六計，跑為上計，結果，變成一個機會主義者」。林彪就成了這樣的「機會主義者」，活脫脫在總結自己慘痛的經驗。部隊急速後撤，城內一片混亂。後來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江華說，他當時第一次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兵敗如山倒」。

帷幕還未拉開，「立三路線」已經宣告結束。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這位要求蘇聯停止五年計劃準備支援中國的革命戰爭、要求外蒙古回歸中國的李立三進行了快速而堅決的反擊。

仗基本都是按照蔣委員長的意思打的，包括十一師師長肖乾堅持主張的戰鬥，陳誠事前都有請示，事後也有彙報。但仗打敗了，承擔責任的卻不是委員長了。

三人都犧牲太早。

他們兩人的第二座分水嶺，在南昌。

還是在紅軍長征出發整整一個月之後。

起義發動前，葉劍英利用與張發奎等人的關係，探知賀龍、葉挺等第二方面軍將領將要被扣留，解除兵權。他立即連夜找到葉挺告之此訊，並約葉、賀、廖乾吾、高語罕四人到甘棠湖划船，共商對策。他們在甘棠湖的小划子上迅速作出三項決定：一、賀、葉不上廬山；二、不接受張發奎調賀、葉部隊到德安集中的命令，部隊立即開往南昌；三、葉挺部隊先行，賀龍部隊隨後。

譚政當時在第二方面軍警衛團特務營任文書。南昌起義第二天，警衛團根據黨的指示，乘船離開武漢東下，準備與南昌起義大軍會合。張發奎當時已經封鎖了九江口。為防備張發奎在九江截擊，警衛團於行駛途中在湖北陽新棄船上岸，改由陸路奔赴南昌，追趕起義部隊。因起義部隊已大踏步南撤，譚政所在的警衛團未能趕上，便根據黨的指示留了下來，後來成為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中的主力。

第一槍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城頭打響。

林彪則有另外一種方法。廣昌戰鬥前夕，林彪個人署名寫了《關於作戰指揮和戰略戰術問題給軍委的信》：「對於敵人在五次『圍剿』中所用戰略戰術，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過去有許多同志曾研究了這個問題，有些文章上也曾發表過這個問題。但有些同志對這個問題的觀察，還有些不充分不確實的地方。」林彪認為「敵人在戰略上雖是進攻，而在戰術上則屬於攻勢防禦，或為固守防禦」。他將敵人的推進方式歸納為「緩進形式」、「躍進形式」和「急進形式」；具體用何種形式，「主要根據他當時對我軍主力行蹤的了解如何而定」；而坪上圩、乾昌橋、下羅泊港戰鬥都說明「短促突擊」使我們成了「守株待兔」、「沒有一次收效」。

這種「很高的威信」和「帶點神秘式的信仰」，印證著總司令的地位。它不僅來源於中央軍委一紙簡單的任命，也不僅來源於紅軍將士在軍紀約束下的服從。共產黨人在最為困難的時刻，在被追殺、被通緝、被「圍剿」環境中鍛造出來的堅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乾飯的人永遠感悟不出來的。

三河壩還不是谷底。谷底在天心圩。

後來在起義部隊南下、連日行軍作戰的情況下，參謀團實際成為起義軍的指揮核心和領導中樞。劉伯承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所以便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凡爾賽和約》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禁止德國國民在外國軍隊及其學校擔任顧問與教官之職。

最先驚醒他的，是計劃「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李立三。

七、要有一個很好的、很團結的班子。

他當連長的連隊，是全團戰鬥力最強的連；當營長的營，是全團最過硬的營；當團長的團，是紅四軍的頭等主力團。如果一次、兩次，還可說有那種不好排除的偶然性；幾十年如一日，帶出一批擅長野戰的人民解放軍主力部隊，便不能全部歸諸偶然了。

他們二人當年在上海、南昌兩度分手，這回終於在北京緊緊握手。當年滇軍的這兩位「金剛」，一個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一個是起義將領。當兩雙大手握在一起的時候，不知是否還能唱出那段悠遠的川滇民謠：「黃櫃蓋，葉毛瑟，朱金支隊惹不得。」

對劉伯承這番話，楊闇公在當天的日記中讚歎道：「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誠喲！比起那因情而動、隨波而靡的人來，高出萬萬倍。」1926年5月，劉伯承完成了自己的選擇。經楊闇公、吳玉章兩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他已是有「軍神」之稱的川中著名戰將。

直到被張學良「兵諫」于西安了，鬧到如此大之不可收拾的局面，還感嘆最後就差兩個星期。

當時正值蔣、馮、閻展開中原大戰，31歲的李立三認為「空前的世界大事變與世界大革命的時機，都在逼近到我們面前了」，中國革命已經到了一蹴而就的時刻。他一面部署中心城市武裝暴動，一面重新編組全國紅軍，攻打大城市。

在天空最為黑暗、共產黨人最為困難的時候，共產黨找到了賀龍，賀龍也找到了共產黨。起義部隊南下途中，由周逸群、譚平山介紹，賀龍在瑞金加入中國共產黨。

被抽出的，是林彪率領的連隊。

8月1日南昌暴動當天，陳毅在武漢。他當時表面的職務是第二方面軍教導團准尉文書，實際是該團內中共黨團的負責人。教導團奉命「東征討蔣」，正準備開拔。陳毅雖然不知南昌起義已經發生，卻感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他在漢口向好友辭行時說：「以前清朝政府罵孫中山是土匪，現在國民黨又罵我們是土匪。好，我偏要去當這個『土匪』！」

挨了李立三代表中央的批評的毛澤東和朱德，只有率領紅一軍團進攻南昌。他們在南昌周圍示威而退，並未真正攻城，也誤傳成南昌被紅軍佔領。

鮑羅廷沉默不表態。瞿秋白、張太雷則完全贊成。

本來黃埔黨軍是應該稱為「蔣王」而不是「蔣何」的。

八、要有一個很好的戰鬥作風。

茫然四顧的人們，聽了他的話。

就在李立三沉湎於「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之時，蔣介石從河南前線向南京發出密電，要求立即任命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為「鄂、湘、贛三省剿匪總指揮」。同時嫡系教導第三師首先抽調南下。

一、軍隊為統治權之基礎；

彭德懷是一團烈火。毛澤東一句「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把彭德懷烈火一般蓋世無雙的勇氣，描寫得淋漓盡致。

朱德出國前，金漢鼎以款贈助。

塞克特為前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是來華的軍事顧問中地位最高之人，沉默寡言的天性和謙虛和藹的外表為其贏得了「斯芬克斯」（獅身人面像）的綽號。英國駐德大使曾這樣評價這位「德國國防軍之父」：「他的頭腦比其拘謹的軍人外表廣闊，他的見識比其嚴謹整潔的外貌廣博」。德國人則評論說，在塞克特領導期間，德國顧問對中國統治集團和蔣介石本人的影響達到了異乎尋常、令人驚奇的地步。

耒陽被一舉攻克。

至此，南昌起義被最後確定下來。周恩來、李立三等從九江出發奔赴南昌成立前敵委員會。前敵委員會決定7月30日晚上舉行暴動。

賀龍說：「你說對了。清朝倒了，袁世凱死了，全國還是亂糟糟的。大小軍閥各霸一方。我們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虧的還是四川老百姓。中國地方這麼大，為什麼這麼窮，這麼弱？就是給這幫軍閥、官僚搞亂了。不打倒這些人，老百姓還能指望過好日子嗎？可是困難哪，這麼大一個爛攤子，哪個能夠收拾？」

處分了一系列人，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以「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便解脫乾淨，只留下陳誠站在那裡成為何應欽、熊式輝等人的靶子，連聲「覺得非常慚愧」、「不能辭其咎」，頭埋得快縮進了胸脯。

由肩並肩的戰友到面對面的對手，朱、金二人走過了一段歷史路程。

朱、金兩人從此分手。

他以夏斗寅部死守岳陽，將火車全數開往武漢，否則就地炸毀；又命潰敗的何鍵部退入湘西而不退向武漢，既免武漢受潰兵之擾，又使桂軍側翼受到威脅，不敢長驅直入；最後以粵軍精銳蔣光鼐、蔡廷鍇兩師，跟蹤追擊桂軍后尾，以湘軍李韞珩（李抱冰）部支援蔣、蔡兩師，共同夾擊桂軍戰略重地衡陽。

正是在這一點上，20世紀20年代末期就主張「斬首」理論的李立三，脫離了中國革命現實。

可以想象在當時的條件下，天心圩留下來的這800人的隊伍中，沒有幾人能想到共產黨人22年後奪取全國政權。但每一個自願留下來的人，內心深處都從朱德、陳毅、王爾琢身上感受到了共產主義一定勝利的信念。

1930年6月以後李立三成為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人。他把舵的船，立即成為一艘既勇猛奮進、又劇烈搖擺的船。

當時安源煤礦總監工王鴻卿探知路礦俱樂部主任李立三是罷工首領，出600大洋找人刺殺李立三。工人們得知，從早到晚把李立三團團圍住，必須出面的時候，也總是跟隨幾十個工人把他圍在中間，談話超過十分鐘就動手把他擁起就走，使對方無條件下手。

金漢鼎可謂一言九鼎。5年後，至1934年10月紅軍戰略轉移退出中央蘇區之前，密佈於蘇區周圍的碉樓、堡壘、橋頭堡、護路堡等達到14294座。但誰知曉，提出這條消滅朱毛紅軍計策的金漢鼎，當初在雲南陸軍講武堂丙班二隊內九*九*藏*書，竟然與朱德是同班同隊的同學，且交情頗深。

他一直對共產黨的政治工作推崇備至。

八大金剛中，蔣介石每每用陳誠壓軸。收拾不了的爛攤子，讓陳誠去收拾；啃不動的硬骨頭，讓陳誠去啃；實在丟不起人了，蔣介石也不丟這個人，而讓陳誠去丟人。

林彪率二十八團、伍中豪率三十一團急速返回支援，才用火力壓住敵人。

「在這一點上，我起了一點兒帶頭作用。」朱德自己後來只說了這麼一句。

軍事幹部也是如此。在天心圩不僅師長周士第、黨代表李碩勛離隊，七十三團團長黃浩聲、七十五團團長張啟圖也離開了部隊。師團級軍事幹部只剩一個七十四團參謀長王爾琢。

最後一個便是陳誠。

火種保留了下來，再也沒有熄滅。

蔣鼎文指揮作戰，在此之前一直是佔便宜不少、吃虧不多。第一次參加「圍剿」就差點兒當了俘虜，對他刺|激很深。後來他雖然在進犯贛東北方誌敏的紅十軍時頻頻得手，甚至還因向蔣介石提出「步步為營，步步推進」的戰法受蔣誇獎，但心勁已大不如前了。他對紅軍作戰有了戒心，常常託故避居上海。在私下裡對好友說：「今後打算積資百萬，在上海消磨20年歲月，就可結束此生。」

1928年9月，紅五軍取消團、連番號，編為五個大隊和一個特務隊。在三個多月的轉戰中，部隊減員一千餘人，張榮生、李力英等骨幹犧牲，意志薄弱者或投機者也相繼離隊或叛變。四團團長陳鵬飛忍受不了艱苦，告辭還家。四大隊長李玉華以打民團為由，拉著全隊逃之夭夭。一大隊長雷振輝在彭德懷集合部隊講話時，突然奪過警衛員薛洪全的手槍，瞄準彭德懷就要開槍。

中國人民解放軍與南昌起義緊緊相連的六位大將中，三位大將直接參加了南昌起義；一位大將以隱蔽的身份從旁協助起義；兩位大將因南昌起義影響從此走上革命道路。

其一，假定用10發子彈打死一個紅軍，每個國民黨士兵帶200發子彈便可打死20人，每團以1000支槍計算，便可打死兩萬名紅軍。這樣，中央蘇區的紅軍還不夠他三個團打，最高限度用十團人，也就可以全部消滅紅軍了。

所以他的軍事素養大部分來自後來的戰爭實踐。陳誠之善戰，且不易為國民黨其他將領學去，確有不少步兵操典之外的東西。功夫在戰外，對他來說不為之過。

在三河壩完成阻擊任務時，真正是他從九軍帶出來的人員，已經沒有幾個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的二十五師，還有周邦采帶回來的部分二十四師人員。三河壩這個攤子，已經是個損兵過半、四面都是敵人、與上下左右皆失去聯繫的爛攤子，思想上和組織上都相當混亂。

陳誠自身也是一個矛盾體。政治上忠蔣不貳，感情上又與鄧、嚴藕斷絲連。

但真正奠定何應欽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的，是棉湖之役。

有人說大智才能產生大勇。彭德懷則是大勇產生大智。

歷史又正因為不可預測，所以才充滿機會。

比這更早，明末清初就有耶穌會傳教士德國人夏爾，先幫助明末朝廷製造火炮防衛滿人進攻，后幫助清初朝廷製造火炮鎮壓漢人反抗。

陳誠任訓練團團長。副團長二人：跟隨陳誠有年的劉紹先和碉堡政策的規劃者柳善。

拋開這些後事不談，剩下的那個老問題還懸在這裏：誰提出了碉堡政策？不是塞克特，那麼就是其前任魏采爾了？

可見伍中豪在黃埔的成績優於林彪。

1933年年初對江西蘇區的第四次「圍剿」，陳誠任中路軍總指揮，雖然名義上「圍剿」總指揮是何應欽，但主力部隊全部掌握在陳誠手裡，陳事事越級直接向蔣請示，何應欽也奈何不得。

1955年人民解放軍授銜，朱德名列十大元帥之首。天心圩離隊的師長周士第授銜上將，他手下的七十三團三營七連連長林彪名列十大元帥之三，七十三團政治指導員陳毅名列十大元帥之六，七十四團班長粟裕名列十大將之首。《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評價說，這支隊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能夠保存下來，朱德、陳毅「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這是一封尖銳潑辣又不失於冷靜分析的信，直指「軍委最大的」、「最嚴重的缺點」。這樣明確、大胆而具體地向軍委提出批評意見和建議，在當時黨和紅軍高級領導人中並不多見。

蕭克將軍回憶說：伍中豪沒有林彪那種架子，他是北京大學文科三年級學生，是學文學的，有較好的文學功底，被譽為「第四軍的文學家」。後來叛變的二十八團二營長袁崇全也愛好文學詩歌，與伍中豪唱和；伍中豪回信說，作詩要意境好，還要音調鏗鏘。伍中豪講話從容，溫文爾雅。他的軍事水平也高，能把一支部隊帶好，訓練好。任三十一團團長之後，該團戰鬥力有提高，能攻又能守，特別是在守的方面，比林彪的二十八團還要強些。二十八團能攻善戰，但有時穩不住。當時，我們都認為他倆都是將才，可惜伍中豪「出師未捷身先死」。

於是有人便說：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是一場德國人之間的戰爭。

蔣介石也很快認識了彭德懷。

這支隊伍的行動堅決果斷。當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二十五師師長李漢魂率領衛隊營乘火車追趕上來、想把隊伍拉回去的時候，擔任殿後任務的七十三團立即猛烈射擊，張發奎、李漢魂跳車狼狽逃走，火車被俘獲，張發奎的衛隊營也全部被繳械。

南昌成為他們第二次分手的地點。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的紅衛兵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不應該是8月1日，而應該是秋收起義的9月9日，或三灣改編的9月30日。

最早實踐此法的，是贛軍十八師五十二旅旅長戴岳。

蔣介石一直把紅軍看做兩股：一股為「朱毛」，一股為「彭黃」。第一次「圍剿」剛剛開始，他親自懸賞5萬元，緝拿朱德、毛澤東、彭德懷、黃公略四人。蔣介石有自己的一套判斷共產黨人價值的方法，他的直覺告訴他，誰對他的威脅最大。一年後在上海懸賞緝拿王明，價碼便由5萬元跌到了500元。

中國近代史上，自在戰爭中使用了洋槍洋炮以後，便多見德國顧問的身影。驚天動地的甲午戰爭黃海大海戰，旗艦「定遠」號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旁邊，就立著個德國顧問漢納根。

1927年7月是中國共產黨最困難的時刻。繼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后，汪精衛又發動了「七一五」事變，共產黨人到處被通緝、被屠殺、被囚禁。就在這樣的時刻，賀龍作出了自己的選擇。7月23日，賀龍率部到達九江。譚平山找賀龍談話：「共產黨人要在南昌舉行武裝暴動，希望率二十軍一起行動。」賀龍當即表示：「感謝黨中央對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話，贊成！」

在這方面，蔣介石身邊的塞克特與博古身邊的李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是朱德而不是別人，為這支失敗的隊伍殺出了一條血路。

部隊日夜行軍想擺脫追兵，但禍不單行。平頂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紅四軍四地四戰，結果四戰四敗。

兩人又一同當軍長——林彪任紅四軍軍長，伍中豪任紅十二軍軍長。

在昆明又遇行刺，身中兩槍。一槍在胸，一槍在腿。胸部子彈幸未貫穿，留下一條性命。黔軍這兩槍讓何應欽在昆明的法國醫院住了半年。自幼立志從軍報國，但最先嘗到的槍傷，竟是來自自己人的子彈，這不能不使他受到極大的震撼。

林彪以冷靜剖析對李德的批判，不亞於怒火中燒的彭德懷。

什麼總司令？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們有這個疑問。除了那根「朱德扁擔」，對總司令便知之不多。更何況是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造反派。

部隊被改編為一個縱隊。朱德任縱隊司令員，陳毅任縱隊政治指導員，王爾琢任縱隊參謀長。下編一個士兵支隊，轄三個步兵大隊；還有一個特務大隊。剩下一門82追擊炮，兩挺手提機關槍，兩挺重機關槍合編為一個機炮大隊。多餘下來的軍官編成一個教導隊，直屬縱隊部，共計800人。

兩人交接前一天，陳誠指揮十一個師發起了廣昌戰鬥。

1927年蔣介石「清黨」、驅逐蘇俄顧問並終止聯俄政策，使德國獲得對中國施加影響的最好時機。從1928年直至1938年十年間，共有135名德國軍事顧問在南京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任職。

從此開始了紅軍中這兩位名將不錯的配合作戰歷程。

想得到蘇聯接濟的起義部隊主力，在「上海」過程中失敗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則成為了中國工農紅軍戰鬥力的核心。

國民黨方面不乏善戰之人。蔣介石手下就有著名的「八大金剛」：何應欽、錢大鈞、顧祝同、劉峙、陳繼承、陳誠、蔣鼎文、張治中。

那真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個驚心動魄的時刻。後來消滅八百萬蔣介石軍隊建立新中國的共產黨領袖們，差一點兒就被國民黨的地方武裝包了餃子。

李立三答：「我要干共產！」

王柏齡與蔣介石關係非同一般。兩人在保定軍校同時考取留日生，一同赴日，且同學炮科。1916年5月，居正在山東青島成立中華革命黨東北軍，蔣任總司令部參謀長，王柏齡任參謀；后蔣出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行營參謀長，便電邀王到廣州，任大元帥府行營高參；後來成立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軍校入學試驗委員會，王柏齡的排名皆僅次於蔣。軍校正式開辦，他立即被委任為少將教授部主任。

南昌起義的發生成為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折。他後來參加了廣州起義。

兩人又一起當團長——林彪為二十八團團長，伍中豪為三十一團團長。

紅軍初創時期的傑出將領，還應提出這三人：王爾琢、黃公略、伍中豪。

陳賡大將1926年9月被黨派往蘇聯遠東，學習群眾武裝暴動，1927年2月返回上海。上海發生「四一二」事變後去武漢，武漢又發生「七一五」事變，於是他隨周恩來奔赴南昌，參加組織武裝起義。在起義中陳賡負責政治保衛工作，南下途中出任賀龍第二十軍三師六團一營營長。

會議一結束，李立三、鄧中夏立即上廬山，向剛剛到達的鮑羅廷、瞿秋白、張太雷彙報。

蕭克上將回憶井岡山鬥爭時說，朱德在部隊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隊對朱德帶點兒神秘式的信仰。

第一筆是1926年中山艦事件，劉峙任黨軍第二師師長，蔣介石召集衛戍部隊講話，他緊跟著宣讀要逮捕的共產黨人名單，隨即扣押了第二師和海軍中所有黨代表及共產黨員。當晚，包惠僧質問劉峙為何如此，劉回答說：「我也不完全了解，我是以校長的意思為意思，校長命令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

在射擊上，陳誠還有一套奇妙的演算。

此建議與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不謀而合。此時恰逢第四次「圍剿」失敗，國民黨將領意志動搖，4月7日蔣在臨川向各將領訓話：「我們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我們要以專心一志剿匪，要為國家定長治久安的大計，為革命立根深蒂固的基礎，皆不能不消滅這個心腹之患。」「無論外面怎樣批評謗毀，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唯一要務。」4月10日蔣又在南昌紀念周上宣稱，「抗日必先剿匪，征諸歷代興亡，安內始能攘外。在匪未肅清前絕對不能言抗日，違者即予最嚴厲處罰」。

第一次九江會議舉行前，中央已經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但如何武裝反抗，在何時、何地舉行何種起義，沒有進一步的計劃。李立三在這次會議上果斷提出南昌暴動，是一個不可抹殺的重大歷史功績。

李德所處的條件當然比塞克特差得多。但瑞金的中共中央首腦人物也須一批批魚貫進入李德住的「獨立房子」開會，決定大政方針。

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何應欽任討逆軍總參謀長，幫助蔣介石運籌方略，一舉打敗桂系。同年11月，張發奎與桂軍聯合反蔣，何應欽又主持討伐張桂聯軍。12月張桂聯軍剛被平定，駐鄭州之唐生智與駐安徽之石友三又興兵反蔣，何應欽再度走馬武漢，主持討唐一事。1930年1月唐通電下野，何應欽獲一等寶鼎勳章。

李立三1926年又到武漢領導工人運動。在武漢，船工出身的向忠發只是名義領袖，實際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當時人們說，只要向忠發、李立三一聲令下，武漢三鎮30萬工人要進可進，要退可退。

聶榮臻回憶這段經歷時說：「那條船，實在太小，真是一葉扁舟。我們四個人——恩來、葉挺、我和楊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擠得滿滿的。我們把恩來安排在艙里躺下，艙里再也擠不下第二個人。我們二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擠在艙面上。船太小，艙面沒多少地方，風浪又大，小船搖晃得厲害，站不穩，甚至也坐不穩。我就用繩子把身體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這段行程相當艱難，在茫茫大海中顛簸搏鬥了兩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歷史偏愛有準備的頭腦。挨過兩槍的何應欽，在一番跌蕩起落之後，對歷史的機緣作好了充分準備。

這就是全部家底。

沒有朱德，南昌起義的最後火種能夠保留下來嗎？沒有三河壩分兵，朱德也跟著南下潮汕，又會是什麼結局？

如果蔣介石看到這份《中央軍委長江辦事處工作計劃》，定要驚出一身冷汗。因為「計劃」表明，中國工農紅軍在蔣介石與各路軍閥混戰的三年之間，已經發展到了十萬餘人。

周恩來選中了劉伯承。

在信的最後，林彪寫到：「有些重要的負責同志，因為他以為敵人五次『圍剿』中所用的堡壘政策是完全步步為營的，我們已失去了求得運動戰的機會，已失掉一個戰役中消滅（敵）幾個師的機會。因此遂主張我軍主力分開去分路阻敵，去打堡壘戰，去天天與敵人保持接觸，與敵對峙，去專門求小的戰術勝利，以削弱敵人，想專憑在長期無數小的勝利中（每回消滅敵人一連或一營），就地把敵人的五次『圍剿』完全粉碎，這種意見我是不同意的。事實我們沒有失去運動戰的機會，並沒有失去一回消滅敵人幾師的機會。」

塞克特與蔣介石不同。蔣用慣了權威。塞克特卻能把他充滿威嚇的講話，包上一層理論的面紗。

德國軍事顧問也並非個個都不成功。在華期間待遇最高、蔣介石最喜歡、最欽佩的德國顧問，是漢斯·馮·塞克特上將。

第五次反「圍剿」中的廣昌戰鬥，李德指揮紅軍與敵人正面硬拼，三軍團傷亡兩千七百餘人，占軍團總兵力的四分之一；彭德懷當面罵李德「崽賣爺田心不痛」。翻譯伍修權考慮到領導之間的關係，沒有全翻，彭德懷便把三軍團政委楊尚昆拉過來一字一字重新翻譯，硬是把李德氣得暴跳如雷。

戰場上的對手閻錫山、馮玉祥抓住時機，立刻給蔣介石扣上「放任共匪」、「縱共殃民」的帽子。

儘管這個對手自己也沒有想到前方還會有雪山草地、瀘定橋、臘子口，還需要二萬五千里長征。

這一勝利對全國工人運動影響巨大。京漢鐵路罷工失敗后，各地工會組織全遭封閉，被迫轉入地下，唯有組織嚴密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工人階級勢力強大，反動當局不敢貿然鎮壓。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說，安源路礦是碩果僅存的世外桃源。

三、軍隊之作戰潛能，基於軍官團教育之培養。

周恩來最終同意了李立三在南昌而不是在南潯舉行暴動的意見。

其實敵人並沒有「水一樣地向紅軍投降」。紅三軍團總指揮彭德懷說，每次消滅白軍，都是紅軍硬打死拼。紅軍的軍事技術也還非常落後。佔領長沙前在岳陽繳獲了幾門野炮和山炮，全軍上下除了彭德懷和一名朝鮮族幹部武亭，竟然無人會用。結果只好由軍團總指揮彭德懷和武亭親自操炮。

趙世炎則被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帶領包探上門抓獲。

他聽了李立三的回答暴跳如雷，「這純屬胡來！是自己找死！人家督軍有那麼多兵，那麼多槍，你們幾個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

從陳誠的英文秘書口中透露出來的這些曲折，恰恰說明，正統的歷史從來不一定就是信史。

第一次「圍剿」，他便懸賞五萬光洋，緝拿朱德、毛澤東、彭德懷、黃公略。同時宣稱「期以三月，至多五月，限令一律肅清」紅軍。似乎仍是當年在上海灘完成一筆期貨交易。

何在振武學校不認識蔣志清。蔣受「堅船利炮」的現實影響，選學炮科；何則以傳統的「步戰決勝」為信條，選學步科。後來辛亥革命爆發，兩人返國，皆在滬軍都督陳其美手下任事，蔣任滬軍第五團團長，何任都督府訓練科一等科員，兩人仍然不識。歷史的這兩個交匯點，蔣、何都沒有相遇。

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時，陳誠僅是一名沒有適當職業的候差軍官，任上尉特別官佐。而何應欽是軍校的少將總教官；錢大鈞是中校兵器教官；顧祝同、陳繼承是中校戰術教官；劉峙是少校戰術教官；張治中稍晚一些來，也被任命為第三期入伍生總隊的上校副總隊長。只有蔣鼎文的軍銜低於陳誠，任第一期中尉區隊長。

在別處作戰就很順利、偏偏對紅軍作戰極不順利、直到紅軍出髮長征前仍在吃虧的蔣鼎文，最後佔領了一座空空如也的瑞金城。

第三次「圍剿」，用兵30萬，蔣親任總司令，分路圍攻，長驅直入。

陳誠倒從來對蔣介石忠心不貳。與他關係再深的人，只要與蔣不睦，他必棄之從蔣。

這樣的表態也沒有搞完，村外山頭上發現敵人尖兵，會議匆匆散了。

1933年10月，第五次「圍剿」正式開始。陳誠被任命為第三路總指揮兼北路軍前敵總指揮。記在蔣介石另一個金剛、北路軍總指揮顧祝同名下的那些賬，實則皆是陳誠所為：搶佔黎川，切斷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的聯繫；在滸灣戰鬥使紅三軍團、紅七軍團嚴重受損；三在大雄關使紅一軍團、紅九軍團蒙受重大傷亡；四則強攻廣昌、建寧、古龍岡；血戰高虎腦、萬年亭；最後再陷石城，迫使中央紅軍提前長征。

7月28日，賀龍見到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周恩來就起義基本計劃詢問他的意見。賀龍說：「我完全聽共產黨的命令，黨要我怎麼干就怎麼干。」周恩來點點頭，說：「共產黨對你下達的第一個命令，就是黨的前委委任你為起義軍總指揮！」

此時他業已制服擁兵20萬的唐生智，壓垮擁兵30萬的李宗仁、白崇禧，收編擁兵近40萬的張學良，又剛剛打敗擁兵70餘萬的馮玉祥、閻錫山；普天之下，眼空無物，根本不把贛南的3萬紅軍放在眼裡。他只到江西草草轉了一圈，帶領幕僚遊了一趟廬山，便將指揮大權交給魯滌平，返回南京坐等勝利消息了。

羅卓英縱隊在由樂安向東到黃陂集中的途中，也被紅軍截擊，損失慘重。

這是舉行南昌起義的最早建議。

就在毛澤東告訴林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後，把共產黨人從城市趕向鄉村的蔣介石，也開始發現「星火燎原」的問題了。

朱德說：「我從自南昌出發，就走在前頭，做政治工作，宣傳工作，找尋糧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惲代英、郭沫若，我們只帶了兩連人，有一些學生，一路宣傳一路走，又是政治隊，又是先遣支隊，又是糧秣隊。」

孫連仲的部下則開始破壞南下的鐵路和車輛。該部半年前還在中原戰場與蔣軍血戰，現在調頭去充當蔣軍炮灰，轉變實難。

鄧演達、嚴重二人一旦反蔣，陳誠便與他們分道揚鑣。

為了對付紅軍這些戰術，陳誠領頭搞出「一個要訣、兩項要旨、三個口號、四大要素、六項原則」。

到底怎麼辦，只能由臨時負責的朱德作出決斷。

其一是鄧演達。

如果說顧祝同與共產黨最少有兩筆賬，那麼劉峙最少就有三筆。

對自己的戰友卻不然。

但好景不長。1920年，貴州政局突變。黔軍總司令部特務團團長孫劍峰發動政變，何被迫辭去所兼各職，被擠出貴州，趕到雲南。

朱德由此發現林彪的軍事才能。這一發現此後反覆被實戰證明。

蔣介石通緝鄧演達，陳誠明知鄧隱居上海租界也不報告，還悄悄給鄧送消息。後來鄧演達被蔣介石抓住槍斃，陳誠著實難受了好幾天。

南昌起義后成立的參謀團，成員有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在確定參謀團領導的問題上，周恩來回憶說：「參謀團當時沒有人任主任。後來我就指定劉伯承同志來做參謀長，他起初謙虛，不肯答應；後來我說一定要你來做，他才擔任參謀長職務。」

當年19歲的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83歲時回憶那一幕時，感慨萬千：「王爾琢去叫袁崇全時，我在場。他和袁有較深的關係，同學，還是老鄉，一個是石門人，一個是桃源人。當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時，王爾琢很氣憤，說：『豈有此理！』他不認為袁會死心塌地反革命。他認為，他去叫，袁一定會回來。

對安源罷工的勝利，劉少奇說「這實在是幼稚的中國勞動運動中絕無僅有的事」。

二十一師的革命作風對陳誠產生很大影響。他第一次看到一支精神振作的軍隊是多麼強大的軍隊。陳誠以後凡事以身作則。說禁止賭博、吸煙，自己先做到，其助手郭懺、周至柔都不敢在他面前吸煙。要求服裝整齊，即使在酷暑盛夏，起床后他即打好綁腿，直到晚上就寢才解脫，從團長當到總指揮都是如此。夏日行軍他頂著烈日不戴斗笠。在江西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作戰中，山地行軍也從不騎馬，和士兵們一樣，穿草鞋步行。他指揮的部隊機動性高，一天能行軍百里，是蔣軍中少數能與飄忽不定的紅軍做急行軍追逐的部隊。

實兵演練中，陳誠特別重視的兩件事就是射擊、爬山。

汲取前四次「圍剿」的教訓，陳誠從紅軍山地游擊戰運動戰的特長中總結出應對的四點：

一個要訣是「服從命令」；

孫中山用蘇俄顧問取代德國顧問，蔣介石卻反過來，用德國顧問取代了蘇俄顧問。

接下去，就講出了那段著名的「真正的銅牆鐵壁」。

南昌起義部隊南下攻打會昌時，朱德奉命指揮二十軍第三師進攻會昌東北高地。他首先命令三師教導團團長侯鏡如，挑選幾十人組成敢死隊，追擊正向會昌退卻的錢大鈞部。他向大家動員說：「你們都是不怕死的中華健兒。可是，今天我要求你們一反往常猛打猛衝的常規，只同敵人打心理戰。你們要分作數股，分散活動，跟在敵人後面或插到敵人兩翼，向敵人打冷槍。要攪得敵人吃不下，睡不著，這就是你們的任務。」五十多年後，侯鏡如回憶這一段戰鬥經歷時說：「會昌戰鬥中，朱總指揮我們和錢大鈞作戰，就採用了游擊戰法。敵人退，我們跟著進；敵人駐下了，我們就從四面八方打冷槍，擾亂敵人，不讓敵人們休息。這就是『敵退我追，敵駐我擾』。」

塞克特1934年4月到上海，李德1933年9月到瑞金。塞氏晚一些，但兩人「下馬伊始」便獲得了極大權力。

他的確是個典型的中國人——朱德的同學金漢鼎。

一度與蔣介石並列的何應欽，生於貴州興義縣泥盪村。1906年貴州開辦陸軍小學，規定每縣保送一人，何應欽時16歲，以興義縣第一名成績保送。陸小畢業再保送武昌陸軍第三中學。1909年秋，陸軍部從三個陸軍中學考選20名學生赴日深造，何應考入選，進入東京振武學校。

因陳繼承作戰異常賣力，甚至不惜拼光，蔣介石調他參加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陳繼承率領第三縱隊，1933年11月在陽新、紫金山一帶布置伏擊陣地，使紅九軍團第三師九-九-藏-書陷入伏擊，部隊損失達三分之二。1934年4月，蔣又令陳繼承任湘鄂贛「剿匪」總指揮。陳到任后指揮部隊包抄龍門山區的中共湘鄂贛省委，省委幾次突圍未成，機關和部隊一千多人大部分犧牲。

蔣介石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對手。

蔣最初不想讓魏采爾走。魏氏在「剿共」方面的能力是突出的。其嫻熟的規劃技巧和作戰經驗還頗有可用之處。蔣的原意是想具體事務讓魏采爾繼續負責，全面的軍事、政治、外交籌劃交塞克特。但魏采爾表現為一山不容二虎之勢，塞克特剛到上海，他便立即到南昌向蔣辭行，多一天也不待，也許也是一種東方人不甚理解的普魯士精神。蔣無法，也只好讓他走掉。

看戲時，演戲時，好的節目，好的演員，都要放在最後，曰「壓軸」。

風風雨雨過去，提出碉堡政策22年後，金漢鼎與從碉堡中衝殺出來的朱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相會。

何應欽用兵謹慎細緻，頗有眼光和頭腦，在國民黨新軍閥混戰中也表現不凡。令蔣頗為頭痛的桂系第四集團軍，幾乎就崩潰在他手裡。

魏采爾與塞克特的交接在1934年4月11日。這以前諸事皆歸魏采爾，這以後，便都歸塞克特了。

劉伯承在南昌起義中協助賀龍實施指揮。這位老軍人對共產黨的尋找與認識，經歷了與賀龍不同的過程。1923年秋，在吳玉章、楊闇公等人指引下，劉伯承的思想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但他素以「深思斷行」為座右銘，凡事獨立思考，不隨波逐流。有人勸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回答了這樣一句：「當今中國向何處去？哪一種主義最合乎中國國情？還應當深思熟慮才穩妥；如果一見旗幟就拜倒，我覺得太不對了。準備極力深研，將來才能確定自己的道路。」

為開辦廬山軍官訓練團，魏采爾也上了廬山，與陳誠等人一道住在海會寺，其他德國顧問住在附近的龍雲寺和華嚴寺。在此前後，為規劃第五次「圍剿」的作戰計劃，魏采爾出了不少主意，包括贊成採納碉堡政策，但他卻不是這一政策的提出人。

由於當時紅軍沒有採取正確的應對之策，這些烏龜殼的確變成了圍困中央蘇區的銅牆鐵壁。

槍聲一響，毛澤東醒來，敵人的先頭分隊已越過了他的住房。

朱、金二人當年一同參加同盟會，一同參加辛亥革命后蔡鍔領導的雲南起義；後來兩人同入滇軍第二軍，同任旅長：朱德任第十三旅旅長，金漢鼎任第十四旅旅長；朱德為第三混成旅旅長，金漢鼎為第四混成旅旅長。

八一南昌起義是中國革命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中國共產黨人不能不毅然拿起武器、反抗國民黨血腥屠殺政策的武裝暴動。它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開始，也是局勢最為黑暗、中國共產黨人最為困難的日子。毛澤東描述自己當時「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李立三在此時刻，決然提出並果斷堅持南昌暴動，率先實踐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對中國革命貢獻巨大。

「如果不了解中國實際情形的人，他必然以為這是共產黨人的誇大狂，或者布浪基主義。假使現在跑到工廠中去，問工友是否需要暴動，工人一定答覆需要暴動。許多工人都說：『暴動的時候，你們要來通知我。』」

眼看得手，將紅軍壓向一塊狹小地域圍而殲之了，共產黨人又有了長征。

文化大革命中，朱德上天安門。休息室內的軍隊領導幹部見朱老總進來，紛紛起立。一位紅極一時的學生造反派首領穩坐不動，說：「什麼總司令，給他起立？」

這是毛澤東用詩詞讚頌的最後一位將領。

朱德就是在這個非常時刻，面對這支並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隊伍，表現出了堅強的領導能力。

1933年年底第五次反「圍剿」中的團村戰鬥，一軍團執行其他任務未能參加，使戰果不能擴大。帶病參戰的彭德懷萬般遺憾，賦詩一首：猛虎撲羊群，硝煙瀰漫；人海翻騰，殺聲沖霄漢。地動山搖天亦驚，瘧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塵埃衝天，大哥未到，讓爾逃生。

十年土地革命戰爭中，這是工農紅軍攻下省會的唯一戰例。

聶榮臻、林彪兩人沒有趕上8月1日南昌城的起義。因為第四軍第二十五師當時未駐南昌城，而駐在南昌以北靠近九江的馬回嶺。為使這部分力量加入南昌起義隊伍，起義發動前，周恩來派聶榮臻去馬回嶺，任務是向第二十五師周士第等人傳達前委武裝起義的決定，並領導該部起義。聶榮臻當時在中共中央軍事部工作，南昌起義前經周恩來指定任前敵軍委書記。他到馬回嶺之後，立即開展緊張的起義發動工作。8月1日中午，馬回嶺地區第二十五師的兩個團又一個連計3000人，在聶榮臻、七十三團團長周士第、七十五團副營長孫一中率領下，脫離張發奎的控制，向南昌開拔，參加起義。

震驚的副產品便是滿天飛的流言。

第三個是伍中豪。

毛澤覃腿部中彈。

在商量下一步行動方針的會議上，一些同志覺得主力部隊都在潮汕散掉了，起義領導人也都撤離了，三河壩這點兒力量難以保存，提出散夥。朱德堅決反對解散隊伍。他提出隱蔽北上，穿山西進，去湘南。

陳誠與蔣介石、何應欽不同的是，蔣、何皆以優異成績考取軍校和從軍校畢業，陳誠卻不然。當年若無杜志遠連連保薦，他也只能返回家鄉做一名體育教師。

張雲逸後來與鄧小平一道，參加並領導了廣西百色起義。

獨自對付了桂軍的何應欽，不但不要蔣介石增兵，還能抽出手來，調三個師到津浦線支援北線蔣軍主力作戰。

李立三在上海制訂這個空前龐大的軍事進攻加武裝暴動計劃時，一定熱血澎湃。

李立三的計劃是：

蘇聯顧問首先發現了他，他對蘇聯顧問卻並不客氣手軟。1926年中山艦事件發生，率第五團包圍蘇聯顧問團和省港罷工委員會、強行收繳顧問團衛士和罷工委員會槍械的，就是這位加倫將軍發現的蔣鼎文。

但當年陳誠的英文秘書陳應東卻有不同說法：當年一幫浙江同鄉在車站送杜志遠北上時，因杜的衛隊中多青田同鄉，陳誠在車上與他們攀談忘了下車，被糊裡糊塗拉到北京。杜志遠問明情由，才知道陳誠是青田同鄉，又是同科秀才陳希文的兒子，這才將陳誠留下。後來杜志遠向同屬皖系的保定軍校校長曲同豐保送陳誠投考八期炮科，因身材矮小，考試成績又差，未被錄取。再經杜向主考官、北洋政府陸軍部軍學司司長魏宗翰疏通，才以備取資格入學。

中國共產黨方面，沒有聽說毛澤東誇讚過哪個國民黨將領。中共中央軍事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資格最深的領導人周恩來，曾誇過陳誠、胡宗南。

不說，也是無法否認的歷史地位。

林彪調給了彭德懷一部分壞槍。

1927年，兩人在南昌相遇。時金漢鼎為國民革命軍第九軍上將軍長兼贛北警備區司令，朱德則在第二十軍當黨代表。地位拉開了，但同是北伐軍，且情誼依舊。憶及以往，兩人皆不勝感慨。在金漢鼎力薦下，第三軍軍長朱培德任命朱德出任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後來還兼了南昌公安局局長。金漢鼎決沒有想到，正是他的力薦，使共產黨人的南昌起義更容易舉行，朱德在其中也處於更有利的地位。

蔣介石不懂這些。所以他萬萬想不到，在其軍事力量空前壯大、政治權勢空前膨脹的這三年，那些被他驅趕到偏遠山區的星星之火，卻成為他真正的、最終的掘墓人。

蔣介石几乎是不加懷疑地認為：共產黨垮掉了。當初他在黃埔軍校歸勸學生們信仰三民主義的時候也算苦口婆心，不厭其煩；現在面對潮水一樣的「投誠者」，他連見都不要見。

8月2日拂曉，從馬回嶺又趕來了後來人民解放軍的兩位元帥：前委軍委書記聶榮臻；第四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三營七連連長林彪。

如果張發奎當時率部追擊起義軍，起義軍必將面臨前後夾擊的危險，後果難以設想。

部隊面臨頃刻瓦解、一鬨而散之勢。南昌起義留下的這點兒革命火種，有立即熄滅的可能。

作為一位著名戰將，彭德懷還有一大特點：終生不改其本色。

王是蔣介石在黃埔軍校視為心腹股肱的頭號人物。但他對教學興趣不大，成天不務正業，去廣州吃喝嫖賭，抽鴉片，每每有事找不著。他完全沒有意識到處在怎樣一個歷史關口，處於一個怎樣有利的地位；而在這個關口這個地位，稍微謹慎一些、敬業一些、「每每有事」找得著一些，歷史將會向他提供多麼豐厚的報償。

第二次「圍剿」開始，便想「以生力軍寒匪之膽」。於是除原有部隊外，特增調王金鈺第五路軍、孫連仲第二十六路軍人贛參戰。

他率領的不是戰鬥隊。

「這回紅五軍攻打長沙，紅軍的兵力只有三四千人，何鍵的兵卻有七團以上，但紅軍與何鍵部隊接觸的時候，何鍵部隊都水一樣的向紅軍投降。……現在紅軍進攻武漢的時候，又安知不會遇著這樣的形勢？假使是可能的——的確不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我們為什麼不能領導紅軍進攻武漢呢？讓紅軍在遠遠的等候武漢工人暴動，恐怕只有書獃子會這樣想。……」

第一團城內告捷，第二團卻城外敗北。王柏齡率領第二團沒用上攻城，卻與後續增援之敵遭遇。戰鬥一展開，王柏齡臨陣脫逃，第二團部隊立即敗退。何應欽得知城外戰況危殆，立即命令本團第二營營長劉峙率全營出城反攻。此時已是黃昏，敵軍在昏暗中以為出城部隊是逃出來的自己人，及至跟前才看清是黃埔學生軍端著雪亮的刺刀衝鋒，措手不及，紛紛潰退。

1959年陳毅對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人員回憶說：「當時紅軍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嚮導……一走錯路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毛澤東在1929年3月20日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沿途都是無黨無群眾的地方，追兵五團緊躡其後，反動民團助長聲威，是為我軍最困苦的時候。」

當時蔣苦於人手不夠，正在極力網羅日本士官同學協助。聽了王柏齡的介紹，便以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身份，電召何應欽赴廣州；何到后即被委以重任，先是主持考選軍校幹部，后出任軍校總教官，兼教練部主任，成為僅次於王柏齡的人物。

二、嫻熟地掌握「六項原則」、「四大要素」，練就過硬的、基本的戰術技術。

劉伯承不負眾望。他首先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到二十軍軍部協助賀龍擬制起義計劃，並協助指揮二十軍攻佔朱培德的第五方面軍總指揮部。起義成功后，他又出任參謀團參謀長，直接指揮策劃起義部隊隨後的行軍作戰行動。

以上十一人，除賀龍于南昌起義南下途中入黨、譚政在秋收起義中入黨、羅瑞卿1928年年底在上海轉為黨員外，當時都已經是中共黨員。除徐海東于大革命失敗后脫離第四軍，返回家鄉搞農民自衛軍外，南昌起義前都在第二方面軍編製序列之內。

所以第五次「圍剿」便傾全國之兵。各地除留守部隊外，凡能機動的部隊都調來了，嫡系部隊更是傾巢而出。堡壘封鎖，公路切割。遠探密壘，薄守後援。層層鞏固，節節進逼。對峙則守，得隙則攻。

大哥，即指紅一軍團。

剩下來的便要求分散活動。林彪帶著幾個黃埔四期畢業的連長找陳毅，說：「現在部隊不行了，一碰就垮；與其等部隊垮了當俘虜，不如現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1928年冬到1930年秋，李立三成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之一。他不同意毛澤東實施工農武裝割據、建立廣大農村根據地的做法，親自起草《中央致四軍前委信》：你們現在完全反映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來在機會的錯誤。你們在錯誤：（一）站在農民的觀點上來作土地革命，如像你們認為「農村是第一步，城市是第二步」的理論……（二）你們割據的觀點，這同樣是一個農民觀點，如像你們認為先完成三省邊境割據，再打南昌……

甚至還專門派人挖了毛澤東的祖墳。

李鏡蓉後來逢人便說：「這個兒子是捨出去了，只當是沒生他吧！」

第一期至第三期廬山軍官訓練團，全稱是「中國國民黨贛粵閩湘鄂北路『圍剿』軍官訓練團」，主要訓練擔任第五次「圍剿」的主力軍——北路軍排以上軍官。

歷史是一條奔騰不息的長河，給予個人的機會極其有限。朱德從南昌起義隊伍的邊緣走到了「朱毛紅軍」的核心，最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沒有義無反顧投身革命、捨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無法獲得這樣深刻和敏銳的歷史自覺。

兩人在實戰中多次默契配合。

一個「嗣忽分途」、「改由南雄入粵」，活脫脫再現了葉劍英當年的作用。

1931年9月15日，黃公略率部轉移，途中遭敵機襲擊，重傷犧牲。年僅33歲。

國民黨人雖然不情願，也不得不開始直面星火燎原的中國革命局面。

戴岳的意見書加上何應欽的批示，使金漢鼎的建議開始被廣泛推廣。

10月3日前敵委員會的流沙會議，是轟轟烈烈的南昌起義的最後一次會議。

真真假假的消息和壓力摻和一起，極大地震動了蔣介石。

蔣的視線由王轉向何的關鍵，還是通過實戰。

師哲在其自述中有一段精彩回憶，記述解放戰爭時期的彭德懷：「一個炎熱的下午，押解一批俘虜軍官的隊伍在村邊樹下休息，從西邊走來兩個人：前者為青年，身背短槍，牽著馬；數十步外為中年，50歲左右，光著頭，帽子抓在手裡，腳上的布鞋破爛不堪，用麻繩綁在腳面上，走路卻非常穩健有力。一挑水農民正在樹下歇息，中年人笑呵呵走近問：『你給家裡挑水啦，我想喝你幾口水行嗎？』農民說：『你盡量喝吧。』中年人便傾下身去，從桶里狠喝了幾口水，然後謝過農民，繼續趕路。路邊坐的俘虜中有認出中年人者，指背影說：『那就是彭德懷，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其他國民黨將校俘虜大驚失色，起來呆視半晌，直到背影不見，感慨萬分地擠出一句話：『他們怎能不勝利！我們怎能不失敗！』」

這條建議沒有引起蔣的重視。蔣認為朱、毛紅軍那點兒力量可以一掃而光，不需碉堡政策那樣費時費力。

四、要有個活地圖。指揮員和參謀必須熟悉地圖，要經常讀地圖。

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第一槍的八一南昌起義，李立三決不僅僅是個參加者，更是這一起義的最早提出者。

據說李立三嘴巴很大，大到能把自己的拳頭塞進嘴裏。攻陷長沙更使他聲若宏鍾。8月6日，他在中央行動委員會上報告《目前政治形勢與黨在準備武裝暴動中的任務》：「同志們！目前中國革命的形勢，正在突飛猛進的向前發展，已經顯然表示著到了歷史上偉大事變的前夜。」

朱德的話語中已經包含兩條政治綱領：共產主義必然勝利；革命必須自願。這兩條綱領後來成為人民軍隊政治宣傳工作的基礎。

但爭取第九軍的計劃未能實現。蔣介石已經覺察。金漢鼎讓起義部隊由其駐地順利通過，被蔣介石撤銷了第九軍番號，降任為第十二師師長。

不知道也沒有關係。人們已經從朱德那鏗鏘有力、擲地出聲的話語中，感受到了他心中對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與信心。

那是一種失去控制的混亂。紅四軍士兵委員會秘書長陳毅正在街上向群眾分發財物，城北街區已經出現了敵軍；他連忙後撤，在城邊才追上後退的軍部。所謂軍部，也只剩下毛澤東和少數機關人員。毛澤東要林彪反擊，林彪猶豫不決。部隊已經退下來、不好掌握了。毛澤東大聲說：「撤下來也要拉回去！」陳毅也說：「主力要堅決頂住敵人！」林彪帶著身邊的少數人衝殺回去，把敵人的攻勢擋住了一陣，才勉強收攏起分散開來的部隊。

衡陽被占，李宗仁、白崇禧的桂軍被迫掉頭回擊粵軍。何鍵部乘勢從湘西進襲長沙。東、北兩路也有何應欽指揮的軍隊壓向桂軍。衡陽一役，桂軍遭建軍以來空前大敗，只有少部分部隊逃出何應欽布置的三面夾擊，避免了全軍覆滅。但也幾乎因此喪失了老本，從此一蹶不振。

1927年8月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孫傳芳率部反攻南京。當時南京只有警備師及第二十一師守衛，頂不住孫軍攻勢，3天下來潰兵便到了麒麟門。何應欽深知此戰一敗，不但江浙閩贛皖5省重歸孫傳芳，北方的閻錫山也不會加入北伐行列，甚至北伐軍能否回廣東重整旗鼓也大成問題；於是率不滿300人的特務營親臨前線。潰敗官兵見何應欽來了，大呼：「總指揮到了！怕什麼？沖回去！」居然一舉奪回東陽鎮，穩定住已潰敗之局面。這時恰逢白崇禧從上海籌款返回，因鐵路破壞受阻於無錫車站，臨時用車站的民用電話指揮滬杭一帶部隊反擊，形成對孫傳芳的前後夾擊之勢，孫部攻勢大挫。

李鏡蓉不知道，此時他的兒子正在安源路礦發動工人大罷工。

何應欽在第二次「圍剿」中擔任總司令，親自製定「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略方針，集中4個軍、11個師共計20萬兵力，組成一條800里長的弧形戰線拉網推進，席捲紅軍。結果卻被紅軍橫掃700里，損失30000人，丟槍20000支。

以非嫡系軍隊剿共，本是心中暗自盤算的一箭雙鵰。但有時候心思算計過精了，反而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林彪比彭德懷資格淺。紅四軍與紅五軍新城會師大會上，朱、毛、彭都在主席台上講話，林彪還只能坐台下聽。聽著聽著，講台塌了。台下人都說剛會師就坍台，不吉利。朱德站到台架上大聲一句：「不要緊，台坍了搭起來再幹嘛！」大家一起鼓掌，才把熱烈的情緒又恢復過來。

鮑爾也精於顧問之道。1928年來中國，正逢蔣介石下野，他便幫助張作霖設計軍事計劃。但其本人後來一直否認此事。蔣介石北伐成功，東北易幟進入倒數計時，他便堂堂正正地做起了蔣介石的總顧問。

八一南昌起義僅僅是朱德威望和地位起始的低點。起義部隊對朱德的認識，經歷了一個不短的過程。

各級幹部紛紛離隊。一些高級領導幹部，有的先辭后別，有的不辭而別。

領導幹部如此，下面更難控制。營長、連長們結著伙走。還有的把自己部隊拉走，帶一個排、一個連公開離隊。

1934年2月「閩變」結束，蔣鼎文部改為東路軍，從福建方向進攻中央蘇區。

粟裕大將當時是第十一軍二十四師教導隊學員班長，南昌起義中所在中隊負責警衛設在江西大旅社的革命委員會。

國民黨軍隊戰史評價蔣鼎文「勇敢善戰」，屬於能打敢拼的人。但首先發現他的不是蔣介石，而是蘇聯顧問加倫。一次黃埔軍校學生野外演習，觀操的加倫將軍當場就戰術上的幾個動作，連續向擔任連指揮的學生隊區隊長蔣鼎文發問，一旁的蔣介石都為他捏一把冷汗。但蔣鼎文應付自如，對答如流；加倫對蔣介石說了一句「這人可以重用」，從此奠定了蔣鼎文飛黃騰達的軍事生涯。

叛徒何芝華出賣羅亦農，僅為弄到一筆美金和兩張出國護照。

一是第五次「圍剿」中任北路軍總司令，直接指揮蔣軍主力進攻中央蘇區。先搶佔黎川，切斷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的聯繫；繼在滸灣戰鬥使紅三軍團、紅七軍團嚴重受損；三在大雄關使紅一軍團、紅九軍團蒙受重大傷亡；四則強攻廣昌、建寧、古龍岡；血戰高虎腦、萬年亭；最後再陷石城，迫使中央紅軍提前長征。

後來人們把這段話作為林彪在關鍵時刻對革命動搖、想當逃兵的證據，其實言之過重了。在當時那種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脫離隊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的。若說都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也許太重，起碼對這支行將潰散的武裝能有多大作為不抱信心。

朱德講話之後，陳毅也上去講了話。他說：「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不僅經得起勝利的考驗，能做勝利時的英雄，也經得起失敗的考驗，能做失敗時的英雄！陳毅當時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都不去，堅決留在隊伍里，實行自己『只要拿武裝我就干』的決心。」

何應欽找了個借口回南京，再不參加這樣的「圍剿」。一想起與紅軍作戰和蔣介石怒不可遏的訓斥，「慘凄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的首先便是他。

歷史中確實有很多東西難以預測。南昌起義諸領導者1927年10月底紛紛分散撤退的時候，很難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壩的朱德與毛澤東一道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人。起義部隊的主力都在潮汕潰散了，更難設想留在三河壩殿後的「部分兵力」，最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中流砥柱。

在何應欽主持的第二次「圍剿」中，戴岳的小冊子落到了紅軍手裡，共產黨人開始知道國民黨有了碉堡政策。紅軍長征后，被紅軍高級將領逐條批駁過的那本小冊子又落到戴岳手裡。批駁的文字是紅色的，不知出於誰的手筆。滇軍將領金漢鼎、贛軍將領戴岳、中央軍將領柳維垣組成的「碉堡三劍客」，無疑金漢鼎為首。

孫中山最後同意了他的意見。

平心而論，「圍剿」不成，並非蔣介石的部下不能打仗。

所以，認為碉堡政策是塞克特出的主意的人們，完全沒有根據。塞克特上任時，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已經發起了七個半月，碉堡政策早已執行，蘇區周圍的碉堡已經成千上萬了。塞克特對蔣介石的幫助主要不在「圍剿」紅軍，而在德國的軍國主義建軍方針和思想。

人們說，在普魯士軍隊擁有一個國家，而不是國家擁有一支軍隊。俾斯麥以「鐵血政策」統一德國后，普魯士的軍閥制度和軍國主義精神影響和滲透到整個德國。對德國人來說，軍事力量是人類生存的最高形式。近代以來沒有哪個歐洲國家像德國那樣崇尚武力、崇尚「鐵與血」。

愚公移山，每天挖山不止。蔣介石要部下學愚公，不求幾口吞下蘇區，只求三里一進，五里一推，構築碉堡與軍隊齊頭並進，進一步守一步，逐日蠶食掉蘇區。

分頭撤退途中，隊伍被敵人衝散。連給周恩來抬擔架的隊員也在混亂中溜走，身邊只剩下葉挺和聶榮臻。三個人僅葉挺有一支小手槍，連自衛的能力都沒有。若不是遇到中共汕頭市委書記、周恩來的老朋友楊石魂搭救，真是生死未卜。

對敵鬥爭狠、毫不留情，是彭德懷一大特點。紅三軍團善攻堅，善打硬仗，在惡劣條件下也具有堅強的戰鬥力，無一不打上彭德懷的烙印。他與何鍵血戰，與蔡廷鍇血戰，與陳誠血戰，與蔣鼎文血戰，與每一個深入蘇區的敵軍將領血戰。哪一個國民黨將領，也沒有被他放在眼裡。

第五次「圍剿」，則集兵百萬，幾乎傾全國之兵；其中用於中央蘇區50萬。其嫡系部隊傾巢而出。蔣自任總司令，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嚴密封鎖，發展交通；以靜制動，以守為攻。

與忠蔣和反蔣的人都還關係不錯，是陳誠獨立摸索出來的一套政治模式。

杜修經說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的「有人」，便是林彪。

毛澤東是怎麼知道對手的碉堡政策的？

他在給蔣介石的第一封信中，就提出所謂「中國建軍的三項中心思想」：

當然，若以為以上9個「要」便是林彪指揮特點的全部，就大錯了。數到第九個「要」的林彪偏偏漏掉了一個極其關鍵的「要」：要面對失敗。

就整個土地革命戰爭來說，紅軍中最重要的野戰將領，還是彭德懷和林彪。

蔣鼎文與陳、蔡二人都有不錯的交情。「一·二八」淞滬抗九*九*藏*書戰中，陳銘樞為京滬鐵路方面的左翼軍總指揮，蔣鼎文為滬淞鐵路方面的右翼軍總指揮，一起指揮部隊對日軍作戰，配合得很好。蔡廷鍇對蔣鼎文更有救命之恩，蔣鼎文自己也說，第三次「圍剿」中在黃土坳若非蔡廷鍇鼎力相救，他怕是早成了朱毛紅軍的階下囚。

他在廬山用了心血，把紅軍的戰術主要歸結為四種形式：誘伏、腰擊、正面突破、抄後路。認為就是這些戰術使國民黨指揮官「束手無策」。

南昌起義前，中國共產黨人沒有獨立地領導過武裝鬥爭。所以對起義的組織領導者、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來說，迫切需要一個政治上可靠、軍事上可資的得力助手。此人既要有秘密組織大規模兵暴的經驗，又要有豐富的作戰指揮經驗。

直到毛澤東逝去了近20個年頭，才在「毛選」中明白，這段話是針對蔣介石「圍剿」中央蘇區的碉堡政策而說的。

1930年6月伍中豪任紅十二軍軍長，因病在閩西長汀福音醫院治療。10月出院歸隊，途經安福縣遭地主武裝襲擊，在戰鬥中犧牲。年僅25歲。

1927年4月12日得手以後，蔣介石沒有想到對付共產黨人還需要「圍剿」。

一說黃埔時期某日陳誠從市內玩耍歸來，夜不能寐，索性起床挑燈讀書。適逢蔣介石查夜，尋燈光而來，見陳誠夜讀，拿過一看是畫有很多杠杠的《三民主義》，從此留下深刻印象。

1929年年初，彭德懷率部堅守井岡山，部隊損失很大。4月與紅四軍會合后，根據彭德懷的要求，紅四軍前委會議決定，調撥部分幹部和槍支補充彭德懷部。

那是一個根本不考慮毛澤東講話的時間、地點的時代，翻開就念，念完就用，而且主要是對別人而念而用。只顧「拿起筆，做刀槍」了，出處在哪裡，針對什麼問題說的，將語錄倒背如流的人並不知曉。

這一仗犧牲了三十一團營長周舫，獨立營營長張威。二十八團黨代表何挺穎負重傷，用擔架抬著行軍，在敵軍追擊、部隊倉促奔走的混亂中不幸犧牲。本來就缺幹部的紅四軍真是雪上加霜。

七十五團團長張啟圖後來在上海寫了一份《關於七十五團在南昌暴動中鬥爭經過報告》，向中央陳述當時情況：「師長、團長均皆逃走，各營、連長亦多離開。」

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圍剿」。

王金鈺左推右擋，遲遲不動。直到蔣介石許以江西省主席，才勉強帶領其北方部下開拔。一路說是有共軍騷擾，走走停停，甚為遲緩。

最後一次不得不動用其所能動用的全部力量。

就是這些最危險、最困苦、不是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而是一個失敗接著一個失敗的環境中，摔打出了一個林彪。

兩人又一同當縱隊司令——林彪為第一縱隊司令，伍中豪為第三縱隊司令。

粟裕回憶說，當時隊伍到達閩贛邊界的石經嶺附近隘口，受敵阻擊。朱德親率幾個警衛員從長滿灌木的懸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敵側后發起進攻；「當大家懷著勝利的喜悅，通過由朱德親自殺開的這條血路時，只見他威武地站在一塊斷壁上，手裡掂著駁殼槍，正指揮後續部隊通過隘口。」

蔣介石聘請的第一個德國顧問是馬克斯·鮑爾。

李立三用暴力回應暴力。罷工談判最關鍵的階段，路礦當局完成「草約」十三條后又想耍弄陰謀。李立三站起來說，「我們讓步已到最大限度，當局接受此條件就復工，否則我就離開礦區，聽憑工人們自由行動。」路礦當局一聽「自由行動」，想必就是暴動。礦長李壽銓在日記里說：「事急如此，設有暴動，千數百萬之產業，即不能保……唯有姑訂條件開工以息其風。」

在天心圩軍人大會上，朱德沉著鎮定地說：「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敗了，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是我們還是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他還說：「1927年的中國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國革命。俄國在1905年革命失敗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了1917年，革命終於成功了。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暫時的。中國也會有個『1917年』的。只要保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你們應該相信這一點。」

待蔣介石、何應欽軟硬兼施，將王、孫兩部連哄帶壓弄到指定地點，原定作戰發起時間已經仙逝了半個月。

因未能履行好護衛軍部的任務，林彪挨了個記過處分。

一聲號令發出，無人離隊。

戴岳建議：「凡重要的地點，不能不駐兵，而又無多兵可分派，就選擇一個良好的地勢，用石砌成碉堡，使少數兵守之；並督率附近各村組織聯村自衛，使良民或反共的民眾得到相當的保障，堅決地反共。」「使紅軍不能擊破，並能以少數的部隊擊潰多數的紅軍，同時可以阻絕紅軍的交通和活動，逐漸把蘇區縮小。」

蔣介石下決心用塞克特。

碉堡作為一種無法抵禦強大炮火的防守工具，在火炮密集的歐洲戰場已普遍棄之不用了。來自歐洲的德國顧問們，不可能對這項業務有多麼精深的造詣。只有對中國戰場非常了解，對基本無重武器的紅軍非常了解，知道自己的對手既沒有如此口徑的火炮，也搞不到這樣口徑的炮彈，不能摧毀面前倉促建築起來的磚石結構物，才能把如此大的希望寄托在這些烏龜殼之上。

中央指示未到，李立三照樣行動。他7月24日下山後立即搞了第二次九江會議，決定葉、賀部隊於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舉行暴動。然後再次電請中央從速指示，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

黃公略與彭德懷關係很深，伍中豪卻與林彪很像。

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聽到金漢鼎參加雲南盧漢起義的消息后，朱德立即指派人滇部隊第四兵團司令員陳賡、政委宋任窮前去看望。1951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周年之際，金漢鼎赴京參加觀禮，與朱德相會於北京。

同學之情，沙場之義，使兩人愈加親近。川滇一帶有民謠說：「黃櫃蓋，葉毛瑟，朱金支隊惹不得。」由於驍勇善戰，在滇軍中有「金（漢鼎）、朱（德）、耿（金錫）、項（銑）」四大金剛之稱。

三、要調查研究。對於敵情、地形、部隊的情況和社會情況，要經常做到心中有數。要天天摸，天天琢磨，不能間斷。

開始並沒有南昌起義計劃。臨時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黨組織轉入地下和中央機關經九江撤退到上海。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書長鄧中夏被先期派去九江，部署中央撤退的同時，考察利用張發奎的「回粵運動」打回廣東以圖再舉的可能性。

對何鍵這個屠殺工農和共產黨人的劊子手，彭德懷卻未完全解恨。三十多年後彭德懷自己身陷囹圄，挨完造反派拳打腳踢的批鬥回到囚室，仍然用筆寫下當年未了之恨：「何鍵這隻狼狗隻身逃于湘江西岸。沒有活捉這賊，此恨猶存！」

1927年3月入黨的徐向前，未能趕上南昌起義。但共產黨人在南昌城頭打響的這第一槍，對他影響重大。他當時在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任上尉參謀，回憶說，入黨時刻「印象最深的是共產黨員要為共產主義流盡最後一滴血」。1927年7月底，徐向前隨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一起移駐九江，在新地點沒能和組織接上頭。但正是南昌起義爆發的消息，使他于茫茫黑夜中看到了一線希望和光明。起義爆發后，張發奎集合方面軍指揮部全體軍官，宣布：「CP分子三天以內保護，三天以外不負責任！」徐向前當時雖然並未暴露身份，但決意離去。他當天晚上就悄悄離開九江去尋找黨組織，從此脫離舊軍隊，結束了在國民革命軍中的生涯。

敏感且大胆的戴岳卻命運不佳，攤上了一個輕狂的上司張輝瓚，在第一次「圍剿」中就把隊伍裝進紅軍的口袋裡，令十八師全師覆滅。師長張輝瓚被割掉了腦袋，旅長戴岳也好不容易才倉皇逃回。部隊沒有了，他不甘心，用兩天時間寫了份《對於剿匪清鄉的一點貢獻》呈何應欽，內中特彆強調了碉堡政策的重要。

1931年6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三次「圍剿」，蔣鼎文任第四軍團總指揮，率第九、第五十二兩師從南城地區進犯。蔣介石原想壓迫紅軍于贛江東岸消滅之，7月底發現紅軍主力轉移到興國地區，便命蔣鼎文率部向興國急進。紅軍以一部偽裝主力向贛江方向佯動，主力卻於8月4日晚，穿過蔣鼎文部和蔡廷鍇部之間20公里的空隙，跳出合圍。待蔣鼎文反過身來對君埠以東的紅軍集中地取大包圍姿勢，第九師二十七旅卻在老營盤突遭紅軍奇襲。他急令二十六旅馳援，中間一道山又被紅軍佔領，增援不及。激戰數小時，二十七旅遭全殲，八十一團團長王銘被俘。第九師是蔣鼎文的基本部隊，這一損失使其分外心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15日第五十二師又在方石嶺受紅軍襲擊，全師傾覆，連師長韓德勤也被俘虜。幸虧韓德勤滑頭，隱瞞了身份化裝成傷兵，才僥倖逃回；蔣鼎文自己則在黃土坳陷入紅軍三面包圍，幸逢蔡廷鍇率軍及時趕到，才得解圍，驚魄稍定。

為了剿共，興兵不可謂不多，戰略戰術不可謂不周密。確實是傾注了心血，確實是有十八般武藝就用上了十八般武藝，有十八般兵器就用上了十八般兵器。

因南昌起義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另外兩位大將是譚政、羅瑞卿。

二十一師是一支受共產黨影響很深的部隊。從廣東出發北伐時，師長嚴重提出「官長士兵化、士兵民眾化、民眾革命化」口號，作為該師官兵守則。陳誠身體力行，貫徹全團。陳團連以下軍官都肩背馬槍行軍，與士兵同吃同住。不僅官兵紀律嚴明，而且每到一處，即召開軍民聯歡大會，宣傳北伐革命道理。故所到之處，聲威大振，備受民眾擁戴與協助，當時在蘇浙一帶被稱為模範師。

當年的造反派，現在也白髮蒼蒼了。那位見總司令不起立的人，白髮蒼蒼了也許還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井岡山會師時，心情興奮的毛澤東特地換下穿慣的長布衫，找人連夜趕做灰布軍裝，只為能夠穿戴整整齊齊，會見大名鼎鼎的朱德。

攻下鄂豫皖蘇區首府新集的是劉峙，攻下中央蘇區首府瑞金的是蔣鼎文。

會議由周恩來主持。他當時正在發高燒，用擔架抬到會場。郭沫若回憶說，周恩來「臉色顯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敗仗的原因，簡單地檢討了一下。第一是我們的戰術錯誤，我們的情報太疏忽，我們太把敵人輕視了。其次是在行軍的途中，對於軍隊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們的民眾工作犯了極大的錯誤」。

應該再補充一句：幸虧南昌起義的部分部隊也上了井岡山。

後來朱德上了井岡山。降了職的金漢鼎則提出了那條圍困朱、毛紅軍的建議。這是國民黨後來用碉堡政策圍困江西蘇區的最先聲。

許光達大將當時是第四軍直屬炮兵營見習排長。他在寧都加入南昌起義部隊，任起義軍第二十五師七十五團十一連排長、代理連長。

當然，關鍵還是黃埔軍能打，教導一團能打。作為預備隊的粵軍許濟旅中午趕到，一個團擁上去，才不到半小時就被敵人打癱了。教導一團卻連打帶頂帶反擊，任傷亡再大也堅如磐石。而黃埔學生軍的英勇善戰，從此威名遠揚。

朱德胸中的信心與激|情像火焰一般迅速傳播給了剩下來的官兵。

塞克特這個老師，為他補上了當年遺憾不已的一課。

出院后他即去上海，閑住將近兩年。所攜不到一萬元的旅費，不夠過長期公寓生活，不得不為前途打算。想去廣州，但眼見陳炯明叛變、孫中山失勢，粵局前途不妙；想去北京，又苦與北洋系實權人物無甚機緣。焦灼之間，得悉建立黃埔軍官學校，蔣任校長。他與蔣雖無深交，卻與王柏齡相熟。於是托王向蔣介紹。

成功的安源煤礦大罷工使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發展，1924年末中國共產黨只有黨員900人，其中安源煤礦的黨員就達300人。

林彪參加南昌起義，伍中豪參加秋收起義。南昌起義部隊編為紅四軍二十八團，林彪為該團一營營長；秋收起義部隊編為三十一團，伍中豪為該團三營營長。

兩項要旨是「戰術上的分散與集合」；三個口號是「受傷不退，被俘不屈，臨難不苟」；四大要素是「確實、迅速、靜肅、秘密」；六項原則是「搜索、聯絡、偵探、警戒、掩護、觀測」。

這一點，確實是陳誠與蔣介石大不相同之處。

接款逃走的劉興，抗日戰爭初期出任長江江防總司令。

其二，每5分鐘放一槍打死一個紅軍，一小時放12槍，可打死12人，3000人用6小時便可打死216000人。因此消滅紅軍只要有千把個戰鬥兵就可以說絕對不成問題。

1916年川滇內爭，滇軍主力在眉山陷入重圍，朱德率部做前鋒突圍開路，金漢鼎在後衛掩護撤離，部隊安全撤到三江鎮。

7月25日周恩來到九江，召集第三次九江會議。在會上傳達：中央常委和國際代表同意在南潯一帶發動暴動，然後由江西東部進入廣東會合東江農軍。

紅軍突圍長征后，在後尾緊追不捨的薛岳、吳奇偉、周渾元部共9個師，皆為顧祝同的北路軍部隊。

大革命失敗后，他堅決主張用革命暴力回擊反革命暴力。

兩種說法差別不多。都是圈圈點點的《三民主義》，都是蔣校長親自發現，都是從廣州玩耍返回。不同的是一個發生在半夜，一個發生在清晨。一個在讀書，一個在翻單杠。如果只有這兩種說法，那麼倒可以說，前一種說法可能性小，后一種可能性大。因為蔣當時並不住在黃埔軍校內。他的住地與軍校有一段距離，半夜起來到軍校查哨再返回去，可能性不大。蔣有早起的習慣，清晨早早到校倒是極有可能。

也徹底破滅了他對貴州事業的夢想。

此時共產國際新任代表羅明那茲到漢口，漢口傳來要召開緊急會議的消息。李立三立即請準備去漢口開會的瞿秋白將此意見面告中央，請中央速作決定。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特別流行的毛主席語錄：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

從極端之處說：恰恰是起義部隊南下廣東的失敗，使朱德面臨歷史的機遇。

魯滌平在全省「清剿」會議結束后，便將金漢鼎的建議告訴了蔣介石。

彭德懷與毛澤東第一次會見，是在寧岡縣茨坪一家中農的住房裡。彭德懷走進屋內，看到一個身材頎長的人向他伸出手，用和自己一模一樣的湘潭口音：「你也走到我們這條路上來了！今後我們要在一起戰鬥了！」

金漢鼎的意見在會上引起很多人的重視。但出了會場，倡議者自己反而十分消極。身為三省「剿匪」副總指揮，只要與朱德指揮的紅軍對陣，金漢鼎定要避免主力決戰，屢屢如此。蔣介石見他剿共不力，便降他為第三十五旅旅長；後來乾脆解除其軍中職務，讓他去了全國禁煙委員會。

這部分力量的加入，使南昌起義部隊力量得到大大加強。

直接參加南昌起義的三位大將是陳賡、粟裕、許光達。

如此之大的決心仍然不能換來成功，蔣介石才真正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用一個晚上就可以摧垮共產黨人在城市中的組織。面對武裝割據的工農紅軍，三次「圍剿」卻無損朱、毛一根毫毛。

於是他騰出手來，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下半年，收拾張作霖、張宗昌，收拾唐生智、李宗仁，收拾馮玉祥、閻錫山，三年時間用於軍閥混戰。

1936年7月，周恩來在陝北白家坪對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說，國民黨將領中，陳誠算得上是個「比較高明的戰術家」、「最有才幹的指揮官之一」。

一發而不可收。

一、練習爬山。國民黨兵尤其是北方士兵不會爬山，見山就害怕，成為「圍剿」軍的致命弱點。所以，必須練就「超巔越絕」、「縋兵鑽隙」的本領，不但不為「地形道路所支配限制」，而且要「利用一切的地形道路」。

那是蔣總司令空前成功的一年。緊接著海陸豐起義、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黃麻起義、廣州起義又相繼被鎮壓，他更認為共產黨作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基本被消滅，剩下鑽山為「匪」的小股隊伍已不足為患了。

最終將其全面化、系統化、完善化的，是蔣介石南昌行營第一廳第六課課長柳維垣。這三個人可被稱為「碉堡三劍客」。

何應欽不信蔣鼎文如此奮勇，懷疑是怯敵背逃時為流彈所傷。派人驗明，子彈是從左肋穿入。槍傷也不爭氣，側面穿入的子彈，即可說明傷者在進，也可說明傷者在退。獨蔣介石寧願相信其忠勇，因此在醫院傷期內，蔣鼎文就被升任教導第一團中校副團長，很快又調任第二師五團團長。

當年四散撤退的南昌起義領導人，哪一個能想到留在三河壩擔負殿後任務的朱德，最終組織起南昌起義部隊的「上山」力量，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第一號軍人！

就在蔣、馮、閻的中原大戰尚未結束之時，蔣介石便從河南前線向南京發出密電，要求立即任命何應欽為「鄂、湘、贛三省剿匪總指揮」。

整個春節在父子的爭吵中度過。

1929年冬，魯滌平在南昌召開全省「清剿」會議，商討消滅江西朱、毛紅軍的辦法。會上，三省會剿副總指揮、第十二師師長金漢鼎提出，當年雲南少數民族曾用建碉守卡的辦法，給前來鎮壓的清軍以重大打擊；後來清軍也學會採用此法，最後征服了少數民族的頑強抵抗。他建議江西的進剿也可仿效此法，鞏固進剿部隊陣地，進而逐步壓縮蘇區，最後消滅朱、毛紅軍和紅色根據地。

王爾琢是紅四軍二十八團第一任團長。二十八團正是朱德從三河壩保存下來的南昌起義部隊，全團一千九百多人，在紅軍中軍事素質最高，戰鬥力最強，最能打仗。1928年5月和6月，在五斗江、草市坳和龍源口的戰鬥中，王爾琢率二十八團三戰皆捷，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派何長工去二十八團擔任黨代表，何長工認為該部是正規部隊，北伐中就戰功赫赫，人又都是黃埔一、二、三、四期畢業的，思想上還頗有顧慮；蕭克也在回憶錄中說到，他初入二十八團工作時，心中充滿進入正規主力部隊的興奮；可見這支部隊在紅軍中的分量。

在爬山訓練上，陳誠的理論就不那麼離譜了。

從第三次「圍剿」開始，蔣軍嫡系趙觀濤第六師、蔣鼎文第九師、衛立煌第十師、羅卓英第十一師、陳誠第十四師壓了上去。這五個師十萬人都是蔣介石黃埔起家的老本，可見決心之大。

其二是嚴重。

陳誠一生的第一次關鍵轉折由杜志遠引路，第二次和第三次，引路的皆是鄧演達。

他頭一次感受到了一種莫名的無奈。

他也有過「兵敗如山倒」的時候。

王爾琢1928年8月死於其麾下二營營長、叛徒袁崇全的子彈。犧牲時25歲。他是黃埔一期生，在黃埔學習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後周恩來將他留下，連續擔任第二期、第三期的學生分隊長和黨代表。北伐時，周恩來派遣他擔任第三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二十六團團長。部隊攻入上海，蔣介石叛變革命，王爾琢被迫轉入地下，後來隨周恩來參加南昌起義。三河壩部隊天心圩整頓后，成為朱德在軍事上的主要助手。

李立三把舵的船，是一艘既勇猛奮進又劇烈搖擺的船。被稱為蔣何的蔣軍與被稱為「朱毛」的紅軍在紅色根據地迎面相撞，皆是戰將如雲。建議碉堡政策圍困朱毛的並非德國顧問，而是朱德雲南講武堂丙班二隊的同學金漢鼎。

此役彭德懷不僅創下紅軍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光輝戰例，而且創造了十年土地革命戰爭中，紅軍攻下省會的唯一戰例。毛澤東1936年在陝北對斯諾說，此役「對全國革命運動所產生的反響是非常大的」。

取代魯滌平為國民黨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輝，也在1933年4月1日密電蔣介石：「現在匪勢益張……小股逐漸蔓延，坐視其大而莫能止。資溪、黎川為贛閩浙間要地，失陷數月不能收復，近且進擾南城、金溪、赤化民眾，如火燎原。」

彭德懷與林彪相較，說勇林不如彭，說謀彭不如林。彭德懷是一團火，一團從里燒到外、隨時準備摧枯拉朽的烈火；林彪則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測卻含而不露的靜水。「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前半句可形容彭，後半句可形容林。彭、林配合，相得益彰，成為毛澤東指揮中國革命戰爭十分得力的左膀右臂。

但蔣介石八大金剛的核心，是何應欽和陳誠。在大陸，稱「蔣何」，到了台灣，便稱「蔣陳」。其實自何應欽在南方三次「圍剿」紅軍失敗溜回南京，赴華北主持北平軍分會受不了日本人的壓迫又溜回南京，蔣介石罵他「怕死就不要穿軍服」起，國民黨軍隊的核心便已經不再是「蔣何」而是「蔣陳」了，只不過到了台灣才正式叫出來而已。

李立三為中國工人運動作出重大貢獻。但他並不因此飄飄然。後來在給要求他留任俱樂部主任的工人們的一封信中，他說：「群眾終有力量，團結終有力量，個人決沒有力量。」「只要認識了社會主義，就不要認識哪個人了。」

不知是否還能記得贛粵閩湘那些漫山遍野的碉堡。

何應欽正在籌劃第二次「圍剿」，看完后大加賞識，親寫序言，將戴岳的意見書印成小冊子，大量發給「圍剿」部隊。何應欽在序言中說：「此書乃戴旅長岳本其平日剿匪清鄉之經驗彙集而成，知己知彼，洞中竅要，可作剿匪部隊之參考。我黨政軍各界同志，允宜人手一冊，細心研究，應時運用，于剿匪前途，當映有裨益。」

乘船東進的教導團到九江后被張發奎包圍繳械。全體徒手上岸，分別站隊，清理共產黨人。陳毅就在這天晚上決然脫離教導團，星夜追趕南昌起義軍。8月10日，終於在撫州追上起義隊伍。周恩來、劉伯承見到從九江追趕上來的陳毅，派他到二十五師七十三團任團指導員。周恩來說：「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陳毅只一句：「什麼小不小！叫我當連指導員我也干。只要拿武裝我就干！」

一條紅色鐵流，蜿蜒逶迤二萬五千里。任圍追堵截，始終不滅。

1922年春節，李立三回家探親。其父李鏡蓉以為他剛剛從法國回到國內，便問：「你留學回來準備做什麼事？」

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后，蔣介石率全部主力北上與馮、閻作戰，何應欽在武漢行營坐鎮後方，指揮一堆雜牌軍對付傾巢出動、驍勇善戰的桂軍。桂軍佔領長沙、直逼武漢時，形勢一度非常緊張。他蹲在滿鋪軍用地圖的作戰室地上用鉛筆勾勾畫畫，冥思苦想，把個軍用地圖標得五顏六色，不向蔣要增援就拿出了解決辦法。

八大金剛中，七個金剛都參与了對紅軍作戰，唯獨剩下個張治中。土地革命戰爭期間他未和紅軍作戰；抗日戰爭期間與中共十分友好；解放戰爭時被人說成是和平將軍。雖然他不在戰場上與共產黨交手，但作為蔣介石的首席代表，在談判桌上與共產黨人的交鋒之中，張治中也是攻勢凌厲、咄咄緊逼的。1945年重慶談判的記錄便是明證。涉及共產黨軍隊的削減，張治中就和在戰場上交手一樣，寸步不讓。

黃埔黨軍之所以未能稱為九_九_藏_書「蔣王」，而被稱「蔣何」，問題皆在王柏齡自身。

這些人喜歡用白描去圖解歷史。以為歷史脈絡盡在幾根簡單的線條之間。他們把中國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武裝的反革命「圍剿」武裝的革命看得過於簡單了。

同期《國內一周大事記》則記載：「7月30日，星期三，共黨佔領南昌，各機關領館均被焚，又向九江進攻。」

在蔣介石由黃埔黨軍集團組成的八大金剛中，就資歷而論，陳誠排倒數第二。

第四次「圍剿」何應欽任贛粵閩邊區總司令，實際是「圍剿」中央蘇區的總指揮，卻弄得三個主力師被殲，兩個師長被俘，連蔣軍精銳十一師也未逃脫覆滅命運，敗得最慘。蔣介石因此雷霆震怒，撤前敵總指揮陳誠之職殺雞儆猴，還嘆曰：「唯此次挫敗，慘凄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

一直到1959年。

陳繼承長期為劉峙部下。1926年中山艦事件，他在劉峙的第二師任第四團團長，將該團官兵集中於北校場，黨代表、政工人員和中共黨團員一律被繳械拘禁。後來參加對鄂豫皖根據地第四次「圍剿」，擔任劉峙的中路軍第二縱隊指揮官，指揮四個師擔任主攻。陳繼承8月13日佔黃安；9月上旬佔新集，14日克商城，三處皆為鄂豫皖根據地的核心地帶。唯有在金家寨遭到頑強阻擊無法前進，讓衛立煌抄小路立了頭功，否則蔣介石就不會叫金家寨為「立煌縣」而要叫「繼承縣」了。

紅軍長征突圍后，蔣介石讓陳繼承當上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特別是第四次「圍剿」失敗，受到降一級、記大過一次的處分后，蔣介石為振作「喪失革命精神」、「缺乏信仰」、「貪生怕死」的軍隊，開辦廬山軍官訓練團，陳誠全身心都投入了為消滅紅軍而進行的嚴格訓練。

孫中山很早就請過德國顧問。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同年10月特意訪問當時仍屬於德國租借地的膠州，在對大學生的演講中特別稱讚了青島的建設和管理，並提出應將德國作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榜樣。1917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正旺，孫中山明確表示中國不會參加協約國，與德國為敵。一戰結束后，1921年孫中山派代表赴德國，表示願借重德國的技術與人才協助中國發展。德國政府當時基於現實考慮，未同意與南方的廣州政府建立正式關係；但此後孫中山以私人名義秘密聘請了多位德國顧問，逐漸開始在廣東提供服務。一直到1923年1月簽署《孫文越飛宣言》，孫中山才徹底將其目光由德國轉向蘇俄。

上海是這兩位滇軍名將的第一座分水嶺。

在平頂坳，嚮導把路帶錯，與追兵發生接觸，造成損失。

「中山艦事件」后，共產黨人被迫退出第一軍、退出國民黨中央，接受「整理黨務案」，全面退讓。

現在，蔣鼎文卻率領15萬大軍入閩，對其並肩抗日的戰友和救其于危難的同事作戰了。

黃埔軍校興辦之日，卻正是何應欽落魄之時。

另一說某日陳誠到廣州市區玩耍，第二天清早就乘頭班輪船回黃埔軍校，到操場上翻單杠。恰巧這天蔣介石很早到校巡視，走到單杠旁見地上放有一本《三民主義》，拿起翻閱，書上圈圈點點寫滿小字，連誇閱讀認真，留下深刻印象。

在共產黨人身上，賀龍看見了能夠收拾這個攤子的力量。

國民黨方面編輯的《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這樣描寫張發奎當年的追擊行動：「葉、賀等遂東去撫州。張發奎率師追之。嗣忽分途，葉、賀等由閩粵邊境趨潮汕，張發奎部則改由南雄入粵。」

1922年唐繼堯率軍進襲雲南，金漢鼎與朱德同時出走。先入川，后赴滬，與孫中山晤談于上海。當時正逢陳炯明叛變，孫中山答應付十萬元軍費，要朱、金去廣西整編滇軍舊部，攻打陳炯明。金漢鼎接受了這個要求。朱德則感於社會黑暗、軍閥逞橫，他的親身經歷，使他對孫中山藉助一部分軍閥的力量打擊另一部分軍閥的做法已不再相信。孫中山又向他建議，如果要出國學習，不如到美國去。朱德誠懇地回答他：「我們願意到歐洲是因為聽說社會主義在歐洲最強大。」

在給塞克特的回信中，蔣寫下了「拜讀之下，感佩無已，吾人於此相別之後，惜相見已晚，而又不能常住一處為悵也」等語句，求教之切，溢於言表。

中原大戰尚未結束，蔣介石開始準備「剿匪」戰爭了。

此戰若敗，黨軍盡殲，那麼也就絕對沒有了後來的蔣介石。於是蔣將3月12日作為紀念他與何應欽同生死、共患難的紀念日。

其實，攻佔金家寨的原本應該是蔣介石的另一個金剛：陳繼承。

毛澤東1945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致閉幕詞提出愚公移山，是號召共產黨人奮發努力，挖掉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兩座大山。

錢大鈞善戰，也善謀。領兵打仗時，曾對南昌起義部隊造成過很大危害。做高級幕僚、調任軍事委員長南昌行營主任了，便又出謀劃策，幫助蔣介石制定第四次「圍剿」的方略。

當然，也精於顧問之道。

黨軍的「蔣何」之稱，由此役后廣泛傳開。

關鍵時刻，站出來的還是朱德。

這些理論，使崇尚鐵腕與獨裁的蔣介石有茅塞頓開之感。

要總指揮親自發炮的紅軍，也總算建立了自己的炮兵。有了炮兵的紅軍攻佔長沙，不能不使中外震驚。

兩人知遇是在黃埔軍校。

將這個建議立即付諸實踐的，是張輝瓚手下的十八師五十二旅旅長戴岳。他也參加了魯滌平的「清剿」會議。金漢鼎的建議一下子就打動了他。出了會場戴岳便在贛東實踐開來。當時紅軍沒有重武器，此法果然很有點兒效果。

陳毅後來說：「朱總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眾情緒低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眾的革命信念，這是總司令的偉大。」

1917年秋金漢鼎部與朱德部同守瀘州，抵抗川軍劉存厚部進攻，激戰晝夜，金、朱兩旅將川軍困於五峰頂，迫其出示白旗投降。

李鏡蓉害怕督軍的暴力。幾天前湖南勞工會領導人黃愛和龐人銓剛剛被趙恆惕殺害於長沙瀏陽門外。其實李立三也是一樣，如果沒有工人保護，李鏡蓉的這個兒子也必被舍在了安源。

例如對林彪。

第一件想不到之事是平息「閩變」。1933年11月21日，陳銘樞、蔡廷鍇等第十九路軍將領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通電倒蔣；蔣介石命蔣鼎文以左路軍總指揮身份，入閩鎮壓。

毛澤東嚴厲批評了林彪。

何應欽漂亮地完成了事業開局。

令陳誠翻身的，就是這個廬山軍官訓練團。

如果因私人感情對蔣介石的命令打了折扣，蔣鼎文也就不是蔣鼎文了。當年對蘇聯顧問就是如此，今天對陳銘樞、蔡廷鍇也不會例外。其受命當天，他就在總指揮部對消滅第十九路軍和推翻福建人民政府做出了部署。他最害怕紅軍支援十九路軍。後來聽說紅軍沒有與蔡廷鍇合作，便如釋重負，大打出手。軍事進攻的同時賄買十九路軍六十一師師長毛維壽在泉州倒戈；收買地方武裝及地痞流氓在十九路軍後方搗亂，一口氣把十九路軍搞垮。

五、要把各方面的問題想夠想透。

與國民黨軍隊鏖戰中打出來的紅軍將領，首推朱德。

「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前，嚴重辭職，將二十一師交陳誠代管。蔣召見陳誠，問其對國內形勢的基本態度。陳誠只一句話：「絕對服從蔣總司令。」

西方領導科學認為領導力的形成依賴三大要素，一曰恐懼，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懼迫使人們服從，利益引導人們服從，信仰則產生髮自內心的服從。1927年10月底，在中國江西省安遠的天心圩，朱德這個最初「地位並不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的指揮者，在關鍵時刻向即將崩潰的隊伍樹立起高山一樣的信仰。通過信仰認識利益，再通過信仰和利益驅散恐懼，真正的領導力和領導威望，在嚴重的危機中鳳凰涅槃一般誕生。

六位大將是：第二方面軍第四軍二十五師參謀長張雲逸；第二方面軍第四軍直屬炮兵營見習排長許光達；第二方面軍第十一軍二十四師教導隊學員班長粟裕；第二方面軍第四軍十二師三十四團少尉排長徐海東；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特務營文書譚政；第二方面軍教導團二連副班長羅瑞卿。

8月1日起義當天，在南昌城頭指揮戰鬥的有後來人民解放軍的三位元帥：起義代總指揮、暫編第二十軍軍長賀龍；暫編十五軍軍長、協助賀龍實施指揮的劉伯承；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長朱德。

譚政所在的方面軍警衛團躲過了張發奎的堵截，羅瑞卿所在的方面軍教導團卻在九江被張發奎截獲。羅瑞卿後來回憶說：「船到黃石港后，我們聽到了南昌八一起義的消息。」「船到九江，部隊一上岸即被第二次繳槍。先把槍架在馬路上，等了很久，又命令大家把槍背到一個據說是總指揮部的地方。繳槍后，全部人員被關在一醫院的草坪上，電燈都沒有。」張發奎就在這個電燈也沒有的地方，向他認為問題很大的教導團訓話，要大家不要跟共產黨走，跟他走。

嚴重辭職后隱居廬山犁頭尖，平房三間，生活拮据，陳誠便暗中接濟。一遇機會就在蔣面前保舉嚴重。「九一八」事變后，天津《大公報》發表嚴重隱居廬山的專題報道，指蔣介石國難當頭，棄北伐名將不用。陳誠立刻抓住機會與陳布雷一起向蔣進言，起用嚴重，他本人還急匆匆上廬山想拉嚴重下山。

八一南昌起義的主力，是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部隊。中國共產黨人在大革命時期所能掌握或影響的武裝力量，主要集中在這支部隊里。該方面軍下轄第四軍、第十一軍、第十二軍、第十三軍、暫編第二十軍。共產黨所能掌握和影響的，是葉挺兼任師長的第十一軍二十四師，以原葉挺獨立團為骨幹擴編成的第四軍二十五師以及賀龍任軍長的暫編第二十軍，共兩萬餘人。

雙方的作戰行動被陳誠變成一場單方打靶。而且是固定目標、任隨你怎麼開槍的胸環靶。沙場宿將瞬間變成一個掰指頭演算的劣等生。能夠明白的倒是：當年放跑劉興的陳誠所說的「自相殘殺」，不包括「圍剿」紅軍。

面對不可預測的歷史，能夠憑藉的，只有自身的素質與信念。領導者的素質與信念，最終匯聚成歷史的自覺。

九、要重視政治，親自做政治工作。

雖同是蔣介石「八大金剛」，但劉峙與顧祝同最得何應欽信任，又被人稱作何應欽的「哼哈二將」。

「四一二」，「清黨」，「寧可錯殺，不可錯放」，共產黨人更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彷徨的、動搖的紛紛脫黨，還有的公開在報紙上刊登反共啟事，帶人捉拿搜捕自己的戰友。

這次甘棠湖聚會，在黨史上被稱為「小划子」會議。它對保證起義領導人的安全和將起義的主力部隊及時開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同時，這個在關鍵時刻通報的重要情報，也促使葉、賀定下起義的最後決心。

何也認識到不是魚死就是網破，只有拚死一戰。他一面嚴令部隊不論傷亡多大，都須堅持，不容稍退；一面親率衛士隊機槍排反擊突入的敵軍。雙方犬牙交錯，險象橫生，戰況甚為慘烈。幸而錢大鈞的第二團于下午5時繞過敵後，攻入敵司令部，直入夜幕，敵軍終於漸漸不支而退。

塞克特1933年5月訪華，6月擬一份《陸軍改革意見書》送蔣介石。意見書中說：任何建軍之先決條件，首在國境之安定；此即謂數年外在之和平與內部政治情勢之穩定。在此條件未達成前，有效之軍事組織，將無從談起，連續不斷之戰爭，將影響最終目標之完成。

但為什麼後來又以極大的興趣投入了對江西蘇區的第三、四、五次「圍剿」？這就不僅是其性格之謎了。

在眾人皆驚呆的千鈞一髮之際，新黨員黃雲橋一手扳倒雷振輝，一手拔槍，將雷擊斃。

從總體看，蔣介石對柯瑞伯是不滿意的。1930年元旦蔣與柯瑞伯等德國顧問一同觀看第一次世界大戰電影，完后蔣說：中國政府為了進行各種必要之改革，不惜以大量金錢聘用德國顧問。但在過去一年來，若干顧問，未曾給予中國政府任何具體建議，且有對於所呈之問題，無法作肯定之答覆。現十八年過，十九年將開始，余謹望顧問先生不要再辜負自己所負之責任。

雲南盛產煙草，這位滇軍「金剛」最終被蔣介石弄成了禁煙將軍。

保留火種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難、最無望因而也最容易動搖的時刻表現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堅定性，使朱德成為這支部隊無可爭議的領袖。僅存的兩位團職幹部——團級政治指導員陳毅，團參謀長王爾琢成為他的主要助手。

德國人以其精於兵器製造、精於軍事學術著稱於世。

為了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從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陸豐農民起義開始，中國共產黨人先後發動了八十余次武裝起義。歷次起義——包括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南昌起義都失敗了。但因為保留下來了革命火種，它們又沒有失敗。

李立三到九江后，三下兩下把籌劃撤退的任務變成了組織武裝起義。

以隱蔽身份協助南昌起義的大將是張雲逸。他當時任第四軍李漢魂二十五師的參謀長，根據組織要求，未暴露身份公開參加起義，卻做了兩件極為重要的工作。一件是說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讓共產黨人盧德銘出任第二方面軍警衛團團長；該團未趕上參加南昌起義，遂轉入湖南，成為了秋收起義的主力，盧德銘本人還擔任了秋收起義部隊的總指揮。第二件是8月1日當天，在馬回嶺二十五師師部掩護七十三團團長周士第不被師長李漢魂扣留，使二十五師兩個多團部隊順利加入南昌起義隊伍。

黃公略與彭德懷一樣，湘軍出身，畢業於湖南陸軍講武堂，但比彭德懷早一年加入共產黨。與彭德懷、滕代遠一起領導發動平江起義后，一直擔任紅軍重要領導職務，戰功卓著。第一次反「圍剿」指揮紅三軍，在龍岡直搗張輝瓚的師部；第二次反「圍剿」與林彪率領的紅四軍配合，殲滅敵二十八師和第四十七師一個旅大部；第三次反「圍剿」又率領紅三軍獨戰老營盤，殲敵蔣鼎文第九師一個旅。紅三軍在黃公略率領下，與林彪的紅四軍、彭德懷的紅五軍並稱為紅軍中的三大主力部隊。1930年7月，毛澤東在《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詞中，以「贛水那邊紅一角，偏師借重黃公略」一句，使他成為毛澤東在詩詞中讚頌的第一位紅軍將領。

對工農紅軍一次又一次的反覆「圍剿」中，打怕了蔣介石的八大金剛。

羅瑞卿沒有跟張發奎走。他斷然離隊，返回武漢尋找黨。南昌起義的發生成為他脫離舊軍隊的起點。如此眾多的未來高級將領會聚于南昌起義，決不僅僅是歷史的巧合。

從此一提彭德懷，便令何鍵膽寒。

對彭德懷來說，愛他的、恨他的、敬他的、毀他的都應記住這句話，本色最無敵。

瑞金有個「太上皇」，南京也有個「太上皇」。皆是國共雙方迎菩薩一般自己請進來、供起來的。

今天回過頭來看，如果沒有第二次九江會議，不但起義時間很難說，起義地點也很可能不在南昌。

大將雄風，氣貫長虹！

這三條影響了蔣介石一生。

7月20日，他與譚平山、鄧中夏等在九江舉行會議，認為依靠張發奎的「回粵運動」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即使回粵成功，也由於我黨開始實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同張發奎的破裂同樣不可避免。因此應該搞一個自己的獨立的軍事行動，「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運動二十軍與我們一致，實行在南昌暴動，解決三、六、九軍在南昌之武裝。在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兩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來號召」。

只是這條規定很快就名存實亡。

他看不起毛澤東的農村根據地。認為「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他們的頭腦與心腹，單隻斬斷他的四肢，而沒斬斷他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還不能制他的最後的死命。這一斬斷統治階級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的殘酷的爭鬥主要是靠工人階級的最後的激烈爭鬥——武裝暴動」。

1965年毛澤東會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主席艾地時，也談到南昌起義。他對周恩來說：「你領導的那個南昌起義，失敗以後，部隊往海邊撤退，想得到蘇聯的接濟，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錯了。」周恩來馬上接過來說，是錯了，主席上了井岡山，是正確的。

朱德沒有基本部隊。起義軍主力十一軍轄8個團，由葉挺指揮。二十軍轄6個團，是賀龍部隊。朱德是九軍副軍長，九軍當時就是個空架子，沒有軍長，參加起義的只有軍官教育團3個連和南昌公安局2個保安隊，500人不到，只能算1個營。

樣子是做出來了，但內心仍然對朱毛彭黃紅軍瞧不起。

王爾琢犧牲后，陳毅說是「紅軍極大損失」；朱德不得不心痛地兼起了該團團長。一直到1928年年底，才把這副擔子放到林彪身上。

蔣志清即後來的蔣中正，字介石。

儘管如此，蔣介石還是先派他到武漢地區籌劃布防，后又把他帶上鐵甲列車，上前線籌劃對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大戰。為此，汪精衛1929年年底公開發表聲明，譴責德國政府指派軍事顧問助蔣作戰。德國政府慌忙出來聲明：德國為遵守《凡爾賽條約》，一向禁止輸出為戰爭使用之軍火與毒氣，且中國軍隊編用德國軍事顧問，系違反德國政府之願望。

井岡山鬥爭初期，毛澤東揣兩本最寶貴的書：《共產黨宣言》《三國演義》。彭德懷也揣兩本最寶貴的書：《共產主義ABC》《水滸傳》。

張國燾看出李立三是門大炮，扳倒他就好說服別人，會後便立即與他個別談話。說來說去李立三就是一句：「一切都準備好了，時間上已來不及作任何改變！」

官方修訂的「正統」歷史，自然無比優異。

兩人同是黃埔四期生。不同的是伍中豪編在步兵科第一團八連，林彪編在步兵科第二團三連。從第四期開始，黃埔軍校按成績將學生編入軍官團與預備軍官團。伍中豪所在的第一團是軍官團，林彪所在的第二團為預備軍官團。

能屈能伸的陳誠，從軍也有一番獨特經歷。據台灣官方介紹，1918年，陳誠21歲，自杭州體育專科學校畢業，正為前途彷徨，有同鄉前輩杜志遠當選北平政府國會議員，北上就職時路過杭州，陳誠經人介紹與他談話。杜發覺此人穩重有禮，且有志氣，不甘平庸，遂帶其北上進京。在北京逢「五四」運動發生，熱血青年無人不思救國，陳誠也不例外。杜志遠便託人介紹陳誠去投考保定軍校。當時想從軍報國的青年很多，軍校條件嚴格，初試錄取40名，複試只取3人。3人之中，便有陳誠。

李立三不同意把暴動地點選在南潯。認為九江地區軍閥部隊聚集，於我不利；同時葉、賀部隊已經陸續開往南昌，南昌起義勢在必行。

四、使用炮兵。許多高山，人爬不上去，步槍打不到，把炮兵運用上去，就大為有利。

所以蔣介石調兵遣將開始「圍剿」紅軍時，頭一個想到的，便是何應欽。

這真是一個異常嚴峻的時刻。沒有基本隊伍、說話沒有人聽的朱德，接過了這個幾乎沒有人再對它抱任何希望的攤子，通過他異乎尋常的執著，為困境中和混亂中的隊伍指明了出路。

但塞克特目標太大。德國政府怕出現麻煩，最初不同意塞克特來華。蔣軟硬兼施，威脅說塞氏不來，將聘請法國顧問。當時德、法正是死對頭。德國政府出於在華權益的考慮，只有同意。塞克特來華不僅擔任總顧問之職，還被委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職務，委員長委託人——即蔣介石的代理人。

1929年1月紅四軍前委柏露會議，決定紅五軍及四軍三十二團守井岡山，內線作戰；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林彪剛剛擔任團長，初戰順利，下山後便首先殲敵一營，突破封鎖線，不費一槍一彈佔領大余。

第一槍打得如此響亮。1955年授銜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十位元帥和十位大將中，八位元帥和六位大將與南昌起義緊緊相連。八位元帥是：朱德、賀龍、劉伯承、聶榮臻、林彪、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六位大將是：陳賡、粟裕、許光達、張雲逸、譚政、羅瑞卿。

據說《戰守第二一三號訓令》裏面，每日進二里，一年吃掉蘇區的算盤，就出自蔣介石的德國顧問。作為這一盤算基礎的碉堡政策，也是德國顧問的主意，甚至說得十分具體——主意都出自德國顧問團首領賽克特。

就蔣介石而言，當時他不是執政者，所以是個革命者。那時的蔣介石，還主要是從世界革命的角度，看待中國與德國結盟。

1927年9月初，南昌起義軍在三河壩兵分兩路。主力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率領直奔潮汕；朱德率領部分兵力留守當地，阻敵抄襲起義軍主力後路。

除這些之外，塞克特便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優先照顧德國的經濟利益——推銷德國軍火、購進急需的原料等等。他與南京政府做成一筆大交易，用德國軍火換取中國的鎢礦和錳礦。1935年和1936年，中國出產的幾乎全部鎢礦都被拿去與德國交換武器。在塞克特任上，德國很快成為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中國則成為德國最大的軍火買家，超過四分之一的德國軍火輸往中國。

第二個是黃公略。

湖南總工會委員長、中共湖南省委代書記郭亮的頭顱被高懸在長沙城門口示眾之時，魯迅就說過：「革命被頭掛退的事是很少的」，「不是正因為黑暗，正因為沒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

一句名言說：「人的一生雖然漫長，但關鍵時刻只有幾步。」個人如此，集團、國家同樣如此。能夠在關鍵時刻支持領導者做出關鍵判斷、採取關鍵行動的那種發自內心召喚的歷史自覺，不但是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的必備條件，更為見風使舵者、見利忘義者、投機取巧者所永遠無法獲得。

「剿共」不成，對蔣來說確實是痛惜之情溢於言表。

林彪也在台下鼓掌。彭德懷坐在台上看不見他。他卻把這個人未到威名先到的彭德懷看了個真切。

二、軍隊之威力，在於素質之優良；

1933年4月1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布決定，以中路軍總指揮陳誠「驕矜自擅，不遵意圖」，降一級，記大過一次；軍長羅卓英「指揮失當，決心不堅」，革職留任；第十一師師長肖乾「驕矜疏失」，記大過一次。

顧祝同與共產黨有兩筆賬。

在圳下，軍部險遭覆滅。

他直指軍委在指揮上存在四大缺點：

陳誠與蔣介石如何相識的，說法也不同。

1930年8月4日，《國聞周報》頭版醒目的大字標題《共產黨陷長沙南昌》：「近來中原鏖戰，各省軍隊多徵調前方，防務俱感空虛，共黨乃乘機大起，於27日晚佔領長沙，30日佔領南昌。同時鄂北共黨，更在花園方面截斷平漢路，進佔孝感，於是武漢亦感恐慌矣。」「三數日間，陷落兩大省會，設武漢再有不幸，則長江上游均屬共有矣。」

「聽跟他去的人講，進村后，他大聲喊：『我是王團長，是來接你們的！』戰士們聽出他的聲音，不打槍。找到袁崇全的房子時，袁拿著槍出來。王讓他回去，他不回；倆人吵起來。吵著吵著，袁崇全揪住王爾琢的脖子就開了槍……」

1930年7月27日，彭德懷率紅三軍團襲占長沙。殺共產黨不眨眼的國民黨第四路軍總指揮何鍵，在城內貼一張「市民住戶不要驚慌，本人決與長沙共存亡」布告，便隻身逃向湘江西岸。

這就是著名的「九_九_藏_書三河壩分兵」。

還有毛澤東那發問久遠的問題：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

什麼叫力挽狂瀾？這就叫力挽狂瀾。

二是抗日戰爭中發動皖南事變。蔣介石原以為需兩至三個月、最少也需一個月才能吃掉項英、葉挺率領的9000餘新四軍精銳部隊，結果實際戰鬥只用了7天。其中與項英、葉挺的先後指揮失誤有關，也與顧祝同的精心謀划和指揮相聯。

塞克特沒有就軍事行動的細節為蔣提供諮詢。蔣也不對他作這方面的要求。雖然他沒有為蔣介石提供碉堡政策，但其提供的獨裁理論和支撐這一理論的力量建設對蔣介石來說，比那些磚石結構的碉堡重要得多得多。

張話音未落，李立三驀地第一個站起來，興奮地說：「一切都準備好了，哈哈！為什麼我們還要重新討論？」

嚴重對陳誠的人格影響極大。陳誠在粵軍第一師第三團任連長時，營長就是嚴重。後來鄧演達去黃埔軍校任職，嚴重也進入軍校。先任中校戰術教官，很快接任鄧演達的入伍生總隊長，後來擔任軍校訓練部主任，並調陳誠為訓練部炮兵科長。廣東出師北伐前夕，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成立，嚴重由訓練部主任調任第二十一師師長，陳誠便也由炮兵科長調任該師六十三團團長。

關係黃埔黨軍生死存亡的第一次東征棉湖之役，蔣鼎文接任教導團第一營營長，于棉湖西北山地向林虎部主力發起勇猛衝擊時，胸部中彈，被送進醫院搶救。蔣介石當即犒賞5000元，並在撰寫黃埔一期同學錄時，親筆在前言提及「蔣營長鼎文等十餘人尚在危病中，死生未卜」。

這是對中央蘇區的「圍剿」作戰中，給紅軍造成最大傷害的對手。

子虛烏有之事6天時間不得校正，臆想中之殺人放火也上了堂堂正正的「大事記」，國民黨方面也確實慌張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何應欽、魯滌平在南昌淚水漣漣、憑棺哭吊；蔣介石也在南京大嘆「嗚呼石侯（張輝瓚別號），魂兮歸來」；第一次「圍剿」在葬禮中悲悲戚戚地結束。

1930年5月，喬治·魏采爾接替了柯瑞伯。魏采爾中將是德國國防軍總參謀部前作戰處長，擬訂作戰計劃、實施作戰指揮的能力很強。在「剿共」方面，他是對蔣介石幫助最大的一個德國顧問，不但參加了中原大戰，而且參與制訂對蘇區的第一、二、三、四、五次「圍剿」計劃。他感到極勝任這種任務，揚揚得意地說過：「在我們德國由諾斯克領導的反共戰爭中，採取了殘酷手段並嚴格執行，只有這樣才能成功。而我在中國也做了同樣的工作。」

當夜軍部駐圳下，前衛三十一團駐圳下以東，後衛二十八團駐圳下以西。次日拂曉，林彪未通知就帶二十八團先開拔，軍部失去了後衛還不知道。警衛軍部的特務營也未及時發現敵情。敵人進入圳下時，陳毅、毛澤覃還沒有吃完早飯，譚震林、江華正在喝糯米酒釀，晚睡晚起的毛澤東則還未起床。

第二次「圍剿」又是慘敗。

毛澤東說：「國民黨現在實行他們的堡壘政策，大築其烏龜殼，以為這是他們的銅牆鐵壁。同志們，這果然是銅牆鐵壁嗎？一點兒也不是！你們看，幾千年來，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宮殿還不堅固嗎？群眾一起來，一個個都倒了。俄國皇帝是世界上最兇惡的一個統治者；當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起來的時候，那個皇帝還有沒有呢？沒有了。銅牆鐵壁呢？倒掉了。」

這不僅僅是要把八一軍徽改成九九軍徽或九三〇軍徽的問題。這些初出茅廬便以為歷史是自己寫就的紅衛兵，輕率在根本不清楚南昌暴動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開始，不清楚中國人民解放軍如此多的高級將領與這場暴動緊緊相連。

李立三革命之堅決與脾氣之暴烈，盡人皆知。

毛澤東講這番話的時間是1934年1月27日，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已全面展開。據國民黨編年史《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記載，該年1月1日，僅在江西完成的碉堡就達2900座。

在廬山軍官訓練團演講時，塞克特一上台便開門見山：「在一切權威蕩然無存的時候，只有一個來自人民的人才能確立權威，這個人就是來自人民卻又不同於一般人民的人，他必須是個獨裁者。」這一理論揭示確實令蔣興奮不已。然後是塞克特指導下的建軍實踐。到1937年7月抗戰爆發前，國民黨軍隊基本完成以德國體製為楷模的整軍計劃。其中，中央軍的30個師完全或部分接受過德制裝備與訓練，而第三十六、八十七和八十八師為德制化師，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則完全按照德國步兵標準編裝。此外，軍火工業的規劃、兵役制度的改進、軍政軍令權責的明確、整體國防體系的建立等，都出現重大改進。

彭德懷面不改色，繼續講話。他說，我們起義是為了革命，幹革命就不能怕苦，也不能怕流血犧牲，今天誰還想走，可以走。又說，就是剩我彭德懷一個人，爬山越嶺也要走到底！

別人的心情也是同樣。周恩來報告后，被稱為「葉、賀部隊」的葉挺說：「到了今天，只好當流寇，還有什麼好說！」黨史專家們後來解釋，葉的所謂「流寇」，是指打游擊。賀龍則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讓我回到湘西，我要捲土重來。」

陳毅一句「只要拿武裝我就干」，道出了大革命失敗后多少共產黨人的心聲。過去無武裝飽受摧殘之苦、與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之志，都包含于這句鏗鏘有力的話語之中了。

李立三答：「軍閥有槍，我們有真理，有人民，我們死了不要緊，犧牲了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來革命，革命一定成功！」

北伐作戰中初露鋒芒的林彪，當時就在擔任殿後的隊伍之內，任七十三團三營七連連長。

毛澤東是利用拂曉昏暗，隨警衛員轉移到村外的。

大革命中共產黨人最恨的，除了蔣介石，便是何鍵。蔣介石反共最著名的，是「三二〇」中山艦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事變；何鍵反共最著名的，也有「五二一」馬日事變和「六二九」通電「清黨」；兩湖革命青年和工農群眾死於何鍵之手者，不計其數。對羅霄山脈的工農武裝割據，何鍵比蔣介石早兩年多就開始「清剿」。他向瀏陽縣長彭源瀚說，對共產黨人「寧可錯殺，不可錯放」；向寧遠清鄉督察員歐冠說，「不要放走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如遇緊急情況，當殺就殺；若照法定手續辦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共產黨的禍根就永遠不能消滅。」

這使人想起在蘇區紅軍中也有一個德國人李德。

第三次「圍剿」他擔任前敵總指揮，用「長驅直入」方針連連撲空，始終找不到紅軍主力所在，陷入盲人騎瞎馬的苦境；不經意之中又被紅軍消滅17個團，俘虜20000餘人。

陳毅加入南昌起義隊伍，比聶榮臻、林彪費了更大週摺。

1933年10月17日，蔣介石發布《戰守第二一三號訓令》：匪區縱橫不過五百方里，如我軍每日能進展二里，則不到一年，可以完全佔領匪區。故今日剿匪，不在時間之緩急，亦不必憂匪之難覓；而在吾將士忍性堅心，以完成此革命最後之任務。如能效愚公移山之法，只要自強不息，則天下事無不成功之理也。

內心深處不以自相殘殺為然的陳誠，對生擒敵方主將這類歷來是戰場指揮官的最高榮譽，竟然興趣不大。

享有「幹才」之譽的何應欽，當之無愧地坐在蔣介石「八大金剛」中的頭一把交椅。

從這句話起，開始了他們31年共同戰鬥的歷史。

當時朱德率十一軍二十五師和九軍教育團，共計4000餘人。三天三夜的阻擊傷亡很大，撤出三河壩只剩下2000餘人。

蔣介石1933年10月提出的愚公移山，則是號召蔣軍將士疆場效命，挖掉蔣家王朝面前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這兩座大山。

蔣介石與鮑爾關係不錯。鮑爾主張將軍政大權集中於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闊斧手段剷除一切離心力量，進行一切加強中央權威的必要改革，深得蔣之讚許。鮑爾此人也很怪。他並不把自己限制在軍事事務上，更多地把自己看成一名工業和經濟顧問，而不是軍事顧問。他說：「除非先建立一個國有化的工業體系，否則根本談不上建立一支國有化的軍隊。」但他沒有更多的時間展現頭腦中那些主意了。與蔣介石合作僅僅半年，他便病死於上海。

兩人都是葉挺部隊出身。林彪在第四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當排長、連長，七十三團的前身是葉挺獨立團。伍中豪則在第十一軍二十四師的新兵營當連長，二十四師師長就是葉挺。

棉湖之役當天，蔣介石和蘇聯顧問加倫將軍皆在何應欽的指揮所。蔣事後雲：「棉湖一役，以教導第一團千余之眾，御萬余精幹之敵，其危實甚。萬一慘敗，不只總理手創之黨軍盡殲，革命策源地亦不可復保。此戰適當總理逝世之翌日，蓋在天之靈有以默相其成也。」

蔣介石不知道這些。也不需要知道。在中共中央忙於清理「立三路線」之時，他開始了他的「圍剿」。

鄧演達與陳誠關係極深。1922年，鄧演達奉孫中山之命，到上海物色軍事人才。選中的人當中，便有陳誠。陳誠隨鄧演達南下廣州，鄧擔任警衛廣州大元帥府的粵軍第一師第三團團長，陳誠任該團三連連長。1924年5月，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鄧演達任黃埔軍校教練部副主任，兼入伍生總隊長。陳誠又被鄧演達帶進黃埔軍校，擔任上尉特別官佐。

何應欽與王柏齡的不一樣，恰恰集中在這裏。他無不良嗜好，且以軍校為家，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無論上班下班，一找必到。於是蔣對何日加信任，開始把託付王柏齡的事交他去辦。何見蔣對自己如此信任，大為感激，帶領屬下劉峙、顧祝同、錢大鈞、陳繼承等一批軍事教官越干越出色。蔣則更欣慰地認為總教官沒有選錯，兩人關係愈加密切。1924年年底，黃埔組建黨軍，第一期畢業生編為兩個教導團，蔣任命何為第一團團長，王為第二團團長，何之地位開始超過王。

蔣介石很早就想留學德國。1912年，26歲的蔣介石主使人刺殺陳其美的政敵、光復會重要領導人陶成章。孫中山通緝殺人兇手，蔣介石只得避往日本。可嘆陶成章在義和團運動時期曾兩次潛入北京，圖伺機刺殺慈禧太后而未成，最後竟死在蔣介石派的刺客王竹卿手裡。蔣在日避居期間專習德文，為留學德國作準備。第二年春本擬留學德國，因孫中山命其留滬聽命，留德未成。

1928年2月，南昌起義部隊到耒陽城下。朱德聽取當地縣委情況彙報后決定：大部隊正面進攻桌子坳之敵，抽出一個主力連隊配合農軍攻城。

第三筆是1932年6月，對鄂豫皖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劉峙任中路軍副司令官（司令官為蔣介石），指揮6個縱隊和一個總預備隊計16個師另2個旅，「縱深配備，並列推進，步步為營，邊進邊剿」，攻佔鄂豫皖根據地的心臟新集和金家寨。蔣介石高興異常，以劉峙的字改新集為「經扶縣」，以劉峙麾下第六縱隊司令衛立煌之名改金家寨為「立煌縣」。

第二次「圍剿」，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總指揮，興兵20萬，穩紮穩打，步步為營。

不過蔣、陳相識，的確發生在黃埔軍校以前。

一面賣力為蔣作戰，一面也知道是「自相殘殺」。陳誠頗具幾分政治家的清醒。

蔣介石最念何應欽的是棉湖之役，何應欽自己最得意的則是龍潭之役。

第四次「圍剿」，蔣自任「鄂豫皖剿匪總司令」，委何應欽任「贛閩粵湘剿匪總司令」，先以30萬兵力圍攻鄂豫皖蘇區，10萬兵力圍攻湘鄂西蘇區，得手之後再集兵50萬進攻中央蘇區；軍政並進，逐步清剿。

部隊雖然擺脫了追敵，但常受地主武裝和土匪的襲擊，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中宿營。同上級黨委仍無聯繫。時近冬天，官兵仍然穿著單衣，有的甚至穿著短褲，打著赤腳，連草鞋都沒有；無處籌措糧食，官兵常常餓肚子；缺乏醫療設備和藥品，傷病員得不到治療；部隊的槍支彈藥無法補充，戰鬥力越來越弱；饑寒交迫，疾病流行，部隊思想一片混亂。楊至誠上將後來回憶說：「每個人都考慮著同樣的問題：現在部隊失敗了，到處都是敵人，我們這一支孤軍，一無給養，二無援兵，應當怎樣辦？該走到哪裡去？」

王爾琢、黃公略、伍中豪這三位傑出紅軍戰將，皆犧牲過早。

這員猛將對中國革命貢獻決不僅僅止於工人運動。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在「李立三」一條中評價說：「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后，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並擔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革命委員會委員和政治保衛處處長。」

朱德對游擊戰爭的認識和實踐都很早。辛亥革命后，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軍閥部隊打仗時，他就摸索出一些游擊戰法。1925年7月，他從德國到蘇聯的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幾個月後去莫斯科郊外一個叫莫洛霍夫卡的村莊接受軍事訓練。受訓的有40多名來自法國、德國的中國革命者，主要學習城市巷戰、游擊戰的戰術。教官大多是蘇聯人，也有來自羅馬尼亞、奧地利等國的革命者。朱德當隊長。教官問他回國后怎樣打仗，他回答：「我的戰法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

龍潭一役為北伐成敗關鍵。此役全殲孫軍50000人，繳槍40000支，何應欽獲「捍衛黨國」獎旗一面。

南昌起義在軍、師兩級設立了黨代表；團、營、連三級設立政治指導員。這一體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潰。所有師以上黨的領導人均已離隊。只剩一個團級政治指導員陳毅。

朱德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

1925年1月，陳炯明分兵三路進攻廣州，大元帥府成立東征聯軍，分路迎擊叛軍。何應欽率領教導第一團沿廣九鐵路開進，擔任攻擊淡水城之主力，王柏齡率領教導第二團作為預備隊。這是黃埔學生軍成立以來首次投入實戰。何應欽為消除官兵緊張心理，率部一面行軍，一面搞野外演習，每天只走一二十里，部隊還以為是實彈演習。結果攻擊淡水城第一團打得勇猛又放鬆。攻擊拂曉發起，正午突入城內，全殲守軍一個旅，繳槍千余支。

與共產黨的對抗最初卻頗為順利。從1926年「三二〇」中山艦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他屢屢得手，沒有費多大的心思。

1928年，在井岡山鬥爭非常困難的「八月失敗」中，二十八團二營長袁崇全拉走隊伍叛變，朱德、陳毅派紅四軍參謀長兼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率林彪的一營追擊。一營長林彪先前已經感覺出二營長袁崇全的動搖，提出追上去武力解決；團長王爾琢相信他與袁崇全的私人感情，沒有採用林彪的意見。

第一團完成了攻城任務又挽回第二團的頹勢，何應欽首戰告捷，名聲大振。

對蘇區曠日持久的「圍剿」，由此拉開帷幕。

蔣介石也提出愚公移山。

從粵軍、黃埔軍校到黨軍，嚴重一直是陳誠的直接上級，兩人相交很深。嚴對陳期望殷切，督教又嚴。他每天寫日記，某日在日記中寫到：「陳誠來謁，暢談二小時……將來救中國，必此人也。」足見他當時對陳誠的器重。

如同他在第一個「要」中所說，一個軍事指揮員，「他對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麼位置，附近有幾個山頭周圍有幾條道路，敵情怎麼樣，群眾條件怎麼樣，可能發生什麼情況，部隊到齊了沒有，哨位在什麼地方，發生緊急情況時的處置預案如何，都不過問，都不知道。這樣，如果半夜三更發生了情況，敵人來個突然襲擊，就沒有辦法了。」但偏偏沒有做到這第一個「要」。

王爾琢犧牲后，林彪很快出任二十八團團長。

這支部隊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重要基礎，戰鬥力的核心。蔣介石兵敗大陸，其軍事力量主要被殲于東北戰場和華東戰場。指揮東野的林彪，指揮華野的粟裕，1927年10月皆站在天心圩被朱德穩定下來的800人隊伍中。

林彪善思、善戰。彭德懷由勇生智，林彪則由智生勇。從帶兵伊始，他就與「主力」二字結下了不解之緣。

還有三個金剛。

陳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員出賣而被捕。

勝利消息沒有等來。等來的是順贛江漂流而下的「圍剿」主力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的首級，以及總指揮魯滌平一封悲痛萬分的電報：「龍岡一役，十八師片甲不歸。」

不論是起義之前還是起義進行中，組織指揮起義的核心領導成員中沒有朱德。起義當天晚上，前敵委員會分派給朱德的任務，是用宴請、打牌和閑談的方式，拖住滇軍的兩個團長，以保證起義順利進行。陳毅說，朱德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並不重要。也沒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

塞克特專門使蔣介石認識軍事強權在國家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他提倡「堅強的、一心一德的領導」，聲稱只有這種一元化的領導才能夠「對涉及經濟、財政，首先是民眾教育與宣傳等每一項國家措施加以通盤考慮」。

陳毅披著大衣疾走，被突然衝上來的敵人一把抓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後一拋，正好罩住敵人的腦袋，方才脫身。

1929年12月，陳誠率十一師，在河南確山東南與唐生智部的劉興第八軍激戰，雪深及膝，戰鬥持續三晝夜，陳誠親在第一線督戰，終將第八軍壓垮。全部繳械前，勝利者陳誠卻派其軍需科長攜親筆信和現款5000元給劉興，說：「自相殘殺，實為痛心，請速逃走，來日國家當有用你之處。」

鮑爾是德國軍隊總參謀部的上校軍官，重炮專家，軍事獨裁者魯登道夫的得力助手，曾參与1920年3月魯登道夫策劃企圖推翻魏瑪共和國的卡帕暴動。暴動失敗后流亡國外，在西歐、南美各國出任軍事顧問。到中國見蔣介石以前，此人甚至在蘇聯紅軍炮兵中干過一段時間。

儘管幫了蔣的大忙，但他與蔣的關係卻很一般。魏采爾對蔣介石手下的軍隊批評太多，而且往往很不客氣，激動起來指手畫腳，為蔣所厭。當時德國方面解釋說他是因為「頭腦不夠靈活，對經濟事務缺乏興趣」，所以同蔣的關係惡化。20世紀90年代，德方又出現新的解釋。德國弗萊堡大學的馬丁教授認為，當年的魏采爾等德國軍事顧問，罔顧中國國情，罔顧中國軍人思想深處的儒家傳統思想，在與中方交往中表現出太多的普魯士風格，企圖按照普魯士精神改造中國軍隊，不但樹敵過多，還未獲成功，影響了顧問團的效率。

此役是黃埔軍生死存亡的關鍵。何應欽率領教導一團為決戰主力，於3月12日在棉湖西北山地與陳炯明部林虎之主力相遇。戰鬥從拂曉直到下午4時。第二團由於行動遲緩，未能及時攻擊敵人側背，結果敵軍全力對付第一團。第一團迎擊十倍於己之敵，壓力巨大。雙方不顧一切，都將總預備隊全部投入戰場。至午後，何部官兵傷亡三分之一以上，整個戰線開始動搖。一位營長見官兵傷亡將盡，失聲痛哭。幾股敵人衝到了指揮所附近。何應欽當年的司書回憶說：此次戰役，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假如何先生，不決心犧牲自己，則陣線動搖，教導第一團，勢必全被敵人消滅；敵人便乘勢進攻我孤立無助的第二團，第二團亦被各個擊破，無法倖存。於是黃埔訓練數年的成績，殆不免同歸於盡，革命的前途，也就不可得而知了。

朱德差一點兒讓敵人堵在房子里。警衛員中彈犧牲，妻子被敵人衝散后也被俘犧牲，他抓起警衛員的衝鋒槍，才殺出重圍。

路遇潰敗下來的二十軍教導團參謀長周邦采帶領的200多人（粟裕就在這支隊伍內），才得知起義軍主力已經在潮汕失敗。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排在第一號的中央常委張國燾於7月27日晨到達九江，帶來中央最新意見，要起義推遲。30日晨，前敵委員會在南昌一所女子職業學校舉行緊急會議，由張國燾傳達中央精神，要求對起義重新討論。

最早提出建議的，是滇軍將領金漢鼎。

頗值得歷史記載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十位元帥中的五位、十位大將中的六位，1927年都集中在第二方面軍內。

五位元帥是：第二方面軍暫編第二十軍軍長賀龍；第二方面軍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上尉參謀徐向前；第二方面軍第四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三營七連中尉連長林彪；第二方面軍教導團特務連准尉文書陳毅。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改組，陳獨秀停職，鮑羅廷指定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五人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職權。

部分共產黨人的信仰在這個非常時刻，變得如此廉價。

隊伍中沒有幾個人知道俄國1905年的革命。

彭德懷卻並不念念不忘這類事情。對紅四軍中的八一南昌起義骨幹，特別是前身為「鐵軍」的葉挺獨立團部隊，他充滿敬佩。1928年12月11日，在紅四軍與紅五軍新城勝利會師大會上，彭德懷就提出紅四軍是紅五軍的老大哥，號召自己率領的紅五軍向紅四軍學習。

國民黨蔣介石「圍剿」蘇區的碉堡政策演化到此，便基本成熟了。

表示汪精衛所指的顧問皆系中國政府私下招聘，不能代表德國政府。

在對中央蘇區久攻不下，國民黨軍隊內不少人開始實行碉堡政策的基礎上，1933年6月8日至12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召集「剿匪」會議，專門討論第五次「圍剿」的戰略戰術。柳維垣等人在會上提出普遍推行「堡壘政策」的建議，終於為蔣介石所採納，並由會議「決定其原則」。會後南昌行營第一廳專設第六課，由柳維垣負責，專門擔任碉堡設計指導事宜。

鮑爾死後形勢發生了變化，希特勒啤酒館暴動的共同參与者和共同入獄者，赫爾曼·柯瑞伯上校繼任總顧問之職。納粹黨的活動大量滲透進顧問團。柯瑞伯青年時代參加過八國聯軍，以中尉軍銜在德國元帥、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麾下入侵北京。所以民族意志強烈的蔣介石對他沒有太好的印象。柯瑞伯又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軍人，連顧問團的軍事性質都因他出現一些改變。他一直同自己的部下及國民黨官方關係緊張。部下們說他的行為「像瓷器店裡的大象」。他對蔣介石的影響遠遠小於鮑爾。

否則，怎能算成蔣介石的金剛。

后三次不得不親任總司令。連「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都無暇顧及。一心一意、專心致志地「先安內而後攘外」、「攘外必先安內」。

一、「決心遲緩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勝利的機會」，「這是軍委最大的」、「最嚴重的缺點」；二、「決心下后在對時間的計算是極不精確的」，致各部隊「動作不能協同」，「像這樣的事實多得很」；三、「軍委對各部任務的規定及執行的手段過於瑣細，使下級無機動的餘地，軍委憑極不可靠的地圖去規定部隊的位置……一直干涉到很小的戰術布置，則是無論如何不適用的」；四、「軍委對於戰術原則還未能根據實際情況靈活運用，未充分去分析當時當地情況上的特點，而總是一套老辦法到處一樣的照搬」。

1920年初赴法國勤工儉學，別人不願乾的爐前翻砂工，他干，出大力流大汗。師傅是法共黨員，21歲的李立三從師傅那裡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積极參加到學生運動和爭取華工權利的鬥爭之中，而且情緒激昂，感染力極強。提到反動勢力，就喊：「推翻！打倒！殺掉！」因敢闖敢拼，留法學生送他個綽號叫「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