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狂飆歌
美國邁阿密大學政治學教授丹尼爾·雅各布斯說：「這顆曾在中國上空閃爍得如此光亮而短促的明星，燃為難以尋覓的灰燼，融合在西伯利亞勞改營外冰冷的土地之中。」
關鍵還是我們中國同志。
人生無處不青山。
母親！我希望您站在正義的一邊，站在您的兒子的一邊，站在革命的一邊——這是您的兒子對年老的母親的願望。
但歷史留給他們的時間太短了。
國民黨「圍剿」蘇區的急先鋒、曾經給紅軍造成重大損失的陳誠，到台灣后大搞起土地改革。之所以如此，他認定抓住了國民黨兵敗大陸的主因。陳誠說，台灣實施土地改革是「一種客觀需要，雖有萬難，不能顧及」；事實很明顯，不進行土改，連在台灣的統治都無法維持。
你或許可以抱怨，如今鮮見這樣的共產黨員了。但你不得不驚嘆：我們擁有過如此一批義無反顧、捨生忘死的共產黨人。
一、希望同志們一心一德，在總裁領導之下，完成國民革命大業。
這時天皇裕仁發現了另一個問題。
而且他全程參加了中國革命中最艱苦卓絕、使中國共產黨人鳳凰涅槃般再生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他為中國革命了貢獻了七年多時間，共同走過了一段最艱難的歷程，比佐爾格經受過更大的磨難。
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其實面對如此眾多的歷史財富，無須刻意加工或粉飾，把它活生生擺上來讓大家看，就足令世人深深感動。
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人人都在論斷歷史，而人人又都被歷史論斷。
不屈不撓的共產黨人。
張國燾後來加入了戴笠的軍統，主持「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堂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主持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竟然扛著蔣介石給的中將軍銜開始從事起下作的特務活動。
有許多時候我想，如果沒有艱苦卓絕的五次反「圍剿」，如果沒有驚天動地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我們的今天又是什麼樣的？中華民族是否可能探測到這樣的時代寬度和歷史深度？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能否獲得今天這樣的世界性號音？
彭答：「為工人農民服務才有意思。」
他1965年3月5日去世。去世前兩天已不能進食，他摒退醫生護士，召長子陳履安帶紙筆至其身邊，口授遺言：
歷史是興衰，也是命運。在世界東方，不知多少人因中國而失掉名譽，又因中國而恢複名譽。「蓋棺論定」講一個人生命的完結，卻不能講一段歷史完結。不是每個人，都能以短暫的生命輝映漫長的歷史。常說殊途永遠無法同歸。
斯大林希望他回國。
當蔣介石的名聲在莫斯科一落千丈之時，蔣經國的名聲卻與日俱增。莫斯科人紛紛打聽「蔣介石的兒子在哪兒？」第三國際將他轉為共產黨員，送列寧格勒托瑪卡紅軍軍政學校深造。王明派的共產黨人盛岳後來寫回憶錄提及此事還垂頭喪氣：「倒霉的是我們沒有一個像蔣介石那樣的父親。」
李德尷尬地夾在北洋水師的漢納根和國家奧林匹克隊的施拉普納之間。
「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后，群情嘩然。蘇聯《消息報》1927年4月16日刊登，「蔣介石的兒子鼓動學生們到共產國際大廈前遊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國青年的會議上說：『我在這裏不是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來講話的。』」幾天後，他發表的反蔣聲明由塔斯社傳往世界各地。漢口《人民論壇》報1927年4月24日全文轉載：蔣介石的叛變並不使人感到意外。當他滔滔不絕地談論革命時，他已經逐漸開始背叛革命，切望與張作霖和孫傳芳妥協。蔣介石已經結束了他的蘋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中國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經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了。
我們圖解了歷史，而歷史是最不能被圖解的。它的色彩，不可能用3色、6色、12色或哪怕24色概括出來。再豐富多彩的顏料，也難描盡歷史的真面。
日軍攻入南京前，石原莞爾見中國抵抗力量如此強大，更主張早日講和，認為否則日本將陷入中國泥沼不能自拔。如此不但增強中國方面抗日的意志，更會使中國共產黨勢力壯大。所以，應趁蔣介石還掌握全國統治權時與其媾和。
遺囑不長，三百多宇。大多都是別人早已熟悉的老話。記與不記，似無關痛癢。
1975年4月5日，農曆清明節。晨8點15分，台北市郊草山腳下的士林官邸內，蔣介石醒來走出卧室。晝夜監護其健康的醫療小組，在一張例行的病歷卡上記下：「昨夜，蔣公睡眠安穩，故精神頗佳。」
蘇聯情報史上，還沒有佐爾格這樣傑出的工作人員。
他最後還是爭了一次。
這份遺言耐人尋味。既不提「反攻」，也不提「反共」。一些國民黨人想在其遺言中，加上「反共反攻」內容，陳誠夫人不同意；找到蔣介石，蔣介石同意不修改。
因為中國，他失掉了名譽。又因為中國，他恢復了名譽。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
裕仁身邊那麼多搞陰謀的行家，偏偏對這個老東西奈何不得。
我們的世紀狂飆突進。
回國之前，斯大林召見他，語重心長地說：「中國國難當頭，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前途，你應該回去！你在蘇聯13年了，把蘇聯的革命精神帶回去，為你們國家的獨立強大，人民生活的幸福愉快而努力。」
無終結即是一切的終結。
段又問：「你要怎樣才有意思呢？」
況且有哪一個將來，是在靠遺囑維持的。
埋骨何須桑梓地，
這位中國一代青年學子的思想啟蒙者、向舊營壘衝鋒陷陣的英勇鬥士，隨著「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滔滔江流，最終回歸到了自己的出生地。
當鮑羅廷回國去搞木材和造紙的時候，陳獨秀在國內成了托派領袖。他1932年10月在上海被捕，國民黨江蘇省高等法院審訊他，名律師章士釗自告奮勇為他辯護。為不致罪，章士釗說陳獨秀是三民主義的信徒，議會政治的政客，組織托派也為反共等；章士釗辯護詞未完，陳獨秀拍案而起：「章律師之辯護，全系個人之意見，至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文件為根據。」
還有那個曾給中國革命以巨大影響的鮑羅廷。
他諸事不順。擔任《莫斯科每日新聞》主編后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迅速奪去了他大兒子弗雷德的生命。
一個民族，就這樣開始了其偉大的復興。
2001年10月14日，張學良在檀香山去世，享年101歲。
他通過請吃飯、懇談和走訪等辦法，向地主說明：「三七五減租，一方面固然為佃農解除痛苦，減輕負擔，實際上實為保護地主，幫助地主。」他說：「實行三七五減租，可以避免共產主義的流血鬥爭，溫和地調和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係，逐漸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
這本書因此不允許在蘇聯出版。最後一次激動的鮑羅廷打破了對中國問題長達20年的痛苦沉默：「中國人不是在節節勝利嗎？他們的理論不可能都是錯的！」這是別人聽到他留下來的最後一句話。
他的形象卻不會銘記在中國人民心中。
1918年被杜志遠一火車拉到北京的陳誠，1965年8月葬于台北縣泰山鄉同榮村一塊兒海拔400米的山腰平台上。
延安整風後期，當時剛從蘇聯回國不久的師哲，看見延安批判王明的那些東西哪裡是王明自己的，分明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於是他百思不得其解地問毛澤東：我們與王明的真正分歧到底在哪裡？毛澤東沉默片刻，說了這樣一句：他為別人考慮得太多了，為我們自己考慮得太少了。
一個中國人，長期以別國的利益為中心利益，以別國的目標為中心目標，以別國的指示為最高指示，這樣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還是少幾個為好。
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
……
毛澤東說：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先把外國人捧足、后把外國人罵足的我們，真正的教訓是什麼？又在哪裡？
陳獨秀生前說：「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願意說不錯又不對的話。」
無終結的歷史。
1971年9月13日，林彪走向蒼寂荒涼的溫都爾汗。
荒木貞夫平安死去了。藏檔案的保險柜仍保存在他家中。
1974年3月，這個戰鬥到最後的懶人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0歲。其妻孟慶樹說，王明本來還打算寫一本批判毛澤東思想的書，未來得及完成這一計劃就去世了。
我們也辦了蠢事。一遍一遍把歷史朝這面顛過來，又一遍一遍把歷史朝那面倒過去。顛倒的次數多了，連自己也分不清正反。
除了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的那些甲級戰犯、以永田鐵山為首的巴登巴登「三羽烏」及以「三羽烏」為首的昭和軍閥集團成員，骨灰幾乎都存於靖國神社內。每年參拜不參拜，在日本政界竟然成為一張可以隨時甩出也可以隨時收回的撲克牌，在東北亞政治牌桌上甩來甩去，翻雲覆雨，年年激起層層波瀾。
我在寫這幾行文字時，不但自覺地握緊了拳頭，胸中燃起對仇敵的憤怒和痛恨，恨不得將這樣的仇敵馬上驅除。昨天我是一個軍閥的兒子，今天我成了一個共產黨員。有人也許會覺得奇怪，但是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一點兒都不能動搖，我有充分的自覺，對真正的革命理論成就有研究、有認識。您和世界上許多人一樣，因為對政治不懂，對各種支配因素和統治分子的聯繫關係不清楚，對自然世界變化的真相了解有困難，因此，也許對蔣介石的兒子變成共產黨員就不能理解了。母親！我希望您和見到這封信的人們從各個方面來考慮事情，以最客觀的態度觀察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罪惡、威脅和九*九*藏*書混亂的根源究竟在什麼地方？混亂和威脅的戰爭，誰應該負責？也許您不會沒有見過千百人餓死的事嗎？那些餓死的是因為蔣介石及其同黨把窮人以自己光榮的努力得到的一碗飯搶去吃了。
白求恩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也不了解中國實情。當他在根據地看到簡陋的醫療衛生條件、粗糙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手術器具時，不也大發其火、相當嚴厲地指責八路軍的醫生們嗎？
如此結局，這個行伍大半輩子、立志拯救中國的人，一定始料未及。
佐爾格死後相當一段時間內，仍是無名英雄。蘇聯政府一直不承認他與蘇聯有任何關係。1964年，佐爾格犧牲整整20年後，蘇聯政府正式授予他「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雄」稱號，並頒發列寧勳章；佐爾格的誕生地巴庫市一條街道被命名為「佐爾格街」，一艘油輪也被命名為「佐爾格號」。1965年，蘇聯政府還發行了紀念佐爾格的郵票。不論與白求恩相比還是與佐爾格相比，李德什麼也不是。
於是換教練、選教練、請外國教練。
蘇東坡說：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您的兒子蔣經國
「圍剿」工農紅軍的悍將陳誠，最後竟以土改專家聞名於世。其所著《台灣土地改革綱要》一書被譯成英、法、德、西班牙及阿拉伯等國文字，風行全球，成為很多國家實行土地改革時之重要參考資料。
伍修權後來說：「李德的權力，不是他自己爭來的，而是中共中央負責人拱手交給他的，造成失敗的主要責任應該是中國同志本身。」「他作為一個外國革命者，致力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七年多，這種獻身精神也還是可取的。不過當時我們在領導上把他擺錯了位置。……他的錯誤有主觀原因，也有其客觀因素，即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特別是中共黨內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對此，我們都應更客觀和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接到回國通知后，蔣經國問國民黨政府駐蘇大使蔣廷黻：「我父親希望我回國嗎？」
無人寫，也沒有關係。
1937年4月中旬，作為西安事變達成的默契之一，蔣經國回到上海。
最先報道鮑羅廷死訊的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後來到了中國，他懷揣心臟起搏器、帶著打字機、以76歲高齡跋涉一萬多公里，完成了對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尋訪，並於1986年出版了《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翻譯為《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在中國與美國同時出版，成為繼斯諾《紅星照耀的中國》之後，又一部介紹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書籍。索爾茲伯里在序言里的最後一句話是：「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
1926年，彭德懷率湘軍一部進佔玉泉山截擊吳佩孚殘部，與段德昌同在山上一座蒼松古柏環抱的關帝廟裡鋪草就宿。段德昌問彭德懷，對關雲長有何感想？彭德懷說：「關是封建統治者的工具，現在還被統治階級利用做工具，沒有意思。」
毛澤東1949年寫一篇《別了，司徒雷登》。
唯一的裝飾，是牆上掛著一幅岳飛寫的4個大字的拓片：「還我河山」。
慈湖背依草苓山，湖水終年碧綠清澈，宛如江南蔣之故鄉浙江奉化溪口。蔣生前在這裏修建一座中國四合院的「行宮」，常來此小住，並囑咐死後靈柩暫厝此地，以待將來歸葬大陸故鄉。
看了20年，中國足球水平也未被看上去。
20世紀90年代，中國又從德國請來了一個洋教練施拉普納。
陳獨秀1942年5月病逝於四川江津。
1920年夏，鄧小平赴法國勤工儉學，剛滿16歲，是同學中最年輕的。
時間對這一代人來說，已經來不及了。
參加中共一大幫助組建中國共產黨、又最先提出國共合作的國際代表馬林，後來回到自己國家荷蘭，在碼頭工會擔任秘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了荷蘭的抵抗運動，編輯秘密報紙《斯巴達克》，被德國法西斯逮捕並判處死刑，於1942年4月犧牲。
這個早年讀過《資本論》的甲級戰犯，「二戰」后竟然無災無難。他從20年代就開始記錄檔案，搜集各種秘密資料。裕仁1925年清洗長州藩時，他又擔任秘密警察司令，使他的秘密資料大獲補充。1935年他透出一點兒資料，就導致了天皇拋棄「三羽烏」中的頭號人物永田鐵山。荒木直到1967年去世，一直把這些檔案存在身邊，裏面有很多對裕仁天皇不利的東西。但荒木是一隻老狐狸，他透露說，檔案中的每一頁都已經影印，影印件加封後由一位可靠的朋友保存，如他遭遇不測，這些文件將啟封公布。
1964年6月30日，鮑羅廷80歲誕辰。當年廣州的同伴切列潘諾夫將軍在《莫斯科真理報》里頁上發表文章：《一個列寧主義的革命者》，旁邊附有一張鮑羅廷在中國拍的照片。結尾處說：「1949年2月，在斯大林搞個人崇拜期間，M.M.鮑羅廷開始遭受迫害，並於1951年去世。現在，黨已為他恢復了名譽。」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蓋棺論定」。一個人死了，裝進棺材釘住，他的歷史便完結了。既不會爬出來為將來增添什麼，也不可能把過去再減少一點兒，可以對其一生功過是非作評定了。
「唯有最受壓迫最革命的工農勞苦人民與全世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官僚的無產階級勢力，聯合一氣，以革命怒潮，對外排除帝國主義之宰割，對內掃蕩軍閥官僚之壓迫；然後中國的民族解放，國家獨立與統一，發展經濟，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農勞苦人民解放鬥爭，與中國民族解放鬥爭，勢已合流並進，而不可分離。此即予五四運動以後開始組織中國共產黨之原因也。」
大胆的石原當了作戰部長依然那麼大胆，連天皇的指示不合自己心意也隨意處理。
彭德懷晚年在囚室中回憶起自己的入黨介紹人段德昌時，感慨萬千：「感謝段德昌同志，種給我這一顆不大好的種子。他如今早已到馬克思那裡去了，我呢，還留在人間。」
說完上述話兩年零四個月，蔣經國在台灣黯然去世。「台獨」勢力像一台接通電源的引擎，開始加速運轉。形勢發展被鄧小平言中。海峽兩岸風起雲湧。
1956年10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如果台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毛澤東還說：台灣只要與美斷絕關係，可派代表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周恩來具體說明，蔣經國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協是理所當然的。蔣介石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台灣還是他們管，如果陳誠願意做，蔣經國只好讓一下做副的。其實陳誠、蔣經國都是想幹些事的。陳誠如果願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義之下，蔣經國也可以到中央工作。
張國燾晚年貧病交加。1973年聖誕節前夕突然中風，右手右腳麻痹，從兒子家中被送入養老院。1978年在養老院中皈依基督教。為其施洗的章力生博士十分感慨：「一生為其信仰奮鬥犧牲的唯物無神主義者竟能謙卑順服，真切悔悟，在其八十余歲的晚年，做了神的兒女。」
1956年1月，王明以治病為由起程赴莫斯科，從此再未回國。行前曾寫信給中共中央，要求解除他的中央委員職務，「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時，再由組織另行分配工作。」
當初就是寄希望于李德，希望他帶來先進的戰略戰術粉碎蔣介石的「圍剿」。
狂飆中遍布著色彩。但孟德斯鳩說，歷史蒼白的國家是幸福的。
20世紀90年代，更無人去寫《別了，施拉普納》。
1948年底，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告訴他，他從前的中國夥伴們馬上要掌握政權了。她還帶來了一本介紹中國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書稿。那是在延安走訪了毛澤東，在解放區待了很長時間后寫出來的。書中未提蘇聯對毛澤東理論的發展有何貢獻，卻著意批判了那些「曾在外國學習，特別是在莫斯科，他們能夠整段背誦引用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的話，對中國的實際問題則無知到了極點」的教條主義者。
蔣經國寫這封信的時候，遵義會議剛剛結束，準備北上入川的紅軍正在赤水河畔與川軍激戰。這封信廣為傳播，轟動一時，《紐約時報》1936年4月29日還刊登了此信的摘要，使蔣介石頗為難堪。
他並非一無所獲。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也包含這樣的意思在其中？
叱吒風雲的人物紛紛消失之後，歷史便成為一筆巨大的遺產，完整無缺地留給了我們。
1888年誕生的《國際歌》就唱道：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把李德捧得高而又高的同志，最終反而害了李德。
1946年4月7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向延安拍發電報：博古、王若飛、葉挺、鄧發於4月8日上午飛往延安。
但他被捧得太高了。他從極高處重重地跌落下來，摔得粉碎，再也沒有可能成為白求恩和佐爾格，只能成為任何一個研究中共黨史、中國工農紅軍史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史的人都想和他算算賬的李德。
20世紀在世界東方，最激動人心的話題，莫過於救國與革命。這個世紀狂飆突進。沒有哪個世紀像20世紀這樣戰爭與革命風起雲湧，金石摻瓦礫大浪淘沙。沒有哪個世紀像20世紀這樣以如此豐厚的精神財富砥柱于奔騰不息的歷史長河中流。
時代不一樣了。陳獨秀的墓碑上，既沒有極正確的話，也沒有極錯誤的話，更沒有不錯又不對的話。簡樸的碑石正面只有5個大字：陳獨秀之墓。碑石背面記載生卒年代：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至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當時日本政府也考慮通過德國的調停與中國講和。但日軍佔領南京后，日本國內輿論普遍認為全勝已經指日
rｅad.９９csｗ.com可待，向即將戰敗的中國提出講和是不合時宜的；甚至從來宣稱以文官政治為己任的首相近衛文麿也堅決主張打到底。1985年9月20日，鄧小平說了一段話：「我們擔心蔣經國不在了，台灣走向混亂。不管怎樣，現在台灣和我們還有共同點，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但如蔣經國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現兩個中國。」
他在對極端困難中的毛澤東給予堅決支持的同時，又使用了超出紅四軍黨內政治生活常態的聳人聽聞的語言。
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聯共（布）與共產國際、日本昭和軍閥，這四股力量在世界東方大舞台互相交叉，互相影響，互相矛盾，互相衝撞，導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壯的話劇。
1910年秋，毛澤東在《盛世危言》的影響下，決定外出求學。臨行前抄寫了日本「維新三傑」之一西鄉隆盛的一首詩，悄悄夾在賬簿里，留給父親：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
殊途遠去了四伙年輕人。
郭沫若則在《新華日報》發表一首悼念博古的自由體長詩，其中有一句：「我聽見鴟鴣的叫聲，說是『秦邦憲死於秦』。」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開除張國燾黨籍。
石原失寵后，1941年被編入預備役，後來當大學教授，在民間組織東亞聯盟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在日本右翼陣營中佔據重要地位。
需要熱血的時代，便只能是年輕人的時代。
成功的佐爾格掉以輕心了。日本的特高科早就在注意他，他卻不知道這一點。1941年10月，佐爾格小組的重要成員尾崎秀實被特高科逮捕。由於尾崎秀實是內閣近衛首相的顧問和秘書，近衛內閣即刻倒台，新任首相東條英機上任后簽署的第一個文件，就是逮捕佐爾格。在獄中佐爾格也一直堅信，他能夠像牛蘭夫婦那樣，獲得蘇聯政府大力的救援。但在審訊和宣判過程中，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蘇聯政府沒有像佐爾格期望的那樣，將用交換間諜的方式將他換回。
1936年在陝北，李德曾深有感觸地對埃德加·斯諾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的。他說：「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情況下採取什麼主要戰術，中國同志比我們更了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
他所說的「本人文件」，即審訊前兩個月寫好的《陳獨秀自撰辯訴狀》：「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者，於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運動，專在知識分子方面；後半期，乃轉向工農勞苦人民方面。蓋以大戰後，世界革命大勢及國內狀況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轉變也。」
狂飆中充滿了英雄。但伽俐略說，需要英雄的國家是可悲的。
蔣介石根本不在乎烏拉爾黑色大理石和波斯羊皮外套，就像不在乎這個兒子把他稱為「笨蛋」、「軍閥」、「仇敵」、「罪犯」一樣。他在杭州一座叫做「澄廬」的湖濱別墅等著闊別十三年的兒子，並派小時候與蔣經國一起生活過的族侄侍衛蔣恆祥專程去上海迎接蔣經國。透過落地玻璃窗，看見十三年前走掉的兒子被帶到門前、宋美齡滿面微笑地迎上去的時候，他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紋絲不動。這個在戰場上東征西討南攻北伐的戰爭梟雄，此刻卻在用報紙擋住濕潤的雙眼。
張學良與張國燾一樣，晚年皈依了基督教。他們二人都被認為是本陣營的叛將。二人最終都葬在了異國他鄉。他們二人的根本差別在於孫中山那句話：「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張國燾逆歷史潮流而行，只能被大潮捲走，無聲無息。張學良順應了歷史潮流，他會長久活在所有中國人和全世界所有華人的記憶中。
日益繁榮富強、卻仍然有待統一的中國。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張國燾由紅四方面軍領導者變成了國民黨的將軍，張學良則由東北軍領導人變成了國民黨的囚徒。
1929年6月，林彪在白砂會議5小時前（一說3小時前）奮筆寫信給毛澤東：現在四軍里實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慾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志又比較在群眾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們利用各種封建形式成一無形結合（派），專門吹牛皮的攻擊別的同志。這種現象是破壞黨的團結一致的，是不利於革命的，但是許多黨員還不能看出這種錯誤現象起而糾正，並且被這些少數有領袖慾望的同志所蒙蔽陰謀，和這些少數有領袖慾望的同志的意見，這是一個可嘆息的現象。
那一年蔣經國15歲。在風起雲湧的革命風暴中似一隻鼓脹的風帆，也似一片吹脫的落葉。他從何處來？他向何處去？他本人也不甚清楚。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消息更似晴天霹靂，震動了中大全體師生員工。全校沸騰一般慶祝這個偉大勝利。很多人眼含淚花，跳上台只喊了一聲「同志們」就哽咽住了。慶祝大會結束，全校師生衝出大門，一直遊行到共產國際大廈。蔣經國走在遊行隊伍前頭，又蹦又跳地呼喊著：「上海拉期（上海是我們的）！」
還有那個「九一八」事變的急先鋒、昭和軍閥集團中最富戰略頭腦的石原莞爾。
西鄉隆盛的原詩被改了兩處：「孩兒」在原詩中是「男兒」；「誓不還」在原詩中是「死不還」。兩處改動，可看出毛澤東當時細膩的心境。
鮑羅廷活到67歲。1953年9月3日，《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首先報道了鮑羅廷去世的消息。他死在伊爾庫茨克附近的一個集中營里。時間是1951年5月29日。他在集中營僅僅活了兩年。
您的兒子雖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這個幸福不是舒適安樂的寄生蟲似的生存，而是努力勞動和自由的生活，是鬥爭和作戰的偉大前途，是為全國人創造幸福的將來。1927年您給我的信要我馬上回家，這個要求到今天還未能實現。但是您的兒子已經開始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了。他也許永遠不會再落入父親——那個笨蛋的手中，去做一個可憐膽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堅定的決心在中國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邁步前進。母親，人家說共產黨是匪徒、野蠻人，共產黨員不要家庭生活，對父母不要孝敬的這些話，您千萬不要相信，這些話都是騙人的。共產黨員是為爭取自已的真理什麼都不怕的戰士，他們為了創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鬥爭著。共產黨員就是這樣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於創造家庭生活的。
1949年2月4日，鮑羅廷在莫斯科被捕入獄，被認定為蘇維埃政權的敵人。
子夜，台灣國民黨軍政要員紛紛趕來，依次排隊，在蔣介石遺囑上簽字。
還有那個在台灣做夢都反攻大陸的蔣介石。
大革命失敗后幫助中國共產黨人制定武裝反抗方針、起草《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的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回國后擔任過高加索區委第一書記，因反對斯大林過分集中的工農業政策，被指為組織反黨集團，撤銷了黨內一切職務。1935年1月，因基洛夫事件自殺。
這也是理想。凡在歷史上發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往往在「蓋棺」很久之後，人們仍在對他爭論不休。陳獨秀就是這樣的人。他最先鼓吹革命，後來又走上另一條道路。中國的大革命為什麼失敗，他犯了什麼錯誤，負有怎樣的責任，中國社會究竟是怎樣的性質，中國革命究竟是怎樣的性質，中國革命到底應該怎樣革法……他以不惑的氣概迎接這個世界，又帶著一個又一個不解之思索，離開了這個世界。
石原說他忘記了。
1931年因為不能直接吞併中國的東三省，石原莞爾聲淚俱下。1937年「七七」事變后，他的態度卻發生了奇妙的轉變：不贊成擴大侵華戰爭。
1927年2月，莫斯科召開少共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青年工人斯施雲代表中山大學青年團在開幕式上講話，蔣經國做他的翻譯。演說結尾，斯施雲與蔣經國面對群情振奮的會場，用中文與俄文共同高呼：「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少共國際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
人類的歷史何其漫長，個人的生命又何其短暫。
他的病再也未好。所以再也無須組織另行分配。
現在，按照國共兩黨的安排和斯大林的意志，他要回國了，要去見那個「中國人民的仇敵」、「恨不能殺戮他、消滅他」的父親，如何才能使會面不過於尷尬呢？
這個人至死不服。
王明在蘇聯去世第二天，《真理報》刊登文章，稱其為「國際共產的老戰士」，「蘇聯的老朋友」，他的「形象將銘記在蘇聯人民的心中」。
這位在十幾億中國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加拿大人，終於使其本國人民也知曉了這個英雄。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後，加拿大政府在他的家鄉建立了一座白求恩雕像，作為中加友誼的象徵。
突進的狂飆，是看不見的手。
他報告了德日兩國準備於1936年11月簽訂《反共產國際條約》的情況，關東軍1936年上半年和1939年中期在滿蒙邊境軍事挑釁的起因和性質；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日軍的展開和部署；希特勒德國1939年1月入侵波蘭的準備情況；德軍入侵法國及其主要戰略突擊內容；日本在中國扶植汪精衛傀儡政府的情況等。尤其重要的是，佐爾格及時準確地報告了法西斯德國進攻蘇聯的準備和日期；日本軍隊在中國大陸、朝鮮、及日本本土上的全部作戰實力和部署；他還詳細列出了日軍各軍、師指揮官名單；日本航空工業和坦克製造業的生產能力；日本石油戰略儲備情況。
1936年1月，列寧格勒《真理報》刊登了蔣經國寫給母https://read.99csw.com親毛福梅的一封信：親愛的母親：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經有10年了。我們分離的時候，您說出了您的願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經達成了。但是我達成的方式跟您當時的想象並不相同。您的兒子已經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這富有既不是田產，也不是銀行的鈔票，而是人類實際生活的知識和解救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的辦法。
裕仁把憤怒表現得不動聲色。石原莞爾被解除作戰部長職務，調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做參謀長東條英機的助手。支持擴大侵華戰爭的下村定被啟用為作戰部長。
施拉普納與李德同鄉，同是德國人。他有他的優點，也有他的缺點。他訓練嚴格，要求標準高。但到中國來教球，對中國的文化、生活習慣、思維方式都不是很了解，也無法翻手之間就能使中國足球起死回生。
從此，他離開了中國。
鮑羅廷推薦這個既熱衷於學運和遊行又萬分狼狽的青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臨行時其母毛梅涕淚縱橫，蔣經國陪著流淚，卻不敢違背其父的意志。蔣介石嚴厲地訓他：「這一回一定要立志出國深造！」
這一天是張學良的89歲壽辰。
文化大革命中，因墓碑早毀，四周雜草叢生莫辨，使他免受了如瞿秋白墓地那樣掘骨揚灰之災。1979年開始重新評價陳獨秀。中共中央批准安慶市政府撥款重修陳獨秀墓地。
1927年7月27日，鮑羅廷從武漢起程，離開他為之奮鬥了4年的中國。當他在鄭州期間，中國共產黨人武裝反抗蔣介石的八一南昌起義消息像火焰一樣傳播開來。領導這場起義的，是他的學生和崇拜者周恩來。但他什麼也沒有說。瘧疾仍然在折磨著他。他胳膊上仍然打著石膏。他的身體已經垮了，精神也基本垮了。
石原莞爾——瘋狂的利令智昏的昭和軍閥集團中僅存的最富戰略頭腦的人物。
已經十分低調的鮑羅廷內心的火焰還沒有熄滅。他相信還有偉大的革命在等待著他。他開始研究印度，研究在印度開展革命的可能性。但他名氣太大了，不可能再去印度擔當革命的代理人。德國的蘇聯問題專家克勞斯·梅內特說，鮑羅廷給人一種「被廢棄了的火車頭銹在岔道上的感覺」。
周恩來1913年考入南開大學后，寫過一篇作文《一生之計在於勤論》：「欲籌一生之計劃，舍求學其無從。然學而不勤，則又何貴乎學。是故求學貴勤，勤則一生之計定矣。人人能勤，則一國之事定矣。」
1948年11月，在人民解放軍與蔣軍展開戰略決戰的轟轟炮聲之中，張國燾悄悄去了台灣。1949年又悄悄離開台灣，移居香港。1968年，大陸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他又悄悄離開香港，移居加拿大多倫多。與狂飆突進的歷史相較，他似乎成了一道憧憧的鬼影。
來的時候冒著生命危險。化名、假護照、假職業。走的時候卻倒很是安全。蔣介石提供的專機。周恩來與他同機。毛澤東在機場道別。
不屈不撓的工農紅軍。
1925年底，蔣經國赴莫斯科留學，剛滿15歲，也是同學中最年輕的。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他走向了天安門中央那方堅固雄偉的紀念堂。
在夏威夷瓦胡島一處叫做「廟谷」的青山綠地之間，成為張學良和夫人趙一荻的合葬之地。簡樸的墓碑上沒有任何頭銜，沒有任何稱謂，只寫有：張學良 1901-2001
但上海是他父親蔣介石的。
施拉普納帶的隊伍還是輸了球。眼看他也不過一個凡人，「施大爺」的稱呼也變成了「施老頭」終而「死老頭」。
……
4月8日下午1時，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林伯渠等陸續來到機場迎接。天空陰雲密布，又下起了細雨。傳來了飛機聲，但又逐漸遠去了。一直等到下午4時，失望且不安的人們才逐漸離去。
蔣經國挖空心思。在蔣廷黻大使的幫助下，他給其父選了一套烏拉爾黑色大理石制的小裝飾品，給宋美齡選了一件波斯羊皮外套。
鮑羅廷日益變得淡泊，看破一切，與世無爭。
不是每個人，都能以短暫的生命輝映漫長的歷史。
在中國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的1949年，石原莞爾悄悄去世。
就如斯大林後來對毛澤東講「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一樣，在斯大林那裡失敗者是必受譴責的，不論斯大林原來怎樣信任你抑或你實際上多麼忠實於斯大林本人。「廣州的列寧」鮑羅廷回國后失去了信任，當了造紙和木材聯合公司副經理。他對這項新的業務一竅不通。木材和造紙與操縱國民黨和共產黨、指揮一場大革命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他極不適應，也干不好。不久被解職，去做工廠廠長。還是不稱職，又一次遭到批評。
還需要什麼呢？上面的姓名，下面的年代，已經在訴說那個天翻地覆的時代所發生的一切。
李德1974年去世。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哪一屆德國政府想起來給他立座雕像，作為中德友誼的象徵。也沒有哪一個中國共產黨人會認為他是中國革命的英雄。
來的時候一腔激|情。
教師對這篇作文的批閱是：「選詞甚當，唯用筆稍平。」
鮑羅廷曾經有過許多頭銜，許多化名；參加過許多組織，經歷過許多風浪。活著的時候有人請他講講傳奇經歷，他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是在冰天雪地里出生的……在陽光下長大，不是嗎？還有什麼好說的？」
1957年1月，周恩來總理訪問蘇聯。繁忙的外交活動之餘，他特意抽時間拜訪鮑羅廷的夫人法尼亞·謝苗諾夫娜。20年代在中國，人們習慣稱她為「范婭」。憔悴的謝苗諾夫娜拿出一張鮑羅廷身穿中國絲綢襯衫的照片，和一條她用俄文繡的「永恆的友誼和紀念」的絲巾遞給周恩來。端詳著泛黃照片上三十多年前的鮑羅廷，和滲透著衷心祝願的絲巾，周恩來千言萬語一時難以啟口。他緊緊握住謝苗諾夫娜的手，說：「請多多保重。凡是幫助過中國革命的外國友人，中國人民都不會忘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會永遠記住鮑羅廷。」
國民黨丟失台灣政權后，她不再讓身邊任何人提台灣島內的情況。
他認為中國同志虧待了他。中國革命虧待了他。他承認的唯一缺點，是不了解中國國情。
還有李德的上級、蘇軍總參謀部上海小組負責人佐爾格。
20世紀不是一泓平滑光潔的緩流。而是一段跌宕起伏得驚天動地的激流。奔騰不息的咆哮聲至今迴響在我們耳畔。如中國古代詩歌中博大蒼涼的唱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
後來周恩來一再關照統戰部門，照顧好在西安的于右任前妻的生活。周恩來還請有關人士將「奉化廬墓依然，溪口花草無恙」的照片寄往台灣，安排住在上海的蔣介石的內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協委員，並要他們照顧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親屬和陳誠在浙江青田的姐姐。
叱吒風雲的人物紛紛消失之後，歷史便成為一筆巨大遺產，完整無損地留給了我們。
趙一荻 1912-2000
我的隔壁住著一個共產黨員的家庭。父親是工廠的技|師，母親在同一間工廠當職員，兒子是熟練工人，女兒在工廠學校上學。他們是真正地過著親愛的家庭生活，他們互相敬愛，這個家庭是建築在相當的政治主張之上。每當我看到別人家庭的幸福，就常常會想起生我的母親。因此，我問自己，為什麼我就不能跟他們一樣？為什麼我就不能有那樣的幸福？但是問了以後又怎樣呢？您以前的丈夫以極端野蠻的手段殺了數萬、數十萬的兄弟同胞，前後三次出賣中國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國人民的仇敵。我有這樣的父親在中國人民面前是不能不感到恥辱的。對這樣的父親不但沒有什麼敬愛之念，對這樣的人物我恨不能殺戮他，消滅他！
兩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相遇，成為同學。兩人個子都不高，排隊時經常站在一起。
當時石原莞爾已由關東軍作戰參謀躍升為日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陸軍大臣杉山元誇下海口「一個月左右解決事變」，石原莞爾卻不這麼看。他覺得以張學良的東北軍為敵、以蔣介石的中央軍為敵，日本軍隊都有把握戰而勝之，但以整個中華民族為敵就非同小可，日本將很難從其中脫身。他主張把準備對蘇聯作戰放在首位，不能再擴大侵華戰爭。
……
常說殊途同歸。說說而已。殊途永遠無法同歸。
最需要熱血的，就是長征。
這不是不屑於分清者的責任。是顛倒者的責任。歷史有其自身規律。
這篇文章後來成為膾炙人口的「老三篇」。
這部動蕩不已的歷史，你可以說它不富足，不充裕，不美滿，不寬容，不開放，不安寧；但你必定驚嘆它的光榮與夢想，它的熱血與獻身；即使這裏面同樣淤集了醜惡與悲哀，隱藏著沒落與衰敗。
這可以說是陳誠式的對大陸失敗的「反思」。說話之間，不知陳誠心中可會掠過几絲悔之晚矣的悲涼。
「醫院的設備：很差。沒有床上用的便盆、便壺，也沒有床單、枕頭，僅有五十床供重傷員使用的棉被……沒有達金氏沖洗液，膠皮管、灌腸器，也沒有膠皮墊子和手套。只有十幾塊當夾板用的木板……」「食物：不充足。幾乎沒有肉，亦無蛋、牛奶等食物……」
一位蘇聯作家寫到：「人的一生像北方的夏季一樣迅速地把熱度耗盡。對於偉大和不偉大的人來說，或遲或早都有死亡在等待著他。這一真理對所有的人都同樣殘酷。具體人的思想是一個巨大的神秘世界，它隨著這個人的死亡而一同消失。我們永遠也無法了解每一個正赴幽冥的人的一切，而對這種了解的希望卻沒有止境。」
其所言極是。你可以忘記工農紅軍縱橫十一省區，行程二萬五千里，一路硝煙，一路戰火；可以忘記不盡的高山大河，狹道天險，國民黨數十萬大軍左跟右隨，圍追堵截；可以忘記革命隊伍內部爭論與ｒeａd.99csｗ•ｃom妥協，彌合與分裂。但這一點你將很難忘懷：長征所展示的足以照射千秋萬代的不死精神與非凡氣概。
蔣在台灣終其一生，一直在眺望無法靠近的故國山河。他在台灣的行館，多是和故鄉類似的景色。如他最愛去的角板山，以及「暫厝靈柩」的大溪慈湖湖畔，都是他心目中的江浙風情。木妻蘭森林區因為面對蘭陽、多望、田古爾三溪匯流，每當颱風過境，山洪彙集于溪谷，從木妻蘭高處往下望，很像氣勢磅礴的錢塘江潮，蔣介石在此也設有行館，作為鄉愁的延伸。
西安事變之後，各種力量在急劇地重新分化組合。
60年後，兩人各自一方，主持海峽兩岸的大局。鄧小平對對岸的老同學，充滿希望。
面前是張聞天寫的一張紙條：「速來機場，你飛往莫斯科。」
當晚11時50分，蔣介石在卧室內去世，享年89歲。
1959年，彭德懷走向亂雲飛渡的廬山。
失敗的石原卻料算勝了：日本被淹沒在中華民族全民抗戰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國共產黨在這場戰爭中獲得極大的發展。
定居紐約的宋美齡晚年頭腦十分清楚，但寂寞、封閉，變得愈來愈沉默。她很少說話，多數時候靜坐在輪椅上沉思、禱告，或一個人靜靜欣賞自己以前畫的國畫，一幅一幅慢慢回味，沉思往事。她經常獨自發問：為什麼上帝讓我活得這麼久？周圍無人能夠問答。也無人敢於回答。於是她自問自答：也許這是上帝對我的懲罰。
公祭大會上，由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宣讀祭文：「你們每一個人，都是從最年輕的時候，就勇敢地投入中國人民民族鬥爭和民主鬥爭的行列」；「你們為了人民的自由，自願選擇了極端自我犧牲的道路，你們做了光榮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和戰友」；「親愛的同志們！我們永遠記得你們為什麼犧牲」。
二、不要消極，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國軍民，共此患難。
1960年5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周恩來與毛澤東商討后確定對台灣問題的總方針是：台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裡，不能落在美國人手中。中央認為，對蔣我們可以等待，解放台灣的任務不一定要我們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人代去做。蔣現在過來也有困難，要逐步創造些條件，等待時機成熟。
1939年，他卻沒有寫一篇《別了，李德》。
浙江奉化蔣家豐鎬房的院落里，有當年宋美齡親手栽種的金桂銀桂各一棵，多年來一直長勢旺盛。2003年春夏，奉化大旱，豐鎬房內的銀桂樹9月枯病而死。10月23日，作為「宋氏三姐妹」中的最後一人，宋美齡走完了生命的最後旅程，在紐約辭世，終年106歲。
但他卻同樣是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作為在白色恐怖環境下進入中央蘇區的唯一一個外國人，他比白求恩擔當著更大的風險。
三、黨存俱存、務求內部團結，前途大有可為。
石原莞爾的畫像、書籍和那些未竟的瘋狂想法，一定在其子石原慎太郎家中保存完好。
於是來了施拉普納。本來找個洋教練，是想詳細了解國外的訓練情況，學點兒先進的訓練方法，但眾人卻以為來了個大救星，新聞界添油加醋把他捧得高而又高，大報小報「施大叔」、「施大爺」一通猛叫，硬把一個人弄成了一尊神。
那是一個非凡的革命年代，也是一個顛倒的革命年代。布爾什維克黨人、中國國民黨人、中國共產黨人、昭和軍閥集團成員，都在談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北一輝第一部著作即是《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孫中山想加入第二國際。蔣介石說：「直接是為總理的三民主義而死，間接即為國際的共產主義而死。」唐生智可以1天99次談階級革命。大革命時期，連武漢的富商們也在街頭高喊：「世界革命萬歲！」
在張學良的追思公祭儀式上，宋美齡送的十字花架分外醒目。這位19世紀末出生、生命橫跨三個世紀的蔣介石夫人，得知張學良過世的消息后，把自己關在房間里，連續數日沉默不語。很難找到另外一個人像宋美齡這樣，一生中目睹如此之多的風雨煙雲：眼看國民黨1949年丟掉了大陸、2000年丟掉了台灣，她丈夫和她終生為之奮鬥的東西，一件又一件在眼前灰飛煙滅。
1935年1月23日
俄國爆發了推翻羅曼諾夫王朝的二月革命，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十月革命；中國爆發了推翻愛新覺羅王朝的辛亥革命，和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日本也爆發了一場將國家和民族引入法西斯道路的「昭和革命」。
依然追求「脫亞入歐」的日本。
1939年仲夏一個星期日早晨，太陽還沒有出來，在窯洞中酣睡的李德被一名通信員喚醒。
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晚年在香港說，張國燾「以近七旬之年，安貧樂道，昔日恩怨得失，早已無意計較。他常說：『在中國舞台上，我以往是個演員，現在僅是個觀眾，總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劇才好。』」
陳誠後來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一直非常含蓄。1961年8月訪美期間，美國人拉攏他，把1955年以來中美大使級談判的記錄拿給他看。陳誠看后對人說：「中共拒絕美國一切建議，堅持美國艦隊及武裝力量退出台灣的做法，不受奸詐，不圖近利，是泱泱大國風度。」
13年前五卅運動爆發，蔣經國在上海浦東中學讀書，與同學一道參加反帝遊行，被學校當局以「行為不軌」開除。轉到北京一所國民黨人子弟學校學俄語，又跟著北京學生上街示威反對北洋軍閥政府。這回他沒有跟著隊伍回來，受了兩個星期監禁。
蔣介石在帝國主義的援助下前後發動了五次「圍剿」，反對中國的蘇維埃，打算消滅蘇維埃政權。但是蘇維埃政權是挽救中國、使中國獨立的唯一出路。他雖打算消滅紅軍，但紅軍是中國人民的武裝力量，他們的這種企圖永遠不會成功的。我們應該了解、也不應忘記，運動的規律和鬥爭的邏輯都說明了所有的統治階級必定滅亡，被壓迫者必定得到勝利。蔣介石所走的道路，必定是過去俄國反革命將軍高爾察克、鄧尼金、烏蘭克爾等所走過的道路。紅軍前進的道路必定是蘇聯的紅軍——光榮的勝利者走過的道路，這是所有中國人都完全了解的。
那是一個年紀輕輕就干大事、年紀輕輕就丟性命的時代。無一人老態龍鍾，無一人德高望重。無一人切磋長壽、研究保養。
他的確像一輛銹在岔道上的舊蒸汽機車頭。中國大革命對他就像消散的蒸氣，成為一場遙遠的夢。外國記者問他的過去，鮑羅廷總是守口如瓶。
白求恩後來終於理解了中國艱苦的革命戰爭環境。他真心實意地向那些在簡陋環境中用簡陋器械完成救治的中國醫生道了歉。那張他躬身在一個簡陋的破廟裡實施手術的照片，成為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白求恩形象的寫照。那個地方做手術肯定不符合西方醫學要求，但又恰恰是這張照片，活生生展現了這位外國專家獻身中國革命的感人情景，也成為白求恩一生中最動人的形象之一。
亦必復活。
這場爭論中，贊成擴大侵華戰爭一方由於有天皇支持而取勝。石原莞爾是失敗者。
比較起來，另一個日本法西斯鼻祖大川周明更為幸運。1932年因資助海軍軍官刺殺首相犬養毅而被捕，判處徒刑9年。1937年獲赦出獄，任東亞經濟調查局最高顧問、法政大學大陸部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列為甲級戰犯被捕，后因精神失常，1948年釋放。他從此被作為一個不正常的人看待，1957年死亡。
1979年12月一個鵝毛大雪的嚴寒之天，張國燾被凍死於多倫多那所他住了6年的養老院。據說死前因病痛折磨，從床上翻滾掉下來，竟然一夜無人發現。
陳獨秀的老朋友、國民黨元老柏烈武（柏文蔚）後來對陳松年說：「你父親老了還是那個脾氣，想當英雄豪傑，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幫他忙也幫不上。給他改供詞，他還要改正過來。」
走的時候滿腹怨憤。
8月3日，當八一南昌起義部隊開始南下的時候，鮑羅廷乘車悄悄離開了鄭州。
最後的清醒之中，他可記得44年前的1935年6月26日騎一匹白色駿馬，由十余騎警衛簇擁飛馳兩河口，毛澤東率領政治局全體委員走出三里，立於雨中恭候的情景？
死後兩日，舊金山英文報載如下消息：「中國共產黨創始12人之最後一人張國燾在加拿大多倫多養老院逝世。」
大日本「皇軍」的首創者、皇道派首領荒木貞夫活了90歲。
20世紀在世界東方，最激動人心的話題莫過於救國與革命。這個世紀狂飆突進。沒有哪個世紀像這個世紀戰爭與革命風起雲湧，金石摻瓦礫大浪淘沙。沒有哪個世紀像這個世紀以如此眾多的精神財富砥柱于奔騰不息的歷史長河中流。
1938年5月1日，白求恩率加拿大醫療隊離開延安，6月初到達嵐縣。6月中到達五台。到達五台以前，他寫了下述報告：「醫療技術：相當差。沒有合格的醫生，亦無醫科學生。醫生缺乏外科原理、消毒、防腐等基本知識。」
也正是這句話，讓師哲豁然醒悟。
從莫斯科飛來了蔣經國，從延安飛走了李德。
還有那個每年都要引發爭議的靖國神社。
還有那個叱吒風雲的共產國際的中國通米夫。26歲時首先提出中國革命的民主革命性質和分階段設想，被斯大林稱讚為是個貢獻；後來又主持六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改組，扶持王明上台。1938年37歲時，死於斯大林的大清洗。
他知道今生不能，便寄希望于來世了。
一位文學家說，無終結便是一切的終結。
宋美齡臨終前囑咐，死後葬在紐約，不回台灣。
1976年1月，事無巨細操心之致的周恩來把自己化為粉碎的細末，向祖國的江河和土地飛揚飄落。
於是很多人便不屑於分清。
當時足球正在九九藏書變為中國最關心的運動。鄧小平看，江澤民看，普通老百姓更看。贏了球一邊歡呼一邊看，輸了球一邊咒罵一邊看。如果看半天沒有進一個球，雙方踢得軟不塌塌，發誓說下回再不看了，下回一打開電視機，又坐在那兒獃獃地看。
雖然不過是足球，20世紀90年代的施拉普納，也頗像20世紀30年代的李德。
……
無終結的歷史。
也許也像這樣被人從夢中喚醒，也像這樣憑一張紙條？
那個用清水飯糰泡製出日本法西斯理論的北一輝，卻不如石原莞爾這麼幸運。北一輝1936年以「二二六」事變幕後策劃者身份被捕，1937年8月被處以死刑。
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尋找真理。先進的日本人、先進的俄國人比中國人更早向西方尋找真理。俄國人、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日本人則找到了法西斯主義。
陳誠的土改使台灣政局基本穩定下來。封建租佃關係基本被摧毀。大量無地農民成為自耕農。糧食產量大大提高，階級矛盾相對緩和，穩定了國民黨的統治。
在他去世以後，毛澤東專門寫了一篇《紀念白求恩》，稱讚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中國統一的使命，留給了後人。
在中山大學有關中國革命問題的辯論會上，第一屆學員中年齡最小的蔣經國穿身皮夾克，頭戴列寧帽，站在演講台上口若懸河。他總是捧著一堆書，引證馬克思、列寧的論點。他講話像打機關槍，一面飛快翻書尋找導師講過的話，然後講自己的立場，接著又找下一段引文。
斯大林1953年3月5日去世于莫斯科郊外的孔策沃別墅。遺體先入水晶棺進列寧墓供人瞻仰，后又被取出火化下葬克里姆林宮牆；畫像、雕像都被拿光。將其骨灰從克里姆林宮牆取出的流言，也年年在莫斯科風傳。唯有其家鄉喬治亞，仍然張開雙臂，等待這個1902年流放西伯利亞便離開家鄉的遊子。
1944年11月7日，東京鴨巢監獄——日本無條件投降后收押甲級戰犯的監獄——對佐爾格和尾崎秀實執行絞刑。這一天是蘇聯的十月革命紀念日。佐爾格要求讓自己死在這一天。
還有那個孤島台灣。
聶耳為《義勇軍進行曲》譜曲時，還不到23歲。今天每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從幼稚的學生到白髮蒼蒼的老者，都要直立聆聽這位年輕人對中華民族血脈的感受和呼喚。與此同時，不也感受到了這一民族血脈在危機與苦難中迸發出來的輝煌精神？！
1937年9月初，裕仁提出在宮城內成立帝國大本營，但後來大本營直到11月中旬才組成，一半原因是上海戰事的拖延，另一半原因是他給參謀本部的一些指示被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束之高閣。
已經垮掉的蘇聯。
泥沙俱下，魚龍混雜。
死前貧病交加，但風骨不改。已是國民黨官僚的當年北大學人羅家倫、傅斯年親自上門給他送錢，他不要，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救濟。」弄得二人十分尷尬。國民黨交通部長、當年在北大教德文的朱家驊贈他5000元支票一張，他拒之。朱托張國燾轉贈，又拒之。張國燾再托鄭學稼寄贈，還是不收。他在江津住兩間廂房，上無天花板，下是潮濕的泥地；遇大雨滿屋是水。屋內僅有兩架木床，一張書桌，幾條凳子和幾個裝滿書籍的箱子。
他死前寫有一篇《非不為也，是不能！》：「我而今只剩下個有翅難展的多病之身，但還留有騰空奮鬥的戰士之心。不過，我只能：在好長的時間里，吟詠出若干首述懷詩句，在好長的歲月里，傾吐出幾篇反毛論文。而且這我還只能躺在床上口講，寫和譯還要靠全家人。知我者說，我確是在戰鬥到最後的時刻。不知我者說，我真是個天下少見的懶人。」
列寧去世時不到54歲。斯大林42歲當上總書記。蔣介石39歲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北大教授李大釗1927年就義時，才38歲。毛澤東34歲上井岡山。周恩來29歲主持南昌暴動。米夫25歲在共產國際提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指出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博古24歲出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的人。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輝，1906年自費出版第一部著作《國體論及純正社會主義》時，也才23歲。
佐爾格1933年以後從上海轉去日本。因為在東方對蘇聯威脅最大的就是日本。頭兩年他不提供情報，專打基礎。他埋頭閱讀大量有關日本政治、經濟方面的書籍，在報刊上發表了許多頗具獨到見解的文章，甚至於1934年加入納粹黨。到1936年中期，佐爾格在日本的地位已經相當鞏固，他開始正式工作了。從1936年1月至1941年10月，他向聯共（布）中央上報了806份電報情報。還不算此期間通過信使報上去的大量文件材料。
我們是學習他們的經驗、發揮他們的長處，引導他們認識中國實情，還是把他們的經驗奉若神明、把他們的話語當做指示，「一句頂一萬句」？他們是先生，同時也是學生。不把握這一點，不引導他們學習和了解中國革命具體實踐，不用事實去向他們證明他們某些東西與中國實情的脫節處，結果反而限制了他們本來應該發揮的作用。
第二天，晉西北興縣村民上山打柴，才發現摔毀的飛機機身及遇難者的屍體。隨後趕來的人們，在現場找到了博古的印章。這位24歲出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的博古，不到42歲便完結了自己生命的全程。
墓園旁邊低矮的一段石牆上，錄有《約翰福音》第11章第25節：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1938年4月4日清明節，張國燾代表邊區政府祭軒轅黃帝。到黃帝陵所在的中部縣（今黃陵縣），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也到了，雙方站在一起同時祭陵。張國燾悄聲對蔣鼎文說了一句：「我想和你多談談。」蔣會意，當即吩咐自己的隨從將張國燾的警衛隔開。張國燾上了蔣鼎文的車又說了一句：「我想見見蔣委員長！」就這樣去了西安。在西安，林伯渠趕來對張國燾說，黨內有什麼問題都好商量，要張先回延安，張堅決不從。在漢口，李克農率人把他從火車站劫走，他逃掉；又派人追蹤他，把他「請」到八路軍辦事處，他又逃掉；來來回回三「請」三逃。其中一次李克農架著張國燾上車，周恩來挽著張另一隻臂膊，張大叫：「綁架啊！」國民黨人士上來詢問，幸虧周恩來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同樣高聲回答：「沒有你們的事，我們要帶這個人去看病！」順手把張國燾推進汽車，才脫險而去。但不論周恩來如何煞費苦心地勸說，張國燾依然一意孤行，最後甚至說：「你們要殺我或者槍斃我，就在這個旅館行事吧！」脫黨意志如此決絕，不知當初入黨時是否也像這樣堅定？
蔣介石去世當晚，蔣經國與宋美齡商定蔣的治喪事宜，「暫厝蔣介石靈柩于台北市南六十公里處的慈湖湖畔」。
可惜斯大林沒有重視佐爾格報告的希特勒準備進攻蘇聯的日期。蘇聯紅軍為此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佐爾格搜集的日本情報卻受到斯大林的重視。蘇軍總參謀部據此將大批軍隊從東方調往蘇聯的西部戰場，終使蘇軍在莫斯科城下反敗為勝。
鮑羅廷一直到1964年才恢複名譽。起因是中蘇分裂。莫斯科為證明蘇聯長期以來一直關心中國革命，重新抬出了鮑羅廷。
連兩人的生卒年代也如此簡練，僅4個阿拉伯數字：「0」、「1」、「2」、「9」，多一個都毫無所用。
不屈不撓的解放事業。
為毛澤東的反教條主義叫好，自己又是猶太人，鮑羅廷被扣上「民族主義者」、「同外國民族主義者有牽連」的帽子。他1903年脫離「崩得」加入布爾什維克。到了1949年，仍然被認為是一個「崩得」。
1932年初，他也是被突然派來中國給佐爾格送款。
1989年6月1日，張學良在台灣對遠道從美國來看他的王冀教授，談起他平時最諱言的西安事變：「我是不是有私心在裡頭？我是不是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問心無愧？好了，沒有，我問心無愧，我沒有私心。我敢給你說，我做那件事（西安事變）沒有私人利益在裡頭。我沒做過與我私人地位、利益有關係的東西，我沒有。假使我自個有地位利益就沒有西安事變。我跟你說，我大權在握，富貴在手，我什麼都不要。所以，蔣先生也能原諒我。我跟蔣先生是要錢？我是管他要地盤？我沒有。我犧牲我自己。犧牲我自己為什麼？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不要打了。我說我們與共產黨打什麼呢？都是中國人，打什麼呢？都是政治問題，不是不可談的嘛，所以後來談是我的主張。而且我對蔣公講，我說共產黨你也剿不了。他說為什麼？我說共產黨有人心，我們沒人心。」
他們的話內涵極大，夠我們安靜下來，思索品味一生。
所以，他無法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白求恩也好，李德也好，這些外國人來到中國，真心實意地幫助中國革命，難免在不了解情況，甚至在根本就不理解情況的情況下，從他們原有的條件、環境，從他們原來接受的知識和受到的訓練出發，發出一些對我們革命情況不盡適合的命令與指責來。
同學們把他舉起來拋向空中，「烏拉」之聲沸騰一片。
陳誠將土改分為三步。第一步是三七五減租，即最高地租不得超過主要農作物全年收穫量的37.5%；第二步是公地放領，將台灣當局掌握的耕地所有權有條件地轉給農民。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以實物和股票形式徵收地主的超額土地，轉放于現耕農民。
這一態度給他帶來了更大的麻煩。
此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結束三大戰役，全國勝利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