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這些話講的是很有分量的。陳毅說過，朱德在南昌起義余部天心圩整頓中講的「革命須自願」、「共產主義一定勝利」兩條，奠定了我軍政治工作的基礎；現在朱德在卓木碉講「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這兩條，既是後來解決這一問題的理論基礎，又是後來解決這一問題的感情基礎。

蔣介石軟了不少。但其首要方針還是「安內」。

就在王明寫信前一天，1月22日，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又與蔣介石進行了一次認真深入的會談。蔣介石因急於獲得蘇聯軍事裝備的援助，加強與日本的談判地位，改善中蘇關係，這次談判的態度特別好，在會談中未提任何使蘇聯為難的要求。關於援助的規模，蔣介石表示一切由蘇聯政府決定。談到與中共組成聯合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時，蔣未再提及《孫越宣言》，要求只要紅軍承認中央政府和總司令部的權威，保持現有編製，參加抗日，在此基礎上他可以同中共談判。

但頗富戲劇性的是，當年在關東軍行動最不受拘束最堅決果斷的石原莞爾，要求鎮壓「二二六」政變軍人的態度卻最強硬。

24日，張聞天電復朱德，「接讀來電至為歡迎。兄與國燾均黨內有數同志，北局同志均取尊重態度。弟等所爭持者為政治路線組織路線之最高原則，好在國際聯絡已成，盡可從容解決。既願放棄第二黨，則他事更好商量。兄處組織仿東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屬國際代表團，暫與此間發生橫的關係，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組織關係照舊，對內對外均無不妥。」

10月7日，張國燾以「軍委主席」名義下達《綏崇丹懋戰役計劃》，決定以主力迅速而秘密沿大金川夾河並進，奪取綏靖、崇化，然後分取丹巴、懋功。

東征，西征，皆為張浩帶回來的斯大林不反對紅軍向北和西北發展、靠近蘇蒙邊境這句話。也皆因工農紅軍面臨局面之嚴重和本身困難之嚴重。

6月29日，毛澤東致函彭德懷：從總的戰略上看，站在紅軍和其他友軍聯合成立國防政府的觀點上，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應是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關於紅軍接近蘇聯的道路有兩個，一是寧夏和綏遠以西，這條路距離較近，人口經濟條件較好，缺點是恐怕不易形成根據地；二是甘、涼、肅三州，這條路距離較遠，某些區域人口稀少，行軍宿營恐有妨礙，但能形成根據地。

1933年春，日本侵略軍在佔領長城各口之後，分兵侵入察東和冀東，華北形勢異常危急。5月26日，馮玉祥在張家口正式宣告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6月20日任命吉鴻昌為北路前敵總指揮；6月22日又委派方振武為北路前敵總司令，以統率大軍，收復察失地。

哭過之後張國燾雖然還是一再抵制北進，但他已經感覺出身邊那種誰也抵擋不住的洪流了。

林彪主張向陝南發展。彭德懷則主張鞏固陝北。

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自任委員長。

自然又是歷史的需要。李立三的命運就是這樣，不斷地為歷史犧牲自己。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本人，當時並未認識到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的設計存在一個嚴重缺陷，就是張學良忘記了他當初惡化與蘇聯的關係，斯大林卻並沒有忘記。

但彭德懷的意見卻不能不考慮。彭德懷則認為，從兵力看，東征的目的主要是調動佔據綏德、吳堡一線的晉軍回援，求得在運動中消滅晉軍主力和鞏固河防，不宜實施戰役上的進攻和轉移，特別要防止出現任何脫離陝北蘇區的可能性。他為此兩次致電政治局：「陝北蘇區是中國目前第一個大蘇區，是反蔣抗日有利的地區，是全國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面最高旗幟」；並說毛澤東「過去堅決擴大紅軍蘇區的方針」應當繼續堅持。

如若不是沸騰的全國輿論使其有「黃雀在後」之感，天知道這位後來的「抗日英雄」還會幹出些什麼事情來。

對天平上這個舉足輕重的砝碼將放到哪一邊，哪一邊都沒有太大把握。

林彪與彭德懷也對紅軍發展的戰略重點提出不同意見。

林彪說話時還拍了桌子，把桌上的盤子也打翻了。

與此同時，統制派核心人物永田鐵山少將出任陸軍省最重要的軍務局長。

林彪提出在陝南打游擊戰爭，向南發展，勢必同正在與紅軍商談聯合抗日的東北軍和西北軍發生衝突，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再乘機進入西北，就將陷我于大不利，也不現實。

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松崗卓木碉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宣布另立「臨時中央」、「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自封為「主席」。並通過了「組織決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應免職查辦」。

這是中央紅軍的兩員主將。出發點與著眼點與李德、張國燾完全不同。

11月12日，毛澤東到達瓦窯堡后致電四方面軍：「我一、三軍團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在陝北會合」，「正與白區黨及國際取得聯繫」；並指出，現在國民黨、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和何應欽都在污衊我黨中央是逃跑主義，托派分子也在這樣攻擊我們黨中央，「請你們嚴重注意」。

鮑格莫洛夫正式將蘇聯政府同意討論簽訂蘇中協定的決定告訴蔣介石。

事情難以轉圜。很顯然，中共中央不取得絕對優勢，張國燾不會回心轉意。

中央紅軍脫離根據地作戰整整一年，部隊由出發時的8萬6千人銳減為不到一萬人，卻仍然沒有找到立足之地，仍然在苦苦探尋。那種緊迫急切的心情，絕非我們今天把蜿蜒逶迤的跋涉路線看成一條紅色飄帶那樣浪漫和詩意的。

二、六軍團一萬七千餘人，在任弼時、賀龍、關嚮應率領下，開始長征。

降日與抗日，皆在一念之間。只會唱《大刀進行曲》，還不能明白那段歷史。毛澤東被蔣介石通緝，又被張國燾通緝。連陳昌浩都發生動搖，鐵鎚還能成其為鐵鎚嗎？秘密談判破裂，蔣介石要「圍剿」到底。但歷史的決心從來不屬於個人。

毛澤東對這封電報的處理是審慎的。中共中央在這個問題上吃過大虧。

1935年6月16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聯名致電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提出：一、四兩方面軍總的戰略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打通國際路線。

孫傳芳不做，吳佩孚不做，宋哲元卻差一點兒做，後來汪精衛真的做了。

蔣介石方面，1935年11月下旬，重慶行營主任顧祝同及參謀長賀國光來到邛崍，二人向劉湘提出一個在最短時間完全殲滅四方面軍部隊的「進剿方略」。

「暫與此間發生橫的關係」，是從當時實際出發作出的最大妥協方案：黨中央暫不垂直領導四方面軍，而只發生平行關係。張聞天在電報中稱中共中央為「北局」，也頗耐人尋味。

朱德說：「事情向好的方向轉了。」

張國燾不得不揮師北上。但他的北上，並不想與中央會合，發展陝北根據地，而想單獨奪取河西走廊。他說：「河西走廊將是未來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們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用與一方面軍擠在一塊，再發生摩擦。」

百丈戰役的失利，成為南下紅軍由進攻被迫轉入防禦的轉折點。雙方重兵相持。就像最初是我方得勝不想停止一樣，現在是敵方不想停止了。川軍主力和薛岳、周渾元、吳奇偉等部從東北、東南和東面幾個方向步步壓來。紅軍指戰員雖然頑強抵抗，防線仍不斷被突破，處境日趨艱難。嚴冬到來，部隊棉衣無著，口糧不繼，而激戰卻不停息。四方面軍由南下時的八萬人，銳減到四萬餘人。

此時紅軍與東北軍的關係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非常程度。

毛澤東這時已經認為，紅軍應該首先在山西站穩腳跟，逐步形成以陝晉為中心的戰略根據地，進而在河北、綏遠擴大這一根據地，再與外蒙古接連，與蘇聯打通。

他依然照稱自己是「中央」；毛、周、張、博是「假冒黨中央」。

不僅蕭克，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會合后，長期跟隨毛澤東、支持毛澤東的林彪，聽到旁邊有人說張國燾路線不對時，也反駁說：你說他路線不對嗎？那他們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哪？我們才幾個人哪？

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安排張浩以「國際代表」這種第三者特別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現，表明毛澤東已經掌握了相當水平的鬥爭藝術。

施從濱之女要盡孝，孫傳芳便不能為國盡忠了。

以幣制改革為起端，幾乎徹底葬送了一個本來已經在走鋼絲的宋哲元。

10月9日，朱德率紅軍總部到達會寧，與中央派來迎接的一方面軍部隊會合。這個辛亥革命時期的老軍人如此激動，與紅一師師長陳賡談話時，禁不住熱淚盈眶。

首先是李德。他認為這樣做會引起國際糾紛，危及蘇聯安全。兩河口會議前後，他就對毛澤東提出的靠攏蘇聯不以為然。1936年1月27日，紅軍主力東征前夕，李德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瓦窯堡會議確定的以打通蘇聯作為主要戰略目的，「在我們方面應當避免能夠引起蘇日衝突的行動」；「沒有到綏遠去的必要，沒有必要接近外蒙古」。

現在面對張國燾的大舉南下，劉湘不惜同歸於盡了。

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蔣軍已將紅軍主力與紅軍渡過黃河部隊從中隔斷，河西部隊已組成西路軍，令其依照國際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的方向前進。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挫折和失敗在證明南下政策的錯誤。

當時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漢年為談判代表，直接與國民黨代表陳立大會談。毛澤東8月底致電潘漢年：「因為南京已開始了切實轉變，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

在嚴重困難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真是一句頂萬句。

四方面軍越過終年積雪的夾金山後，隨即發起猛攻，十幾天內連下寶興、天全、蘆山、五家口等城鎮，擊潰楊森、劉湘、劉文輝、鄧錫侯部共17個旅近七萬人，其中斃傷俘敵一萬多人，控制了懋功以南、青龍江以北、大渡河以東、邛崍山以西的川康邊擴大地區。

遵義會議后，本來已經弄清楚李立三和王明有所不同，但為了照顧與共產國際和與蘇聯的關係，將近十年時間，仍將王明路線稱為「立三路線的殘餘」，李立三不僅由於自己的錯誤承受了應有的或不應有的對待，而且還要代人受過，把殘酷鬥爭過他的王明的錯誤也擔在身上。

第二種意見是張國燾，認為使紅軍遠離中國內地靠攏蘇聯，是畏縮退卻。

劉湘不採納這個傾盡全力、一口將紅軍吞掉的「方略」。他仍然奉行自己的方針：擺開陣勢，扎穩陣腳，既要用硬打把紅軍送走，又不作圍殲打算，以避免過度對消。紅軍一日不走，則持久一日，但決不強求所謂「最短期間」的速戰速決。

中共中央最初也不想讓二、六軍團北上，與四方面軍會合。

很多人早把他忘記了。1930年三個月的立三路線后，他被解除政治局委員職務調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中有兩年時間甚至在「世界無產階級紅色堡壘」的監獄中度過，品嘗了蘇聯內務部人員對囚禁者從不手軟的肉刑。

李德主要站在蘇聯利益的角度上。張國燾當時滿腦子都是打成都。他們考慮的，皆非當時紅軍所處的實情。

但與中國軍隊相較，還是顯得兵力過少。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西北局成立，由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統一領導紅二、紅四方面軍的北上行動。

他現在的堅持不再是向中央進攻，而是思慮怎樣安全地從原來立場撤退了。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新的作戰方針。這一新方針雖然提出由河西部隊組織西路軍創建根據地，並爭取在一年內打通新疆，但事實上紅軍主力已放棄了打通國際路線及靠近蘇蒙的計劃，決定全力向內地發展，以游擊戰爭方式實行戰略大轉移，以解決紅軍主力的生存和發展問題。

在劉長勝帶來李立三編製的密碼之前，張浩帶來了一個比溝通聯絡更加重要的消息：斯大林不反對紅軍向北和西北發展，靠近蘇蒙邊境。

鄧文儀強調，在上述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可以繼續存在。

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真實歷史。它是荊棘，而不是花環。

由於共產國際不同意，斯大林不同意，中共中央只得放棄建立在蘇聯支持基礎上的西北國防政府和西北大聯合計劃，下決心轉過來同南京政府談判。

完成這一重大任務的李立三，又被人忘記了。

還是要戰場上見。

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提出對華三原則：一、徹底消滅反日運動；二、中日滿密切合作；三、共同防共。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變爆發。斯大林對蔣光鼐、蔡廷鍇也無興趣。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文件指出；「……這個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進口號……是十九路軍高級將領的權宜之計和左傾詞句」，「是軍閥和政客為了保證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蠱惑人心的諾言」，因而共產國際認為，「蔣介石集團和國民黨所有派系都是帝國主義奴役中國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中國共產黨人在國內應當反對一切中間勢力，在國際上應當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口號是「要兵不要官」。

於是，最後終於導致華北駐屯軍挑起以宋哲元為對象的「七七」事變。

他對馮玉祥說：最擔心中共手中的軍隊。他說，與中共談判的內容有三點：

宋哲元立即下令停止該報郵寄。

就是在這樣的壓力下，宋哲元感到自己的某些行為過分了，開始向回扭轉。

沒有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組成「三位一體」，不會有西安事變。

卻還是在節骨眼上碰到了挫折。

以一方面軍約1.5萬人攻寧夏，其餘擔任保衛蘇區，12月開始渡河；以四方面軍12月從蘭州以南渡河，首先佔領青海之若干地方作為根據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涼、肅三州前進，約于（明年）夏季到達肅州附近；以二方面軍位於甘南成為陝南蘇區之聯繫。

但宋哲元不以蔣介石派何應欽拿辦殷汝耕為然。

關鍵是找到正確的發展方向。當時局面異常嚴峻。幾萬紅軍東返內地，已不可能。向南不是入桂就是入滇，這兩省皆是少數民族聚居，地方實力派統治鞏固，打出一個局面非常困難。向西也是少數民族地區，糧缺人稀。唯一可行的是向北發展，接通蘇聯，以取得國際援助。

從1935年4月開始，共產國際為了恢復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繫，先後派閆紅閻、張浩和劉長勝帶密電碼回國。

皇道派將領、永田鐵山一夕會的同伴、陸軍省同事、給相澤引路的山岡重厚稱，殺死永田是為了反腐敗。山岡稱自己出任軍務局長時，從來不參加派閥政客的聚餐會，就是有木戶侯爵、近衛公爵那樣高名望人物參加的邀請，也不去參加。他說：「有事的話到陸軍省來好了。自己不是文官是軍人，不到那裡去。」他認為這種聚會是華族以及內務和大藏省官僚們的聚會，「現在政黨的力量處於不得勢之際，利用這個機會把軍部的有勢力者拉到一起引為同夥，利用軍部力量，以圖使年輕的官僚得到政治上的發跡。」

永田鐵山死後，石原已經成為昭和軍閥集團中的另一派別——統制派的中堅。

駐日大使蔣作賓立即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當時正忙於指揮陝北「剿共」，往返于陝、豫、晉三省之間，根本無心與日對抗，便電告汪精衛可以考慮。

但南下最初確實頗為順利。

1935年9月29日，周恩來用明碼發報呼叫二、六軍團，詢問他們基本情況。當時二、六軍團正在磨崗隘召開積極分子代表會議，任弼時隨即用密碼電復周恩來，向黨中央彙報和請示。但與紅二、六軍團聯繫的密碼被張國燾控制，中央無法譯電，電報被張國燾截獲后譯出，以紅軍總政治委員名義致電任弼時，從此溝通了與二、六軍團的聯繫，並對其實施指揮。若再借交換情報取得對一、三軍團的直接聯絡，全部紅軍盡在張國燾手裡了。

承諾代楊虎城設計解決的「一切顧慮與困難」，主要還是寄希望于蘇聯。

四川軍閥方面，劉湘等人最初確實被張國燾的突然南下打了個措手不及。

所以張聞天堅決支持毛澤東將重點放在打通蘇聯的意見。他認為應該吸取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局促於一個地區並不能鞏固。紅軍行動應更加廣泛、更加靈活一些；擴大與鞏固，現在應該特別著重於擴大。

張國燾為南下所作的準備是精心的。口號也實惠誘人：「大舉南下，打到天全蘆山吃大米」；仍然是五四運動中跟那位牧師學到的技巧：從大眾切身問題入手。

但毛澤東最清楚不過，「聯蔣抗日」絕非一朝一夕之事。不謀求軍事上的發展，只期望談判解決問題，不但遠水不解近渴，可能還會最終無水解渴。

8月1日，得知兩個方面軍經過艱苦跋涉，通過了茫茫草地，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接占包座捷電，無比欣慰。

8月13日，毛澤東致函國民黨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九個月來，敝方未曾視先生為敵。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願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於無損有益之地位。」

毛澤東知道賀龍，張國燾更知道。賀龍1961年回憶說；「張國燾這個人，我還是有所了解的。南昌起義前兩天，他作為中央代表來到南昌阻止起義，我還和張國燾發了脾氣。後來，在瑞金我入了黨，又和他編在一個黨小組裡，整天走在一起，直到潮汕失敗才分手。」

張國燾說：毛澤東改北上紅軍為陝甘支隊，是為了讓蔣介石以為中共中央和紅軍主力仍在四川，吸引川敵主力。實際卻是中共中央一直主張北上的企圖和行軍部署，使敵人相信紅軍必將出川，給張國燾南下的最初成功創造了條件。

名列第一rｅaｄ.９９ｃｓｗ.ｃｏｍ的中國留學生蔣方震，就是後來民國陸軍大學校長、著名軍事家蔣百里。

1967年6月22日，文化大革命爐火正紅之際，李立三服用大量安眠藥自盡。

1935年11月3日，國民黨中央宣布實行幣制改革，白銀國有化。這一改革是由美國1934年實行的購銀法案引起的。該法案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為了避免白銀外流，蔣介石決定白銀國有，不許民間使用白銀貨幣，而以法幣代替白銀，為全國統一貨幣。

至此，南下方針宣告失敗。四方面軍兵力也由八萬多人減至四萬餘人。

毛澤東也非常興奮，12月1日電張聞天：「關於紅軍靠近外蒙古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這個方針是使中國革命戰爭，尤其不久就要到來的反日民族戰爭取得更加有力量與更加迅速發展的正確方針」。

不但紅軍、即便友軍也對這一戰略行動寄以極大的希望。

1936年1月6日，宋哲元複電上海各團體，謂潔身愛國，未敢後人。

撕破臉面的事向來不用土肥原出面。臉面撕破之後，他出來打圓場了。

乾著法西斯卻宣稱反對法西斯，走向獨裁卻宣稱為避免獨裁，這是近代日本的荒誕。

9月29日三灣改編時，毛澤東說，我們不要怕失敗，中國共產黨是不怕失敗的。古人說，失敗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們能夠從中總結教訓，從而逐漸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敵人在我們後面放冷槍，這有什麼了不起？賀龍同志兩把菜刀鬧革命，現在當了軍長，帶了一軍人。我們現在還不止兩把菜刀，我們有兩營人馬，幾百條槍，還怕干不起來嗎？你們都是起義出來的，一個可以頂敵人十個，十個可以當一百個。我們有幾百人的隊伍，還怕什麼呢？

中國現代史上這個「冀察政務委員會」是一個怪胎。它既是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的結果，也是蔣介石爭取地方實力派的一種手段，更是地方實力派在蔣日夾縫之間自謀生路的一種方式。蔣介石想用該委員會作為對日關係的緩衝。宋哲元想用該委員會作為對蔣討價還價的資本。皆有所想。皆有所圖。

師長余灑度借口到省委彙報，首先離隊。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余灑度逃跑以後，部隊在到達寧岡進行了改編。陳浩被任命為殘餘部隊的指揮官，約有一團人，後來他也叛變了。」編為一個師，師長跑掉了。編為一個團，團長又要逃。不僅僅團長，還有副團長徐恕，參謀長韓昌劍，都要逃。

對於長期偏於西南一隅、消息不靈的張國燾來說，張浩這封電報的影響是重大的。共產國際至高無上的權威、萬里長征勝利后中共中央鞏固的地位、自己主張的南下政策面臨的困境，都使他從來不缺乏的自信發生雪崩般的崩塌。

南下計劃幾近成功。打到天全蘆山吃大米的許諾也基本兌現。

1936年1月，彭德懷在甘泉指揮作戰，收到毛澤東關於東征決策的電報，閱后思慮再三，1月26日回電毛澤東，坦陳自己的意見。

鄧文儀告訴王明，蔣介石收到他在共產國際「七大」的發言和《八一宣言》后，決定同中共談判。初步提出三項建議：①取消蘇維埃政府，蘇維埃政府的所有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參加南京政府；②因為對日作戰需有統一指揮，改組工農紅軍為國民革命軍；③恢復兩黨在1924-1927年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

1980年中共中央為他舉行平反昭雪追悼會。骨灰早已無影無蹤、被隨便扔掉了。覆蓋著黨旗的骨灰盒裡面，只裝著他生前戴的一副老花鏡。

為此，部署大致定為：

他想乘紅軍雲集陝北、糧食彈藥供應均極為困難之際，發動圍攻，最低限度也要壓迫紅軍全部過黃河，然後在談判桌上迫使共產黨就範，完成「招安」。

11月20日，日駐華大使有吉自上海到南京，見蔣介石談華北問題兩小時之久。有吉要求南京政府不能壓制華北自治運動，中央軍不可北調，並指陳中國幣制改革未先與日協商，有礙中日合作。

他被忘記的地方何止一處。

12月28日，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尼亞科夫給鮑格莫洛夫回信：我們同意蔣介石關於互助合作，抗擊日本的建議，我們的出發點是，這樣做有利於支持中國日益高漲的武裝抗日潮流。如果中國真正發起反抗日本的解放戰爭，我們願意給予力所能及的支持。但是我們認為，儘管中國抗日思想日益高漲，我們同蔣介石簽訂協定，從而擔負起一旦日本發動武裝侵犯便要相互支援的義務，似乎還為時過早。蔣介石雖比以前收斂，但仍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要求讓步。也許這一切只是耍手腕以贏得時間，希圖改變力量對比以利中國，特別是等待義大利——阿比西尼亞戰爭的結局。但始終不能排除他利用與我們的談判，同日本達成妥協的可能。

連陳昌浩都開始動搖了，張國燾想象中的鐵鎚還能成其為鐵鎚嗎？

陳昌浩的態度發生動搖，最令張國燾不安。

在石原這一規劃下，才有了陸軍大臣寺內壽一在內閣會議上增兵華北的提議。

當然從更大的意義上看，它又的確不是好事。它割斷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消息情報來源，阻礙了共產黨領導者的戰略視野。中央紅軍留戀徘徊于川黔邊4個月之久，先圖赤化四川後圖赤化貴州而終不可得，與此就有一定關係。

張國燾想讓二、六軍團北上，但又怕二、六軍團和他作對，搞不到一起。

在宣布取消第二「中央」的會議上，張國燾掰著指頭計算：「在陝北方面，現在有八個中央委員，七個候補委員，我們這邊有七個中央委員，三個候補委員，國際代表團大約有二十多個同志。這樣陝北方面設中央的北方局，指揮陝北方面的黨和紅軍工作。此外當然還有白區的上海局、東北局，我們則成立西北局，統統受國際代表團的指揮」；「我們對陝北方面的同志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協商的形式也還是可以的」；「我們的軍事上依舊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編製來劃歸軍事上的統一。軍委主席兼總司令是朱德同志，軍委副主席兼總政委張國燾同志，政治部主任陳昌浩同志」。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寫下這樣一段話：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12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11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11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11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穫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終。

15日，佔領崇化。16日，攻克丹巴縣城。19日襲占達維。20日，攻克懋功，守敵楊森部兩個旅向夾金山以南逃竄。接著又連剋日隆關、巴郎關、火燒坪等地，大獲全勝。綏崇丹懋戰役勝利結束，共擊潰川軍第二十、第二十四軍6個旅，殲敵三千餘人。

最初的收穫，就是成功地鼓動了宋哲元抵制南京政府的幣制改革。

鄧回答說：考慮到內蒙古遠離中心和那裡缺乏糧食，南京政府可以給紅軍其他地區作為基地，其中包括西北部分地區。他還說，這使中共有可能建立「國際聯繫」。鄧文儀特別提出，在中日戰爭情況下，日本將會封鎖中國海岸，那時，中國將不能從歐洲和美國買到武器和彈藥，主要來源將是蘇聯，所以我們想經過西北從蘇聯方面得到武器和彈藥。

老北洋軍閥難以拉動，土肥原的工作重點逐步轉向了宋哲元。

因為蔣介石全力南顧「圍剿」紅軍，華北危機本該早就發生。但由於關東軍與華北駐屯軍的互相牽制，更由於日本國內經濟危機再次嚴重，財政困難，無法支撐發動侵華戰爭所需的龐大軍費，這一危機又被一再推遲。

三、軍隊問題，這是最不容易解決的問題。

11月16日，關鍵的一場戰鬥在邛崍、名山之間的重鎮百丈展開。川軍以優勢兵力圍攻百丈，從北、東、南三面反攻，以整營、整團甚至整旅的兵力輪番發起攻勢。中央軍薛岳部又從南面壓將上來。四方面軍在此血戰七天七夜，斃傷敵軍一萬五千多人，自身也付出了近萬人的傷亡，被迫退出百丈地帶。

這個轉變就是瓦窯堡會議。

由張國燾掌握控制的實力有：紅四方面軍第四軍、第九軍、第三十軍、第三十一軍、第三十三軍；中央紅軍五軍團改編的第五軍、九軍團改編的第三十二軍；共計七個軍，八萬餘人。

最終馮玉祥的抗日行動被形容為「勾引日本帝國主義進攻察哈爾與綏遠，以便帝國主義準備反蘇戰爭的陰謀」。

而在當時世界的東方各種矛盾趨於沸騰、新的戰爭形勢和革命形式已迫在眉睫之際，中國共產黨人手中還能掌握多少機動時間呢？

中國不知有多少令人遺憾的「逼迫下」的「只得」，不談個人動機，迴避動機中的一己私利，結果總找不到真正的癥結所在。

這些政變軍官從1931年關東軍發動的「九一八」事變吸取了豐富營養：「在當時朝廷的討論中，就是否應該允許這種行動的問題雖未能輕易地作出決定，但此獨斷行動幸得大元帥陛下之嘉納，使我之武威大大伸展于滿蒙之原野，而奠定滿洲國獨立之基礎」。當年關東軍的獨斷行動，成為「二二六」政變軍人行動的實踐基礎。

9月14日，中共中央致電三軍領導人：「國際來電同意佔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占寧夏地域后，即可給我們以幫助」；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後佔領寧夏。至於佔領甘肅西部問題，等寧夏佔領取得國際幫助后再分兵奪取。電報特別要求三軍領導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這個「對於中國紅軍之發展與中國抗日戰爭之發動有決定意義的戰略行動中，三個方面軍須用最大的努力與最親密的團結以赴之，並與甲軍（東北軍）取得密切配合」。

蔣介石、何應欽被迫同意宋哲元的辦法。何應欽電告蔣：「遵照鈞座指示之最後辦法」處理。

皇道派與統制派在日本國內矛盾尖銳化，關東軍與華北駐屯軍又在中國矛盾尖銳化。

他在瓦窯堡剛和張聞天、鄧發、李維漢等見面，便立即傳達國際「七大」關於改變以往對社會民主黨的策略，不再將中間力量看做危險敵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等精神，以及中共駐國際代表團起草的《八一宣言》。

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是日本陸軍中的兩個山頭。

關東軍是1905年日俄戰爭后，日本把俄國勢力趕出中國東北、派駐「關東州」即旅大地區的部隊。原來僅是關東州都督府的守備隊，后發展為「滿鐵」守備隊。「九一八」事變后飛黃騰達起來，兵力由原來的一萬，發展到十萬。

為澄清事實真相，朱德又同六軍團政委王震整整談了一個晚上。王震回憶說：「在甘孜休息時，張（國燾）一個一個把我們召去談話，送給我四匹馬，給我們戴高帽子，說我們勇敢、能打」，「張認為我們是娃娃，想把我和蕭克及六軍團買過去，反對毛、周、張、博」。與朱德談完話后，王震明白了要同張國燾鬥爭。

蔣介石換一個方式，仍然堅決要求蘇聯政府協助他同中國共產黨達到統一。他對鮑格莫洛夫說：「如果這個問題談判成功，其餘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他還說，如蘇聯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給中國紅軍以影響，使其承認南京政府的權威並服從南京政府，蘇聯政府就將得到真誠的可信任的聯盟。

10月22日，紅二方面軍在賀龍、任弼時率領下到達會寧以東的興隆鎮、將台堡，與一方面軍接應部隊會師。

12月24日，上海律師公會、全國商會聯合會等十四團體電宋哲元，謂「流芳遺臭，公能自擇」；另電南京政府請中止冀察自治，討伐叛逆。

毛澤東一再提出靠攏蘇聯，還有什麼不可理解嗎？

這些現象你單獨審視，可以對有的理解有的指責有的遺憾有的感動，集合起來，你才能感覺出它們是多麼的不可分割。正是從這種不可分割之中，你才能真正感覺出中國共產黨人當時面臨的局面有多麼嚴重。

土肥原不負關東軍之望。如果說板垣征四郎是東北漢奸之父，那麼土肥原賢二就是華北漢奸之父。他在天津建立了特務機關處，自任特務機關長；拼湊舊北洋軍閥的所謂「北洋派大同盟」，以圖打亂北方政局，為日本勢力滲入創造條件。他先後拼湊段（祺瑞）、吳（佩孚）攜手和段（祺瑞）、溥（儀）聯合，後來被日本收買的石友三，抗戰不力、暗中通敵的韓復榘等人，都和土肥原賢二交往甚密。

張國燾乘勝再下達《天蘆名雅邛大戰役計劃》，提出以主力乘勝向天全、蘆山、名山出動，徹底消滅楊森、劉文輝，並迎擊主要敵人劉湘、鄧錫侯部。

陳浩、徐恕、韓昌劍，則被工農革命軍處決。

6月1日，兩廣事變發生。國民黨廣東軍閥陳濟棠、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為名發表通電，組成「抗日救國軍西南聯軍」，企圖出兵爭奪南京國民黨政權。10日，粵桂兩軍分路北上。30日，中央軍與兩廣軍隊互相開火。

按照中共中央意圖，兩個方面軍終於攜手北進。

情況再次變得複雜。就二、六軍團先與四方面軍會師這個問題來說，唯朱德顯得比張國燾和毛澤東心裏都更有底。

一、人的問題好解決，以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飯，一屋子開會，現在變成對打的冤家，這有不得不打的原因，現在如妥協成功，仍在一起，對外並無不可。

中央長期與二、六軍團失去聯繫、這一聯繫又被張國燾獨自把持，中央既不了解二、六軍團現狀，又不知道張國燾對二、六軍團都說了些什麼，所以曾擔心兩支部隊會合后，會不會又增強了張國燾的力量。

當日本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都感到侵華力量不足的時候，一心一意「安內」的蔣介石，也開始感到侵略迫在眉睫，抗日的力量不足。

賀龍回憶了會師后與張國燾相處情景：「到了甘孜，他人多，我們人少，我們又不聽他的，得防備他臉色一變下狠手。我有我的辦法，我讓弼時、嚮應和朱老總、伯承、張國燾，都住在一幢兩層的藏民樓里。那時，在甘孜組織了一個漢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我們大家就住在主席府，整個住處的警衛是我親自安排的，警衛員每人兩支駁殼槍，子彈充足得很呢！你張國燾人多有個大圈圈，我賀龍人少，搞個小圈圈，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張國燾摘分裂，我們搞團結，可是對搞分裂有歹心的人不得不防嘛！還有開慶祝會師大會，張國燾是紅軍總政治委員，自然要講話。在主席台上，我坐在他身旁。他剛剛站起身要講話，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給了他一句悄悄話，我說：『國燾啊，只講團結，莫講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槍！』」

蘇、蔣各自盤算之際，1936年2月26日，日本陸軍第一師團香田清貞大尉和幾名同夥尉官安藤輝三、村中孝次、栗原安秀等皇道派軍人，率領該師團一千四百余名士兵在東京發動叛亂，襲擊內閣首腦官邸或私宅，殺死大藏大臣高橋是清、內務大臣齋虅實、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金太郎等元老重臣，佔領首相官邸、陸相官邸、陸軍省、警視廳及附近地區，企圖通過陸軍大臣實行所謂「國家改造」，建立軍人獨裁政權。

駐守北平、天津、張家口、保定地區的宋哲元二十九軍有4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5個獨立步兵旅以及保安團隊，兵力達10萬餘人。日本在華北的駐屯軍雖然由2000人增加至8400人，也只有1個旅團、2個聯隊和炮兵、騎兵等部隊。而且分佈在北平、丰台、通縣、天津、塘沽、唐山、灤縣、秦皇島、山海關之北寧線上。

至此，經過前後一年多的多次醞釀變化，一直探索實施道路的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方針，終於正式確定予以實施。

宋哲元對日態度的轉變，真正開始在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之後。

二、雙方軍委間的通信聯絡問題。

所以更可見朱德苦口婆心工作的可貴。

此前11月初在關東軍支持下，土肥原已經擬訂了一個建立以宋哲元為委員長、土肥原為總顧問的「華北共同防共委員會」的所謂「華北高度自治方案」。11日，土肥原以此案為藍本，向宋哲元發出最後通牒，限其在20日以前宣布自治。宋哲元更加動搖。17日在致蔣介石的電文里，一面表示不做喪權辱國之事，一面又強調自己「力量薄弱，只能支撐一時，不能永久」。19日，宋更不顧國民黨中央的反對，自行與日方談判自治，引起社會各方面的不滿和反對。

毛澤東最後說服了大家。

參加政變的軍官雖然除去自殺者全被槍斃，但他們行動的目的完全達到了。

板垣征四郎以「功勛卓著」，受到天皇的垂青。1932年1月，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召板垣回東京彙報。裕仁天皇破格見了這位高級參謀。在此以前，天皇直接詢問一位參謀人員是不可想象的。於是接連出現更加不可想象的事情：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三大實力機構聯合炮製的《滿洲問題處理方針綱要》，藍本不過是板垣筆記本上那些字跡潦草的彙報提綱。板垣從此官運亨通，1932年8月晉陞為陸軍少將；1934年擔任關東軍副參謀長；1936年3月升為關東軍參謀長，軍銜晉陞為中將。直到1937年9月底林彪在平型關收拾了他的後勤和輜重部隊，這個在日軍中聲名如日中天的板垣才在中國吃了第一次虧。

8月4日至6日的政治局沙窩會九*九*藏*書議上，毛澤東進一步說，「西北地區的特點，是統治階級最薄弱的一環，帝國主義勢力最弱的地方，少數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蘇聯在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西北地區的困難是人口稀少，物質條件缺乏，交通不便，氣候條件不好等，這些都能克服。」所以「要用全力實現在西北，首先是陝甘地區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多次提出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設想。

1936年4月20日全軍回師陝北以前，毛澤東、彭德懷電周恩來、張聞天並致鄧發，要鄧發即去蘇聯，最好在夏天到達。鄧發去蘇聯在軍事方面的任務是：

這種語調最明顯表露出蔣的處境與性格。他要採取「拖」的策略，以待他從「圍剿」紅軍中騰出手來，但不能過一定限度。過了，他也要硬。

中國留學生張孝准就這樣，在暗箱操作中被從第三擠到了第五。

毛澤東多次被蔣介石通緝，已經習以為常了。如今居然被黨內自己人通緝，真是破天荒第一次。

史料記載：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宋哲元只得下令禁止白銀南運上海。

5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以紅軍主力組成西方野戰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實施西征，目的是設法造成陝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相機攻取寧夏，打通國際路線，取得蘇聯援助。

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令蔣介石大受震動。剿共近十年不但未能剿滅，反將紅色力量都剿到了一起。

1934年9月中央紅軍長征前夕，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中斷。凡事都一分為二。這種中斷在某種意義上說也不完全是壞事。它使中國共產黨人得以通過遵義會議等一系列會議，獨立地解決了自己的軍事路線、政治路線和領導人問題。

陳立夫又說，能否停戰，蔣的意思要看你們對軍事問題能否接受來決定，而軍事問題必須雙方軍事直接負責人面談。

矛盾折中之中都便宜了日本人：舉手之間就實現了入主華北的第一步設想。

一支四面受敵的起義軍，內無糧草、外無救兵，領導幹部又帶頭叛逃，拿什麼來鼓舞士氣呢？

蔣介石卻又在轉變心思、要變卦了。

四方面軍政治委員陳昌浩是張國燾在四方面軍中的主要支柱，張國燾對他的信任遠遠超過對徐向前。陳昌浩雖是知識分子出身，但對指揮作戰卻頗為熱衷。雖然軍事素養並非很強，指揮作戰卻果斷勇猛，主動性、進取性皆佳。參与軍事工作時間不久，即練就了不弱的領導能力。

張國燾以「黨團中央」名義致電中共中央時，張浩已經來到瓦窯堡。情況很明顯，僅僅靠黨中央的教育和勸導，難以解決問題，必須藉助共產國際的權威。毛澤東、張聞天與張浩商量，由張浩以「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幫助、教育張國燾；黨中央同張國燾之間的組織關係也用變通的辦法處理。

張國燾要朱德表態。朱德心平氣和，語重心長。他說：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論發生多大的事，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的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

蔣介石還是想軍事解決。

關東軍縱有板垣征四郎，也仍然被華北駐屯軍看不起。駐屯軍自恃資格老。但資格老一不能當飯吃，二不能當兵力使用，所以它看不起關東軍，又十分羡慕關東軍的迅速發展。想在華北也製造一個「九一八」事變，又感到兵力不足。借用關東軍的力量，又不甘心。怕關東軍勢力伸展進來，打破了駐屯軍在華北的一統天下。

國際和斯大林的態度對中共中央處理福建事變產生很大影響。導致這一打破第五次「圍剿」的珍貴機會最終喪失。

現在不少人以為張國燾的分裂純系飛蛾撲火，自取滅亡，一開始就是孤家寡人。他們把歷史作出的結論和當時面臨的現實搞混了。

1936年1月23日，朱德致電張聞天，「現處革命新的高漲，黨急宜得統一，以爭取勝利。」

一、對日作戰的共同步驟問題。

12月1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賀龍、任弼時、徐向前等紅軍將領19人聯名發出《致蔣介石》的信：「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讎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凌煙，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誠不願見天下後世之人聚而稱日：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

核心是不同意紅軍與張學良的聯合。

死亡隨時在身邊。覆滅隨時在身邊。被包圍、被分割、被切斷隨時在身邊。那種日復一日不得不全副身心投入的殘酷鬥爭，絕非我們今日想象的那樣指揮若定、豪邁瀟洒。毛澤東在四渡赤水期間高度緊張，兩次出現指揮失誤；溫和寬厚的朱德先對黃克誠、后對宋任窮兩次發火；從不叫難從不叫苦的周恩來說「相當艱難困苦」；一貫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林彪又寫信又打電話要求改變軍事領導；經歷無數征戰被譽為「軍神」的鐵漢劉伯承扶著瀘定鐵索竟潸然淚下……

遵義會議后，領導權的問題得到了解決，但嚴重的軍事危機並沒有消除。面對蔣介石親自出馬指揮中央軍、黔軍、川軍、滇軍的圍追堵截，中共中央不得不一再變更作戰計劃和戰役方針，指揮紅軍奔波于雲貴川三省之交。部隊長期處於無立足處的超強度征戰之中，缺乏休整補充，減員現象嚴重，指揮員中也一直存在不同意見。迅速開闢一個穩固的根據地，已成為決定紅軍命運前途的緊迫問題。

條件突然變成如此苛刻，是中國共產黨人意料不到的。毛澤東9月8日致函邵力子、朱紹良、王均等人說：「從井岡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了，也可以休息了！」

12月初，天津《大公報》發表社論：《勿自促國家分裂》，勸宋哲元萬勿製造分裂，勿諉責民意，捏造自治。

李立三這種坦蕩帶來的問題是：至今我們都知道他的錯誤在哪裡，卻很少有人能說出他的功勞在何處。

劉湘下令向紅軍發起總攻。雖然展開了主力，但未齊頭並進。經過多次戰鬥，各部小有進展。時當歲暮天寒，高山積雪甚深，紅軍主力開始向西北山區轉移。劉湘所部於12月中旬逼進天台山、伍家埡口后，亦未繼續再進。雙方在對峙中形成冬眠狀態。

名列第二的中國留學生蔡鍔，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稱帝，蔡鍔首先從雲南起兵反袁。

8月9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致信張學良，要求東北軍以至少三個師好好地控制蘭州，如此著成功，則可在今年秋天三個月內完成打通蘇聯的任務。必須堅信，打通蘇聯是保證西北勝利（更不說全國勝利）的基本點。根據二、四方面軍北上，西南事變發展，日本對綏蒙進攻等情況，我們認為兄部須立即準備配合紅軍選定9、10月間有利時機決心發動抗日局面，而以佔領蘭州、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為基本戰略方針。

電報還說，「紅軍主力必須佔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這一帶布滿著為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城市堡壘及圍寨，希望蘇聯方面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技術問題。陝北、甘北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非多兵久駐之地。目前紅軍的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只有佔領寧夏才能改變這一情況。否則只好把三個方面軍的發展方向放到甘南、陝南、川北、豫西與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劃。而這種做法對我們非常不利，將造成許多損失。」

從此在華北駐屯的外國軍隊有英、美、法、意、日五個國家，司令部都設在天津。約定人數為8200人，每國不超過2000人，日軍應為400人。駐紮在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12處。

關東軍和駐屯軍的矛盾已到必須調解的地步了。石原莞爾親自出馬。

五、蘇方派人幫助的問題，擔任特種技術教育者數人，擔任作戰者數人。

在這個問題上，總司令是十分自信的。他相信能夠通過做工作，把二、六軍團這股力量拉過來。

張學良最後還有一句：「他也佩服我。」「他」當然是指周恩來。張學良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不但能夠順勢而為，而且成為時代大勢的推波助瀾者，的確值得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對其表示欽佩。

劉湘當初與川軍將領商定的作戰原則就是：紅軍只要不危及其政治生命，就虛與周旋，保住實力，絕不對消；如果真要深入四川腹地，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蔣介石的控制，與之硬拼到底，在同歸於盡中去求生存。

對陝北根據地的進剿被分散了。

他艱難地玩弄著平衡。平衡的結果，冀察政務委員會成了一個形狀奇異的怪胎。委員中有張自忠、萬福麟等抗日將領，也有王揖唐、王克敏等漢奸走狗。這是一塊宋哲元在民族公利與個人私利之間最後掙扎的地方。委員會成立之時，他應日方要求用了一批漢奸、政客做委員，但反日力量還是據于主導地位。日方不滿，屢次提出齊燮元、湯爾和、章士釗等人當委員，宋哲元想拒絕又不敢，想出一個辦法：進一個親日派，就進一個反日派。進齊燮元、湯爾和時，便增加劉汝明、馮治安；有了章士釗的任命，又提出鄧哲熙來拉平。

7月1日，二、六軍團齊集甘孜，同四方面軍勝利會師。

閆紅閻沒能參加國際「七大」就匆匆回國，張浩則是「七大」未開完就動身出發。共產國際實行新方針后急於恢復與中共中央聯繫的心情，由此可見。

潘漢年明確答覆：停戰問題不解決，周恩來是不可能出來談判的。

1935年8月，皇道派也作出報復：用相澤之刀折斷了統制派首腦永田鐵山。

「三位一體」、「西北國防政府」、「西北抗日大聯合」這三個基本點，成為後來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政治基礎。

1936年1月，中共中央與東北軍的張學良建立了直接聯繫。張學良、王以哲在與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會談中，表示同情中共的抗日主張，願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

四方面軍突然由阿壩回師，擊破楊森主力和劉文輝兩個旅後分路南下，一路向蘆山推進，一路指向天全。天全、蘆山兩處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倘若有失，將直接威脅川西平原。劉湘立即進行軍事部署，令教導師長楊國楨率部馳赴蘆山，模範師長郭勛祺率部馳赴天全，分路防堵。同時，任命潘文華為南路「剿匪」總指揮，設總指揮部于名山。

毛澤東4月28日致電張聞天：「情況已根本地發生變化，喪失了繼續作戰的可能，為穩固計，決定西渡。」「提議開政治局會，討論新的行動方向及其他與此關聯的問題。」

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思考，9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徵得蘇聯同意——斯大林同意——之後，致電中共中央領導人，同意佔領寧夏和甘西以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方針，並明確表示在紅軍佔領寧夏地區之後，將從外蒙給予紅軍以技術上和物資上的幫助。

大量減員很大一部分是逃跑所致，尤其是領導幹部領頭逃跑。

山岡重厚不願說出來的原因，是皇道派將領與統制派將領互相清除的鬥爭，都為了奪取日本軍部的決策權。

對這個太反覆無常的蔣介石，蘇聯人還在觀望。

直羅鎮一戰打敗東北軍的進攻后，林彪流露出他想帶一些部隊去陝南打游擊。瓦窯堡會議之前，中共中央徵求各軍團主要領導幹部對戰略問題的意見。林彪抓住這個機會給中央寫信說：開闢陝南比在陝北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更重要，更有意義。他開列了一個長長的名單，要求名單所列的紅軍指揮員都跟他南下發展陝南。

9月26日，就戰略方向問題，張國燾向中央連發四電，中午12時那封電報中已經有「我們提議洛甫同志即以中央名義指導我們」等語，這是他第一次表示放棄同陝北黨中央保持「橫的關係」，接受中央領導。

皇道派遭受重挫。

由於張國燾掌握強大的實力，再加上當時很多情況並不清楚，連一方面軍留在四方面軍的很多同志都對事情的發生感到突然和混亂，四方面軍同志就更是情緒激動。態勢是非常嚴重的。

中國歷史上一直充滿這種深奧莫測令人難解的啞謎。

11月26日，南京行政院決議，何應欽北上為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拿辦殷汝耕。

彭德懷認為：陝北東側黃河，北靠沙漠，西面人煙稀少，敵不易對我形成「圍剿」局面，是紅軍活動的好後方，應該鞏固發展這塊根據地；但中央紅軍與陝北紅軍會合后，人數大增，陝北貧瘠，紅軍發展有一定困難，要同南面的東北軍和西北軍打仗，還可能把在河南的蔣介石嫡系軍隊引進西北，這是不利的一面；東渡黃河在呂梁山一帶創建根據地比較理想，可慮之處是一怕渡不過去，當時紅軍剛剛結束長征，體質很弱，人數也少，包括劉志丹、徐海東兩部分才13000人；二是過去后，在蔣軍大增援下，能不能撤回來，不能因此再失去陝北這塊根據地。

紅軍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行動，由東征戰役到西征戰役，由寧夏戰役到最後的遠征新疆，一步一步演化為一個龐大的計劃，踏上了一條不歸的路程。

1月3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軍事會議，討論東征問題。

事前有彭德懷能不能渡過去、能不能渡回來的疑慮，所以紅軍作戰計劃制訂得現實且周詳，渡過去在山西擴大了8000紅軍，籌款30萬元，又全部渡了回來。彭德懷回憶說：「進軍山西是紅軍到達陝北后的第二個偉大勝利。」

他們已經作出了紅軍主力將北上出川的判斷。

閆紅閻為了承擔這一艱巨的任務，廢寢忘食，短期內學會了英文字母，把用英文字母編排的密碼背熟記在腦子裡，他沒有參加國際七大，於4月就提前動身回國。閆紅閻進入新疆后，喬裝富商，騎著駱駝、馱載著俄羅斯毛毯和燈心絨，經伊犁、迪化、蘭州、寧夏、綏遠到達北平。這時中央紅軍已經勝利結束長征，閆紅閻立即去陝北找黨中央。12月他在瓦窯堡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全憑記憶彙報了帶回來與共產國際聯繫的密碼。

對待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更是如此。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后，12月14日，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中國發生事變》：「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衛的名字同陝西省發生的張學良兵變緊密相連，這也絕非偶然。」共產國際刊物《國際新聞通訊》也把張學良說成是「叛徒」、「強盜」。

歷史巨人已逝去多年，迴音壁上轟隆之聲，仍然如雷貫耳。

1月24日，張浩電張國燾：「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于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的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兄處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

吸取了教訓的日本士官學校從此改制：中國留學生與日本學生分開授課、各自記分，以保證天皇的賜刀不再被中國留學生拿走。不管到了什麼位置，荒木和真崎都是不太願意回憶士官學校畢業儀式上的荒誕劇的。

所以有黨史中很少提到的張浩4月1日電：「二、六軍團在雲貴之間創立根據地，是完全正確的」，「將二、六軍團引入西康的計劃，堅決不能同意」。

余灑度後來竟然成為國民黨復興社重要成員。1934年因販賣嗎啡，被蔣介石下令槍斃。

張國燾第一次處於孤立狀態。他見電報中有「育弟（指張浩）動身時，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語句，也只得同意了北上方案。

若無留在四方面軍中的朱德、劉伯承，張浩的擔心、中共中央的擔心，就很有了幾分道理。各路紅軍達成統一起碼需要更多的時間、遭受更大的損失、走更長的彎路。

這個新的情況在紅軍東征時沒有發生。所以中共中央作出西征的決策時，就有了一個重要補充：「紅軍與東北軍密切合作，以進到西北大聯合，建立西北國防政府，打通蘇聯，同蘇聯及外蒙訂立互助條約。」

在此之後，兩個山頭的矛盾才有所減緩。

3月4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致電董健吾：「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並進一步指出，「我兄復命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下列意見：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還指出，「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

對馮玉祥1927年背棄對蘇聯的承諾投向蔣介石，斯大林同樣記憶猶新。蘇聯不但對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毫無興趣，《真理報》還發表文章說，馮玉祥和方振武的行動是「在為日本人服務」。不久，《真理報》再發表評論：「馮玉祥重新出來反對南京政府，這一行動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支持」，「馮玉祥雖為自己的行動披上了『保衛祖國免受日本軍隊侵略』的外衣，可事實上，他已成了日本帝國主義最積極的代理人」。

既然關東軍是個暴發戶，必然就具有暴發戶的一切特點：驕橫跋扈，目中無人，看不起其他部隊，包括老資格的華北駐屯軍。

果然，兩軍前鋒剛剛會合，張國燾就派出「工作團」，向二、六軍團散發小冊子，散布黨中央有錯誤、單獨北上是逃跑等輿論。

1936年2月20日，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名義實行東征。彭德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

1936年1月23日，王明專就此事寫信給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介紹鄧文儀去蘇區。並讓潘漢年以中華蘇維埃read.99csw.com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長身份致函蔣介石，代表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和紅軍總司令朱德，保證鄧文儀進入蘇區談判時的人身自由與安全。

當時一些具體情況，今天已經不可能知其詳了；但從一些回憶中，仍能看出鬥爭的複雜與尖銳。

通過兩把菜刀鬧革命，毛澤東很早就知道大名鼎鼎的賀龍。

為完成這一使命，組成了中國工農紅軍戰史上最為悲壯的西路軍。

朱德在進行艱苦的轉圜。

張國燾的影響能力與煽動能力，絕非我們今天想象得那麼低能。

12月9日，北平爆發「一二·九」運動，反對華北自治，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有意思的還是那個孫傳芳。他大斥日本帝國主義，本想壯舉報國，結果卻被人義舉報父。11月13日，這位前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在天津居士林被施從濱之女劍翹暗殺。劍翹之舉是為父報仇。其父施從濱1925年11月被孫俘虜斬首。

11月，蔣介石在洛陽召開剿共軍事會議。策劃將其嫡系部隊約30個師，調往西北剿共前線，任命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陝甘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駐前方督戰，並召集二十多名高級軍政大員聚集西安待命，圖謀一舉消滅紅軍。

12月20日，武漢學生兩萬餘人大遊行，要求討伐殷汝耕，全國動員，維護領土主權完整。同日，上海學生五千餘人冒雨跪向市政府請願。

以退為進，這是近代中國政治中屢見不鮮的手法。

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方針再度修改，主要為避免出現脫離陝北根據地的危險。這一考慮到敵我力量對比出現的變化，並沒有取消打通國際路線，但對1936年打通國際路線和鞏固發展蘇區兩項任務的先後順序作出了調整。

從江西圍追堵截紅軍一直到陝西的蔣介石，明白這個道理嗎？

中共談判代表潘漢年針鋒相對地指出，這是蔣先生站在「剿共」立場的收編條件，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蔣先生目前有此設想的原因，大概是誤認為紅軍到了無能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於日本防共之提議。」

沒有紅軍勝利的萬里長征，不會有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組成「三位一體」。

所以後來毛澤東高度評價徐海東和劉志丹。陝北那塊蘇區使北上的紅軍終於找到了立足之地，打通國際路線才不再是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問題。緊迫的問題變為「保衛、擴大陝北蘇區」了。

南下成功，張國燾的另立中央就有可能成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張國燾也並不能例外。他幾乎眼見著就要通過了實踐的檢驗。

帝國主義真的來了，連北洋軍閥都不做傀儡，整天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北洋軍閥口號的汪精衛，卻真正做起了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但永田鐵山卻去參加了。而且在他任軍務局長以前就多次去過。對政治表現出過分的熱心。所以山岡認為，永田鐵山「身為軍人竟加入了營私舞弊的政治團體，玷污了軍譽」，導致他幫助相澤三郎將永田殺掉。

4月，周恩來應邀前往膚施，在城內一座天主教堂與張學良徹夜長談。

顯而易見，這不僅僅是張浩的個人意見。如果二、六軍團被張國燾拉過去，後果的確難以設想。

2月28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李克農：「蔣介石亦有與紅軍妥協反日的傾向。」

紅軍剛剛回師陝北，蔣介石就發起新的「進剿」。中央軍、陝北地方軍、寧夏「二馬」、東北軍、西北軍共154個團，25萬餘人一起圍將上來，紅軍有被困死在陝甘地區的危險。

1936年5月，中共中央經過兩個月來的多次討論，決定將統戰工作重點放在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上，建立東北軍、西北軍、紅軍的「三位一體」，爭取首先成立「西北國防政府」，實現「西北抗日大聯合」。

1935年12月30日，朱德第一次以個人名義致電毛澤東、彭德懷並轉張浩，「我處與一、三軍團應取密切聯繫，實萬分需要，尤其是對敵與互相情報，即時建立」；同時介紹了四方面軍掌握的敵人調動情況，最後說：「你處敵情近況望告。」

張國燾又實惠到庸俗的地步了。搞革命僅僅為了吃大米嗎？

這裏面還有一個問題。十五軍團主力徐海東的原紅二十五軍，也是四方面軍留在鄂豫皖根據地的老部隊，原來一直受張國燾指揮。張國燾在這支部隊裏面的影響到底怎樣，這支部隊對中共中央的態度如何，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徐海東真正了解以前，心裏並沒有太大把握。

日本「二二六」政變第二天，董健吾牧師受宋慶齡、宋子文委託，從南京到達陝北，在張學良部隊護送下，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他向留守陝北工作的博古介紹說：「蔣系法西斯分子陳果夫左派與曾擴情右派，陳主聯紅反日，曾主聯日反紅。此外孫科、于右任、張群、馮玉祥等均主聯俄聯共。」

開國大典中，人們還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立三作為全國總工會的代表，站在毛澤東身邊。

朱德、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皆贊成第一方案。

還是要想方設法靠近蘇聯。

電報是毛澤東起草的，報告了中國國內形勢和黨內的情況。說：「你們派出的人，林仲丹（林育英）12月就到了，閆紅閻、羅英（劉長勝）均到了。但有7個人帶電台已達蘇區邊境被民團殺害6人，餘1人及電台現尚在民團手中。」

林彪個性中這種倔犟，決不僅僅是1970年廬山會議后拒不檢討才剛剛表現。

1936年1月21日，周恩來致電張國燾：「請將與二、六軍團密碼速告知，以便直接通報。」張國燾2月9日回電：「我們對二、六軍團之各種情況甚為明了，可以完全幫助他，勿念。」「對二、六軍大的行動方向上有何指示，請直發我處轉去。」

來電指出：第一方案為上策。

那是一支軍隊的生死存亡。進而是一個政黨的生死存亡。今天有很多人想走一走當年紅軍的長征路線。很多人真的走了這條路線。但即使你一步不差地走完全程，除去品嘗到的艱苦，你能品嘗到天空國民黨飛機丟炸彈、地面數十萬大軍圍追堵截那種九死一生的危險嗎？

蔣立即聲明，他想以1923年1月《孫文越飛宣言》作為中蘇關係的基礎。他腦子轉得飛快。孫越宣言的基礎是越飛承認蘇維埃制度和共產黨組織不適用於中國。

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在對待抗日反蔣問題上，與中國共產黨出現重大分歧。

朱德後來回憶說：「他（指張國燾）沒有決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軍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待下來保存實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時，才希望二方面軍渡江北上。」

雙方都在讓對方知道自己的優勢。都要求對方改變做法。

1935年8月，相澤三郎中佐刺殺永田鐵山少將的行動，在日本軍界引起強烈震動。永田鐵山作為「三羽烏」的頭號人物，一夕會骨幹、統制派中堅，其作用與影響遠遠超過他的軍銜。

輪到王明表態了。王明說，蔣介石把內蒙古划為紅軍根據地和活動區域，實際上是使紅軍處在他的監視之下，這是共產黨所不能接受的。

張浩那封「堅決不能同意」二、六軍團北上與四方面軍會合的電報，最大之不足，便是沒有考慮到、或沒有充分考慮到朱德、劉伯承對二、六軍團的影響。

於是也就弄不清什麼是個別，什麼是歷史，弄不清為什麼歷史如此藐視個別。

日本人變本加厲。

12月5日，張國燾乾脆以「黨團中央」名義致電中共中央，聲稱：「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系」；今後，「你們應以黨的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並宣布「一、四方面軍名義已取消」；「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權組織狀況報告前來以便批准」。

第二還有張國燾南下政策的破產。

11月初，紅軍攻勢凌厲，川軍的天全、蘆山相繼失守。劉湘再次後退，準備將部隊轉移到夾門關、蓮花山、伍家埡口、蒙頂山、金雞山一線佔領陣地，拒止紅軍東進，保住川西平原。可是，教導師楊國楨部不遵令退向夾門關以南的新陣地，而是自行經飛仙關向名山退走，結果北面門戶洞開，暴露了名山城，直接威脅著通向成都平原的邛崍要地。

這真是危難時刻救人的輿論。若沒有這種輿論，不知有多少人會自覺不自覺地淪為漢奸。

可惜憑閆紅閻的密碼未能和國際聯繫上。是時間過長記憶有誤還是什麼別的原因，不得而知。

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也對張國燾的做法不以為然。他回憶說：「另立『中央』的事，來得這麼突然，人人都傻了眼」；「會後，張國燾找我談話，我明確表示，不贊成這種做法。我說：黨內有分歧，誰是誰非，可以慢慢地談，總會談通的。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開除這個，通緝那個，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們也不能這樣搞。現在弄成兩個中央，如被敵人知道有什麼好處嘛！」

「撤銷」、「開除」、「通緝」、「查辦」，張國燾的自信和氣焰由此可見一斑了。

李立三生前最喜歡明代愛國將領于謙的《石灰吟》。他的命運恰是如此：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至此，全體紅軍完成了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一個中國人，如果僅僅會唱《大刀進行曲》，還無法明白那段歷史。時光再流逝，我們也必須記住那些往往令我們不願記憶的事情。必須要探究，那些胸前不乏勳章的人們是怎麼退到了這一步，才終於「忍無可忍」了的。不了解當時中國的政治、軍事有多麼腐朽，國家有多麼衰弱，你就永遠不會理解衰弱與腐朽要帶來多麼巨大且深重的災難。

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

實際情況是，在當時條件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無論是讓步還是警告、哪怕借用共產國際的權威，都還不可能扭轉張國燾。除去依靠強大實力，其分裂行動另一個重要基礎，就是認為中國革命的重心在四川，不在陝甘。

最後辦法就是華北自治。

1月27日，張國燾致電張浩、張聞天，同意「急謀黨內統一」。條件是雙方同時改為西北局和西南局；中央領導機構「最好在白區」；條件不允許則「由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他說「強迫此間承認兄處中央和正統，不過在黨中央留下一個不良痕迹，一方讓步，必是種下派別痕迹的惡根。互相堅持必是互相把對方往托陳派、羅章龍路線上推」。

張國燾南下計劃最大的問題暴露出來了：四方面軍對川軍死保川西平原的決心和作戰能力估計不足。

與張國燾分裂后，這一方針的實現變得更加迫切。

二、黨的問題也好辦。

這封電報的分量是很重的。毛澤東告訴了共產國際，內戰與不內戰，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意願。國際和蘇聯不拿出具體行動和辦法，中國的內戰很可能無法避免。如果蘇聯方面能夠有效地幫助中國紅軍，「則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決乘結冰時節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外蒙」；如不能提供幫助，紅軍西進攻取不克或與南京談判不能達成協定，便只好決心實施黃河以東的計劃以求生存。但這一方向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內戰方向，將無法避免和南京在軍事行動上發生衝突。

1911年辛亥革命后，日本派出「清國駐屯軍」，由軍司令部、北清駐屯各部隊、上海駐屯步兵大隊編成。1913年改稱「中國駐屯軍」。至1935年5月，北平駐屯步兵兩個中隊，天津駐屯步兵八個中隊、山炮一個中隊、工兵一個小隊，分佈在天津以北北寧鐵路沿線及以東至塘沽軍港。

這點最後的自信也很快被蔣介石和劉湘拿走了。

毛澤東批評了林彪的這封信。

張學良特別看中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及蘇聯的關係。他認為在當時條件下採取聯合抗日行動，必須以強大的蘇聯作為後盾。對1929年中東路事件中命令東北軍向蘇聯紅軍發動進攻一事，他似乎是忘記了。或者說國難當頭之際，他願意忘記。

從電文中可以看出來，給張學良通報的情況，對張學良安全的關照，幾乎與對待自己的人一樣。

他還存有最後一點兒自信。他還沒有被川軍徹底擠出去。

從第五名擠進第四名的日本學生，則是後來的日本陸軍大將、台灣總督、參謀次長真崎甚三郎。

博古將此情況迅速報告正在晉西指揮東征作戰的毛澤東、彭德懷。

蔣介石的回答有軟有硬。他說，凡違反國家主權，妨害行政統一之自治運動，均難容忍，如有事故必能鎮壓，毋庸中央用兵。對於華北局面，已定有辦法，軍委會北平分會將撤銷，另派大員與日方商討調整關係，允許考慮廣田三原則，但華北發生事故，必至陷於無以商談之結果。

越向北，張國燾感到越來越不能掌握控制四方面軍的部隊了。

顯而易見，共產國際和蘇聯不同意中共中央關於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的計劃，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繼續實行帶有「抗日反蔣」色彩的政策，更不同意中共中央把統戰放在東北軍方面，而要把統戰重心北移到全國去。

張浩也帶回了與共產國際聯繫的密碼，甚至先於閆紅閻，將密碼轉給中共中央。但遺憾的是他帶回來的密碼也未能與國際溝通聯繫。

毛澤東率領北上的，只有原中央紅軍一、三軍團七千餘人。到陝北與徐海東的十五軍團會合后，也只到一萬三千餘人。論實力，完全無法與張國燾相比。

南京政府也出來干預。國民黨一中全會決議開放言論，保障新聞報紙，令糾正平津公安局非法扣留報紙。

會上爭論很大。

假若沒有在紅軍中有巨大影響力、並及時通報情況且苦口婆心做工作的朱德，情況又會怎樣呢？

毛澤東對朱德回電說：本應互換情報，但對反黨而接受敵人宣傳之分子實不放心。今接來電，當就所知隨時電告。我處不但與北方局、上海局已發生聯繫，對國際也已發生聯繫，這是大勝利。兄處發展方針，隨時報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對黨內過去爭論，以待國際及七大解決，但組織上決不可逾越軌道，致自棄于黨。

但蘇維埃的四川越來越遠。

1935年6月26日，毛澤東在與四方面軍會合的兩河口會議上再提在適當時間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打通國際路線問題。6月28日作出《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決議：「背靠于甘、青、新、寧四省的廣大地區，有利地向東發展。」

中國的幣制改革遭到日本的強烈反對。由於擔心這一改革會加強中國的經濟統一和政治統一，於是日本稱這個改革為「暴舉」。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甚至聲稱要對此採取斷然措施。日本駐華使館武官高橋對宋哲元威脅說：「白銀國有與現銀集中上海是陷華北經濟于絕境，並阻礙日本利益。如貴方不能自動防止，則日本將以實力期其實現。」

朱德後來也講過：「張國燾對弼時、賀龍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會合中央，賀老總是有大功的！」

因為與二、六軍團聯繫的密碼掌握在張國燾手裡，中共中央為得到這一密碼，也費盡了力氣。幾次要求張國燾將密碼告知，均被拒絕。

9月16日在岷州三十里鋪召開的西北局會議上，陳昌浩面對面與張國燾爭論到深夜。張國燾突然宣布辭職，帶著警衛員和騎兵住到了岷江對岸。結果當天黃昏又不放心，派人通知繼續開會。在會上張國燾被迫說：「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數服從多數，既然你們大家都贊成北上，那我就放棄我的意見嘛。」

李立三講，他在蘇聯期間「終日提心弔膽，謹小慎微，以免觸怒，但還是不免經常受到斥責」。即使這樣，他仍然努力為黨工作。1935年初春，共產國際派他到接近新疆的阿拉木圖建立交通站，負責國內方面來往人員的安排，了解新疆政治情況，更重要的是設法恢復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繫。李立三到阿拉木圖后，派兩批人帶上密電碼回國，尋找長征后的紅軍，由於地理和技術上的困難，都失敗了。最後派劉長勝帶上李立三親自編寫的一套新的更難以破譯的密碼回國，終於在1936年6月16日，收到了中共中央按照李立三編的密碼拍來的電報。莫斯科誰也翻譯不了這封電報，康生帶著電報來到高加索，找到在那裡療養的李立三，終於由他翻譯出來。

在南下政策受挫的事實面前，他開始動搖。特別是張浩以國際代表身份出現，一封接一封發電，在莫斯科學習過的陳昌浩開始表示，要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

野心與兵力是一對矛盾。軍隊與軍隊也是一對矛盾。

岷州會議后，張國燾帶著他的警衛部隊先行北上，連夜騎馬趕到漳縣，進門就說：「我這個主席幹不了啦，讓昌浩干吧！」未參加岷州會議的徐向前、周純全、李先念等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張國燾的眼淚已經掉下來了：「我是不行了，到陝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四方面軍的事情，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

當時的實際情況是，一、四方面軍的分裂尚未彌合，二、六軍團加入上來，態度將怎樣、立場會如何，成為一個最大的疑問。

但這一方案顯然不切實際。中共中央11月8日複電共產國際及王明，認為除非將物資運至安西，否則要紅軍經過1500里荒無人煙的沙漠接運，極為困難。因此，雖可組織西路軍設法前往哈密方向前進，但「紅軍主力一般看來將不得不改變向四川、湖北或山西」。

那個時候在中國除了漢奸，不抗日的已經沒有幾個人了。

冀察政務委員會是宋哲元的收穫。凡收穫，皆需代價。他不得不與日本表示友好，對日方的某些要求作出讓步。在就職之時，宋發表書面談話稱：「冀察兩省，與日本有特殊關係。」此後又與駐屯軍訂立了《華北中日防共協定》，並與駐屯軍司令田代商定了所謂華北經濟提攜的「四原則，八要項」。

對取消第二「中央」之後的處境，張國燾滿腹狐疑。

如果說東征之意在通過山西綏遠，打通國際路線，那麼西征之意即要通過寧夏接近蘇聯。但這個時候，打通國際路線已不是西征戰役的重點。重點是解決眼前困難，以擴大https://read.99csw.com蘇區為目標。所以中共中央決定「紅軍西渡後向陝甘寧發展蘇區，策應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猛力發展蘇區，漸次接近外蒙」。

29日，叛亂平定，岡田內閣辭職。

中共中央以為基本找到了克服艱難局面的好方法，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迎面潑過來的卻是冷水。

12月23日，專門討論軍事方針及打通國際路線的問題。會議一致決定「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對日直接作戰，使紅軍發展成為抗日的主力軍。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定1936年紅軍的戰略方針和任務是「打通蘇聯」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其中以打通蘇聯為中心任務，以山西和綏遠為紅軍行動和發展蘇區的主要方向；以便把「蘇聯紅軍和中國紅軍在反對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基礎之上結合起來」。

12月22日，太原、武漢學生遊行示威。

川軍與中央軍的增援部隊陸續到達，兵力迅速增加到八十多個團二十余萬人，擺出一副決戰的架勢。

中國現代史發生質變。

2000年5月，香港鳳凰衛視播映1993年製作的張學良訪談錄《世紀行過》，張學良還能清晰地回憶57年前的1936年4月9日，在膚施天主教堂與周恩來的長談。

對國力軍力皆弱的中國來說，選擇餘地是十分有限的。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甚至也令蔣無可選擇，只有和蘇聯搞好關係。

李德稱紅軍東征打通抗日路線的行動是「想挑起日蘇戰爭」，不足為慮。

1933年9月底，抗日同盟軍失敗。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再次作出萬一在陝甘無法立足這種最壞情況下的打算。

鮑格莫洛夫沒有接受這個建議。蘇方提的是簽訂軍事協定問題。

從此，中共中央開始逐步放棄反蔣抗日口號，逐步明確地提出「聯蔣抗日」和「逼蔣抗日」。侵略一方已經成熟了，反侵略一方也正在成熟。

西路軍的命運與劫難，其擔負使命之沉重和聚集矛盾之複雜，以及鬥爭之艱苦卓絕和歷程之可歌可泣，毫無疑問將是一部巨制宏篇。寫好它，有可能是中國革命史中最為動人的著作之一。

蔣介石又弄錯了。他把中共「聯蔣抗日」政策看做是軟弱的表現。

5月18日，張浩、周恩來再次提出「請將其通電密碼……告我，以便聯絡通電，免誤時間」；張國燾乾脆不予理睬。

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舉行擴大會議，確定「抗日反蔣」策略方針。

蔣介石為保障華北不再分裂，要打蘇聯牌嚇唬日本；蘇聯為保障其東部安全，也需要打蔣介石這張牌牽制日本。雙方各有所需，也各有自身的打算。

所有反蔣的抗日力量，皆被共產國際和蘇聯冠以日本走狗。斯大林非常現實。他始終感興趣的，一直是擁兵數百萬、控制全國政權的蔣介石。他的老朋友鮑羅廷回國后說過一句話：「如果再有一位中國將軍跑到莫斯科叫喊『世界革命萬歲』，最好立刻把他送到國家政治保安局那裡去。他們無非是想要幾條槍。」

而這一聯繫的恢復，首功卻在當年要求「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李立三。

「我最佩服周恩來」，1993年已經92歲的張學良侃侃而談。他說周恩來「反應快，幾句話就明白，不用啰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能打下天下，「周恩來的作用很大」。

恰在此時接中央來電，就四方面軍的戰略行動提出三個方案：一、北上陝甘；二、就地發展；三、南下，甚至轉向雲貴川。

駐屯軍嫌兵力少，想入關的關東軍同樣感到兵力不足。1933年以後，也不得不決定改用政治手段謀取華北。關東軍要介入華北，駐屯軍心情矛盾。它視華北為自己的勢力範圍，想一手獨攬，不讓關東軍從中插手。所以當關東軍決定派土肥原賢二到華北活動時，在天津的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不客氣地表示拒絕。誰實力強誰就嗓門大。這條定律在日本軍隊里照樣管用。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蠻橫地堅持說：「由天津司令官負責建立新政權是妥當的，但其中應包括關東軍的希望。」硬把土肥原作為關東軍的希望「借給」了駐屯軍。

當初凱豐大段引用導師話語、以一篇《列寧論聯邦》反駁張國燾時，張國燾一句「他們是洋鬼子，修洋頭，穿西裝，戴眼鏡，提著菜盒子，看不起我們四方面軍這些『老土』，不想要我們」，就在土生土長的四方面軍中，把幾個莫斯科畢業的中央領導者劃出去了。這方面，張國燾確實是老手。與二、六軍團會合后，他會不會也用同樣的手段？會不會把他與中共中央的分歧簡化和煽動為中國革命中「土」與「洋」的分歧呢？

斯大林這話不再是教條，是紅軍生存與發展的希望。

這時出現了推動張國燾放棄偽中央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重要因素：二、六軍團北上。

12月21日，毛澤東與張聞天致電彭德懷並轉林彪：「在日本進佔華北的形勢下，不能把陝南遊擊戰爭提到比陝北等處的游擊戰爭還更加重要的地位，實際上後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擊戰爭提到似乎比主力紅軍還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紅軍主要幹部去作游擊戰爭），這樣的提法是不妥當的。林在某些問題上的觀點是同我們有些分歧的。中央認為有當面說明之必要。現在前方軍事不緊張，因此仍望林來中央一行，並在此一個時期，這于林是有好處的。」

毛澤東沒有回復林彪這封電報。

從1935年冬開始，到1936年冬持續一年的國共兩黨秘密接觸，終於落下帷幕。

12月19日，宋哲元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第二天，鮑格莫洛夫與蔣介石會談。

11月30日致電蔣介石，露出實行華北自治的打算：「情勢危迫，民情愈益憤激。議論紛紜——倡導自治者有之，主張自決者有之。一一阻，有所不能。」宋哲元把大漢奸殷汝耕的冀東偽政權也算在「民情」之內了。要蔣「因勢利導」，拿出「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辦法」，暗示蔣接受華北自治的局面，否則難以轉危為安。

其實史料就是史料。我們的很多史料之所以不那麼「史」，就是修飾的成分太多，史實的成分過少。宋哲元抵制幣制改革的計劃本是史實，僅把其動機限定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就委曲求全了？即便如此，他求的是誰人之全呢？

此電很長，將各方面情況和國內國際時局動向，對朱德、也是對張國燾作了一個簡要的通報。唯對與一、三軍團建立直接聯繫之事，毫不提及。

川軍的部署被打亂，前線兩個師失控，情況急轉直下，紅軍直逼名山，指向成都平原。緊急關頭劉湘親自出馬，率同機槍、炮兵司令，趕到邛崍前線設「行營」，調集各路大軍，準備與紅軍一拼。

1936年2月初戰局重開，形勢發生對四方面軍更加不利的變化。劉湘還算客氣，仍然只是一線平推，作驅趕式前進。這種情況下，張國燾不得不承認長期停留在川康地區是不利的。

但在紅軍隊伍中，對打通國際路線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應該承認當時條件下，這是一發分量不輕的炮彈。

3月15日，張國燾在四方面軍團以上幹部會議作報告，「反對毛、周、張、博的機會主義逃跑路線與主力紅軍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確的」，「任何暗中三五成群議論黨的決議而發生破壞作用的現象，都要受到鐵鎚的打擊」。

8月2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實現國共兩黨重新合作」，並提出，我們「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

他們並不知道最後一直要走到陝北。所以佔領黔滇交界的貧孔山區后，就停留下來，準備在南北盤江間創建新根據地。

張浩出發時，陳雲還未到莫斯科，所以誰也不知道中共中央的確切位置。張浩裝扮成從蒙古回來的商人，穿著光板皮襖，挑一副貨筐，風餐露宿，跨越沙漠。沿途打聽消息，經過三個月長途跋涉，於11月到達陝甘邊區的邊緣——定邊。在那裡由邊區赤衛隊護送到瓦窯堡，終於找到了中共中央。

7月5日，按照中革軍委命令，紅二、紅六軍團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

中共中央當時之所以多次改變或推遲靠近蘇聯的方針，除時機、條件等因素制約外，關鍵還在於不了解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的態度，擔心一旦行動，使蘇聯陷於被動。此次斯大林主動表示願意幫助中國紅軍，無疑對中共中央是極有吸引力的。

董健吾的消息，使中共中央首次得知國民黨的態度正在發生轉變。

毛澤東並非對二、六軍團不了解，尤其是對賀龍。

這時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已失去聯繫達14個月。張浩的消息是一股撲面的春風，更是一個天大的喜訊。張聞天立即連續寫信給在前線的毛澤東等人，通報張浩帶回來的這個重要消息；主張根據斯大林建議，迅速經寧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術援助並建立戰略根據地。

死不認錯的人，總是把別人當阿斗，把自己當諸葛亮。

1936年4月17日，日本陸軍大臣寺內壽一在內閣會議上提議增兵華北。會議當場決定強化中國駐屯軍。18日發布陸甲第6號軍令，確定將中國駐屯軍的編製升格為獨立兵團，增加兵力6000人，達到8400人。司令官也由少將級升為中將級。日本學者記述此事時說：「陣營非常整齊。步炮兵三個團的混成旅，據估計可以壓制中國軍的六個師。於是在兵力上，可算是獲得了安全感。」

2月，紅軍與王以哲的六十七軍達成互不侵犯協議，各守原防，紅白通商。

丟掉了個別的真實，真的能夠獲得歷史的真實嗎？

參加兵變的1483人中，123人被起訴，13名軍官被處死刑，1名無期徒刑，6名有期徒刑；民間人士6名處以死刑；士官、士兵除少數判有期徒刑外，其餘被赦免開釋。

「七七」事變發生了，他仍然猶豫動搖于抗戰與妥協之間。直到7月27日，才發表堅決抗日的通電。

彭德懷以後回憶說：「我這種想法，反映了當時紅軍體質弱的實際情況以及長征中沒有根據地的痛苦教訓。」

因為的確要充分考慮到張國燾的煽動能量。

不知道紅軍已經發生分裂的蔣介石，這時也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難保，急令中央軍薛岳部的周渾元、吳奇偉兩個軍迅速參戰。

朱德與張國燾聯名致電二、六軍團，要求他們於3月底漲水前設法渡過金沙江，同四方面軍會合，大舉北進。

中共中央開始準備作出戰略和策略上的重大轉變。

朱德確實言中了。

溝通與共產國際聯繫的，是劉長勝帶回來的密碼。

幸虧歷史不是假設。

王明根本不了解國內的詳細情況，他最後只有向鄧文儀建議同在國內的中共和紅軍領導建立直接聯繫，談判抗日和停戰的具體條件。

1935年12月14日，宋哲元那個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之前，蘇聯政府致電其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要他通知蔣介石，蘇聯政府準備就同中國簽訂軍事協定問題進行具體的討論。

一個「猛力」，一個「漸次」，將主次坦露分明。

當年與賀龍吵過架的張國燾，擔心與二、六軍團搞不到一起，主要就是擔心賀龍和任弼時。

陳昌浩也是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他脾氣急躁，在張國燾與中共中央的對立分歧之中，是最為激動、也是說過頭話最多的人之一。1935年12月28日，在南下訓令中他說：「我們佔有廣大的而便於發展的地區，使敵人無法四面封鎖我們；人糧補充有法，使敵人無法圍殲我們；地區依託甚好，使我們能集中大量兵力來進攻敵人」；「蘇維埃的四川、蘇維埃的中國為期不遠，只在我們決死去爭取！」

四、技術幫助問題，能否接濟步、炮、彈藥、輕、重、高射機槍，以及架橋設備，通信器材等。如有可能我軍在秋天全部開往綏遠接運。

張國燾是個實力派。看問題歷來從實力出發。他看到中共中央掌握了與共產國際的聯繫，掌握了與東北軍張學良、西北軍楊虎城的關係，不論抗戰問題還是統戰問題，皆掌握了主動權；而他手中只掌握著與二、六軍團的聯繫，正在向四方面軍靠攏的任弼時、賀龍等人，態度到底怎樣還很難說。里算外算優勢太小，加上張浩以國際代表身份施加的影響、四方面軍南下作戰失利、二、六軍團北上后的壓力，只有痛下決心，於6月6日取消第二「中央」。

同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革軍委致電朱德總司令和全體指戰員，熱烈祝賀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境內大會合。

說服也是有所改變的說服。

相比較之下，關東軍的資格就淺多了。

張浩的電報對張國燾無疑是當頭一棒。他深知共產國際這塊招牌的權威。思考一段時間后，他致電張浩，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但又說中共中央北上行動是「反黨的機會主義路線」，「放棄向南發展，懼怕反攻敵人」，「向北逃跑」，是「一貫機會主義路線」的表現。

從第四名擠進第三名的日本學生，就是後來的日本陸軍大將、陸相荒木貞夫。

剛開始的談判就立即破裂。

板垣馬不停蹄地奔忙在東北大地，實實在在是中國的漢奸之父。相當一部分大漢奸的出台，均經過板垣之手。「九一八」事變后，他網羅了羅振玉、趙欣伯、謝介石等人，然後運動熙洽宣布吉林獨立；推動張海鵬在洮南宣布獨立；誘逼臧式毅出任奉天偽省長；策動張景惠宣布黑龍江的獨立。在這位關東軍高級參謀的威逼利誘、軟硬兼施下，溥儀成為中國頭號大漢奸。

但歷史的決心從來不屬於個人。

山雨欲來風滿樓。蔣介石決心「圍剿」到底。

8日，部隊分為左右兩個縱隊開始行動。

顧了正面，又擔心側翼出現漏洞；尤其怕紅軍丟開正面，由北翼直插成都。劉湘特邀其心腹親信、省府秘書長鄧漢祥到邛崍，反覆叮囑說：軍事情況緊急，守邊部隊已經用光，回成都立即組織警備部隊、警察武裝和民團，搶時間修葺城垣，以便憑恃環城碉堡，保衛成都。

在阿壩一個喇嘛寺——格爾登大殿召開了川康省委擴大會議。會場外掛著橫幅：「反對毛、周、張、博北上逃跑」。張國燾先講話，攻擊中央率軍北上是逃跑主義。然後他對朱德說：「總司令，你可以講講嘛，你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怎樣？是南下，是北上？」朱德不緊不慢地說，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出爾反爾。於是就有人衝著朱德喊：既然你擁護北上，那你現在就走、快走！劉伯承站出來說話：現在不是開黨的會議嗎？你們怎麼能這樣對待朱總司令！於是攻擊的矛頭又轉到劉伯承身上。

這是中國革命中一位極富悲劇色彩的人物。幾十年忘我奮鬥無人知曉，三個月的錯誤卻結結實實檢討了三十多年。最初因為橫衝直撞的性格被人稱作「坦克車」；最終卻像綁縛山崖任蒼鷹一遍又一遍啄食的普羅米修斯。

毛澤東在電文中最後說，國際除派張浩來外，又有閆紅閻續來。據云中國黨在國際有很高地位，被稱為除蘇聯外之第一黨，中國黨已完成了布爾什維克化，全蘇聯全世界都稱讚我們的長征。政治局在國際指示之下有新策略決定，另電詳告。

東征部隊於5月初全部回師陝北。新的發展方向和戰略方針問題又重新在考慮之中。

10月2日，化名史平的陳雲輾轉到達莫斯科，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召開的會議，並成為中共代表團三個正式代表之一，此時陳雲才知道為恢復與中共中央的聯繫，共產國際也付出了極大的努力。

這些情況，在陝北將開始組織東征的中共中央並不知道。

所以紅軍1935年5月渡金沙江、佔領瀘定城基本脫離險境后，中共中央立即召開會議：決定以陳雲、潘漢年作為中共中央代表，攜帶密碼到上海恢復白區工作，建立中央與上海及共產國際間的電訊聯繫。

毛澤東最後說，關於西渡黃河靠近蘇聯問題，日內將徵求國際意見。

但軟中同樣有硬：「好在國際聯絡已成，盡可從容解決。」

三、個人決心中的歷史，歷史決心中的個人張國燾的分裂，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面臨因內部分裂而覆轍的危險。朱德曾經回憶說，從來沒有像那次那樣心情沉重。毛澤東甚至作了給敵人打散、最後到白區做工作的打算。

六軍團總指揮蕭克回憶說，他在甲窪與四方面軍接應部隊會合后，曾盲目相信了張國燾追隨者製造的輿論，「但當我見到朱總司令，他誠懇地向我說明了事件發生的經過後，就改變了態度。」

二軍團上來后，朱德、劉伯承又與任弼時、賀龍、關嚮應秉燭長談，告之一年來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的經過。朱德回憶說：「任、賀來了，我和他們背後說，如何想辦法會合中央，如何將部隊分開，不讓他指揮。賀老總很聰明，向他要人要東西，把三十二軍帶過來了，雖然人數少，但搞了他一部分。」

增兵了也兵力不足。兵力不足，侵略的手段便由武裝佔領改為「中日親善」、「中日經濟提攜」。

這封電報令中共中央很難判斷是朱德拍發的，還是張國燾以朱德名義拍發的。電報要求與一、三軍團建立「密切聯繫」是「萬分需要」，並不感到與中共中央建立聯繫是「萬分需要」。

這次政變是昭和軍閥集團內部皇道派權勢發展的頂峰。這些主張軍部獨裁的少壯軍人已經嗜殺成性，解決內部矛盾也往往訴諸軍刀，還要天皇承認他們是「義軍」。他們發表聲明說：「所謂元老、重臣、軍閥、官僚、政黨等，乃破壞國體之元兇」；「斬除君側之奸臣軍賊，粉碎其核心，乃我等之任務」；對軍部、獨裁、法西斯這些概念，他們也毫不陌生：「如果認為只有軍官才希望維新，這就將陷入軍部的獨裁」；「只由軍官來干時，那正是『法西斯』。同下級軍官和士兵一起干，就能代表全體國民的聲音」。

1934年則是皇道派遭受重大打擊的日子。這年工月，荒木貞夫大將「因感冒引起肺炎」被迫辭去陸相；真崎甚三郎大將由參謀次長轉教育總監；山岡重厚少將由軍務局長調為整備局rｅad.９9cｓｗ.com長。皇道派三員大將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

這時打通國際戰線、解決戰略依託問題，不但是紅軍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也成為陝北根據地周圍凡願意與紅軍保持關係的友軍關注的焦點。

皇道派從此失勢，統制派開始掌握陸軍實權。日本統治集團內部就此基本結束了派系傾軋，開始集中全部力量對外擴張。1936年3月，日本廢除了政黨內閣制，組成廣田弘毅內閣，建立由軍隊、官僚和財閥直接控制的法西斯獨裁統治。此後以東條英機為首的昭和軍閥集團完全掌握了政局，實行所謂「斷然改革」，建立強大的「國防國家」。

華北駐屯軍資格很老。它是日本根據《辛丑條約》駐紮在從北京至山海關鐵路線上的部隊，司令部設在天津。1901年9月，清政府與英、美、俄、德、日、奧、法、意、荷、比、西十一國代表在北京簽訂《辛丑條約》，其中第九款規定：中國應允諾諸國會同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道無斷絕之虞。

即使被通緝，毛澤東也不忘對這支紅軍部隊的爭取。

張國燾並非表面上看上去那麼強大和自信。從自立中央那一天起，他心裏就在打鼓。所以雖然掛起了偽中央的招牌，卻一直沒有對外公開宣布；他後來在香港寫回憶錄時說：「顧到朱德所說留下轉圜餘地的意見」，所以不敢把事情做絕。

毛澤東規劃的東征，以山西和綏遠為紅軍行動和發展蘇區的主要方向；以打通蘇聯為中心任務，以便把「蘇聯紅軍和中國紅軍在反對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基礎之上結合起來」。

張國燾辦事歷來不乏決心。這回他更是決心把事情做到底。

第一是借用共產國際的威望和影響。

他後來對二方面軍同志說：「過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們從中抓的，抓過來好，團結就搞起來了。這裏陰錯陽差，把團結搞起來了」；「我和劉伯承同志的意思，想把你們那方面的力量拉過來，不然我們很孤立」；「二方面軍過江，我們氣壯了，北上就有把握了」。

他也不是一點釘子沒碰。在天津先拉吳佩孚，不成，便拉孫傳芳。孫傳芳也對記者指斥日本陰謀，聲明不做傀儡政權首領。

蔣介石卻等不得了。1936年1月，他委派駐莫斯科武官鄧文儀同王明直接會談。

根據共產國際保留下來的記錄，鄧文儀當時說，蔣介石和南京政府被日本的宣傳所欺騙。他們認為日本不會、也不能把中國變為它的殖民地，所以他們決定不抗日，而首先同日本一起反對西方列強，然後他們再來對付日本。鄧說：現在看來這是錯誤的，日本進攻威脅到整個中華民族，不抗日中國就會滅亡。

三、我軍向綏遠行動並向綏遠創立局面問題。

這是在失去中央蘇區9個月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本人反覆思考的結果。

陳立夫回答說：談判一時難成，蔣的中心意旨是必須先解決軍事，其他一切都好辦，可以請周恩來出來和蔣介石直接談判。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同一天，南京學生五千餘人遊行請願，反對華北自治組織。「一二·九」運動后的平津學生組織擴大宣傳團，分向鄉村宣傳抗日救國。

看來蔣介石還是要打下去。

11月上旬，紅軍寧夏戰役失利。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決定改變從外蒙提供援助的計劃，開始研究從新疆哈密幫助紅軍的新方案。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根基太深的謎。教科書上說，抗日戰爭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戴上這個花環，卻讓人感受到其中刺人的荊棘。有一些任憑時間流逝多少年，也必須說清而又不易說清的事情。國人無不知「七七」事變為抗戰發端。但盧溝橋並非邊關塞外，疆界海防，連萬里長城上的一處垛口也不是，它實實在在是在北京西南。為什麼戰爭尚未正式打響，鬼子已經抄到京師以南扼住了我們的咽喉？華北地區的全部日軍最多也只有8400人，同一地區僅宋哲元的二十九軍兵力就不下10萬；戰爭爆發之前敵方不但如此深入你的領土，而且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戰，查遍世界戰爭史，有沒有這樣的先例？

中共中央只有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同志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同時在黨內公布1935年9月12日俄界會議作出的《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張聞天致電張國燾，望其停止分裂活動，否則「不但全黨不以為然，即國際亦必不以為然。尚祈三思為幸」。

在中央紅軍單獨北上的9月12日俄界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作報告說：「當前的基本方針，是要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同國際的聯繫，整頓和休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同時指出，中央過去曾反對主力打到蘇聯邊界去的方針，主張在陝甘創造蘇區，但現在不同了，「因一、四方面軍已經分開，張國燾南下，使中國革命受到相當嚴重的損失」。

在呼籲與國民黨談判的8月25日，中共中央電告共產國際：「陝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整個紅軍的行動方針必須早日確定」，而「為著靠近蘇聯，反對日本截斷中蘇關係的企圖，為著保全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佔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

紅軍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已經十分緊迫。

12日，攻佔綏靖，擊潰守敵劉文輝部兩個團。

8月12日，毛澤東又同張聞天等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提出今後戰略方針的建議：「一、二、四三個方面軍，有配合甲軍（東北軍）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由此任務之執行以配合併推動全國各派統一戰線，達到大規模抗日戰爭之目的。」

日本軍事當局繼續施加壓力。11月26日，土肥原再次發出最後通牒，限宋30日前宣布自治。宋如坐針氈，一方面向南京請辭冀察綏靖主任的新職，同時又邀請河北、山東的地方實力人物商震、韓復榘赴平商談華北問題，向南京施加壓力。

這裏特別應該一提的是陳昌浩。

石原此時已由關東軍作戰參謀調任日軍參謀本部作戰課長。他從對蘇戰略出發，堅決反對關東軍插手華北。1936年1月13日，石原炮製出《華北處理綱要》，強調關東軍不能再插手華北、華北完全交由駐屯軍處理的必要性；規定許可權為「華北之處理由中國駐屯軍司令負責」，「關東軍及華北各機關協助其工作」。

宋哲元甩手不幹了。他赴西山休息，謂一切聽命何應欽負責處理。

但此時他的意願已經不能夠左右一切了。

真實的情況是這個時候包括張浩在內，中共中央還未和共產國際取得聯繫。第一次聯繫在6月16日方才溝通。

毛澤東想起了賀龍。

毛澤東這個電報對林彪的批評比會理會議說他「是個娃娃」嚴重得多。但林彪有他自己的處理方法。他沒有到中央去，更不可能實現毛澤東設想的「並在此一個時期」。相反他於12月26日再發一個電報，堅持「我還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擊戰爭」。

3月，張學良在與李克農會談中提出，請中共在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博古4人中選一位來膚施，與他談判。膚施即後來的革命聖地延安。

說到荒木貞夫和真崎甚三郎這兩位皇道派的大將，不得不提一段插曲。荒木和真崎兩人都是1906年畢業於士官學校。在日本士官學校中，以步兵科最為重要。按照慣例，士官生畢業之時，該年步兵科畢業生成績第一名者，能夠獲得天皇賜予的軍刀。這是所有日本軍人夢寐以求的榮譽。獲此榮譽者，在日本軍界毫無疑問是前途無量的。荒木和真崎所在的步兵科第九期有日本學生300餘名，中國留學生4人，還有泰國等國留學生若干名。沒有想到宣布名單時，步兵科第九期第一名竟然是中國留學生蔣方震，天皇的賜刀被中國人拿走了！當時主持畢業儀式的皇親國戚伏見宮親王，也自感十分難受，十分尷尬，只好悶著頭繼續往下念名單。結果又出現第二個沒想到：第二名還是中國人，名叫蔡鍔。這下全場開始騷動了，日本士官生們紛紛感到面子上實在難以忍受。於是公布名單的程序暫時中止，因為名單上第三名還是中國人張孝准！惶恐之中的伏見宮親王覺得，照這樣下去難以向天皇作出交代，需要趕緊採取緊急措施。已經宣布的難以更改，只好在暫未宣布的名單上做文章：一是把名列第四的日本學生調為第三，但還不夠，因為張孝准退到第四日本人面子仍然不好看；於是再調：把第五名的日本學生調為第四，這樣前四名中就有兩名日本人，上對天皇下對日本畢業生都可以交代了。

從1935年開始，日本對華北的侵略就採用這種手段。力圖把華北從南京政府管轄中分離出去，成為受日本「指導下的」的第二個「滿洲國」。

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明確要求中共中央根本放棄抗日反蔣的觀點，放棄利用兩廣事變和其他內戰削弱蔣介石統治的做法，以最大的努力爭取全國範圍統一戰線；尤其「不能把張學良看做是可靠的盟友，特別是在西南（指兩廣事變）失敗之後，張學良很有可能再次動搖，甚至直接出賣我們」。

10月26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許多方面經常向我們提出蘇聯是否援助他們的問題，近來的問題更加多了。打通國際路線成了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傅作義一班人的口頭語。」

這一設想沒有實現。在閻錫山頻頻向蔣介石告急的情況下，1936年3月下旬起，蔣介石急調中央軍10個師進入山西，派陳誠協助閻錫山指揮作戰，同時令東北軍與西北軍向陝北蘇區進攻，形勢變得十分緊張。至4月下旬，毛澤東原定在山西和華北幾省建立根據地的計劃已完全不可能，整個東征的戰略方針不得不改變。

分裂達到了頂點。

在當時條件下，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對蘇聯的態度都極其重視。因此打通國際路線與蘇聯取得聯絡，不論是對推動張學良「抗日反蔣」建立西北大聯合，還是對鞏固紅軍與東北軍的統戰關係、提高紅軍的軍事政治地位，都有極重要的意義。

1935年11月4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軍委分會在湖南桑植劉家坪召開會議，決定為保存有生力量，突破國民黨軍的包圍，實行戰略轉移，到外線尋求建立新的根據地。

日本陸軍被動了大手術。3月23日，部隊參与叛亂的第一師團長崛丈夫中將、近衛師團長橋木虎之助中將被免職；與叛亂有關聯的荒木貞夫大將、真崎甚三郎大將、林銑十郎大將、阿部信行大將、本庄繁大將被勒令退職或編入預備役；原陸相川島義之、原警備司令官香椎治平被令待命；陸軍大學校長小畑敏四郎也被迫轉為預備役少將，從此被排除在軍界領導核心之外。

1946年，李立三終於從蘇聯回到東北，化名李敏然。一些單位不知道他就是李立三，請他去講黨史，他就自己選擇介紹「立三路線」的錯誤，並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領導者個人的責任，講完后場上一片稱讚。也有人聽了以後疑惑不解：「您怎麼會知道犯錯誤的人心裏想什麼？」李敏然的回答令全場大吃一驚：「我就是李立三。」經過短暫的沉寂后，會場上突然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許多人很多年以後還回憶說，聽了那次課，才知道什麼是老革命家的坦蕩胸懷和自我批評精神。

50年代末，他到東北考察后提出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工業管理原則，被毛澤東概括為「鞍鋼憲法」。

西安事變時，全世界獨家報導這一事變的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松本重治回憶：「從西安事變到盧溝橋事件的7個月期間，現在回想起來是決定日本命運的時刻」，認為西安事變不但是中國現代史的重大轉折點，同時也是日本昭和史與中日關係史的重大轉折點；待半年之後盧溝橋事變爆發，中日戰爭全面開始的時候，國民黨與共產黨已經達成第二次合作，形成了統一戰線。

中共中央與中國工農紅軍這次持續一年之久的分裂危機，經過多方努力，終於基本解決。

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終於重新建立。

12月18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正式宣告成立，以宋哲元為委員長；委員17人，其中親日派委員7人。宋哲元表面上在日、蔣之間完成了一種平衡，實現了對自身利益的兼顧，但實質上這個執行華北自治任務的委員會，已經朝降日的方向跨出了危險的一大步。

斯大林正是用這樣的觀點看待馮玉祥、蔡廷鍇、張學良。

被西方報紙稱為「東方勞倫斯」的土肥原在華北的活動，使關東軍與駐屯軍的矛盾鬥爭一度十分激烈。土肥原活動越有成效，矛盾就越大。日軍內部的這種山頭派系碾軋，客觀上牽制了關東軍入侵華北的行動。

12月16日，張浩以國際代表身份從陝北開門見山地致電張國燾：「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問題」；22日張浩又電：「黨內爭論，目前不應弄得太尖銳」；「可以組織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廣州局、滿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據各種關係，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斯科）中央代表團代管，此或為目前使黨統一的一種方法。此項意見望兄熟思，見復」；「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斯科）中央代表團代管」，這就是毛澤東、張聞天、張浩商量好的變通辦法。

它的手伸得很長。尤其是那個自稱「滿洲國」之父的板垣征四郎。

可惜在進攻三交鎮的戰鬥中犧牲了劉志丹。

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八千餘人編為1個師，余灑度任師長，余賁民為副師長。但不足20天，部隊就垮了一大片，只剩下幾百號人。

經過充分爭論后，大家都認識到東征必須進行。陝北地貧人稀，征糧、擴紅均困難，必須向外發展，所以東征作戰必不可免。但人們又開始清醒地認識到，以紅軍現有的實力同時完成鞏固發展現有蘇區和轉進綏遠、接通外蒙古的任務，確實存在矛盾。所以漸漸都同意把作戰的首要目標放在鞏固和發展蘇區的任務上。

11月10日，潘漢年在上海滄州飯店與陳立夫、張沖晤談。陳立夫的態度大不如前，轉達蔣介石的意見是：首先是對立的政權和軍隊必須取消；中共軍隊最多編3000至5000人，師以上幹部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量才錄用，適當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機關服務。如果軍隊能按此解決，政治方面各點就好考慮了。

蕭克參加過南昌起義、參加過湘南起義，是參与朱毛紅軍和井岡山根據地創建的老資格人物之一。這樣的同志對張國燾追隨者的宣傳尚一時不能分清，可見那種宣傳的煽動性還是相當強的。

第二天，天津教育界電何應欽、宋哲元、商震，本主權統一，領土完整二原則，挽國家於垂危。

內外交困的蔣介石相當客氣。他表示遺憾說，過去中蘇間有過不少誤會，特別是在對中共的態度問題上。他說，他從來不反對共產黨的存在，共產黨和其他黨派一樣，有權發表自己的見解。

信中對張學良的個人安全頗為擔心：蔣介石一解決西南問題，就有極大可能進攻西北。「無論如何兄不要去南京了。並要十分防備蔣的暗害陰謀。目前此點關係全局，衛隊的成分應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幹部手裡。」

這就是東征前後，圍繞鞏固發展現有蘇區和打通蘇聯這兩個任務出現的爭論。

中共中央要四方面軍北上，共同執行奪取寧夏的戰略計劃，張國燾卻想西渡黃河。面對不斷接到中央來電商討戰略步驟，陳昌浩被朱德說服，在爭論中基本站在朱德一邊，反對張國燾。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早期工人運動中，最為成功的是安源工人大罷工，文化大革命前說領導者是劉少奇，文化大革命中說領導者是毛澤東，從始至終一直在安源領導罷工的工人俱樂部主任李立三卻根本無人提及。安源工人的歌謠「有個能人李隆郅」也被改為「有個能人毛潤之」。篡改者還振振有詞：不是為個別的真實，是為歷史的真實。

最不容易解決也要解決。

當時北上的紅軍戰鬥部隊只剩不到一萬人。紅軍在如此弱小的情況下，如果不設法打通國際路線，背靠蘇聯，很可能不得不永遠打游擊戰爭。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談到嚴重局面時，說「這是黨內空前未有的」。他已經作好了分散游擊的準備。

同日，張國燾電毛澤東等人，稱南下紅軍已「打開了川西門戶，奠定了川康蘇區勝利的基礎」，「證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說，達到配合長江一帶的蘇區紅軍發展的戰略任務，這是進攻路線的勝利」；並以命令的口吻說「甚望你們在現地區堅決滅敵，立即鞏固擴大蘇區和紅軍，並將詳情電告」。

毛澤東在最困難時刻的講話中，為人們樹立的榜樣是賀龍。

中國自古忠孝不可兩全。

這一分裂的最終解決賴於三個因素。

兩人雖然主張發展的方向不一樣，但都不主張以打通蘇聯為第一要務。

這正是蔣夢寐以求的事情。

陳濟棠、白崇禧于紅軍長征之初擔任圍堵主角。此次在緊要關頭又幫了紅軍的忙，蔣介石不得不將主要精力用於應付兩廣事變。

作出這一決定前他頗不放心，於5月30日電張浩，機關槍一般設問：「兄是否確與國際經常通電？國際代表團如何代表中央職權？有何指示？對白區黨如何領導及發展情況如何？對軍事和政權機關各種名義，軍委、總司令部、總政由何人負責？如何行使職權？對二方面軍如何領導？」

毛澤東當時認為，只要得到蘇聯幫助，西北地區的困難便不那麼可怕了。

四名中國留學生中唯一沒有獲獎的是許崇智，雖然據說聰明過人、有過目不忘的本事，但不願努力，成績一般，最後也成為了孫中山麾下的粵軍名將。

談到改編紅軍時，鄧文儀說：「當然紅軍不會接受南京政府的軍事工作人員，但紅軍和南京軍隊間應交換政工人員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南京政府將給紅軍一定數量的武器和糧食，以及撥出若干軍隊幫助紅軍，以便紅軍開到內蒙古前線，而南京軍隊將保衛長江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