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用堅持。他相信實力繼續會發生作用。

張國燾在那裡指手畫腳。

對林彪，估計也送去了同樣的東西，說了同樣的話。聶榮臻回憶，一次在右路軍總指揮部吃完飯，陳昌浩說林彪同志可以先走，聶榮臻留下來談一談。一談就是對遵義會議的態度，對會理會議的態度。

兩支主力紅軍都失去了自己原來的根據地，被蔣介石壓向川西北一隅，也都失去了與外界的聯繫。當大家都不知曉外界變化、集中於評判過去誰是誰非的時候，某些原本不必要的紛爭就變得非常必要起來。

但彭德懷的主意，為中央領導人脫離前敵總指揮部提供了借口。毛澤東到陳昌浩住處對陳說：軍隊即要行動，中央是否召開一次會議，作些部署？陳昌浩同意。毛澤東又以病中的周恩來、王稼祥均在三軍團為由，約陳到三軍團司令部開會。

1936年4月，劉志丹在東征軍攻佔山西中陽縣三交鎮的戰鬥中犧牲。朱德在公祭大會上說，如果有人要問共產黨員是什麼樣子？那麼就請看看我們的劉志丹同志。毛澤東在劉志丹烈士陵園落成時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題詞：「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

秋收起義部隊在瀏陽縣文家市會師后，第一師師部副官楊立三看見毛澤東腳趾潰爛，問緣由，毛澤東回答是從安源到銅鼓的路上爬山扎爛的。

1978年彭德懷平反，中央軍委指示查找彭德懷同志的骨灰。骨灰順利找到了。似乎預感到將來而提出「以免查找弄錯」的周恩來，已經去世近三年。

敢於把自己歸於「老土」一類，張國燾是頗有幾分手腕與自信的。他講這些話的時候，眼前是否晃動過那個老牧師的身影？

《葉劍英傳》引述葉劍英的回憶說，「9號那天，前敵總指揮部開會，新任總政治部主任陳昌浩講話。他正講得興高采烈的時候，譯電員進來，把一份電報交給了我，是張國燾發來的，語氣很強硬。我覺得這是大事情，應該馬上報告毛主席。我心裏很著急，但表面上仍很沉著，把電報裝進口袋裡。過了一段時間，悄悄出去，飛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電報后很緊張，從口袋裡拿出一根很短的鉛筆和一張捲煙紙，迅速把電報內容記了下來。然後對我說：『你趕緊先回去，不要讓他們發現你到這來了。』我趕忙跑回去，會還沒有開完，陳昌浩還在講話，我把電報交回給他，沒有出婁子。那個時候，中央要趕快離開，否則會出危險。到哪裡去呢？離開四方面軍到三軍團去，依靠彭德懷。」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朱理治到陝北永坪鎮后，先是發現擴紅推不動。派到地方去搞分地的同志被撤了職。高崗講陝北地廣人稀，文化落後，群眾不要土地。繼而有人報告，地主富農到處告狀，還有人在大會上公開罵群眾是土匪。報告說陝甘邊特委沒有做黨、團、工會工作的幹部；幾萬平方公里蘇區內只有300個黨員；有6個縣的蘇維埃內根本沒有一個黨員。非黨員實際領導了南區十幾個縣的分區委，國民黨的公安局長甚至做了蘇維埃主席。陝甘特委所在地的保衛隊內不知有黨，是哥老會的把子團佔據領導權。

臘子口怎麼攻克的？三十多米寬的山口，兩邊是懸崖陡壁，周圍則全是崇山峻岭，無路可通。山口下面的兩座山峰之間為一段深不見底的急流，一座木橋將兩座山峰連在一起。過臘子口必過此橋，再無別路。

為應付這一局面，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以南40里的沙窩召開會議。毛澤東再次決定退讓。通過了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為中央委員，其中陳昌浩、周純全二人為政治局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鍾為候補中央委員，陳昌浩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為總政治部副主任。

1956年9月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對與會者講「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指的就是1930年打AB團。

現在他率領的整個隊伍都被說成是假紅軍，心中的憤怒可想而知。

身經百戰的彭德懷已經從空氣中感覺出事態嚴重。他覺得張國燾有野心，中央沒有看出來。林彪已進至俄界地區。身邊的兵力只有三軍團的幾個團，中央領導人又都住在前敵總指揮部。一旦有變，安全沒有保證。

脫離根據地一年、長途跋涉兩萬余里的中央紅軍，終於找到了落腳點。

他派秘書黃超看望彭德懷。送去幾斤牛肉和幾升大米，還有二三百塊銀洋。坐下就問會理會議情況。還對彭德懷說：張主席很知道你。

答：那是偽裝得巧妙。

周恩來講這番話的時候，清楚地知道因為蘆花政治局會議上他講四方面軍退出鄂豫皖蘇區不對，張國燾的主要矛頭便對準了他。一定要他退出軍委工作。

6月16日毛澤東致電張國燾，提出會合后的戰略方針：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目前則在岷江以東，向著岷、嘉兩江之間發展。

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他是政治局十二位委員之一。

張聞天說第四次反「圍剿」鄂豫皖開始有「左」的傾向，後來又保守；通南巴打了勝仗還是放棄，反映出對根據地的重要性了解不夠；撤出通南巴后又缺乏明確的戰略方針；對西北聯邦也未弄清怎樣才算「聯邦」。

毛澤東與張國燾的第二次相遇是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一大。

那天早晨，我剛剛起床，底下就來報告，說葉劍英同志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我和陳昌浩大吃一驚。接著，前面的部隊打來電話，說中央紅軍已經連夜出走，還放了警戒哨。何畏當時在紅軍大學，他跑來問：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陳昌浩說：我們沒下命令，趕緊叫他們回來！發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使我愣了愣神，坐在床板上，半個鐘頭說不出話來。心想這是怎麼搞的呀，走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呀，我們毫無思想準備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腦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電話來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問我怎麼辦？我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也不能打！陳昌浩不錯，當時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作了答覆，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他是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假如他感情用事，下決心打，我是很難阻止的。在這點上，不能否認陳昌浩同志維護團結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敵指揮部開了鍋，人來人往，亂鬨哄的。我心情極壞，躺在床板上，蒙起頭來，不想說一句話。陳昌浩十分激動，說了些難聽的話。中央派人送來指令，要我們率隊北進；陳昌浩寫了複信，還給張國燾寫了報告。

第二天張國燾回電，同意向川陝甘發展，但不同意「目前計劃」。認為中央來電提的岷、嘉兩江之間地形給養均不利大部隊行動，眼前暫時利於向南進攻。

第一個是1927年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毛澤東第一次實踐「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就在這天，與潘心源途經瀏陽張家坊時，毛澤東被清鄉隊抓住，押送團防局處死。他從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裡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他對斯諾回憶說：普通的士兵都是雇傭兵，槍斃我對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卻不允許。因此我決定設法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機會。我一下子掙脫出來，往田野里跑。

三萬人的一方面軍竟然「破獲AB團四千四百人以上」，肅反規模之大可想而知。

9月9日，中央再電張國燾：「陳談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適宜的。中央現懇切地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將要使紅軍受空前未有之困難環境。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佔領丹、青交通（界）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

二十五軍聽到的消息使朱理治更加自信。徐海東他們過去和陝北完全沒有聯繫，毫無利害衝突，現在也聽說此訊，很可能二十六軍真的混入了反革命，要立即搞清。

一、一、四方面軍是一家人！

葉劍英說出一個重要情況：依靠彭德懷。這一句話的分量，並不亞於毛澤東抄在捲煙紙上的那一段電文。

7月21日至22日，中央政治局在蘆花開會，討論對紅四方面軍放棄鄂豫皖、通南巴根據地問題的看法。

偵察連從當地郵局搞到了這樣的報紙。主要是七八月間的天津《大公報》。上面登載著閻錫山的講話：「全陝北二十三縣幾無一縣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縣，半赤化者十余縣。現在共黨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擴大區域威勢。」報紙還進一步披露了紅二十五、二十六軍的一些情況：劉志丹的紅二十六軍控制了大塊陝北蘇區根據地，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已北出終南山口，威逼西安。

同意北進的張國燾卻很快改變了。

但周恩來剛剛執掌一方面軍大印，就病倒了。

中共中央決定與四方面軍分離，緊急北上。

他在北大上學時就擔任講演部部長。五四運動中一次街頭演講，聽眾一百多人，張國燾和同學喊得聲嘶力竭、滿頭大汗。有位老牧師站在一旁一直耐心地聽到最後，約他們去其住處傳授演講技術。他單刀直入地告訴這些疲憊不堪的學生，他們的講詞不夠通俗，沒有從大眾的切身問題說起，也沒有將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愛國運動連在一起，因此賣力不小，聽眾卻不一定完全領悟。

4月1日中午，中央辦公廳和軍委辦事組派人到徐海東病床前傳達最高指示。徐海東眼淚流了下來：「主席提我名，身體再不行，就是死，我也要去的。」

毛澤東在中共一大上擔任會議記錄。他原來就在北大圖書館一個一個記下讀者姓名。現在又一個一個記下每人的發言。

會議記錄在最後寫道：「全體通過恩來的戰略方針。」

1918年8月，毛澤東首次到北京。經楊昌濟介紹給李大釗，安排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基本是個臨時工的角色。1936年毛澤東對斯諾說：「我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還遇見了現任蘇維埃副主席的張國燾。」

這裏出現了敗筆。本來覺察到肅反搞錯了，就應該馬上甄別，迅速放人。但沒有這樣做。

紅二十五軍參謀長戴季英曾是鄂豫皖蘇區保衛局審訊部長，還帶有一些原保衛部門的幹部。朱理治提議叫戴做保衛部長。

徐海東、程子華同志：

任何事情都有兩方面。劉志丹創立的陝北根據地，不開來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當時也很難保住。

王開湘34歲，是中央紅軍中一員猛將。遵義會議前後接替耿飈為四團團長，一路先鋒一路烈火，以行動快速和決心果斷為特點，使紅四團威上加威。

這種時候，毛澤東卻在下班的圖書館內打掃房間、整理書架，歸攏報紙期刊。

工農紅軍戰史中最興奮的會師，卻演化為最嚴重的分裂。毛澤東一生中，三個9月9日深深嵌入生命。閻錫山的講話成了陝北有塊根據地的通知。陝北根據地也搞起了肅反。歷史最無情。歷史也最有情，徐海東、劉志丹都對中國革命立下大功。

閻錫山為共產黨做了一回好的情報員。毛澤東、張聞天、博古讀到后，那種「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興奮心情，無法用言語形容。陝北不但有紅軍、有游擊隊，而且發展迅速，頗似1931年的江西蘇區。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作出的被敵人打散的最壞設想不但可以避免，而且中國革命有望依託這塊新的根據地獲得更大發展！

後來毛澤東對徐海東念念不忘的一句話，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1955年評定軍銜時，被評為大將。在十位大將中排名第二，僅次於粟裕。

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外界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王明在莫斯科為中共代表團草擬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法肯豪森在南京為蔣介石草擬抵抗日本的《應付時局對策》。和外界失去一切聯繫的工農紅軍，仍然在以相當一部分精力清算過去。

九大第二天就要開幕。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連夜召集緊急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提議：徐海東出席九大，參加主席團。

徐海東也收到了這份登記表。他是1925年4月在武昌打工時由地下黨員吝積堂、李樹珍介紹入黨的。兩位入黨介紹人一個在廣州暴動中犧牲，一個下落不明，再無人可以證明他入黨的情況。他陷入了被懷疑的困境。後來只因他作戰異常英勇，紅軍中極需要這樣的軍事幹部，才勉強過關。他後來在《生平自述》中說，沈澤民、徐寶珊「兩個人對我從政治上肯定下來，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證」。

6月8日，中革軍委發出《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師以開展新局面的戰略任務的指示》。提出今後的基本任務，是用一切努力，不顧一切困難，取得與四方面軍的直接會合，九-九-藏-書開展新局面。

彭德懷把陳昌浩的信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打個收條給他，後會有期。

程子華1954年在西北問題座談會上就這樣講，實在難得。我們就是因為少有程子華這樣直露真情的人，使多少不應陷入迷霧的問題，最終陷入了迷霧。

文化大革命中徐海東也面臨危機。秘書造了反，要「火燒老病號」。造反派衝進他的卧室，圍著病床開床頭批判會。1967年武漢「七二〇」事件后，又說他是事件的「黑後台」。他是中央委員，卻不能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想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見一面也不行。

張國燾接電后終於從卓克基出發。20日，先頭部隊佔領阿壩。

兩個「一切」，將迫切之情溢於言表。6月12日，博古在《前進報》第一期發表《前進！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去！》，連標題都能感覺到那顆興奮搏動的心。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隨陝甘支隊到達吳起鎮，又很快東進至瓦窯堡。

若無徐海東也不是沒有這種可能：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未到，陝北根據地已失。

9月18日，紅軍陝甘支隊攻佔甘肅岷縣哈達鋪，繳獲大批軍糧和食鹽。鑒於該地區敵軍兵力薄弱、群眾條件好、物資比較豐富，中共中央決定部隊就地休整。

維古河寬約二三十米，是岷江的支流之一，水深流急，水寒刺骨，雖7月也難以徒涉。平素人來人往，就靠鐵索橋。

短暫的平衡又迅速失去了。毛澤東被開除了政治局候補委員，張國燾則在中共六大上，又當選為政治局七委員之一。

事實證明，彭德懷送密碼給林、聶，將一、三軍團重新聯絡成一個首尾相應、交替掩護的戰鬥整體，是事變發生前極為關鍵的一著棋。林彪、聶榮臻在前方接到彭德懷的電報后，立即作好了接應中央和三軍團的所有準備。

第三個9月9日，是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這天下午4時向全世界沉痛宣告：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去世。

安得猛士守四方。徐海東如此善戰，足令毛澤東深深感動了。但更令毛澤東感動的是徐海東的黨性。中央紅軍長徵到達吳起鎮時，只剩下7200人，當時紅十五軍團也是7000餘人。和中央紅軍會合后，徐海東馬上把全軍團都交給毛澤東指揮；這一點與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張國燾依仗人多槍多，向黨鬧獨立，企圖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形成鮮明對照。

李特脾氣暴，彭德懷脾氣更暴。彭德懷在紅軍中有猛將之威，這一點連李特都十分清楚。毛澤東這些話使他不能不有所顧忌。

凱豐以《列寧論聯邦》來反駁張國燾，大段引用革命導師冗長難懂的話語。張國燾一句「他們是洋鬼子，修洋頭，穿西裝，戴眼鏡，提著菜盒子，看不起我們四方面軍這些『老土』，不想要我們」，就在土生土長的四方面軍中把他們孤立了。這方面，張國燾確實是老手。用莫斯科學到的理論與張國燾鬥爭，從張聞天、博古到凱豐，便都顯得太幼嫩。

這個報告對一直在白區工作、剛剛進入根據地的朱理治來說，影響十分重大。看過報告的其他黨、政、團、工會的同志也極為震動。朱理治由此相信了來前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的斷言：陝甘邊確有右派，不開展鬥爭，會犯大錯誤。他立即寫了一篇《打倒右傾取消主義為列寧主義中央路線而鬥爭》，同時派人前去陝甘邊反右傾取消主義。

1969年10月，徐海東被緊急疏散出京。1970年3月病逝于鄭州。

條例一出，開始講老實話了。都說劉志丹、高崗不是右派，在口供上籤了字。這才發現有可能搞錯了，朱理治趕緊叫郭洪濤到前方，停止捕人殺人。

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兒蓋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戰略方針。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嚴厲指出：「政治局認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目前採取這種方針是錯誤的，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號召全體黨員、指戰員團結在中央的路線之下，為實現赤化川陝甘，為蘇維埃中國而戰。

情況越來越緊急。

毛澤東冷靜地回答：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勢，看是北上好，還是南下好；南邊集中了國民黨的主要兵力，北面敵人則較薄弱，這是其一。第二，北上我們可以樹起抗日的旗幟。

一方急著北進，一方毫不著急，「張顧左右而言他」。

三軍團成為非常時期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唯一可以依賴的武力。

此前的5月30日兩軍會合之前，張國燾在茂縣宣布成立「西北聯邦政府」，認為從此「樹立了西北革命的中心，統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鬥爭的領導，從此南取成都、重慶，北定陝、甘，西通青、新，進一步與中央紅軍西征大軍打成一片」。

1923年6月中共三大，他因為反對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失去中執委資格。

矛盾空前尖銳化，張國燾想攤牌了。

大多數人都有過這種體驗：越到關鍵時刻，各種相關回憶越呈現一片互相矛盾的混亂。就像那些記錄重大歷史事件的真實鏡頭，觀眾除了從慌亂捕捉、無序跳動的鏡頭中感覺到拍攝者激烈跳動的心臟和不住顫動的手臂外，其他便很難看清楚到底發生什麼了。

再審，又招了。被審人用刑后都講劉志丹、高崗等人是反革命。

他的個人野心就這樣膨脹了起來。

問：都有口供嗎？

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長期在各自根據地的戰場作戰，互相之間有電報聯繫，但主要指揮人員之間基本沒有見過面。就是在四方面軍幹部戰士中名字也如雷貫耳的朱德總司令，見過他的四方面軍幹部也不多。像中央紅軍幹部團團長陳賡這樣在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中都任過高級職務的指揮員，實在是寥寥無幾。

兩位開路先鋒——中央紅軍一軍團二師四團團長王開湘和紅四方面軍三十軍八十八師師長熊厚發，用槍聲和號聲開始了他們的聯絡；兩位總指揮——中央紅軍三軍團總指揮彭德懷和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用石塊和籮筐完成了他們的相識。

「那就只好一起跟他們南進吧！我想他們總會覺悟的。」

前方部隊開始殺人。

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日起，張國燾長期居於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

毛澤東對這些又將南返的學員說：「你們將來一定要北上的。現在回去不要緊，將來還要回來的，你們現在回去，我們歡送，將來回來，我們歡迎。」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劉志丹等人創立的陝北根據地，使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在前後整整一年二萬五千里的尋找中，終於找到了一個落腳點。

9月10日凌晨，萬籟俱寂。毛澤東等人率三軍團、紅軍大學出發。

兩大主力紅軍剛剛會師的時候，紅軍總兵力達十余萬，士氣高昂。四方面軍主力正位於岷江兩岸，可隨時向東向北出動。而敵人主力，薛岳部尚在川西，北面的胡宗南也尚未完成全部集結。川軍屢遭損失，也士氣低落。

平衡維持的時間極短。秋收起義隊伍沒有攻打長沙而上了井岡山，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那茲提議：開除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中共中央實際負責人、毛澤東的好友和支持者瞿秋白只有同意。消息傳到井岡山，傳成毛澤東被開除了黨籍。

二、會師的勝利證明我們的紅軍是不可戰勝的！

徐海東是紅軍中不可多得的一員猛將。從鄂豫皖西征一路打到陝北，打出了赫赫虎威。西安事變后，張學良和楊虎城擔心中央軍進攻，向周恩來點名，要徐海東和紅十五軍團幫助保衛西安。儘管當時彭德懷、林彪都在陝北，但張學良和楊虎城只相信幾經交戰的徐海東，楊虎城還把自己的警衛旅交給徐海東指揮。這也是從前的對手對徐海東指揮作戰能力的一種高度肯定。

張國燾好不風光。與中央紅軍領導人坐擔架的習慣不同，他騎著一匹白色高頭大馬，在十余名騎兵衛士的簇擁下，由遠而近疾馳而來。

彭德懷咬牙一句「抬！」決定從迫擊炮連抽人組成擔架隊，寧可裝備丟掉一些，也要把重病的周恩來、王稼祥等人抬出草地！這真正是空前艱巨的任務。高山大川，磨爛鞋底，磨破腳掌，因為地面的堅硬。草地卻是濕軟的地表、瀰漫的水霧、無底的沼澤。無嚮導帶路，便很容易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更何況還要抬人！

實力開始潛移默化地進入剛剛開始的關於前進方向的爭論。張國燾開始思考如何把這個比例帶進中革軍委，然後再帶入政治局。

北進中再次出現險情。險情出自徐向前回憶中何畏向陳昌浩的報告。

周恩來的結論是，四方面軍控制的懋、松、理地區地域雖大，卻沒有后兩個條件；陷於此地區就沒有前途。回頭向南更不可能。東過岷江，敵人在東岸有130個團。向西北，是一片廣漠的草原。可走的路只有一條，就是北向甘肅，去川陝甘。那裡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必定會遇到敵人，但可用運動戰消滅敵人。

同一天徐向前、陳昌浩電張國燾：「中政局正考慮是否南進。毛、張皆言只有南進便有利，可以交換意見；周意北進便有出路；我們意以不分散主力為原則，左路速來北進為上策，右路南去南進為下策，萬一左路若無法北進，只有實行下策。」「請即明電中央局商議，我們決執行。」

最初大家面對爭論，還是按照黨內通常的方法去尋求解決。

此前未在根據地工作過的朱理治，根本不知道蘇區肅反這一套。他聽信了戴季英，覺得問題嚴重。

戴季英主張立即抓捕劉志丹、高崗。

張國燾與毛澤東等人會面第二天，政治局在兩河口一個喇嘛廟裡召開擴大會議。以三天時間，專門討論兩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他是中共中央局三成員之一。

軍事方面的分歧，最初是兩軍會合后的人事安排和取什麼樣的戰略戰術。

向上的報告卻說被審人未經拷打。

一軍團是中央紅軍的主力部隊；二師四團則是主力中的主力。三十軍也是四方面軍的主力部隊；八十八師也是主力中的主力。工農紅軍的兩支頭等主力部隊熱情相聚！四團團長王開湘與八十八師師長熊厚發的手緊緊握在一起！

當時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他在《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中寫道：「此次紅軍中破獲AB團四千四百人以上，AB團已在紅軍中設置了AB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制好了暴動旗，若不嚴厲捕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

紅軍沒有回頭。彭德懷第二天經過時，連聲感嘆：「不知昨天我第一軍團這些英雄怎樣爬上這些懸崖峭壁，投擲手榴彈的。」

1935年9月16日，紅二十五軍長徵到了陝北，與陝北紅二十六軍組成十五軍團，聶鴻鈞任軍委主席，徐海東任軍團長，劉志丹任副軍團長，程子華任政委，高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

（乙）經濟條件，絕不能供養大軍……

大軍剛到毛兒蓋，張國燾就拿出了他對政治局蘆花會議的不滿。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電張國燾：「不論從地形、氣候、敵情、糧食任何方面計算，均須即以主力從班佑向夏河疾進」，「目前應專力向北，萬不宜抽兵回擊撫邊、理番之敵」，否則軍糧「難乎為繼」。

他還說：「我以興奮的心情由茂縣趕往懋功，與久別的毛澤東等同志會晤。」

周恩來作結論。提出口號：赤化川甘陝。

武亭是朝鮮人，長期在三軍團作戰。他剛把密碼本送到，事情就發生了。

集建黨、建軍、建國之譽於一身的毛澤東，竟然差點就讓民團的清鄉隊解決了。

從江西蘇區出發以來，中央紅軍8個月時間英勇奮戰，先期望與二、六軍團會合而不可得，遵義會議后將與四方面軍會合作為戰略目標，用了近5個月的時間，終使這一目標得以實現。中央紅軍上上下下心情之振奮是可以想見的。

劉志丹同意高崗的意見。郭述申、程子華同意徐海東的意見。

當天，通信部隊在河面拉起一條電話線，徐向前和彭德懷第一次通了話，互相問候，約定次日在維古河上游一個叫亦念的地點相見。次日，徐向前帶人翻過兩座大山，到達亦念時已近正午；彭德懷也同時到達，但令人失望的是，這裏的鐵索橋也遭破壞，雙方仍然是隔河相望。徐向前的隨從人員在一段河面上找到了另一種渡河工具——溜索。一條繩索橫貫河岸，上面懸著個用竹條編的筐子，裏面坐著一個老鄉，正向對岸滑來。徐向前因急於同彭德懷會面，等那老鄉過河來，自己也像老鄉那樣坐進筐子，用腳向岩石上猛力一蹬，借勁向對岸滑去。等他到達終點跳出筐子，彭德懷快步迎上，兩雙手緊握在一起。彭德懷風趣地說：「徐總指揮，還不知道你有這種本領呢！」徐向前說：「我這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呀！」逗得ｈtｔps://ｒｅaｄ•99cｓｗ.ｃom周圍的人哈哈大笑。

1933年3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軍事問題致電中共中央：「我們肯定紅四方面軍的主力轉入四川是對的，認為在四川、陝南和儘可能在通往新疆的地區擴大蘇區根據地具有重大意義。」

見政治局全體站在路邊肅立迎候，他立即下馬，跑上前去擁抱握手。「久經患難，至此重逢，情緒之歡欣是難以形容的。毛澤東站到預先布置好的一張桌子上，向我致歡迎詞，接著我致答詞，向中共致敬，並對一方面軍的艱苦奮鬥，表示深切的慰問。」他回憶說。

毛澤東後來說：「井岡山時期一個誤傳消息來了，說中央開除了我的黨籍，這就不能過黨的生活了，只能當師長，開支部會我也不能去。後頭又說這是謠傳，是開除出政治局，不是開除黨籍。啊呀，我這才鬆了一口氣！」說的就是這一次事件。

粗中有細的彭德懷多了個心眼。他當時叫人另編了密碼本，派武亭帶著指北針沿一軍團走過在路徑去找林彪、聶榮臻。

王開湘與熊厚發是兩支紅軍部隊的一線戰將，彭德懷與徐向前則是這兩支紅軍部隊的主要指揮。7月6日，徐向前率十余個團沿黑水河岸蜿蜒前進。途中接到彭德懷的一份電報，說三軍團已進抵黑水迎接四方面軍。徐向前異常高興，立即發報約彭德懷到維古河渡口會面。

第二個發言的是徐海東。他認為我軍當前主要任務不是怎樣發展蘇區，而是怎樣粉碎敵人「圍剿」。既然「圍剿」主力是東北軍，要粉碎「圍剿」，首先必須打東北軍。理由也有兩點：

戴季英輕車熟路地干開了。

周恩來在會上發言：現在我們最高的原則是作戰勝利，只有這樣才能得到一致，所以我們要將問題盡量提到最高原則上來解決。

程子華在回憶錄中詳細回憶了這一段：勞山戰鬥繳獲了敵軍一份文件，內容有：中央紅軍主力北上到甘肅省武山縣西南。前方負責同志們給朱理治同志寫信，並附繳獲的文件，建議紅十五軍團到關中蘇區去歡迎中央紅軍。朱理治同志把前方來信和敵軍文件給我看，徵求我的意見。我看后對朱理治同志說：「敵軍文件是一個多月前的，中央紅軍要來關中蘇區的話，已經來了，用不著我軍全部去；要是沒有來關中，那就是到別處去了，十五軍團去歡迎就會撲空。十五軍團遠去關中，來回要一個多月，敵軍會乘虛佔領永坪鎮，蘇區就困難了。不如十五軍團繼續向南打，調動西安敵北援，以此配合中央紅軍的行動。同時，十五軍團在蘇區邊沿，敵軍就不敢占永坪鎮。」朱理治說：「我考慮一下答覆你。」過了兩天，朱對我說：「戴季英同意你的意見，我也同意。你去前方與同志們開個會，把後方同志們的意見轉告他們，徵求他們的意見。」我同意了。但我的傷還未好，是睡在擔架上抬到前方的。到前方后，與徐海東、劉志丹、聶洪鈞、高崗、郭述申等同志開會，轉達了後方同志們的意見，前方同志同意後方同志們的意見。1954年，彭德懷、馬明方同志在北京飯店召開西北問題座談會時，我在會上把這個情況講了，並說：「這是作戰方針問題，不是不歡迎中央和毛主席。如果說作戰方針錯誤，我負責。因為是我提出來的，前後方同志們同意的。」我的話在那次會上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

衝鋒號聲、重機槍聲、迫擊炮聲和吶喊聲隨著歷史遠去了，唯王開湘在拂曉晨曦中洪鐘一般的呼喚像洪鐘一樣迴響：「同志們，天險臘子口被我們砸開了！」

1935年6月2日，中革軍委給奪占瀘定橋的廖大珠等人授獎的同一天，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來電：已派李先念率紅四方面軍一部進佔懋功，與中央聯繫。

周恩來的身體基本上垮了。開始以為患的是痢疾，後來才發現是肝膿腫。當時的條件根本不能開刀或穿刺，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和警衛戰士從60裡外的高山上取冰塊在肝區上方冷敷。但過草地怎麼辦呢？

1974年彭德懷去世。戴著「裡通外國、陰謀奪權」的帽子，骨灰被送到成都。存放前，傳來周恩來的指示：要精心保管，時常檢查，不準換盒，也不準轉移地方，以免查找時弄錯。

以董必武為首的五人委員會在張聞天的領導下，迅速查清了問題，放出了劉志丹等同志。周恩來在直羅鎮戰役后回瓦窯堡接見被釋放的同志，劉志丹一進門便說：「周副主席，我是黃埔四期的，你的學生。」周恩來熱情地說：「我知道，我們是戰友。」並說，「你和陝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劉志丹回答：「中央來了，今後事情都好辦了。」

後來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張國燾。下設北方、湖南、武漢、廣東、山東共五個分部。毛澤東在湖南分部當主任。

1927年的9月9日是個人生命的危險。1935年的9月9日則是丟失蘇區之後、長征走到最艱難的時刻，中共中央和工農紅軍不是因敵人包圍、而是因內部分裂面臨覆滅的可能。在紅軍總部的朱德後來也回憶道，革命生涯中經歷過多少坎坷，多少困難，但從來沒有像這次那樣心情沉重。

當時四方面軍主力已經突圍轉移，但遺留下來的肅反擴大化，仍然搞得人人自危。當時鄂豫皖蘇區流傳一段順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衛局找談話。」被保衛局找去談話的人，十有八九沒有好下場，輕則被關，重則被殺。

一、打高桂滋部隊不能粉碎敵人「圍剿」。只有打敗東北軍，才能保衛陝北根據地。

中央紅軍的實力在一、三軍團。林彪、彭德懷成了張國燾工作的重點對象。

同日，中革軍委下達《松潘戰役第二步計劃》，將紅軍混編為五個縱隊北上。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政委聶榮臻，率第一軍兩個師及第三十軍兩個師共12個團；第二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王樹聲，率第三十一軍一部、第四軍一部、第九軍一部共8個團；第三縱隊司令員彭德懷，政委楊尚昆，率第三軍和第三十軍一部、第四軍一部共9個團；第四縱隊司令員倪志亮。政委周純全，率第五軍、第三十二軍、第九軍一部共9個團；第五縱隊司令員兼政委詹才芳，率第三十三軍及第三十一軍一部，共6個團。另以第四軍4個團編為右支隊，許世友為司令員，王建安為政委。

此致

他與毛澤東早就相識。

一方面軍將要和四方面軍分離的9月9日。

會前彭德懷向毛澤東請示：「如果四方面軍用武力解散我們，或挾中央南進，怎麼辦？從防禦出發，我們可不可以扣押人質，以避免武裝衝突？」

開路先鋒一軍團，確實無堅不摧！

當毛澤東與張國燾就北上還是南下問題發生原則分歧之時，他們之中有誰知道共產國際的這封電報？

王開湘沒能看到將來。4個月後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徵到達吳起鎮，他突患傷寒。11月上旬在羅漢川紅軍醫院，因不堪忍受病痛，這位長征先鋒用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毛澤東1956年9月10日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回顧說：我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只有發言權，沒有選舉權。我這個人也是犯錯誤不少，但是當時他們又不講我的錯誤在哪個地方，只讓當個候補代表。第一次代表大會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我沒有到。第三次代表大會（是在廣州開的）又到了，被選為中央委員。第四次代表大會又沒有到，丟了中央委員。大概我這個人逢雙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會到了，當候補代表，也很好，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但毛澤東此時正在後退。

9月17日，紅軍陝甘支隊攻佔天險臘子口，打開北上門戶。

張國燾鑽了這個空子。否則僅僅一個張國燾，縱有再大野心而無人響應，能給中共中央造成後來那樣大的危機嗎？

中國工農紅軍從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以來將出現第一次大分裂的9月9日。

他提出未來蘇區應具備的三個條件：一、地域寬大，便於機動；二、人口較多，便於擴紅；三、經濟條件。

選擇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報告，此時最合適不過。1927年7月12日陳獨秀下台後，周恩來進入中共中央核心。1928年六大以後相當一段時間內，周恩來實際是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除他外，沒有任何人的資格能夠壓住張國燾。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說，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是應該在川、陝、甘創建蘇區。但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北上，所以，當前的基本方針，是要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同國際的聯繫，整頓和休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

他召集緊急幹部會議。宣布中央執行的是機會主義路線。要求將四方面軍的十幾個幹部分別批准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同時指責遵義會議是調和主義，要求博古退出書記處與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工作，不達目的不進兵。

這時國民黨軍薛岳部由雅安進至文縣、平武，同胡宗南部靠攏；川軍已進佔懋功、綏靖等地及岷江東岸地區。各路敵人正在逐步合圍過來，企圖把紅軍殲滅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區。

以上所陳，純從大局前途及利害關係上著想，萬望兄等當機立斷，則革命之福。

陳賡站出來擔任擔架隊隊長，兵站部部長兼政委楊立三也站出來給周恩來抬擔架，別人怎麼勸也勸不住。人人都經過了長途跋涉，人人都缺吃少穿，凍餓交加，抬擔架的人，比睡擔架的人已經強不了太多。楊立三和戰士們一起抬著擔架，邁過腳下的野草、泥沼和腐臭的黑色污水，任風吹在身上，雨淋在身上，雪落在身上，冰雹砸在身上，硬是把周恩來等人抬出了草地。

如此比較，毛澤東就差多了。他僅僅在張國燾失去中執委資格的中共三大上，當選為中執委。這段時間也很短。一年半以後召開中共四大，張國燾復又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則落選，失去中執委資格。

迎候在四方面軍中享有最高權威的張主席。

兩支紅軍的矛盾，最初表現為會合后的人事安排，繼而是應採取的戰略戰術。紅二十五軍能打硬仗，戰鬥力強，幹部軍事素質高，但在新環境中人地生疏，紅二十六軍則基本還是游擊隊性質，不擅長正規作戰，但人熟地熟。兩軍合編作戰，必然在如何用兵、攻擊何處等問題上產生分歧。在各自都堅持揚長避短的時候，就容易使對方感到有些強人所難了。

前方開始按照保衛部的意見捕人。

郭洪濤到前方找到了程子華，程當即找了保衛科長，命令不許再捕人。

兩個特委，一個有中央駐北方代表支持，一個有陝西省委支持。雖然1935年2月舉行了聯席會議，成立了統一的西北工作委員會，但無法定出明確的領導人。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當然支持陝北特委的工作。派朱理治到陝北，就是開展反右傾取消主義及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解決右派問題。主要針對陝甘特委。認為陝甘特委有右派混入，企圖推翻陝北已經開始執行的中央路線。

軍委主席聶洪鈞在前方，根本無法參加。

徐向前、陳昌浩接電后，經研究由陳昌浩報告了黨中央。

7月10日，毛、周、朱致電張國燾，切盼紅四方面軍各部速調速進，分路迅速北上，「勿再延遲，坐令敵佔先機」。並望他速到蘆花集中指揮。同日張國燾電中共中央，親自提出「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

只有在1927年8月「八七」緊急會議上，毛澤東與張國燾的地位才算拉平了一些。張國燾因八一南昌起義的牽連，被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毛澤東則因籌劃秋收起義，被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毛澤東是照顧到會合后四方面軍的強大實力的。6月29日，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決定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中革軍委軍委委員。同日，根據兩河口會議決定，中革軍委下達北進的《松潘戰役計劃》。

歷史證明：劉志丹、徐海東，都是中國革命的大英雄。

沒有放人的理由有幾個。整肅方是戴季英態度蠻橫，不同意放。被整方是高崗態度蠻橫，怕放出來不好收拾。一拖再拖，錯過了時機。

軍委、省委的第一次聯席會議討論軍事方針時，就出現分歧。

10月，陝甘支隊過了岷山，長征即將取得勝利。毛澤東心情豁然開朗，作《七律·長征》詩：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

過草地欠下的情誼周恩來終生難忘。

政治方面的分歧則有歷史淵源。自中央蘇區陷落後，黨對西北工作的領導也陷入混亂。當時北方局還未成立，領導陝北地區鬥爭的有兩個黨組織：陝北特委和陝甘邊特委。前者歸中央駐北方代表領導，後者由陝西省委領導。不同的領導體系、不同的工作重點在產生著分歧。陝甘邊特委批評陝北特委執行了立三路線，是左的錯誤；陝北特委則認為陝甘邊特委是右傾機會主義。

毛主席歡迎張主席，張主席也給毛主席發來九-九-藏-書熱情洋溢的電報：「懋功會合的捷電傳來，全軍歡躍。你們勝利地轉戰千余里，橫掃西南，為反帝的蘇維埃運動與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歷盡艱苦卓絕的長期奮鬥，造成了今日主力紅軍的會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礎的條件。我們與你們今後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指揮下，共同去爭取西北革命的勝利，直到蘇維埃新中國勝利。」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從1934年10月10日長征開始，戰略目標由最初的湘西、到黎平會議的川黔邊、遵義會議的川西北、扎西會議的雲貴邊、兩河口會議的川陝甘、俄界會議的「與蘇聯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羅鎮會議，終於確定為陝北。一年來無數犧牲和奮鬥，不盡實踐與探索，戰略目標的選擇最終完成。

張國燾在雜谷腦向李富春表示對中央的不滿，要求「充實紅軍總司令部」。李富春鑒於事情重大，於7月6日致電中央報告張國燾的要求，請中央考慮。

老牧師的話不順耳，卻耐聽，令人長久回想。此前張國燾耳邊一直是鼓掌聲和歡呼聲。就是這位老牧師使張國燾第一次明白，演講不僅要靠激|情，還要靠技巧。他深深記住了老牧師講過的話，受益匪淺。

9月8日，毛澤東得知張國燾來電「右路軍即準備南下，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問題」后，發現情況嚴重，通知陳昌浩、徐向前「在周恩來住處開會」，即是在三軍團開會。

歷史最無情，歷史也最有情。

徐海東反對，說戴意識不好。

劉志丹見到毛澤東，說：「謝謝黨中央救了我們，救了陝北根據地！」毛澤東說：「你們也救了革命，給黨創造和保住了這塊長征的立腳點和革命的出發點。陝北這個地方，在歷史上是有革命傳統的，李自成、張獻忠，就是從這裏鬧起革命的。這裏群眾基礎好，地理條件好，搞革命是個好地方呀！」

這時朱理治在後方開始發現有問題。他連續幾天親審已有口供的7個人，這些人完全看鞭子和臉色說話。於是他用省委名義擬了一個自首條例：誣陷了人要槍斃，隱瞞了人也要槍斃。

為兩軍會合，毛澤東親自為一軍團定了三條標語：

李特沒有輕舉妄動。他只是帶回了紅大中四方面軍的學員。

能壓住他這一套的，只有毛澤東。

1925年1月中共四大，他又再當選為中執委，並成為中央局五人成員之一。

1935年6月25日，張國燾從茂縣經汶川、理番到達兩河口。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幾十人趕到三里路外的歡迎會場遠迎。張國燾回憶說：「在離撫邊約三里路的地方，毛澤東率領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和一些高級軍政幹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們。」

會理會議批評了林彪和彭德懷。張國燾不同意這個會議，實質是拉攏林、彭，對毛澤東釜底抽薪。

是倒下的和未倒下的英雄在用鮮血和生命回答：為何道道雄關皆無法阻擋紅軍北進的意志。

黨內任職資格無法與張國燾相比的毛澤東，在工農武裝割據、開闢紅色根據地方面，黨內也無可匹敵。張國燾1931年進入鄂豫皖蘇區的時候，毛澤東軍事思想已經在中央蘇區四年多的輾轉鬥爭中成熟了。

49名幹部全部被殺掉了。

有老問題、老矛盾。如中央駐北方代表與陝北省委的矛盾，以及這種矛盾引起的陝北特委和陝甘特委的矛盾；也有新問題、新矛盾。一是陝北黨的工作中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如土改問題，黨組織的發展問題和地方政權的建設問題，等等；一是紅二十五軍與紅二十六軍的分歧。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蘆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解決組織問題。張聞天主持會議，代表中央提出人事安排意見：「軍委設總司令，國燾同志擔任總政治委員，軍委的總負責者。軍委下設小軍委（軍委常委），過去是4人，現增為5人，陳昌浩同志參加進來，主要負責還是國燾同志。恩來同志調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國燾同志尚未熟悉前，恩來暫幫助之。這是軍委的分工。」

肅反由誰主持呢？站出來一個戴季英。

9月27日，政治局在榜羅鎮召開常委會議，決定改變俄界會議確定的「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的方針，到陝北去，在陝北保衛與擴大革命根據地，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

面對著肅反運動一天一天擴大，紅軍里軍心浮動，謠言也乘機傳播開來，說紅二十五軍是楊虎城化裝進來的假紅軍，專為製造內部的混亂。

9月17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隨二十五軍來的鄂豫陝省委在永坪鎮召開聯席會議，決定以朱理治、程子華、聶洪鈞等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成立中共陝甘晉省委，朱理治任書記，郭洪濤任副書記，聶洪鈞任軍委主席。

跟隨右路軍前進的中共中央，站在敞開的門邊焦急地等待左路軍的張國燾。

也不同意紅軍打紅軍的陳昌浩，在那封給彭德懷的信中火氣十足：「胡為乎幾個人作惡，分散革命力量，有益於敵」，「吾兄在紅軍久經戰鬥，當揮臂一呼，揭此黑幕」，「立即率隊返回阿西」。

毛澤東、張聞天都要求快放劉志丹。

再加上兩支紅軍以前素未謀面，都長期處於敵人包圍，在極端艱苦複雜條件下戰鬥，不能不對周圍保持高度警惕。二十五軍未到陝北，就聽到二十六軍混進了陝西省委的右派，二十六軍則傳說二十五軍是楊虎城派來的假紅軍。這些因素加到軍事方針的分歧上面，必然使原本不複雜的局面變得複雜起來。

后一個指責最要命。不願讓中央到陝北，比肅反擴大化不知要嚴重多少倍。

劉志丹幾次遭難。1932年底，陝西省委書記杜衡曾指責謝子長、劉志丹「有反革命陰謀」，實行「土匪路線」，同時撤了劉志丹和謝子長二十六軍正副總指揮職務。劉志丹在部隊沒有職務，行軍時背黑鍋，干炊事工作。後來叛變的倒是杜衡本人。

九大主席台上徐海東那張輪椅加座，成為這次代表大會的一個奇景。

誰能想到前面等待他們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呢？

1927年5月中共五大，他當選為政治局七委員、政治局常委三委員之一。

紅十五軍團剛剛成立，蔣介石就在西安設立了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張學良任副總司令，代理總司令之責，指揮晉、陝、甘、綏、寧等省國民黨軍「從事清剿」。面對如此嚴重的敵情，若無戰鬥力堅強的紅二十五軍到來，若無徐海東堅持主張打敵人的主力東北軍，並且在勞山戰鬥中殲滅東北軍一零一師，擊斃師長何立中，一舉打破敵人「圍剿」，僅憑紅二十六軍一股力量，或僅攻擊較弱的井岳秀和高桂滋部，確實很難保住陝北根據地。紅軍更有可能被壓向更北。

那位當年飛奔報信的偵察員早已不在了，發自肺腑的真誠呼喊卻被歲月像年輪一樣銘刻下來。當你翻到1961年版的《星火燎原》第三集第165頁之時，那聲音仍是山谷間永不消逝的共鳴，一波一波在你心頭震蕩。

讓步是很大的。遵義會議后、魯班場戰鬥前成立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即毛、周、王三人團至此終結。

1932年11月，在二十五軍七十四師當師長的徐海東正準備找幹部研究作戰問題，師政委戴季英卻下令將七十四師二二〇團的政委、參謀長等49名幹部抓起來了。徐海東大吃一驚，連忙去找政委，問：這是怎麼回事？他們犯了什麼錯誤？

來傳達命令的是紅大教育長李特。李特當過四方面軍司令部副參謀長，脾氣急躁，身上從不離槍。他帶著人追趕上來，問毛澤東：張總政委命令南下，你們為什麼還要北上？

8月21日，右路軍開始過草地。

何畏是紅軍大學政委。陳昌浩從他那裡知道紅軍大學也跟著北上了，立即命令他們停止前進。紅大的學員主要來自四方面軍，接到命令便停了下來。毛澤東等人走在紅大前面，見他們停下來了，便也停下來，想問個究竟。

就在此時紅二十五軍到陝北。他們還帶來另一個新情況。在陝南時，他們也聽到陝西省委為右派把持。從俘虜的楊虎城警衛旅長張漢民口中得知，陝西省委派了許多人到紅二十六軍。這個張漢民本是地下黨員，紅二十五軍不知道，把他錯殺了。

1935年8月29日，右路軍第三十軍和第四軍一部，向包座地區之敵發起進攻。經三天激戰，斃傷俘敵第四十九師五千餘人。包座之戰顯示四方面軍確實具有堅強的戰鬥力。四十九師是胡宗南的主力，被剛剛走過草地的程世才、李先念指揮三十軍一下打垮，北上之門由此完全打開。

這一夜環境的舒適對中央紅軍來說是長征以來從未有過的。躺在四方面軍戰友準備的床鋪上，王開湘失眠了。他與政委楊成武談了一夜。談走過來的千難萬險，談將來的美好遠景……

那封信是保衛部簽發的命令，抓捕二十六軍營以上幹部。

幾天之後，十五軍團在勞山設伏，消滅東北軍一零一師三千餘人，師長何立中也被擊斃。

四團政委楊成武回憶當時的情景說：「忽然，山風前來了一陣很微弱的呼聲，我們屏息細聽，還是聽不清楚字句，於是我們加快速度前進。漸漸地，這聲音越來越大了，彷彿聽見是『我們是紅軍！』紅軍？真的是紅軍？我正在半信半疑，一個偵察員飛奔回來，他邊跑邊喊：『是紅四方面軍的同志呀！』『紅四方面軍的同志來了呀！』」

臨終前的昏迷中，醫生講他反覆說「我想見毛主席」。

事情至此，朱理治便與郭洪濤商議，在劉志丹回來后把他軟禁在省委機關。又叫戴季英起草一信，叫前方注意防備。戴將信寫好后，未給省委看便直接送出。

周恩來作報告后，毛澤東、張國燾、朱德、博古、張聞天等13人相繼發言。

三軍團走在右路軍的最後，與中央隊很近。當時周恩來、王稼祥因病重均住在三軍團部。出於擔心中央的安全，每到宿營地，彭德懷都要去看毛澤東，還秘密派三軍團十一團隱蔽在毛澤東住處不遠，以防萬一。

……

彭德懷問毛澤東：「如果他們扣留我們怎麼辦？」

7月16日，中央紅軍攻下毛兒蓋。張國燾不僅不執行計劃，按兵不動，還提議由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擔任紅軍總政委。

雖然徐海東反對，戴季英還是做了保衛部副部長，代理部長職務。朱理治同時指定，後方肅反由郭洪濤領導，因他是本地人，熟悉情況；前方肅反由聶洪鈞領導，因他曾在贛東北搞過肅反。

情況並不很明之時，肅反決心下得過快，情況已經很明顯了，結束肅反則前憂后慮，躊躇不決，朱理治為此付出了相當沉重的代價。不僅被說成是王明在陝北的代表，陰謀陷害高崗、劉志丹，還說他拒絕迎接北上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

有分歧是正常的。一方長途跋涉。一方長期據守，各自對形勢的判斷、對本身的估量都不一樣，出現分歧可以理解，通過進一步討論和反覆比較也不難解決，問題是不能加入其他因素。後來有人說張國燾不願北上，提出組織遠征軍佔領青海、新疆，並不合事實。首先提出遠征新疆的不是張國燾，而是毛澤東。但張國燾第一個把實力因素加入到爭論中來，問題便不能不被大大複雜化、嚴重化和激烈化了。

九大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后，黨和國家又處於非常時期召開的一次代表大會。連留存下來的大會主席台照片都獨具一格：座無虛席的主席台兩塊座位區之間，鋪著紅地毯的過道上，加了一張輪椅，一個穿便服、圍圍巾、戴帽子的老者坐在那裡。因為座位奇特，特別引人注目。新聞照片發表后引來百姓一次次猜測此人到底是誰。從長相判斷，有人說是陳雲，有人說像鄧小平。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回憶說：

恩來、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澤東、稼祥9月8日22時《毛澤東年譜》記載，9月9日，張國燾從阿壩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並轉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對北進，堅持南下，並稱「左右兩路決不可分開行動」。另背著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並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

劉志丹沒有擔任軍委主席，也沒有當軍團長，卻表現得很坦然。高崗卻對政治部主任一職不滿，覺得職務給低了。

毛澤東對每一位在登記本上簽名的讀者都仔細辨認過。那些來去匆匆的讀者，卻幾乎無一人在腦海中留下這個管期刊的臨時工的姓名和面容。

暴風雨到來之前是平靜的。表面看起來，北上的問題好像解決了。

周恩來則認為撤出鄂豫皖不對，撤出通南巴是為了迎接中央中央紅軍，是正確的。

從9月8日開始，空氣中充滿了火藥味。張國燾電令四方面軍三十一軍軍長詹才芳：「令軍委縱隊蔡樹藩將所率人員轉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不）聽，則將其扣留，電令處置。」

老將軍蕭克回憶說：

9月3日，張國燾電稱「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以待斃」；公開反對北上方針，要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同時令左路軍先頭部隊三日內全部返回阿壩。

此日後，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一個向北，一個九_九_藏_書向南了。

同日24時，張國燾複電徐、陳並轉中央，堅持南下：「南下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瓮中之鱉。」

答：你不懂肅反的事。真正的反革命，沒有說實話的。不吐口供，更證明他們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願供出他們的組織關係。

高崗就是橫山人。半個月前，劉志丹、高崗剛剛打過一次橫山，沒有打下來。

兩方面都堅持各自意見，逼得陝甘晉省委書記朱理治出來作結論。

毛澤東深思片刻說：「不可。」

毛澤東、張國燾，都是著名的紅軍領導人，都在蔣介石通緝的共產黨要人名單里名列前列。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中享有無可置疑的權威，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中也享有無可置疑的權威。對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兩人都敢於表現出自己的獨立性，都是具有領袖才能的人物。

沒見過面，不曾相識，並不妨礙紅軍階級兄弟之間火熱的感情。他們都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向來自遠方的階級兄弟表達他們千言萬語的親情。

6月26日兩河口會議決定的北上川陝甘方針，被作出修正。

9月2日，張國燾到達噶曲河附近，致電中共中央「噶曲河水漲大，上下三十里均無徒涉點」，停止東進。

當晚，中央領導人通知陳昌浩、徐向前去周恩來住處開會。會議一致通過向張國燾發出如下電報：目前紅軍行動是處在最嚴重關頭，需要我們慎重而又迅速地考慮與決定這個問題。弟等仔細考慮結果認為：（一）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將極端不利，因為：（甲）地形利於敵封鎖，而不利於我攻擊……

再加上一個在鄂豫皖蘇區就擅長肅反、擅長逼供的戴季英。

在肅反問題上，毛澤東也有深刻教訓。主要是江西蘇區打AB團。

7月8日，張國燾在雜谷腦召開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會議，抓住《前進報》批評「西北聯邦政府」這件事，攻擊中共中央。

會後，周恩來根據兩河口會議決定，立即制訂《松潘戰役計劃》，準備一舉擊敗胡宗南，控制松潘地區作為北上通道。

熊厚發剛剛21歲，也是四方面軍中的一員猛將。他17歲任營長，19歲當團長，20歲就是主力師的師長了。四方面軍中的歷次主要戰鬥無役不與，年紀輕輕就成為四方面軍中的著名將領。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後，他是政治局三位常委之一。

張國燾同樣具有很大優勢。「南陳北李」都沒有來，張國燾成了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主持人。他回憶說「我被推為會議主席，首先宣布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我向大會說明關於草擬黨綱政綱草案的經過情形」；「我建議大會，由各代表先行報告各地區工作狀況」；「經過幾天的討論，後來由我歸納到會者的意見，提出幾點結論」等等。4個「我」字，把他在中共一大上的風頭寫得神氣十足。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后，張國燾與陳獨秀、蔡和森成為政治局三名常委，毛澤東僅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楊尚昆回憶三軍團受命于凌晨2時出發。前敵指揮部作戰室牆上有一張地圖掉在地上，葉劍英把這張地圖放在自己的背包里。葉劍英則回憶說，「我預先曾派了一個小參謀叫呂繼熙（后改名呂黎平），把甘肅全圖拿來。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來后，把大衣一穿，從床底下把地圖拿出來，就往外走。我先到蕭向榮那裡，他也剛起來。我告訴他，趕緊把地圖藏起來，並說，這張地圖你可千萬要保管好，不要丟了，這可是要命的東西。當時，全軍只有一份甘肅地圖。我交地圖給他的時候，離兩點還有五分鐘。」

張國燾還是不滿意，說：「在堅決提拔工農幹部上還可以多提幾個人嘛！」毛澤東說：「四方面軍中有很多好的幹部，我們現在提出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黨章規定，本來政治局不能決定中委，現在是在特殊情況下才這樣做的。」

但會議的視野過於偏向了過去。說中央紅軍放棄中央蘇區正確、四方面軍放棄鄂豫皖蘇區或放棄通南巴就不正確，澄清這些複雜的問題還需要時日。從今天來看，當時中共中央很多領導人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也並不是很清楚。毛澤東在遵義會議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先解決燃眉之急的軍事問題，不急於對歷史作總的清算。蘆花政治局會議過於拘泥於這些問題，過於單方面用一些理論和原則去關照對方，容易傷害四方面軍同志的感情。

大家都同意了這個意見。劉志丹補充說，延安南30里處有一片森林，可以隱蔽部隊。

1922年7月中共二大，他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五名委員之一。

張國燾在會上表情嚴肅。「國燾同志擔任總政治委員，軍委的總負責者」，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實力正在發揮作用。他在會上提出要提拔新幹部，中央委員會還要增加新人。毛澤東說提拔幹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這麼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他便不再堅持自己的要求。

面對這種局面，《紅星報》以《偉大的會合》發表社論，稱這次會合「是歷史上空前偉大的事件，是決定中國蘇維埃運動今後發展的事件」，「是五次戰役以來最大的勝利」，「是中國蘇維埃運動新的大開展的基點」；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聯名致電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中國蘇維埃運動兩大主力的會合，創造了中國革命歷史上的新紀錄，展開了中國革命新的階段，使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國民黨驚惶戰慄。」

資格如此之老卻又比毛澤東年輕4歲，內心的優越感即使不說出來，也是巨大的。

答：這還不知道？是肅反！

北上的毛澤東，在紅大學員的視野中遠去了。

朱理治年僅28歲，並無軍事鬥爭經驗。他1927年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加入共產黨，任過中共清華大學支部書記，共青團江蘇省委書記，中共河北省代理書記等職。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派遣到陝北工作，1935年7月剛到陝北永坪鎮，比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僅僅早來兩個月。

戴季英胸有成竹，答：按照鄂豫皖保衛局規定，審訊只能由軍委主席一人參加，省委書記不能參加。

但戴季英在不停地審，口供在不停地供。看到口供越來越多，郭洪濤雖仍有懷疑，也不敢再多說什麼了。

能闖過這樣天險的，必是真老虎。一軍團主力二師四團主攻臘子口。戰鬥最激烈時，林彪親到四團指揮，四團團長王開湘則親率兩個連從臘子口右側攀登懸崖陡壁，摸向敵後。黑夜中正面拼殺正酣，一顆白色信號彈騰空而起：王開湘迂迴成功！三顆信號彈又騰空而起，林彪命令總攻！

但一切都難以挽回了。

南下的紅大學員，在毛澤東的視野中遠去了。

這是一個非常時期團結所有力量的班子。毛澤東已經作了最壞打算：「即使給敵人打散，我們也可以做白區工作。」

跟隨李特的幾個警衛員，手提駁殼槍指頭按著扳機，氣氛十分緊張。

但主要領導人朱理治決心不堅，應是主因。

戴季英振振有詞。他以蘇區中處理的季振同、曠繼勛、許繼慎等為例，說這些人創造蘇區、創造紅軍為的是消滅蘇區、消滅紅軍。

會議開完，毛澤東便留在了三軍團。

7月21日，中革軍委決定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兼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兼任總指揮，陳昌浩兼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參謀長。中央紅軍第一、三、五、九軍團番號依次改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軍。四方面軍番號不變，仍是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軍。

6月25日會師大會後，張國燾似乎並不特別經意地問周恩來，一方面軍有多少人。周恩來坦率地告訴他，遵義會議時有三萬多人，現在可能不到了。

十五軍團派人來聯繫，中共中央才剛剛知道，這個終於找到的落腳點，正在發生一場大規模肅反。

1969年3月31日晚，毛澤東發現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主席團名單中沒有徐海東的名字，突然提議要他參加。

這份刊物是毛澤東從北京回去後主編的，在南方影響很大。政治上極其敏銳的張國燾雖然立即感覺到了幾千裡外一個叫毛澤東的人所顯示的能量，卻錯過了在北大與毛澤東的會面與交談。

這種相遇並不是平等的。毛澤東當時正在爭取旁聽生的地位，而張國燾不但是北大理工預科三年級學生，而且是學生中的風雲人物，正在發起組織「國民雜誌社」。每天晚上，他的房間都是激進同學的聚集中心。

由此把第二個9月9日，深深澆注進毛澤東的生命。

周恩來再一次負重。既然四方面軍人多槍多，既然張國燾說不做人事調整便無法順利滅敵，無法北進，為顧全大局，首先提出北上陝甘戰略方針的周恩來讓出紅軍總政委。

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會合后，張國燾各軍團互通情報的密電本收繳了，一、三軍團和毛澤東通報的密電本也被收繳了。從此以後，只能與前敵總指揮部通報。彭德懷憂心忡忡地說：「與中央隔絕了，與一軍團也隔絕了。」

第二個是1935年9月9日，毛澤東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91年11月出版的《徐向前傳》，詳細描寫了兩位紅軍指揮員難忘的會見：這時河對岸出現了一支蜿蜒而來的小隊伍。走在最前面的一個人體魄健壯，中等身材，穿一身灰布軍裝，戴一頂斗笠，走到岸邊后直向徐向前等人揮手呼喊；徐向前也揮動八角帽答話，但因水聲太大，誰也聽不清對方說什麼。彭德懷的名字，徐向前早就聽說過。徐向前的名字，彭德懷也不陌生，但兩人從未見過面，所以誰也不敢斷定對方就是自己要會見的人。過了一會兒，徐向前見對岸戴斗笠的人朝他打了打手勢，接著扔過一塊小石頭來。石頭上用小繩拴著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帶三軍團之一部，在此迎接你們！——彭德懷。」徐向前高興極了，馬上從記事本上撕下一頁紙，正正規規地寫上：「我是徐向前，很想見到您！」也拴在石頭上甩過河去。彭德懷得知是徐向前在對岸，高興地揮動大斗笠，頻頻向他親切致意。

兩軍會合后，凱豐在《前進報》上發表《列寧論聯邦》，批評張國燾成立「西北聯邦政府」。凱豐與張國燾同是江西萍鄉同鄉，不同的是他資格甚淺。大革命失敗後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底回國才轉為中共黨員。這是一個脾氣性格都很衝動的人。遵義會議上堅決不承認錯誤，遵義會議后鼓動博古不要交權。但他又很年輕，當時剛剛29歲。鬥爭起來熱情極高，缺乏策略。《前進報》上發表的那篇文章，從時機看不好，從效果看更不好。張國燾以此為口實，一下子就挑起了四方面軍幹部與中央的對立情緒。

晚上會師部隊聯歡，篝火映紅了天空。戰士們互相拉著對方的手就不想鬆開，四川民歌與興國山歌響在一起。

張國燾在會議上也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

雖無軍事經驗，但以前看過的毛澤東在江西反「圍剿」的材料啟發了他。他表示同意徐海東的意見，首先打東北軍；建議佯攻甘泉，打敵增援隊伍。

（丁）北面被敵封鎖，無戰略退路。

（二）因此務望兄等熟思深慮，立下決心，在阿壩、卓克基補充糧食后，改道北進，行軍中即有較大之減員，然丹南富庶之區，補充有望。在地形上、經濟上、居民上、戰略上，均有勝利前途。即以往青、寧、新說，亦遠勝西康地區。

毛澤東沒有忘記他。

毛澤東一生中，三個9月9日深深嵌入他的生命。

又問：他們打仗都很勇敢呀！

1935年9月發生在阿壩、班佑、巴西地區的事件，也是如此。

10月6日，陝甘晉省委保衛部以開會為名，將劉志丹騙回瓦窯堡逮捕「審查」。

鄂豫皖的肅反經驗就是用刑。刑訊之下，很快就招出了劉志丹、高崗等13人。

6月12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一軍團二師四團翻越夾金山。快下到山腳，突然響起槍聲。團長王開湘從望遠鏡中發現前面村莊周圍有部隊。試著用號音聯絡，對方回答了，但仍然聽不出敵我，王開湘命令部隊以戰鬥姿態向前推進。

敵人對陝北的第三次「圍剿」被粉碎了，根據地內部的分歧也開始了。

省委有懷疑，問：為什麼審訊不讓負責後方肅反的郭洪濤參加？

危機到了爆發時刻。

這是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袖后，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走出如此之遠，去歡迎黨內另一位領導人物。

答：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委，肅反是我的事，你不要多過問。

8個月征戰，萬余里行程，中央紅軍前面不是險峻的高山大河，就是重重堵擊的敵人。這回終於在前面出現了自己人！兩支部隊發出山谷共鳴的歡呼，加上這些鋼鐵漢子奪眶而出的熱淚，其中所含意之切，情之深，非我們今天所能想象。

會師剛剛三個月的兩支主力紅軍，在北上大門之前分道揚鑣。

7月18日，陳昌浩致電中共中央，提出由張國燾任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任前敵總指揮，周恩來兼參謀長，「中政局決大方針后，給軍委獨斷專行」。不這樣「集中軍事領導」，便「無法順利滅敵」。

張國燾也ｈｔｔpｓ://rｅａｄ•99ｃsｗ•cｏm是無時間與這個期刊管理員交談的人之一。他對毛澤東最早的記憶不是來自身邊的北大圖書館，而是來自後來長沙那份全國出名的《湘江評論》。

50米一段的崖路上，手榴彈的彈片鋪滿一層，有的地方還厚厚地堆了起來。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增選為政治局常委。張國燾不同意這個會議，實質是不承認毛澤東有比他高的黨內地位。

1923年11月，托洛茨基對訪問蘇俄的蔣介石說，國民黨應該「北上，因為北方有更便於共同行動的條件」。

1954年楊立三去世。擔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無論如何要親自給他抬棺送葬，也是別人怎麼勸也勸不住。

三、歡迎張主席！

他就是用這種方法來對付所謂的「留蘇幫」。

表面一致下，張國燾的工作暗中開始了。

10日凌晨，前敵總指揮部得知一方面軍單獨北進，急電張國燾。張國燾于凌晨4時致電中央，稱已得悉中央率三軍團單獨北上，表示「不以為然」；仍堅持南下，拒絕北上。

他仍然當選九大的中央委員，關鍵當然是毛澤東的首肯。後來專案組人員說，這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毛澤東說，在鄂豫皖幾次沒有打退敵人，因為沒有準備，那時退出是正確的。但通南巴是打退了劉湘，在勝利後進攻中放棄的，是不對的。

由於時間的耽擱，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結松潘，堡壘封鎖基本完成。中共中央被迫放棄松潘戰役計劃，決定改經草地北上。據此，紅軍總部制訂了《夏洮戰役計劃》：以集中在卓克基地區的紅四方面軍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軍，和紅一方面軍第五、第三十二軍編為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率領，北出阿壩，爭取先機進佔夏河洮河流域；以集中在毛兒蓋地區的紅一方面軍第一、第三軍和紅四方面軍第四、第三十軍編為右路軍，由徐向前、陳昌浩率領，北出班佑、阿西。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行動。

前後方在劉、高不是右派這點上，已基本統一了。

1928年7月中共六大，他當選政治局七委員之一。

徐海東如此說，因為有切身體會。

到了9月9日。

這是一個在中共黨內資格極老的人物。項英因斯大林贈送一支小手槍自豪不已，把手槍別在腰上隨身不離；張國燾則面對面地與列寧談過話，親耳聆聽過列寧的教誨。其資格1927年以前只有陳獨秀能與之相比；1927年以後則只有周恩來能與之相比。

1972年6月周恩來回憶這一幕時，依然印象深刻。他說，張國燾一聽，臉色就變了。張國燾太懂得數字裏面的含義了。這就意味著兩個方面軍會合后總兵力十萬人內，80%以上都是四方面軍的人。

朱理治猶豫不決，感到問題太大。劉志丹是創造蘇區、創造紅軍之人，說他反革命，怎麼解釋？

（丙）阿壩南至冕寧，均少數民族，我軍處此區域，有消耗無補充……

你們辛苦啦！感謝你們的幫助和支援。我們久已聽到了二十六軍同志在陝甘邊長期鬥爭的歷史，二十五軍同志在鄂豫皖英勇鬥爭的歷史，和在河南、陝西、甘肅的遠征，聽到了群眾對你們優良紀律和英勇戰鬥的稱讚。最先又聽到你們會合，不斷取得消滅白軍、地主武裝的勝利，這使我們非常歡喜。現在中央紅軍、二十五軍和陝北紅軍這三支部隊會合了。我們的會合，是中國蘇維埃運動的一個偉大的勝利，是西北革命運動大開展的號炮！我們表示熱烈祝賀！

打電話來請示的是第四軍軍長許世友。

當時已身患癌症且處境險惡的周恩來，沒有忘記雪山草地之恩。他用心良苦！

高崗第一個發言，主張向北發展，向南取守勢，首先打橫山。理由有二：一、井岳秀和高桂滋部隊好打，一打就散；二、向北發展如能打下陝北最富的綏德、米脂，能夠與神府蘇區打成一片；再向南，可以出三邊打馬鴻逵。

最後博古作結論說：同意總的估計，國燾執行了四次「圍剿」后黨的路線。

張國燾回電徐、陳：「一、三軍暫停向羅達進，右路軍即準備南下，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問題，右路皮衣已備否。即復。」

對實力的依賴，會把他帶向哪裡呢？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裡躲到日落。士兵們在追蹤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用手接觸到他們。儘管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任何希望，認為自己一定會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麼的我沒有被他們發現。最後，天近黃昏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徹夜趕路。我沒有穿鞋，腳底擦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友善的農民，他給我住處，後來又帶領我到了鄰縣。我身邊有七塊錢，用這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食物。當我最後安全到達農民武裝那裡的時候，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問：這麼多幹部，不可能都是反革命吧？

1933年4月，鄂豫皖蘇區規定，凡是在白區入黨的人，都要填一份入黨登記表，說明何時何地入黨，介紹人是誰，現在何處。說不清入黨介紹人現在何處、又找不到其他人證明入黨，就定為混入黨內的假黨員。輕則清洗出黨，重則被抓被殺。

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這兩支主力紅軍的會師，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會見，還是毛澤東與張國燾的會見。

從會議記錄中可以看出，當時黨內民主討論的氣氛是濃的，不同意見在會議上可自由發表；會議總目的是團結張國燾。毛澤東說：從鄂豫皖到現在，國燾領導是沒有問題的，路線是正確的，其他個別問題不正確。充分肯定了四方面軍的功績。

張國燾講話很注意時機，很注意效果，很注意他的聽眾。在這方面他有基礎，更有經驗。

其實在兩河口握手擁抱以前，張國燾與毛澤東等人的分歧已經出現。

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陝甘支隊 司令員 彭德懷政治委員 毛澤東毛澤東寫這封信的時候，心情是激動的。徐海東讀到信，心情也相當激動。儘管他不明白「陝甘支隊」是怎麼回事，也不明白為什麼沒有朱德的簽名，但紅二十五軍按照中革軍委命令於1934年11月脫離根據地西征，用一年時間終於和中央又建立了聯繫！

毛澤東要向北，張國燾要向南。還未會面，分歧就顯露出來了。

精神壓力是巨大的。沙窩會議后中央決定恢復一方面軍番號，周恩來任一方面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央紅軍改稱為紅一方面軍。

索爾茲伯里在《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中說，9月9日上午，張國燾發密碼電報給陳昌浩，徹底開展黨內鬥爭。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獲悉后立即報告了毛澤東。楊尚昆1984年4月3日對索爾茲伯里說：「葉並不了解其中的陰謀。」

郭洪濤不信招出的口供。他很肯定地說：「劉、高不是右派。」「殺了我的頭也不信。」他在陝北工作多年，說出的話自有權威。

周恩來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

他後來對斯諾說：「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不是陳雲，也不是鄧小平。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徐海東。

彭德懷所說的人質，指將要到會的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

這兩位威震敵膽的紅軍將領，用石塊和籮筐完成了情真意切的首次會面。

我們說成功是一分一分累積的結果，挫折就不是一分一分累積的結果了嗎？讓一個剛到陝北兩個多月的28歲的省委書記承擔全部責任，能完成對挫折的徹底借鑒了嗎？

敬禮

在此兩軍對峙、千鈞一髮之時，毛澤東再次抬出了彭德懷。

當中國工農紅軍開始北上萬里長征之時，蔣介石是否還記得托洛茨基這句話？從這句話里他能得到什麼啟示？

二、二十五軍的武器主要就是在鄂豫皖根據地繳獲東北軍的，打東北軍有把握。

自7月6日李富春轉報張國燾「充實紅軍總司令部」的要求后，7月9日，張國燾控制的川陝省委又向中央提出改組中革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的人員名單，要陳昌浩出任總政委，敦促政治局「速決速行」。

熊厚發也沒能看到。1937年3月在西路軍最後的戰鬥中，他負傷被俘，被馬步芳用大炮轟死在青海西寧。

不打下臘子口，則北進的隊伍只有回頭。

6月30日，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劉伯承、林伯渠、李維漢等組成中央慰問團，到紅四方面軍駐地雜谷腦慰問。慰問團7月3日到達雜谷腦。

「一、三軍團打AB團是在1930年11月上旬從贛江西岸過到贛江以東之後開始的。首先是總政治部，接著就在各軍各師開始了。……我們師打AB團也是這時候開始的。記得剛到寧都，軍政治部告訴我們，你們那裡有AB團，並具體指出幾人，其中有師政治宣傳隊隊長和一個宣傳員，這兩個人是福建人，閩西蘇區游擊隊編入紅軍的。就憑這一句話，根本沒有別的材料，就把他倆抓起來了。提審他們時都不承認，一打，一審，他倆承認了，還供出十幾個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幾個人抓起，再打，再審，又供出幾十個，到11月底12月初，共抓了一二百人。」「總計四軍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當時四軍總人數七千多人，所打的AB團相當於全軍人數的五分之一」。

9月1日，張國燾率左路軍一部從阿壩出發，向中央所在的班佑、巴西地區開進。

分歧由軍政兩方面同時擴展。

說到這裏，毛澤東話鋒一轉，對李特說：「彭德懷同志率領三軍團就走在後面，彭德懷是主張北上、堅決反對南下的，他對張國燾同志要南下，火氣大得很哩！你們考慮考慮吧！大家要團結，不要紅軍打紅軍嘛！」

8月10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下達《右路軍行動計劃》，規定右路軍分三個梯隊蟬聯北進，掩護左路軍主力北上。13日，前敵總指揮徐向前將這一計劃電告張國燾。但張國燾按兵不動。

中共中央將要與張國燾在戰略行動上分離的9月9日。

北進時，林彪率一軍團和四方面一部為前鋒，距離中央隊甚遠。

會議還一致通過《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將紅一方面軍主力和中央軍委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林彪任副司令員，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楊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並成立了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五人團指揮軍事；設立了編製委員會，主任李德，葉劍英、鄧發、王稼祥、蔡樹藩、羅邁為委員。

說二十五軍是假紅軍，令徐海東相當惱火。他曾經被人說成是假黨員，幾乎掉了腦袋。

「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變得比較聰明了起來」，這是毛澤東的肺腑之語。正是有了這個教訓，所以到了陝北發現肅反有偏，便馬上提出放劉志丹。

有回憶說那天還下著雨。那麼毛澤東和政治局諸委員就都是立在雨中等候了。

9月21日，中共陝甘晉省委發出指示，決定建立政治保衛系統，頒布赤色戒嚴令，實行肅反。

朱理治無疑在肅反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作為陝甘晉省委書記，他當然應負主要責任。但當時陝北肅反情況相當複雜。

這段時間毛澤東很少說話，很少表態，分外謹慎。當時在中央隊擔任秘書長的劉英，1986年這樣回憶那段非常時期：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盡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同擔任總政委的恩來商量，恩來一點兒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覺得這麼安排好，表示贊同。

周恩來抓住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都脫離了原有根據地。在這種情況下，方向問題，便成為在什麼地方創造新蘇區的問題。

此時張國燾又想北出阿壩佔領青海、甘肅，又想南擊撫邊、理番，舉棋不定。

休整期間卻獲得一個重大發現。毛澤東召見偵察連連長梁興初、指導員曹德連，要他們到哈達鋪找些「精神糧食」，只要是近期和比較近期的報紙雜誌都找來。

此時離王開湘告別這個世界只剩下兩個月。沒有紀念碑的他披著硝煙立在那裡，鋼澆鐵鑄，像一尊永遠豎立的戰神。

徐向前走到渡口才知道，鐵索橋已被破壞。要渡河比登天還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