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爾斜瞟了對方一眼，借題發揮道：「要是改坐火車，到安陽就方便多了」。說時，自信地撣了撣手中的煙灰，道：「現代文明與古代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交通。在我們美國，鐵路是極普通的交通工具。如今，飛機和小汽車對我們更為方便。」

李處長接茬說：「司令員說得很對。最近軍調處三人小組（周恩來、張治中、馬歇爾）移到新鄉談判，主要也是交通問題；現在考爾忽然來訪，也是打鐵路的主意。」

根據劉伯承的主張，抗日軍民必須徹底地對敵展開全面的交通鬥爭，真正做到戰鬥力與勞動力很好地結合，不斷與敵寇進行長期艱苦的交通鬥爭。一二九師及其所屬部隊正是遵循這一方針，一面摧毀敵之交通，一面暢通我之交通，自由自在地發揚游擊戰、運動戰的特長，迫使日寇處於身體支離、血管破裂、接濟斷絕的被動地位。

平漢戰役（又稱邯鄲戰役）是我軍成功運用「敲山震虎」戰術的較早戰例。1945年10月，高樹勛新8軍和馬法五兩個軍沿平漢路北進，夾擊華北重鎮邯鄲。由於事關戰略全局，中央軍委電令劉鄧親臨前線指揮。劉鄧分析形勢后認為，敵人內部存在矛盾，最高明的戰術是進行政治攻勢，促成高樹勛部起義，從而達到瓦解敵軍的目的。於是劉鄧運籌帷幄，一邊派人攻心，一邊以迅猛的軍事行動殲滅高部友鄰，震懾高部心理，終於在決戰前夜促成了高樹勛率部起義。毛澤東同志聞訊后大悅，號召在全軍掀起一場「樹勛運動」。鄧小平同志回顧平漢戰役時指出：「平漢戰役應該說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爭取了高樹勛起義。如果硬斗硬，我們傷亡會很大。」

劉伯承說話向來一針見血：「鐵路是日寇活動的生命線，是它掃蕩的基地」，「鐵路乃是它的大運兵線，公路乃是它的小運兵線，據點乃是它的兵站」。「沒有鐵路便沒有公路，沒有鐵路、公路便沒有據點」。「敵寇倘使失去『朝發夕至』的鐵路、公路，憑著它的兩隻泥足行軍作戰，運輸軍實，其困難將不堪想象。」

劉伯承站起來，客氣地笑了笑，說道：「既然如此，那我們到新鄉再會吧。」

的確，談交通鬥爭，考爾先生還嫩了點。早在抗日時期劉伯承就對中國的交通鬥爭，有過深入的研究，因為交通戰是中日雙方相持階段爭取戰略優勢的主要手段。自侵華以後，日軍就把「寶」押在交通線上，狂妄地宣稱：「只要交通有保證，滅亡中國絕對不成問題。」日軍以平漢、正太等鐵路作為大運兵線，以公路作為小運兵線，沿途修築據點作為兵站，一步步「蠶食』華北，並九_九_藏_書進而深入腹地，妄圖滅亡中國。

「當然！當然！……」

當時，日寇極力維護交通、強化交通，而我軍則大力破壞敵方鐵路、公路。敵人修得快，我們破得更快。例如正太路，當初修的時候，費了5年時間，但在1940年的正太戰役中，只消半個月功夫便被八路軍一二九師摧毀大半。整個正太路全長249公里，被八路軍徹底破壞者，佔三分之二以上。在長期的交通鬥爭中，劉伯承創造性地運用破擊戰法把主動、積極和經常的實施與隱蔽、周密地組織和準備相結合；把游擊隊進行的局部破擊與全區域性的全民破擊相結合；把破壞敵人原有交通與破壞敵人新建交通計劃相結合；把破壞交通與阻止敵人修復交通和改造地形相結合；把經常研究敵人強化交通措施和我之對策與對部隊和群眾進行政治、專業教育相結合；為中國人民革命軍理論寶庫增添了新的內容。

「嗯，」劉伯承點點頭，表示贊同地說：「日本人投降以後，美國人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他們當中有些人已經看到，跟共產黨來硬的行不通，又想來軟的一套。考爾先生肯定是為交通問題來的，他們比蔣介石還著急哩。」

劉伯承走到窗前，向遠處眺望，頗有感慨地說：「現代戰爭，交通線就是生命線。抗戰中，我軍扼住各路交通，日本人就寸步難行。現在，從輝縣到邢台以北的大段鐵路，已被我軍切割、分裂，鐵軌被扒掉，火車頭被卸開，成了一堆廢鐵。平漢線交通一斷，就好比斷了老蔣的血管、氣管，美國老闆當然著急啦。」

劉伯承擺擺手說：「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但在策略上要講究鬥爭藝術。如今，蔣介石在高唱和平，美國人又裝出調解的模樣，所以我們在態度上要加以區別，言辭上加以注意。總之，不能讓他們撈到什麼油水。」講到這裏，劉伯承停頓了一下，說道：「你告訴考爾先生，一小時以後，我可以見見他。」

劉伯承逼視對方，一板一眼地說：「暫時截斷交通，是人民要求和平的舉動。如果現在恢復交通，有人就會加快運兵，運槍炮彈藥，就會加快戰爭的到來！」

交際處長李新農得到消息后，馬上進屋向司令員報告。劉伯承放下手中的書本，從容地說：「哦，來得好快啊。」轉身問交際處長：「新農同志，你看考爾先生來意如何？」

可惜，劉伯承對此反應冷淡，毫無興趣。考爾一看自己的獨角戲唱不起來，自知沒趣，便狡猾地轉換話題：「聽說劉將軍一路騎馬到了安陽，旅途十分辛苦啊。」

兵法雲「攻心為上」。「敲山震虎」戰術的九_九_藏_書基本涵義是「軍事仗和政治仗放在一起打」，通過軍事行動來配合政治心理攻勢，以打促降攻心制敵，最終謀求「小戰而屈人之兵」的高效益。之所以通過「敲山」來「震虎」，而不是上山打虎和調虎離山，是出於以下戰術考慮：一是虎踞深山，佔地勢之利，上山打虎則代價沉重且後果難料，很可能打虎不成反被虎傷；二是不宜調虎離山，因為虎在逃離的過程中會繼續傷人，不利於戰略全局利益；三是虎成困獸，存在著被降伏和生擒的可能。

「我們要粉碎國民黨的內戰陰謀，決不恢復交通。」李處長乾脆地說，「是不是回絕考爾？」

劉伯承嚴肅地回答說：「正是為了和平，我們才同國民黨談判的。當然，恢復交通與實現和平是聯繫在一起的……」

當然，作為一位傑出的軍事家，決不會沉湎在對既往戰史的回味上。因為，勳章和戰功只能記錄將軍的過去，而不能保證未來。

「可惜，考爾先生的話只說對了一半。」劉伯承莞爾一笑，認真地指出：「目前，恢復交通的條件還不成熟。如果現在恢復交通，只能給中國人民帶來更大的痛苦。考爾先生想必明白，鐵路固然可以很快地輸送旅客、物資，但也可以用來運兵，運槍、炮、子彈！」

對交通鬥爭問題，當時在抗日隊伍內部有各種各樣的看法：有的看不到日寇強化交通，殘暴地推行殖民統治的嚴重性。有的雖然看到了日寇利用交通線掃蕩抗日根據地，企圖滅亡中國的局面，但又看不到游擊隊開展破擊戰的巨大作用，認為破路沒有多大用處。有的則在嚴酷的鬥爭面前，犯了急躁情緒，採用正面「擋仗」的辦法；專和優勢裝備的敵人硬拚、硬碰……。為了教育部隊認識交通鬥爭的嚴重性，認清破壞敵人交通的戰役意義，把開展交通鬥爭當作爭取戰略優勢的主要手段，劉伯承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形象而深刻地論述了日本侵略軍對交通的依賴性，和我們開展交通鬥爭的急迫性。

「歡迎。我們中國人是極重交情的，對真正的朋友都是以禮相待。」劉伯承溫文爾雅，不卑不亢地說。

劉伯承微笑著說：「考爾先生的話不無道理。現代交通確是現代文明的標誌之一，可惜，近百年來，我國一直遭受帝國主義侵略，交通十分落後。其中的原因，想必先生略知一二。」

從文化思想方面看，開展交通鬥爭，就是斬斷大小「毒水管」、「放毒器」，清除日寇的奴化教育。隨著軍事侵略的深入，必然是更為瘋狂的文化侵略。當日寇侵入華北以後，便在佔領區大九-九-藏-書肆推行殖民主義的奴化教育，宣傳什麼「王道」、「共榮圈」、「共存共榮」等貨色，強制灌輸日本軍國主義的腐朽思想和文化毒品，這都是通過交通線販運來的。劉伯承比喻說：「鐵路好比大毒水管，公路好比小毒水管，據點好比放水口，各種毒水都從那裡放出。倘使我們斬斷了敵人的交通，便是斬斷了它的放毒器。這樣，便可以根本斷絕一切妖氛毒氣的來路，使我們得以自由自在地發揚中華民族抗日民主的文化教育，這又是有著何等重要的意義！」

考爾目睹劉伯承的大將風采，聯想起上黨、平漢兩役國民黨軍被殲5萬餘人的戰績，和眼前這不冷不熱的答問，心中不由得一陣發怵。因為，在華盛頓軍方看來，曾經使日本人聞風喪膽的劉伯承，自上黨、平漢交手之後，已被美蔣中人視為難以制服的「中原之虎」。然而，考爾畢竟是考爾。他一面打著手勢，一面夸夸其談，頌揚劉伯承是「抗日名將」、「聞名的軍事家」等等。

一位國軍將領的心裡話：「敗在劉伯承手下，值！我算服了。」

戰爭是最不拒絕創新的領域。每一次軍事技術的變革都衝破思維的桎梏，把原有的戰術理論推向一個新的境界。當資訊技術驅動戰爭形態的車輪由機械化時代駛向資訊化紀元時，「敲山震虎」戰術的思想內涵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和豐富。

考爾先生是一位思維敏捷、頗善言辭的軍人。在美軍服役期間，他靠著自己聰明的頭腦和流利的口才，被擢升為上校並被派到中國。名義上是調停國共兩黨爭端，實際他肩負軍事、外交雙重使命，為國民黨政府出謀劃策。此時，他得知劉伯承路過安陽前往新鄉的消息，便急忙抓住這一機會，施展先發制人的外交手腕，企圖率先敲開交通問題談判的僵局。可他沒有想到，自己先碰了個軟釘子：等候一個小時。但考爾是個有耐性的使節，在六十分鐘的冷板凳上，早就背熟了該用的外交辭令……

「對極了！對極了！應該儘快恢復交通，修復平漢路。」考爾自以為得計地附和著。

「我是中國人的朋友，當然也是貴軍的朋友。」考爾彬彬有禮地獻殷勤道：「久聞劉將軍威名，今天特以朋友的身份前來拜訪。」

考爾自以為對方已為其花言巧語所打動，便繼續說道：「對！對！中國需要和平。我就是為和平而來的。我們希望國共兩黨的朋友實現和平，恢復交通。想必劉將軍會贊同我們的建議。」

「對方說是禮節性拜訪」，李處長一邊思忖，一邊回答道：「我看是來者不善，夜貓子進宅——沒好事。美國人給老蔣撐腰，發動內戰，在上黨、九九藏書邯鄲吃了敗仗，這回肯定是為平漢路交通而來。」

劉伯承以禮還禮，溫和地笑了笑，一面伸過手，一面打量著這位不速之客。考爾，高個子，約莫40歲左右，淡黃的頭髮，藍色的眼睛，眼神中透出狡黠。

這不，劉伯承正在總結平漢戰役勝利經驗的時候，又接到談判的任務。出面調停的是美國人，跟蔣某人配合著演「雙簧」。中國的事就這樣，太急了不行，還得坐下來談，沒脾氣。

「嘿嘿，」劉伯承風趣地說：「騎半天馬就到安陽，算啥子辛苦？我這二十多年差不多都是在馬背上過日子。」

蔣某人的邯鄲夢就這樣破滅了。

運用「敲山震虎」戰術，要訣有：一是找准目標，即攻心對象既要存在著放棄抵抗的可能，又要具有一定的戰略價值，否則會白費心機或大計小用。二是軍事行動要狠，確實對「虎」起到震懾作用。三是軟硬兼施，進行積極的遊說，以打促降。

這天一早，劉伯承司令員帶著談判小組風塵僕僕來到河南安陽，準備前往新鄉參加談判。他們在招待所剛剛安置停當，門外就有人來通報：「美方交通小組組長考爾上校求見！」

所以，抗日戰爭一開始，交通鬥爭就十分激烈、十分殘酷。對於交通鬥爭的嚴重性和艱巨性，劉伯承有著直接的體會和深刻的見解。他指出：「敵我在相持階段的交通鬥爭，是爭取戰略優勢的主要手段。」「所謂交通鬥爭，簡單說來，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用盡一切力量，以求暢通我之交通，斬斷敵人交通。反之，在敵人方面，也是如此。」他強調：「抓住敵之背後補給線活動，破壞輜重與交通，使敵人軍火無法補給，也無法繼續『掃蕩』，實屬有戰役意義的。……鍋中加水，不如爐內抽薪。要使每個抗戰軍人深刻了解，堅決到敵人背後交通要線上去破擊，必須反對正面擋敵等待囚籠制身的現象。」

「當然當然，」考爾應諾道：「貴國與我們美國不同，貴國剛剛經歷戰爭嘛。我衷心希望貴國交通發達，這樣各地的物資可以交流，民眾也便於往來呀。」

讀者只要概略了解一下劉伯承的交通鬥爭見解，就會明白美國人和蔣某人搞的那點「交通把戲」，是不夠劉伯承「玩」的。

有人將戰爭時期的生活，比喻成一首變奏曲：時而激昂高亢，時而婉轉悠揚。時而如狂風驟雨，時而轉日麗風和。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大地就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打中有停，停中有打。不論是停是打，始終也沒有平靜過。

「NO！NO！（不！不！）」考爾一面掏出手絹抹嘴，一面自我解嘲地read.99csw.com說：「我的職責是調解交通問題，停戰問題由新鄉談判小組負責……」

首先，從軍事上看，開展交通鬥爭，就是斬斷敵人的大運兵線、小運兵線和兵站，摧毀日寇的「掃蕩」基地。

在現代戰爭條件下，軍隊對於交通的依賴性是極大的。日寇的現代化大軍就是靠著鐵路、公路源源送往各根據地。展開掃蕩，屠殺抗日軍民的。到1940年9月，日軍已侵佔中國領土面積達166萬平方公里，在縱的方面，從大青山到廣西就有3000公里，在橫的方面，從山海關到宜昌就有1500公里。日寇要維持和鞏固它的佔領區，以實現其「大東亞共榮圈」，一刻也離不開現代化交通條件。單就華北來說，日寇除了採用挖封鎖牆、封鎖溝等辦法，還專門組織了它的「華北交通公司」，確實費盡了心機。劉伯承坦率地指出，日寇是以戰略眼光來組織它的交通和它的「華北交通公司」的。因為這是它的整個侵華政策成敗的關鍵所在，是它的生死攸關所在。

考爾慌忙插嘴道：「不會，不會……」

「謝謝考爾先生對我們的關心。但是，要請先生注意一個現實：中國面臨著戰爭！」劉伯承用手往上推了推眼鏡，加重語氣道。

剛一會面，風度翩翩的考爾就堆著滿臉笑容，對劉伯承發出問候：「Howareyou？EsteemedGemeral！（尊敬的將軍閣下，您好！）」

為了保障鐵路、公路的暢通，日軍費盡心機，強迫民眾修築了一道又一道封鎖線。單是平漢鐵路邊沿，就重重疊疊修築了三道封鎖線。在太行山與冀南平原之間，日寇沿鐵路挖了四道至六道護路溝，又以積土築成與溝平行的長城。在兩路之間，還加設鹿寨與木柵，並築平行公路。在鐵路沿線每隔一二里至十里就構築一堡，派日偽軍守備。各碉堡之間，每隔近百米修築一堡，強迫民眾看守。一到夜間，便張掛馬燈，並分段遞呼聯絡口號和傳遞簽名票單。如發現聯絡口號或票單中斷及馬燈熄滅，馬上就派出裝甲車巡邏檢查。日寇還在沿路的電線杆上張掛明燈，在路旁修築圍溝、圍牆、埋設地雷等。特別是在接近抗日區地境，築成了百多里長的封鎖牆溝。在佔領區內日寇推行法西斯的「治安肅正」，把鐵路、公路稱為「治安」路，將公路擴張為「王」字形「田」字形，強迫群眾為其修路、護路，企圖將抗日軍民困死在「囚籠」里。

劉伯承用質問的語氣問道：「考爾先生和美國政府能保證國民黨不運兵進攻解放區嗎？！要是這樣，我肯定華北人民是會同意恢復交通的。考爾先生，你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