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無關照片」的出處及A先生弄到這些照片的情況：在石井家走廊里和舊書堆放在一起，和三男夫人熟悉以後，她陸續拿出來的。他發現其中有一本破爛不堪、裝訂線已脫落的相冊。

事件起因於1982年9月14日晚11時左右。我和下里先生第二天要出發去中國採訪旅行（為寫《惡魔的飽食》第三集），住在成田機場的成田旅館。就在這時，接受《日本經濟新聞》記者牧作樹先生等人的採訪，我們才知道《惡魔的飽食》（第二集）使用的35張照片中，有20張與本書中的731部隊完全無關，是明治45年發行的《明治四十三、四十四年南滿洲鼠疫流行志附錄照片集》（滿洲日日新聞社發行）中收集的照片。為什麼會發生這樣「誤用照片」的事件呢？得到有問題的照片是1982年2月上旬，一個自稱讀過《惡魔的飽食》第一集的讀者「竹內」（據光文社的電話記錄），給光文社打電話說：「有人保存著大量有關731部隊的資料和照片。」從光文社得到通知后，我立刻讓下里先生去會見此人。他就是提供「無關照片」的A先生。但那時A先生的住處和姓名是保密的，只留下了第一個通報者的電話號碼。

——這些東西是買的嗎？

1982年10月24日下午2時，在東京千代田區新大谷飯店，終於會見了A先生。我用了5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詳細地詢問了事情的經過。結果，我認為這件事已真相大白，便借用《文藝春秋》雜誌，予以發表。

10月3日晚，對於我和下里先生的提問，A先生堅持說，照片從石井三男夫人那裡得到的時候就巳塗抹過了。可是，第二天會見記者時，他推翻了前一天所說的證詞，說是「自己用墨水塗抹的」。但這究竟是何理由，當時沒有弄清楚。

在這裏，我謹向讀者及支持者表示深切的歉意，並表示我的決心，希望大家今後仍能給予支持。（本文系摘要，原載1983年1月號《文藝春秋》月刊）

A：在走廊裡邊，和舊書堆在一起，是從裝麵條的袋子里拿出來的。與老太太熟悉了，她就陸續地拿了出來。

八、向下里先生提供照片時，是否已知道它們與本書無關：知道。

A：她去世前一年多，不，或許是更早些（A先生已記不清楚）。總之，遺物沒有了，自然也就不去了。由於好久沒有見面，老太太給我哥哥打電話說，讓我有時間去玩。

我還接到了許多右派分子的來信和電話，其共同的特點幾乎都是匿名的。從其言行、訂閱的報紙以及所屬團體名稱，就可以判斷他們是右翼。發表意見時，不講明姓名和住址，我只能認為是對自己的言論不負責任。這次發生如此重大的誤用照片問題之後，我估計寫第三集將會遇到極大的困難。由於誤用照片，整個《惡魔的飽食》的內容都會遭到懷疑，這是不得巳的。但是，如果因這件事而抹殺《惡魔的飽食》全書，使其陷於窘境的話，那麼，在731部隊屠殺的無數靈魂是不會瞑目的，而且迄今向我們提供重要證詞和資料的證人及合作者的努力，也將化為烏有。

——有問題的照片是放在哪裡？

關於誤用照片的原委，迄今我巳三次會見記者並發表過一些片段的文章做了說明，但是，一部分報道與事實有出入，而且流傳著種種揣測，作為作者來說，必須儘早查明真相，澄清事件的整個過程。

A：我沒有去過醫院。

——石井四郎的長子說：「即使有父親的遺物和照片，事先未經我們的同意，伯母隨便託付給別人的可能性極小。我的結論是：父親和伯父不會保存著書（《惡魔的飽食》）中刊載的那些照片。」

我對在我身邊保護的許多警察表示深切的感謝；同時也希望當信仰和主張發生對立時，確立正確的真正的言論自由，而不需要那樣的保護。

A：從石井家得到的，這一點是沒有錯的。石井的長子對舊東西沒有興趣，所以沒有注意到，這並不奇怪。

——請你談一下與九_九_藏_書石井三男夫人的關係。

誤用照片和說明文字，都是由於相信照片的真實性而發生的。雖然我們對照片的驗證，缺乏充分的注意，但這絕不是故意的。

我也可以控告A先生，在這期間，我和光文社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以及在社會和國際信用上的損失之大，是非金錢所能計算的，而且，給支持《惡魔的飽食》一書的各方面人士帶來的損失和麻煩也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控告A先生也推脫不了我的責任，反而會把責任轉嫁到A先生身上。因此，在A先生把真實情況告訴我，並保證不推翻證詞的前提下，我暫且不向A先生要求賠償損失和控告其詐騙罪。

我們絕不允許搪塞說，那不只是日本犯的罪行（只要是戰爭，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可能犯同樣的罪行）。這種託詞是他們為了使犯罪正當化而經常使用的手段。只要加害者不進行反省，戰爭的悲劇就會重演。把自己的國家和人民說成是世界上最優秀的，這種自以為是的，而且是時代錯誤的愛國主義，最終只能使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孤立起來，並導致滅亡。「國家利益」、「大和民族」、「大東亞共榮圈」、「八紘一宇」、「聖戰」等想法，導致隨意地將中國的領土滿洲當做日本的生命線，驅使全體國民進行侵略戰爭。這些事實，我們是不應忘記的。錯誤的愛國主義曾釀成一場戰爭的噩夢。一旦再次爆發戰爭，被驅趕上戰場的將是那些尚未得到國家一點恩惠的年輕人。戰爭的指導者是不會自己拿起武器上戰場的。正是由於我充分認識到日本是個非常美好的國家，為了不再重蹈覆轍，所以才從加害者的角度將(過去的）這種錯誤記錄下來，傳達給下一代人。我們並不是不反省的民族。

九、是否向下里先生暗示過是「無關的照片」：絕對沒有。反之，還努力讓他相信照片是真的。

所謂歷史，是由體驗者的證詞或記錄積累而成的。包括記憶的出入、不準確之處等的綜合，構築了歷史的金字塔。

我立刻派下里先生到他那裡去。在採訪過程中，得到了《惡魔的飽食》（第一集）的附錄要圖。這就是撰寫《惡魔的飽食》的契機。下里先生是我10年來的朋友，我很早就注意到了他的能力，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工作中得到他的幫助。在《赤旗》報委託我撰寫連載小說《死器》時，實現了這個願望。我又同《赤旗》報交涉，把《惡魔的飽食》以《死器》副產品的形式，作為它的延伸強行取得了版面。

嚴重的並非何時誤報，而是在國民不知不覺之間把「侵略」調換成了「進入」這一事實。《產經新聞》立即發表了誤報的謝罪消息，獲得了一部分新聞界人士和文化人的讚賞。這種謝罪不是向讀者，而是向文部省和政府吧！如果真向讀者道歉的話，與其說是就誤報問題，毋寧說應該道歉的是在此之前沒有注意到文部省巳花時間把「侵略」巧妙地改寫成「進入」的事實。

誤用照片的責任的確是重大的，我已深切地感受到。但是，對於那種全盤否定《惡魔的飽食》，企圖掩飾過去所犯錯誤的做法，我是絕不屈服的。他們一貫的論調是，日本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國家，應當把國家利益置於國民之上來考慮。

——據採訪石井的長子的新聞報道說，他懷疑A先生持有的照片和資料，是出自石井家的。

A：開始時，是我哥哥從老太太那裡拿來以後，再轉讓給我。我分兩次付了錢：一次是1萬日元；一次是5千日元。後來，我和老太太漸漸熟了，常給她做飯，照料她的日常生活，老太太說，不要錢了，作為答謝吧。她還說，反正這些東西都打算燒掉的。

《惡魔的飽食》第一集和第二集，主要是根據加害者的證詞和受害的證詞寫成的。現巳完成。

四、用墨塗抹的動機：金錢和收藏家的虛榮心。

因為這些無關的照片是和石井四郎的日記、石井家族的大量信件、家屬的照片、731部隊設施的航空照片等一起拿九*九*藏*書出來的，所以，下里先生對其真實性深信不疑。當他要求A先生請求提供時，A先生不肯應允。為此，我打電話勸說A先生。他終於答應提供給我們。但是A先生說，新聞媒體不可信，要求由他在場的情況下複製照片。於是，A先生在20日晚與下里先生一起在《赤旗》報編輯部攝影室里進行了複製，然後將照片退還給A先生。

發生誤用照片問題后，連日來在我工作地方的周圍出現了攻擊我的宣傳車，他們用違反防止噪音條例的高音喇叭，罵我是國賊、非國民和賣國賊等。每當發生這種情況時，政府就出動大批警察來保護我。

關於《惡魔的飽食》誤用照片一事，與《赤旗》報和光文社沒有任何關係，兩者也沒有任何責任。

迄今，A先生幾次推翻他的證詞。為了確保證詞的可靠性，決定在極其可靠的證人列席的情況下進行會見。住在千葉縣船橋市經營商業的岡本進先生（49歲）是A先生的摯友，他是站在保證A先生話的可靠性，以及我們（我和下里）不對A先生加以誘導性提問，以保護A先生的權利和利益的立場上而列席的。

我一不留神，陷入了寫作前隱藏的可怕的陷阱之中，但是，為了由於日本的侵略非法地被奪去生命和財產的人們，為了不重蹈覆轍，今天，作為作者，我必須全力以赴地捍衛《惡魔的飽食》這部作品。

當下里先生問及有沒有原版照片或底片時，A先生始終回答說：「有，但是與石井三男（石井四郎的胞兄）夫人約定，不能出示實物。」

三、什麼時候用墨塗抹照片的：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間。

關於「無關照片」的說明文字用墨塗抹的問題，在戰爭時期，一些涉及軍事機密的照片說明都是釆用用墨水塗掉的方法，所以，反而更使我確信它是機密照片。

以上關於資料出處問題的對話，是根據與A先生會談時的錄音帶整理出來的。

所有的採訪，並非完全委託下里先生一個人，而是我們兩人一起四處奔波獲取材料，並且是經過我的檢查才決定取捨的。所以，最後判斷和責任，始終在我。

眾所周知，我在《赤旗》報星期日版上刊載推理小說《死器》（責任記者為下里正樹先生）執筆中，有的地方涉及到了731部隊，有一位原部隊人員指出記述中有不準確的地方，並提出若作者願意，需要詳細了解731部隊的情況，可以聯繫面談。

被徹底矇騙了的是我。但是，我還是決定相信在應該信賴的岡本進先生作證的情況下A先生所說的話。

五、幕後關係：絕對沒有，都是自己個人的意志。

太平洋戰爭是日中戰爭的延長，確實是一場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日本國民有義務將對其他民族所犯的罪行告訴我們的後代。國家的罪過和家長的罪過不同。那是國家在統治者的錯誤指導下，驅使國民集體瘋狂中犯下的罪行。如果將這種過錯掩蓋起來，那麼，不了解過去的新一代人，將會多次重蹈覆轍。這一時期，到我這裏採訪的外國記者，異口同聲地提出這樣的疑問：即日本人為什麼不親自去追究戰爭罪犯的責任呢？

A：我有收集古物和古書的興趣，常到名門世家去轉轉。我的哥哥橫紫是個花匠，經常出入名門或有錢人家。我早就托他給我介紹一些那樣的門第。

即使請求他們進行確認和鑒定，也絕沒有轉嫁責任的想法，也沒有推卸作者責任的意思。但是，我只聽說原731部隊人員也已看過，就放心了。

教科書問題，被認為是由《諸君》（月刊）和《文春周刊》等誤報。根據兩雜誌的報道，不存在由於審定而把日軍對中國的侵略改寫為「進入」的事例，但是，日本對中國的所作所為，是不折不扣的侵略，文部省迄今在相當長的期間內企圖在教科書里不引人注目地去除侵略字樣，這也是事實。

A：肯定能夠作證。

十、實物的處理：9月15日至https://read.99csw.com17日晨在我家水池裡燒掉了。

距今約10年前，我在哥哥家看到一副舊蠟台，問他是從哪裡弄來的。他說是在芝山町石井四郎的老家得到的。於是，我請求哥哥和嫂嫂帶我去石井家串門。初次見到遺霜敏子。她在石井家孤身一人，穿著一件下擺已經磨破發白的和服，屋裡很髒亂，廚房的水池裡堆滿了沒洗的餐具。我實在看不下去，便和同去的兄嫂一起清掃了房屋，洗刷了餐具，並給老太太做了飯。

加害者想對自己所犯的罪行盡量加以掩蓋或縮小，而被害者對所蒙受的損害存在著誇大的傾向。以加害者的證詞為主體寫成的《惡魔的飽食》第一、二集凝聚著加害者的膽量和贖罪意識。它不是將已經發表過的資料彙編或借用、分析、綜合他人的資料，而是基於本人體驗的歷史證詞。根據加害者和受害者雙方的證詞就能夠揭發軍國主義，不能因為誤用照片問題就將一切化為烏有。

六、兒子失蹤與事件的關係：毫無關係。兒子是因私事而出走的。

那些攻擊《惡魔的飽食》的人們，最終和我愛國的方法有所不同。他們譴責我過分誇張了日本的陰暗面，寡改了歷史。可是連他們自己也承認日本存在著那些陰暗面。

岡本先生與A先生約定，這次談話不要有任何謊言。我們是以相信A先生的談話內容真實可信為前提進行了會談。A先生不善於邏輯性的談話，寡言少語，有些情況又記不清，讓他開啟這張嘴，喚起他的記憶，說出事實真相，是一項很需要耐心的工作。

在A先生向我們提供包括「無關照片」在內的一系列資料時，很怕公開自己的身份。他向下里先生提出，他的住址和姓名要絕對保密，除下里先生以外，連我也不能告訴。因此，下里先生推斷A先生是石井家族的一員，他的背後可能有複雜的人事關係。為了對A先生的身份保密，我們就說他住在鹿兒島。下里先生對於A先生的約定，一直信守到10月3日，第二次會見記者的前夕。在此之前，我本人沒有直接和A先生接觸過。

《惡魔的飽食》現已超出了「誤用照片問題」的範圍，已成為涉及日本言論和表現自由的重大問題。如果《惡魔的飽食》不能繼續公開發行的話，那麼，今後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寫作和出版，將會明顯減少。

這是明顯的偷梁換柱。《赤旗》報只不過為《惡魔的飽食》提供了發表的版面而已。《赤旗》報沒有購買包括照片在內的任何資料，採訪的全部費用是我籌措的。採訪的總指揮是我，作品是我寫的。如果我是傀儡的話，那麼，採訪費用不會由我來負擔，下里先生的名字也不會出現。追究「誤用照片」的責任是應該的，但是絕不能把它作為「左右」（政治上）之爭的武器，並利用它來掩飾731的罪行。

A先生在接受《讀賣周刊》記者採訪時，為了隱匿自己的身份，曾否認他是照片的提供者，編造了「他與下里先生10年前就相識，曾寄放在下里先生那裡一紙箱東西」的謊言，這就使情況愈加混亂。2月上旬A先生的兒子向光文社提供信息之後，A先生與下里先生才初次見面。

我在《惡魔的飽食》一書中，嚴正地揭發了日本軍國主義所犯的罪行。我本人也是一名戰爭受害者，憎恨軍國主義，反對復活軍國主義，這就是我寫這部書的動機。在執筆的時候，我預測到厭惡這種揭發的人士會加以嚴重的阻撓和干涉，可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在誤用照片問題表面化之前，沒有發生任何阻撓，這倒使我感到意外。

是把那些對國家不利的一切全部掩蓋起來呢，還是坦率地承認國家過去所犯的錯誤，立足於深刻的反省之上，以免重蹈覆轍呢？在兩者選擇中，我選擇了後者。

下里先生和我商量，在會見記者時，是否公開A先生的身份。我和下里先生商定，考慮到應該信守提供資料時的約定，決定仍對A先生的住址和姓名保密。

有些新聞媒體巳公開了A先生的姓名和住址，但我ｒeａd.99ｃsｗ•cｏm們決心始終堅持使用A先生這一稱呼。

作者有重大的過失，也不是故意的，不能以這種過失來洗刷日本過去蓄意犯下的罪行。

一、與石井三男夫人的關係：大約10年前，由花匠的哥哥介紹去她家的，後來逐漸熟悉起來。

這種情況，將會加速日益發展中的右傾化，成為復活軍國主義的土壤。這樣，我的責任就不僅僅是個「誤用照片」問題，責任就更加重大了。

A：只要問問老太太的鄰居就會知道。我乘坐一輛淺藍色的轎車出入老太太家的。還有老太太的守墓人砂澤也認得我。我去老太太家時，從未見過他的長子，即使是親戚，如果不關心的話，也不會注意到那些陳舊的遺物和照片。

關於讓原731部隊人員確認無關照片的問題，也是有爭議的。由於當時，我對這些照片信以為真，所以沒有抱著讓他們「確認」和「鑒定」照片的態度，而只採取了「我們得到了這些照片，請看一看」的方式。看過照片的原731部隊人員也沒有意識到這是請他們進行「確認」和「鑒定」。

人們有不同的信仰和主張，能夠自由地討論問題，這就是民主。在和平的法治國家裡，意見發生對立時，有什麼必要讓警察來保護呢？在民主主義國家裡，本來就不必要保護。這證明日本在言論和行動自由方面還存在著制約。

2月20日，下里先生通過竹內先生（後來得知此人是A先生的兒子）的介紹，見到了A先生。A先生出示了石井四郎的親筆信、日記、731部隊人員給石井的信件以及長靴、軍帽、醫療器械、地圖、石井與家屬的合影等，共約60件。同時，A先生還拿出了包括20張（當天交給8～10張）「無關照片」在內的26張照片（後來合計）。其中也包括了在《惡魔的飽食》（第二集）中刊載的照片，即①～④的731部隊設施的航空照片（實物）。發生問題的與本書無關的20張照片是翻印的，文字說明的地名、年號及其他能辨別出與731部隊無關的紅十字記號都用墨水塗掉了。

關於這次誤用照片問題，我接受了許多記者的採訪。從他們的報道中可以看出兩種傾向：一種是就誤用照片追究我作為作者的責任；另一種是以此作為絕好的突破口來攻擊共產黨，並企圖掩蓋日本犯下的戰爭罪行的事實。

當時《赤旗》報對731部隊的認識還很膚淺，對於刊載《惡魔的飽食》的態度是消極的。當時，我提出，在《惡魔的飽食》執筆期間，請下里先生做我的責任編輯。這個條件被接受了。下里先生是以我的秘書的身份參加有關《惡魔的飽食》的工作的。

這是令人吃驚的時代錯誤，是一種把日本視為世界孤兒的危險的愛國主義。那些攻擊《惡魔的飽食》是誇大日本的陰暗面，篡改歷史的人們，卻不知他們掩飾日本的陰暗面，不正是對歷史的篡改嗎？

從這開始，我常到老太太家去，漸漸地熟悉起來，因此，得到了石井四郎的遺物。

宣傳車上的人們，要求和我面談，我表示拒絕。因為要求同不相識的人面談，毋須穿著迷彩戰鬥服或行動服，更不必乘坐宣傳車進行謾罵。我要求同意見對立的人面談時，絕不|穿戰鬥服，也不乘坐宣傳車，而事先取得聯繫，必要時帶上介紹信。這是會見不相識的人時所必需的程序。

從上述意義出發，我一直在為澄清「誤用照片」的真相而努力，然而事態是反覆不定的。在新聞媒體的包圍下，提供無關照片的A先生的心理髮生了動搖，所以，為了得到確鑿的證詞，我們耐心地等待事態平息下來。

有一種猜測的說法，認為《惡魔的飽食》（第一集）的資料可能是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事先準備好了的，只不過是利用我的名義發表出來而已。還有人猜測說，這次誤用照片事件，大概是為搞垮《惡魔的飽食》一書的一種謀略。但這些猜測都落空了。

——遺物的出處發生了爭論，如果提交法庭去辯論，你能出庭證實你所保存的資料是從石井家拿出來的嗎九九藏書？

以上是A先生提供「無關照片」的大致經過。下里先生把這些照片拿給7名原731部隊人員看過（其中有兩名是通過電視看的），都認為是731部隊有關的照片。我也對這些照片進行過檢查，考慮到A先生提供的一系列資料是從石井四郎的胞兄、731部隊動物房負責人石井三男的妻子敏子那裡得到的，所以認為是真正的731部隊的照片。

10月24日，在新大谷飯店和A先生會見時才弄清事實。除重複部分以外，會見約談了5小時。在A先生的證詞中，家屬的人名仍隱匿起來。

我和協同我採訪的下里正樹先生提出問題，A先生對問題的回答都收錄在大小兩台盒式錄音帶里。在會見期間，岡本先生始終在座，從未中途離開過。

我們對誤用的照片上附加說明被看做是「篡改歷史」而遭到責難，有的人甚至說這是日本共產黨的政治性謀略。其實，只是在採用照片時，由於我確信這些照片是真實的，才附加說明。問題是這些誤用的照片，全都是照應第一集的內容。因此，針對第一集的有關部分附加了說明。除此之外，別無他意。

——石井四郎的長子說：「在伯母（三男夫人）那裡，沒聽說過，也沒看見過那樣的照片，是否有人為了隱匿出處而使用了石井家的名字？伯父家裡遺留下來的東西，在伯母死後，都由我和母親親自過目之後處理的，沒有發現那些有問題的照片和遺物。我是石井家唯一的後代，不可能不通過我而把遺物外流出去。伯母將認為沒有用的東西送給別人的可能很小。伯母於三年前夏天去世，去世前三個月，住在千葉縣的醫院，由我們看護。但是，在我們的記憶里根本沒有A先生與伯母接觸一事……」

二、到夫人家去過的次數：從10年前算起，直到三男夫人去世前一年（即4年前），至少去過十七八次。

同A先生的問答記錄就省略了。A先生講述無關照片和一系列731部隊資料的出處，以及與巳故石井三男夫人的關係都過於冗長，限於篇幅，只能概括地寫一寫：

追究731部隊罪行的書籍及宣傳，並非僅僅是《惡魔的飽食》。企圖全盤否定《惡魔的飽食》而提出反證詞的人們，必然否定迄今發表的一切揭發或涉及731部隊罪行的書籍和宣傳。

後來，《赤旗》報修版人員誤認為一張照片中第號人物臉上的墨跡是照片上的污點而進行了修整，從而使其錯上加錯，導致了愈加激烈的糾紛。其實，這隻不過是校對、修版上的一個失誤而巳。

追究我本人的責任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把矛頭指向別處，我絕不接受這種記者的採訪。這是對特定的新聞界人士拒絕採訪的理由。

但是現在回想起來看，那是暴風雨來臨之前的平靜。對一部分日本國民來說，本書是個極其痛苦的存在，他們是否一直在伺機進行反撲，這一點，我有所感覺。

在前些時候，關於誤用照片問題，我遭到攻擊是很自然的。作為作者，我應當首先承擔責任。然而，部分新聞界人士卻把對我的攻擊偷換成對日本共產黨的攻擊。一些並不是我的讀者，他們恐怕迄今連我寫過的書一本也沒有讀過，有的甚至根本沒有看過《惡魔的飽食》，此時，他們以誤用照片為口實，來攻擊日本共產黨及其機關報《赤旗》，企圖藉此掩飾731部隊的罪行和戰爭責任。

如果攻擊的話，應當只把我作為攻擊對象。我聲明：我絕不是「左右」之爭的工具。

——和老太太最後見面是什麼時間？

對於過去的戰爭，全體日本人都是共犯，由於教育不斷灌輸，從而使人們相信那是正義的而參加了戰爭。我們絕不能再次成為恐怖的共犯。原731部隊人員、K大學教授植村肇先生說：「因為是戰爭，所以沒有辦法。」然而，我們卻不能說因為是戰爭而沒有辦法。

聽說發生了「誤用照片」問題，新聞界人士蜂擁到原731部隊人員那裡，但我對隊員的住址和姓名始終是保密的。原部隊人員的住址和姓名是新聞界自己打聽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