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金陵王氏槐蔭堂還刻了圖譜類的書《三才圖會》，這是明代王圻〔qi齊〕和他的兒子王思義彙集諸書圖譜編成的，分天文、地理、人物等14門，是圖譜學的重要著作。他還刻有明代梅膺祚編的字書《字彙》，該書收字33179字，首次將《說文解字》創立的部首加以簡化，並首創同部首的字按筆畫多少順序排列的方法，每字有注音，字義解釋也通俗易懂，其編製體例對後世影響頗大。

他大約從30歲起，就開始經營出版業，一直到他去世，40多年先後刻書600多種，書版多達109000多塊，為歷代私家刻書之冠。他刻的書大多用宋本作底本，每本都有他寫的跋語，介紹書的作者和編者，說明過去有哪些版本流傳，他用的是什麼版本，有什麼優點。因此他刻的書很受人歡迎，不但流行大江南北，連雲南也遠道來採購，當時有「毛氏之書走天下」之說，「一時載籍之盛，近古未有也」。他校刻的「十三經」和「十七史」，開始於1628年，中間經過災荒戰亂，書版被「水火蟲鼠，十傷二三」，他不斷地「收其放失，補其遺亡」，直到清初1656年才完工，前後歷時近30年。在這個過程中，由於資金告竭，他不得不「捐衣削食」，「亟棄負郭田三百畝以充之」；若逢到「兵興寇發，危如累卵」之時，要把書版分別藏在「湖邊、岩畔、茆(茅)蓭草舍」中，真是艱難之極。他還刻印了自己編輯的大部叢書《津逮秘書》共15集，140多種書，該叢書所輯多是宋元人著作，偏重掌故瑣記。他還根據北宋本翻刻了《說文解字》，使元明兩代一直不曾出版過的幾乎失傳的書，得以重新流傳世間，因而對語言文字學的研究貢獻甚大。其他如唐宋人詩詞集，也都校勘不苟，雕印精湛。他印刷用的紙張，是江西造紙廠特造的，厚的稱「毛邊」，薄的稱「毛太」，今天我們還沿用著「毛邊紙」這個名詞。

明代官府除刻印上述書籍之外，還刻印了佛教典籍《大藏經》。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由於出身和尚，崇信佛教，他即位后立即敕令校刻《大藏經》，他的後繼者明成祖也信佛教，他為了「圖薦考妣在天之福」，繼續刊印《大藏經》。明代《大藏經》有三個官刻本：最早的是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下令在南京刻印的，稱《洪武南藏》，約在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告成，全藏包括1600種佛經，共7000多卷。可惜這部經版在1408年遭火焚毀，因而這部《大藏經》保留至今的唯一印本，一直到1934年才在四川崇慶縣上古寺中發現，但是已經略有殘缺了，其間還雜有部分補抄本和坊刻本。第二部官刻《大藏經》是明成祖永樂年間(公元1403—1424年)，根據《洪武南藏》在南京重刻的，稱《永樂南藏》。經版藏在南京大報恩寺，供全國各地寺院請印，平均每年約印刷20部，大航海家鄭和就印了10部，所以這部《大藏經》流傳的印本較多，但是它的書寫和雕刻都不如《洪武南藏》工整。第三部官刻《大藏經》，是1421年在北京開始雕刻，至1440年完成，稱《永樂北藏》。它包括1621種佛經，6361卷，分裝成636函。這部藏經印成后，分賜給全國各大寺院。後來在1584年，萬曆皇帝(明神宗)的母親又續刻各宗著述36種，410卷，稱《續入藏經》，並把它併入《永樂北藏》，成為一部相當完備的《大藏經》。今浙江圖書館有藏本。此外，明成祖還派人到西藏取經，並於1410年復刻了西藏文《大藏經》，稱為《番藏》，以報答「皇考妣生育之恩」，並使「下界一切眾黎，均沾無涯福澤」。

毛晉(公元1599—1659年)，江蘇常熟人，喜歡讀書藏書。專門購求宋元刻的珍本書，曾在自己的門口貼了一張廣告：

明代私家刻書的也不少，特別是嘉靖(公元1522—1566年)以後，更是盛極一時。那時許多士大夫以刻書為榮，有的刻印古籍秘本，有的刻印名家詩文，有的刻印宣揚祖德的家集。像1525年江蘇王延哲刻的《史記》，就是依據宋朝黃善夫的刻本，不但刻工精美，而且行款格式幾可亂真，是《史記》復宋本的最佳本。1533年和1535年蘇州袁褧〔jiong炯〕先後復刻的宋本古代禮儀集《大戴禮記》和古代小說《世說新語》，也都是精美絕倫，為世所稱。到了萬曆年間，刻書業更為繁榮，如安徽歙〔she射〕縣的程榮刻印了自己編選的《漢魏叢書》38種，大多是遺聞佚史、小說寓言之類；還有胡維新刻印了自己編選的《兩京遺編》12種，其中包括兩漢諸子10種和魏劉劭《人物誌》、梁劉勰〔xie協〕《文心雕龍》，他認為「兩京文盡於此」。這些書大都據宋本摹刻，都是私家所刻的著名善本。而最有名的刻書家與藏書家要數崇禎時候的毛晉了。

明代書坊多集中於南京、建陽、杭州、北京、徽州等地。

明代私家刻書雖不乏精品，但粗製濫造者也不少，「書帕本」九九藏書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上述二人還採用了「拱花」(又名拱版)的印刷方法。「拱花」是將雕版壓印在紙上，好像現在使用鋼印一樣，把白紙壓成凸出的花紋；或者把紙放在凸凹版之間，擠出拱起的花紋。用它來襯托畫中天空舒捲的行雲，河中流水的波紋，花葉的脈紋和鳥類的羽毛。這種無色的印刷，更顯出作品的素雅大方，它與彩色的畫面相映輝，又顯得精彩而富於變化。歐洲的德國第一次採用拱花技術，已經是18世紀中葉以後了，比中國晚了100多年。

至於杭州、北京的書坊，數目就少多了。杭州有書坊24家，刻書最多的是胡文煥的文會堂，刻書達450種，其中他自己編寫的書就有二三十種：有《詩韻》、《詞韻》、《琴譜》、《省身格言》、《格致叢書》等，後者收載古人著述300種，多是考證名物的書，取《大學》「格物致知」命名。杭州還有容與堂書坊，刻印了很多戲曲傳奇小說，大都題名「李卓吾評」，如《李卓吾先生評忠義水滸傳》等，刻印都很精美。

徽州(治所在今歙縣)，盛產紙、墨和雕版用的良材，據說徽州書版，即便到了清代，也都完好如初，印出來的書仍然很清晰精緻，不像建本書版那樣，質軟經不起印刷；歙縣虯〔qiu求〕村刻工技術高超，有不少人善書工畫，精於鏤刻，而且父子兄弟相傳，世代為業，一直到乾隆、嘉慶時代，歷經200多年不衰；同時又崇尚文風，讀書人也多，對書籍的需要量日益增加。因此明中期以後，徽州興起了刻書之風，有書坊不下10家，其中著名的有歙縣人吳敏學的師古齋，先後刻印經史子集100多種，刻書之多，在徽州可算是第一人了。關於吳敏學刻書的事，《議庵偶筆》中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

建陽書坊(均自稱「書林」)，有堂號姓名可考的約有80多家。許多書坊歷史悠久，刻書很多。這些書坊都能根據讀者的不同要求，編印出各種類型的書：一是詩文集匯注本。即把各家不同的註解，集編在一起，刻成一部書，使讀者使用起來十分方便，不用翻閱很多不同註解的刻本。二是通俗類書。為了使讀者得到一部書，就能獲得豐富的知識，編印者廣采博收，按內容分門別類，大量刻印了日用參考的通俗類書，如《事林廣記》、《居家必用》等。三是插圖本。為了使讀者明了文字內容，引起閱讀興趣，刻印了許多插圖本書籍，如《全像三國志演義》、《全像牛郎織女傳》、《水滸傳》等書都是上圖下文；而《新刊圖像音釋唐詩鼓吹大全》、《出相唐詩》則是上圖下詩。這些連環畫式的圖書，都是深受讀者歡迎的暢銷書。不過萬曆以前，所刻書籍多是經史之類；到了萬曆年間(公元1573—1619年)刻印的民間讀物才日漸增多。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建都應天(今南京)，1421年明成祖遷都北京。

南京有書坊90多家，居全國之首。它們刻印了大量的戲曲、小說、傳奇和民間應用類書。其中唐對溪的富春堂刻印的戲曲，據說就有百種之多，如《三顧草廬記》、《岳飛破虜東窗記》、《王昭君出塞和戎記》、《管(仲)鮑(叔牙)分金記》、《新刻出像音注花欄南調西廂記》、《新刻出像音注花欄韓信千金記》(寫楚漢戰爭的故事)等，這些書的版框四周有花紋圖案，稱做「花欄」，打破了宋元以來傳統的單邊、雙邊的單調，增加了書籍的美觀。陳大來的繼志齋也刻有戲曲10多種，如元人作品《黃粱夢記》，明人作品《玉簪記》(寫南宋書生潘必正與陳嬌蓮爭取婚姻自由的故事)和《旗亭記》(寫北宋末年官吏董國度不願為金人做官，與其妻子隱娘先後投奔南宋的故事)等。各書坊所刻書籍總數可能有二三百種。各書坊刻印的小說有《三國志演義》、《西廂記》、《警世通言》、《隋煬帝艷吏》等；刻印的應用類書籍有《針灸大成》、《醫方選要》、《尺牘大全》和識字課本《四言雜字》等。這些書大部分帶有插圖，銷路很廣，對活躍當時人民的文化生活起了一定的作用。

可見崇化、麻沙兩地刻書業之興旺。總之，建陽書坊之盛與南京不相上下，僅在公元1545年所刻書籍就多達451種，特別是所刻小說、雜書、醫書，超過了南京書坊。不過，建本依然存在著只求數量、不重質量、校勘不精的老毛病，以致引起政府出面干涉，下令「五經」、「四書」這類科舉考試用書，只准依照「欽頒官本」照式翻刻，不準另刻，否則「拿問重罪，追版鏟毀，決不輕貸。」但是瑕不掩瑜，建本對文化的普及是有貢獻的。

餖版和拱花印刷技術的發明，把印刷技術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峰，在中國印刷史上是一個大的飛reａｄ.９9ｃｓw.ｃom躍，在世界印刷史上也開創了一個新紀元。由此可見，明代的雕版印刷已臻於登峰造極了。

還在南宋時，官場上就盛行送書的風氣，地方官吏或幕僚離任時，總要把六朝史書《建康實錄》和詞總集《花間集》這兩種書，作為贈送禮物送上，這已形成了定例，可以說開了明代「書帕本」的先聲。

此外，江蘇的蘇州、常熟、揚州，江西的撫州，福建的漳州都有書坊，刻書業也相當興旺。

北京書坊有堂號可考的只有13家，分佈在正陽門、宣武門、隆福寺、護國寺等處。其中著名的有永順堂、汪氏書鋪。前者近年發現有11種唱本和南戲劇本《白兔記》，這是現存最早的戲曲刻本；後者刻書最多，從汪家的一張賣書廣告中，所列書目就有14種，其中有史書、文選、詩集、醫書，還有一部琴學的重要參考書《太古遺音大全》。他所刻的書，多是翻刻宋、元善本，刻印皆工，可惜多已不傳。還有座落在正陽門內岳氏書坊，於1498年刻印了《新刊奇妙全像註釋西廂記》，內有150個情節配有插圖，有的情節一連用了八幅插圖，這是現在傳世的最早的插圖本《西廂記》，今已收入鄭振鐸主編的戲曲善本大型叢書《古本戲曲叢刊》中。

縱觀明代雕版印刷，其地區之廣超過了宋元，它已由內地擴大到東北、西北、西南等邊遠地區，甚至傳到台灣。刻印書籍的總數，可能達幾萬種之多。題材也十分廣泛，這些都為宋元所不及。尤其是版畫藝術到了明代，大放光彩，無論在數量上或技藝上都超過了前朝，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境界。像上述岳家刻的《西廂記》中的插圖，構思精麗動人，雕刻細緻入微，人物眉目傳神，栩栩如生，真是開卷悅目，引人神怡。正像出版者在扉頁上說的：「大字魁本，唱與圖合，使寓於客邸，行於舟中，閒遊坐客，得此一覽，始終歌唱，瞭然爽人心意。」特別需要大書一筆的，是套印技術推陳出新，由元代朱墨兩色發展到了朱墨黛紫黃五色套印。我國彩色套印技術的發展，先是採取一版分色套印，既可套印文字書籍，又可套印彩色版畫。現在所知明代最早的套印本，是公元1602—1607年刻印的《古今女范》(又名《女范編》或《閨範》)，是朱墨套印本，這是由安徽歙縣黃尚文編著、程起龍繪畫、黃應瑞、黃應泰刻版。書中所載列女，從周秦到明代，每人立一傳，繪一圖，共200幅插圖，現代著名作家鄭振鐸稱讚書中的插圖說：「線條細若毛髮，柔如絹絲，是徽派版畫最佳者。」與此同時，1605年又出版了彩色套印本《程氏墨苑》，這是由歙縣制墨家程大約(君房)的滋蘭堂繪圖刻印的，其中有近50幅是用四色、五色套印的，有一幅《天姥對庭圖》，上面有黃色、紅色的鳳凰和綠色的竹子，就是採用一版分色套印的方法。這時，歙縣另一位刻印高手黃一明出版了彩色套印本《風流絕暢圖》，圖中人物的膚色、目光、窗幃、衣鞋都印得生動逼真、清晰流暢，在技術上已比《墨苑》更成熟更優秀了。稍後，浙江湖州(治所在吳興)的閔齊伋、凌瀛初兩家，僱用徽州刻印工人，運用套印技術，刻印了包括先秦諸子、史書、詩文集、戲曲等書130多種，大多數為朱墨兩色，還有三色、四色、五色的，其印本風行全國。他們採用的已是分版分色套印方法了。到了明代末年，又在這個基礎上發展為多色迭印的餖〔dou豆〕版水印和與拱花技術相結合的印刷方法。餖版的操作方法是：在雕刻之前，先根據彩色畫稿的設色深淺濃淡、陰陽向背的不同，進行分色分版。每色一版，畫面大的要多至幾十塊小版。隨後用透明的雁皮紙蒙上畫稿勾描下來，反貼在木版上，雕成大大小小的印版。然後逐色由淺入深依次套印或迭印，多的要套印六七十次。印出的畫面，不僅色彩艷麗，而且能顯示出色調層次和陰陽向背；印出的花卉鳥蟲，惟妙惟肖，幾乎達到了亂真的地步。因為這種印刷方法是用零碎的木版拼湊堆砌，有如餖飣〔ding訂〕，所以明代人稱作餖版。只是這種餖版彩印，每次套版時，必須與第一次版完全精密吻合，否則便會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致使畫面上各種顏色混淆不清，一塌糊塗。所以套色越多，雕版和印刷就越費事，沒有熟練的高度精密準確的技術，是難以從事這種具有民族藝術特色印法的。

官府刻書，除中央機構外，地方上十三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少數運鹽使司及各府也都刻書。像揚州府刻書就有75種，杭州各官府刻書達140多種，蘇州府刻書多達170多種，為全國各府之冠。在各地官刻本中，值得大書一筆的，是以皇子身份分封到外地的藩王，他們既富有錢財，又有閑散精力，還擁有搜集善本和組織刻印的便利條件。因此藩王府的刻本，以版本最佳、刻印俱優、校ｈｔｔpｓ://ｒｅａｄ.99ｃｓｗ•ｃｏm勘精當、紙墨上乘著稱於世。像1534年秦藩朱惟焯〔zhuo卓〕在封地西安刻的《史記集解索引正義》；1606年鄭藩(封地懷慶，今河南沁陽)朱載堉〔yu育〕刻其自著的音樂著作《樂律全書》(圖12)，都刻印極精，可以說是藩本中的代表作。朱載堉早年學習天文、歷算，後來潛心研究樂律，彙集了他所寫的15種音樂著作，編成了《樂律全書》，總結並發展了前人的樂律理論，發明了「十二平均律」，這一發明比歐洲早50多年，近代的鍵盤樂器和豎琴等都依「十二平均律」定弦。所以他堪稱是我國著名的音樂家。再有寧藩(封地南昌)朱權刻書最多，達137種。史稱朱權「博古好學……凡群書有秘本，莫不刊布。」又說「古今著述之富莫逾獻王(朱權)者。」他自己的著述有書名可考的50多種，包括史學、文學、兵書、地理、音樂、醫學、戲曲、琴譜、棋譜等。今天還存有他著的雜劇《沖漠子(皇甫壽的號)獨步大羅天》、《卓文君私奔相如》兩種。他不愧是我國歷史上少有的文武兼備、博學多才的大學問家。還有周藩(封地開封)朱橚〔su肅〕於1406年刻了他和別人一起編的醫方書《普濟方》，該書記載醫方61739個，是我國古代最大的方劑學著作，其版式款識〔zhi志〕都具有元人遺風。同時又刻了自著的植物學著作《救荒本草》，該書記載了可供飢荒之年食用的草木野菜400多種，並一一繪圖說明，圖極精審。藩王府刻本不僅質量高，而且數量大，其總數達430種，比南北監本還多。其中頗多佳刻善本，甚為後世藏書家所珍視。

明代官場行賄之風極盛，行賄時，必以新刻書一本和手帕一塊作為陪襯。比如京官奉使出差，回京時必刻一書，以一書一帕為饋贈禮品，這樣才顯得雅緻些。新書的序文上堂而皇之地寫道，「捐俸綉梓，用廣流傳」。其實新刻書用的是公款，談不上「捐俸」；所刻之書，本子狹小，刻工拙劣，校勘粗疏；有的書內容是東抄西襲，胡拼亂湊，又哪裡說得上「用廣流傳」。就是這些書被人稱做「書帕本」。書帕本被看作是應酬饋送禮物，刻者不上心，受者不重視，所以無一佳本。

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有以舊抄本至者，每葉出四十。有以時下善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歙縣吳敏學，夢為冥司所錄，叩頭求生。旁有一判官稟曰：「吳生陽壽未盡。」吳連叩頭曰：「願做好事。」冥司曰：「汝作何好事？」吳曰：「吾觀醫集率多訛舛，當為訂正而重梓之。」冥司曰：「刻幾何書？」吳曰「盡家私刻之。」冥司曰「汝家私幾何？」吳曰「三萬。」冥司可而釋之。吳夢醒，廣刻醫書，因而獲利，乃搜古今典籍，併為梓之，刻梓費及十萬。

建陽開設書坊最多的是余、劉、熊三姓，三姓開設書坊近40家。他們除刻印經、史、文集、醫書、類書外，還自己編寫、刻印了許多演義小說。如雙峰堂的主人余象斗，經他編著和刊行的小說就有《四遊記》、《列國志傳》、《三國志傳評林》、《東西晉演義》、《大宋中興岳王傳》等。忠正堂的主人熊大木，也編著和刊印了《全漢志傳》、《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等。喬山堂的主人劉龍田刻印了《千家姓》、《天下難字》、《西廂記》等書22種。劉洪的慎獨齋刻印的大部史書、詩文總集、醫書、類書較多，如刻了唐代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30卷；南宋朱熹著的《資治通鑒綱目》90卷；南宋呂祖謙編選的《十七史節要》273卷，北宋的詩文總集《宋文鑒》150卷；宋末元初馬端臨著的典章制度通史《文獻通考》384卷；《大明一統志》90卷等，共30多種。如此卷帙浩繁的大書，竟出自一個私人書坊，可見慎獨齋規模不小。他刻的書，大多密行小字，別具風格。而且他校勘認真，錯誤較少，如他刻的《史記大全》，就校正出錯訛字245個；校正《文獻通考》錯訛字多達11221個，可見他刻書非常認真。因此，有人說他刻的「細字書」，「遠勝元人舊刻大字巨冊」。此外，當時最興旺的還是建陽的崇化、麻沙兩地書坊，那裡所刻書籍，風行四方。崇化里的書坊街，這時已有四五千戶，據《建陽縣誌》記載：這裏「比屋皆鬻書籍，天下客商，販者如織，每月以一、六日集」，這就是說它不僅是刻書集中地，而且已發展為買賣書籍的書市了。這種每個月有六天專門出賣書籍的書市，是國內其他地方所沒有的，因此它吸引著各地書商絡繹不絕地來這裏批發書籍。位於建陽城西70里的麻沙鎮，也是刻書販書的集中地。清初學者杭世駿寫詩道：「書棚到處貪翻刻，俗本麻沙遍學堂」。因為刻書多，來這裏販賣書籍的書商也多，山東曲阜就曾派人不遠千里來買書。據說來這裏販書的江西人最多，自宋以來從未間斷，為此鎮上還建有一座磚刻精細、門牆高大的江西會館，以接待來往的江西書商。清初read.99csw.com的詩人查〔zha扎〕慎行寫詩讚道：

他不僅刻書，而且每遇到別人沒有的世所罕見的宋元善本，必借來請書法高手，用好紙墨影寫，名為影宋抄本，後人名為「毛抄」。今故宮博物院有毛氏抄本，非常精緻，比起原刻印本有過之而無不及。清代孫慶增著的《藏書紀要》中說：「汲古閣影宋精抄，古今絕作」，由於毛晉首創了影抄法，後人爭相仿效，遂使大量的宋元善本得以保留下真實面貌，為研究工作創造了條件。

上面所談官刻、家刻之書，雖然不少，但多是經史典籍和名家詩文，而人民大眾所需要的小說、戲曲、識字課本、酬世便覽、百科大全之類的民間讀物卻不多，於是坊刻本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

這段故事十分荒唐，不足置信，但它反映了吳敏學對待刻書事業盡心儘力的敬業精神。他刻的書確實不少，著名的有醫書《河間六書》八種27卷；《古今醫統正脈》全書44種204卷；還有宣揚理學的書《性理大全》；有朱熹和呂祖謙編的《近思錄》以及經、史、詩集、文選、小說等。流傳至今的有「五經」、「四書」、《資治通鑒》、《二十二子》等書。以明代工價紙張之低廉，刻梓費達到10萬，可稱得上徽州第一書坊了。還有吳繼仕的熙春堂摹刻的《六經圖》，據說「圖象俱精，字紙兼美，一照宋本，校刊無訛」，幾乎與宋版書完全一樣，以致書商們把書上「吳繼仕考校」一行字剜下，冒充宋版，可見刻印之精美。

這樣，湖州一帶的販書商人，滿載著一船船的古籍，送到毛晉的家門口。當時常熟流行著一句諺語：「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于毛氏。」毛晉收藏的書達84000冊，有「海內藏書第一家」之稱。他建造了汲古閣、目耕樓，將書藏在裏面，其中多為宋代刻本，這就為他大規模校勘、出版書籍創造了條件。

明代的官刻部門很多。首先有「內府」，即在皇帝宮廷內刻印書籍，主持內府刻書的機構是司禮監，所刻書籍稱做「內府本」。後來司禮監擴大了機構，設立了經廠，經廠如同一個印刷廠，有刻字工、印刷工、折配工、裝訂工等，總人數上千人。經廠所刻書籍稱做「經廠本」。明代內府經廠共刻書約200種左右，這些官刻本，講究精寫精刻，紙墨均用上品，而且版框寬大，行格疏朗，字大如錢，看起來美觀大方，舒暢悅目，又多加句讀，便於誦讀。單從形式上看，不失為藝術精品。但是，因為主持司禮監和經廠的都是學識不高的太監，故校勘不細，錯誤頗多，學術價值不高。刻印的內容多是作為「標準本」的「四書」、「五經」和明政府的政令政典，如1461年出版的明帝國官方誌書《大明一統志》(圖11)，以及1511年出版的法規彙編《大明會典》等。還刻印了一些宣揚帝王言行著述的《皇明祖訓》、《御制文集》；告誡皇親國戚和群臣的《外戚事鑒》、《歷代臣鑒》；教育皇宮中小太監、宮女的啟蒙讀物，如《百家姓》、《千字文》、《孝經》、《論語》、《孟子》及《女訓》、《女誡》等。但是中央刻書最多的機構，還要數南京、北京兩個國子監了(簡稱南監、北監)。兩監刻印了不下300種經史、地方志、法帖、類書以及醫學、農業、科技書籍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十三經」、「二十一史」，兩監都曾一刻再刻，許多經書、史書之所以能廣泛流傳，兩監之功不可沒。不過北監所刻書籍無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比不上南監，而南監刻印的史書，多據宋元舊版湊合而成，到了明中期以後，版片漫漶〔huan患〕不清，國子監就懲罰犯了過錯的學生出資補刻補修，刻得草率不堪，脫頁、缺文、錯字百出，印本墨色濃淡不一，被人稱之為「大花臉本」。北監又往往根據南監本重刻，又不依據其他善本校勘，以致以訛傳訛，謬以襲謬；而且版式凌雜，字體時方時圓，大小不等，印本質量甚差，因而被人譏之為「災本」。這樣的印本，自然不為藏書家所重視，而且引起版本學家的不滿，有人不禁責問道：「吾不知當時祭酒(國子監的主管官)、司業(祭酒的副手)諸人亦何尸位素餐至於此也！」此外，兩京部院(禮部、工部、兵部、都察院、太醫院、欽天監等)，也刻了不少書。禮部編印了有關賜謚的書《大禮集義》；兵部刻印了論述北方邊防並附有地圖說明的《九邊圖說》；太醫院刻印了《銅人針灸圖經》，論述針灸和穴位，並繪出銅人人體上的針灸部位。還用黃銅新鑄了較真人高大的腧〔shu述〕穴銅人，上面刻有全身穴位，作為學針灸者的模型，今存中國歷史博物館；欽天監(掌管天象曆法的官署)壟斷了刻印曆書《大統曆日》的特權，嚴禁民間私印，違者「依律處斬」；北京都察院還刻印了為廣大群眾所喜愛的通俗小說《三國志九九藏書演義》、《水滸傳》和關於弈棋、音樂歌曲的書。

毛晉苦心經營出版事業，40年如一日，他自己說：「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晝不知出戶，夜不知掩扉。迄今頭顱如雪，目睛如霧，尚矻矻〔ku枯〕不休。」因此被人譽為「典籍印刷之忠臣」。許多宋代刻本靠他翻刻得以流傳下來，他對於古代文化的保存和傳播作出了重大貢獻。

不僅如此，他還是個好積德行善的人，家鄉的「水道橋樑，多獨力成之；歲飢，則連舟載米，分給附近貧家」。因此贏得「行野田夫皆謝賑」的稱讚，可見他是個很富於同情心、熱心助人的人，這樣的為人，在那個時代也算難能可貴了。

明朝是我國歷史上也是當時世界上統一而又富強的大國。明初統治者一開始就採取偃武修文的政策，十分重視圖書的收集和出版，朱元璋曾下令將元代西湖書院所有宋元版片，全部運往南京，存於國子監；朱棣也曾遣使訪購古今圖書，1408年編成的「網羅無遺」的空前大類書《永樂大典》就是一例。此類書廣收各類圖書自先秦至明初七八千種之多。同時，明代沒有元代圖書出版逐級審批的手續，允許「書皆可私刻」，只要有錢人人可任意刻印；還有文房業發達，紙墨生產豐富，因此刻書業甚盛。

至於《道藏》，明成祖即位之初，就曾下令編修，但是一直到明英宗正統十年(公元1445年)才刻印完畢，名為《正統道藏》，共5305卷，480函，並下令作為御賜分給全國各道觀。後來因為《正統道藏》搜訪不周，缺漏較多，又於1607年刻印了《續道藏》180卷，32函。此後又合為《正、續道藏》。這部經版傳到清代，已缺損了不少。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遂全部被毀，其印本流傳下來的已經不多了，今上海圖書館、北京圖書館都有藏本。《道藏》對研究我國哲學、醫學、文學、史地都極有參考價值。明代皇帝不惜耗費巨資，大肆印刷佛、道經典，為的是想達到「華夏歸仁，四夷賓服，邦國鞏固，宗社奠安」的目的，但是明朝只統治了270多年，就被明末波瀾壯闊的農民戰爭的洪流淹沒了，這說明任何宗教是維護不了封建統治的，歷史的車輪將按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前進。

餖版印刷始自明末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吳發祥(號蘿軒)在南京刻印的《蘿軒變古箋譜》。稍後，寄居南京的胡正言編印了《十竹齋書畫譜》和《十竹齋箋譜》，全用餖版印法，刻、畫、印俱佳。書中各種花卉動物，色彩逼真，栩栩如生，真是「翠瓣丹柎〔fu甫〕(指花萼)，葩分蕊析，花之情，竹之姿與禽蟲飛蠕之態，奇石雲煙之氣，展冊淋漓，宛然在目」。因此，二書對以後的彩色版畫起了楷模作用。出版后，立即受到大江南北人們的歡迎，初學畫的人都奉它為臨摹範本，對繪畫教育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胡正言其人，聰明過人，多才多藝，擅長篆刻繪畫，精於書法，喜歡刻書，又能造出優質紙墨，還精通醫術，以醫為業，人們稱他「巧心妙手，超越前代，真千古一人」。他在自己的庭院內種竹10餘竿，所以用「十竹齋」名其室，自號「十竹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