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國家實現了統一，社會相對安定，政治比較清明，出現了所謂國富民豐的「康乾盛世」，這為印刷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一面大興文字獄，嚴酷壓制知識分子的反清思想；一面又崇尚文治，提倡學術研究，利用印刷為其政治服務，所以雕版印刷事業得以繼續發展。到了清朝後期，外國入侵，社會動亂，經濟凋敝，國力孱弱，文化活動呈現衰退，加以西洋印刷術的傳入，因而傳統的雕版印刷也逐漸衰落，最後被西方傳來的新的印刷技術所代替。

清代的版畫藝術，在清朝前期並不遜於明代，有些作品頗可稱道。像清初畫家蕭雲從(公元1596—1673年)，善畫山水，兼工人物，詩文寫得也不錯。他繪的屈原的《離騷》插圖《離騷圖》，構思深沉，寓意感人，人物面部表情生動，衣服線條流動有力；他的另一套佳作是《太平山水圖畫》(圖16)，繪的是安徽太平山水43景，並附有詩篇和散文，詩全用古人句，畫皆臨古人法，可謂集唐宋元明山水畫之大成，全部山水景色，刻印絕精，極為藝林所重視。這兩套作品皆由當時精於木刻的良匠劉榮、湯義、湯尚等人刻成。前者刻於1645年，後者刊於1648年。另外康熙時著名宮廷畫師焦秉貞，擅長畫人物，亦工山水、花卉、樓台，他吸取了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宗教畫中的透視明暗畫法，所繪山水、人物、樓台，自遠而近，自大而小，不爽毫髮，深受康熙帝喜愛。他根據宋代同名繪畫重繪的《御制耕織圖》46幅，每幅畫的右上方有宋畫中原有的題詩，天頭上有康熙的題詩，如在一幅描繪插秧場面的《插秧》圖上，宋畫中原有的題詩是：

康熙的題詩是：

在私家刻本中，有許多著述都是由名書法家精寫上版，由著名刻工雕刻，寫刻工整，校勘精審，印刷極為精緻。像康熙時的名書法家林吉寫的散文家汪琬(人稱堯峰先生)著的《堯峰文鈔》，陳廷敬著的《午亭文編》，詩人王士禛(號漁洋山人)著的《古夫于亭稿》、《漁洋山人精華錄》被譽為「林氏四寫」，是比較著名的精刻本。

除官刻外，清代私家刻書的，有達官顯宦，為了博得「好學」的雅名，用公款或私款刻書；有著名的文人，為了傳播學術成果，刻印前人的詩文和自己的著述；有著名的藏書家和校勘學家，或復刻善本，或輯佚、校勘叢書、逸書。其中著名的有：乾隆時安徽歙縣鮑廷博輯刻的《知不足齋叢書》30集，輯錄了漢至清朝的經史考訂、算術、金石、地理、詩文集、書目等著作207種。鮑家富有藏書，而且多世所罕見的珍本名抄，他取「學然後知不足」之意，名其室「知不足齋」。鮑廷博本人曾經因向朝廷獻書而獲得舉人的功名。他還讓他的兒子向乾隆皇帝獻書600多種，成為當時藏書家獻書之冠。他學識廣博，尤精於校勘。他匯刻的叢書，使一些久經湮沒的書得以再傳於世。這時，還有江蘇吳縣黃丕烈輯刻的《士禮居叢書》，選采古書19種，這是一部以版本校對為特色的叢書，也是清代精校精刻的著名叢書之一，甚為藏書家所重視。黃丕烈也是著名的藏書家，他有一藏書室，藏有宋本100多部，故起名「百宋一廛〔chan蟬〕」。他刻印的書，以仿刻善本著稱。如仿宋刻本國別體史書《國語》，記載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的歷史；所刻《戰國策》，是記載戰國遊說之士的策謀和言論彙編，這些書都是由「清代校勘學第一人」顧廣圻(字千里)校定九九藏書的，其精妙超過宋本。再有咸豐時廣東南海伍崇曜輯刻的《粵雅堂叢書》30集，輯錄古書190種，每種都附有跋文，敘述作者的生平和本書的源流。他還刻了《嶺南遺書》61種，所收載的都是漢代至清代廣東學者的著述，特別是以明清著述最多。伍崇曜其人是販賣鴉片起家的，他因為辦理畿輔賑捐的事，獲得了舉人的資格，后又捐款買了個布政使的職銜，為攀附風雅，揚名後世，又不惜重資搜求秘籍，延聘學者校勘，從而出版了這些綜合性大叢書。然而私人刻書最多、時間延續最久的是金山(今上海金山縣)錢家，從乾隆到道光年間，刻書從未間斷，刻印了許多史書、醫書和叢書，特別是錢熙祚輯刻的《守山閣叢書》、《指海》、《珠叢別錄》等叢書230種，輯錄了古代佚而僅存或流傳極少的著述，其精擇審校在諸家叢書之上。這些叢書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資料。

清代書坊，各省都有，刻書最多，發行面廣，對發展文化普及教育是有功績的。

清代雕版印刷，在官刻、家刻、坊刻方面都有所成就。

其次為摹諸家畫起手式，並附簡要說明。最後為摹仿名家畫譜。後來又有了第四集，是人物畫譜，這是書商湊輯的，1818年出版。這部畫譜比較系統地介紹了中國畫的用筆、寫形、構圖基本技法，由淺入深，淺顯明了，是初學繪畫的入門之書，因此一出版，立即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迅速風行全國，其印行數量打破了一般圖書的出版紀錄。各書商見有利可圖，紛紛爭相翻印，版本達十幾種之多，不過多已失去原本的精美和神韻。此書還譯成多種文字流行國外，成為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然而流傳到今天的初印原本已很難見到了。

至於套版印刷，在清代前期也有相當成就，如康熙年間內府刻本《御選唐宋文醇》，是用朱、墨、綠三色套印的；傳奇劇本《勸善金科》是用五色套印的，色調雅麗，均是殿本套印書中的佳作。道光年間涿州盧坤刻的《杜工部集》是用六色套印的，即正文用墨色，各家評語分別用紫、藍、朱、綠、黃五色。這些作品色彩艷麗，配上潔白的紙張，讀之令人悅目怡神。

我國自宋元以來，刻過10多部漢文《大藏經》經版，至今都已片版不存，只有這部經版保存了下來(目前世界上還有兩部《大藏經》經版，一部存在韓國海印寺，即八萬《大藏經》經版；一部存日本京都萬福寺，即「黃檗版」《大藏經》經版)。它原來存在故宮武英殿，后因印刷不便，移存於柏林寺，至今仍在該寺，由北京圖書館負責保管。但是這部經版在經過250個春秋的風風雨雨和人世滄桑的變遷之後，已有不少經版丟失、腐朽或遭鼠咬蟲蛀，再加上乾隆皇帝出於政治上的原因，三次下令撤毀經版，追繳經書，使這部經版也已不全了。近年來我國文物出版社，為了搶救國寶，保存佛教文化遺產，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承擔起盛世修典、重新出版《乾隆版大藏經》的重任。為了湊齊這套完整的經書，他們派專人遍訪全國幾十個省市的寺廟和文物機構，查對底本，搜輯佚書。在北京白塔寺找到了幾本殘損的經書；在潮州偏遠的一座寺廟裡，又意外地發現了乾隆皇帝下令毀掉的經書，並把這些書複印下來帶回北京。這樣，從1987年到1990年，經過三年的校勘編纂，終於使這部卷帙浩繁、瀕於失傳的《乾隆版大藏經》以完整的面貌重見了天日。

直到清末，私家刻書仍然盛行不衰。其原因，除了政治上許多讀書人怕罹難而隱身於書齋，和當時社會上大力勸人刻書也有關係。有位刻書家張海鵬就常對人說：「藏書不如讀書，讀書不如刻書；讀書只以為己，刻書可以澤人；上以壽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後來之修學，其道更廣。」(見《藏書紀事詩》卷六)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也勸人刻書，他說：「今人各自問德業學問無以逾人，莫若刻古人之書籍，如吳之黃(吳縣黃丕烈)，歙之鮑(歙縣鮑廷博)，南海之伍(伍崇曜)，金山之錢(錢熙祚)，其姓名於五百年內必不至湮沒無聞。」況且刻書可以「傳先哲的精蘊，啟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見《書目答問》)。近代藏書家葉德輝也勸說人們：「積金不如積書，積書不如積陰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積書與積陰德皆兼之，而九-九-藏-書又與積金無異，則刻書是也。」並舉了后蜀毋昭裔和明末汲古閣毛晉的例子，說他們「因刻書或子孫食其祿，或亂世保其身，或數百年版本流傳，令人景仰」(見《書林清話》)。在他看來，刻書于名、于利、于子孫都好，可謂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為！所以終清一代，私家刻書蔚然成風。

這裏需要記載一下近年來漢文《乾隆版大藏經》重新出版的事。該藏經又名《龍藏》或《清藏》。在雍正皇帝十一年(公元1733年)時，為了使《大藏經》「不至簡錯字訛，疑人耳目」，在北京賢良寺設立了藏經館，由和碩庄親王允祿、和碩和親王弘晝及賢良寺主持超聖等人負責，集合佛教大師，曉夜校閱經文，從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開始雕刻，到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就完成了，這部佛藏雕印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短短四年的時間，共雕刻兩面版經版79000多塊，總重量達400噸，是我國現存的最大版刻典籍。這部佛經共7000多卷，724函，總字數達6700萬字，收錄佛經1669部，按經、律、論、雜分類，以《千字文》為序編目。其中一些經、律、論的原文在印度早已失傳。當時共印了100部，分賜給京內外各寺院珍藏，據記載後來又印過22部，但是保存至今的已不到30部了，而且每部都殘缺不全。

總之，僅就清代私家所刻的叢書而言，約有2000種之多，大多精校精刻，可謂美不勝收。因而這些刻書家，對中國古典文獻的保存和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工作，可以說做出了重大貢獻。

清代書坊非常普遍。北京有書坊100多家，多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廠。琉璃廠的書坊最興旺，它是自清代中葉迅速發展起來的，有人統計自清中葉到民國初年，琉璃廠有書坊62家，共出版246種書籍。有一時期同時開業的書坊竟超過300家，這些書坊有的以販賣為主，有的兼刻印和發行。他們除印賣供應入京會試舉人一般經史用書、八股文試卷外，主要是刻印小說、民歌、俗曲、謎語、字典、醫書、鼓詞和初級滿文課本等民間日常所需的通俗讀物。有些書坊則專門刻印某一類書籍，如文光堂、英華堂多出版滿文書；三槐堂、鴻遠堂則多出版滿漢兩種文字的書籍(圖15)；尊古齋善於印刷美術、考古著作；邃雅齋則多刻印自己的藏書(今琉璃廠中國書店仍沿用邃雅齋的名號)。這裡有許多書是很有價值的罕見本、精刻本或者名人手稿，因此許多有名的學者常來訪書求書，甚至為了方便，就近租賃房屋居住，如前面提到的黃丕烈、王士禛和考據學家孫星衍(公元1753—1818年)等人，都在琉璃廠附近居住過。琉璃廠在經歷了200多年變遷之後，今天已發展成為北京著名的文化街市了。這裏沿街建築，雕樑畫棟，古色古香，引人遐想，各店號內陳列的古籍新書、古玩字畫、文房四寶，琳琅滿目，中外學人徘徊其間，流連忘返。隆福寺的書坊以劉英烈(字魁武)的聚珍堂最有名，它除擅長活字印刷外，也從事版刻。刻印的多是儒家經典，封面題「京都隆福寺街路南，聚珍堂書坊梓行」雙行牌記，版心下刻「聚珍堂藏版」。所刻之書，底本多經慎重遴選，又詳加校勘，字畫清晰，紙墨刻工都屬坊本之上品。

道光以後，由於國勢日衰，民生凋敝，無論版畫藝術和套版印刷都逐漸衰落了，戲曲小說中雖然也附有不少插圖，但刻工拙劣粗率，值得稱道的佳作甚少。

清代官刻本中，首推武英殿本。清初，宮廷刻書屬內務府，所刻書籍稱「內府本」。1680年，康熙帝在今故宮西華門內武英殿設修書處，把校定官員和刻寫工匠集中在一起，由翰林院詞臣(掌管朝廷制九_九_藏_書誥詔令撰述的官員，如學士、翰林之類)總領其事，從此內府書籍、清代官本都由武英殿承刻，內府本也就改稱「武英殿本」了，簡稱「殿本」。殿本以校勘精當、紙墨上乘、字體圓潤、版式疏朗、裝訂端莊而著稱。如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詔刻的「十三經」、「二十一史」，都是特選派詞臣繕寫校對的，因而使殿本之名大振。大體上凡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7年)以前所刻的殿本書，多認為不亞於宋元版書。近代版本學家葉德輝在其所著的藏書技術專著《藏書十約》一書中說：「武英殿刻本，當時館臣校勘，多據宋刻善本，又處分頗嚴，故訛誤遂少。」在殿本中有些書因為是皇帝自己的著作，或是經過皇帝審閱、批准、修改的，所以在印刷時都冠上「御制」、「御批」、「御定」、「欽定」等字樣，像1711年刻印的康熙皇帝的著作，就稱《聖祖御制文集》(圖13)；1716年刻印的著名字典就名為《欽定康熙字典》(圖14)；1739年乾隆皇帝詔刻的歷代正史，就定名為《欽定二十四史》。武英殿刻本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盛：康熙帝時刻書63種；雍正帝時刻書71種；乾隆時期(公元1736—1795年)刻書最多。乾隆帝當政60年，以右文為治，所刻經史子集達100多種。道光以後，殿本的數量就大大減少了。

還有一宮廷畫師王原祁，也擅長畫山水，用筆沉著剛勁，筆端如「金剛杵」，設色長於淺絳，重彩作品，青綠朱赭，相映生輝，甚得藝林稱讚。他和冷梅等人繪的慶賀康熙60大壽的《萬壽盛典圖》148幅，如果連成捲軸，可達166尺。這兩套作品都先後由當時最傑出的木刻匠師朱圭刻成，是殿本中的精麗之作。前者刻於1712年，後者刻印於1713年。1714年，康熙時吳熔畫的《白岳凝煙》(圖17)(白岳在今安徽休寧縣)40幅，是由刻工劉功臣刻成，鐫法嚴峻雅潔，堪稱清初「徽派」版畫的上乘。還有乾隆時於1745年刻印的《圓明園四十景詩圖》，繪出了北京西北郊避暑御園內40處景色的秀麗風光；1765年刻印的乾隆《南巡盛典圖》，記錄了乾隆在公元1751—1765年之間四次巡幸南方的盛況，把沿途幾千里最美麗的景色刻畫了下來，極為精美。

與此同時，回族英烈杜文秀，領導雲南回民起義，在大理建立反清政權「平南國」，他為了普及伊斯蘭教經典，曾以「總統兵馬大元帥」的名義，下令刻印《古蘭經》，在那血雨腥風、干戈不息的嚴峻歲月里，他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終於在公元1862年頒刊了「大元帥杜新鐫」的《寶命真經》30卷，書名用漢文，經文用阿拉伯文，這是中國最早的阿拉伯文《古蘭經》刻本，它的首次出版，對當時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學習《古蘭經》提供了條件，同時也促使廣大穆斯林群眾更加擁護和支持大理政權。但是四年之後，清軍佔領了大理，焚毀了《寶命真經》的印刷場所和所有版片，從此民間流傳下來的原版刻本，多是斷箋殘篇，完整無缺者極少見。後來伊斯蘭教的著名學者、經師馬聯元，大約在1895年又第二次刻印了阿拉伯文《古蘭經》，由著名的阿拉伯文書法家田家培哈吉書寫，聘請四川刻工高手20多人刻成。該書書法遒勁，宛如一氣呵成，版面醒目美觀，裝幀古樸典雅，開卷爽心悅目，深受國內外穆斯林的喜愛。初版問世后，曾經風行國內外，南京、北京、廣州、上海、大西北以及泰國、緬甸等地的穆斯林都踴躍訂購，一時發行近1000部。至今全部經版尚保存在昆明市南城清真寺，近年經清理統計，全部雕版共1946片，總計3576面，30卷經版完整無缺。這是中國穆斯林最珍貴的文化遺產，也是稀有的回族歷史文物，即使伊斯蘭教國家也不曾擁有，堪稱「海內孤版」。

清代官私刻書多是供應官僚地主士大夫階層，而供應人民群眾所需要的通俗讀物則仍然有賴於民間書坊。

1991年，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訪問泰國時，曾將這部《大藏經》作為國禮送給泰國國王，泰國上下對該書極為尊崇，奉為聖物。可見該書一出版又充當了友好使者，為溝通中泰兩國文化交流，增進中泰兩國人民的友誼，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民間套印書，最負盛名的要算多色餖版套印版畫集《芥子園畫傳》了(通稱《芥子園畫譜》)。「芥子園」是戲曲理論家、作家李漁(號笠翁，約公元1611—1680年)晚年定居南京的別墅名，畫傳就是在這裏刻成的，因居地小如芥子，故名芥子園。該書共分四集：初集為山水譜，是1679年套版精刻出版；二集為梅蘭竹菊譜；三集為草蟲、花鳥譜，都是1701年出版的。此三集均為五色套印本，極為美觀。一般認為這三集是李漁的女婿沈心友請當時名畫家王概及其弟王蓍〔shi師〕、王臬〔nie聶〕繪編而成，其間也有其他畫家參加。每集首列學畫淺說，畫法歌訣，如「畫螳螂訣」：

在清朝雕版印刷史上，還出現過蠟版印刷和面版印刷。在道光(公元1821—1850年)初年，廣東省衙門曾用蠟版印刷方法每天印行轅門鈔，也就是省政府公報，這是自北宋以後再次使用這種質量不高的印刷方法。到了清代末年，梁啟超等人為宣傳維新變法還採用過用白面製版刻字印刷的方法，印過一些宣傳品。這兩種印刷法，由於印刷效果不佳，自然難以久行，它成了雕版印刷史中的小插曲。

此外，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后，曾設立鐫刻衙、刷書局，刻印了太平天國首領的許多詔書、文告、文獻和兒童讀物，如《太平詔書》、《天朝田畝制度》、《資政新篇》、《誅妖檄文》、《三字經》、《幼學詩》、《天歷》等，這些書對於揭露清政府的罪惡、鼓舞太平軍士氣、推動革命鬥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鴉片戰爭以後，南方戰火連年，為了補充動亂中損失的書籍，各省設立了官書局，所刻書籍稱「局刻本」。官書局創始於同治(公元1862—1874年)初年，由當時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創設於南京，名為金陵書局(后改名江南官書局)。刻本中最著名的是由五局(金陵、淮南、浙江、江蘇、湖北)合刻的「二十四史」，金陵書局分刻了《隋書》以上的「十四史」，都是以毛晉的汲古閣本為底本。其他還有「四書」、「五經」、《文選》、《史記集解索隱正義》等。因為都是由有名的學者擔任校勘，所刻之書以校勘精當著稱，以致引起當時的朝中大官紛紛索取。在金陵書局創始之後，各省紛紛仿效，設局刻書。如湖南長沙的思賢書局刻了明末清初學者王夫之的遺書《王船山遺書》，近代文獻學家王先謙(公元1842—1917年)著的《漢書補註》、《後漢書集解》，清末著名學者孫詒讓(公元1848—1908年)著的《墨子》的註釋本《墨子間詁》和《周禮正義》等，所刻之書，校勘認真，字體雅正，又很適用，甚為暢銷。再如四川成都的存古書局，由成都尊經書院主持，所刻史書及《說文解字注》等，版式寬大，字體方整，行格疏朗，讀之醒目，很受讀者歡迎。但是，各地官書局刻書數量大、質量高的還數浙江書局：首先它重視選用善本作底本，如刻印的周、秦、兩漢各家主要著作選輯《二十二子》，就是子書叢書中最完美的本子；其次它延聘名家校勘，如「九通」和類書《玉海》，錯訛很少，超過殿本；再有它還想法縮小版式，增加行字，降低成本，使一般讀者有能力購買，所以在「局刻本」中享有盛名。「局刻本」多是「御纂」、「欽定」的經史詩文，但也印普通讀物，並且定價低廉。它刻印數量大，流通範圍廣，對文化的普及起了很好的作用。九_九_藏_書

19世紀中葉，西方的平版石印和凸版鉛印以及其他新技術、新設備傳入我國，逐漸取代了我國傳統的雕版印刷和雕版插圖技藝。這樣，我國人民發明的歷史悠久的雕版印刷，在經歷了1300多年之後，完成了它的偉大歷史使命，終於退出了歷史舞台。但是它的偉大歷史功績，將永遠銘刻在人們的心中。

清朝是滿洲貴族建立的王朝。公元1616年，東北建州女真的首領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建立了政權，國號金，歷史上稱為後金。1636年，皇太極稱皇帝，改金為清。1644年明亡，清軍入關，順治皇帝定都北京。

《乾隆版大藏經》不僅是研究佛學的重要典籍，也是研究古代東方語言、文學藝術、哲學、歷史的珍貴文獻，它在今天重新出版是有著重大意義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在評論該書的出版時說：「大藏經是人類文化史上極為罕見的巍峨豐碑，它凝聚了中國世代人的聰明和辛勤勞動，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堅韌精神和偉大氣魄，是我們引以為自豪的無價的精神寶藏。」

此外，廣東的廣州和佛山鎮也有不少書坊，刻印了許多小說和日用醫書。至於此時的杭州、徽州、南京的書坊已遠不如明朝興盛了。建陽麻沙鎮書坊，自宋至明歷經數百年不衰，但是在嘉慶年間(公元1796—1820年)，遭遇了一場大火，使這裏的老書坊連同舊有書版全部化為灰燼，自此以後，就一蹶不振了。

蘇州有書坊50多家，出版經史、醫書和大量小說戲曲，而刻書最多的是創始於明朝的席家掃葉山房。清朝乾隆、嘉慶年間，刻印史書最多，當時的主人是席世臣(字鄰哉)，他每次得到善本書，都要親自校對，立即刻印，因而很為藏書家所稱許。他刻印的史書有班固等人編修的東漢紀傳體史書《東觀漢記》(因書修于洛陽南宮東觀，故名)，宋朝錢儼著的專記五代時期吳越國史事的編年體雜史《吳越備史》，南宋王稱著的北宋紀傳體史書《東都事略》，還有《貞觀政要》、《五代外史》、《契丹國志》、《大金國志》、《南宋書》、《元史類編》等。後來刻書範圍擴大，于經史子集外，又刻印筆記小說和村塾所用的啟蒙讀物多達幾百種。稍後又在上海、松江、漢口等地設立了分號，業務十分發達，成為清代經營最久影響最大的書坊。

清代官刻本除殿本外，就是地方官署刻本了。地方官署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主持的設於揚州天寧寺的揚州詩局(官書局)，該詩局是曹寅在江寧織造兼巡視兩淮鹽漕監察御史任上，奉旨以經營鹽務餘款創辦的，它是以編校、刊刻內府書籍為主的出版機構。由於經費充足，經管人員認真督科，所刻書籍，無論繕寫、刊刻、印刷、紙張、校勘、裝訂都精益求精，堪為清代刻書的楷模。如所刻《宋金元明四朝詩》、《歷代賦匯》、《歷代詩餘》、《佩文齋書畫譜》等10種書，將近3000卷，皆工楷寫刻，秀麗悅目。校對也很精審，裝訂端莊大雅，其盡善盡美，不亞於武英殿本。尤其是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刊行的《全唐詩》，是用開化紙(因產於浙江開化，故名)精印的，刻印最佳，而且字體秀潤，墨色均勻，紙張潔白，又以鵝黃色硬紙裝潢封面，淡黃色絹布裝飾書籤，非常漂亮，被稱為清代版刻的代表。為此康熙皇帝特在一份奏摺上硃批：「刻的書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