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磬之聲，禮樂之邦」的說法，體現出人們對中國古代早期文明社會宮廷音樂生活的讚頌，然而在這些倍受讚頌的音樂中，不知凝結著多少它的創造者——奴隸樂工的智慧和血汗。

奴隸社會建立后，隨著政權的鞏固和發展，奴隸主對音樂的需要也愈來愈強烈，對音樂的巫術禮儀作用也愈來愈崇尚，這時便出現專門為奴隸主階級服務的樂舞奴隸和掌管宮廷樂舞表演的樂官。在最高統治者宮廷和各個奴隸主內室，根據身份等級普遍建立起規模不等的音樂舞蹈表演機構。據記載，縱情聲色的夏代最末一個統治者夏桀，佔有樂舞奴隸達三萬人之多，歌舞奏樂時，聲音震動四面八方。商紂王腐化殘暴，建造「酒池」、「肉林」，浸淫于「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史記·殷本紀》)，受到奴隸怨恨，後來被周武王率各部落討伐滅國。周朝建立后，統治者嚴格規定樂舞使用級別：「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春秋·公羊傳》)，這是說：王使用樂舞每行人數限於八人，共八行；諸公限於每行六人，共六行；諸侯限於每行四人，共四行。此外，被視為禮樂重器的鍾、磬樂器的懸挂，也有規定：「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周禮·春官》)，這是說：王使用樂舞時懸挂鐘磬等樂器限於四面；諸侯懸挂限於三面；卿大夫懸挂限於兩面；士懸挂限於一面。

為了解各地民情風俗，周代宮廷設立整理民間歌謠的采詩之官，共搜集地方民謠3000多首，這就是古籍說的「古者天子命史采詩謠，以觀民風」(《孔叢子·巡狩篇》)的採風制度。傳說孔子從中選擇整理出305篇匯為一冊，這就是我國著名的最早詩歌總集——《詩經》。晚周時期，禮崩樂壞，貴族享用音樂舞蹈的等級限制蕩然無存，各家諸侯禮樂設施遠遠超過周禮的限定，例如湖北隨縣戰國曾侯乙墓「地下樂宮」中眾多樂器的發現就證實了此點。難怪孔子面對這類「違背周禮」音樂使用規定的局面，發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憤慨。

奴隸社會時代的樂舞由廣大奴隸樂工創造，無論是表演技藝、服裝道具還是鍾、磬等樂器的設計和鑄造工藝，都體現出驚人的創造力。即使是抽象的藝術美和表演風格，也仍然保持著與民間音樂舞蹈休戚相關的特點。從夏商周三代經典樂舞作品《大夏》、《大濩》、《大武》到戰國曾侯乙建造的地下音樂殿堂，所有這些輝煌的鐘磬之聲、竽瑟之樂，都閃爍著奴隸社會時代勞動人民的智慧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