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工程類書籍有《防海新論》、《營壘圖說》、《營工要覽》、《營城揭要》等。它們主要介紹陸上炮台、海口要塞、野戰工事、軍事交通、軍事通訊等各類工程設計、構築和使用時要注意的問題等。其中《防海新論》和《臨陣管見》，論述了海口要塞在戰爭中使用的得失，反映了西方軍界對美國南北戰爭、普法戰爭和俄土戰爭的最新研究成果，對中國沿海炮台、海軍基地的建設有重要的影響。李鴻章聲稱《防海新論》是確立其海防思想的重要參考著作。

1905年日俄戰爭以後，晚清軍事改革又有重大的調整，從仿效德國轉化為學習日本，開始聘請大批日本教官和顧問，訓練清軍官兵，其軍事著作、兵法操典、軍事教科書也隨之傳入。軍事學研究者也就在綜合學習歐美和日本軍事著作的基礎上，編著了一批既具有理論深度，又包含多種學科的新型軍事著作。其中北洋將弁學堂(后名陸軍速成學堂)總教習賀忠良編寫的《戰法學教科書》，從總體上探討了軍事學體系內的分類，闡述了戰爭的定義、原則和宗旨，初步論述了戰爭與戰鬥、戰略與戰術的關係等內容，成為中國軍事學研究者編著的第一部全面介紹資產階級軍事理論的著作。此外，一些軍事學堂、軍事研究機構、普通高等學堂也編著了一些軍事著作。其中有北洋武備研究所編印的《防守學》、《測繪學》、《地輿學》、《炮學》等。這些軍事著作和軍事教科書的編著和出版，反映了晚清軍事學向多學科、多層次發展的狀況和趨勢。

甲午戰爭以後，隨著軍事學堂和武備研究機構的設立，以及對清軍在甲午戰爭中戰敗教訓的總結，人們對西方軍事書籍翻譯的重點也隨之轉移，一些理論層次較高的軍事著作，便逐漸被引進到中國並翻譯成中文，奉獻于軍界人士之案前。其中主要有應雄圖編、任衣洲譯，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出版的《戰略學》；清末兩江督練公所排印的《日本陸軍大學戰術講義》；由保定軍官學堂學生潘毅等人編譯，陸軍教育研究社刊印，于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春發行的《大戰學理》。其中《大戰學理》是普魯士軍事家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公元1780—1831年)所著《戰爭論》在我國最早的版本。這些書籍的翻譯和傳播，對我國軍界研究當時深層次的軍事理論問題，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也是清軍學習西方進一步深化的需要。

新型兵書著述家，與一味想從先代武聖的思想武庫中，尋找濟世良方的泥古排外者不同，他們既不停留于對兵學經典章句的反覆吟誦，也不滿https://read.99csw.com足於對外國現成軍事理論的依樣畫葫蘆，而是力求在吸收其新鮮內容的基礎上，融合成適合當時國情的軍事理論。他們的著作實踐，也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由初級到高級，由側重於軍事技術的某些方面，延伸到軍事學的主要方面乃至深層次的過程。

陸海軍技術和戰術訓練書籍有《前敵須知》、《行軍指要》、《水師操練》、《船政圖說》等。它們以使用后裝槍炮和蒸汽艦船為基礎，論述新的作戰指揮和軍事訓練的方式，具有明顯的時代特色。

上述翻譯的各類軍事書籍，大多完成於光緒二十至二十一年(公元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以前，重點集中於制器用器方面，還缺少當時西方軍事格局和戰略理論、戰略動向等深層次的內容。然而就其總體而言，這些書還是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清軍「師夷之長技」的需要。正如王韜所說：「有利器而無善用利器之法，與無利器同。有善法而無能引善法之人，與無善法同。」(《火器說略·前序》)

軍事制度考察類書籍有《西國陸軍制考略》、《德國陸軍考》、《英國水師考》等。它們對歐美各國陸海軍的編製人數、武器裝備、指揮系統、軍事訓練、軍事教育、後勤保障等制度，都有詳細的記載，對晚清進行軍事變革、創建海軍、採用新的編製、創辦各類軍事學堂，都有借鑒和仿效作用。聶士成在蘆台編練的淮軍武毅軍，便是仿照德國陸軍進行編製和訓練的典範。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清廷海軍衙門制訂的《北洋海軍章程》，便是在「多酌用英國法，仍以宗廟軍規為依歸」的思想指導下編成的。

在時變勢異的新時代中，魏源和林則徐二人慧眼獨具。他們看到，中華民族既往堪稱輝煌的傳統兵學理論和處於領先地位的軍事技術，若不攝取新的營養和注入新鮮血液，進行應有的改造和更新，便會在強敵面前顯得蒼白無力，成為過時無用之物。他們振臂高呼，倡導人們放眼世界，採集新鮮資料，編寫適合時用的新兵書，使國人從中獲得知夷、師夷、御夷、制夷的知識和手段。他們身體力行，首開編譯和撰寫新書之風。

對軍事書籍的翻譯，以江南製造總局為多。該局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設立翻譯館，除徐壽、華蘅芳、李善蘭、徐建寅、李鳳苞等十幾名華人著名翻譯人員外，還有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傅蘭雅(John Fryer)，美國傳教士瑪高溫(Daniel Jorome Macgowread.99csw.coman)、金楷理(Carl T.Kreyer)、林樂知(Young JohnAllen)等。他們除翻譯軍事論著外，還翻譯了數理化和天文學等自然科學書籍，以及礦冶、機械製造等科技應用書籍。據該局總辦魏允恭在《江南製造局記》中的不完全統計，從同治七年至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868-1905年)，該館共譯書178種之多，而譯于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前的有103種，軍事書籍有60多種，200多卷。它們可分為武器裝備的製造和使用、軍事工程、陸海軍技術和戰術訓練、軍事制度考察等五大類。

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清軍在甲午戰爭中戰敗，清政府在日軍的刺刀威逼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空前數額割地賠款的災難，橫加於中國人民的頭上，中華民族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朝野上下對清政府推行軍事自強政策30年的效果，做了比較深刻的反思。他們認為，要想改變國家武備虛弱，不被西方國家欺侮，單靠學習西方的槍炮艦船技術是無濟於事的。正如改良主義思想家鄭觀應在《盛世危言·練兵》中所說：中國仿西法練兵已經10多年了，但是軍隊並沒有強大起來。究其原因，主要是「將帥並非武備學堂出身，未諳韜略，又無膽識，唯延西人教習，口號步伐整齊，槍炮命中而已。不知此特兵法之餘緒也。」此番議論，頗有見地地指出了過去捨本逐末，僅從次要方面學習西方軍事的弊端。於是朝廷和地方的一些大臣和統兵大員，紛紛上奏朝廷，陳述仿效西法軍事制度，編練新軍的意見。最高統治者也認為日軍在戰爭中「專以西法取勝」，便採納眾議按西法編練軍隊。

西方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書籍的翻譯和流傳，是自鴉片戰爭以後放眼看世界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是林則徐和魏源所倡導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得以落實的部分體現。這些軍事書籍的翻譯和流傳，彷彿在軍事文化領域中流入了一股新鮮空氣，衝擊了老大而陳腐的大清帝國守舊和排外的保守思想，使傳統的軍事學因呼吸新鮮空氣而增加新的活力，並逐漸萌生出中國新的軍事學。也正是在翻譯和學習西方軍事學的同時，中國的有識之士，也開始以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研究方式，著述新型軍事著作。

魏源繼林則徐之後，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輯成《道光洋艘征撫記》。書中反映了林則徐的軍民結合、水陸結合，在近海或陸上殲敵的戰略防禦思想，第一次把西方列強視為作戰對象的中國軍事戰九九藏書略，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從次年(公元1843年)五月到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魏源以《四洲志》為基礎，經過10年的努力和三易其稿后，編成100卷本《海國圖志》。他在該書「卷首」中，明確提出了「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的主旨，為清朝後期的兵學研究指明了方向，為翻譯西方軍事書籍和編著新型兵書製造了輿論。

19世紀60年代，晚清朝廷為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開始推行以購買和設廠仿製西方槍炮艦船、創建新型海軍、建設海軍基地為重點的軍事自強政策。曾國藩趁機指出：「洋人制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若不攻讀其書，「雖曰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制器之所以然」(《洋務運動》四)，並組織中外翻譯人員翻譯西方軍事書籍，讓官兵從理論上熟悉和掌握西方軍事知識，指導自己的實踐。在此思想影響下，江南製造總局、北京同文館、福建船政學堂、天津機器局、天津水師學堂、北洋水師學堂、金陵機器局等十幾個比較著名的單位，均參加了翻譯工作。

如果從西學中用的角度來衡量，那麼軍事技術家徐建寅于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成書並刊印的《兵學新書》，堪稱上乘之作。該書集當時「兵學之大成」；「上自募選訓練以及布陣運用，下至軍士起居、飲食之微，凡軍所需與一切有關軍事者，無不繪圖系說」(《兵學新書·凡例》)。它是包括當時兵學的精義、軍制、營規、操法、戰法運用、軍事技術、軍事工程、軍事交通在內的綜合性軍事著作，對促進晚清軍事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除了上述翻譯和編著的軍事著作外，晚清還出版了一些採用新法註疏古代經典兵書的軍事著作，諸如黃石如的注《陰符經》、朱墉〔yong雍〕的《五經七書匯解》、張權時的《武闈三子全書析疑大全》、侯崇的《兵法百言釋義》等。當時尤以蔣方震的《孫子新釋》最具新意，他在評述《孫子兵法》名言時，既闡述了自己的理解和認識，又徵引毛奇、伯盧麥、克勞塞維茨等西方軍事家的有關言論作說明。這種註釋方法，在中國尚屬首創。

林則徐是清代編譯新書的第一人，也是堅持反侵略鬥爭的愛國主義者。他在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受命為欽差大臣后，即在廣東與水師提督關天培籌辦海防。為了解歐美情況，他設立譯書館，翻譯外文書報，以英國人慕瑞(Murray)的《地理大全》為藍本，編譯成《四洲志》。與此同時，他還組織人員翻譯外國律例和軍事書籍，供將弁閱讀。

武器裝備使用類書籍有《克虜伯炮九-九-藏-書操法》、《水雷秘要》、《海軍調度要言》、《兵船炮法》等。它們以介紹各種武器裝備的使用方法為主，是陸海軍進行作戰訓練的重要參考教材。

武器裝備製造類書籍是翻譯的重點，數量最多，除專著外，其他書籍也有不少涉及。如《炮法求新》、《兵船炮法》、《克虜伯炮葯彈造法》、《新譯淡(氮)氣爆葯新書》、《爆葯紀要》、《制火藥法》、《兵船炮法》、《克虜伯炮說》、《兵船汽機》等。它們以文字、圖表和數據，闡述西方火藥、槍炮、蒸汽艦船的製造方法，供江南製造總局等軍工廠的軍事技術人員作參考。

最早採用德軍營制操法編練新式陸軍的，有張之洞在江南編練的自強軍13營，聶士成在直隸選練的武毅軍32營，胡燏〔yu預〕棻〔fen芬〕在小站編練的定武軍10營(袁世凱接管后改稱新建陸軍)。這些軍隊的名稱雖有不同，但編製的方式和訓練的內容大致相同，主要是以德軍的編製裝備為模式，吸取當時歐洲各國之間的戰爭經驗，以及清軍幾次抗擊外軍入侵戰爭失敗的教訓，全部改用新式武器，編練馬、步、炮、工、輜重合為一體的合成軍，採用德軍操典進行訓練，讓官兵學習在後裝槍炮和蒸汽艦船條件下的作戰方法和理論，以適應抵禦外侮的需要。這些主張和措施，反映了晚清軍事要員和統兵將領，在建軍和作戰思想上，放棄湘軍營制和戰法而改習西法的重大轉變。

清代後期出版的兵書，主要有翻譯、編著和對古代經典兵書的輯注三大類。其數量之多，內容之廣，實為清代以來所罕見。它們的出版和流傳，使徘徊于低谷達200年之久的中國兵學，又獲得了上升的活力，形成中國兵書發展的第三次高潮，成為傳統兵學向近代軍事學過渡的重要標誌。它們適應了救亡圖存的需要，倡導了注重實際、切合時用、尊重科學、探尋規律的研究風尚，對當時進行的反侵略戰爭和新軍事學的創立與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它們終究沒有能脫出維護清王朝封建統治的目的，把外國軍事著作中的民主思想拒之門外。在翻譯和編著的軍事著作中，軍事理論與軍事技術的比例嚴重失調，前者過輕而又缺少深層次的作品，後者畸重而又零亂重複。個別書籍仍存在著照搬照套而不敢越洋人著作一步之嫌，致使日本軍事教科書中所宣揚的戰爭能「啟人智」、「振國威」，能使「國家致富強」的謬論，也傳入中國。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在重新研讀中，加以認真清理和剔除的，如同我們在研讀古代兵書時，要認真清理和剔除其中封建性的糟粕一樣。

淮軍武毅軍統領聶士成，率先組織部下，編寫了晚清第一部httｐs://rｅａｄ•９9ｃｓw•cｏm軍事訓練條令式的兵書《淮軍武毅各軍課程》。在其影響下，張之洞組織編寫的《自強軍西法類編》和《湖北武學》，袁世凱組織編寫的《訓練操法詳晰圖說》，劉坤一組織編寫的《江南陸軍學堂武備課程》等官方軍事訓練條令式兵書，紛紛應時並放。其中《訓練操法詳晰圖說》還有幸得以進呈光緒皇帝御覽，並於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正式出版。這些兵書雖然也不乏為清王朝賣命獻身之訓詞，以功名富貴引誘將校建功立業之說教，但是其中要求把訓練與實戰結合起來，實現練為戰的目的，並模擬作戰對象進行近似實戰的對抗性演習等做法，卻反映了晚清兵學新的發展動向。

為了適應晚清軍界學習軍事的需要，當時還有一些學者編纂出版了不少彙編和叢書式的軍事著作，其中有古代經典兵書的彙集，也有當時比較適用而流傳較廣的西方軍事著作的叢書。諸如胡林翼的《兵法七種》(內收《陰符經注》、《黃石公素書注》、《太公六韜注》、《黃石公三略注》、《武侯火器圖說》、《孫子兵法》等，其中《武侯火器圖說》系不確之書)，南洋公學的《南洋公學兵書五種》，張之洞的《西洋兵書十種》，沈敦和的《自強軍西法類編》，廖壽豐的《武備新書十種》，日新社的《西洋兵書二十二種》，兩湖譯書堂的《中西武備新書》，以及以44種兵書為主體的《江南製造局譯書匯刻》等。這些書良莠不齊，有的是陳說翻版，有的參考價值較大。而《江南製造局譯書匯刻》中的44種兵書，在數量和內容上，可堪稱當時各兵學叢書之冠。

19世紀60年代至甲午戰爭前，是新型兵書著述者的入門時期，他們還基本上處於邊學習邊編著的階段，大多是在闡述西方軍事內容的基礎上，提出一些個人的見解。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中國著名數學家李善蘭編寫的《火器真訣》刊行，他在書中以新的方法探討了槍炮發射的命中精度問題，成為我國第一部從數學角度研究彈道學的著作，對此後軍事技術人員研究槍炮射擊的問題，有很大的啟發作用。就是對當時清軍官兵進行槍炮射擊訓練和教育，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刊印的《火器略說》(后改名為《操勝要覽》)，則是作者王韜向中國軍界介紹西洋槍炮製造方法的著作。沈竹礽〔reng仍〕編寫的《泰西操法》，是當時介紹西方軍事訓練和戰術方法的第一部著作。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作者徐稚蓀在雕版印刷的《洋防說略》中，明確提出了重點防禦和反對處處設防的主張，這在當時尚屬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