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四書」儒學的基礎教材
第二節 《論語》和《孟子》
萬章(上、下)
梁惠王(上、下)
惻隱之心(同情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羞愧感)，人皆有之；恭敬之心(尊敬長上)，人皆有之；是非之心(是非觀念)，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shuo朔〕(外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研究孔子的思想主要靠《論語》。通過孔子和弟子們的談話，我們可以認識孔子的天命觀、道德觀、政治觀、教育觀等等，同時還可以看出，所有這些觀點中都貫穿著一個最本質的思想，那就是「仁」。
孟子所謂行「仁政」，就是要讓老百姓安居樂業，讓百姓與國君同樂。而安居樂業的標準是：
孔子認為「禮」、「樂」固然非常重要，但「仁」是做人的根本，是「禮」「樂」的實質。沒有「仁」，「禮」、「樂」便也失去了意義。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一個人不忠厚，「禮」還有什麼用！「樂」還有什麼用！)(《八佾》)。
從這個前提出發，孟子就提出了「人無有不善」的命題，這就是他的「性善論」。孟子認為只要好好培養、發展這種善性，「人皆可以為堯舜」，就是說，誰都可以當聖賢。在孔子那裡，「仁」是個高不可攀的境界。除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似乎沒有一個人夠格。孟子則不然，他說一個人穿上堯舜的衣服，說堯舜的話，辦堯舜的事，他就是堯舜(《告子下》)。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老夫子)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有什麼可以有利於我國的教示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王何必談利呢，有仁義就可以了。)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從上到下全追求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遺棄)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輕慢)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不只是重複孔子的「仁義」論，而是向前發展了一步。他提出「仁」和「義」這些東西本來是天生就有的，與生俱來的。他說：
公孫丑(上、下)
九_九_藏_書滕文公(上、下)
但是他畢竟出身貴族，有著很強的「君子」的優越感。所以當他的學生樊遲想學種莊稼的時候，他很不高興，只是冷淡地回答：「我不如老農」，「我不如老圃(菜農)」。而且還背後評論說：「樊遲真是個小人！當政者講『禮』，百姓沒有敢不尊敬的；當政者講『義』，百姓沒有敢不聽話的；當政者講『信』，百姓沒有不盡心的，能做到這一步，四方百姓就會拖兒帶女來投奔，還用得著你去種莊稼！」(《子路》)在這裏，孔子本能地流露出他潛在的鄙視體力勞動的貴族意識，而且當面不開導，背後去指責，也有失「誨人不倦」的儀範。對於這個「沒出息」的樊遲，很難說孔子實踐了他的「泛愛」。潛在的傳統意識的局限，雖聖人亦所不免。
盡心(上、下)
《孟子》無今古文之別。漢代趙歧作注，把原來的七篇各分上下兩卷，所以今本《孟子》實為14篇。它們是：
這就是孟子的「仁政」藍圖。在孟子看來，百姓安居樂業，國家自然安定，天下自然太平，所以治國以安民為本。因此大家把孟子的政治思想叫「民本主義」。從以民為本的認識出發，孟子就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著名政治綱領。(《盡心下》)在民不聊生的戰國時代孟子有如此深刻的思想，非常難得。但是在諸侯熱中於擴張、兼并的當時，他的主張根本行不通。
對於孔子的「仁」，要從孔子所處的歷史環境中給以評價。從根本上說，「仁」字的本義是：「仁者，人也」，就是「拿人當人」，也就是「愛人」。孔子生當亂世。他家原是宋國的貴族，後來貧窮沒落才流落到魯國。他幼年喪父，年紀不大就出去謀生餬口，還要奉養母親。所以他和下層社會有著一定的聯繫，從而同情下層人民的處境。當時是列國紛爭，生靈塗炭，拿人不當人的奴隸社會末世。面對這樣一個黑暗的現實社會，孔子舉起「拿人當人」的「仁」字旗幟，倡導「泛愛眾而親仁」，無疑是很偉大的。而且他也是就自己能力之所及身體力行的。在孔子以前，學校把持在貴族手中，只有貴族子弟才能上學，從孔子開始辦九*九*藏*書私人學塾，以「有教無類」的方針廣收下層社會的平民子弟入學。這就是孔子偉大人格的具體表現。
孔子認為「仁」是通過學習、修養而得來的。他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到賢者要想著向他看齊，見到不賢的人要對照檢查自己)。」(《里仁》)要「過則勿憚改(有了過錯要勇於改正)。」(《學而》)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五十歲的人可以穿絲綢了)。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不誤生息時期)，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不要耽誤他們的農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認真辦教育)，申之以孝悌之義(講解孝順父母友愛弟兄的道理)，頒白者(老年人)不負載於道路矣(不會背著東西在外邊奔波了)。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使天下歸心而統一)者，未之有也。(《梁惠王》兩見，又見《盡心》)
告子(上、下)
孔、孟都講「仁義」。「仁」指人的根本品德；「義」指從「仁」的品德出發所採取的辦事的原則。孟子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告子》上)這是很精確而通俗的說明。《論語》講「仁義」，更著重談「仁」，而《孟子》講「仁義」，更著重談「義」。這是由於兩個人所處的時代不同造成的，他們自己未必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孔子強調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而孟子強調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後代「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這個格言就是從孔、孟的這兩段話中提煉出來的。
除了講「仁」之外，孔子還講「義」。「義」是由「仁」的根本指導思想所決定的辦事原則。孔子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處理天下的事，並不絕對遵循什麼，也不絕對否定什麼，要用「義」的準則來衡量一下才能定。)(《里仁》)「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懂得「義」，小人只懂得「利」)。
荀
https://read.99csw.com子和孟子相反，認為人生來性惡(自私、放縱、爭奪)，好的思想是後天教育出來的。他的論法和孟子基本一樣，但結論相反。所以無論「性善說」還是「性惡說」，都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推想，倒是他們的老師孔子的觀點還比較實事求是。孔子只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性生來差不多，是環境、風習使之產生了差距)(《論語·陽貨》)。
《論語》是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和一些孔門弟子的言行錄，是在孔子死後70多年的戰國初期(公元前400年左右)，根據保存下來的孔子談話記錄整理編集的。《漢書·藝文志》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這個說法大體可信，但更準確地說是後人根據孔門弟子留下的資料編成的。
離婁(上、下)
從「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來推論，孟子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情、憐恤之心)，先王(古代帝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治理天下就像玩兒一樣)。所謂「不忍人之政」也就是「仁政」，即以愛民為本的政治。一部《孟子》，最突出的議論就是苦口婆心勸說各諸侯國國君實行「仁政」。比如第一篇《梁惠王上》開頭一段：
孔子認為「仁」不能無原則，而要愛憎分明。他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只有仁者才能對人有所愛，有所憎)」(《里仁》)。所以當他的學生冉求幫助魯國的權貴季孫氏搜刮民脂民膏時，他憤怒地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進》)
孔子死後，歷經戰國，儒家分化出八個派別，孟子(公元前390年一前305年)是其中之一，對後世的影響也最大，孟子學習孔子的學說，主要靠自學。他自己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照別人的學說自學)諸人也。」(《離婁》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他「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是孔子的孫子。孟子生於孔子死後約100年，或許受過子思一派的儒九九藏書者的指點。孟子篤信孔子。他一生講「仁義」，和孔子一樣；半世遊說諸侯而處處碰壁，也和孔子一樣。《史記》說他晚年「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這就是今傳的《孟子》。這部書從文體、稱謂看，是以孟子的學生萬章、公孫丑平時筆錄的孟子言論為基礎而加工編定的。全書文氣浩蕩，風格一致，是出於孟子的潤飾，對孟子會見的諸侯一概稱謚號(只有人死了以後才有謚號)應是後來的改筆。
過去把《論語》分成上下兩部分。「上論」前九篇記言，第10篇《鄉黨》記行，相當完整。或許最初只此10篇。「下論」第九篇《子張》記孔門弟子語，而第10篇《堯曰》似嫌不倫不類。從文體、稱謂、內容看，也與「上論」不完全一致。可能下半部是後來續輯的。宋代趙普說過「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話，大概指的就是「上論語」。
至於人們的壞思想，孟子認為都是環境、條件造成的。他說：「富歲(豐收年景)子弟多賴(懶)，凶歲(災荒年景)子弟多暴(胡來)，非天降之才爾殊也(不是天生的氣質就有這樣的差別)，其所以陷溺其心者也(是環境使他們的心性變壞的)。」(《告子上》)
《論語》在漢代有今古文之分。《漢書·藝文志》所載「《論語》：古二十一篇」是古文，「齊二十二篇」和「魯二十篇，傳十九篇」是今文。「齊」是漢代齊人傳的「齊論」，「魯」是魯人傳的「魯論」。三種並已亡佚，今本《論語》是以「魯論」為基礎，兼采「齊論」說的「張侯論」。張侯是西漢成帝時安昌侯張禹。《漢書·張禹傳》說：「禹先事王陽(傳「魯論」的學者)，后從庸生(膠東庸譚，傳「齊論」的學者)，採獲所安(選取合理的解說)，后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余家寖微(漸漸失傳)。」張禹有《論語章句》，漢靈帝時刻熹平石經，魏何晏作《論語集解》，用的都是這個本子，以後就流傳下來。只是今本《論語》為20篇，而《漢書·藝文志》載：「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比今本《論語》多出的一篇，可能九*九*藏*書是張禹的解說。今本《論語》20篇的目錄如下：
孟子在儒家學派里的地位僅次於孔子，所以元代以後尊為「亞聖」，配祀孔廟。但是他那「民貴君輕」的言論曾經惹惱了明太祖朱元璋，結果把《孟子》里所有重民輕君的話通通刪掉，同時把孟子的神位也逐出了孔廟。但是孟子的理論畢竟有利於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尤其是他把「仁義」看成人的天性，那麼一切「忠君」、「孝親」的封建倫理守則都成了人民大眾天生的義務。這是孟子對儒家理論的新發展，所以宋儒說「孟子有功于聖門不可勝言」。因此，最後還是恢復了「亞聖」的頭銜，請回孔廟陪孔子吃冷豬肉。這身後的滄桑，大概是孟子始料不及的。
孔子認為，「仁」從一個人的外表上也可以反映出來。他說：「剛毅木訥近仁(剛強堅忍而嘴頭兒笨的人近乎仁厚)」(《子路》)，而「巧言令色鮮矣仁(嘴皮兒巧，會來事兒的人很少厚道人)」(《學而》)。
孔子博學多才，他教學生「六藝」，但是更注重的是人格的培養。在孔子看來，「仁」是一個人格高尚的人必備的基本品德。孔子曾經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給學生們講「仁」的表現形式，卻從來沒有給「仁」下過定義。但是在樊遲問「仁」的時候他回答過「愛人」兩個字(《顏淵》)。還有，他說過「泛愛眾而親仁」的話(《學而》)。我們可以用今天的話給他概括出一個定義來：「仁」就是「廣泛地愛大眾」，也就是「博愛」。把它轉換成通俗的中國老百姓的語言就是「待人忠厚」。據孔子的見解，從這個基本品性出發，就可以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也可以嚴格要求自己，一切按禮法辦事而不損害別人，做到「克己復禮」，即「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
這一段話可以代表孟子基本的政治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