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的編訂不是偶然的。在漢代，兒童讀完識字課本以後就要讀《論語》。而且據趙歧《孟子題辭》說：「孝文皇帝欲廣文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后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可見《論》、《孟》在漢代雖未列入經書，但地位已經在其他子書之上。《中庸》也是從漢代起就被重視。《漢書·藝文志》載有《中庸說》兩篇，可見已經單獨研究。到了唐代，《大學》和《中庸》受到「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的推崇，把它們和《論》、《孟》並列。到北宋，程頤則更進一步，把這九*九*藏*書四種材料作為基本教材來教育門生。所以「四書」的產生是有悠遠的歷史根源的。

這一篇對《大學章句》的議論，實際上也可以看成朱熹對他編《四書集注》整個工作的議論。總的說他是要對「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實際就是為加強封建倫理教育，鞏固封建宗法制度)有所貢獻才這麼做的。因此，「四書」從南宋問世以後到清朝末年這800年間，在中國青年人的基礎教育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元仁宗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規定科舉考試不但要以「四書」的文句命題九九藏書，而且答卷也要一以朱注為準。而朱熹也就被尊為「朱子」，配祀孔廟。

「五經」是專業性很強的儒學高等教材。漢代古文經學家研究「五經」注重名物、詞語的解釋，意在探討「三代」的典章制度。到了宋代，學者們的興趣轉向「義理」，也就是經書里的根本道理。這一派學者把儒家倡導的封建倫理準則加以抽象化、哲學化，看作先天地而存在的永恆的「天理」，簡稱為「理」。他們認為讀經的目的就在於明「理」，讀經不明「理」，就算白讀。所以宋代的儒學叫做「理學」。

「四書」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ｒｅad.9９cｓｗ•ｃｏm基礎教育的文化課本和政治課本。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延續得這樣久，是和封建王朝廣泛推行以「忠君孝親」為核心的「四書」教育密不可分的。正由於它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如此深遠，所以無論在教育史上，還是在文化史、政治思想史上，「四書」都給我們留下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而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精，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https://read.99csw.com私淑而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后之君子。極知僭逾，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雲。

理學創始於北宋學者周敦頤。著名的代表人物有程灝〔hao 號〕、程頤兄弟倆，世稱「二程」。而集大成者則是南宋的朱熹。理學家們認為：要探究經書中的「理」，首先要明白「聖人本意」。程頤說：「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本意與聖人所用之心。」因此《論語》、《孟子》以及相傳為孔子弟子曾參作的《大學》和孔子的孫子子思九*九*藏*書所作的《中庸》，就成了探究「聖人本意」的最直接的材料。朱熹曾經說：「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又說：「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里許。」(並見《朱子語類》)對於《中庸》，朱熹說：「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見《中庸章句序》)。於是朱熹在南宋光宗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把這四種材料匯刻為一套叢書，叫《四書章句集注》。這就是「四書」的來歷。

朱熹編輯「四書」的根本用意，正如他在《大學章句序》里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