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有對經文措詞的解釋。比如《左傳》在「鄭伯克段于鄢」的本事之後，還有下述一段文字：

宋人對於《春秋》學家的這種「微言大義」曾經有過一針見血的批判。《通志·災祥略》說：「凡說《春秋》者，皆謂孔子寓褒貶於一字之間」，「此之謂欺人之學」。

對比「三傳」解經：《左傳》基本上沒有超出經文行文容許的範圍。它只說明隱公雖長卻是庶出，桓公雖幼卻是嫡子，所以隱公只是攝政而不書「即位」。《公羊傳》認為隱公、桓公俱是庶出，而桓公的母親地位高，因而不書「即位」乃是為了成全隱公想把國家治理好之後再讓位給桓公的初衷。這已經包含著臆測之詞了。到《穀梁傳》則更進一步發揮，說不書「即位」是史官批判桓公，表彰隱公。但是隱公是不應該表揚的，因為他讓位的意圖根本不正當，是行小惠而違背大道。所以他雖善而不正。結果，道理越講越大，而離題越來越遠。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指誰)？謂文王也。曷為(為何)先言王而後言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為什麼說)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及位？成公意也(成全隱公的意願)。何成乎公之意(成全隱公什麼意願)？公將平國(把國家治理好)而反之桓(交還給桓公)。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隱公)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兩個人都不是正夫人生的，尊卑差別不大，百姓不了解)。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把隱公請出來立為君)。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輔佐)幼君九-九-藏-書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通「嫡」，立正夫人之子)以長不以賢，立子(立姬妾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桓公之母，地位高於隱公之母)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據《公羊》說，隱公、桓公母俱為妾)

到了漢代以後，今文經學家沿著這條任意發揮的路子鑿空羅織，並且加以理論化，諸如《公羊》學家的「三科九旨」等等，把「微言大義」大大地(幾乎是無限地)加以吹脹，實際上是各憑自己的封建倫理觀念捕風捉影，意在把一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王攘夷」等政治的、倫理的概念，乃至後世儒家「忠孝節義」的說教，一齊納入《春秋》這部政治教材，以期借「聖人」的名義使之神聖化，甚至法律化，從而為君權統治服務。所以兩千年來，「春秋大義」的統治權威，帶著法的色彩，一直統治著人們的思想，直到五四運動才漸告衰竭。

人們著書立說乃至敘事狀物，本來無法擺脫主觀認識的制約，因此遣詞用語總會表露出作者的主觀評價，而且這種評價總是一定的社會意識的反映。比如在封建社會裡把殺君殺父叫「弒」，把殺亂臣賊子叫「誅」。這兩個詞的含義不只是「殺死」，「弒」還有「大逆大道」的色彩，「誅」還有「懲處兇惡」的意味。這些詞義上的差別反映著封建社會的社會意識。史官記事號稱「秉筆直書」，實際上就是通過一定的措詞來表現他們的社會意識。因此《春秋》本身存在著反映一定社會意識的，帶有傾向性的行文、用語，而且表現出一定的規律性，是不足為奇的。用今九九藏書天的觀點來看，研究這些問題，屬於社會語言學的任務。但是傳統的經學可不是研究語言，而是研究政治。舊經學家是把《春秋》作為政治教材來遵奉的。《孟子·滕文公下》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舊經學研究《春秋》的目的在於「治人」，進而「治世」。從這個角度來認識問題，我們就會理解為什麼舊經學把「微言大義」看得那麼重要，以至於不講「微言大義」就算不得經學。下邊還是以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為例，看一看「三傳」的解說：

《公》、《穀》兩傳也有補充史實的地方，所補有《左傳》不載的，也有詳于《左傳》的，但為數不多，主要講「微言大義」。所以前人說《左傳》傳事不傳經，《公》、《穀》傳經不傳事。朱熹說：「《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卻詳，于道理上便差；經學者，于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這是傳統的看法。實際上《春秋》是以史書而加經書之冕，所以「三傳」都是講史，也都是講經。不過《左傳》重在史實；《公》、《穀》重在史論。不管史實、史論，對於研究中國的政治史、文化史、學術史、思想史都是很有用的資料。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這段話本來應該和「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在一起，今本《左九九藏書傳》置經文之前)

這段議論告訴我們：史官在記事的同時還要表態。史官的職責要求他記事之前先要結合人物的「名分」(即一個人的尊卑、貴賤、嫡庶等宗法地位)對事件及人物的行為作出忠奸、善惡、是非、曲直的評價(經學家叫做「美刺」、「褒貶」)，然後再確定強調什麼，迴避什麼，從哪個角度寫，選擇什麼字眼兒等等，有許多講究。這些行文、措詞上的講究，經學家叫做「書法」，其中所蘊含的「美刺」、「褒貶」的道理叫做「大義」，合起來叫做「義法」或「義例」，也叫「微言大義」。「微言」就是簡單而微妙的措詞，「大義」就是大道理。此外還有「春秋大義」、「春秋筆法」、「一字褒貶」等說法，基本上都是這個意思。

實際上《春秋》並不那麼神聖，而且也並非處處都蘊含著「大義」。有個很明顯的事實：別國的殺君事件《春秋》稱「弒」，而魯國本身的殺君事件則不稱「弒」。可見在權勢者的刀斧面前，史官們也就顧不得什麼「大義」而從權達變了。而且，這種從權達變，也是合乎「春秋大義」的，叫做「為尊者諱」。此則適見其虛偽而已。

此外，按《春秋》記事體例，每個國君的元年都應該寫上「公即位」，但隱公元年沒有寫。《左傳》解釋說：「攝也。」這是告訴讀者：隱公並沒有正式即位，而是代弟弟(即後來的桓公)攝政。因為弟弟的母親是夫人，地位比自己母親的地位高，弟弟已立為太子，但年紀小，不能理政。類如這樣一些文字解釋有助於讀懂經文，所以是很必要的。

《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read•9９ｃｓｗ•coｍ之不取為公也(隱公不想作國君)。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讓給桓公對不對)？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隱公的作法不對還要成全他的志願，為什麼？)將以惡桓也(昭示桓公的惡)。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善而又不正，怎麼理解)？《春秋》貴義而不貴惠，通道而不信邪(《春秋》看重公理而不看重私惠，相信正道而不相信非正道)。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指惠公)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儘管如此)，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像隱公這樣的人，固然可以說他不看重國君的權位，但是他並沒有遵循著大道理辦事)。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大意及解說］經文採取「鄭伯克段于鄢」的措詞是因為：共叔段的行為不像個弟弟，所以不稱他為「弟」。兩個人好像兩個國君打仗，庄公打勝了，所以按《春秋》的記事體例採用「克」字。把庄公叫「鄭伯」，是批評他不但不教育弟弟，而且有意放任他走上這條死路。庄公對不起共叔段，所以也不稱他為「兄」，只稱爵號。不寫共叔段「出奔」(出逃)的事，是史官難以下筆。因為按《春秋》記事之例，對有罪的人才能九九藏書用「出奔」的字眼兒。此次內訌，兩個人都有責任。史官覺得如果寫上「出奔」就等於單方面譴責共叔段，所以乾脆不提此事。

《公羊傳》在漢代以前是口耳相傳的，漢初才寫成文字。何休《公羊傳》隱公二年注說：「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帛。」《穀梁傳》有引述《公羊傳》的痕迹，可知它的成文又在《公羊傳》以後。

舊說孔子作《春秋》，所以其中的「微言大義」都體現著孔夫子的意旨。《史記·儒林列傳》說：「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以辭微指(旨)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辭微」就是「微言」。「指博」就是「大義」。後來劉歆在《移讓太常博士書》里說「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就概括出「微言大義」這樣一個《春秋》學特有的概念，成為舊《春秋》學家畢生探討的終極目標。

《左傳》解經，除了補充史實外，還有許多對經文文字的說明。比如前邊第一節《春秋》引文中「元年，春，王正月」這句話，《左傳》有以下的說明：「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左傳》在「王正月」中註上一個「周」字，意在說明《春秋》用的是周王的曆法。「王」指周王。我國史書記事。「紀元」是很重要的。過去每個封建王朝建立，都要確定自己採用的曆法，該曆法的一月一日就是紀元的開始。遵行這個王朝的紀元，就表示臣服於這個王朝，叫做「奉正朔」。魯國是周公之後，和周王朝的關係最密切，所以《左傳》特別解釋「王正月」是奉周王正朔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