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首稱：

在中國書院教育發展史上，南宋時期書院發展達到了一個鼎盛時期。南宋時期的書院數量大增，規模擴大，制度完備，內容充實，特色鮮明，影響顯著。

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吏部尚書趙汝愚在一份奏摺中指出：中興以來，朝廷建太學，行貢舉，造成「奔競之風勝，而忠信之俗微」，學校中「工雕篆之文，無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具文」(《《宋史·選舉志》)。

南宋書院的勃興發軔于朱熹于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復興白鹿洞書院，又于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復興嶽麓書院。自北宋初就名聞天下的兩大著名書院的相繼復興，對南宋書院的發展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之後，各地爭相效法，紛紛建立書院，延聘名師碩儒，聚徒講學。二十幾年後，竟蔚然成風，書院得到迅速發展，呈鼎盛之勢。

另一首稱：

宋欽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渡過黃河，攻陷宋都城汴京(開封)，擄走徽宗、欽宗、后妃、公主、宗室、大臣等3000餘人，以及各種財物(文物、圖書、檔案、天文儀器等)和眾多的技藝工匠。統治了160年的北宋政權，被迫南遷。

中國的印刷術是世界聞名的重大發明，長期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印刷術的發明，印刷條件的改善，是書院發展的重要條件。王應麟在其所著《玉海》中解釋書院時稱：「院者，取名于周垣也。」就是說，書院就是指有圍牆院落的藏書、校書、讀書的場所。書院與書籍是不可分的。

南宋書院大部分集中分佈在文化繁盛的江南之地，以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為最多，分別為161所、24所、44所和27所。這一方面是由於宋廷南遷，北方大地落入女真族金兵控制之下，漢民族南遷，漢民族文化中心隨之南移；另一方面，書院的發展受著名學者講學活動影響極大，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等地有眾多名師講學，是南宋理學家活動的主要地區和範圍，所建書院自然隨之增多。特別是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張栻等一批理學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弟子都在江南地區，遂使這些地區成為書院最發達之地。

一首稱：

理學的產生和發展是儒、佛、道長期鬥爭、融和的產物，書院教育也廣泛改造和吸收了佛、道講學的內容和形式。這在南宋書院教育中也表現得極為明顯。

理學奠基於北宋時期。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等人，反對漢唐經學教育只重章句訓詁、箋注，主張為學要講究明心養性，講明義理，認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本源於理，正心、誠意、修身為為學之本，必須以《易》為宗，以九*九*藏*書《大學》、《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構建起理學的基本體系和框架。朱熹以畢生精力完成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註釋工作，合稱為《四書集注》，並推崇為「經」的權威神聖地位，標志著理學已進入成熟階段，朱熹也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

南宋書院已建立起一套比較完備的制度。從辦學宗旨、培養目標、教學內容和方式，以及教師的選聘、學生來源及條件、經費籌集和組織管理等，都有了比較明確的規定和比較穩定的條例。朱熹為白鹿洞書院親手擬訂的《白鹿洞書院揭示》(也稱《白鹿洞書院教條》、《白鹿洞書院學規》)成為各書院的標準條規，為書院制度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理學的發展和成熟，促進了南宋書院的勃興。南宋的書院多是宣講理學的書院，理學成為南宋書院的基本教育內容；南宋的理學主要通過書院進行傳播，南宋書院成為研究和傳播理學的重要基地。著名學者楊時說：「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若庸也說：「創書院而不講明此道，與無書院等。」所謂「道」，即道學之道，也就是理學之道。表明理學與書院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

南宋的理學，形成不同的學派。每一學派都創辦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書院，而每所書院也就成為研討或傳播某一理學派別學術思想的基地。如：朱熹復興白鹿洞書院，張栻主講嶽麓書院，陸九淵講學于應天山精舍和象山精舍，呂祖謙主講麗澤書院等。他們各以書院為基地傳播自己學派的學術思想，實現自己學派理想的教育目標。特別是他們的弟子門人又各創書院，以擴大影響，造成了書院繁盛的局面。

都是提倡和鼓勵學生向顏淵學習，追求一種「孔顏樂處」的精神境界。

書院的藏書受到廣泛的重視。除請求朝廷御頒書籍外，還收藏友朋贈書，並遣人四處購書。專建藏書樓和書庫，委派專人掌管。不少書院著手自己編書、刊刻書籍。各書院差不多都成為當地一個藏書最豐富的場所，因此成為一個地區的文化教育中心。

隨著理學體系的成熟，也就步入傳播階段，以便廣泛擴大理學的影響。書院講學是傳播理學的最好方式和最佳途徑，因為書院具有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特點，書院大都不受或較少受科舉考試的制約，便於自由講授，自由研討。因此，書院成為研究和傳播理學的最理想的場所，成為發展理學的學術教育基地。

南宋理學流派繁多，學派林立。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和張栻等。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學者創書院講學，讀書士子熱心於求學書院，不同於唐末五代的士人隱居山林，以避戰亂的消極心態。朱熹等人也並非真的超俗出世，而是希望造就具有「德行道藝之實」的人才，以匡正天下，挽救世風世俗。

南宋書院教育的勃興並不是一開始就形成的，而是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醞釀過程，直到南hｔtpｓ://ｒeａｄ.９9cｓｗ•coｍ宋理宗朝(公元1225—1264年)才達到高潮。

南宋書院數量多、規模大、地位高、影響廣，差不多取代了官學，成為當時許多地區的主要教育機構。

圖書的大量刊印，有利於圖書收藏，也為書院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特別是書院刻書業的發展，擴大了書院的社會影響，提高了書院的社會地位，也方便了書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的開展和提高，對書院的勃興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書院的產生和發展同理學的產生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北宋是理學的奠基時期，北宋的書院也處於開創階段；南宋時期是理學的成熟時期，南宋的書院也進入相當完備的階段。南宋理學的主要流派差不多都與書院的發展密切相關。理學的學術文化思想成為南宋書院教育的基本內容，書院教育成為理學研究和傳播的主要基地。

講學是書院的主要活動內容，也是書院作為教育機構的重要標誌。南宋書院的講學有許多新發展。講學人可慕名聘請，或書院主持人自講，還可臨時請名人講演。不同學派可以互相交流、論辯。如：朱熹曾邀請陸九淵到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黃榦〔gan干〕(朱熹的得意弟子)去廬山訪友，曾應邀在白鹿洞書院講「乾坤二卦」；朱熹曾赴嶽麓書院同張栻會講。名師在書院講學，聽講者不限本書院師生，外地士子也可前來聽講，如：黃榦在白鹿洞書院講「乾坤二卦」時，「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有的書院還曾實行高足弟子代講。如陸九淵在槐堂講學時，令弟子鄧約禮為齋長，有求見問學者，先令其從鄧問學；在應天山精舍講學時，又以從鄧約禮學習的傅子云代講。名師講學常把所講內容整理成講義，學生聽講也如實邊聽邊記。如：陸九淵在白鹿洞書院講學的「書堂講義」，呂祖謙在麗澤書院講學也有「麗澤講義」。學生的聽講筆記也常整理總匯起來，如：《朱子語類》140卷，就是輯錄朱熹99個弟子的多年聽講筆記而成的。後世教學中教師的講義和學生的聽課筆記大概就是由此沿襲而來的。南宋講學的優良傳統，到明代書院又有進一步發展，成為獨具特色的書院講會制度。

理學大師親自復修書院或新創書院，在書院授徒講學，提高了書院的學術地位，為書院樹立了威信，擴大了書院的社會影響。北宋的著名學者多在官學任職，南宋的著名學者大都逐步從官學移足書院。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張栻等都是南宋學術界的名流，又是書院教育的積極倡導者，他們的弟子門人也都是積極創辦書院的有名人物，對南宋書院的勃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南宋書院的勃興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

南宋書院的勃興，不僅表現在數量大增，而且規模也有所擴大。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制度上進一步完備和教育活動的內容、形式進一步豐富充實。

書院的祭祀活動是一項特九九藏書有的活動內容，也是書院教育的一大特色。祭祀活動似乎帶有某種宗教色彩，實際上，通過書院祭祀的對象可以表明該書院的學術宗旨和特點。南宋書院除一般供祀孔孟等先聖先師之外，特別重視供祀周、程、張等北宋的理學大師，表明南宋書院大都與理學有關，是講理學的書院。不少書院都各有自己特有的供祀對象，多把本學派的創始人，或與該書院有密切關係的代表人物加以供奉，用以提高書院的社會地位，標明或保持該書院的學派特點和學術特色。書院供祀與佛道寺觀的祭祀方式也有所不同，不是祈求某些神靈的保佑，而是為人樹立某種典型形象，是一種生動的教育形式。

朱熹在《學校貢舉私議》中也說：「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聞之以德行道藝之實」，學校「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朱文公文集》)。

南宋書院的勃興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概括起來，大概有四個方面的原因：

理學大師在書院講學，吸引了大批讀書士子慕名奔趨，造成了書院空前勃興之勢。

第四，南宋印刷業的發達為書院的勃興提供了一定的物質條件。書院以藏書豐富為特徵。自學讀書是書院教學的一大特色。藏書是書院教育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書院教育的悠久的優良傳統。

南宋書院發展最快的時期是南宋理宗(公元1225—1264年)時代。據統計：宋代共有書院近700所，建於北宋的約140所，佔總數的20%左右，而建於南宋的有500餘所，佔總數的80%左右。在建於南宋的書院中理宗一朝佔50%以上，近300所。

第三，理學的發展和成熟為南宋書院的勃興提供了文化學術思想條件，理學大師在書院講學擴大了書院的影響。

直到紹興十二年(公元1142年)才將臨安府學增修為太學，定太學弟子以300人為額。第二年又增建國子學，增收太學生。州縣學也相繼恢復和重建。但是南宋的太學和州縣學多有名無實。官學教育不能滿足國家「建國君民」、「化民成俗」的需要，讀書士子也深感在官學難以學到「德行道藝之實」。有志之士在激烈抨擊官學教育弊端的同時，積極從事私人講學活動。讀書士子也對官學失去了興趣，多自尋名師，求學問道。曾於北宋初興盛一時的書院，自然又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

南宋的書院都標榜反對科舉。朱熹在復興白鹿洞書院時，就反覆勖勉學生不要參加科舉，不要只想做官，不https://read.99csw.com要追求利祿，應當牢記古代聖賢教人為學之意，講明義理，以修身心，然後推己及人。要像顏淵那樣，居陋巷而不改其樂，鑽研賢聖經傳，只求明誠兩進，德業雙修，道藝並進。朱熹的許多詩句都貫穿這種精神。

正因為如此，朱熹等人才極興書院，許多人仿效朱熹之所為，大力提倡和創建書院。

南宋書院的規模進一步擴大，設施也漸趨完備，而且形成了較穩定的建築格局。一般書院多由祭祀設施、藏書樓、講堂、齋舍、生活設施五部分組成。講堂多達十余間，齋舍百余間，容納生徒和來訪者數百人。

第一，官學的衰落是書院勃興的直接原因。慶曆以後北宋的統治者曾把發展教育的重點寄托在興辦官學上，然而三次興學運動均告失敗，所存者也僅有學校的形式，而無教育的實績。

南宋統治者也從總結北宋發展官學忽視書院造成更多的社會矛盾的教訓中，深感支持書院的發展是有利的。一方面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北宋興學運動，提高了官學的社會地位，官學學生，尤其是太學生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北宋末年，太學生論陳時政，已成風氣。至南宋時，太學生伏闕上書，干預朝政的聲勢更強烈，造成相當大的社會影響，給統治集團帶來很大的政治壓力。如：陳東在欽宗和高宗時曾七次上書，並領導了太學生請願運動；光宗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太學生汪安仁等200餘人上書；寧宗慶元元年(公元1195年)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上書；理宗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太學生劉黻〔fu伏〕等六人上書。因此，統治集團感到與其發展官學，不如鼓勵讀書士子在深山寂林創設書院閉門讀書、潛心修養更為可靠，至少可以減少許多麻煩。另一方面還有經濟上的考慮。北宋興辦官學，上自太學，下至州府縣學，一切費用概由官府負擔，需要大批經費，而國家經濟實力又不足以維持數量眾多的學校。南宋時，國家財政更為困難，儘管高宗曾宣稱：「朕不惜百萬之財以養士」，究竟不免因實際困難而發生動搖。朱熹在《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中記敘過州縣學經費困難的窘況：「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于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圯，齋館荒蕪。」朱熹感嘆道：「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總不能老讓讀書人「歲終裹飯而學於我」吧！因經費困難致使官學時作時輟，難以維持，而自籌經費，置田設學的書院倒有https://read.99csw.com獨特的優勢，遂應運而盛。

宋徽宗的第九子趙構于公元1127年即位於南京(河南商丘)，改靖康二年為建炎元年，是為南宋高宗。不久，在金兵的進逼下，又由南京逃至揚州。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再由揚州逃至鎮江，然後經蘇州，逃至杭州。接著至明州(今浙江寧波)，到昌國(今浙江象山)下海，才躲過金兵的追擊，最後避難於杭州。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正式建都於此(時稱臨安)。前後經歷了12年之久的逃亡生活，自然顧不上什麼百年大計的興學設教了。當時，葉琳曾上書請立太學，朝廷以「軍食未暇，國家削弱」為由，只得「故從緩議」。朝廷無暇無力顧及文教事業，恰好為書院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契機。

第二，科舉制度的腐敗是南宋書院勃興的重要原因。南宋官學的衰落和科舉制度的腐敗是互為因果的。在一定意義上說，正是科舉制度的腐敗，進一步加劇了官學的衰落。因此，南宋許多有志之士對官學的批評多從抨擊科舉制度的弊病著眼的。

南宋書院教育的內容和形式日益充實和豐富，教育特色更為突出和顯著。藏書、祭祀、講學都受到充分的重視，並且形成了相應的制度，創設了較好的條件。

南宋時期，中國的印刷術又有了新的進步，刻版印刷的發展，大大提高了刊印圖書的效率和質量。除了官方的刊書機構，大量出現私家書坊，為私人藏書提供了方便。書院藏書的條件得到了保障和改善，並且開創了書院刊印圖書的歷史。後世圖書館藏書中的珍本書、善本書，一部分就是「書院本」。如：婺源麗澤書院在理宗紹定三年(公元1230年)重刻司馬光的《切韻指掌圖》二卷；龍溪書院于淳祐八年(公元1248年)刻《陳北溪集》50卷；象山書院于紹定四年(公元1231年)刻袁燮的《家塾書抄》12卷；建安書院于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刻《朱文公文集》100卷，《續集》10卷，《別集》11卷。

兵部侍郎虞儔〔chou愁〕曾上書指出：「近來州郡之學，往往多就廢壞。士子遊學，非圖啜(飠甫)以給朝夕，則假衣冠以誑流俗。而鄉里之自好者，過其門而不入，為教授者，則自以為冷官，而不事事。自一郡觀之，若未甚害也，舉天下皆然，則實關事體也。」他激憤地說：「朝廷建一官，蓋欲使之治一職，苟以為迂闊於事，無補於時，曷不一舉而廢之！吏祿學糧，猶可省也。」(《續文獻通考·學校考》)

南宋朝廷也感到官學教育極不景氣，然而也苦於回天無術，只好轉而支持民間或私人創辦書院，以補官學之不足，以救官學教育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