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以後，隨著制筆業的發展，毛筆的製作已逐步趨於精良、完善，製作方法也日趨定型。自三國時代以後，制筆方法逐漸總結出來，《筆方》與《筆經》先後問世。《筆方》首見於北魏賈思勰〔xie協〕所著《齊民要術》一書，書中介紹了三國魏京兆(今陝西省西安市)韋誕的《筆方》。據《三國志》記載，韋誕字仲將，曾任武都太守，善辭令，尤工書法。魏朝寶器題銘，皆誕所書，又善制筆與墨。據《齊民要術》介紹，《筆方》大致內容是，制筆先要用鐵梳梳理兔毫和羊青毛(青羊即山羊，亦稱斑羚)，把不整齊不清潔的去掉，使其不彎不雜。梳好后各自分開，都用梳背用力拍整齊，毫尖和其上部都排扁，使之極均勻，極平整，「衣」排上羊青毛。然後將羊青毛編到兔毫頭下二分左右，再合起來，排扁，捲起，卷到極圓。然後，用力壓低，使齊整的羊青毛放在中央，叫做「筆柱」(也叫「墨池」、「承墨」)。又用兔毫青裹在羊青毛外，像做筆柱的方法，使中心齊，也使它平整均勻。用力壓低，栽進筆管里。又說，寧可讓長毛深深栽入筆管，筆寧可小不要大。這就是作筆的基本要點。

唐代還有一種雞距筆，白居易在《雞距筆賦》中說：「足之健兮有雞足，毛之勁兮有兔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距即雞爪后的突出部分，「距，雞附足骨。」(《漢書》顏師古注)。這是一種筆頭形似雞距的鋒短犀利的毛筆。白居易又說：「斯距也，如劍如戟，可擊可搏……挫萬物而人文成，草八行而鳥跡落。」是用「距」喻筆鋒，進而言筆之良好。「不名雞距，無以表入墨之功」，「亦在假名而善喻」。唐詩僧齊己對其也有「鋒鋩妙奪金雞距」的詩句。

漢代制筆業的發達，與社會需要和書法的發展直接相關。漢代曾規定八體(即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shu書〕書、隸書)為學童應試的內容。當時有諺語說：「何以禮儀為，史書而士宦。」漢代稱隸書為「史書」。就是說，只要字寫得好，就是知禮儀，就可為官，為宦。由於社會生活中對書寫的需求日增，便產生了簡便易寫的「隸書」，又產生了「漢隸之捷」的「草書」。(章草與今草)，以後又出現正楷與行書。漢代可謂諸體已臻完備。多種字體的書寫，特別是在其書法藝術上的要求，自然推動了毛筆的改進與發展。

歷史上有退筆冢〔zhong腫〕的故事。相傳在陳、隋時，山陰(今浙江省紹興市)永欣寺僧人智永(「書聖」王羲之的七世孫)練字異常勤奮，「積年臨書《千字文》，得800本，……所退筆頭置之大竹簏〔lu鹿〕，簏受一石〔dan旦〕余，而五簏皆滿，取而瘞〔yi益〕之，號退筆冢」(《書法正傳》)。這也說明，直到隋代仍有可更換筆頭的毛筆在使用與流行。

無九九藏書心散卓筆的出現與流行，與當時書寫方式改變有關。宋以前多是跪坐于席，低案懸腕書寫，宜用堅挺筆毫。宋代高桌高椅日益普遍，再加上為表現書畫上不同的藝術效果，促使筆毫的多樣化。使筆毫向散毫、軟熟、虛鋒等多樣化方面發展。

隨著社會各方面的發展，漢代制筆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出現專門制筆的工匠，可能還有制筆作坊，以及負責監管制筆的官吏。1972年在甘肅省武威市磨咀子49號漢墓出土一支毛筆，桿穎均完整。桿長21.9厘米，徑0.6厘米，筆頭長1.6厘米，外覆黃褐色狼毫，筆尖為紫色。筆桿竹質，端直均勻，頂端削尖，嵌筆頭段稍內收，在0.8厘米長度上扎纏絲線及塗漆。值得注意的是，在筆桿中部有陰刻隸書「白馬作」三字。又在同址2號墓，也出土毛筆一支，筆桿竹質，長20.9厘米，上尖下圓，末端外徑0.7厘米，筆腔徑0.6厘米，嵌筆頭段也扎纏絲線和塗漆。這支筆桿上有陰刻隸書「史虎作」三字。從兩支筆桿上的刻字推測，「白馬」、「史虎」可能是制筆工匠的名字。

漢代制筆技術的改進提高，還表現在對筆的造型與裝飾的追求上。《文房四譜》載有西晉哲學家、文學家傅元(即傅玄)所說：「漢末一筆之柙〔xia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綉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此可看出，當時製作的精品筆具是如何華貴，何等考究。

宋筆的實物，現留存不多，1975年在江蘇省金壇縣一座南宋墓中，出土毛筆一支，桿長12厘米，筆頭長2.8厘米，筆套長6厘米。總之，宋代制筆業空前繁榮，名家眾多，在中國制筆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在唐代，宣州(今安徽省宣州市一帶)已形成制筆中心，在我國制筆史上首次出現了專業產地。用宣州兔毫(配有鹿毫、羊毫)製作的紫毫筆稱為「宣毫」，名揚全國。當時許多詩人寫詩對其稱頌。唐代詩人白居易有《紫毫筆》一首：「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飲泉生紫毫。宣城之人採為筆，千萬毛中揀一毫……每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唐代女詩人薛濤在其《十離詩》第二首《筆離手》中吟曰：「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裡擎。」

諸葛氏家族中除諸葛高以外，諸葛元、諸葛漸、諸葛豐、諸葛方等也很有名。除諸葛家族外，宋代宣城地區還有其他一些制筆名家。如《筆史》上引《林逋集》說：「予頃得宛陵(宣城一筆者注)葛生所茹筆，……每用之，如揮百勝之師，橫行於紙墨間，所向無所不如意。」《筆史》上又說「制筆謂之茹筆，蓋言其含毫終日也。」

1930年在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河(弱水)地區，漢代居延烽燧九九藏書遺址(漢時稱居延澤)，發現一支西漢毛筆，這就是著名的「漢居延筆」。筆桿木質，整支筆桿劈為四爿〔pan盤〕，合成圓桿，筆頭被夾入末端，外纏以細枲〔xi洗，一種麻〕，表面塗漆固定，筆桿頂端用木帽束縛。筆桿長20.9厘米，筆頭長1.4厘米，徑0.6厘米。這種結構，可在筆頭用廢后，拆開筆桿更換筆頭。這就是古人所說的「退筆」。

漢代毛筆，較秦代又有進步和發展。漢筆有較多實物發現，1975年在湖北省江陵縣鳳凰山西漢初期的168號墓中出土一支毛筆，筆桿為竹質，長24.8厘米，細端徑0.3厘米，粗端徑0.5厘米，筆頭栽在粗端。筆毛已朽，出土時筆裝在竹筆套內，筆套用細竹管製成，中部鏤空8厘米。在同址167號墓中也出土毛筆一支，與168號墓出土的毛筆基本相同。

除上述制筆名家外，錢塘程奕、紹興屠希、常州許頔〔di 笛〕等也都是制筆行家。當時由於筆的需求量較大，許多地方都有制筆工匠，如像前面歐陽修詩中所說，「京師諸筆工」多如「衣縫虱」。

在傳為王羲之所寫的《筆經》上，介紹有另一種方法。大意說，選用北方趙國的兔毫，「惟有趙國毫中用」。因為那裡的平原無雜草，只有細草，這樣「兔肥而毫長可用」，並提出做筆須用秋兔，在仲秋取毫，因為八月寒暑調和，毫毛好用。秋兔夾脊上有兩行毛最好。選取毫毛后，用紙裹好，浸泡以石灰汁，在小火上煮，讓其小開微沸，以石灰之鹼性去其油膩脂肪，成為現在所說的「熟毫」。然後「先用人發杪〔miao秒〕數十莖，雜青羊毛並兔毳〔cui 脆〕，裁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令凈。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意思是用人發數十根，攙雜青羊毛及兔毛，修整平齊后，以麻紙(麻紙遇水不膨脹)裹成柱狀，在柱的表面包覆上一層薄薄的好毫毛，然後安裝。安裝時，要精心地去掉倒毛。又說筆鋒應為九分長，筆管應為兩握長，管形要圓正。筆製成后還要長時間汽蒸，然後用繩穿筆管，懸吊於水器上，經過一夜方可使用。

北宋初期，繼承了五代時期西蜀、南唐的舊制，在宮廷中設立了「翰林圖書院」，編刻了《淳化閣帖》。宋代還將「畫學」正式納入科舉考試科目。這些都對宋代書畫藝術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在中國書畫史上，宋代是一個極為重要和關鍵的時代。書畫藝術的蓬勃發展，創作上對不同藝術效果的追求，都促進了制筆業的發展。

歷史上，我國的「文房四寶」及其製作技術曾遠傳許多國家和地區。唐代來華的日本僧人(「遣唐僧」)就曾把一些文具帶回國，同時也把製作文具的技術介紹回去。現在日本奈良正倉院(日本奈良時代的一座古物庫，在奈良東大寺佛殿的西北，存有萬余件古代文物，其中許多是從中國傳入的)收藏有九_九_藏_書唐代毛筆，其中有斑竹管的、象牙管的，也有斑竹鑲象牙管的等等。隨著唐王朝的強大，中華文化也傳播到周圍的許多地區和國家，如吐蕃〔bo播〕、朝鮮、日本等。毛筆與其他文具的外傳，也促進了東方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

唐代是一個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時代。唐人對書法非常重視，設立了「書學」，作為六種最高學府中的一種，也把書法規定為選拔人才的標準之一。書畫的提倡與發展，自然促進了制筆業的發展。

漢代書法藝術繁榮，湧現眾多書法家，著名的如曹喜、杜度、崔瑗、張藝、蔡邕等人。其中蔡邕在篆、隸上都很有成就，尤以隸書造詣最深，最有名望。他曾以「八分書丹于碑」。前面說了，著名的《熹平石經》就是主要由他先書而後鐫刻的。正是「象齒之管」「秋兔之翰」，使這些書法家得以施展他們的才藝。

上述兩支漢初毛筆，筆桿都比戰國晚期和秦代的毛筆為長，筆頭直徑也稍大。因筆毛已朽，筆頭長度不能確定，但根據直徑推測，筆頭不會比秦代筆頭短。隸書自漢代起業已成熟，盛勢空前。漢隸字體較大，波磔〔zhe哲〕增粗，字形弛張流放。為適合這種字體書寫，筆桿長度、筆頭直徑及長度也隨之有了增加。

在宋代，除宣州外，其他一些地方也產良筆，如宣州之南的歙縣、黟〔yi醫〕縣等地也有制筆能工巧匠。在歙州(今安徽省歙縣、休寧、祁門以及江西省婺源等地)有呂道人，黃庭堅在《山谷筆說》中稱讚他：「非為貧而作筆，故能工」。在黟州(今安徽省黟縣)則有呂大淵，黃庭堅在《山谷筆說》中記載：「黟州呂大淵，悟韋仲將作筆法，為余作大小筆十余支，無不可人意。」從以上記載可知，他們都是制筆能手。還有汪伯立，也是宋代制筆名家，他制的筆，當時曾列為貢品，為「新安四寶」之一。新安為歙州、徽州所轄地區的別稱，「新安四寶」指當時曾作為貢品的澄心堂紙、汪伯立筆、李廷珪墨和羊斗嶺硯。

這段時期也出現了許多讚美毛筆和制筆的詩賦。如前所引西晉成公綏的《棄故筆賦》說：「采秋毫之穎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元管，屬象齒于纖鋒。」西晉傅玄作《筆賦》，對筆描述道：「簡修毫之奇兔，選珍皮之上翰，……嘉竹挺翠，彤管含丹……班匠竭巧，良工逞術。纏以素枲，納以玄漆……柔不絲屈，剛不玉折。鋒鍔淋漓，芒跱〔zhi志〕針列。」大意都是說，制筆要選上好的毫料，優質的筆管，經良工巧制而成。筆毫剛柔適度，筆鋒健利，如芒如針。他們還稱頌筆作為書寫工具對人類社會的巨大功用與意義。東晉文學家、訓詁學家郭璞在《筆贊》上說：「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群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上面提到的成公綏也說：「治世之功，莫尚于筆，……能畢具萬物之形，序reａｄ•99ｃsｗ•ｃｏｍ自然之情也。」此外，南朝梁文學家庾肩吾在《謝賚〔lai賴〕銅硯筆格啟》等作品中，對筆都有所稱頌。

據《筆史》上介紹，自宋以來，出現多種筆毫，有兔毫、羊須、羊毛、青羊毛、黃羊毛、鹿毛、麝毛、狸毛、鼠須、虎仆毫(虎仆又稱九節狸)、虎毛、豐狐毛(豐狐為大狐)、猩猩毛、狼尾、石鼠毛(即土鼠毛)、貂鼠毛、狨〔rong絨〕毛(即金絲猴毛)、獺毛、鵝毛、鴨毛、雞毛、雉毛、豬毛、胎髮、人須、鼠尾等。除此之外，也有以植物為原料製成的筆，《筆史》介紹有荊筆、荻筆、竹絲筆、仙茅筆等。

由以上介紹，我們了解到，《筆方》、《筆經》分別記述了那時兩種制筆方法。前者為分毫，有心，不裹紙；後者為雜毫，無心，裹麻紙。兩書同為重要的古代制筆指南。

漢代應劭在《漢官儀》上說：「尚書令、仆、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工作楷』」(一作「北宮工作」)。再有《西京雜記》(書雖實為晉代葛洪著，但內容多為西漢逸聞佚事)上說：「漢制天子筆，……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為之。」從「皆」字看，是批量製作，並有官吏監管製造。由這兩則記敘，聯繫到上述出土實物，可以推知，漢代制筆業已較發達，毛筆已有較大量的生產。

總之，無論是漢代社會「以書取人」的風氣，或是日常實用需要，或是書法藝術蓬勃發展的需求，都對制筆業在數量上與質量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而也就促進了制筆技術的進步與生產規模的擴大。

宋代除有以上為繪寫書畫上不同要求而製作的不同筆毫品種外，在筆的大小上也出現了許多品種，還有為特殊需要而制的特種毛筆。據《文房四譜》記載，宋代製作的筆有「大筆如椽〔chuan船〕者」，可用於書寫非常巨大的字體；也有寫極小字的筆，「寫小字，小如半麻粒許，瞬息而就，或於稻粒之上寫七言詩一絕，分閑布白，歷歷可愛。」能在稻粒上書寫一首七言詩，所用之筆當如何小巧，可以想見。從這條記載中，也可了解到，至少在1000多年前，我國的微型書法藝術已有相當高的水平了。

《筆方》所介紹的制筆方法，又稱「韋誕法」，前面提到的漢代「白馬作」和「史虎作」筆，可能就是按「韋誕法」製造的。

唐宋時期，宣州制筆能工巧匠很多，唐代宣城陳氏即為「作筆名家」。據宋代邵博撰《邵氏聞見后錄》上記載：「宣城陳氏家傳右軍求筆帖，後世益以作筆名家。柳公權求筆，但遺以二枝。」而最有名的則是諸葛氏家族。宋代葉夢得撰《石林避暑錄話》上說：「歙〔she涉〕本不出筆，蓋出於宣州，自唐惟諸葛一姓世傳其業，……熙寧後世始用無心散卓筆，其風一變。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無心散卓大約為筆毫散立無柱。《筆史》引明代方以智《通雅》說：「筆有柱有被，有心有副。」ｈｔｔｐs://ｒeaｄ•9９cｓｗ.ｃoｍ看來諸葛家族「以三副力守家法」制出的「無心散卓筆」可能是一種雜以多種毫毛無柱散立之毛筆。這種新型毛筆出現，使傳統的制筆技法為之一變。這種制筆技術又稱「諸葛法」。南唐時諸葛筆已十分名貴，《筆史》引宋代陶榖《清異錄》說：「……用宣城諸葛筆一支，酬以十金，號為『翹軒寶帚』。」現藏日本正倉院的唐代「天平筆」，可能就是一種「諸葛筆」。

宋代制筆業有更大發展，在筆的種類與制筆工藝各個方面都超過了前代，達到了新的水平。制筆中心宣州的制筆業更加繁榮，宣筆聲譽益加高顯。在宣州制筆業中，仍以諸葛氏最為顯赫，這個在唐代就有盛名的家族世代相傳，聚族為業，制筆技術不斷提高。尤其諸葛高，褎〔you又〕然舉首，成為宋代最著名的制筆高手，製作的「諸葛筆」備受青睞，常被作為饋贈友人的貴重禮品，朝野上下都以能獲「諸葛筆」為幸事。

漢代制筆業的發展，也表現在制筆技術的改進與提高上。從甘肅省武威市出土毛筆看，筆頭外覆狼毫披毛，筆心及鋒(筆柱)由黑紫色毛所制，經認定，是兔箭毛。說明此時製作毛筆，已經注意利用不同毛類特性，選用剛勁銳細的兔箭毛做筆柱，而用較軟、彈性稍遜的狼毫覆于外層。這樣制出的筆，因為有筆柱，書寫時不分綹〔liu柳〕，不開岔，又可增大儲墨量。這就是現在所謂的「披柱法」。「披柱法」的發明，是毛筆製造工藝的重大改進，流傳至今，仍然是我國毛筆製作的主要方法，現在我國生產的毛筆，大部分採用「披柱法」製作。

有一則故事也可從側面反映上述情況。《淮南子》說：「倉頡作書，鬼夜哭。」高誘注以為「鬼或作兔，兔恐見取毫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認為是把「兔」字誤寫成「鬼」字了，生活在漢代的高誘所以有如此的註釋，也反映了當時大量取兔毛制筆的事實，致使漢兔「夜哭」了。

宋代許多著名文學家都有詩文對其稱頌。如文學家黃庭堅在《謝送宣城筆》中寫道：「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luo羅陰〕鼠須，一束喜從公處得，千金求買市中無。」又如文學家梅堯臣有詩《次韻永叔試諸葛高筆戲書》曰：「筆工諸葛高，海內稱第一。」梅是宣城人，他曾將諸葛高所制之筆作為鄉井珍品贈與文學家歐陽修，歐陽修非常高興，賦詩《聖俞惠宣州筆戲書》，曰：「聖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筆。宣人諸葛高，世業守不失。緊心縛長毫，三副頗精密。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京師諸筆工，牌榜自稱述。累累相國東，比若衣縫虱。或柔多虛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裝管榻，有表曾無實。價高乃費錢，用不過數日。豈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生動而具體地稱頌了諸葛筆的質優價廉，經久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