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繅絲的國家，而且在很長時間內是唯一這樣的國家。世界上許多國家最初的蠶種和養蠶技術，都是由中國傳去的。野蠶本是桑樹的害蟲。原始人大概是在採食野蠶蛹過程中發現蠶絲是優質纖維，逐漸從採集利用到人工飼養，把野蠶馴化為家蠶。在這前後又開始了桑樹的人工栽培。據古史傳說，我國養蠶始於黃帝時代，據說黃帝元妃嫘〔lei 雷〕祖教民養蠶，這當然只能理解為原始人群集體創造的一個縮影。距今5000年左右的河北正定南陽庄遺址出土了仿家蠶蛹的陶蠶蛹，距今4700年的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則出土了一批相當精緻的絲織品——絹片、絲帶和絲線。從目前研究看，家蠶馴化很可能是距今5000年前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等若干地區的原始居民同時或先後完成的。從《詩經》、《左傳》等文獻看，先秦時代蠶桑生產已遍及黃河中下游。人們不但在宅旁、園圃栽桑，而且栽種成片的桑田和桑林。絲織品種類也很多。在棉花傳到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以前，蠶桑是我國最重要衣著原料，蠶絲織物是農牧區經濟交流和對外貿易的重要物資。蠶桑成為我國古代農業中僅次於穀物種植業的重要生產項目。

虞、夏至春秋是我國考古學上的青銅時代。青銅是銅和錫的合金，用它製造工具，比木石工具堅硬、鋒利、輕巧，這是生產力發展史上的一次革命。這一時期，主要手工工具和武器都是用青銅製作的，在農業生產領域，青銅也獲得日益廣泛的應用。商代遺址中已有鑄造青銅鑊〔jue覺〕的作坊，並出土了钁范，表明青銅钁已批量生產。钁類似鎬，是一種橫斫〔zhuo 濁〕式的翻土農具，用於開墾荒地，挖除根株。這大概是青銅佔領的第一個農事領域。周人重中耕，中耕農具也是青銅製作的。《詩經》中記載中耕用的「錢」〔jian 剪〕和「鎛〔bo 博〕(圖2)，即青銅鏟和青銅鋤。由於它們使用日益廣泛，為人們所普遍需要和樂於接受，在交換中被當作等價物，以致演變為我國最早的金屬鑄幣。我國後世的銅幣，雖然形制已經變化，但仍沿襲「錢」這一名稱，影響至於今日。青銅鐮出現也很早，還有一種由石刀演變而來，用於掐割谷穗的青銅爪鐮，這就是《詩經》中提到的「艾」和「錘」〔zhi至〕。不過當時石鐮、石刀、蚌鐮等仍大量使用，而且延續時間頗長。至於翻土、播種、挖溝，主要仍然使用耒耜。周代耒耜已有安上青銅刃套的，但數量不多，耒耜基本上是木質的，在反映周代手工業生產情況的《考工記》中，青銅農具(被稱為「鎛器」)生產由「段氏」掌管，木質耒耜製作則由「車人」掌管。在殷周時代，木質耒耜的使用甚至比前代有所增加。這是因為在已經使用青銅斧錛等工具的條件下，可以生產出比以前更多更好的木質耒耜來。總之，青銅工具已日益在農業生產中占居主導地位，但由於青銅在堅硬程度和原料來源等方面均不如鐵，它沒有也不可能在農業生產領域把木石農具完全排斥掉。

如前所述，耒耜起源於傳說中的神農氏時代。所謂耒，最初是在點種用的尖頭木棒下安裝一根踏腳橫木而成；後來又出現了雙尖耒。如果尖頭改成平刃，或安上石、骨、蚌質的刃片，就成了耜。史前考古發現的「石鏟」、「骨鏟」，很多實際上就是不同質料的耜冠。我國的鋤耕農業是以使用耒耜為特色的。因為這種手推足蹠〔zhi職〕直插式翻土工具，很適合在土層深厚疏鬆、呈垂直柱狀節理的黃土地區使用。早在原始鋤耕農業階段，我國先民就在黃河流域用耒耜墾闢了相當規模的農田。如上述磁山遺址存糧斤數以十萬計，沒有千畝以上農田在當時是不可能做到的。read.99csw.com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農田面積應當更大。這已不是在居住地附近小打小鬧的園籬農業，而屬於田野農業了。這就是說，我國是在使用耒耜的條件下發展了田野農業，並由此奠定了進入文明時代的物質基礎。埃及、希臘等國文明時代破曉之時已經使用銅犁或鐵犁了，而我國先民卻是帶著耒耜進入文明時代的。

農田溝洫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當時農業技術體系的核心和基礎。例如，我國古代很重視中耕(包括作物生長期間在行間間苗、除草、鬆土和培壅〔yong 擁〕等工作)，外國人有稱我國農業為「中耕農業」的。中耕，甲骨文中已有反映，周代記載更多，周王每年要在籍田中舉行「耨(除草)禮」，還出現了專用的中耕農具「錢」和「鎛」。中耕是以條播為前提的。根據《詩經》記載，條播可追溯到周族始祖「棄」生活的虞夏之際。而中耕和條播都是以農田的畎畝結構為基礎的。因為作物種在「畝」(長壟)上，為條播和中耕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人們花了那麼大的力氣修建了農田溝洫，自然不會輕易拋荒，這就促進了休閑制代替撂荒制。《周禮》中有「一易之田」和「再易之田」，即種一年休一年和種一年休兩年的田。《詩經》等文獻中有「菑〔zi資〕」、「新」、「畲」〔yu余〕的農田名稱，菑是休閑田，新和畲分別是開種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田；三年一循環，類似於西歐中世紀的三田制。

在鐵器時代到來以前，耒耜一直是我國主要耕具，這是我國上古農業史的重要特點。在進入鐵器時代以後，耒耜仍以變化了的形式繼續在農業生產中發揮重要作用。鐵器時代的耒耜已被廣泛地安上金屬刃套，刃部加寬，器肩能供踏足之用，原來踏足橫木取消，耒耜就發展為鍤〔cha叉〕，這就是直到現在還在使用的鐵鍬的雛型。把耒耜的手推足蹠上下運動的啟土方式改變為前曳后推水平運動的啟土方式，耒耜就逐步發展為犁。由於犁是從耒耜發展而來的，在相當長時期內還沿襲著舊名。如唐代陸龜蒙的《耒耜經》，實際上就是講耕犁的。

商周畜牧業很發達。商人祭祀鬼神用牲，少者數頭，多者動輒上百上千。周人牧群數量也相當可觀。進入春秋後，畜牧業繼續在發展，尤其是各國競相養馬，兵車數量迅速增加。

從原始時代到商周，粟黍是黃河流域、從而也是全國最主要的糧食作物。它們是華夏族先民從當地的狗尾草和野生黍馴化而來的。它們抗旱力強，生長期短，播種適期長，耐高溫，對黃河流域春旱多風、夏熱冬寒的自然條件有天然的適應性，它們被當地居民首先種植不是偶然的。上述特點黍更為突出，最適合作新開荒地的先鋒作物，又是釀酒的好原料。在甲骨文和《詩經》中，黍出現次數很多。春秋戰國后，生荒地減少，黍在糧食作物中的地位下降，但仍然是北部、西部地區居民的主要植物性糧食。粟，俗稱穀子，脫了殼的叫小米。粟中黏的叫秫〔shu熟〕，可以釀酒。粱是粟中品質好的，貴族富豪食用的高級糧食。粟營養價值高，有堅硬外殼，防蟲防潮，可儲藏幾十年而不壞。唐代大詩人李白說：「家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從原始農業時代中期起，粟就居於糧作的首位，北方人民最大眾化的糧食。粟的ｒｅad.９9cｓｗ.cｏm別名稷，用以稱呼農神和農官，而「社(土地神)稷」則成為國家的代稱。粟的這種地位延續至唐代。

我國是世界公認的栽培大豆的起源地，現今世界各地的栽培大豆，都是直接或間接從我國引進的，這些國家對大豆的稱呼，幾乎都保留了我國大豆古名「菽」的語音。根據《詩經》等文獻記載，我國中原地區原始社會晚期已種大豆，而已知最早的栽培大豆遺存，發現於吉林永吉縣距今2500年的大海猛遺址。大豆含豐富的蛋白質、脂肪、維生素和礦物質，被譽為「植物肉」，對肉食較少的農區人民的健康有重大意義。大豆根部有能固氮肥地的根瘤，古人對此早有認識，金文中的「尗」(菽的初文)作「」形，是大豆植株形象，一橫表示地面，其上是生長著的豆苗，其下是長滿根瘤的根。反映我們的祖先的觀察是多麼細緻和敏銳。

我國上古時期為什麼會產生溝洫制，這要從當時黃河流域的農業環境及其變化來考察。

大麻原產我國華北，目前黃河流域已出土原始社會晚期的大麻籽和大麻布。「麻」字始見於金文。《詩經》等古籍中有不少關於「麻」的記載，並區分其雌雄植株(附帶指出，這種對植物性別的認識，在世界上是最早的)：雌麻稱苴〔ju居〕，其子稱黂〔fen墳〕，可供食用，列于「五穀」；雄麻稱枲〔xi喜〕，其表皮充當衣著原料。

小麥、大麥原產於西亞，對中原來說都是引進作物。我國古代禾穀類作物都從禾旁，唯麥從來旁。來字在甲骨文中作「來」，正是小麥植株的形象，麥穗直挺有芒，加一橫似強調其芒。小麥最早就叫「來」，因系引進，故甲骨文中的「來」字已取得表示「行來」的意義；於是在「來」字下加足(麥)作為小麥名稱，形成現在的「麥」字。小麥很可能是通過新疆河湟這一途徑傳入中原的(西部民族種麥早於中原)。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溝遺址，發現了距今3800年的小麥遺存。近年甘肅民樂東灰山出土距今5000餘年的麥作遺存。有關文獻表明，西方羌族有種麥食麥的傳統。周族在其先祖后稷時已種麥，可能出自羌人的傳授。但小麥傳進中原后卻在東部地區發展較快。

在農業發生之初，人們廣泛進行栽培試驗，往往多種作物混種在一起，故有「百穀百蔬」之稱。以後，逐步淘汰了產量較低、品質較劣的作物，相對集中地種植若干種產量較高、質量較優的作物，於是形成了「五穀」、「九穀」等概念。「五穀」一稱，始見於春秋末年；它的所指，漢人已有不同解釋，反映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差別，但大同而小異。把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相對照可以看到，我國先秦時代主要糧食作物是粟(亦稱稷)、黍、大豆(古稱菽〔shu 書〕)、小麥、大麥、水稻和大麻(古稱麻)。以後歷朝的糧食種類和構成是在這一基礎上發展變化的。

商周時以糧食生產為中心的種植業相當發達。甲骨文中有倉字和廩字，商人嗜酒成癖，周人認為這是他們亡國的重要原因，可見有相當數量剩餘糧食可供其揮霍。《詩經》中有不少農業豐收的描述，貴族領主們在公田上收穫的糧食堆積如山，「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不過，在當時木石農具與青銅農具並用的條件下，耕地的墾闢、種植業的發展畢竟有很大的局限性。當時的耕地主要集中在各自孤立的都邑的周圍，稍遠一點的地方就是荒野，可以充當牧場，所以畜牧業大有發展地盤。而未經墾闢的山林川澤還很多，從而形成這一時期特有的生產部門——虞衡。

農業可以劃分為原始農業、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等不同歷史形態，它們是依次演進的。使用木石農具，砍伐農具占重要地位，刀耕火種，撂〔liao九九藏書料〕荒耕作制，是原始農業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主要特點，它基本上是與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相始終的。傳統農業以使用畜力牽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屬農具為標誌，生產技術建立在直觀經驗基礎上，而以鐵犁牛耕為其典型形態。我國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虞夏之際進入階級社會，黃河流域也就逐步從原始農業過渡到傳統農業。從那時起，我國傳統農業一直延續到近代，至今仍處於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化之中。

水稻是南方百越族系先民首先從野生稻馴化的，長期是南方人民主糧，原始社會晚期擴展到黃河、渭水南岸及稍北。相傳大禹治水后，曾有組織地在卑濕地區推廣種稻。

先秦時代有一本叫《周禮》的書，裏面記載了完整的農田溝洫〔xu序〕系統。溝洫是從田間小溝——畎〔quan犬〕開始，以下依次叫遂、溝、洫、澮〔kuai快〕，縱橫交錯，逐級加寬加深，最後通於河川。與溝洫系統相配合的有相應的道路系統。溝洫和道路把田野劃分為一塊塊面積百畝的方田，用來分配給農民作份地，這就是「井田制」。這種制度，戰國以後已不復存在。由於地主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兼并的發展，使得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眷念、嚮往以至企圖恢復這種人人有田耕，家家不憂貧的溝洫井田制，但都沒有成功。近世學者對與井田制相聯繫的溝洫制度議論紛紛，見仁見智。一些人認定《周禮》所記農田溝洫是灌溉渠系，是後人編造的烏托邦，認為戰國以前根本不可能建造這樣完備的農田灌溉渠系。晚近的研究證明，《周禮》所設計的農田溝洫體系是用於排水的，根本不同於戰國以後的農田灌溉渠系。因為用於灌溉的渠系，應從引水源開始，由高而低，把水引到田面。《周禮》所載恰恰相反，由田間小溝開始，由淺到深，由窄到寬，而匯于河川。因此，它雖然經過編者的理想化和整齊化，但毫無疑問是以上古時代確實存在過的溝洫制度為原型的。

在漫長的傳統農業時代，農業生產力並非處於一成不變的停滯狀態，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根據傳統農業生產力發展的不同狀況，我國原始農業以後的傳統農業時代可以劃分為從虞夏到春秋、從戰國到南北朝、從隋到元和明清等四個發展階段。

在我國，與「五穀」相對應的有「六畜」，為人們所樂道。這個詞也是春秋人先說出來的。「六畜」的含義比較明確，指馬、牛、羊、豬、狗、雞。這裏的「畜」，猶言家養。這是就黃河流域情形概括的。它們在我國新石器時代均已出現，在商代甲骨文中，表示六畜的字已經齊全。據近人研究，六畜的野生祖先絕大多數在我國本土可以找到，說明它們是我國先民獨立馴化的。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豬的國家。在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家畜遺骨中，豬占絕對優勢。從那時起，豬一直是我國農區的主要家畜；這是和定居農業相適應的。在農區，不論地主農民，幾乎家家養豬。漢字的「家」從「宀」從「豕」，豕即豬。羊也是中原農區重要肉畜。而原來居住在青海甘肅一帶的羌人，很早就形成以羊為主的畜牧經濟，因而被稱為「西戎牧羊人」。人類飼養馬和牛起初也是為了吃肉。中原地區牛馬轉為役用傳說在黃帝時代，「服牛乘馬，引重致遠」。這裏的「乘」不是騎，而是駕車。我國大概是最早用馬駕車的國家。商周時打仗、行獵、出遊都用馬車。狗是人類最早飼養的家畜，最初是作為人類狩獵的助手。進入農業社會以後，狗除繼續用於狩獵和守衛以外，也是人類肉食來源之一。雞是我國人民最早飼養的家禽。以前人們認為家雞起源於印度，但磁山遺址出土的家雞遺骨比印度早得多，家雞的野生祖先原雞在我國廣泛分佈，我國無疑是世界上最早養雞的國家。養雞最初可能是為了報曉。磁山遺址家雞多為雄性，甲骨文中的雞字是雄雞打鳴時頭頸部的特寫()。但雞很快成為常用的供食用的家禽。農民養雞甚至比養豬更普遍。鴨和鵝是從野鴨(古稱鳧〔fu服〕)和雁馴化而來的，又稱舒鳧和舒雁，我國人工飼養的時間不晚于商周。雞鴨鵝合稱三鳥，是我國人民肉蛋主要來源之一。九_九_藏_書

黃河流域土壤肥沃疏鬆，平原開闊，對農業生產發展十分有利，但雨量偏少，分佈不均，對農業生產又很不利。從古史傳說和民族學例證看，我國原始農業很可能是從利用山地或山前林地開始，實行刀耕火種的。黃河流域原始農業遺址一般發現在黃河支流兩岸的台地上，這表明當時的農業與黃河泛濫無關，人們並不懂得灌溉。從原始社會末期開始，黃河流域居民逐步向比較低平的地區發展農業。這些地區土壤比較濕潤，可以緩解乾旱的威脅，但卻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黃河流域降雨集中，河流經常泛濫，平原坡降小，排水不暢，尤其是黃河中下游平原由淺海淤成，沼澤沮洳〔juru劇入〕多，地下水位高，內澇鹽鹼相當嚴重。要發展低地農業，首先要排水洗鹼，農田溝洫體系正是適應這種要求而出現的。相傳夏禹治水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修建農田溝洫，把田間積水排到川澤中去，在此基礎上恢復和發展低地農業。商周時期也很重視這一工作，當時常常「疆理」土地，即劃分井田疆界，它包含了修建農田溝洫體系的內容，每年還要進行檢查維修。我國上古農田稱作「畎畝」，也是農田溝洫普遍存在的反映。「畎」(田間小溝)是溝洫系統的基礎，修畎時挖出的土堆在田面上形成一條條長壟，就叫作「畝」，莊稼就種在畝上。「畎畝」是當時農田的基本形式，故成為農田代稱。這是一種壟作形式的旱地農業，而不是灌溉農業。

虞、夏、商、西周時代，漁獵採集並沒有從農業經濟領域消失。甲骨文中有關田獵的卜辭和刻辭記事約佔全部甲骨文的1/4。商代的田獵具有開發土地、墾闢農田、保護莊稼、補充部分生活資料和軍事訓練等多方面作用。當時還有許多「草木暢茂、禽獸逼人」的未開發區，在這些地區開發耕地最簡單易行的方法是「焚林而田」，這樣就把田獵和農業統一起來了。周代，未經墾闢的山林川澤蘊藏的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仍然是人們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不可缺少的來源之一，不過取得這些資料的方式已經區別於原始農業時代掠奪式的採集和狩獵了。周代規定了若干保護山林川澤自然資源的禁令，如只准在一定時期內在山林川澤樵採漁獵，禁止在野生動植物孕育萌發和幼小時採獵，禁止竭澤而漁、焚林而狩，等等。甚至還設官管理，負責向利用山林川澤的老百姓收稅，或組織奴隸僕役生產。這種官吏，稱為虞或衡；而以對山林川澤自然資源的保護利用為內容和特點的生產活動，也稱為虞衡。

以上我們主要介紹了本時期黃河流域農業生產概況。至於這一時期南方(長江、淮河以南)和北方(長城以北)的農業生產概況，將在以後有關章節中予以介紹。

耦耕是我國上古普遍實行的農業勞動方式，是以兩人為一組實行簡單的協作，其起源亦與農田溝洫制度有關。當時的主要耕具，無論是尖錐式的耒，還是刃部較窄的平刃式的耜，由於手足並用，入土較易，但要單獨翻起較大土塊卻有困難。解決的辦法是兩人以上多耜(耒)並耕。不過在挖掘溝畎時，人多了又相互擠碰，而兩人九*九*藏*書合作最合適，由此形成耦耕的習慣，又與農村公社原始互助習俗相結合而固定化，逐步推廣到其他各種農活兒中去。

作為穀物的補充的蔬菜和果樹，最初或者和穀物混種在一起，或者種于大田疆畔、住宅四旁。商周時代，逐漸出現了不同於大田的園圃。它的形成有兩條途徑：其一是從囿分化出來。上古，人們把一定範圍的土地圈圍起來，保護和繁殖其中的草木鳥獸，這就是囿，有點類似現在的自然保護區。在囿中的一定地段，可能種有某些蔬菜和果樹。最初是為了保護草木鳥獸，而後逐漸發展為專門種植。其二是從大田中分化出來。如西周有些耕地春夏種蔬菜，秋收后修築堅實作曬場。春秋時代形成獨立的園圃業，這時園圃經營的內容與後世園藝業相仿，種蔬菜和果樹，也往往種一些經濟林木。

虞、夏、商、西周、春秋是第一階段，這是從原始農業向傳統農業過渡的時期，也是精耕細作農業體系萌芽的時期。這一時期我國政治經濟重心在黃河流域，而黃河流域的農業是以溝洫農業為其主要標誌的。淮河秦嶺以北的黃河流域屬暖溫帶乾涼氣候類型，年雨量400-750毫米，雖不算充裕，但集中於高溫的夏秋之際，有利於作物生長。不過降雨量受季風進退的嚴重影響，年變率很大，黃河又容易泛濫，因此經常是冬春苦旱，夏秋患澇，尤以乾旱為農業生產的主要威脅。黃河流域絕大部分地區覆蓋著原生的或次生的黃土，平原開闊，土層深厚，疏鬆肥沃，林木較稀，極便原始條件下的墾耕。這種自然條件，使黃河流域最早得到大規模開發，在相當長時期內是全國經濟政治重心所在，同時也決定這裏的農業是從種植粟黍等耐旱作物開始的，防旱保墒〔shang傷〕(指土壤適合種子發芽和作物生長的濕度)一直是農業技術的中心，即屬於旱地農業的類型。

可以說，從虞夏到春秋，我國黃河流域農業體系是以溝洫製為主要標誌的，我們稱之為溝洫農業。在溝洫農業的形式下，耕地整治、土壤改良、作物布局、良種選育、農時掌握、除蟲除草等技術都有初步發展，精耕細作技術已經萌芽于其中了。

從虞、夏到春秋，我國農業仍保留了從原始農業脫胎而來的明顯印痕，木質耒耜的廣泛使用就是突出表現之一。

溝洫制產生於原始社會末期，約相當於傳說中的黃帝時代。那時，私有制已經產生，但是興修農田溝洫系統不是分散的個體家庭所能為的，它要依靠集體力量進行，保持和加強土地公有制因之成為必要。這就使以土地公有私耕為根本特徵的農村公社得以產生並在階級社會中延續下去。所謂井田制就是農村公社及其變體。井田制和溝洫制是互為表裡的。耒耜、溝洫、井田三位一體，是我國上古農業的重要特點，也是我國上古文明的重要特點。

我國種植蔬菜至少始於仰韶文化時代，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出土了油菜(古稱芸或芸苔)種籽，陝西西安半坡遺址出土了十字花科芸苔屬蔬菜種籽，鄭州大河村遺址出土了蓮子，浙江河姆渡遺址則出土了葫蘆籽。《詩經》記載的蔬菜種類不少，可確定為人工栽培的有韭、瓜(甜瓜)和瓠〔hu 互〕(葫蘆)。稍後見於記載的有葵(冬莧菜)、筍(竹筍)、蒜和分別從北方和南方民族傳入的蔥和姜。

虞、夏、商、西周、春秋時期黃河流域農業以種植業為主體，在種植業中又以穀物生產為中心，畜牧業也相當發達，與定居農業相聯繫的蠶桑生產獲得發展，漁獵採集在經濟生活中仍佔一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