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是在各派政治勢力激烈的傾軋之中登上帝位的。他一方面要捍衛得來不易的皇權，斷然對諸王、功臣採取嚴格限制的措施，以防不測。另一方面，就要更革自武后以來的諸種積弊，整飭朝綱，以求天下大治。開元元年(公元713年)十月十四日，李隆基狩獵渭水之濱，同州刺史姚崇針對時弊「以十事上獻」。君臣不謀而合，立即起用姚崇為宰相。他的「建言十事」則成為唐玄宗改革的綱領。

政治革新的另一舉措就是改革府兵制度。唐初在軍事上實行與均田制相適應的府兵制，府兵的來源是經過嚴格「征點」的，標準是「財均者取強，力均者取富，財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疏議》卷十六《擅興》)。府兵皆須自備糧餉器械等物品，「三時農耕，一時教戰」。「十萬夫家供稅課，五千弟子舊封疆。」白居易的詩句正是對這種「寓兵於農」的府兵制的生動寫照。府兵要輪流「番上」，宿衛京城。「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則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新唐九_九_藏_書書》卷五十《兵制》)。高宗、武則天時期，土地兼并迅速發展，均田制逐漸瓦解，自耕農、半自耕農或喪失土地，或流亡他鄉。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之上的「府兵之法寢壞」，衛士逃亡，兵源枯竭。開元初年，府兵「逃死者不補，三輔漸寡弱，宿衛之數不給」(《唐會要》卷七十二)。即使強行征來的兵丁也是赤手空拳，「多無衣食，皆帶饑寒」。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宰相張說鑒於府兵制的破壞，上疏「請一切罷之，別召募強壯，令其宿衛，不簡色役，優為條例。逋逃者必爭來應募」(《舊唐書·張說傳》)。玄宗採納了他的建議，用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在京師及附近諸州共募得士兵12萬人，號稱「長從宿衛」，每年兩番。后更名〔guo郭〕騎，分屬12衛。戍守士兵也改用招募之法，募得之兵，名曰「長征健兒」。這些士兵脫離了土地，不再從事農業生產，兵民分離，當兵成為專門的職業。募兵早在唐太宗征伐高麗時就曾用過，高宗、武后亦曾募兵，但只是作https://read.99csw.com為應急補充兵源的一種辦法。玄宗採用募兵制則是兵制的改革，成為唐代軍事的定製，使唐朝的軍事力量有所增強。

在精減機構和裁汰冗員的同時，玄宗任人唯賢，嚴格選拔官吏制度，剔除以往選官陋規，定額內外文武正員官18805人。開元四年(公元716年)，玄宗親自召見新授縣令，當廷出「安人策」試題一道，策試新縣令，只有少數人合格，「考入下第者，一切放歸學問」，並將主持典選的吏部侍郎盧從願等貶斥外任。唐初以來，有一股重京官、輕外任的不良風氣。玄宗降詔曰：「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跡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恆式。」(《全唐文》卷三十五《重牧宰資望敕》)內外官員互相交流，將任地方官作為簡選京官的一項條件，鼓勵官員外任，有利於吏治風習的轉化。

在整飭吏治時，加強對官吏的考核和監察。玄宗專門頒布了《整飭吏治詔》，明確規定：「每年十月，委當道按察使較量理行殿最，從第一等至五等htｔｐs://ｒｅaｄ.99cｓw.ｃoｍ，奏聞較考，仍使吏部長官總詳核。」考評的結果作為官吏升降獎懲的依據。例如，刺史考核列第一等，「量與京官」，若在州未能升遷者，「紫微黃門簡勘聞奏，當加優賞」(《全唐文》卷二十七《整飭吏治詔》)。健全監察機構是確保吏治改善的重要措施。在中央發揮御史台監督百官的作用，支持御史糾彈貪暴不法的京兆尹崔日知。在地方各道設採訪使，督察地方。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玄宗下令把太宗時在全國設置的監察區十道擴充為15道，分別為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山南西、劍南、淮南、江南東、江南西、黔中、嶺南道。每道設採訪使，成為地方常設機構，代表朝廷，「以六條檢察非法」，糾察該地違法官吏。這對肅清吏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開元初年的改革首先是從刷新吏治開始的。從武后、中宗、韋后以來，官吏的正常銓選阻塞，內外斜封官充斥，「政出多門，濫官充溢」。這是一支隊伍龐大、素質不高、辦事效率低的官僚隊伍。姚崇在「建https://read.99csw.com言十事」中指出：「自武氏諸親猥侵清切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荒雜。臣請國親不任台省官，凡有斜封、待闕、員外等臣，悉請聽罷。」(《資治通鑒》卷二一○《考異》)玄宗說：「朕素志也。」按照姚崇的建議，整頓吏治先從裁汰冗官冗員、精簡機構入手。開元二年(公元714年)五月，玄宗下令免去全部員外官、試官、檢校官，除非有戰功，或特詔錄用外，吏、兵二部不得任用。撤銷、合併閑散司、監、署十余所，「大革奸濫，十去其九」。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玄宗將貞觀年間隸屬於門下省的宰相議政之所政事堂改歸中書省，內設五房，即吏房、樞房、兵房、戶房、刑禮房，並將宰相人數減至二人，擴大其權力。又增設學士院，置翰林學士，職司「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徵發」(《新唐書·百官志》)，號稱「內相」，其權不亞於宰相。目的是強化皇權。

兵制改革的另一項措施，就是在邊區設置節度使。唐玄宗為了實現「吞四夷之志」，調整邊疆軍事力量，在邊將屯方之地read.99csw.com，設立方鎮節度使。自高宗永徽年間(公元650—655年)，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但未為正式之官。景雲元年(公元710年)，睿宗李旦命薛訥為幽州鎮守、經略節度使。次年，又任命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始有官名。開元時期，玄宗李隆基推而廣之，在邊區的東北、西北，及西南，設有河西、隴右、平盧、范陽、劍南、朔方、河東、安西、北庭、嶺南十個節度使。這些節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所轄地區，「大者連州十余，小者猶兼三四」(《新唐書》卷五十《兵制》)。這就為日後節度使的獨立發展、跋扈割據提供了充分的條件。開元初期，文武之臣並重，出將入相，節度使的總體文化素質較高。爾後，玄宗批准了宰相李林甫的奏請，以邊地少數民族番將高仙芝、哥舒翰、安祿山等充任節度使，這批鬥大的漢字不識幾個的武夫悍將，迅速擴充自己的勢力，成為割據一方的豪強。「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最終釀成了標志著唐朝由盛變衰的「安史之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