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商業能給統治者增加收入(官營商業的利潤和對外來商人私營商業的商稅)，並能提供「難得之貨」，滿足他們各方面的需要，所以，除了某些時候某些國家外，各國統治者對商業一般是很重視的。素有重商傳統的齊國，把商業提到與農業並重的地步。在中國歷史上是管仲開始提出「四民分業」的理論，士農工商，商為四大社會集團之一。當時人常以農工商三者是否並盛來評斷一國的國力強弱。晉景公于公元前597年遣師救鄭。晉師將攻楚，隋武子勸阻，即以「商農工賈不敗其業」為楚不可伐的理由九*九*藏*書之一(《左傳·宣公十二年》)。秦景公時(公元前564年)子囊進諫不要聯楚伐晉，其理由之一也是晉國「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四民戮力，國內政治穩定(《左傳·襄公九年》)。齊景公于公元前516年請教晏嬰如何鞏固統治，晏子回答是「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不失職)」，士農工商各守常業，就能維持統治秩序(《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可見商業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部門，其盛衰和國家的強弱也正息息相關。

春秋戰九_九_藏_書國時期，隨著販運貿易的興起，商業利潤的豐厚，商稅的徵收越來越引起統治者濃厚的興趣。商稅在西周時開始。據《周禮》所記，當時在市上由廛人徵收的稅有「廛布」(倉庫貨場的借用之稅，當時的稅是徵收銅製的「布」幣)、「絘〔ci次〕布」(絘布，市肆房屋之稅)、「總布」(度量衡器之稅和無肆立持者之稅)、「質布」(契券之稅)、「罰布」五種名目，但「征於市者勿征于關」，商品的過境稅——關稅還未開徵。進入春秋，關市之徵兩者並舉。齊國管仲因輔佐桓公功大，桓公賜九九藏書他「三歸」——市場租稅常例歸公的部分，致使管仲「富於列國之君」，可見齊國市稅收入之多。春秋後期，晉平公門下的食客就靠市稅收入來供養，「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韓詩外傳》卷六)此時市稅除屋舍倉場之稅外，按交易額比例抽分已是主要內容，2%為其常率。關稅，最早的記載是春秋初宋武公(公元前766—前749年在位)以一個關賞功臣耏〔er而，鬍子；姓〕班，「使食其征」，時稱「耏門」(門即關)。可見關稅收入已經很多且九-九-藏-書很經常。關稅稅率一般也在2%。關稅在春秋前期還不算重，「輕關易道」曾是繼齊桓公之後稱霸的晉文公招徠商旅的口號。春秋後期，封建領主各保一方，關就成了他們「外財之門戶」，不但邊境，內地的渡口、關隘也多設關卡，層層收稅。魯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魯大夫臧文仲在魯公室的直屬領地上設立「六關」，孔子批評他「不仁」。齊景公時齊都臨淄附近也設上關，所謂「逼介之關，暴征其私」，即指這件事而言。(《左傳·昭公二十年》，即公元前522年，逼介之關即逼近國都之關。)魯哀公時也有九-九-藏-書「弛關市之徵」的呼聲，正說明其征商之重。

進入戰國，關市之制仍沿續下來，關稅的徵收尤為抓緊。秦昭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誘魏一起伐韓，信陵君勸魏存韓。他的意見是：魏開共、寧二地，使韓之上黨得直路而行，設關收稅，二國共之，一面可增加稅收，一面可使韓必不反魏，而為魏之屏障。在戰爭與通商二者之間，權衡利害，選擇了後者，可見當時商業繁盛，關稅收入之豐富。但也有另一種作法，為了爭取各國商人對自己統一事業的支持，秦王政卻宣布對外來商人不收關稅。經濟服從於政治的更高利益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