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後來的人們回憶文革，鄉下人和城裡人的感覺是大不一樣的，就像《林村的故事》里的葉書記講的那樣，鄉下對文革根本沒那種驚心動魄的感受，只是由於流傳的鋪天蓋地都是城裡人有關文革的故事，後來和外面的人才以為當時全國都一樣的瘋狂，其實，鄉下只抽了幾下筋而已。不僅如此，就那個時代而言，鄉下似乎還因為文革的緣故感覺到了某種優勢。作為具有反智主義傾向的運動，農村貧下中農的地位被提到了僅次於解放軍的高度，其榮耀感總可以有一說。文革中農村的教育發展得雖然有點像大躍進，但畢竟使農民的孩子有了空前絕後的入學率。赤腳醫生雖說水平不高，但畢竟讓農民有了醫藥，更重要的是，經過一場場運動，農村的幹部們大多噤若寒蟬，像《林村的故事》里講的那樣，連吃飯都不敢比別人多吃一口的雖然也不多，但作威作福的畢竟少多了。前段時間，某位海歸學人寫高家村的故事，由於說了幾句文革時期高家村還不錯之類的話，曾經引來一片討伐聲，依我看，這裏，主要是因為城鄉感覺的差異造成的誤會，鄉下人革命性包括革命跟進性減退，也要負點責任，鬧不起來，破壞就少，那點實惠的事情就都露在外面了。當然，鄉下的文化大革命感覺不那麼慘，並不意味著當時的鄉下就不慘，恰恰相反，是因為那裡慘透了，連二兩油都榨不出來，所以才鬧得不凶。當時農村幾乎所有人（包括一些老實八交的幹部）都半飢半飽地捱日子，窮一點的地方，吃鹽都要靠老太太的雞屁股銀行，就這樣還要學大寨，臉朝黃土背朝天（就算磨洋工也得在日頭底下曬著），自帶乾糧無償地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可能給後人造了些福，但在當時確是地道的苛政）。革命熱火勁過去了，革命先鋒沒用了，城裡安置不下那麼多學生了，就統統打發到鄉下，說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其實還不是跟農民爭飯吃。

大飢謹剛剛過去就發動的「四清運動」，實際上是一場專門針對農村和農民，甚至說像給過去的失敗找替罪羊，給農民一個說法的一場「革命」，領導「四清」運動的國家主席，就像當年領導解放區土改一樣，拋開原有農村基層組織，派工作隊進入農村直接訪貧問苦發動群眾，一時間，解放以來共產黨一手扶植起來的鄉村精九九藏書英幾乎全部成了鬥爭對象，斗垮了幹部，然後再重新劃地主，將所謂漏網的階級敵人揪出來，實現農民的二次解放。但是農民對這二次解放，其熱情比之第一次解放可謂天壤之別，連「勇敢分子」比之從前也有貓虎之別，我們前面提到的林村的那位背信棄義的林山，雖然無恥的程度不減當年，但衝勁與狠勁比吳家兄弟可差遠了。接下來，國家主席和他熱情的夫人發現他們原來錯會了意，運動其實就是要革他們命，找替罪羊的話，也要找個個大的，於是，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對於文革，鄉下和城裡感覺大不一樣，城裡鑼鼓喧闐的時候，鄉下和可能雞犬不驚，連農村的紅衛兵都嫌鄉下鬧不起勁，紛紛進城去做革命的馬後卒。這回革命先鋒輪到了學生，而學生再狠也狠不過當年做過流氓的前輩，後來經前輩的點撥，也狠了起來，但那是在城裡。當然，某些偏僻山區也發生過將出身不好的人全殺掉的慘劇，但畢竟是零星的個案，就整體而言，文革中大的波瀾都發生在城市，而且是大城市。農村裡不是沒有「階級鬥爭」，只是任誰家裡都沒了油水，一次次斗那些死老虎，無論如何也提不起精神，沒有土地不說，連浮財也沒有半分，實際上，任憑上面怎麼號召，斗人和被斗的農民似乎已經被整疲了，反正怎麼革命，怎麼跟革命，只要不跳出龍門，都混不飽肚子。

在中國這個地方談論鄉下人的革命性顯然有廢話的嫌疑，誰不知道中國革命就是鄉下人的專利，偉大的工人階級開始還在俄國人撐腰下充了幾天革命的領導，後來實在領導不下去了，只好獃在城裡看熱鬧。原因很簡單，當年工人階級，尤其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產業工人，社會地位和生活條件都比農民好，而當年的革命是造反，殺頭的買賣，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樂意干。晚清以來搞現代化搞得城鄉進入了二元軌道，城市雖然不見得興旺，農村倒是一天比一天地慘，因為慘，自然樂意生事的人就多一點，所以那些慘到極點的窮鄉僻壤才鬧革命鬧得凶——即今天的老區是也。中共李立三當家的時候，逼著蘇南一些農村的共產黨人暴動，結果沒人響應，這些黨員被逼極了，精明的乘天黑把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搬出幾個來丟在茅廁里，就算革過命了；笨九_九_藏_書的一條麻繩將自己弔死在族長家門口，也算是革命，而且到底了。不過，這種越窮越革命的道理似乎也就是表面上說得通，細究起來好象也不是那麼回事，蘇維埃時期中國西北都窮，為什麼就陝北鬧了革命？跟江西比西北更窮，為什麼江西革命鬧得更凶？無數歷史和現實的事實告訴我們，正經八本的農民顯然比城裡人更能忍受苦難和不公，被逼無奈之後，他們可以選擇告狀、逃亡、等死和造反，事實證明，選擇前三者的似乎要更多一點，造反都難，更何況革命。看了黃樹民先生的《林村的故事》，我最想說的話題，就是農民的革命性，由於歷次政治運動都被說成是一場革命，所以，在這裏，運動就等於革命。

經過那個時候的人都知道，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之初，全國絕大多數農民伴隨著對大包乾的熱情，爭先恐後地告別上個時代，在很短的時間內，曾經人手N套的毛澤東選集和小紅書，以及每人一把都不止的毛澤東像章，迅速地從人們視線里消失了，後來居然進了古舊市場，成為人們收藏的「文物」。然而，曾幾何時，告別毛澤東時代的人們就開始懷舊了。像《林村的故事》里那個將海外來的黃教授當成毛澤東派來的救苦人的老婦人固然不多，但懷念毛澤東的農民卻並不在少數，甚至希望再來一次文革的人也大有人在。儘管革命也許有鴉片一樣的成癮性，但我相信絕的多數渴望「革命」的人，並不是真的想要回到過去，只是對現實不滿乃至憤怒罷了。靠近廈門特區的林村，由於得風氣之先，走出了三農的困境，那裡的人們，已經不是過去意義上的農民了，然而，更多的中國農民沒林村人那麼幸運，他們不僅在國家的加速現代化過程中，再一次成為供在資本祭壇上的犧牲，而且飽受著革命時代遺留下來特殊的「革命性」的折磨，人們被害，也害人，村莊里的權力鬥爭愈演愈烈，而權杖的揮舞也愈見霸道。

有人也許會感到奇怪，為什麼帶有如此強烈的清教道德主義色彩的革命，會允許毫無操守可言的流氓無產者廁身其間，而且佔據中心地位？其實部分原因就是農民的革命性太差，而革命的既定目標又得實現，所以即使是那些懷有一腔理想主義道德情懷的革命知識分子，也不得不和那些「勇敢分子」相結合。不過一旦這種read.99csw.com結合實現了，那麼所有這些「勇敢分子」過去的劣跡和不道德都在革命的需求面前被忽略了，一「革」遮百丑，不僅遮百丑，而且他們對革命的積極和忠誠被說成是一種新的道德、或者說更高道德的稟賦，相對於這種更高的道德，過去不為人齒的德行自然化為小節了。正因為如此，林村那兩位給日本人和國民黨都效過力，專門替人賣壯丁的吳良、吳明兄弟才會搖身一變，從下三濫變為村裡的人上人。而當革命后第一代精英需要被犧牲的時候，又會有新的「勇敢分子」站出來，無論他們的行為有多麼不堪，依然會得到認可。《林村的故事》里，「四清運動」中那個連妻兒都可以拋棄的透頂無賴林山（這在農村一般被視為最不道德的行為），居然將恩將仇報地把將自己妻兒養大的族兄誣為漏網地主，但是這種被村人公認的「沒天理，喪天良」之舉，居然得到四清工作隊的支持，結果是好人反遭惡報，被斗得半死。在這裏，並沒有人認可忘恩負義或者恩將仇報，工作隊鼓勵的只是革命的積極性，既然革命需要找出漏網的地主，那麼，只要合乎這個大目標，日常的道德也就只好讓路了。不過，雖然不斷地有「勇敢分子」摻和進來，但是革命並沒有因此而變成梁山好漢們的「替天行道」，進了革命隊伍的遊民，無論如何都要收斂自己的積習，除非你戰功赫赫，升到了某種特別高的位置上。在革命大家庭里，不僅共產主義道德要講，而且講得頗有清教徒的味道，從某種程度上講，「勇敢分子」也是被利用的角色，一旦革命的氣氛已成，農民都跟進了，如果老三老四還是惡習不改，有損黨的形象，那麼他們也是會被拋棄的，只是拋棄的時候手法比之階級敵人要溫柔多了。我小時候曾經見過一個已經失勢的土改積極分子，老農民黨員，天天挎著個髒兮兮的到了幾乎看不清顏色的書包到處走，周圍幾個村莊，只要誰家請客，准有他在座，號稱是「請客不請我，這事犯羅嗦，多我一雙筷，我能吃多少。」真要是不請他，他還真的就給你搗亂，重則找借口反映你的「情況」，輕則上門撒潑耍賴。如此堅持繼續革命十幾年，雖然已經失勢多年，卻從沒有人把他怎麼樣過。

其實，革命對於農村的最大貢獻，就在於營造了一種特別的社會生活的氛htｔｐs://reaｄ•9９ｃsｗ.coｍ圍，越是接近農村的權力結構，這種氛圍就越是濃烈，這是一種如《林村的故事》所講述村人相互仇視和防嫌的氛圍。並沒有那個領袖喜歡這種氛圍，然而沒有這種氛圍，革命就無法順利進行。在這種氛圍里，親情、鄉誼和鄉里道義被一次次碾碎，日常倫理被踐踏。人分左中右，等於三六九等，那些被定為高成分的人，永久地被打入另冊，只要有一點運動或者革命的壓力，周圍的人就會自覺地以攻擊他們來證明自己的立場。人們相互的告訐從針對另冊人物始，很快就傳染開來，化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運動的主導者，無一例外地會將這種告訐視為「革命性」，如果這算是革命性的話，農民的革命性是在不斷地增強的。沒有運動，大家還可以相安無事，然而一進入運動狀態，人人就立馬變了模樣，手可以打人，嘴可以吃人。在《林村的故事》里，我們看到，一個出身不好的人，會由於一首詩而被告發，一個農民怎樣因為說錯了一句話，進了監獄。村裡的權力鬥爭，可以你死我活，無所不用其極，有巫術暗算，也有致人死命的傷害，因此而喪命的人，只因為出身不好，就死了白死，沒人過問。我們說，像這樣的事情，在中國的農村，沒有絲毫的地域特殊性，在任何地方都能毫不費力地找出一堆。運動，就意味著人整人。問題是，在經過多次的運動以後，即使不再有運動了，氛圍卻會流傳下來，繼續毒害著人們的生活。

好在，農民雖然缺乏革命性，但並不缺少革命的跟進性，尤其當一個新世界被昭示給他們的時候，許多的承諾自然會帶來許多的希冀，特別是，革命的清教色彩在革命的凱歌行進時期，畢竟還在瀰漫，至少在中下層的幹部中間還被視為美德，被革命請出山的「勇敢分子」如果不收斂自己的行為，換一副面孔混跡革命，那麼在革命已經發動起來以後，往往會被淘汰，被比較乾淨的年輕人取代，革命的純潔因而得以保持。關鍵是，解放以來，運動往往伴隨著革命的狂歡，至少對年輕人有著不可抵禦的吸引力。所以，在解放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儘管不乏疑惑甚至不滿，農民還是在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中跟進，以熱情和積極換取那據說在不遠的未來就能實現的承諾。雖然，在大躍進到來的時候，美好的承諾變成了連年的飢餓，從此，農民九_九_藏_書對糧食的渴望使得革命的跟進性消淡了許多，但是，只要革命在繼續，運動在繼續，大家也還是跟著，雖然熱情已經大不如前了。再加上多年對農村准軍事化的改造，老的遊民銳氣已消，新的遊民又無從產生，結果是在農村，革命自大躍進已經不可避免地走了上下降路線。

說到底，像文革這種自上而下的政治運動，想要動起來必須具備起碼的物質條件，當年義和團起來的時候還有人供應大餅呢，而文革時期的農村，連大餅都沒有，所以紅衛兵在農村也就起不來，只好進城。也許，大家都在等有了家底了再折騰。

實際上，在我看來，正經八本的農民基本上沒什麼革命性，有的更多的是忍耐和起鬨，做穩了奴隸，就一忍百忍，比唐朝的張公藝本事還大；求做奴隸而不得，就跟著起鬨，比19世紀巴黎的無套褲漢還暴民。在革命時期，起鬨也可以被說成「革命的跟進性」，跟進得越踴躍，革命的聲勢也就越大，革命帶來了破壞，但也帶來了狂歡，只要不革到自家頭上，那狂歡的愉悅可是爽到極致。王學泰先生是研究遊民文化的專家，在他看來，農民里想造反的不多，造反的大多是脫離了土地的遊民，他們沒有土地宗族的牽挂，也沒有鄉土道德的羈絆，鬧將起來，運氣好的話，失去的只有鎖鏈，而得到的是整個世界。所以，即使是現代的農民革命，也絕對離不開遊民。有些人總是批評共產黨在搞土改的時候依靠流氓無產者，更早一些，當年大革命時的湖南農民運動，那些「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絲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革命先鋒（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原本），在農民協會裡「稱王」，因而被人譏為「痞子運動」。其實，將這些人攪進來絕非共產黨人的本意，我曾經跟當年參加土改工作隊的老人談過，他們說，在運動之初，他們對那些鄉村的二流子也很反感，專找村裡正經八本的貧僱農做積極分子，扶植這些人領導運動，然而，這些人大半木訥老實，腦筋不靈，什麼事都說不清道不白的，而且往往不夠勇敢，指望他們斗地主、分田地，形成一種革命的氣氛，似乎是連門也沒有。而那些明白事理，有文化的，此時又大半是革命對象，所以沒有辦法，只好請這些「革命先鋒」出山，這些人一衝二殺，大家跟上去，土改也就轟轟烈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