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種擔心和防範，卻極大地激化了新軍的「異動」。辛亥革命各地新軍的造反，幾乎都是在彈藥被控制的情況下展開的。武昌起義，最先開槍用的彈藥，是革命黨事先偷運進來的。雲南起義，西安起義，新軍所用彈藥，都是早先借打靶的名義藏起來的。駐守南京的第九鎮新軍，武昌起義之後，彈藥供應全被切斷，全軍只剩下歷次演習所余，每人不足五發，還被借故調離城區。而張勳的江防營（巡防營的一種）和其他防營，卻彈藥充足，要多少有多少，被兩江總督張人駿和江寧將軍鐵良調到身邊擔任城防主力。藩司樊增祥屢次勸諫，擔心如此輕此厚彼，會激成變亂，但張人駿就是不放心。厚此薄彼的對待，使得原本就勢同水火的新舊兩軍，矛盾迅速激化。

新軍與舊軍的區別在於，新軍不僅採用西式編製，軍、師、旅、團、營、連、排（只是稱謂不一樣，可以理解為翻譯的不同），而且有西方軍隊的步、炮、馬隊的配置，有後勤部隊和參謀人員，還有醫官和軍樂隊。其武器，也盡量按西方，特別是普魯士陸軍的裝備規格裝備。也就是說，所謂的新軍，就是完全普魯士模式的軍隊，是https://read.99csw.com一支徹底西化的軍隊。但是舊軍就不同了，雖然說，淮軍當年也是用洋槍洋炮武裝起來，而且採用洋操訓練，但它的編製，還是勇營制，沒有西式軍隊的後勤以及參謀部配置，即便所謂的洋操，也是練兵不練官。軍官作戰指揮，不會看地圖，沒有參謀人員，全系舊式戰法。改編成巡防營的淮軍，編製稍有變化，但大體如舊，因為當時變革的思路，巡防營類似於後來的武裝警察部隊，而殘留的綠營、湘軍則逐漸轉成警察。

自清朝開始實行新政始，中國的陸軍就有了新軍與舊軍之分。所謂的新軍，就是指兩部分部隊，一是以袁世凱小站練兵編練的新建陸軍為基礎的北洋軍，二是隨後各省先後編練的新式陸軍（嚴格地說，還應算上改編為新軍的部分八旗）。而舊軍，則主要是指由淮軍發展而來的巡防營。自太平天國覆滅之後，淮軍就是清朝的國家軍隊的主力。即使甲午戰爭表現不佳，編練整頓，組成所謂的「練軍」，也只能在淮軍的基礎上進行，另起爐灶的只有小站新軍和張之洞的自強軍。但是，另起爐灶的兩支小部隊，後來居九九藏書然取代淮軍的國家軍隊的地位，變成老大。而淮軍除了少部分被改編為北洋軍之外，大部則退而成為巡防營。在當時，除了淮軍改編的巡防營之外，在中國的土地上，還有早就半死不活的綠營、湘軍，以及大批未改編的八旗兵。這些軍隊都算是舊軍。

可是，這麼一來，綠營和湘軍倒沒什麼好說的，原本就氣息奄奄。可淮軍從原來的國家正規軍，降格為警察部隊，裝備、待遇都比新軍差一大截，落差太大，心境好不了。見到鼓樂齊鳴，服裝鮮亮的新軍，難免酸酸的。加上新軍雖然按西法訓練，而且西式配置，但畢竟多為新招之兵，軍官大抵軍校學生，新固新矣，但卻從未經過戰陣。參謀雖然有，基本上不會用。輜重、後勤、軍醫、軍法之類，大抵也是樣子貨。而由淮軍改編的巡防營，雖然仗打得不怎麼樣，但畢竟打過很多。在那個時代，武器的進步還相當有限，軍隊就是這樣，打過仗，老兵多，就比較能打，沒打過仗，老兵少，初上戰場，難免露怯。論戰鬥力，新軍的確不如一些訓練不錯的巡防營，比如張勳的部隊，就相當能打。新軍一對一，實際上打不過他們。所以，自從1907年改制read.99csw.com之後，新舊兩軍的裂痕就擺在那兒了，兩下互相看不起。比較而言，舊軍的酸勁更大些。

受到信任的舊軍，氣焰高漲，屢次挑釁新軍，有事沒事，就在新軍營地周圍放槍。新軍士兵外出，屢屢被舊軍刁難尋釁。第九鎮留守南京的士兵，外出被舊軍逮捕。江防營還派出間諜，化裝成小販，偵查新軍軍情。新軍還沒「叛變」，就已經領到了叛軍的待遇。

說實在的，當時的第九鎮鎮統徐紹楨，其實並非革命黨，是否傾向革命，都很難說。但是，這樣的歧視和防範，卻生生把他推到了革命黨一邊。他屢次通過樊增祥疏通，要求取消歧視，但均無結果。正如他說的那樣，他所在的部隊，不僅被當道以路人視之，而且以亂黨視之。他還沒叛，刺殺他的人都派出來了。所以，他是不得不叛了。雖然說，在當時的情形下，第九鎮早晚得有所動作，但未必會成建制地起義，個別部隊的造反，跟整個師一起動作，還是有區別的。

可是，隨著新軍的規模日益擴大，安徽和廣州新軍的叛亂，使得新軍忠誠問題開始凸顯。朝野的保守勢力，開始誇大新軍的「異動」，一些的地方大員，也加緊了對新軍的防範。九_九_藏_書在清末最後兩三年裡，各地新軍普遍遭遇歧視。地方督撫寧可依賴巡防營，也不肯相信新軍。原本作為國家復興希望的新軍被冷落、歧視，而計劃要整改淘汰的舊軍，卻成了救命的稻草。中國的改革，在最早進行的軍事領域，進入了弔詭區域：統治者擔心原本救急的變革利器，居然化為要自己命的兇器。

當然，決心反叛的徐紹楨和他的部下，顯然低估了張勳江防營的戰鬥力，居然在上海方面接濟的彈藥未到之時，就貿然發動對雨花台的進攻，結果大敗虧輸。幸虧革命的浙軍、滬軍和鎮軍（鎮江）齊聚南京，局勢才轉危為安。革命方面總有好消息，而守城的張勳，卻一點救援也得不到，南京當然守不住。即便如此，最後南京城雖然拿下，棄城而走的張勳部隊，卻基本完好地撤到了江北，為他日後的東山再起，留了本錢。

改革的產物，危及改革者自身，這似乎是西方政治學者探討后發國家改革的一個結論。其實，這個結論是不存在的。改革產物的「叛變」，情況非常複雜，但普遍的叛變，則大多是因為發動改革的統治者過於滯后，成了改革的障礙，轉而威脅改革產物的生存。清朝的新軍，不見得必然會成為九-九-藏-書推翻王朝的動力。在清政府親貴上台之前，幾次新軍造反，都是小規模的，沒有得到新軍普遍的響應。即使武昌起義之後，南方新軍普遍不穩，但同樣作為改革產物的北洋軍，依然沒有動。而一向被視為可靠的巡防營，也有反叛的，湖南和陝西的防營，幾乎全數參加了起義。看起來很落後的軍隊，很容易被幫會滲透，只要形勢有利，誘惑足夠，這些嗜利的黨徒，也一樣會背叛朝廷。其實，在武昌起義前，革命黨人的數次起義中，也有防營被策動參与叛亂的事例。只是防營的不忠，往往被朝廷中聲音頗大的保守勢力視而不見，他們就是喜歡盯著新事物，挑這些事物的錯處，甚至不惜把螞蟻說成大象。對於清政府而言，改革當然有風險，但不改就是死路一條。對改革風險的掌控，最關鍵的，在於自身的同步進化。具體對於當時的清政府來說，就是早一點實行憲政，真正的憲政，而不是借憲政之名把權力收到滿人親貴手裡。如果清政府能聽從立憲請願的呼聲，早點立憲，跟地方士紳分享權力，那麼新軍中的穩健派就會得勢，革命黨就算活動，也無機可乘。如是，新軍不僅不會成為埋葬王朝的那把鐵鍬，反而會成為支撐王朝的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