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王公親貴之外，無論在朝官員還是學者，大抵也是傳統意義上的士紳，所以，據台灣學者張朋園統計，諮議局的議員具有生員（秀才）以上功名者占將近九成，資政院議員有功名者的比列類似。而且其中十分之一強的人，受過新式教育，多數為留學生。因此，當時試行的代議制，實際上成立的是紳權機構，不是民權機構。不過，在當時整體上民眾對於西方代議制極度陌生，完全不了解，對於投票甚至感到害怕的背景下，這種由士紳主導的立憲預備，無疑是合適的。畢竟，中國社會的特點，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以士紳為代表的精英主導，有著長期的士紳自治的傳統。民眾雖然習慣於在皇權治下生活，但他們真正信任的，卻是身邊的士紳。他們已習慣於讓士紳代表他們的發言，同時也讓士紳主導文化和社會生活，不僅由士紳出頭辦公益，而且由士紳出面保護他們的安全。如果立憲意味著分權的話，那麼朝廷也只能把權力分給士紳，無論如何分不到普通民眾那裡。事實上，如果我們仔細剖析一下傳統鄉村社會就會發現，中國的鄉里社會，不僅存在著血緣倫理上的等差結構，人的發言權，也同樣存在著等差結構。即使宗族議事，發言權的大小也是不均等的。小人物需要大人物來代表，即使代表不夠充分，也只好如此。士紳由於文化上的絕對優勢，所以，在整個社會沒有發生根本性的現代化和城市化的變革之前，在邁向民主之初，紳權代表制的出現，是必然的。有人比較過諮議局、資政院和民國時期兩屆國會的議員，發現還就數清末這種准議會的議員的素質最高。

「保中國還是保大清」，這是戊戌變法時就提出的問題，保守派藉此刁難質疑改革者的。在清朝預備立憲過程中，這個問題的陰影，一直沒有消失，成了折磨最高統治者的一道魔咒。客觀地說，就立憲派中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他們而言，保中國是主要目標，保住中國，順便也保了大清。而對於在朝的當政者而言，尤其晚清權貴，則保大清是第一位的，順便保中國。實際上，在這兩者之間，還有一個第三者，那就是革命黨人。1905年，革命黨人組合成同盟會之後，實力大增，不容小覷，而革命黨則是只保中國，不要大清。

其實，當時中國改革的背景，是列強的瓜分危機，是他們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具體步驟，是日本完成吞併朝鮮的最後一步，是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的軍事存在。所以，才有「保」的議題。其實，就算是晚清頑固派，也未必能心甘情願接受附庸國政權的地位，因為他們也知道，一旦到了這一步，離徹底亡國，也就不遠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對於在朝當政者，保中國和保大清也是一回事。保不住中國，大清也就沒戲。如果有人熱心積極地保住了中國，同時不排斥大清，自然也就保住了大清。所以，在有人拚命要驅逐韃虜的時候，大清當權者的最佳選擇，其實就是和立憲派一起，積極推動立憲。從這個意義上說，立憲是一種規避革命的最佳路徑。這一點，朝廷的當家人非常清楚。所以，儘管1908年拍板預備立憲的西太后和光緒死去，接班的皇族親貴，少不經事，拚命抓權，但對於立憲卻從不含糊。年紀輕輕而且出國見過世面的攝政王載灃，據他兒子溥儀後來回憶說，對西方的事務其實很感興趣。所以，在他的當政期間，作為立憲準備的諮議局和資政院相繼登場。輿論開放的尺度也越來越寬，對於立憲派的提前立憲請願，雖然沒有全部答應，但也答應比原來縮短三年。只是，這些少年親貴，僅僅堅持了立憲，但立憲對於當時的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麼，他們卻不甚了了。似乎在他們眼裡，只要按既定方針立憲了，革命就可以避免，中國，或者說大清就可以安全了。

事實上，即便是欽選議員，選上的大部分也是士紳出身，屬於社會中有身份的精英。他們的出身和做派九九藏書，決定了他們即使是皇帝欽選的，也不可能無原則地成為投票機器，更不可能毫無原則地按明明沒有道理的官方意圖說話。因為他們是中國的紳士，紳士有紳士的風度，即使是強權，也不可能輕易讓他們逾出自己的本分，更何況，當時的皇權，遠遠沒那麼強勢。毫無疑義，凡是民選議員執意要爭的事情，按道理都是他們比較有理的。紳士討論問題，明顯有理的事情，說起來就理直氣壯，反之，就話拙氣短。所以，每逢資政院起爭議的時候，欽選議員往往默不做聲，有的，甚至「助紂為虐」，為民選議員幫腔說話。所以，欽選方面靠議長多出來的三票的微弱多數，根本不起作用。不僅議會辯論，民選議員佔壓倒優勢，就是表決，官方也占不了便宜。顯然，若要操縱議員，皇帝欽選部分還是太少，人員也過於精英化，如果他們把議會擴大到一千人，欽選八百，塞進大量只知表決方便操控的傻子，多少還有點戲。

必須要一提的是，諮議局和資政院的聲音，往往會經過報界的放大，形成巨大的輿論壓力。載灃這樣的少年親貴當家之後，雖然辦事遠不及西太后老練，但媒體的開放程度，卻大了很多。不僅上海租界內外的報紙囂張無比，連天津、北京也有了敢說話的報紙，革命黨人居然能鑽進北京，在朝廷鼻子下面辦報，對朝政說三道四。這也是為什麼從中央到地方的議員們，都那麼硬氣的原因之一。

朝廷在議會吵吵鬧鬧，總是跟自己過不去的情況下，並沒有放慢立憲的步伐，作為立憲準備的步驟，1911年5月，朝廷推出了責任內閣。可是，這個親貴朝廷，一邊立憲，一邊卻在收權，責任內閣，實際上是皇族內閣，裏面都是他們自己人。同時，還大張旗鼓地從地方收迴路礦權。他們沒有明白，士紳們主張立憲的本質是什麼？無非是要跟他們分享權力，尤其是行政權力。親貴們對於立憲多少有一點制度迷信，以為只要立憲的形式在了，大清也就保住了。可是，這種收權立憲的做法，徹底傷了士紳們的心，所有立憲請願的領袖們，都一致認為朝廷搞的是假立憲。這種時候，平時革命黨的排滿宣傳就起作用了，果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他們一腔熱血換來這麼個結果，失望之極。以至於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在辛亥武昌起義一爆發，馬上就跟造反者摻和到了一起。北京的資政院開會，憤怒地叫罵，嚷成一片。先是眾聲一起聲討郵傳部，郵傳部尚書盛宣懷不敢到院接受質詢，派了代表，結果代表被罵得無地自容。接下來，皇族內閣被否決，新的責任內閣被選出（居然還有人投了黃興一票）。資政院通過了關於立憲的十九條信條，交由皇帝認可頒布。明確提出，皇帝之權以憲法所規定者為限；憲法的制定、修改權在國會；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如果總理大臣不受議會信任，或者下台，或者解散議會舉行大選；國會有批准訂約之權，有制定審核預算權等等，還特別規定，皇族不得擔任總理大臣，皇帝統帥軍隊，但對內使用必須經國會同意，皇室開支，由國會議決。按照這個信條，當初預備立憲時的二元君主制，已經完全變成了君主立憲體制。除了保留了一個皇帝之外，這個國家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國家，在本質上沒有太大的區別，都是代議制國家。實際上比立憲派立憲請願的目標，還要進了一大步。資政院的決議，只有要求處死主張鐵路國有的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的沒有被執行，因為列強不許，還派兵把他護送到了青島。但是，到了這個時候，皇室再怎麼表態，都沒有人關心了，一切都晚了。不久，大批議員就開溜了，回到家鄉革命去也。什麼都想抓在手裡的滿人親貴，什麼都丟了，丟得乾乾淨淨。中國第一個議會，就這樣結束了。

1910年資政院彈劾軍機處案，非常典型。此案的起因是這樣的，該年湖南巡撫楊文鼎開辦地方公債，未九-九-藏-書交本省諮議局議決，擅自開始發行。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闓抗議無效，憤而將該案提交資政院核議。自然，資政院對於這樣明顯的侵權案件，馬上核議上奏。然而，朝廷調查此案之後，說未交諮議局議決，僅僅屬於疏漏，而公債照發。這樣的處理，無論如何都讓議員們難以服氣，在議會裡吵翻了天。幾位議員中的「大嘴」，比如江蘇的雷奮、湖南的易宗夔、羅傑，直隸的劉春霖（最後一任狀元），先後發言，據理力爭，會場上掌聲雷動，連欽選議員，也紛紛附和。但是，如果資政院是議會，那所對應的行政機構，應該是內閣，即使像日本的體制，內閣也要對議會負責。可是當時沒有內閣，軍機處不是內閣，僅僅是皇帝的秘書班子。而皇帝（實際上是攝政王）是事實上的行政首腦，可是這個行政首腦，卻又是握有最後決定權的國家元首。資政院上奏之後，朝廷如此處理，雖然經手者是軍機處，但卻是以皇帝名義處理的。議員們這口氣咽不下去，但要抗爭，卻不好衝著皇帝。所以，就以政務玩忽為由，要軍機處到資政院來答覆質詢。軍機處一向是口銜天憲的，根本不予理睬。資政院改由咨文質問，軍機處答覆，只有內閣才能對議會負責。這個案件還沒了，雲南和廣西又接連發生兩起巡撫侵權事件。這下沒等朝廷拿出處理意見，資政院就決議彈劾軍機處。軍機處一見鬧大了，而且自己這邊沒理，趕緊妥協，答應對違規的巡撫加以處理。但是已經晚了，這邊資政院不依不饒，討論了半晌，堅決不肯撤銷彈劾。事實上，按當時不倫不類的體制，資政院應該是沒有彈劾軍機處的許可權的，因為按憲法大綱，皇帝握有最後決定權，而軍機處僅僅是皇帝的秘書班子，不是什麼弼輔，而皇帝是不能彈劾的。只有體制變了，成立責任內閣，才可以彈劾。但是，資政院卻不管這套，經過討論，雖然個別欽選議員琵琶半抱地為朝廷說了幾句話，但彈劾案依舊以多數通過上奏。皇帝將此案打回來，議員們再次抗命，批評皇帝的硃諭不符合憲政精神。有人甚至說，如果皇帝不答應，乾脆解散資政院算了。最後，資政院居然依然以一百零二人的多數票支持繼續彈劾軍機處。議案進呈之後，攝政王只好留中不發。事實上，這樣的議案，早就超出了資政院的許可權，可是朝中卻沒有人指出這一點。

1905年，在清廷宣布預備立憲的時候，江蘇的學生們編了一首歡迎立憲歌，有歌詞道：「和平改革都無苦，立憲在君主。」期待和平改革，和平過渡，上下無苦。可是，立憲在君主，毀了立憲也在君主。毀了立憲，君主也就沒了。

這樣的認識，不僅是報界的呼籲，也不光是趨新的知識界的共識，有實力的在野士紳，比如張謇、湯壽潛，在朝的大臣，比如張之洞和袁世凱，甚至一些王公親貴，溥倫、載澤，甚至當政的奕劻、鐵良也做如是之想。這在某種程度上，得感謝嚴復，也得感謝義和團，他們從正反兩個方面，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注入了這些大人物的大腦。如果說，戊戌變法時學習日本，僅僅是個剛剛開了頭就斷掉的序曲，那麼，清廷新政時期學習日本，才真是熱潮。不僅在短時間內，幾萬人湧入日本留學，而且日本的專家，從軍事教官到幼兒教師，也成批地來到中國。當時朝野的立憲呼籲，也是比著日本來的。其實，按制度史上的分類，當年日本的制度，還談不上是君主立憲，僅僅是一種二元君主制，雖有憲法，但君權還是高過民權。當時的世界，實行二元君主制的典型國家，除了日本還有德國，而日本其實是學德國的。此時的中國立憲，也一直在拿日本和德國說事，但是大家心目中，更在意的是日本。只是，中國朝野鍾情立憲的人，原本是同床異夢。有的人拿日本說事，是存心含糊，借日本暗度陳倉，最九*九*藏*書後真的搞立憲。有的則是真心移植日本制度，看上的就是日本的君權至上。更多的人，其實對什麼叫立憲，不甚了了，只是想借立憲跟滿人進一步分享權力。醉心立憲的人，有的揣著明白裝糊塗，有的則真是糊塗。

我們看到，無論諮議局還是資政院，都還不是議會。即使連日本那種二元君主制的議會也不如。因為，它們既不能選舉行政機構人員，或者議會多數黨組閣，同時也不能真正制定憲法。但是，它們也不是以往教科書所說的，僅僅是一種朝廷的諮詢機構，橡皮圖章。儘管諮議局和資政院存在的時間不長，但在清朝的政壇上，卻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出現了來自民間的聲音。士紳集團在現代政黨政治尚未出現的情況下，很好地利用了這個平台，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改變了中國政治傳統的模式和走向。

20世紀初的中國，是個變化特快的地方。在1900年還在舉國上下狂熱排外，逢洋必反，推崇弄神弄鬼的義和團，轉眼，到了1903年，就開始舉國上下嚷嚷著要按西方的要求改革了。充滿了阿Q氣息的總理衙門，就在這一年，變成了外務部。1904年，官制改革，軍事改革和司法改革還沒啟動，朝野上下就開始談立憲了。及至1905年上半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了俄國，中國人的興奮，大概僅次於日本人。在他們看來，日本這個黃種人的國度能夠打敗一個歐洲強國，全賴於他們的制度——人家立憲了。所以，中國要想翻身，唯一的途徑是學日本，也來個立憲。

不管大家肚子里的打算如何，反正在朝野上下的鼓噪下，海歸留學生們趁最高層集體學習之機，幾番進宮講課開導，或者忽悠，其中講得最好的，就包括後來被罵成賣國賊的曹汝霖。西太后被告知，立憲之後，晚清皇室的權力不僅不會削弱，而且會更加鞏固。無論她真信還是假信，日本的樣子擺在那裡，列強的虎視眈眈在刺|激著她的神經，不由她不動心。即便如此，她還是要「眼見為實」一下，派出了五大臣代為耳目，出國考察憲政。五大臣中載澤、紹英、端方是滿人，而徐世昌和戴鴻慈則是著名的老成可靠的漢臣，沒有一個洋學生，更沒有一個跟康梁有過瓜葛，沒有理由不被信任。五大臣考察了日本、英國、法國、比利時、美國、德國、義大利、奧地利、俄國。走馬觀花，體會不是沒有，但考察報告的撰寫，最後卻偷偷落在梁啟超手裡。這樣的報告交上去，朝廷沒有理由不動作了。當西太后問五大臣中最能幹的端方立憲怎麼樣的時候，端方回答說，立了憲，皇帝就可以世襲罔替。一句話，打消了老太婆的顧慮。1906年9月1日，朝廷宣布實行仿行立憲，從1908年開始，九年為期，到1917年，正式實行立憲。此前為預備立憲期，在預備期實行立憲的各種準備工作。成立各省的諮議局和中央的資政院，就是預備立憲的重要步驟。

作為國家的准代議機構，資政院的議員，是由兩部分人構成的，一共二百人，一半由各省諮議局推舉，屬於民選議員。一半由皇帝欽定，屬於欽選議員。欽選議員中，宗室親貴以及滿漢蒙王公貴族四十八人，各部院的官員三十二人，學者和納稅大戶各十人。由於新疆未辦諮議局，所以該省應選的兩名議員空缺，所以，欽定議員，也相應減少兩人，一共一百九十六名議員。但由於資政院的總裁副總裁（議長副議長）和秘書長也是欽選，也議員享有表決權，所以，欽選者具有優勢。

實際上，不僅朝廷拿立憲或者預備立憲來規避革命，革命黨也意識到了，只要清廷真的立憲了，他們的革命就有流產的可能。所以，恰在清廷的預備立憲期間，革命黨人盡其所能，組織了一系列起義暴動和暗殺，目的就是爭取趕在清政府完全立憲之前，推翻這個政府。規模比較大有1906年的萍瀏醴起義，黃岡與七女湖起read.99csw.com義，1907年的防城、鎮南關起義，1908年欽州馬篤山起義，河口起義，以及1907年光復會發動的皖浙起義，在這次半流產的起義中，安徽巡撫被殺，給了清廷極大的震驚。1908年和1909年安慶和廣州新軍起義，成建制的新軍發難。各地的小規模流產的起義，簡直不勝枚舉。這些起義暴動，都或多或少跟清朝的預備立憲有關。1905年，由光復會暗殺團精心組織的暗殺五大臣行動，直接就是衝著立憲去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革命黨人不怕清政府「壞」，不改革，怕的恰恰是清政府變好，迅速實行立憲改革。但弔詭的是，恰是這一系列的起義和暗殺，從反面刺|激了立憲的步伐，堅定了清政府立憲的決心。即便決策的西太后和光緒死了，接班的滿人親貴，在攬權、收權方面相當積極，但卻一點都沒有停止立憲的步伐。他們的唯一失策在於，這些少不經事的少年親貴，居然沒有意識到所謂的立憲，組織國會，不僅僅是制定一個憲法，產生一個立法機構，而是崛起的漢人士紳要跟他們分享權力。這種權力，主要體現在具體的行政以及資源的控制上。事實上，在清政府認真推行立憲準備的這段時間里，革命黨的起義和暴動，的確受到了極大的遏制，知識界和新軍的部分人士，對清政府都答應立憲了，革命黨還不依不饒堅持暴動相當不解。革命黨人組織的起義和暴動，不可謂不賣力，但對清政府的威脅卻並不大。整體上，到清政府收回地方的路礦權，以及推出皇族內閣之前，他們的統治還是比較穩固的，地方治安大抵良好。1911年4月，革命黨人傾全黨之力，由副統帥黃興親自指揮發動的廣州起義，居然一敗塗地。清政府最終雪崩式的垮台，就是因為不僅不回應立憲派的幾次立憲請願，而且瘋狂收權，排斥漢人。讓幾乎所有知名的士紳，都大失所望。從這個意義上講，大清的最終不保，罪魁禍首，恰是大清自己。正是晚清的親貴，給了作為第三者的革命黨人最大的機會。

如果說，地方上的政治，原本就有士紳參与的傳統的話，那麼，作為中央政府的朝廷，可是從來沒有這種傳統。自明清以來，一直都是中央集權，極端的王權。尤其是清朝，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在皇帝一個人手裡，即使軍機處，也無非是皇帝的秘書班子。正因為如此，清廷對於資政院，在設計上，就力圖使之無害化，欽選議員占多數，為的就是要資政院不給皇帝的中央決策製造麻煩。但是，這個如意算盤，從一開始就打錯了。

朝廷要立憲，無論對於傳統的士紳還是新的知識界，都是一個利多的好消息。此時，儘管革命黨人排滿的宣傳已經傳到了內地，當年清朝入關的暴行，嘉定三屠，揚州十日，一部分新學堂學生和市民，多少有所耳聞。但是即便如此，士紳、市民和學生，還是相當興奮，他們紛紛上街提燈慶祝，人們徹夜狂歡，高呼皇帝萬歲，立憲萬歲。接下來的事，則是選舉各省的諮議局。立憲從地方自治入手，也是日本的經驗，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也是比較靠譜的路徑。只是，選舉對於中國人來說，從來都是官吏的選拔，投票這種事，還是開天闢地的新鮮事。當時的中國，一共二十二個行省，按規定，要選出二十二個諮議局，但是，由於新疆相當落後，暫時不設，所以，只先後選出二十一個諮議局。諮議局屬於准地方議會，或者說練習性的地方議會。許可權是議決地方興革事宜，議決地方財政預算和決算，對本地的地方法規提出修改增刪意見，負責處理省以下地方的自治事宜等等。但是，諮議局議決之事，必須提請督撫認可后執行，如果督撫和諮議局存在爭議，可將議案交由諮議局複議，如果再不行，則提交資政院核議。諮議局會議，分常年和臨時兩種，均由督撫召集。跟西方一樣，咨議局議員在開會期間的發言，不受法律約九_九_藏_書束，在會議期間，不經諮議局允許，也不得逮捕議員。顯然，中國當年的士紳們，很在乎這一點。

資政院的許可權，跟諮議局類似，可以制定除憲法之外的法律，可以議決國家的財政預算審議財政決算，討論稅法和發行公債。如果軍機處和其他國家機關不同意資政院的議決事項，可以提請複議，如果複議之後行政機關依然不同意，可以交皇帝裁決。資政院對於行政機關的作為，如有疑問和不滿，可以讓該機關來資政院解釋。但是最終的分歧，還是得交皇帝最後裁決。

在當時的中國，這樣的准議會，實際上不可能是「民選」的，只是士紳們的藉以分享地方權力的一個平台。選舉過程，雖然經過初選和複選，即由選民選出若干候選人，再由候選人互選，最終選出議員。但實際上由投票變成士紳們相互的推舉，被推舉出來的人，都是在地方德高望重，較有勢力而且熱心公益的大人物。有些地方，推舉過程，就跟過去推舉頭面人物辦公益一樣，即使心裏想幹得要死，大家還是揖讓不已，不過，最後還是把該推的人都推了出來。投票，大多成了一種形式。事實上，諮議局選舉的設計，就考慮到了中國的這種國情，所以，原本該按人口比例規定的議員名額，實際上是參照科舉時代的學額（即各省根據人口和讀書人比例定的秀才名額）來定的。而選民的資格，門檻相當高，二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同時必須有下列條件之一，才能有資格：一、曾在本省地方辦理學務及其他公益事業滿三年以上，並卓有成效；二、曾在本國或外國獲得中學以上學歷或者相當於中學學歷；三、有舉貢生員以上出身（即秀才）；四、曾任文七品以上武五品以上實缺職官，未曾被參革過；五、在本省擁有五千元以上不動產和營業資本；六、外省寄籍但擁有一萬元以上不動產和營業資本。至於候選人，除了年齡必須滿三十歲，而且又加了諸多的道德限制，而且必須識文斷字。因此，實際上諮議局的選舉，就是士紳自己的事情，連商人參與的都不多，除非商人自己原本就是讀書人，或者像張謇和陸潤庠這樣的狀元商人。士紳們互選互推，組成了諮議局。因此，士紳力量比較強大，士紳比較活躍的地方，選舉就比較踴躍，也比較像樣，反之，邊遠省份，選舉就比較冷談，像新疆，就乾脆選不出來，只能緩辦。

諮議局的運作效果存在著梯度的效應，江浙一帶最好，其次是兩湖，廣東也不錯，直隸雖然在北方，但由於袁世凱當年督直的時候就有力地推動了地方自治，所以直隸諮議局運作也不錯。江浙一帶，由於士紳權力一直比較大，地方官員早就習慣了遇事諮詢士紳領袖的意見，現在只不過是把從前的幕後運作改到台前，所以，督撫和諮議局，大體合作不錯。兩湖由於士紳勢力也比較大，所以，督撫儘管不情願，雙方總還不至於撕破臉皮。但如果趕上個不大曉事的督撫，也會有摩擦。總的來說，原來的帝制垂直行政架構，突然冒出一個諮議局來，從上到下，都有點不便。督撫與諮議局之間，單就能否平等行文這點小事，就鬧個不休。各省諮議局費了好大的力氣，才爭取到跟督撫的公文往來能夠大體平行。諮議局和督撫之間，爭執最多的，是預算問題。督撫方面原來根本沒有預算意識，現在要提交審議，當然處處扞格。此外，四川的諮議局跟督撫在四川鐵路控制權上有摩擦，江西諮議局跟巡撫在統稅改徵銀元上有摩擦，廣東諮議局則在禁賭期限上有摩擦，雲南的諮議局則在增加鹽價上有摩擦。這些摩擦和爭鬥，互有勝負，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自打有了諮議局之後，官員的行為，總體上說，收斂了許多，從前所謂的督撫專權，在地方政治意義上，正在被削弱。諮議局的出現，對於中國政治而言，最大的熱鬧，是發動了三次立憲請願，一次比一次規模大，聲勢高。各地諮議局為此組織了諮議局聯合會，已經接近議會政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