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聲中，一個個政權易幟，無論換不換人，旗幟肯定是要換的。雖然說，革命后的政權，打什麼旗，並不統一，即便是革命當事人，有打鐵血十八星旗的，有打青天白日旗的，在廣東的汕頭，還出現過紅白藍三色旗，更多的，是打白旗。後來打白旗代表著投降，但在當時，打白旗，就代表著漢人的光復。光復后的新政權，照例要接受所有的政府機關，一個不落。否則怎麼叫奪權呢？但是，有一個機構，新政權卻接收不了，這就是海關稅務司。

但是，中立的稅務司，卻對能否保證用關稅和鹽稅支付庚子賠款，以及保證一部分由厘金攤付的中國政府借款的保障問題，十分關切。畢竟，革命一起，仗打起來，對於關稅也有影響，而且厘金的徵收，一直總稅務司就沒有控制得了，革命之後就更不好說了。在各地稅務司的「嚴正」交涉下，臨時政府的實業總長兼鹽務總監張謇只好下令，各地絕對不能擅自動用稅款，以免影響賠款和洋債的支付。

只是，這個「中立」機構的華人僱員，可不像他們的上司那樣中立，武昌起義一爆發，就有好些海關的傭人和苦力去投了軍。上海的海關低級華人僱員幹得更猛，革命后，接連發生了好幾起海關倉庫里的軍火被盜事件，不是小偷小摸，而是成https://read.99csw.com批的軍火被成批地運走。連總稅務司都知道，如果沒有「內賊」的海關里華人職員的配合，無論如何都實現不了，所以連忙要上海稅務司訓誡華人僱員，要麼辭職，要麼停止破壞「中立」。可是，已經晚了，庫里的軍火，一點不剩，都已經都裝備了革命軍。

清政府的總稅務司，是個比較獨特的政府機構。從起源上講，這個機構跟總理衙門一樣，是清政府被迫成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清政府被迫在西方列強面前，放棄固有的朝貢體系，成立涉外機構。這個機構，在外國人看，是外交部，但在清朝自己看，則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不光是雙關語上的自尊自大，實際上也是把所有涉及西洋的所有事務都管了。所以，涉及洋商來華貿易的海關事務，當然也得管。雖然清朝過去也有海關，但基本集中於廣州一地，具體事務也是由行商代管的，新型的海關事務，沒有人明白，加之總稅務司成立時，清政府的鴕鳥思想依舊還是主導，連成立總理衙門都是臨時應付，更何況總稅務司。結果，這個臨時機構中的臨時機構，就大方地交給外國人辦了。

稅務司有錢，革命黨缺錢。儘管各地都接收了清朝地方政府的不少銀兩，但革命后的新政府九九藏書，一般都要拚命地擴軍，越是革命黨人當家的地方，擴軍就越是厲害。世界上，最費錢的事業就是軍隊，所以，無論清政府留下多少家底，都是不夠用的。如果能把一個有大批稅金收入的機構控制起來，革命政府當然是樂不得的。所以，很多地方的新政府都嘗試接收稅務司，或者讓稅務司聽命於他們。但是，稅務司卻一律不買賬。江漢海關的稅務司不僅拒絕了鄂軍政府更換海關監督的要求（這個職務例由中國人擔任，但沒有什麼權力），而且明確告訴黎元洪派來交涉的人，他不是中國政府的官員，而僅僅是總稅務司的僱員。有的地方稅務司甚至強調，他是英國公民，經英國政府批准，在總稅務司任職，只接受總稅務司的命令。雲南起義后，都督蔡鍔要求當地稅務司聽命，但稅務司不肯，說只聽總稅務司的命令。蔡鍔說總稅務司是中國官吏，他可以下令，我也可以下令。稅務司回答說，總稅務司雖然是中國官吏，但委任他時是要經過英國政府同意的。甚至，各地稅務司連革命黨人更換旗幟的要求都不答應。長沙海關的衛兵，未經稅務司的批准，自行把黃龍旗換成了白旗，但稅務司看了很不高興，馬上下令撤下來，而且還派人向都督焦達峰抗議，焦達峰這個山上下來的都督，九-九-藏-書還只能道歉。各地光復城市的海關，沒有一個掛革命黨旗幟的，大多是什麼旗都不掛，保持所謂的中立。惟有廣州有一點點的妥協，廣東的革命政府對海關說，如果他們的海關巡船不懸挂他們的旗幟，就不保障他們的安全。光復后的廣東，各路亂七八糟像土匪似的民軍太多，把洋人也嚇著了，於是，廣州海關的巡船，勉強掛了白旗。長沙稅務司，還拒絕了新政府要求把稅款暫時存在中國銀行的要求，哪怕新政府允諾決不動用也不行，談了半天，最後還是按慣例，匯到滙豐銀行漢口支行。革命后的鎮江軍政府，派了一個新的海關監督來，被拒掉，向來由海關稅款攤撥的當地政府衙門經費，稅務司也拒絕撥付。在這個堅持「中立」過程中，各地稅務司卻跟外國領事，尤其英國領事館保持密切的聯繫，顯然，這種中立是得到列強支持的。

其實，無論這個機構有多麼的獨特，但在制度上，它就是中國的一個海關總署。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它都沒有理由中立，也沒有資格中立。其中的洋員，其實也沒有資格宣稱自己不是中國政府的僱員，因為資格最久的總稅務司赫德，曾經多次強調，總稅務司的洋人僱員，就是中國政府僱員。從法律上，毫無疑問，這個機構就是中國政府的一個部門，所有僱https://read.99csw.com員都得聽命于政府，政府如果換了，就得聽新政府的。但是，當時的革命黨人，面對一個充斥了洋人，而且跟當地外國領事保持密切聯繫的機構，無論如何都硬不起來。不碰洋人，是革命的一個雷區。你說他們軟弱也罷，革命不徹底也罷，反正那個時候，所有革命黨人，都生怕被列強視為義和團，好像一旦被人這樣看了，革命的正當性也就沒了。正是由於革命黨人尊重或者說畏懼這個精神上的雷區，保障了稅務司的獨特性。

當然，辦起來之後，人們發現，當初的臨時機構，不僅沒有取消的可能，而且越辦越大，總稅務司也越辦越紅火，原來微不足道的關稅，逐漸增加，也成為了朝廷的第三大收入。總稅務司，最終變成了承包給外國人的一個政府機構。由於體制的緣故，這個機構從一開始，就掛在「外交機構」下面，而且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稅務司赫德，又長期跟清政府關係密切，包括跟政府要員個人關係密切。所以，半是因為體制的原因，半是因為承包者個人的原因，總稅務司跟總理衙門難分彼此，跟各國公使過從甚密，頻繁參与中國的外交決策和過程。在中國政府在歐洲各國設置使館的時候，總稅務司甚至通過派自己的人進去做翻譯，掌握中外交涉的第一手資料，乾的像是間諜的九_九_藏_書活計。反過來，總稅務司的事務，卻決不允許中國政府插手。各地分稅務司，則跟各地的外國領事，尤其是英國領事來往多多。由於治外法權的存在，洋商在到達中國之時，必須告知本國的領事，所以，海關收稅也必須跟領事打交道。作為洋人的稅務司，出於個人的偏好，也喜歡跟領事保持密切的往來。

不管在李泰國還是赫德甚至清末的安格聯時代，總稅務司都是一個獨立的封閉體系。不僅制度和規矩是外國的，連人員也是外國的，中國人頂多能做最底層的職員，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各地稅務司，跟外國領事往來密切，卻從來不買地方政府的賬。由於這麼大一筆收入地方政府不能染指，而且隨著清政府中央集權的努力深化，稅務司的手，逐漸借厘金的抵押問題，伸到向由地方管理的厘金領域，所以，清政府的地方大員，幾乎都對稅務司表示了強烈的反感和不滿。但是，他們對於這種得到中央政府和列強雙重加持的機構，卻也只能徒呼奈何。這樣的機構，你說它是中國政府的吧，它卻對保障列強在華的利益更有興趣，儘管這個興趣，大體上能限制在它業務範圍之內。你說它是列強代理人吧，它又的確在為中國政府工作，中國的關稅和鹽稅，如果不是歸它管理的話，絕對不可能有這樣的效率，有如此大項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