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对美国外交政权的谴责并不包含新意。自从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赢得大陆以来，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就把美国看作对中国安全的最可怕威胁。在似乎就要蔓延到中国境内的韩战中，美国派了一支军队去朝鲜，同中国“志愿军”进行作战，美国还部署军舰和军用飞机，阻止毛泽东的军队攻打台湾，消灭蒋介石及国民党。除了同北京的共产党政府直接对抗之外，华盛顿在亚洲其他地区还积极扩展影响：帮助重建中国二十世纪最僧恨的敌人日本，并在泰国、越南和泰国建立起一块反共活动的广泛区域。

由於他的口是心非，康生在兩大共產主義勢力的最高領導人之間成功地點燃了長期不和的火焰。和康生一樣、參加過兩國之間舉行的三次會議的俄國人米哈依爾·L·提塔連科（Mikhail L.Titarenko），在一九八九年聲稱康生「扮演了一個非常邪惡的角色，在蘇聯和中國之間不斷毒化友好的氣氛，並暗中破壞彼此的信任感。」按照提塔連科的說法，每當康生出席中蘇會議時，大會均介紹他是毛澤東的個人代表。提塔連科認為康生有兩個目標：

康生特彆強調中國已經根除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制度——暗示中國已經抵達與蘇聯相同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他還從這個題目擴展開來：儘管私有制已經在中國消失，但是在政治思想領域里階級鬥爭還在繼續，暗示蘇聯雖然實施社會主義的經濟，但仍是潛在的階級敵人。

但是在人民共和國早年，許多中國人對莫斯科非但沒有對抗情緒，反而有一種溫暖的同志情誼。俄國專家來到中國，幫助重建遭毀壞的經濟，大批中國人去莫斯科學習工程和電子學，學習如何建造水壩、工廠、鍊鋼廠和飛機。兩國之間的貿易發展迅速，簽署了許多合同和協議。許多中國入甚至給他們的孩子起俄語發音的名字，像薩沙、娜娜、麗莎和多婭。

在康生的監督下，這份文件避免直接批評赫魯曉夫，但是它那主張斯大林功大幹過的挑戰性斷言，毫無疑問表示了中國統治者們同蘇聯領導人的不一致。斯大林是「傑出的馬列主義的戰士……（他）總是站在歷史發展的前頭，指導著鬥爭；他是帝國主義的死敵。」但是斯大林也犯有錯誤：他有「大國沙文主義的傾向」（提到他試圖將他的政策強加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他在「懲辦反革命分子」（使革命社會遭受的那場大規模的肅清）時濫用了權力。提出了這場清算可能使康生感到窘迫，他本人在莫斯科的四年時間里曾經是中國共產黨內肅清「反革命分子」的主管。康生還被認為是那些為了根除任何可能與這個新社會不相適應的成分——地主、敵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腐敗的官員——而進行相同的中國式運動（由延安「整風運動」起頭）的主要設計者之一。

在中蘇爭端中陪伴康生的兩位幹部，擁有廣泛的背景。一位是伍修權將軍，他同蘇聯官員的關係可以上溯到二〇年代。強壯結實和脾氣粗暴的情報專家伍修權，曾經就讀於莫斯科的中山大學，後來在長征期間為隸屬紅軍的共產國際顧問奧托·布勞恩當翻譯。五〇年代初期，伍修權是負責蘇聯和東歐事務的外交部副部長，更重要的，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聯絡部副部長。康生代表團的另一名成員是劉曉，當時中國駐莫斯科的大使。劉曉從上海開始一直是康生的同事，他在上海參加過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的工人起義，曾兩次被捕，第一次被法國警察，第二次被英國人，他在上海的監獄里度過了幾年時光。在一九三一年被釋放以盾，他轉移到共產黨在江西的根據地。劉曉最後回到了上海，抗日戰爭期間他在上海是黨的最高領導人之一。

中蘇爭端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給康生帶來了進一步的獎賞，當時，他接下起草一系列反對「修正主義」文章的敏感任務。這些評論是由一個特殊的宣傳工作者小組完成的，包括周揚、鄧力群和吳冷西。他們的許多文章都是在釣魚台國賓館寫成的，那是一個很大的、正方形的、蘇聯風格的別墅群和辦事處，五〇年代建於北京西郊一個古代皇家狩獵場。康生佔據了八號別墅，一座白色的、有著高高天花板和很多房間的二層建築。在這個住處里，他有一個擁有巨大的書桌和文件櫃的辦公室；一間備有繡花沙發的會議室；一間餐室；以及一間小放映室。這幢別墅還備有卧室，康生有時候不回他在小石橋衚衕的家，就在這裏睡覺。康生的傭人、司機、廚師和警衛通常都住在這幢別墅里，而他的秘書們會整夜睡在此處，因為不管什麼時候，他都需要他們在場。就在這個有著一流裝備的建築里，康生從事著反「蘇聯修正主義」的論辯工作。

毛澤東於一九五九年在廬山同彭德懷的衝突，首次使康生有機會利用同事間的歧異進行挑撥。彭德懷同許多蘇聯官員和將軍有著親密的關係——在朝鮮戰箏期間，作為中國軍隊的指揮官，他曾經同俄國人一起工作過，並且他曾任國防部長在蘇聯各地遊覽。事實上，彭德懷在廬山的主要盟友，外交部副部長洛甫，曾經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並是五〇年代中期駐莫斯科的大使。廬山會議的災難性後果浮現后，康生利用彭德懷同蘇聯的關係，使人慢慢產生他是俄國人走狗的疑慮；彭德懷對毛澤東的攻擊，不只是對主席權威的一種內部挑戰，康生暗示道：「它是一個自始至終通向莫斯科陰謀集團的傑作。

一旦他在華沙公約會議上公開了中國同克里姆林官之間政治上的分歧，康生加劇了這場爭論並增強了他利用它的能力。雙方都不準備超越康生含糊其詞的說法；不管是毛澤東還是赫魯曉夫，都不想首先去破壞社會主義的聯合。但是中國已經獲得了公開的主動。為了對蘇聯保持壓力，中國人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攻擊蘇聯的意識形態立場，將赫魯曉夫描繪成一個已經摒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傳統的異端，試圖證明中國的態度是正確的。許多作者幫助撰寫了這些文章，但是康生是主編，並且負責給毛澤東及其他資深領導人傳閱草稿。

康生的莫斯科演讲中的基调和所包含的东西完全是反苏的，但是为了建立起他革命的凭证，他开始用一种辱骂性语言攻击美国。“美国的行为完全证明了它的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美国帝国主义依然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他宣称。美国不但是个道地的侵略者，“而且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充满敌意，在国际事务中总是采取一种差别对待的态度来反对我们的国家。”

他嘲笑鐵托所聲稱的南斯拉夫正在尋求「和平和國際合作」——一種蘇聯用來緩和同美國緊張關係的言語。康生為了證明美國支九九藏書持南斯拉夫是為了暗中破壞共產主義，還大量引用美國的報紙和《國會議事錄》（Congressional Record）。康生寫道：「美國資產階級的發言人（政治評論員沃爾特·利普曼說道……讓所謂的『鐵托主義』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擴散，才符合美國的真正利益。」鐵托顯然正在出賣給美國帝國主義，康生暗示，而且這樣一來其他任何共產黨政府都會同美國合作。

在日本人投降以後，佔領滿州的蘇聯軍隊所犯下的暴行進一步激怒了中國人。俄國士兵既強|奸中國婦女，又強|奸日本婦女和歐洲婦女，他們搶劫商店，並對向他們挑戰的中國下層民眾開槍射擊——有一次殺死了七百五十個中國人。在此期間，至少有一名俄國將軍經營鑽石生意在中國發了財。蘇聯軍隊在撤退到俄國邊境之前，還把日本人在滿洲建造的工廠里的每一台機器都拆卸下來。

名義上鄧小平是這些宣傳人員的監督者，但是康生是實際的控制者。康生在兩年內完成了這項任務，他除了始終體現毛澤東的觀點之外，還不斷同鄧小平密切磋商。康生和他的小組寫出的論辯性評論，口氣強硬、好爭辯麗富有進攻性，進一步阻止了任何恢復中蘇關係的企圖。同《列寧圭義萬歲！》一起，這些反蘇聯的連球炮般的新攻訐，以《九評》而廣為人知——兩個共產黨巨人之間關係決裂的最終證明。隨著它們的出版，過去的關係一去不復返了。

康生在廬山那場清算彭德懷元帥和其同盟者的行動中所充當的角色，進一步鞏固了他同毛主席的關係。然而，一九五九年年底，康生面臨一個新的問題：毛澤東開始失去了在前十年驅使著他的那種活力和使命感。即使毛孤立於中國日常生活的現實之外，他還是逐漸認識到「大躍進」的失敗和它帶給這個國家的災難性後果。被國家的悲慘境況所震驚，他似乎在蒙受著失敗的痛苦折磨。到一九六〇年，毛澤東被孤立於政府的決策之外，當時正在訪問的美國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詢問有關經濟發展的計劃時，毛澤東承認「我不知道」，使他的客人感到震驚不已。

鄧小平是個好鬥、精力旺盛、有進取心的人——這些人格特質都有助於進行中國反對蘇聯的論辯。此外，他具有國外和國內經歷的均勢。二〇年代的前五年他在法國，曾經屬於包括周恩來和李立三在內的中國共產主義小組。鄧小平把時間獻身於政治宣傳，由於印刷激進的小冊子，他贏得了「油印博士」的綽號。從巴黎他去了莫斯科，在那兒幾乎有一年時間他在中山大學上課，然後在一九二七年年底回到中國，準備使國外經歷同在農村中國的革命戰場進行了數年的革命運動相結合。他在廣西省南部領導過共產黨的部隊，參与過江西共產黨中央根據地的工作，進行過長征，參加過從此使毛澤東成為最高領導人的遵義會議。由於親身參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全部過程，因此當同蘇聯的爭論爆發時，鄧小平是代表毛主義者事業的必然人選。

康生還詳盡闡述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威脅——就像他所稱呼的「修正主義」。他舉南斯拉夫為例，聲稱「中國人民……一直以為南斯拉夫的現代修正主義者背叛了共產主義運動，修正主義是現代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危險，必須進行反對修正主義的堅決抗爭。」康生的聲明是直接針對赫魯曉夫的，他曾經竭盡全力地培養鐵托。

由於他不斷對蘇聯進稈口頭上的攻擊，康生在國內的聲望大大提高，並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任命為書記處書記，這是個管理黨的日常事務的關鍵性機構。領導書記處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鄧小平，可以否決任何任命，因此康生的提升足以證明這兩個人之間的關係有所發展。

中國同蘇聯關係的瓦解使六〇年代初成為康生的好年頭。像往常一樣，他能夠以犧牲其他人為代價，為自己攫取最多的好處。這一時期，共產主義集團中最主要的兩個國家之間的衝突，使他得以為了個人利益而操縱毛澤東和其他中國領導人。

康生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又發起攻擊，給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迎頭痛擊，抨擊鐵托是美國的走狗。康生的文章——《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恰恰適合美帝國主義者的需要卜強烈譴責鐵托和他那尋求同華盛頓和解的政策。康生指責鐵托破壞社會主義的陣營，支持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叛亂」，指責南斯拉夫在美國正在退卻和「東風壓倒西風」的時候保護了美帝國主義。

但是康生——現在他剛六十歲出頭，並從隱退中振作起來——根本不準備加入毛澤東的退休行列。毛澤東依然感興趣的少數問題之一是中國同蘇聯之間日益加劇的爭論。康生年代期間在莫斯科所度過的四年時光，使他成為中國的蘇聯問題專家。除此之外，同莫斯科之間的大部分爭論，都是用意識形態術語表達的——而康生在中國享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聲譽。

中國如何會碰巧出席一九六〇年的華沙公約會議，這個問題從未被完全澄清過。是中國觀察代表團受到正式邀請，還是中國主動派遣去的，當時的公開聲明迴避了這個問題。

康生在反對蘇聯的這場鬥爭中，他的大將之風紿人深刻的印象。他曾經在莫斯科度過四年時光；他曾經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一名候補委員；他掌握足夠的俄語能聽懂桌子另一邊的人在說些什麼；他明白，或者就像他誇口的那樣：蘇聯的體制是如何運作的；他認識許多資深的蘇聯官員；他於一九三七年到中國以後，曾經在延安接待過蘇聯代表團，他極為輕描淡寫地表示在莫斯科的經歷不足以誘使他去支持俄國人。據毛澤東的老朋友董必武的說法，在毛澤東的眼裡，康生是莫斯科培訓出來的共產黨人中唯一依然用漢語思考和推論的人。

康生、周恩來和其他幾名中國領導人，於一九六一年十月在莫斯科舉行的蘇聯共產黨九*九*藏*書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使這場同俄國人的爭吵逐步加溫。在蘇聯首都的那段時間里，中國代表為紀念斯大林，向紅場（那兒葬著列寧和斯大林）的斯大林陵墓獻了花圈，他們同俄國人之間的分歧因而變得引人注目。中國人對斯大林的稱頌，並不能阻止赫魯曉夫利用這次代表大會，公開暴露那位死去的獨裁者駭人聽聞的罪行。幾天以後，或許想要使中國代表團感到窘迫，赫魯曉夫把斯大林的屍體從陵墓中遷了出去。

赫魯曉夫甚至進一步尖刻攻擊阿爾巴尼亞，來激怒中國代表，到那時為止，這個巴爾幹國家一直完全支持中國對蘇聯的挑釁。赫魯曉夫在狂怒中把阿爾巴尼亞的領導人稱作「兇手和罪犯」；被外國人視作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最有頭腦的」周恩來，諷刺地回答，俄國人的措詞「不能被視作是嚴肅的馬列主義者的看法。」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的其餘成員，包括康生，當場退出了代表大會的會場。他們提前幾天回到了北京——中蘇關係繼續惡化。

一九六三年七月，康生陪同鄧小平去莫斯科參加兩黨之間進一步的辯論。當他們從莫斯科回來時，由新華社在北京機場拍攝的一張照片顯示，康生穿著一套整齊的灰色毛式服裝，手裡拿著煙，對著鼓掌歡迎的人群幸福地微笑著。這場中蘇對話無能彌合兩國之間的分歧；難怪這是少數顯示康生露齒而笑的照片之一。

康生還指控李立三，當時中國東北黨的領導人，說他「依然保持著同某個外國的不正當關係」——中國共產黨指控某人為蘇聯特務的隱語。康生的指控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並沒有導致李立三受迫害，但是康生利用這些指控，在一九五九年擴散那種蘇聯間諜已經滲透進中國統治集團的疑慮。這是二十年前延安事件的重新啟動：康生知道他的聲明會使毛澤東警惕自己陣營內部的間諜和叛徒，並信賴康生這樣已經考驗過的忠心耿耿的同事。

在他於一九五六年一月重返公眾生活后，康生實際上立即捲入了中國同蘇聯以及社會主義集團關係這個棘手的問題。他被選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參加於一九五六年四月在柏林召開的社會主義統一黨代表大會，這足可顯示在北京他被視為在東歐和蘇聯事務方面有背景的人物。

康生的措辭預告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間日益擴大的裂痕。

就在他們嘲笑蘇聯對核戰爭的兩敗俱傷性的恐懼的同時，康生和他的小組提出毛澤東，而不是赫魯曉夫，才是列寧的合法繼承人。彷彿這還不夠使毛澤東感到榮耀，他們還強調毛澤東最得意的計劃的絕對正確性：「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列寧主義萬歲！》是在這樣一個時期出現的：當時毛澤東五年代末的政策結合不尋常的慘酷氣候，導致了一場飢荒，餓死了成千成萬的人民；然而，康生和他手下的人卻讚美毛澤東的政策正在「喚起全國各地群眾的積極性和革命精神。」總之，這篇文章充滿了康生的幻想式騙局，在否定中國的經濟問題時，他應允，隨著一場普遍性的大破壞之後，會有一個「美好的未宋」-也依然在無恥地迎合毛澤東。

參加兩國會談的另一位蘇聯觀察家卻有不同的敘述。費奧多爾·M·伯拉茨基（Fyodor M. BurLatsky）記得康生是一個很樸素、很明朗的人，他「通常只是坐在那兒，沉默不語，」但是卻從不遺漏任何把戲。

「我不是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狂熱擁護者，」提搭連科稱，「但是佛洛伊德所說的東西與康生百分之百地相配。儘管康生按照中國的標準來看並不短小，但是他卻不知怎地看上去有點矮小，」主要是因為他很瘦並且有一張極為狹窄的臉。「他是一個有著巨大野心的小個子男人的真正實例。他極其妒忌健康、英俊和有吸引力的人。中國人有一種說法，當一個男人變老的時候，他所有的品質都顯露出來。我想隨著他的變老，康生所有的邪惡品質都已顯露出來。」

至於其他兩個派觀察團的國家蒙古和北朝鮮，蘇聯通訊社最初報導他們是「受到邀請，」後來又變成「出於他們自己的請求，」彷彿對明顯沒有邀請中國的任何可能爭論施展手腕。如果俄國人故意怠慢中國人，作為擅自入場者來說，康生就是一個出色的選擇——他的心境和反蘇傾向使他有資格強有力地闡明中國的觀點。

康生靈巧地認可了新秩序鎮壓敵人的需要：「斯大林……懲處了許多必須受到懲處的反革命分子。」同時，康生承認斯大林曾經「冤枉過許多忠誠的共產黨人和正直的公民。」康生的評論不只強調剷除革命敵人的需要；它更暗示斯大林將他的體制強加于國家時在某些情況下做得還不夠。按照康生的說法，斯大林只是獲得「大體上」的成功——一個暗示有些蘇聯反動分子已經逃脫的小心翼翼的修飾詞。對從清算中逃脫的間諜和敵特的恐懼，建立起那種持續不斷的警惕性的需要，那種氛圍確實是康生想要在中國創造的。

康生意識到幾位領導人，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和廣東省黨的首腦陶鑄，都贊同對蘇聯採取一種更為謹慎穩健的作法，一九五九年他試圖加劇中國上層的意見分歧；他火上加油，炫耀民族主義的憑證。最重要的是，他想要給毛澤東一個極深的印象，他，康生，只有他有足夠的勇氣和見識來成功地保衛中國和主席的利益，反對蘇聯那種日益使人憎厭的要求。

華沙公約會議以後，康生編輯的第一篇評論是《列寧主義萬歲！》茌列寧九十庭辰前六天，由中國的理論性雜誌《紅旗》於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六日發表。這篇文章不僅僅重複許多康生在莫斯科已經表達過的觀點，它對已經過時的列寧主義是否要有技術上的變化這一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思考。赫魯曉夫理論的中心是主張現代軍事技術——特別是核武器——已經使列寧那同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信念變得陳腐過時。然而，在《列寧https://read.99csw.com主義萬歲！》里，康生和他的作者群爭論說武器不像「人民」那麼重要，並以為不必害怕同帝國主義的戰爭。

（2）作為毛澤東的耳目行事，毛澤東從不出席這樣的會議。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罪行的列舉和後來對斯大林陵墓的褻瀆，還不是令中國代表唯一感到惱火的事情。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斯大林信任的同事和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當周恩來和康生還在莫斯科的時候，就遭到羞辱，被開除出蘇聯共產黨。莫洛托夫最終失去恩寵是個進一步的暗示，在新一代的蘇聯領導人中間，中國不再有盟友。

儘管《列寧主義萬歲！》宣稱中國熱愛和平，但是它聽起來像是世界大戰的一種啟示錄式的預言：「在死亡的帝國主義的廢墟上，勝利的人民將非常迅速地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制度高一千倍的文明，以及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真正美好的未來。」在康生關於世界發展的分析中，數百萬的人員傷亡是為了創造「美好未來」可以接受的代價。

一九六〇年七月，俄國人突然全部撤回了他們派往中國工作的一千三百名專家和顧問——一個完全出人意料的姿態，甚至到今天，中國人都把它稱作是一個破壞性的行動。那年十一月，世界上八十七個共產黨中除了六個之外全部聚集在莫斯科，參加俄國革命的周年慶祝活動，但是莫斯科和北京之間只產生了一種裝飾性的短暫休戰。在這次會議上，中國一方大多由鄧小平發言，他一度捲入與赫魯曉夫的彼此譴責之中。康生又一次成為毛澤東的個人代表，密切注視著事態的發展，並確定中國方面不作任何妥協。

（1）在兩國之間引起麻煩，並阻止它們達成一致，特別是當較有和解傾向、卻被毛視為觀察力不足的周恩來在場的時候。

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頭十年裡，中國艱苦地跋涉在前進的道路上，「大躍進」的災難破壞了民族的士氣。由於中國國內的各種困難，毛澤東感到極端沮喪，一九六二年年初，他在一個有七千名黨幹部出席的集會上做了自我批評，承認他應對中國惡夢般的現實負責。他不再發布意識形態方面的指示或者迅速全面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談話。毛澤東至高無上的元老地位，仍然不容挑戰，但是現在這個國家由行政官員和經濟學家管理著。毛澤東似乎處於一種退休狀態，他的同鄉也不再對他抱怨發牢騷；他是個受人尊敬的國家領導人，在為戰爭和革命犀心儘力之後，他應該好好休息一番。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為了列席俄國革命四十七周年紀念活動，康生最後一次對莫斯科進行了訪問。由於一個月以前赫魯曉夫被趕下台，由周恩來率領的中國團，試圖考察新的蘇聯政權是否會對中國有任何更富同情的表示。兩國都各自朝前邁了幾步，同意進行有限的雙邊合作。然而，康生叉忙於他的老騙局。蘇聯國防部長羅迪昂·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注意到「兩個老人」——毛澤東和赫魯曉夫——彼此都不喜歡對方，但他仍呼籲雙方在一種友好的氣氛中談判。但是康生利用馬林諾夫斯基的話來阻止進一步的發展。回到中國后他立即告訴毛澤東：馬林諾夫斯基談到了已遭廢黜的赫魯曉夫，並暗示中國人應該跟隨他們的作法推翻毛澤東。

他同蘇聯還有一種私人關係。一九四九年以後，劉少奇的幾個孩子都在莫斯科學習；一個兒子劉允蛾，同一個俄國人結了婚；另一個兒子劉允若，有一個他想娶的俄國戀人。他們倆同俄國人的關係都沒有持續到一九六〇年——允斌同他的妻子離了婚，允若從未同他的女朋友結過婚——但是這種浪漫的關係促使劉少奇在中俄關係上心胸開放，這是許多中國領導人所不具有的。除此之外，儘管劉少奇和他的兒子們依然留在中國，但他的一個內弟張凡，在一九六年逃到蘇聯去了。

中國同莫斯科之間的爭端，使康生能夠同另一名資歷極深的官員發展廣泛的聯繫：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鄧小平。鄧由毛澤東授權處理中國同蘇聯的關係，他是一位極有才能的人。他說話簡明扼要，乾脆利落，能夠用一兩句話概述複雜的問題；儘管身材矮小——只有五英尺高——但是他有充沛的活力和堅強的意志力。可是鄧小平的這種特質並不總是能使他贏得朋友。張國燾承認鄧小平是「一個很聰明和表達力極強的小夥子，他視自己為相當重要的政治人物，」但是又補充道，他有「一種難以相處的性格，是個傲慢的、好爭辯的、事事喜賣弄的人。」

在蘇聯人看來，康生已成為一個惡魔般的人物。提搭連科回憶說，康生用一種奇怪的方式講話，使他的上下排牙齒並在一起，「這給人一種很不愉快的感覺。他的目光極為嚴厲和沉重；他能夠用他的凝視使你凍結。每一個人都害怕他。我們蘇聯這一方將他比作貝利亞。第一眼你就能看出他是個極為邪惡和無情的人。」通常有煙灰散落在康生的小鬍子或上唇上。按照提搭連科的說法，這會使康生看上去像一位慈祥的、心不在焉的教授。但是康生由他厚厚的鏡片增強效果的所有行為舉止，是與這種感覺極為不同的。

在這一時期，康生同鄧小平的工作聯繫相對較多一些。一九六一年九月，兩人前往北朝鮮的首都平壤（據說，是由一位儒學先輩創建的），它位於大同江的兩岸。表面上，鄧小平和康生是出席朝鮮工人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但是他們利用這次訪問，藉以保證這個地理位置具有戰略意義、與中國東部邊境接壤、大量依靠俄國援助的國家不支持蘇聯的剩益。他們獲得了些許成功：北朝鮮的領導者金日成，在兩個敵對的政黨之間小心翼翼維持著平衡關係，時間達十年以上。

在處理各種局部問題上的衝突更增加了這兩個共產黨政權之間根本上的差異。一九五九年，中國捲入了同印度之間的邊境衝突，因為在中國平息了西藏分裂主義者的叛亂之後，印度給達賴喇嘛提供了庇護所。蘇聯政府無視中國注重社會主義兄弟關係的要求，拒絕譴責印度並支持中國。蘇聯同情的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而不是「社會主義的」中國人；中國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印尼的待遇問題同蘇加諾政權吵翻時，蘇聯也站在印尼這一邊。北京的領導人斷定蘇聯為了開拓亞洲疆域，正在與中國進行對抗，他們認為亞洲應該是他們獨佔的勢力範圍。

廬山會議幾個月以後，赫魯曉夫訪問中國，參加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慶祝活動。儘管彼此的懷疑已經侵蝕了毛澤東和客人之間的信任，但是中國人仍給予這位蘇聯領導人恰當的、完全紅地毯式的待遇。然而，在十月五日，當赫魯曉夫還在北京的時候，康生對一群剛從莫斯科回來的學生髮表了一場充滿反蘇言辭的演講。read.99csw.com在他的演講中，康生自誇共產黨勝利以來十年裡中國所取得的成就。由於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的生括狀況甚至要比蘇聯更為簡樸，康生宣稱應該用意識形態方面的完善，而不是用經濟標準或者統計資料來評判中國。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擊潰國民黨時，鄧小平是一支龐大的共產黨軍隊的政治委員。一俟人民共和國建立，許多革命的軍事英雄便被派去搞禮儀性的工作，但是鄧小平的才能為他在新政權的中心贏得了一個位置。毛澤系認為鄧小平有異乎尋常的特質，當一九五八年蘇聯領導人訪問中國的時候，毛澤東把他指給赫魯曉夫看：「你看到那兒那位小個子的男人嗎？他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在他的前面有著廣闊的前程。」

康生和鄧小平兩人都有國內和國際事務的背景，當他們開始一起為反對蘇聯的「修正主義」而工作的，發現了一種自然的共鳴：他們的俄國經歷使兩人產生對蘇聯的強烈厭惡。鄧小平對赫魯曉夫和其他蘇聯領導的懷疑，與康生幾乎對任何俄國事物的敵意互為補充。

中國和蘇聯共產黨之聞的緊張關係可以上溯到二〇年代。許多中國共產黨人把他們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背叛時的脆弱，歸咎於像米哈依爾·鮑羅廷那樣的俄國顧問所想出的第略。鮑羅廷的繼任者帕維爾·米夫又引起了另一場爭論，當時他於一九三一年任命王明擔任黨的首腦，這更增加了反蘇的情緒。長征也是蘇聯方式的支持者和毛澤東派系——後者喜愛一種更為中國式的策略——之間的爭吵。到了四〇年代後期，許多中國共產黨人都懷疑蘇聯在試圖侵蝕中國的獨立性。一些幹部害怕蘇聯對社會事務部的影響力，特別是在中國的東北，會逐漸變得令人難以容忍。按照駐紮在大連的一位中國情報官員的說法：「當蘇聯國內事務部和社會事務部之間看法的差異顯現出來時，前者彬彬有禮地提醒中國人，所有的共產黨人都是兄弟，老大哥是最好的。」中國的幹部們還懷疑，在中國的塔斯社代表正利用他們記者的外衣，來掩蓋調查資深官員的真相併對他們施加影響。

康生同毛澤東的私人關係，使他能用他喜歡的任何方式歪曲報導這一次會議和其他會議的過程。他用摘要向毛澤東報告情況——大體上受到曲解——與其說減輕不如說加劇了同莫斯科的爭論。例如，在華沙公約會議上，赫魯曉夫轉向同僚，指著年老的奧托·庫西寧（Otto Kuusinen）（政治局負責國際事務的委員）評論說，「在這兒我們有一些老傢伙，我們應該對他們說聲再見，就像對一隻舊鞋一樣。」然而，當康生回到中國的時候，他告訴毛澤東赫魯曉夫把毛稱為「一隻皮鞋」，而不是稱呼庫西寧——這種說法增強了主席的期待和恐懼。結果，毛澤東後來以把赫魯曉夫稱作「那個禿頂」為樂。到一九六一年年底，「老禿頂」已經成為中國統治集團內對赫魯曉夫的專門稱呼。

毛澤東認為中國能夠加速經濟進程趕上蘇聯和西方的幼稚信念，使得這個問題更加複雜。蘇聯領導人開始在私下向他們的中國對手解釋，毛澤東的冒險思想和政策會把中國帶向毀滅。對於蘇聯人來說，「大躍進」、公社的建立、對農村鍊鋼的著迷，在反映出一種傲慢和絕望的非現實革命熱情。除此之外，中國對外政策，對美國和它的亞洲前哨基地之一台灣，有一種敵意，似乎使人危險地感到中國全然不顧莫斯科的軍事策劃者。一九五八年，中國人開始炮轟金門和馬祖，兩個就在大陸海岸線上、由國民黨佔領的小島，這使得俄國人為中國大為擔憂。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旬，康生得到另一個任命，這鞏固了他作為正在威脅中國同蘇聯關係的意識形態問題專家的聲譽。他受中國共產黨政治局的委託，監督一篇關鍵性文章的起草工作，這篇以《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為題的文章，刊登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報》上。康生這篇一萬多字的文章，是八個月前出版的一篇篇幅短得多的報告的續作；這兩份文件表達了中國入對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的反應，以及對發生在一九五六年的戲劇性|事件，比如蘇聯鎮壓匈牙利的反共產黨起義的評價。這些問題對中國人來說非常重要，它們涉及中國同蘇聯的關係和毛澤東的地位，此時毛譯東被公然指控為正在建立一種類似斯大林那樣的個人崇拜。

用康生的觀點來看，任何俄國的東西都應受到貶低。蘇聯的政策不是俄國不及中國的唯一標誌，甚至它的藝術和文學也是二流的。在一個關於社會科學的討論會上討論課本的內容時，唐生提出根除「對外國人的迷信」並選出俄國人作他的主要例據。「由我們的工人和農民創作的詩歌，」他宣稱，「勝過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和普希金（Aleksandy Pushkin）十幾倍。」

康生對蘇聯世界觀的完全抵制激怒了俄國人。在他和赫魯曉夫之間隨之發起一場猛烈的交鋒，赫魯曉夫對康生進行個人的攻擊。「你沒有資格同我爭論，」被激怒的赫魯曉夫大聲嚷道，「我是蘇聯共產黨的總書記，而你只是中國共產黨政治局的一名候補委員。」康生立即用他那文理不通的俄語回擊，「你的資歷要比我淺得多。一九三一年我就是政冶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一九三五年我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候補委員。那時候你連中央委員會委員都不是！」

雙方都用「不可避免的戰爭」、「國家革命」的作用以及「列寧的合法性」這樣的意識形態爭論的複雜語言，對這場爭吵加以喬裝打扮，但是事實上，這場衝突是超越國家安全之上的。

當他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的一次軍事科學院和最高軍事學院的幹部會議上，討論毛澤東的作用和「個人崇拜」問題的時候，康生懷抱赤|裸裸的企圖，利用這次同莫斯科的爭端，向毛澤東強調他的忠心。康生暗示任何爭說要採用比較軟弱的方法同蘇聯打交道的人，都是與反對毛澤東的人沆瀣一氣。兩種人，康生說道，抗拒毛澤東思想；一種（康生舉陳獨秀、王明和彭九*九*藏*書德懷作例子）公開反對毛澤東，而另一種則是暗地裡抗拒毛澤東。康生沒有對第二種人指名道姓，但是他專指他們的那些短語——「尊重馬克思」和「不可能超過馬克思」——是針對任何一個支持蘇聯的人。簡言之，在後斯大林時代，誰堅持傳統的蘇聯式馬克思主義觀點，誰就是毛澤東暗藏的敵人。康生的說詞又一次特地對準主席的耳朵，就像康生知道的那樣，主席將會收到他的話的副本。

同鄧小平和彭真一起，康生在接下來的五年內謀划同蘇聯抗爭的要點和方法，蘇聯對中國的敵意使裂痕變得分明。

但是康生并非仅把美国看作中国的危险敌人就已足够。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话题，赋予他的演讲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倾向。“美国的统治集团，”康生评论说，“并不试图隐藏这种事实……即他们的……以和平赢得胜利的策略”，也就是“破坏世界和平力量的联合，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甚至梦想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进行所谓的和平演变。」每一個出席者都知道康生談到的是赫魯曉夫同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對話；與會者亦人人理解他的話是對蘇聯外交政策和莫斯科試圖同華盛頓達成某種諒解的完全抵制。康生避免點明他辯論中所有暗指的東西，但是他所傳的信息是很清楚的：俄國人為了同美國人和平共處，正在出賣中國。

臨近一九五九年年底，中國的領導人開始秘密重新估價同蘇聯的關係。不久以後，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康生身為華沙條約協商會議中國觀察家代表團團長，飛抵莫斯科——這是他首次公開表明自己在中蘇衝突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儘管兩國間的經濟和私人關係在興旺發展，但是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開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對斯大林和他的罪行的否定，釋放出一種新的危險成分，終於使兩國關係從暖轉冷。許多中國領導人把斯大林主義化看成是對在中國創建的集體體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兩者合法性的一種含蓄挑戰。毛澤東和他的同盟者有時不同意斯大林的政策，但是他們從未對他建設現代經濟所使用的方法或者他作為列寧的合法繼承人的地位提出疑問。尤其是，中國領導人認為蘇聯對斯大林的攻擊危害了毛澤東在中國的地位。

一九六〇年二月四日，康生在華沙公約會議上發表了講話，對俄國的外交政策進行了微妙的、幾乎是挖苦的批評，在逐漸惡化的中蘇關係史上成為重要的里程碑。他的演講首次當眾闡述了兩國之間存在的分歧；當時蘇聯的通訊社並未將它刊登出來，中國的對外宣傳雜誌<：IE京周报》，全文刊登了这篇讲话。它所表达的思想已于一月下旬在上海的一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会议上获得通过，但是康生讲话中对苏联动机的彻底怀疑，与他二十多年前到达延安以后宣扬的观点是一致的。

當中國的經濟政策開始失敗的時候，同蘇聯的關係也更為惡化了。一開始，毛澤東心滿意足地注視著「大躍進」那令人興奮的舞台，大躍進使中國在意識形態方面比蘇聯更為進步——這種自誇使「大躍進」的失敗加劇了丟面子的痛苦。當蘇聯發現中國人的敵意在增長的時侯，蘇聯領導人開始害怕這個俄國東面的大國，在過去的世紀里大規模入侵的發源地，會再一次挺身反對他們。

中國人害怕蘇聯人不尊重他們的利益，並傾向於把中國看作是社會主義大家庭里的二等公民。中國人把美國——它在日本、台灣和朝鮮擁有軍事基地——看作是一個充滿敵意的帝國主義國家。相比之下，赫魯曉夫等人相信美國願意接受調解，相信為了蘇聯的利益著想，必須在「和平共處」的名義下緩和同華盛頓的緊張狀態。赫魯曉夫對毛澤東反美的強硬路線姿態缺乏尊重，這使中國人覺得，在蘇聯人的世界觀里，似乎只有美國和蘇聯才真正具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莫斯科會議，表明任何方法都無從跨越使雙方分離的懷疑和怨恨，標志著一個階段的結束。幾個月之內，中國人和俄國人各自公開招募來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擁護者，康生積極地為中國的立場尋找其他共產黨的支持，參加國際會議，接待訪問者，並監督為中國的姿態辯護的意識形態方面爭論的發展。

按照提塔連科的說法，其他中國代表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敢反駁康生講給毛澤東聽的故事，毛澤東只相信康生一個人——鑒於他說俄語的能力、他在莫斯科度過的歲月，以及他洞悉人的本性——明白事情的細微差別和分清界線。除此之外，提搭連科推測康生總是能預見毛澤東想要聽的東西，因此他很少注意同蘇聯領導人的會議上實際發生的事情，總按照自己的隨想彙報事情。毛澤東私下裡聲明康生的中心角色是充當他的觀點的仲介人。在一九六四年一月接受美國新聞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採訪時，毛澤東把康生介紹給斯特朗和其他五位外國人，包括西德尼·李勝堡（Sidney Rittenberg），一位在「北京廣播電台」工作的美國人。「赫魯曉夫說我是個完全說空話的人，」毛澤東說道，「好吧，我要你們見見我的空話部長康生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