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的人民和統治者來說，六〇年代初期是痛苦的年代。大躍進的後果預示了經濟的毀滅，並且使數百萬人民挨餓，中蘇關係的破裂使中國在國際上受到孤立。受到中國可怕形勢的抑制，毛澤東長期過著隱居生活，通常住在杭州的別墅里。在北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和其他主要領導人為恢復經濟秩序而鬥爭，試圖把中國從整體崩潰中解救出來。

職位也有個好處，我是個中央委員，我才是設定標準的人，誰敢批評？有沒有人批評呢？有，但是只敢在背後罵得一塌糊塗，明著確實有點不敢，因為公開講就有反對中央的嫌疑……毛主席總是在政治上撐著，演戲就去看，你們說京劇有封建意識，但不能說毛主席有封建意識吧？用這樣的辦法才撐得起來。

江青看到這篇報告時十分恐慌。她在複印件上寫了許多批語，聲稱她僅僅觀看了在當地報紙上宣傳的「無法忍受」的劇目，並且暗示地方官員想要損害她的名譽。她假裝生氣，建議那些批評她的人應該自我檢查，進行自我批評。相反，康生對這件事處之泰然；他拒絕對宣傳部的指控作出反應，僅僅在他的名字上畫了個圈，表示他已經看過文件。然而，他並沒有忘記這段插曲；那些告發他和江青的杭州官員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都遭到康生的報復。他們被指控為「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是個包羅萬象的罪行，從批評激進的政策到影射毛澤東都有。他們中有二十人遭到逮捕、毆打和監禁。一些人死在監獄里。

一九五九年，北京崑劇院請孟超以《紅梅記》女主角李慧娘的故事為基礎，寫一齣戲。在這齣戲的改編過程中，孟超從康生那裡得到大量支持，他參加了一九六〇年的綵排，並且在對話和演員的服裝方面提供了很多修改建議。康生對最微小的細節亦興緻盎然，乃至女演員耳環的顏色。當這齣戲最終在一九六一年夏天公演時，康生非常高興。他不僅寫了封信祝賀盂超的成功，而且向北京崑劇院下令：「北方崑曲今後照此發展，不要再搞什麼現代戲。」

毛澤東出乎意料對階級鬥爭的強調，正如康生立即認識到的那樣，要求對所有封建主義、資產階級和資本家予以公開駁斥。為了使自己不沾染任何污點，康生立刻著手掩蓋他曾保護意識形態異常的劇目的紀錄，並且開始批評中國的現代劇作家。在一、兩年前被他捧上天的作品，現在被他貶低為只「適合於台灣或赫魯曉夫」。他聲稱：「十五年來，沒有寫出一個好劇本。相反地，倒有《李慧娘》、《謝瑤環》這樣壞透了的反動劇本。」他補充說，原匿很簡單：劇作者的「思想、立場不是為工人濃民和勞動者服務的，不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而是為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為一小撮人服務的。」

江青在六〇年代初期就成為康生的聽戲同伴之一。一九六二年三月召開七千人大會之後，康生和江青一同到杭州療養。他們在這個南方城市待了近兩個月，那裡的溫暖氣候比起北京仲春季節常有的多塵土的刺骨寒風更加宜人。在杭州期間，江青一直用面紗遮住臉，她宣稱自己染上了流行性感冒，但在逐漸康復中，並且幾乎每天晚上都和康生一起去觀看戲曲。他們利用自己的身份，命令地方劇團演出一九四九年以來被查禁的劇目。他們兩次迫使杭州劇團派司機到https://read.99csw.com一百二十英里以外的上海，拉回他們想要觀看的劇目所必需的道具。他們專橫地不顧當地官員排演那些十多年未演出的劇目所遇一到的困難。

在中國，戲曲是一種有千年歷史的娛樂形式，它集歌唱、表演、舞蹈、技巧和器樂於一體，各個省份的社會各階層都喜歡戲曲。每個地區都產生出自己的風格，擁有不同的方言和保留劇目，以迎合當地的趣味和習慣。京刷也許是最精緻的戲曲形式，但是地區的演藝學校缺乏表演經驗，經常以活力和淫猥言辭來加以補償。

劇作家經常撰寫中國文史中燦爛的悲劇傳奇，但是也撰寫一些有關愛情、性和神話的民間故事。在北京，較為現世的主題經常受到限制，但是在其他地方，演員和觀眾都喜歡沉迷於充滿雙關語、令人產生聯想的場景，以及源於方言的淫穢語言和笑語。舞台還牽扯上同性賣淫。在十七世紀，滿洲政權禁止婦女公開表演；因此，全國很多地方被迫執行這個規定，男演員仍然在中國的舞台上扮演女皇、公主、寡婦、娼妓和眾多宮女，一直到二十世紀。在北京，女角都挑選自容貌細緻、有如女性的男人。沒名氣的男演員經常以進入同性戀窯子或為滿洲統治者提供服務來補充收入。這種同性戀的氛圍繼續纏繞著京劇舞台，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後。這就是時佩甫間諜案的背景，時佩甫是個第一流的中國演員，許多年他成功地男扮女裝，以致他的法國外交家情人竟然不知道他是個男人——這段插曲是戲劇《蝴蝶君》的來源。

康生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出席了在沿海城市北戴河召開的高層會議，為即將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作準備，從那時起，他不再以戲曲為消遣了。毛澤東在會上終於發表演講了；但不同於他在年初詳盡地敘述他個人對國家面臨的經濟問題所應負的責任，這次他出乎意料地堅定而又咄咄逼人。他再一次肯定了「階級鬥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工農兵」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是他們與資產階級和舊統治集團的殘餘之間的衝突。儘管按照推測，共產黨的勝利為消除各個階級掃清了道路，因此階級鬥爭隨之消失，但是毛澤東還是宣布階級鬥爭是「綱」。同時他重新強調意識形態問題在總體上的重要性，這顯現了他的堅決和果斷，這是他一生中一個新的活躍階段的預兆。

康生保護遭查禁的戲曲，這似乎給他一種掌握權力的感受，彷彿他漠視上層領導同志們所證實的社會主義倫理。有一歡他談到在延安參加《打漁殺家》的演出，透露出他無視黨的文化政策的傲慢心態：

為了尋找從未在北京演出過的地方劇種，康生遊歷了很多地方。一九六一年農曆新年過後不久，他帶領一些同伴到雲南，然後又到四川，表面上是視察，但是幾乎每個晚上康生和他的同行者都在觀賞雲南和四川的戲曲。

這首詩是以廬山隱約出現的富有戲劇性視覺形象而創作的，白雲繚繞著參差不齊的、儘是洞穴的山峰，群山的茂密樹林掩映著紅色的亭台樓閣。一千多年來，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同朋友們遊覽廬山時寫下了無數的詩歌；康生的詩歌遵循了這種習慣，加強了他和他的兩個夥伴之間的關係。

康生知道得很清楚，他是在向當時的正統派思想挑戰。他承認有些演員九九藏書不願意表演《花田八錯》，他們害怕有關色情和性的爭論。在演出之前，他來刊後台，向演員們建議：「你們放手演好了。過去怎麼演，現在就怎麼演，要演全本的。將來有什麼問題，有人找你們的麻煩，你們告訴他，是康生讓演的。」由於康生的支持，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冬天，北京上演了許多色情戲曲。

對康生來說，這些年過得幾乎是田園般的生活。他對俄國人的仇恨給予他極好的機會來炫耀他的民族主義和精通蘇聯方面的知識，從而重新使自己處於顯赫的地位。然而中蘇爭端是必須的，不然就會奪去康生的快樂時光。康生在大躍進前夕聲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任何學生一樣進行很多「酗力勞動」，但與學生不同，他們沒有任何假期。不過，在六年代初期，康生享受著休閑、旅行和娛樂活動。他遊覽中國的名勝古迹，搜集古玩。但是撮吸引他的一項活動是觀看傳統戲曲，並且將他的觀念強加于國家的舞台上。

對康生來說，毛澤東在北戴河的表現預示了政治領域將出現巨大的轉變。毛澤東不但恢復活力，並希望談論比蘇聯問題更多的東西，康生明了主席已經回到了那種偏愛理論家勝於專家治國論者的政治中。意識形態問題重又時髦起來。

儘管康生讚揚《李慧娘》中的傳統人物，但是這個故事同康生那充斥著間諜和叛徒的極端政治的世界觀恰好一致。故事發生在宋朝，宋從十世紀到十三世紀一直統治著中國，這齣戲顯然是帶有現代意味的背叛者的故事。主人翁李慧娘是個年輕漂亮的女子，在遭謀澩之後僥倖死裡逃生，她與她的情人斐禹（舜卿）一起，把中國從賈似道的陰謀中拯救出來，賈似道是當時朝廷掌握權力的奸臣。康生無疑從李慧娘的故事中看到了與現代中國的附帶關聯。粗略來說，這種平行的關係使觀眾對誰可能是現代的賈似道感興趣。當然，康生是站在李慧娘的一邊，因此賈似道必然是另外一些人：鄧小平、周恩來，甚至劉少奇。

康生也許不再公開擁護傳統戲曲，但是他仍然保留了對油彩味和男女演員團體的愛好。一九六四年，當江青開展京劇的激進化運動時，得到了康生的熱情支持，而且他公開參与新的革命戲劇。康生與戲劇演員或芭蕾舞演員的照片開始出現在新聞媒體上，他消瘦蒼白的臉周圍是塗抹重彩的男女演員，他常常與女演員握手。他的目光越過舞台的腳燈，在演出結束后登上舞台，與男女演員站在一起，但是他肯定知道，他現在極力讚美的革命戲劇，只不過是他指責為意識形態垃圾的古老劇目的次等替代品。

康生對舞台的熱愛源自他在山東的青年時代，山東省擁有資源雄厚、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戲曲。康生最初的十九年是在青島地區度過的。那裡有它自己獨特的戲曲風格，它將樸實的方言對白與緩慢而音調悅耳的歌詞結合在一起。康生經常在大台庄和諸城看戲；當他來到上海以後，他娛樂的機會增加了，上海擁有眾多以當時最著名、最有天才的表演者為特色的戲院。康生被戲曲深深迷住了，他學習演奏一些樂器，包括笛子、胡琴和小鼓——為每場演出提供節奏的一種打擊樂器。遲至一九三八年，他還為江青在延安的演出伴奏。

康生和江青所挑選的作品都是淫穢和色情的，完全與康生從五〇年代中rｅad•9９cｓw•ｃｏｍ期以來一直鼓吹的藝術觀點相一致。他們喜歡的作品是對共產黨政權所提倡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的挑戰，這些作品歌頌了在新中國沒有一席之地的官庭陰謀和男女私通。江青尤其喜歡《虹霓關》，一段發生在七世紀初隋唐時期的愛恨情仇。劇中女英雄東方氏的總兵丈夫被一個名叫王伯當的人暗殺。由於中國大眾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報仇習慣，東方氏披掛上陣，把自己裝扮成武士模樣，好為她丈夫報仇。但是當她發現王伯當是如此英俊的年輕人時，她愛上了他，將仇恨拋在一邊，並且在一段受到江青熱烈讚揚的輕佻舞蹈中，她暴露出自己是個美麗而富有魅力的女子。即使演出很得體，這個背叛的愛情故事破壞了儒家文化的基本教誨，將肉體的歡娛置於對死去丈夫的忠誠之上。這在當時的大環境里甚至更為不恰當，當時頌揚的文學應詼具有工人、農民和戰士的觀點。

康生對舞台的熱愛有助於他強化其他政治和個人的聯繫。六〇年代初期，他重新建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關係之一：與江青之間的友誼。

康生日益專註于對古老戲衄的保護和振興。一九六〇年夏天，他昕到中國京劇院，一個重要的劇團，在準備出國演出時修改了兩個古典劇目（即刪除劇中不恰當之處），就對劇院領導馬少波和馬彥祥進行了連篇累牘的指責。康生宣稱：「這兩個姓馬的真粗野。」並且威脅誰贊成上演現代戲就開除他的黨籍——在那個年代，這是一種嚴厲的制裁，它會限制一個人獲得住房、工作、甚至食物的權利。

康生和朋友決定到雲南省會昆明東南約六十英里處著名的「石林」去遊覽，石林全部由參差不齊的岩石構成。景區到處是一百英尺以上、外觀留下傷痕的峭壁，就像一片受到損壞的石化森林。這一獨特和自然奇觀在三〇年代由雲南軍閥龍雲建議建成旅遊勝地，他親自書寫了「石林」這兩個字，將之刻在石林入口處一塊高而突起的岩石的巨大平面上。康生批評這位將軍的書法玷污了美麗的風景；他命令地方當局除去峭壁上龍雲的字跡，代之以他親自書寫的同樣兩個字。康生重新書寫的兩個字保留在石林的入口處，直到八〇年代中期，那時它又為龍雲的書法所取代。根據中國的標準，這就像是美國總統下令由他自己的石像取代拉什莫爾山（Mount Rushmare）上諸多石像中的一個。

江青和康生在一九四七年撤離延安后數年間很少見面；康生回到他們的家鄉山東，而江青嫁給了毛澤東。他們在五年代也不常見面，為了試圖解決健康問題，江青在蘇聯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她大多待在中國和蘇聯的醫院里，直到一九五九年她恢復健康，能夠參加正常的社交活動為止。

江青和康生在杭州所誇示的非正統的趣味並非無人知曉。幾年以後，一份記錄北京的一次戲劇座談會過程的簡報提到這樣一件事：一九六二年，兩個「中央領導人」在杭州觀看了「舊戲」。黨的宣傳部調查了這件事，發現康生和扛青即是提到的中央領導人，並將報告的複印件連同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一起遞交給康生和江青，讓他們批示。

對共產黨人來說，傳統戲曲中道德的模稜兩可產生了複雜的問題。中國新的統治者知道，他們可以通過讚揚京劇和其他地方劇種來贏得大眾的支持；「人民共和九九藏書國」幾乎不可能壓制這種受到人民熱愛、有中國特色的娛樂形式。木過許多劇目表現出頹廢的思想，與黨的社會主義的價值標準完全不同。因此文化委員們著手改革那些歷史悠久的一流劇目，在禁止淫穢、色情和迷信的同時，讓它們轉而歌頌愛國主義。

旅行也成為保持與毛主席接觸的一種方式。隨著毛澤東於一九五九年七月在廬山同彭德懷發生抗爭以來，毛澤東、康生和陳伯達走訪了廬山周圍許多歷史古迹和風景名勝。他們的目的她包括著名的「仙人洞」；為了紀念當時當刻，康生創作了一首以古老的曲調吟唱的抒情詩：

康生還派了他一個演員朋友到上海去尋找能表演一種稱之為「床上戲」或「隔壁戲」的臭名昭著的滑稽短劇的演員。一九四九年以前，上海的劇院有時上演簡短的喜劇，劇中一位演員會模仿隔壁房間男女做|愛的聲音。康生的朋友在上海找不到精通「床上戲」的表演者，但是康生找到一個與這種類型相同的四川演員，並且在他家裡安排了一場演出——還用錄音機把它錄了下來。

康生還是中國另一種色情形式的愛好者，搜集「春官畫」——描繪數對或三人一組的男女，有時多至十對男女進行各種形式的性活動的畫卷和木刻版畫。康生將這些藝術作品收藏在小石橋衚衕的家裡，在閑暇時審視它們，為了不遺漏每一個細節，他還使用一面放大鏡。

《綠野仙蹤》有大量未加修飾的色情描寫的段落。康生希望在他的私人收藏中補充這些著作，由此可見，他對中國共產黨設法強力加於整個社會之上過於拘謹的價值標準，展開大胆的反抗。

許多被共產黨人禁止的作品，康生都予以保護。一九六年十一月，莫斯科蘇聯革命周年慶祝活動之後，康生回到北京，他併為《花田八錯》這部充斥了淫穢雙關語和猥褻場景的作品背書。康生為他的行為辨護，爭論說這部作品是愛國主義的，而且在戲劇技巧方面有許多優點。他指出，男演員在京劇中繼續扮演女性角色，對含有淫穢意味的作品的禁令已經大大減少了花旦戲——諸如娼妓、不忠的妻子和小妾、淫|盪的寡婦等活潑而又放蕩的女性角色。康生宣稱，這種演出逐漸減少，代表了中國文化遺產的損失，而且他還為上演諸如《花田八錯》這樣的劇目撐腰。

康生煞費苦心拉開他與孟超的距離，這位來自諸城的他的老友，在編寫劇本《李慧娘》的時候，得到他許多幫助和鼓勵。在離開北戴河之前，康生召來盂超的女兒，叫她帶信給她的父親：「不要光寫《李慧娘》，還是寫點別的東西吧。」過了一段時間，康生直接寫信給孟超，「請轉告劇協的其他同志，今後不要再演鬼怪戲了。」

江青喜歡的另一齣戲是《斬黃袍》，講的是北宋王朝創立者趙匡胤後宮中一名嬪妃韓玉梅的故事。通過運用各種陰謀手段，韓玉梅爬上了「梅花富貴妃」的寶座，她利用自己的影響來詆毀鄭子明，一個正直的將軍，危害了國家的穩定。這齣戲也削弱了中國共產黨把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利益https://read.99csw.com之上的觀點。

康生還幫助編寫和導演劇本。他親自參与了《李慧娘》的創作，這是孟超對明朝流行戲曲《紅梅記》的改編本。孟超比康生小四歲，是康生的一位老友；他同康生一起在上海大學就讀，之後，盂超成為工人積極分子，參加定額工作，後來獻身於文學事業，這是許多左翼青年普遍傾向的職業，在抗日戰爭期間，他投有去延安加入共產黨，而是轉移到南方，在國民黨控制區從事記者工作，儘管他從來不同情國民黨。

康生如此熱衷於色情演出，他還強迫著名演員到他家裡為他私人演出，並以此而知名。有一位著名的京劇花旦，在六年代初期的一個春芾里被召到康生的住所。對這個演員來說，這是樁羞辱的事，康生要求他唱一段色情的小曲；這個演員表示反對，但是康生最終說服他，並親自拉京胡為他伴奏。

康生對戲曲的官方趣味突然轉變，預示了盂超和創作《李慧娘》的其他人員將碰到嚴重麻煩。這齣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批為「毒草」，並且成立了一個專案組來調查它。「專案」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那時康生主管社會事務部；此刻用它來反對盂超，反映出康生把安全和警察技術運用到普通的政府和文化活動中去的習慣。孟超不知道調查他的「專案組」領導人實際上就是康生，還試圖出示康生寫給他兩封讚揚這齣戲的信來保轤自己；這兩封信很快消失得無影無蹤。康生下令監禁盂超，直到一九七六年三月去世為止，這位劇作家一直飽受攻擊，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災難。

康生對色情作品的興趣延伸到文學上。在「反右」運動開始后不久，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五七年年中對知識分子發起嚴厲的攻擊，康生來到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提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要求。他要求出版社的編輯人員替他尋找幾本非常色情的小說之未經刪節的早期版本：《金瓶梅》，描寫一個富有的山東浪子，是一本豐富而詳細、引人人勝的明朝小說：《九尾龜》，一本描寫歌女和妓|女的十九世紀小說：《綠野仙蹤》，一個描寫上層腐敗和邪惡的故事。《金瓶梅》里充滿了露骨的性描寫一一它的主人翁西門慶，與他家鄉很多女性發生了性關係——是一部不平常的著作，對許多人物都有同情而令人感動的描寫。相反，《九尾龜》很少有可以彌補的特色。這奉應是用上海的吳語寫成的，描繪了十九世紀末的妓院生活。二十世紀的著名學者胡適把它視為「娼妓世界指南」，棄之如敝履。

一九五六年，當康生結束在醫院的療養之後，他重新沉迷於對戲曲的愛好。那時，共產黨的文化衛士已經剔除了傳統劇目中許多「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的成分。但是康生並沒有像一個守紀律的幹部那樣，接受共產黨的路線；他強有力地為過去淫穢和迷信的劇目辯解。一九五六年，康生在北京對一些演員演講，駁斥了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部門用來責難舊劇目的口號——「脫離政治」、「復古」和「純粹的藝術觀點」——認為它們是文化自由的障礙。他堅持舊的劇目應該演出，還列出了幾個自一九五〇年以來禁演的劇目，包括迷信加色情的鬼怪戲《大五花洞》。

康生沒有浪費時間，立刻背棄中國的淫穢戲曲。他十分喜歡傳統的舞台，但並不打算為此失去高位。只要他繼續興旺發達，康生就能夠觀看整個世界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