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極為小心和狡猾，透過關鋒和「反修哲學寫作小組」，特地安排了一場會談，對「合二而一」的瑣碎問題進行範圍廣泛的爭論。作為總編和詞語大師的康生，桉對了經關鋒繕寫的每一條表述旭儘力掩蓋他本人的參与，他甚至檢查《光明日報》刊登文章的版面編排。康生使這場爭論保持生氣，希望哄騙楊獻珍和他的門徒們認為繼續發表支持他們立場的評論是安全的。

楊獻珍的沉浮在六〇年代初期阻止了康生獲得對這所學校的牢固控制。一九六四年四月，另一個機會出現了，當時黨校的兩名講師艾恆武和林青山，寫了一篇論黑格爾哲學的簡短但極為深奧的論文。這篇文章篇幅雖短，但它的題目卻不短：《「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論題完全和題目所揭示的一樣吸引人：正題一反題—綜合的公式在辯證唯物論中的作用。

林青山和艾恆武的論文在他的同意下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報》上刊登出來。．同時，康生秘密指示他在黨校的代理人，包括曹軼歐，搜集楊獻珍捲入林青山和艾恆武寫作工作的證據。康生自信他能使毛澤東譴責合二而一的理論，他要編輯一本材料，在時機成熟時，揭露楊獻珍擴散這種異端思想。

楊獻珍絕非這場康生策劃的理論爭論的唯一受害者。最早那篇文章的作者之一林青山，被開除出黨，流放封中國東北的吉林，被指派擔任蔬菜銷售員的工作。他倖存了下來；八年代初期，他發表了許多揭露康生及其罪行的文章。林青山合二而一論文的合作者艾恆武，被流放到他的家鄉遼寧省，被迫在一個公社裡工作。黨校的副校長韓樹英，因為他曾經同楊獻珍一起工作，而被指控為支持「反黨集團」。韓樹英經歷了一連串的政治風波，最終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逮捕。另一個受害者是孫定國，一個山東士兵出身的理論家，在五〇年代未曾是康生的門徒，為他起草演講稿，在他的住處吃飯，一連幾小時同他一起討論哲學問題。一九六四年，在康生的指示下，孫定國面臨把楊獻珍認作合二而一理論的設計師的嚴重壓力，與其毀掉他的同事，孫定國寧願跳進黨校大院西面的人工湖裡自殺。

接下來，康生謀求理論事務方面的主要刊物《紅旗》雜誌的支持。八月上旬，他向雜誌的主編陳伯達簡要介紹了他的計劃。陳伯達不但同毛澤東關係親密，他還會奉承巴結，如今已經上升到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最高層。任何可能被看作批評主席的東西，對陳伯達來說都是討厭的，因此他很樂意接受康生的建議。陳伯達指示他的編輯委員會草擬一篇指出合二而～是間接呼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聯合的文章，它危及最重要的階級鬥爭原則。康生通常注意細節，他為這篇《紅旗》雜誌的文章挑選署名，拒絕了「雜誌評論員」這個名稱，因為《紅旗》雜誌才第一次進入這場戰鬥，這顯得過於莊重。另一方面，康生相信，「本刊報導員」會使這篇文章看上去不過是一位資歷較淺的工作人員的個人觀點。他最終確定「本刊報導員」的署名。文章本身的題目是《哲學戰線上的新戰》。

康生對《人民日報》準備的這篇文章極感興趣。他於七月十五和十六日在釣魚台國賓館八號樓他的辦公室里召開會議，同他的寫作小組成員逐字逐句地仔細潤色這份手稿，並且為了使批判楊獻珍的詞句更為鋒利，還重寫個別的段落。他特別仔細地考慮文章上標出作者姓名的這一行。在同助手們商量以後，他最後決定這篇論文將以兩名與這場爭論毫無關係的黨校幹部的名義刊登出來。

由於敏銳地意識到黨校的重要性，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同彭德懷元帥發生衝突之後，康生大肆批評黨校校長楊獻珍。揚獻珍在二〇年代曾去莫斯科學習，後來留在蘇聯外國語學院教了將近二十年中文。與許多中國共產黨人不一樣，楊獻珍是位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者。一九五六年成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後來他成為批評毛澤東身邊的理論家的主要人士之一，把「大躍進」嘲笑為「百分之九十九的浪漫主義加上百分九九藏書之一的現實主義，」並將毛澤東的經濟政策奚落為「乞丐式』的共產主義。」康生盯住楊獻珍對「大躍進」和毛澤東其他出於空想的政策的蔑視，將楊獻珍打成一個沒有絲毫革命激|情的「右派分子」。結果，楊獻珍被降為黨校內一所研究所的所長，原來的位置被他的對手之一艾思奇所取代，艾思奇先前曾是陝北公學——一所在延安由康生的社會事務部管理的培訓學校——的教員之一。

康生立刻感到，毛澤東身邊那些激進的理論家將不可避免地同一九五九年以來一直管理中國的重實效人士發生衝突。他打算利用那些把階級性強加在中國身上所引發的爭論和混亂，進一步謀求自己的利益。不管是康生還是毛澤東，當時都沒有預見到他們重塑中國社會的企圖，會導致文化大革命的一片混亂，但是即使他們預見到，康生肯定也會奮勇向前。

合二而一的爭論鞏固了康生對黨校的控制。從那時候起他越來越隨便地利用黨校的官員和學生充當他的個人密使和代理人。在曹軼歐的幫助下，他從黨校內招募研究助手和為他起草演說稿的作者。黨校成為另外一個寫作小組「唐曉文」的基地——選擇它是為了聽起來像真人的名字。在康生的指示下，「唐曉文」的作者群寫著玩世不恭的宣傳文章，煽動起規模較小的爭論，使康生能夠用之來追求更大的權力。

爭論變得越來越激烈，促使各主要報紙的版面紛紛響應。康生指示《光明日報》、《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的編輯記錄下每一個寫文章支持「合二而一」論點的作者。康生不但為楊獻珍準備了一個陷阱——就像把一條蛇誘出它的洞穴一樣——而且他還識別出一大批下層幹部和知識分子，他能夠揭示，這些人被引誘參与了一個由黨校內部的「修正主義者」領導的範圍廣泛的陰謀。

李建彤同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結婚。即使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家庭關係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極為重要的，劉景范被任命為地質部副部長，一個還算重要的職位，這要感謝他兄弟死後的聲望。李建彤於一九五六年開始寫作這部長篇小說；等她的調查工作結束時，她已經採訪了許多曾經同她著名的大伯一起戰鬥的老戰士。她的一位關鍵性顧問，肯定也是對她的調查感興趣的最資深幹部，是副總理習仲勛，他在三〇年代曾是劉志丹的主要助手。習仲勛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沒有被提到，但是在創建共產黨陝西根據地的過程中，他的作用在幾位小說人物的口中栩栩如生。

在康生的指導下，專案組還殘害工人出版社的官員們。原先的社長高麗生被拷打至死。其他職員們也都受到嚴重拷打，有時候還遭到電刑的折磨。這本書的編輯何家棟，被送往遙遠的農村，在那兒，他和他的六口之家不得不靠一個月三十元的收入維持生活。結果何家棟的奏子和兩個孩子都死了。那些同李建彤有偶然的間接關係的普通人，也被康生一網打盡。副總理習仲勛曾在那裡吃過幾次飯的餐館經理，也遭到逮捕並被指控為習仲勛的「地下交通員」。他的拘押導致當時首都的兩家主要餐館「北京烤鴨店」和「湖南飯店」的經理們也以陰謀罪遭到逮捕。康生罪惡的討伐達到了頂峰，當時李建彤在訪談過程中曾挽扶過街的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婦，也被迫害至死。隨著康生繼續他的清洗，來自中國西北省份為數眾多的幹部被調到北京「學習」——一種對集中洗腦活動的委婉稱呼——並被當作「反黨集團」的成員受到批判。《劉志丹》事件的受害者據統計在接下來的四年裡達到幾千人。

康生的變色龍本質使某些外國觀察家把他描繪成一個「模稜兩可」的人物，在每個陣營里都插|進一隻腳。但是這幅康生的畫像還遠遠談不上逼真：他會為自己的目的興高采烈地犧牲掉任何人——甚至毛澤東。然而，數十年來身居黨的最高層，康生清楚地知道，當中國被那種由毛澤東強加給周圍九*九*藏*書所有人的幻想所控制的時候，這是他成功的最好機會。

由於論文的草稿是提交給《光明日報》——一份特別注意哲學和文化事務的報紙——艾恆武和林青山做了一件對康生有利的事情。《光明日報》的編輯部並不具有作政治決定的權力，因此，它照例把敏感的文章提交上去，以取得更高層的認可。一份複本送交「理論小組」組長康生，另一份送交「反修哲學寫作小組」組長關鋒。

由於不清楚毛澤東會把新的意識形態運動推進到何種程度，康生做好了防備任何突發事件的安全措施，培養同劉少奇和鄧小平那樣正統領導人的友好關係——雖然他私底下秘密煽動可能把他們趕下台的運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於一九六六年爆發，康生的許多同志才看出他對激進目標的支持，或者他指責任何人的能力，包括把他們當作「階級敵人」。

《人民日報》在《就「合二而一」的問題和楊獻珍同志商榷》的標題下令七月十七日刊登了康生的文章。一旦黨校的全體教師清楚地知道楊獻珍被公開點名，這場爭論就不再是純學術性了，而變成了一場兩個人之間的衝突。除此之外，這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清晰地暗示黨的領導人已經拒絕再聽楊獻珍的解釋。文章由楊獻珍自己組織里的兩名幹部寫作這件事，這一步加強了它的有效性，暗示了黨校在這個問題上產生了分裂，因為楊獻珍遭到了自己下屬的反對。

允許這場爭論在《光明日報》的版面上保持一定溫度達一個月之後，康生撕下了學術討論的偽裝，直衝楊獻珍而來。一九六四年七月上旬，他指示《人民日報》（作為黨的官方報紙，它比《光明日報》更具權威性）準備一篇批判楊獻珍的文章，因為他助長了那種舍二而一的修正主義學說。康生告訴《人民日報》，楊獻珍的思想混淆了階級鬥爭學說，井同主席自一九六二年九月以來所提出的每一種想法相抵觸。

康生在合二而一的爭論上的勝利，標志著他的另一個階段的開始，他正在搜尋開啟通向黑暗的大門鑰匙，使他得以在一片混亂之中被推上黨的最高層。大約一年以後，康生確實找到了他一直在尋找的東西：一出表面上無害的歷史劇，經由他的利用，他的黨和人民將會付出可怕的代價。

還有其他許多人蒙受苦難。到一九六四年年底，有一百五十四個幹部和學生遭受批判。七個人被開除黨籍或者遭受嚴厲的「行政處罰」，比如強迫勞動或監禁。五十五個人遭到嚴厲的「批判」——在群眾大會上遭到訓斥和毆打。五十個人受到小組「幫助」——接受委員會，而非群眾大會的激烈指責。另外五十九人的個人檔案里被寫上有害的評論，這是一種能夠毀滅一個人前途的制裁。

康生在一九六二年八月開始行動，甚至在夏天退往北戴河之前就已達到了某種結果。當其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邊工作邊享受在避暑勝地游泳的歡悅、曬太陽的樂趣以及吃新鮮魚蟹的口福的時候，康生抓住了主動權。康生一聽到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的演說，他就行使他做為「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的權威，寫信給負責共產黨高層領導人的安全和調在反對主席的陰謀的相應部門中央辦公廳。「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寫作問題，」康生告訴中央辦公廳，「看來是個帶有政治傾向性的問題。」

在毛澤東在北戴河演講的那些日子里，康生開始插手文化事務。他對文學藝術界的第一個侵犯行動，是詆毀一部尚未出版的長篇小說《劉志丹》，一部關於一個早期共產黨革命家的傳記小說。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大多數中國的文學批評都是用意識形態的標準來評判作家：讚揚資本家的書是壞書，讚揚工人和農民的書就是好書。根據這種獨一無二的標準，《劉志丹》是一本極好的作品；但是康生將情治的專業知識同文學批評的業餘愛好結合起來，指控《劉志丹》是心懷不滿的幹部的一件陰謀產品，這些幹部密謀利用這部長篇小說來破壞毛澤東的威望。

康生一讀到這篇草稿，就議定它能夠把他的對手楊獻珍誘進陷阱。同關鋒一九_九_藏_書起，康生制訂了一個致命但是可以否認的計劃，把楊獻珍捲入一場關於對立統一的爭論中。康生並沒有拒絕林青山和艾恆武的文章，而是暗示《光明日報》的編輯說，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專家應該對這個題目進行爭論。

康生同妻子和小姨子一起，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一個溫暖的日子里，從一節高級車廂走上北戴河火車站的月台。他完全沒有意識到，毛主席即將恢復「階級鬥爭」這個概念來作為所有政策爭論的檢驗標準。但是康生具有一種猜測主席意圖的敏銳直覺，以致毛澤東一宣布階級鬥爭依然是「綱」，康生就開始制訂他的計劃。認識到中國又瀕於內亂的邊緣，他開始為黨的高層內衝突重新做準備。

身為專案組組長，康生的第一步是面對作者李建彤，沒收了她採訪那些曾同劉志丹一起戰鬥的人的筆記。康生和他的調查者們向李建彤的筆記上提到的每一個人展開提問——資深幹部和單純的家屬都一樣——羅織罪狀，不管他們如何清白無辜，都受到連珠炮似的嚴厲指控。康生的最高層受害者習仲勛，從他的職位上被凋離，受到漫長的調查，並被關押達八年之久。地質部副部長劉景范則被撤職。其他在西北共產黨機構里一度很重要的領導人，都是康生下一步的目標。賈拓夫，經濟委員會一位部長級的官員，遭到免職處分，被送往農村，最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害至死。白堅，第一機械工業部的副部長，被紅衛兵在他自己的部門裡鬥爭至死，因為據說他為這部長篇小說提供「炮彈」。

《劉志丹》不過是種宣傳，它試圖歌頌一位黨的早期領導人的革命精神和勇氣。它頌揚了一個人的閃耀行動，此人曾經幫助共產黨擊敗兇惡的軍閥和統治中國達四十年之久的腐敗國民黨官員。但是這部長篇小說的作者李建彤和那些鼓勵她的人都曾經同劉志丹本人接近過。這張個人關係網就是康生所需要的「證據」，給他指控陰謀的說法增添了真實的聲音。

康生在一星期以後進行了下一個動作，當時一篇冠以《「合二而一」不是辯證法》的反駁文章出現在同一份報紙上。六月五日晚上，康生出席了人民大會黨——位於天安門西側的巨大型建築物，是「大躍進」少數幾個持久的成就之一——觀賞幾齣新的革命戲曲的專場演出。他坐在江青的旁邊，中場時間，他們和觀眾席上其他的高級官員去一間幽僻的休息室休息，他把兩篇文章的複本遞給她；康生暗示它們的重要性，請她轉交給毛主席。就像康生所預期的那樣，毛澤東三天以後不加評論地把這兩篇文章還給了他，實際上是允許康生宣稱毛澤東贊成他的立場。康生繼續行動，並公然引用主席所說的話，合二而一是「階級調和」的可怕幽靈。

圍繞《劉志丹》的論戰對於康生來說代表著一種勝利，它有助於使平民百姓更易於接受難以置信的過分指控，並激起政治的懷疑主義。即使《劉志丹》事件打倒了一名副總理、幾名部長和副部長，然而北京權力的均衡卻沒有受到影響——雖然康生的影響力增加，但他的地位並沒有顯著的提升。

黨校有一支相當大的教員和講師隊伍，他們破視為所有意識形態和哲學問題的專家。康生本人在延安曾經一度管理過黨校，它在延安是第一個建立起來的學校。後來它搬遷到北京西郊香山腳下一片四周帶圍牆的綜合建築里。在一排排的白楊和柳樹襯托下更顯美麗的校園，提供了遠離城市喧囂和精神錯亂的綠洲，使全體教員們能夠把知識灌輸給學生，並沉思默想共產黨所面臨的哲學問題。多年來，康生在那兒曾經有過好幾個代理人，包括曹軼歐，她曾擔任短期課程的指導和監督這所學校的黨委成員。然而，在康生能夠把黨校完全控制在他手心之前，它一直威脅著他自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晟高權威的名譽。

即使降了級，楊獻珍還是要比廬山會議的其他受窨者更為輕鬆愉快，他在一九六二年又重新回到黨校校長的位置上。即使他在一九六三年又被撇在一邊，但是他還能以黨校副校長的名義處理事務，就在那兒他同那些極左主義read.99csw.com者以馬克思主義名義推行的荒謬政策進行對抗。

十月份回到北京以後，康生促成中央委員會成立一個專案組來調查小說《劉志丹》背後的「陰謀」。康生本人被任命為這個組的組長並控制著整個調查的進程。僅僅成立專案組，結果就已呼之欲出：給這種情況貼上「專案」的標記，已經預定了那些主要「可疑分子」的「罪行」。

康生的調查組在一九六六年被遣散，但是在同一年稍晚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康生把幾支紅衛兵隊伍合併成著名的「六二專案兵團」，它在北京、上海、西安、蘭州、瀋陽、長春、長沙和延安都有組織——均為高崗曾出沒過的主要地區。原先專案組搜集的檔案材料，康生都轉給了「六二專案兵團」，並下令逮捕榜上有名的每一個人。實際上，任何同李建彤發生過聯繫的人，不管如何平凡，都遭到追捕和迫害。

楊獻珍的境況變得毫無希望。此刻黨的主要理論刊物都已開始反對他，每一個人都明白領導人是聯合起來對付他。只有少數幹部依然拒絕承認楊獻珍是故意向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令發出挑戰。身為對主席大逆不道的犯罪者，楊獻珍必須受到懲罰；他從黨校被轉移到中國科學院哲學部一個不甚重要的工作崗位上，那是他衰落的開始。在文化大革命時，他遭到紅衛兵的毒打，並有一年時間被拉到各種大會上遭受鬥爭批判。最後，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康生下令將他關在黨校院子里的第五十二號樓內。四個月以後，康生將楊獻珍移往一所監獄，在那兒他受到單獨監禁，即使那時候他已達七十一歲高齡。楊獻珍在監獄里度過了八年時光；後來，不是精神而是肉體垮了下來，他被送往陝西的農村從事勞動。他最後在一九七八年恢復了正常的生活——那是在康生去世兩年多以後。

康生繼續推進反對楊獻珍的運動，於八月二十四日在黨校的大禮黨里召開了一系列群眾大會中的第一個會議。合二而一的理論連同楊獻珍和每一個康生聲稱與其有聯繫的人．都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康生的代理人控制著這些會議，它們很快惡化成口頭辱罵和威脅，經常持續到半夜以後。這些使人精疲力盡的對抗終究告一段落，與會人士同聲指責楊獻珍是擁護合二而一的文章背後的策劃者。到八月下旬，黨校的大部分資深官員不是被康生同化，就是受到極力威脅以致不敢反對他的計劃，剩下的無助者就被指控為楊獻珍小集團的成員。雖然加在他們和他們家庭身上的壓力是巨大的，康生的獵物——與其說是圓滑的政治家，不如說是理想主義的學者——他們堅持自己的立場並承受著災難的結果。

像「反修哲學寫作小組」這樣的文學組織，從六〇年代初期就已經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醒目亮相。寫作小組充當辯論者、演說家、宣傳家和文學姦細的角色，並且，在這種制度下，宣傳機構在澆鑄公眾思想方面扮演關鍵的角色，寫作小組因而成為一種主要武器，這也是他們蛀初的打算。但是在康生的手裡，這些小組還成為誘騙和打倒對手的工具。

康生開始利用他的宣傳作家組成特遣支隊，在一九六四年的夏天，把一種難解的深奧哲學的辯論轉變成對某個意識形態敵人的進攻。他就像一個操縱木偶者，諧調這些事件，他細緻規劃的陰謀，毀壞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發源地黨校的幾位正統理論家的聲望和影響。

這部長篇小說的主人翁劉志丹，是個真實的人物，二〇年代末一個秘密幫會的領導人。由於抵抗暴虐的地主和小軍閥，劉志丹轉向了共產主義，並成為陝北一位傑出的黨的領導人。ｈｔtｐｓ://ｒead•９9ｃｓｗ•ｃｏm他將他的隊伍擴展成一支相當大的衣民軍隊，同兩位精悍的共產黨組織者，華北著名的領導人高崗和他的副手習仲勛密切合作。劉志丹死於一九三八年抗擊日本人的戰鬥中，但在世之時一直沒有引起毛澤東的妒忌。

毛澤東對那些以共產主義事業的名義在陝西最早建立解放區的人，向來有所看法。對於毛澤東來說，中國西北部其他共產黨領導人的成功，仍然是範圍廣大的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劉志丹、高崗和其他取得軍事勝利的人使南方的毛澤東感到困惑，他們曾經為長征的倖存者創造了一個避難所。毛澤東的不滿為他同高崗的衝突以及高崗的失勢和一九五四年的自殺埋下了伏筆。

康生很快就抓住習仲勛同這部長篇小說的關係，表示這是個危險的陰謀，把習仲勛稱作「一個反黨大陰謀家」，是這部長篇小說背後的「挂帥人物」。習仲勛「勾結」李建彤和她的丈夫副部長劉景范，「合夥炮製反黨小說《劉志丹》，目的是為高崗翻案」——康生如此聲稱。為了指控習仲勛以影射文學來達到翻案昀目的，康生把這位副總理的作為戲劇化：「利用小說進行反黨。」康生把他概括的評語寫在紙條上遞給毛澤東，毛澤東讀了以後直接回給康生，無疑允許他宣布主席贊同他的判斷。

康生是在北戴河會議召開前六個月首次聽說《劉志丹》這部書的，當時文學機構的一位關係人士告訴他，工人出版社準備印行關於這位革命英雄的長篇小說。甚至在他讀到這本書之前，康生就認定此書可以被視為有意推翻一九五四年對高崗的定論。康生馬上下令出版社，將這本書的第五稿印六百本，第三稿印三百本，這樣官員們就能從兩種修改稿之間的差異找到政治上的含義。儘管康生看到了這部長篇小說作為一件政治武器的潛在意義，但是在毛澤東擺脫消極狀態之前，他什麼也幹不了。在這段時間里，康生靜候著時機。

艾恆武和林青山提出的論題是，「一分為二」的過程在共產黨勝利時達到頂點，之後，在一個國家綜合的時期，合二為一的過程將會引入。他們的論點可以被看作是對毛澤東認為階級鬥爭依然是中國政治的主要問題的反動，它只是一種遙遠的吶喊，不是那種曾經引起像彭德懷元帥和外交部副部長洛甫那樣的人麻煩的直接批評。確實，這樣抽象的文章可能沒有任何反響就消失了。然而，康生明白要處理這篇晦澀的文章，並將它打成邪說，只需要毛澤東的某種表示。

因揭露《劉志丹》背後的「文學陰謀」而感到得意，康生開始設法消滅許多行政體系的官員和經濟學家。隨著中國翻俄國之間的問題繼續惡化，幾乎沒有比指控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幹部為「修正主義者」——一個對蘇聯表示同情的隱語——更為嚴厲的了。康生在內部權力鬥爭中清楚地意識到如何有效地指控修正主義，他在一九六三年招集了許多作家和理論家，建立了「反修哲學寫作小組」。這個小組在康生的監督下寫作文章，但是它的負責人是關鋒，他是一名宣傳工作者，曾是康生四〇年代末在山東的堅定支持者之一，並於五〇年代成為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和「哲學家」。關鋒身為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資深幹部，多產地製造出使人昏昏欲睡的文章，文章的題目有：《否定之否定規律》、《關於普遍關係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辯證論》和《用哲學史的方法論反對修正主義》。他的文章是抽象難解和冗長乏味的，但是康生對關鋒的支持使他在北京的知識分子圈成為一個狂妄自大的惡霸。

這次事件的受害人數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像雨後春筍般迅速增長，以前曾遭到政治懷疑的人們時常成為紅衛兵的第一批目標。比如，意識形態方面的爭論，後來變成了一個生與死的問題。一個名叫陳波的普通士兵，是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好學生，陳波曾連續五年成為人民解放軍的標兵。但是在一九六四年，他寫了一篇支持「合二而一」這個概念的論文——一個導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逮捕和處決的意識形態罪行，甚至連死都沒能結束陳波的問題：他的屍體被紅衛兵砍成一段一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