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過去了，康生開始捲入。康生沒有像江青那樣，譴責《海瑞罷官》是對毛澤東文學理論的挑戰，而是從主席的猜疑人手，散布這個戲劇企圖為彭德懷鳴冤的觀點。康生基本上是重複了他在小說《劉志丹》事件中的手法，把這部作品描繪成一種針對毛澤東的陰謀工具。

雖然充斥著政治的爭論，但是姚文元的文章並沒有譴責吳晗陰謀恢復彭德忭的名譽或涉及任何其他的陰謀。事實上，姚文元並沒有超越那種意識形態的批評。大約一年前，他就以這種方式瞄準許多其他的作家。姚文元的批評引起如此爭議，不是因為他有價值的觀點，而是因為他對吳晗個人作品的責難，吳晗不僅是位受人尊敬的學者和劇作家，而且是位著名的官員。吳晗長期以來受到北京黨的首腦彭真的保護，因此姚文元對吳晗的攻擊是對彭真形象的潛在破壞。

正統的領導人透過《人民日報》和《北京日報》來作出反應，試圖阻止對吳晗和他的戲劇的攻擊。對彭真和他的同事來說，姚文元對他們副市長的批評等於是一種人身攻擊。吳啥在一九六五年十二胃二十七日和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發表了溫和的自我批評的文章，在後一篇文章中他承認犯了一些錯誤。吳晗的姿態是以積極的妥協做出象徵性的撤退，把事情留給其他人來爭論。於是，彭真把爭端提交給他的政治局同仁，在他們的贊同下，他又把爭議提交給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通常稱為「五人小組」。由它來調查那些指控，並且向毛澤東彙報。

二月十一日，從武漢與毛澤東會面返回北京之後，彭真把彙報提綱和另外一頁評論一起散發給五人小組的成員，在黨內更大範圍傳閱之前尋求他們的贊同。當文件到達之時，康生正在他的釣魚台居所看一部電影，因此他指示秘書去處理，並且代表他作了一個簡潔的標記。康生只是在封面按語上畫了個圈，表示他已經閱讀，然後把文件退給彭真。

正當康生從吳晗的爭論中獲益的機會似乎正在消失時，毛澤東出面干預了。康生從上海回來一個月之後的三月二十八日，康生、江青、張春橋和其他幾個人聚集在武漢與主席會面。康生和他的激進派同志們有兩天時間和毛澤東在一起，毛澤東最後談到了彭真對有關《海瑞罷官》爭論的處理。

彭真繼續相信，他已經控制著形勢。他命令兩位宣傳機構的作家許立群和姚溱去準備一份五人小組的討論綱要；它在二月四日列印出來，散發給前一天會議的主要與會者。康生又一次沒有提出任何反對意見，甚至在彙報綱要上連最簡單的評論也沒有。第二天，彭真把綱要提交給政治局。劉少奇代替毛澤東主持會議（那年冬天毛澤東在南方），他問彭真，在吳晗和彭德懷之間是否存在任何證據說明他們有「組織上」的聯繫；在劉少奇的問踵後面是一種關注：這個戲劇可能是為了抗議清洗彭德懷而寫成的，因為那時在北京的政治菁英圈就是這麼謠傳的。彭真向劉少奇保證，沒有任何這樣的證據。康生仍然保持沉默。

接受這次使命時他只有三十四歲，這位圓臉的胖子姚文元同樣是上海這個腐化世界的產物，這個世界在二〇年代末三〇年代初協助造就了康生和他的許多同夥。姚文元的父親是姚蓬子，一位頗為成功的上海作家，一九二七年加入共產黨，四年之後被康生的秘密機構的同仁之一潘漢年招募為特務。姚蓮子在康生的組織中任「通訊官」，把消息秘密地傳遞給華北的共產黨網路。但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國民黨調查科在港口城市天津將他逮捕，姚蓬子放棄共產主義信仰，成為在國民黨安全頭目徐恩曾管轄下的文學圈內有影響的國民黨特務。儘管其父親有變化無常的歷史，但是在五〇年代初共產黨還是允許姚文元加入，而且他逐漸使自己成為一個次要的卻又在思想上十分可靠的記者。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把他的結論提交給五人小組，建議把這個戲劇的討論留給學者和歷史學家——以一種確定的方式使爭論轉變為一種無害的學術討論。會議期間康生一言不發，但是他的沉默並沒有使彭真警覺；他沒有任何理由懷疑，康生與姚文元的文章有聯繫。

以此為背景，一場公開的爭論到一九六五年末達到了頂點，當時國防部長林彪唆使逮捕他的競爭對手read.99csw.com，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將軍。康生是第二年捲入羅瑞卿事件的，那時他協助配合，指控羅瑞卿是個「內奸」，與外國保持非法關係。在林彪把目標對準他之前，羅瑞卿將軍似乎是天下無敵的。雖然他是位長征老戰士、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和前公安部長，但是羅瑞卿還是把了錯誤，偏離了毛澤東的軍事理論，他號召建立一支以現代武器裝備、以先進戰術訓練的職業軍隊——他忽視了主席對游擊戰的崇拜和對意識形態的熱愛。羅瑞卿成為抵制毛澤東軍事思想以及林彪控制的人民解放軍的一個象徵。林彪和他的妻子葉群——一個具有無限野心、喜愛搞陰謀的女人——哄騙一些部隊和空軍的軍官，指責羅瑞卿陰謀奪取軍隊的權力。羅瑞卿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被捕，並且受到好幾年的迫害。

然而三年之後，康生髮動了一場稱得上是伊阿古式的運動，抓住了毛澤東的恐懼和猜疑。他向毛澤東暗示，這個戲所暴露的陰謀是題目中「罷官」兩個字。康生巧妙地說明，這兩個宇在勇敢的海瑞和桀驁不馴的彭德懷之間建立了虛假的平行關係，因為他們兩人都被罷了官。

彭真被撤消了所有職務，五人小組的其他三個成員也遭此下場，分別是宣傳部長陸定一、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和《人民日報》主編吳冷西。六月三日宣布他們被撤消職務，正巧這一天康生會見了胡志明。政治局成立了以文化革命小組而知名的機構取代五人小組，文革小組立刻獲得了極高的地位和幾乎所有的政治特權。它直接向政治局常委彙報，那時政治局常委由毛主席、國防部長林彪和總理周恩來控制。

五人小組中四個成員蒙受恥辱。只有一人連同他的聲譽和權威完整無損地倖存下來。對中國來說這是不幸的，這個人是康生。

吳晗寫了一篇《論海瑞》的文章回應胡喬木，於一九五九年末發表——就在廬山的中央委員會會議的艱苦鬥爭和清洗彭德懷元帥之後。不過，他的文章受到普遍歡迎；沒有人指責他別有用心或是為毛澤東下台的批評者辯護。於是吳晗開始把海瑞的故事改編成戲劇。他原把初稿簡單地稱為《海瑞》，但是一位朋友，雲南植物研究所所長蔡希陶指出，幾個世紀以來許多文學作品都以這個題目出現，建議把題目擴充為《海瑞罷官》。從第四稿起，這個戲劇就以這個最終導致災難的新名稱而知名。

這些擔心證明是正確的。柯慶施的繼任者陳丕顯是個與控制北京的官員有密切關係的保守派幹部。然而，張春橋保留著市委宣傳部長的職務。這給與姚文元繼續其工作必要的掩護，他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最終發表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的《文匯報》上，這是上海的一份日報。

江青和康生一樣，對上海有著強烈的情感。她對自己當年年輕演員的生涯有許多美好的記憶，一九六二年以後她在上海度過了許多時光。在錦江飯店這座戰前的豪華的綜合建築中到處是磨光的木質鑲板和黃銅配件，江青在她的一組套房中培育起與柯慶施和一些地方宣傳工作者的親密關係。一九六三年向孟超昀鬼怪和賣國戲《李慧娘》發起攻勢的時候，柯慶施與康生和江青一起工作，而且上海的文化官僚總是倡導江青的革命戲劇。

正如適應毛澤東新的國內安排一樣，康圭繼續加強毛澤東猜疑吳晗寫作《海瑞罷官》的動機。他還秘密地與江青和其他幾個幹部一起策劃對這齣戲劇的攻擊。康生和江青認為，北京宣傳部會制止在北京發表任何批評這齣戲劇的文章，於是他們選擇從上海發起攻擊。儘管共產黨政權具有鐵板一塊的形象，但是中國兩個最大城市的政治和文化氛圍極其不同。北京在許多方面仍然是中世紀的帝國首都，擁有精美文化的誘人空氣。而上海的政治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一直由工人領導者控read.99csw.com制著，其中許多人是從暴徒起家的。這個城市是激進思想的溫床，這是多年來從反對外國人、資本家和國民黨的鬥爭中形成的。康生和其他共產黨人早年都曾在上海的骯髒作坊和工廠中擔任鼓動者，他們愛好強硬路線的意識形態的言辭，這使他們與更為實際的戰士和管理北京的官僚有所區別。

當康生繼續在隱蔽處活動的時候，毛澤東繼續革命的夢想和中國嚴峻的經濟現實之間的落差日益明顯。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試圖使國家沿著航道穩健前進，但是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宣稱他在政治上要捲土重來之後，群眾運動開始讚美集體社會中非常熟悉的無私共產主義英雄的理想。無數的城市幹部、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和學生被送往農村接受「社會主義教育」——也就是竭力仿效農民的簡單生活。當時宣傳的精神根源在延安。二十年前毛澤東寫的一些文章表現了共產主義道德的樣板。一些延安的照片顯示了毛澤東和其他高級官員在他們的窯洞外挖掘小塊的蔬菜地，這使群眾回想起主席曾經與他們一起勞動。

政治局會議持續了十二天，最後在五月十六日休會。由於康生的原因，彭真蒙受了恥辱：政治局解散了五人小組，而且宣布彙報提綱無效。在會議的最後一天，康生和陳伯達一起起草了一份黨內文件，後來被稱之為「五一六通知」，它批判了彭真，記錄了政治局的決定。

康生在五人小組申的地位使他完全有機會利用吳啥引發的爭議。當輕信的彭真匆匆對戲劇作出各種保護時，當彭真的下屬對戲劇的各個方面包括對吳晗的政治背景進行調查時，康生卻像老虎一樣安靜地等待著猛撲過去的時機。彭真是謹慎的；雖然姚文元並沒有在吳晗戲劇的主人翁海瑞和前國防部長彭德懷之間作比較，但是各種謠傳開始把他們倆聯繫起來，而彭真希望掩蓋各種根據。彭真的調查斷定，吳晗和彭德懷之間不存在任何「組織上」的聯繫，他們兩人從來沒有見過面，而且沒有任何個人關係，就像《劉志丹》的作者李建彤和她小說所讚美的革命英雄家庭之間沒有任何關係一樣。一旦徹底的調查完成之後，彭真就覺得他可以反駁任何暗示《海瑞罷官》是試圖為彭德懷翻案的陰謀家作品的說法。

康生在這個事件中的作用是如此微妙，以致使當時的許多觀察者相信，《海瑞罷官》確實是康生所理解的那回事。實際上鼓勵頌揚海瑞是由毛澤東本人發起的。一九五九年初在上海的一次會議上，當中國領導人第一次丁解大躍進的災難性後果，並且開始號召各省呈送真實的報告時，毛澤東要求幹部學習「海瑞精神」。他的秘書胡喬木把這些評論傳達給吳晗，一位受人尊敬的非共產黨員的歷史學家，一九五一年他被任命為北京市副市長，由此可知共產黨也在努力改進與國內知識分子的關係。胡喬木建議，吳晗以海瑞的生平故事為基礎，寫一篇文章或一個劇本。

第二天康生前往上海，表面上是去參加由江青主持在解放軍內促進激進藝術和文化的座談會，但是他在上海逗留了將近兩個月，大部分時間住在錦江飯店的套房裡，與江青、張春橋和其他以上海為基地的激進派靜觀最近的態勢。五人小組二月會議的彙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在他不在首都的時候散發給政治局委員和其估高級幹部。吳晗事件似乎即將化為學術爭論，不再威脅首都的權力平衡。

姚文元的批評文章沒有任何東西暗示它會對中國的政治產生巨大的影響。他指責說，昊啥背離了馬列主義理論；吳晗與毛澤東的論斷「人民是歷史的動力」相抵觸，把歷史描繪成由個人「救世主」決定的過程https://read.99csw.com；吳晗試圖以階級調和取代階級鬥爭的理論。姚文元指出，海瑞曾號召土地歸還其合法的所有人，他反問，吳哈是否正在向共產黨土地改革的進程提出挑戰。

顯然，毛澤東傾向於激進派的立場，因此康生抓住時機支持主席對彭真的猜疑；康生對彙報提綱的起草作了使人誤解的說明，暗示彭真是在他背後偷偷準備的。毛澤東的反應是認為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考慮到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點，毛的陳述可說表明了他對彙報的強烈不滿。

五人小組成立於一九六四年，以因應毛澤東一些門徒批評北京文化舞台上所謂的「修正主義」趨勢，也是彭真和其他黨的保守派所作出的努力。在彭真及其盟友的主持下進行的一系列活動——發表雜文家鄧拓的許多雜文，抵制江青的戲劇改革，宣傳幾部戲劇、電影和小說——同為其資產階級傾向而受到攻擊。表面上，五人小組的使命是為了完成北京的「文化革命」。實際上，彭真及其盟友把五人小組作為一種工具，這能夠使他們自誇「文化革命」正在進行之中，事實是任何事務都未發生變化。用一位漢學家的話來說，授權五人小組向毛澤東彙報侵越行為無異於「把起草起訴材料的任務交給首要被告。」

柯慶施從二〇年代末開始就是康生的同志，他控制著上海的共產黨機構，這為康生選擇上海作為基地提供了另一個理由。柯慶施僅比康生小四歲，他們都出生於鄉紳家庭，並且在白色恐怖時期的上海地下黨內一起工作。柯慶施被朋友們稱作「大鼻子」和「柯外行」，他虔誠地學習毛澤東著作。柯慶施把毛澤東的一些口號壓在他的辦公桌玻璃下面，在他的床邊放著毛澤東選集，而且總是隨身攜帶至少兩本有關毛澤東思想的書。在任南京市長之後，一九五四年柯慶施被調回上海。到五〇年代末，他既是上海市長，又是上海黨機構的第一書記。

《海瑞罷官》在廬山會議兩年之後的一九六一年首次公演，受到北京觀眾的熱烈歡迎，包括高級領導人。那時康生專註于促進有關鬼怪、賣國賊和色情的傳統劇目，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從吳晗的戲劇中發現了什麼問題。

五人小組的傾向反映在它的人員構成上。彭真自己是小組組長，他是北京文化舞台上許多批評的目標。其他三個成員也代表黨的權力機構：陸定一是文化部長、宣傳部長和書記處書記；周揚是中共老資格的文化幹部，宣傳部副部長；吳冷西是《人民日報》主編，這使他成為保守派的主要發言人。康生是小組中唯一與中共激進派有來往的成員。然而從延安時代以來彭真就認識康生，他並沒有把康生當作一種威脅。

當林彪和羅瑞卿之間的鬥爭達到高潮時，康生重又轉向文學上的爭論。這次爭論的焦點是戲劇《海瑞罷官》，它重述了十六世紀明朝大臣海瑞的故事，他因為公開反對嘉靖皇帝的錯誤政策而被罷官。江青首度在一九六二年試圖說服她丈夫批判這個戲劇，但是毛澤東沒有理睬她的勸告——事實上他還邀請戲劇明星馬連良到他在中南海的居所晚餐，整個夜晚對其表演藝術讚美不已。

根據康生的說法，彭真指示許立群和姚溱，把他們自己鎖在釣魚台國賓館起草提綱，並且向五人小組的其他成員保密，「甚至包括康生：他住在同一個樓里。」康生向政治局出示了一份偽造的紀錄，紀錄上說在五人小組會議上，康生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以反對彭真的建議。因此在這場提綱風波中，康生完全不會受到任何指責，而彭真操縱對吳晗的爭論卻是罪責難逃。

康生、彭真和五人小組的其他三位成員三天後飛往武漢，向毛澤東提交他們的結論。政治局已經接受他們的報告，但九*九*藏*書是主席仍然要在事情結束之前批准對爭論的處理。在毛澤東的詢問下，彭真宣稱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和彭德懷之間有聯繫的任何證據。

在以後的幾個星期里，康生繼續虛偽地指責彭真暗中準備彙報提綱。北越領袖胡志明在六月三日拜訪康生（他們倆最初是在二十年前胡志明在延安和中國共產黨一起工作時認識的），得到了提綱的簡況介紹。康生宣稱：「我是五人小組的成員，但是他背著我起草提綱，我很不滿。」胡志明打斷康生的話說：「你也有錯誤。」康生從來幣會詞窮，他立刻回答說：「是的，我的錯誤是在他的秘書送交給我提綱的時候正在看電影。我很不高興，告訴我的秘書為我畫個固，然後繼續看電影。現在我必須承認，我沒有對黨負責。」康生與胡志明以及其他外國代表團的對話由書記員記錄下來，在高級幹部中傳閱，這就傳布了康生堅定不移地抵制彭真的謊言。

最後，康生摘下他客氣的面具。從四月九日開始、歷時三天的書記處會議上，他當著鄧小平、楊尚昆、陸定一和其他官員的面攻擊彭真。康生避免涉及二月提綱，以便遮掩他在準備提綱時的作用，他指責彭真身為五人小組的組長犯下了「一系列罪行」。康生的突然襲擊是警告彭真對麻煩做好準備。同時提醒其他書記處成員，這位北京市長可能被置於攻擊之下。他們知道，像康生那樣謹慎的人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支持是不會採取行動的，他們也知道，康生是毛主席少數密友之一。彭真的同仁開始見風使舵。

柯慶施進駐于海格大廈，這座殖民地時期的豪華蓬築在一九四九年之後供上海黨的總部使用，樓里的幹部和他一起分享著激進派的熱情。柯慶施最信任的助手是位名叫張春橋的記者，他是個不苟言笑的人，而且與大多數中國人不同，迴避社會交往。張春橋和康生一樣，出生在山東一個富裕而知名的家庭，他生於一九一七年。在他十八歲的時候，張春橋去上海尋找出路。他開始是做校對員，為古典文本加標點和註釋，使之合乎現代形式。張春橋認真而刻苦，不久成為涉獵廣泛的記者，以「狄克」為筆名。他與國民黨的圈子有來往，是編輯兼國民黨特務崔萬秋的門徒，當江青在上海當演員的時候，崔萬秋還向她獻過殷勤。身為國民黨陣營的一員，張春橋寫了許多諷刺文章攻擊魯迅，魯迅是中國最有成就的諷刺作家，他被共產黨所影響，轉而成為對蔣介石的統治不抱幻想的知識分子的象徵。張春橋後來為國民黨機構服務，一九三七年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時候，他逃往延安，在那裡他加入了共產黨，並且進入陝北公學學習，這個學校是由康生的社會事務部管理的。張春橋從此展開以後十年中與柯慶施的密切合作，並且跟隨他來到上海，成為這個城市的官僚機構中正在上升的明星之一。到一九六五年，他已經是上海宣傳部部長和城市管理委員會的成員。

傷害彭真正是康生所希望的。彭真在延安一直是康生的下屬，但是他在五〇年代的迅速篡升凸顯了康生衰退的命運。雖然在與蘇聯修正主義鬥爭時他同彭真一起工作，但是在他們一起參加國際會議時的禮儀順序上，康生的級別較低，這引起了康生的憤怒。

在他父親和朱教授的指導下，姚文元掌握了錯綜複雜的明朝歷史。但是在發表第一篇文章之前，他失去了他兩個主要庇護人中的一個。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柯慶施對四川省會成都進行訪問。他吃了一頓豐盛的辛辣川菜和幾把花生；幾分鐘后，柯慶施感到胃痛，並且開始內出血，顯然胰腺出了毛病。衛生部長錢信忠和一個專家組緊急飛往成都，但是柯慶施在四天後去世。姚文元和他的支持者們擔心，柯慶施的去世可能使上海的政治形勢更加微妙，有別於北京的激進火焰會被他的繼任者撲滅。九-九-藏-書

四月末，康生花了一天半時間在杭州向毛澤東彙報他的工作。他們的對話使康生十分滿意，毛澤東接受了他的觀點：彭真故意利用吳晗的戲劇試圖限制毛澤東的影響。主席的態度使他壯膽，在互月四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重新開始攻擊彭真。這一次他不再是暗中反對彭真，而是提供了一次長達兩天半的馬拉松式發言。康生把他可以搜集到的一切意識形態上的術語都編織在一起，來證明毛澤東思想遠遠超過由馬克思所闡明的理論。除了奉承毛澤東之外，康生也講述了對吳晗的調查，並且指責彭真的一系列政治罪行。康生最嚴重的指控是彭真秘密地準備彙報提綱，而提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康生拒絕進入文革小組，但是這並沒有抑制他對文革小組的影響：文革小組成員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和關鋒，他們每個人與康生都有密切的聯繫。康生同意當文革小組的「顧問」，一個完全適合他風格的頭銜。他的職務使他在新出現的政治秩序中佔有明顯的地位，又可以使他遠離文革小組可能犯下的任何錯誤。康生恰好得到了他總是希望得到的東西：最少的風險和最大的權力。

在康生開始說服毛澤東，吳晗的歷史劇中隱藏著惡毒用意之後大約一年，江青告訴柯慶施和張春橋要批判這個戲劇。他們同意了，一九六五年二月張春橋指定姚文元全力以赴準備一篇批評文章，他是上海兩家主要報紙之一《解放日報》工作班子中的一名年輕記者。

透過引誘毛澤東介入《海瑞罷官》的爭論，康生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基礎。各種意識形態運動的謬誤開端之後三年，康生與他的激進派集團和機會主義盟友最終毀掉了一個黨的高層領導人。彭真、劉少奇和鄧小平構成實用主義上層官員的三執政；彭真的下台顯示，康生及其同夥向奪取權力的崽圖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毛澤東的回答使彭真愕然。「我說過吳晗文章的要害是罷官，這是康生向我講的，是康生的發明權。」康生仍然摸不準毛澤東的態度，而且急於避免與彭真過早衝突，他急忙插話：「不，不是我的發明權，是毛主席的發明權。」後來毛澤東再次肯定說「這是康生的發明權，」康生才沒有對主席的說法加以否認。

一旦著手寫作批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姚文元就遇到了嚴重的障礙。他在人民共和國的初期接受教育，對明朝的歷史知之甚少，更不用說海瑞這個人了。姚文元需要尋找專業而又謹慎的助手，他求助於兩個來源：上海復旦大學的歷史學教授朱永嘉總是希望自己能夠涉足政治；他向姚文元提供了一些海瑞故事的歷史細節。妙文元求助的另一個人是他昀父親，當年他是個退休作家和秘密機構的特務，他興緻盎然，全力幫助兒子準備這篇可能贏得江青和柯慶施等國家領導人好感的文章。

從上海發起攻擊的決定是康生和他的同謀者的巧妙安排，這樣可以在彭真和其他北京領導人不提防的時候逮著他們。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一位著名的學者兼官員，北京市政府的主要成員就被置於中國一家主要報紙的攻擊之下。考慮到吳晗身為北京副市長的地位，這個事件顯然是對統治首都的黨的權力機構無法忍受的一擊。姚文元可能只是上海的一位次要記者，但地位偏低並沒有減弱他文章的挑釁性。由林彪控制的《解放軍報》迅速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使它變得更為顯著。不久以後，國家的報刊上開始出現大量的文學評論，贊成和批評這個戲劇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