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文化大革命獲得聲勢，紅衛兵開始羞辱、折磨、虐待、迫害、拷打和囚禁大批幹部、知識分子、藝術家，以及任何與海外有聯繫的人。儘管濫用權力的風聲常傳，但是毛澤東仍然贊同這場運動，使他奉若神明的國家權力陷入混亂和野蠻之中。

毛澤東需要康生在這方面的作用，因為毛澤東不可能獨力自我神化，也不可能對文化大革命的弊病進行辯護而為群眾所接受。康生看出毛澤東的需要，並且充分地利用。沒有其他人可以填補哲學家的位置。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是由女演員轉為陰謀家的；陳伯達，滿足於自身的重要性而又缺乏聲譽；張春橋，資歷太淺難於委以重任。康生在倖存的黨資深官員中獨自擁有知識分子的聲譽，因此理論家的工作落在他身上，部分原因也是無人可用。

追捕逃亡者之後緊接著是群眾大會，康生的追隨者在會上毆打紅戰團的首領，許多人被打得遍體鱗傷。然後，三、四百名紅戰團的普通成員受到批鬥，直到紅戰團的各種影響全部消失。為了為這次行動辯護，康生指示李廣文、武葆華和其他助手，調查被打敗的紅戰團幹部，尋找他們與所謂的高幹子女網路有聯繫的證據，這些高幹曾經都是康生的受害者。這一切都結束以後，康生鞏固了他對黨校的控制。現在，黨校已成他的宣傳工具，並提供他源源不絕的政治暴徒，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撓他的腳步。

李廣文和康生的其他盟友一聽到反對他們首領的最新動態，就從黨校趕到釣魚台。他們在第十五號樓陳伯達的辦公室找到康生，把白天的事件向康生、陳伯達、王力和關鋒作了彙報。經過一般的討論之後，康生一改說話難以捉摸的習慣，發出具體的命令，決心撲滅這股反對他的「黑風」。「第一，立刻宣布紅戰團是反動組織，立刻解散；」康生命令說，「第二，把紅戰團的兒個頭目，立即逮捕。由公安局負責辦這件事；第三，由哲學社會科學部的造反派出面，協助你們對付紅戰團……第四，要向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宣布，紅戰團是反動組織，不准他們再和紅戰團有聯繫。」

評論是在康生的指導下炮製的，《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向公眾暗示，聶元梓擁有強有力的支持者。《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刊登了頭條新聞報導，並且在社論專頁上全心全意地贊同這條消息。報紙的支持等於是號召背棄北京當局。黨的官員在當天宣布，彭真、陸平、彭佩雲下台了。即使如此，康生對此項重大勝利仍然缺乏信心。毛澤東已離開北京很久了，住在杭州的別墅里，對自己的意圖秘而不宣。主席已經表現出希望變化的意圖，但是他從來沒有明白說出，他要這種混亂的趨勢走多遠。

為了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與其宣稱的進步運動相一致，康生提出了一種模稜兩可的看法：中國付出歷史性的努力，想要改造人性，提高生存水平，而文化大革命的暴力行動只不過是付出的很小代價。因此，任何反對實現毛主席烏托邦幻想的人，必將遭到失敗。

康生是少數幾個不在乎生活基本權利被剝奪的中國人之一，他特別努力為這種忽視國家經濟需要的漫不經心而辯護，他阻止保守的管理人員的爭論，他們認為為了經濟發屣的需要，應將毛澤東的革命典範設定界限。康生的理論核心在於他主張經濟猶如政治，存在著「兩條路線」：一條路線把意識形態放在首位，另一條路線是把經濟和技術放在首位。在康生眼裡，擁護第二條路線的是「壞人」，他們自願把自己與反對的毛澤東思想的反對派結成同盟。用康生的語言來說，他的敵人的學說就是「唯生產力論」——只強調生產力的理論——他稱之為工業、農業和經濟領導中「修正主義的根源」。康生對「唯生產力論」的看法，正好與他的思想態度決定階級身份的觀點相吻合，以先發制人的辦法使理性的經濟爭論受挫，它們削弱毛澤東和他的激進追隨者的權威。

然而，一九六七年初，紅戰團的首領受到那些似乎擁有權力、隨意清除老幹部的紅衛兵榜樣的鼓勵，試圖擺脫康生的控制，以確保自己的獨立。康生轉而支持由李廣文和武葆華牢牢掌握的紅旗隊，他說服他們，紅戰團是已經倒台的正統領導人的工具。「當權派是垮了，但他們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張際春的女兒在你們那裡。蘇振華的兒子．宋之光的兒子，彭真的幹將任彬的兒子都在你們那裡。」康生警告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他的敵人已失去了許多基礎，他們會透過他們的孩子，對他和他的盟友進行攻擊，藉以實施報復。

往常再小的刺|激也會引起康生髮怒，但是這一次他卻平靜地等待反擊。幾天之後，他的機會來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晚上，一張大字報突然出現在黨校大禮堂的牆上，向「酷吏康生」提出抗議。把康生稱作「野心家、陰謀家．劊子手」，要求他交代罪行，否則「全無敵」——作者的筆名——誓與他血戰到底。

康生讓李廣文閱讀一份由郵電部呈送給毛澤東的文件的複印件。文件報告，黨校校長林楓以各種極端手段阻止一個學生給毛澤東遞送一份對林楓的批評。「林楓完全是個獨裁者，」一看完文件，李廣文就斷言，「(想想看，)為了剽奪一個青年給毛主席寫信的權利，竟用這種方式檢查個人郵件。」李廣文補充說，林楓專橫跋扈的證據真使他憤怒起來。ｒeaｄ.９9csｗ•cｏm

第二天早晨，康生的爪牙開始實施他的計劃。陳伯達給蒯大富打電話，通知他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位受尊敬的成員；清華大學紅衛兵與紅戰團的關係因而斷絕，成功地孤立起紅戰團。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紅衛兵是關鋒的主要基礎，他們聚集在臨近黨校的頤和園北門外，幫助紅旗隊封鎖黨校校園，撒開大網。康生的支持者對校園裡不屬於紅旗隊的任何人提出非難，到處追捕紅戰團的首領。

康生在釣魚台國賓館他的辦公室里制訂策略。一旦接待外國貴賓和高級官員的賓館成為激進領導人的司令部，它就變為一種設防的建築，他們可以在比較安全的環境中居住、工作，並且召開秘密會議。現在完全與毛澤東分居的江青居住在釣魚台，關鋒、王力、張春橋和陳伯達也住在那裡。他們使過去潔凈的花園雜草叢生在一些建築的前面種上小麥和向日葵。同時門窗緊閉，以防不速之客闖入。

第二天（六月二日），康生讓《人民日報》發表聶元梓的大字報全文。這份國家最主要的報紙在頭版頭條以《大字報揭穿了一個人陰謀》為題攻擊北京市委。為了增強大字報的影響，康生指派陳伯達、關鋒、《紅旗》雜誌的一位副主編王力起草一篇「評論」，這是一篇表達上層領導觀點的正式社論。

李廣文的憤慨正是康生所希望的。他給李廣文下了命令：「趕快回到學校。學校黨委的領導非常軟弱。文化大革命在其他地方都搞得轟轟烈烈，但黨校卻冷冷清清。它不可能靠自己來發動。」康生故意含糊其詞，但是李廣文在離開時確信，他將採取的任何行動都會得到他的恩師和同意。

李廣文對林楓在東北的經歷一無所知；林楓於四〇年代末期在那裡任職，後來成為臨近蘇聯邊境的佳木斯共產主義大學校長。不過，李廣文立刻看出康生的用意，林楓的政治經歷值得特別注意。李廣文知道，林楓肯定有不可外揚的醜事；即使如此，這種進攻的前景使他害怕。年輕人可以在大街上遊行，在群眾集會上高呼口號，但是李廣文已經五十多歲了；一次政治錯誤就可以便他失去工作和支持其家庭的能力。結果，李廣文再次拒絕行動。

康生還必須使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經濟造成的破壞合理化。要是不能豐收，民眾就有飢餓的危險；要是運輸系統崩潰，就會限制農村地區文化大革命的範圍；但是紅衛兵的派系活動瓦解了城鎮的生產部門，破壞了中國的對外貿易。許多工廠關閉了，許多工廠只有部分時間生產；沒完沒了的時間浪費在學習毛澤東的著作上，好像熟悉了它們，生產水平就會自動提高。紅衛兵在國內的大串聯破壞了鐵路系統，他們表面的動機是追蹤階級敵人，實際上不過是尋求享樂。不識字的農民被安置在主管農業的位置上，說話下流的工人被提升為政府部長。當工人和農民僅僅因為有適當的階級背景就可主管工廠和商店時，國家的管理系統癱瘓了。在各個層面，中國經濟都由這些愚昧無知的人掌管著；因此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市場上一個月只能看到一兩次肉與雞；像大米和小麥那樣的主食品總是十分稀少，有時甚至買不到；其他必需品——肥皂、衛生紙、糖、茶葉，甚至衣料——不是買不到，就是嚴格地定量供應。

為了響應毛主席造反的號召，全中國昀青年積極分子都建立了紅衛兵組織，在一九六六年夏末和秋季涌人北京。八月十八曰和十月一日國慶節之間，他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四次巨大的集會；穿著綠軍裝、戴著紅袖章的青年在上百英畝的廣場上形成一片海洋，他們以瘋狂的熱情對他們的偶像揮舞著紅色的《毛主席語錄》。

曹軼歐與北大激進的積極分子秘密接觸，歡迎他們邀請她去「諮詢」。來訪者中精力最充沛的是聶元梓，她是一位四十五歲的豐|滿女人，是講授馬克思主義的講師和管理哲學系的黨委成員。六〇年代以來，聶元梓在政治上十分積極，她是一位足以為康生的目的服務的直率的激進主義者。她的私生活被人私下議論。她在第一任丈夫被打成「右派」之後與他離婚，接著與一位地位很高的黨干吳溉之結婚，他比她年長二十歲。吳溉之與康生同時入黨，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那是一個處理犯錯誤幹部的藍察機構；聶元梓利用第二任丈夫的關係來促進她的發展。她在婚姻上的機會主義引起了大學同事們充滿敵意的評論，但是她的聲譽並無法嚇阻止康生。他對曹軼歐譏諷地評論說：「即使聶元梓是個烏龜王八，我們也應該支持她。」九_九_藏_書

在此之前，大字報的新聞在學生、教師和大學行政人員的有限人群內口耳相傳。然而，一旦中央電台傳布了這個消息，每個人都知道了。聽眾的電話使電台接應不暇，他們對直指北京市委的辱罵表示憤怒。電台保存著電話紀錄，但是沒有得到上層領導的支持，輿論的影響很有限。相反，康生把抗議電話芻作北京當局如何狡猾地操縱全市群眾的證據。對客觀現實的任何感覺正在消失中。

康生立刻指使曹軼歐的另一戰線展開攻勢，迄今為止，北京大學是中國最具聲譽的高等學府，而且是反抗活動的策源地。康生告訴曹軼歐去聯絡激進的講師和學生，唆使他們批判大學行政機構——並且影射北京市政府，它對首都的敦育工作負有責任。為了給曹軼歐在校園出現提供借口，以免出現差錯，康生利用他理論小組組長的位置，指派曹軼歐一項「調查」學生政治狀況的任務。

為了對迫害許多絕對忠誠的共產黨人而辯護，康生把毛澤東思想再推進一步，而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框架顛倒過來。康生爭辯說，在歷史的社會主義階段，階級不再由經濟關係來限定；它們取決於思想態度。共產黨員根本不會有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的品質——他們既不是出生於農村的地主社會，也不是出生於城市昀商業世界——只要根據他們的思想態度，就可以打上階級叛徒的標記。透過這種對毛澤東「繼續革命」概念的曲解，康生為反對中國共產黨體制而進行的鬥爭提出了高明的理由。按照康生的邏輯，即使是農民和工人——典型的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成員——也可能是階級敵人。打倒和迫害黨和政府的領導人成為合法的行為。

康生的政治迫害破壞了中目共產黨的權力機構，使中國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任憑激進派的擺布。在這個無法無天的世界里，康生找到了使自己成為國家最有權力的統治者之一的理想路途。

毛澤東「繼續革命」的概念，是康生把毛澤東神化為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核心。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澤東在有關「階級鬥爭為綱」的演講中宣布，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邁向徹底的共產主義時開創的社會主義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階級和階級鬥爭將繼續存在。毛澤東暗示，只有當共產主義社會出現且永遠結束階級鬥爭時，革命鬥爭才會停止。根據康生的說法，這種非凡的見解使毛澤東高於二十世紀所有其他的思想家。

一個月後，毛澤東寫了那張著名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康生再次召集李廣文和賈政。康生宣稱：「甚至毛主席都寫了大字報，你們還在等什麼？你們應該採取積極行動！」李廣文最終放棄了他的謹慎，並且策劃全面抨擊林楓對智純的壓制。當李廣文在八月十五日貼出大字報時，學生們支持他的理由。李廣文是黨校的高級幹部，因此他對林楓的批判要比智純這種年輕學生的觀點更為舉足輕重。此時黨校行政部門試圖控制紅衛兵運動，深受挫折的學生因而組織起來支持李廣文，並且支持他對日益專橫而不得人心的林楓的批判。

在毛澤東作出回答之前，幾天過去了。康生以前花費了二十五年時間奉承毛澤東，給這位最高統帥以個人和政治的好處，使他參与有關藝術、文學、政治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談話；但是當他等待毛澤東的回應時，他感到忐忑不安。康生希望毛澤東支持大字報，而他對此並無任何把握。六月一日，當毛澤東從武漢打電話給康生時，他的疑慮結束了。幾個月後在北大的一次集會上，康生解釋說，毛澤東當時很高興，主席的發話「解救」了他。正如他過去認可康生對歷史劇《海瑞罷官》的附會解釋那樣，毛澤東贊成聶元梓的大字報，並且命令中央電台廣播大字報的全文。

幾天後，康生打電話給李廣文，要他帶三位支持者到釣魚台去。他們是智純、黨校副校長賈政和在黨校工作的年輕北大畢業生武蓓華。康生聽取來訪者彙報林楓如何撤去智純的大字報，然後他神秘地宣布：「林楓的主要問題不在黨校，而是在東北。你們應該派人去人民大學和其他單位調查這個問題。」

康生的指點使吳傳基感到害怕，他不知道彭真即將下台。不過，吳傳基了解關鋒是一位有權勢的官員，所以他準備了一張大字報。可是，吳傳基攻擊的不是北京市長彭真，而是一個不很重要的人物，北京宣傳部副部長楊述。楊述不足以引起許多爭議，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張大字報很少被人注意，不久就被遺忘了。

他們的經濟政策，在大躍進的災難之後曾在一些省份引起嚴重的飢荒，現在又把形勢推向極端。毛主義者的宣傳激起了人民的沮喪，他們宣稱要分享全人類的幸福和繁榮——如果「修正主義」幹部和知識分子要擋道的話，就清除他們。

在某種程度上，康生使自己陷入困境。他決定不顧既定的秩序，直接向毛澤東提出政策的問題，那時毛澤東在華南。提交給主席的每份文件都應該由劉少奇過目，但是康生繞過劉少奇，直接把聶元梓的大字報的原文送交毛澤東，以尋求他的認可。

但是，幾個星期內，康生髮現六月十八日的暴行並沒有引起危險的反應，他ｒｅａｄ.９9cｓw•cｏm從調解人的幕後出現，開始公開鼓吹群眾動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他激勵北京師範大學的一群支持者說：第二天，他在北京大學對學生聽眾說，六一八事件「主要是好人斗壞人」的「一場革命的群眾運動。」雖然突發的混亂違反了黨的準則，但是康生答應原諒那些因為「一時衝動」而捲入的學生。他為受害者被迫戴高帽、掛上列舉罪行的標語牌的方式辯護，他堅持說懲罰是「非常輕微的。」

每次集會上，康生都是官方隨員中少數幾個領導人之一。他在九月十五日的集會上入座，介紹演講者，讚揚毛澤東，重複毛主席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號召。他出現在毛澤東身邊，好像江青和其他領導人不足以引起他的注意似的。康生穿著一件白色高領的夏季服裝，在穿著寬鬆而有縐痕的軍裝和沉悶的藍灰服裝的同志之中，他的服裝顯然是時髦的。

當康生那伙人密謀清除競爭者時，許多年輕的紅衛兵破壞著北京的日常生活，最終破壞了整個中國的日常生活。紅衛兵最初被設想為一種突擊隊的力量，他們的熱情和絕對數量反映了主席的個人魅力，面紅衛兵的肆無忌憚失去了控制，開始威脅申國的每個角落。青年男女們設立他們的等級，陶醉於毛澤東的身影之下而不顧任何反對；他們開始殘酷地攻擊各級官員、教授和工廠經理，康生和激進派同夥選擇這些人作為「修正主義」和官僚主義壓迫的象徵。

沒有掙扎，林楓是不會輕易屈服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紅衛兵首次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規模浩大的遊行，林楓與毛澤東、康生、其他領導人一起在硃紅色的城樓上檢閱蜂擁的人群，這些年輕人聚集起來，希望看主席一眼。在這種場合公開露面肯定是一種地位的象徵，林楓或許這樣想。當天下午他剛回到黨校，就被一個紅衛兵組織的學生和教師團團圍住，對他拳打腳踢，強迫他戴上高帽，在校園裡游斗，到處都是對他的辱罵和嘲諷。

為了進一步歌頌毛澤東，康生吹捧他是本世紀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根據康生的說法，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獨特貢獻，使他成為馬克思主義偉人中的「卓越」人物，他使共產主義理論超越了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達到的階段。在毛澤東的崇拜者眼裡，毛澤東的批評者應該被逐出辦公室，並且待之如豬狗，只有這樣才是合適的。

曹軼歐由六位助手陪同，前往頤和園招待所報到，這是十九世紀慈禧太后在離北京大學前門不遠處建造的一組小巧玲瓏的建築。北京大學佔據數百英畝長滿樹木的土地，那裡曾是洛克菲勒（Rockfeller）資助的燕京大學的所在地。大學的高貴特徵反映在它的建築風格上：覆蓋著琉璃瓦的塔式建築，月洞門通向寧靜的庭院，景色優美的湖泊曲折地分佈在古典式的花園。相比之下，中國新建的學校和學院往往是填滿四方的灰白水泥建築和用圍牆圍起的乏味場地。

康生巧妙地偽裝成一位理論「顧問」，但是當事物進一步發展而失去控制時，他的地位就開始受到威脅。在八月打倒林楓之後，他贏得了對黨校的控制，但是學生開始分裂為互相競爭的派別，逐漸使李廣文和康生的其他代理人難以維持秩序。黨校出現了兩個派別：紅戰團和紅旗隊；只有對兩派的首領裝作同情，康生才能保持對他們的控制。他的策略起了作用；一九六六年餘下的時間里，當國家領導人一個接著一個在辦公室消失的時候，康生正在黨校這個安全的基地上運作。

康生在數小時內如道了周恩來的干預，並且開始保護他的羽翼。學生騷亂是他計劃中關鍵的因素，但是他現在面對的是擁有廣泛的公眾威望和官方影響的周恩來，周恩來可以成功地恢復校園的平靜。甚至康生更擔心，如果周恩來發現他對這張大字報所負有的責任，他的處境可能會非常尷尬，或者更糟。

聶元梓往往喜愛極端的方法。她提議寫一張大字報，揭露以劉少奇和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要員的所謂罪行。但是曹軼歐在康生的勸導下，警告聶元梓不要如此魯莽。康生讓曹軼歐告訴她要有節制地選擇目標，例如北京市委。康生指出三個可能的代罪羔羊：負責教育的市委秘書宋碩，一九五九年以來任北大校長的老革命陸平，北大黨委副書記彭佩雲。這三個人與北京的黨組織都有聯繫，而且在教育界很有影響。如果進攻得手，聶元梓和她的組織就可以咬住整個市委不放；如果失敗，康生可以否認與這場運動的關係，將它當作誤人歧途的校園政治。不論可能發生什麼情況，他都不太有個人風險。

作為驅逐康生的行動的一部分，紅戰團的首領與清華大學的紅衛兵組成聯盟；清華大學是靠近北京大學的一所著名的科學技術院校。與蒯大富一塊兒，紅戰團成立了一個調查康生的委員會，蒯大富是一個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攻擊國家重要人物的紅衛兵。第一次公開的挑戰發生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清華大學里出現了許多反對康生的大字報。人們聚集在一起，閱讀這些大胆的文字：「康生是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大劊子手、大兩面派，是兩手沾滿鮮血的酷吏。」……「康生當面是人，背後是鬼。」……「康生不是治世之能人，而是亂世之鬼雄。」

紅衛兵著手利用由共產黨統治近二十年所產生的隱患。正如一九五七年「百花齊放」運動所顯示的，幾乎在社會的各個階層都有不滿的人。共產黨曾經帶來和平與短暫的繁九-九-藏-書榮，並且允諾人們從國民黨的統治中獲得自由。但是政委和理論家取代了蔣介石的文職官員和警察，成為比以前任何政權都更為廣泛的干擾，他們妨礙著社會和知識分子各方面的生活。

康生仍然在公開場合露面——這是證明他留任國家上層領導人的基本方式——但是他選擇的面目是毛主席舉止溫和的密友，一副書生模樣，像是一個年長麗又心不在焉的知識分子。他繼續炫耀厚厚的有角質架的眼鏡和稀疏的小鬍子，而且開始幾天不刮他那張死灰色的長臉以美化他瘦削的面容，中國人常常把這種面容與有獻身精神的學者聯繫起來。康生核心圈子中的少數幾個朋友、心腹、受信任的秘書和侍者都承認，廉生有一副鴉片煙鬼的面容；即使在中國的危機年代，他仍然抽出時間，至少偶爾享受一斗煙絲。

沒有人能倖免偏離意識形態的指責或工農兵的敵意。普通勞動者如果把敵人當作同志，或者被發現出身於地主家庭，就可以當作壞分子加以唾棄。甚至全國許多地方的士兵也放棄軍事活動，把時間用於學習毛澤東思想，並在農村和工廠勞動，以取代在混亂中被清除的工人和農民。

康生的主要邏輯是，中國酌國內危機以某種方式反映了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康生指出，在國際上，中國是「修正主義」的死敵，「修正主義」迷戀資本主義，它發源於莫斯科和貝爾格勒，並且影響到除中國、北朝鮮和阿爾巴尼亞之外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康生爭辯說，修正主義勢力不僅從國際上，而且從國內正陰謀毒害中國，就像一種意識形態的病毒流過中國政治的血脈。康生提到許多紅衛兵的靶子，顯要人物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是令人擔憂的「國際修正主義」的中國代表。可以肯定，給這三人掛上蘇聯代理人的標記是困難的；鄧小平和彭真的反蘇憑證十分明顯，劉少奇對中國共產黨對蘇政策從未有過異議。因此康生指控他們犯有另一個最嚴重的罪行，他堅持說，他們所奉行的政策是赫魯曉夫「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的中國翻版，這套理論據說難以與資本主義區別，因為它主要關心的是經濟生產。康生宣稱，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正在走「資本主義道路」。

幾個星期之後，首次行動的機會出現了，當時，一位年輕的女學生智純貼出了一張批判校長林楓的大字報。李廣文準備保護智純；但是在他可以行動之前，林楓已經動員自己的追隨者去反對她。林楓是一位堅強的老戰士，在成為劉少奇的秘書之前，他在戰場上失去了一隻手臂；他根本不把智純的笨拙攻勢放在眼裡；李廣文按兵不動。

這種連最少許的特權也不放過的運動，具有可怕的影響。如果父母被送往農村，他們的孩子必須自我保護——往往得加入一個曾經攻擊母親或父親的紅衛兵組織。作家們被迫焚燒藏書，一本接著一本；藝術收藏者們看著繪畫被撕成碎片，瓷器被打碎；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的婦女不得不把時髦的服裝剪成布條，砍去高跟鞋的後跟，把金首飾沖人廁所的下水道，以掩蓋她們富裕的過去；家族合照被撕碎，當作「資產階級的玩意兒」而遭唾棄。

康生在北京大學有聶元梓那樣合適的代理人。但是在暴力和混亂的烏雲集聚的時候，他尋求各種方式擴展他的影響——而北京大學恰恰不是中國政治結構中的杈力中心。康生知道，他需要增強他的權威，他轉向他的大本營中央黨校。兩年前，他攻擊黨校副校長，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楊獻珍，把學校變為戰場；現在他密謀牢牢控制這所關鍵的學校。

康生成功地利用了他那理論問題專家的聲譽所帶來的主要影響。在中國，任何法律制度都無法脫離政治；相反，理論和哲學是最為重要的。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共產黨的教育歌頌黨的作用，稱讚黨戰勝國民黨而獲得的聲譽，並且為統治新中國提供政策指導。六〇年代初激進思想的興起是對共產黨正統觀念的直接挑戰。康生作為顧問的使命是為毛澤東拒絕五〇年代的政策而辯護，並且建立一種尊崇新的規劃和新的菁英的理論基礎。對於群眾的關鍵多數，學生、城市青年和士兵來說，正是康生給文化大革命表面的合法性構築了浮夸的意識形態外觀。

當紅衛兵破壞北京的黨和政府機構時，中國幾乎處在完全無序的邊緣搖搖欲墜。無數的組織爭著支配學校、工廠和政府機構。國家領導人正在失去對他們創造的魔鬼的控制。康生再次撤退到調解人和聯絡員的幕後，繼續利用他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頭銜和作為意識形態專家的聲譽，以隱瞞他對紅衛兵的操縱。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奧見解，能夠轉移人們的注意力，不致懷疑他的真實身份就是指揮者。

康生另一個反覆提起的話題是，文比大革命不過是中國內戰的新篇章。在康生的眼裡，存在著一場由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與適合國民黨的反對派之間的激戰，他所指的反對派就是劉少奇和幾乎所有其他的保守派領導人。康生在這裏使用了他最喜歡的策略之一——文化大革命的特務恐懼。他拚命指責他的敵人與國民黨勾結，尤其是許多年前曾被國民黨情治部隊逮捕過的黨的領導幹部（和他一樣），只是他們（和他不一樣）未能銷毀他們被捕的證據。

聶元梓聽從曹軼歐的勸導，與哲學系六位激進派學生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正如康生所暗示的，聶元梓把宋碩、陸平、彭佩雲，以及整個北京市委當作目標。雖然聶元梓的態度read.99csw.com是節制的，但是出乎意料競在學生群內引起了敵對的反應。憤怒的學生從牆上撕下大字報，各個學生組織互相爭吵和毆鬥。那天晚上，周恩來對騷亂的報告作出反應，他派出幾位代表去撫慰學生，並且調查這起突發的風潮。總理的代表提醒學生，大字報必須遵守既定的方針；他們恢復了秩序，批評了聶元梓和她的同夥。但是沒有發現她行動的後台。

康生開始實施他的計劃，把黨校官員李廣文召到他的辦公室。李廣文曾是康生的山東組織的另一位成員，是當時幾個共產黨組織者和宣傳者之一，他首次投入康生集團是在四年代末期，當時康生負責本省的土地改革。從那以後，李廣文小心地幫助康生；在李廣文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康生已經是在莫斯科受過訓練的革命者了。一九六三年調至黨校后，李廣文開始把康生當作潛在的恩人，他尤其樂見康生在危機時刻轉向他。

六月十八日的騷亂是一九四九年共產党進駐北京以來第一次沒有計劃的狂勢行動，這是對專註于公眾秩序的政權一次令人震驚的挑戰。康生本人則擔心騷亂可能引起軍隊干預，或使毛澤東更為謹慎，進而阻撓他的計劃，於是他也站出來，批評那天的暴行。

正式驅逐彭真之前的最後幾天里，康生開始擴大他的攻勢。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危險，他利用關鋒作為擋箭牌，給吳傳基帶了一個考慮周全的口信，吳傳基是關鋒在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同事。康生建議吳傳基寫一張譴責彭真「政治罪行」的大字報。

此外，康生公然篡改歷史，利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更為可信。像過去的一樣，乇澤東開始擁有由他創造的神秘力量。許多人，包括毛澤東自己，助長了這種神話，但是用難以捉摸的形而上學概念把毛澤東抬高到超人程度的是康生。康生爭辯說，把毛澤東思想和群眾力量相結合，就會產生一種嶄新的、不可戰勝的政治力量，它可以創造奇迹；即使是步履維艱的國民經濟，在毛澤東的影響下也會「別怕天下大亂繁榮起來。

毀滅彭真是康生一九五六年重返政治舞台以來最大胆的動作。康生的成功推動了他瘋狂的陰謀活動。在幾個女人的協助下，其中包括他的妻子、江青以及一位以女性機會主義而知名的大學講師，康生幾乎用他醒著的每一分鐘來策劃煽動騷亂的各種方式，以清除其更多的權力競爭者。

文化大革命第一次狂熱的行動發生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當時聶元梓在曹軼歐和康生的暗中支持下，組織了一次群眾運動，批判且羞辱大學行政部門的高級成員。聶元梓和她的年輕助手們搭起一個露天講台——稱作「斗鬼台」——並且集合了一群造反的學生。示威者確信，大學管理部門正協力促成北京市政府阻撓毛澤東的意圖，他們派出搜查組去抓大學幹部和教授，把他們拖到集會上作自我檢討。群情激蕩，憤怒的學生放這種意想不到、否定當局的機會沖昏了頭腦，他們開始拳打腳踢被集攏在一起的大約六十位教授、講師和黨的幹部。年輕的造反者迫使受害者戴高帽，在他們的衣服上別著侮辱性的標語，臉上塗著黑墨水，粗暴地要他們下跪，剃陰陽頭。一些教授受到嚴重傷害，一些婦女衣服被撕破，乳|房被玩弄——在社會主義北京極端拘謹的氣氛中，這種待遇幾乎是前所未聞。

一旦號召把毛澤東的敵人趕下台，一批批自封的造反派就從全國各地的學校、大學和工廠中跳出來。抗議者指責他們的上級屬於「黑幫」或其他反對組織，把這些人從家庭和辦公室拖出來，在虛假的審訊中嘲諷他們，強迫他們遊街，有時甚至毆打他們，把他們打發到農村去種地施肥。幾乎每個以某種方式脫離群眾的中國人都是潛在的目標。受過大學教育、有親戚在國外、共產黨勝利之前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教會或宗教組織的成員、學校、工廠或商店的管理人員——這一切都可以把普通人烙上階級敵人的標記。

在八月十八日的集會上，康生的位置顯示出自彭真倒台後他的命運有多麼大的改善。在一九六六年初，他在統治集團內排在第二十位；到了八月，他排在第七位。根據集會的新聞報導，只有六個人的地位比他高：陶鑄，南方的實力派人物，轉而成為負責宣傳的首腦，不久被清除出黨的上層集團；陳伯達，《紅旗》雜誌的前主編，現在是主要的激進派發言人；鄧小平，在激進派的攻擊下仍然堅守總書記的位置；永不沉沒的周恩來；林彪元帥，毛澤東的繼承人，顯然取代了劉少奇；以及毛主席本人。

不可抗拒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到七月底，有一百二十多位高級幹部和著名知識分子被趕出辦公室。八月，毛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顯然受到攻擊。但是這隻是開始。在十八個月里，受害者將達到數百萬。

傍晚，林楓的權力崩潰了。李廣文成為黨校新的領導小組的頭，武葆華是他的副手。透過李廣文和武葆華，康生獲得了對黨校無可爭議的控制權。現在他可以利用黨校有才華的講師和教師進行宣傳，這將有助於為文化大革命辯護；而且他可以徵集數百名學生組成他的紅衛兵個人兵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