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尚昆和一些中國共產黨最有權力的機構有聯繫，但是當一九六六年五月，北京的政治危機達到頂峰的時候，他日益成為康生及其盟友的覬覦目標。一九六五年末，林彪清除了羅瑞卿；一九六六年五月，對《海瑞罷官》的爭論毀掉了彭真。康生認為楊尚昆阻礙了他的計劃，一九六六年五月末，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他緊咬著楊尚昆不放。康圭譴責楊尚昆與反對毛主席的彭真和羅瑞卿「坐著同一輛車」，他並指稱楊否認毛澤東做為世界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地位。

康生和楊尚昆的關係可追溯到二〇年代中期，那時他們一起進入上海大學。然而，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慘案之後，楊尚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和王明合作，成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回到中國。楊尚昆身為王明集團的一員，三年代初在上海與康生一起工作，但是和康生一樣，他後來轉向毛澤東這邊。在延安時期，康生常常讚許地說起楊尚昆，但是到六〇年代，楊尚昆成為總書記鄧小平的親密同事，鄧小平重實效的實事求是的政策與康生所好更激進的理論不合，這也使他與康生漸行漸遠。

有關上海老幹部受難的消息已經傳到北京，陳毅和他的盟友對此極為憤怒。會議桌上放著茶杯和煙灰缸，兩邊的人開始大聲爭論。張春橋試圖把殘酷對待老幹部說成是群眾的意願，但是譚震林打斷了他的話：「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嗎？你們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幹部一個個打下去。」葉劍英元帥對激進派大發雷霆，以致他在拍桌子的時候折斷了手指。但是穩健派維護舊制度的努力未能阻止康生及其同夥，反而使他們暴露在攻擊之下，削弱了自身正統的地位。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策略家康生帶頭策劃挫敗陳毅派的行動，把他們的反抗變得對他有利。

到一九六七年年中，共產黨的權力機構已被破壞。紅衛兵組織失去了控制，他們開始與人民解放軍的地方部隊打仗，文化大革命完全變質為殺戮和幫派暴行。康生從不滿足於他的權力，他開始重新掌握警察和諜報機構。

康生對王稼祥的迫害是冒著觸犯毛澤東的風險，自從長征以來，毛澤東對王稼祥一直十分尊重。周恩來也試圖保護王稼祥。周恩來通知伍修權，毛澤東把王稼祥描繪成一位「有功之臣，他現在健康狀況很壞，不要斗他，殺死一個人只會引起損失，而不會帶來任何利益。」伍修權在黨的上層有多年經驗，是一位粗魯而意志堅強的幹部，他試圖在第二天國際聯絡部的幹部會議上，引用毛澤東對王稼祥的讚美之詞來轉移紅丑兵對王稼祥的注意力。即使有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伍修權掩護王稼祥的企圖還是慘遭失敗，並且引火燒身。康生聽到伍修權的演說后，稱他為「王稼祥的一員黑幹將，」指責他「與外國有非法關係。」康生下令逮捕伍修權，伍修權後來在監獄里待了八年。

才剛粉碎掉警察和安全部門內部的抵抗，康生便著手一項新任務，他有系統地搜尋和毀滅四十年以上有價值的檔案資料，追查任何可能使自己或盟友為難的紀錄。他在一九六七年末以凋查「敵偽政權」檔案為借口，開始這個工作，所謂的「敵偽政權」檔案，也就是共產黨勝利之前由國民黨、日本人、前日本傀儡政府和在中國管理租界的西方列強留下的檔案。在康生的命令下，七百名軍隊文書花了三年時間，檢查了公安部北京總部的檔案。等到他們弄完，公安部的擋案已被完全打亂。

康生是從歷史中汲取其安全機構的觀念的。明朝初年——這個時期受到毛澤東與康生的高度讚美——皇帝建立起兩個秘密警察機構：錦衣衛和東廠。它們在地方行政官員和達官貴人的系統之外運作，而且直接隸屬於宮廷。兩個警察機構由皇帝的親信太監領導，它們清除討厭的官員，並且監視官僚機構——是康生所作所為的先例。錦衣衛和東廠常常僱用流氓作暗探和特務，正如康生在上海利用幫派，在廷安利用秘密會社，從文革期間到去世前利用紅衛兵一樣。

蘇聯分析家避開對毛澤東的謾罵，但是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惑怖預兆，那是康生一手操作的。蘇聯人還批評康生如此大聲陳述的毛澤東主義的思想基礎；他們注意到，毛澤東集團試圖證明，毛澤東思想要比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思想遠為重要。

二月十六日晚上，康生與張春橋、姚文元、王力聚集在人民大會堂的辦公室里。他指示他們準備一份懷仁堂會議紀錄——經過康生的剪輯，這份紀錄變成陳毅等人對毛澤東的個人批判。康生把文件送給毛澤東，他知道主席對任何冒犯都十分敏感。

一九六七年一月，紅衛兵對上海老幹部的暴行引起了北京首次協力抵抗，一些上層行政官員和軍人設法廢止激進派在第一線的活動。其中有些人的名字在共產黨造反的四十年中可說傳奇性十足：陳毅元帥，他也是外交部長；徐向前元帥；聶榮臻元帥；葉劍英元帥；李富春副總理；譚震林副總理；李先念副總理。這些黨的忠臣受到保護，部分是由於他們的革命榮光，部分是由於他們與主席的長期聯繫，他們最初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九六三和一九六四年毛澤東開展的群眾動員計劃的重複。但是，當上海的紅衛兵衝擊黨的總部，並且毆打共產黨地方幹部時，陳毅和他的同事們認識到，他們正在目睹某些前所未有的事情。共產黨的政權似乎正在他們眼前消失，這使陳毅派的成員感到憂鬱，一九六七年二月，他們在北京碰頭，勇敢地面對激進派。會議在懷仁堂舉行，由周恩來主持，懷仁堂是中南海中的清代樓閣建築之一。毛澤東沒有出席，但是大多數重要的激進派都參加了，包括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和康生。

康生專註於他個人的命運，包括張子石，他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兒子。康生幫助張子石成為山東最有影響的領導人之一，張子石在父親調到北京之後，在山東繼續住了段長時間。康生與張子石的重逢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青島的一位激進派官員王效禹派張子石到北京；王效禹在四〇年代未曾為在山東的康生工作。張子石的使命是探測北京的統治者對省內混亂的容忍程度。

隨著造反愈演愈烈，中央文革小組的康生、江青和其他激進派步步高升。到了一九六七年，他們已經成功地打倒十分牢固的官僚機構，自從大躍進失敗以來，這個官僚機構一直管理著中國。彭真已被清除；鄧小平已遭軟禁；劉少奇實際上已是中南海中的一名囚犯；一九六六年的下半年，數百位重要的共產黨領導人被趕出辦公室。一九六七年初，反對共產黨權力機構的造反擴展到上海，那裡的紅衛兵在康生朋友張春橋的領導下掌握了權力，這次暴動被稱之為「一月風暴」。數星期內，紅衛兵開始控制其他省份的中心城市，文化大革命遍及全國。

當然，康生最掛心的是掩蓋自己在上海九年內的任何可疑行為。例如他在清除中國共產黨內競爭對手的過程中，向國民黨治安警察出賣共產黨同事。更ｒeａｄ.９9cｓw•ｃoｍ為不祥的是一九三〇年他自己曾在上海被捕。如果這個事件被人知曉，就可能提出疑問：國民黨是否使他轉向？他是否被吸收為反共的特務？

康生還指使郭玉峰準備有關全國人大——中國的立法機構——常務委員會一百一十五位成員的「政治問題」的報告。康生決心消滅這些人，他親自審查和修改郭玉峰的報告，補充他自己認為合適的評語和結論。最終的評價是，常務委員會一半以上的成員「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

康生還動員數千人，檢查在上海規模龐大的資料收藏，他和許多盟友曾在上海度過了共產黨的早期歲月，康生要保護的朋友有江青和張春橋。他們倆曾在外國人和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積極活動，而且與國民黨情報機構達成妥協。任何涉及江青或張春橋與國民黨關係的證據，都可能使康生處於危險境地。江青與毛澤東最初展開羅曼史的時候，是他拍胸脯保證江青在政治上沒問題的；至於張春橋，他是康生最親密的盟友之一。

康生利用組織部的檔案，使共產黨成立時的幾個成員信譽掃地。在他的指使下，郭玉峰進行了一項反對一丸三七年以來組織部的五位領導人的行動計劃，分別是洛甫、陳雲、彭真、鄧小平和安子文。郭玉峰搜集的圖表和報告旨在揭示他們過去是「叛徒、特務和三反分子」，而且縱容「裡通外國」。康生還指示組織部整理材料，以反對同一時期做過副部長的二十二人。

當無政府主義損耗中國的地區愈多，康生愈是明白「騎虎難下」這句名言。他密謀確保他的安全，以防變得日益危險的紅衛兵；今天他們可能屬於他，明天他可能屬於他們。他操縱秘密警察和情報機構的最後一步是創建自己的特務機關，他於一九六八年初開始建立這傘機關，從中央的安全機構中招募了五百名特務。他把他們置於他私人辦公室的控制之下，他們四處分佈，在北京有三個據點。康生的秘密特務在北京也設有行刑室，用來榨取他為了政治目的而需要的招供和情報。

也有倖存者。馮基平服完刑在七〇年代末期回到政府的崗位。但是他在監獄里戴著手銬過了四年，大部分時間一隻胳臂從肩上彎曲著反拷在另一個手腕上。手腕上手銬的疤痕一直留存到八〇年代初他去世。副局長凌雲也倖存下來；他是一九八三年新創建的國家安全部的名義首領。

蘇聯的批評家還指出，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經呈現「異乎尋常的程度，」到達「神化的地步」，它「向群眾洗腦……毫無例外地執行他的每個命令。」蘇聯人評論說，個人崇拜還強化了毛澤東渴望無限權力而導致的「軍事官僚政治的專政。」對毛澤東的崇拜取代了中國的文化傳統，它創造了一種精神真空，意識形態的壁壘阻礙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和國際工人階級的先進技術」傳入中國。

然而，在他能夠利用組織部作為個人的工具之前，康生必須清洗機構中可能反對他的指示的任何人。他以慣常的冷酷無情清除工作人員，創造出一種恐怖氣氛以確保整體的服從。為了這個目的，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他在人民大會堂召集組織部的幹部，以威脅的語調宣布，組織部存在許多「問題」，並批判中國兩個主要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和鄧小平「反革命路線」的不力。他向他的代理人指出他所希望的行動方向，命令他們利用他們監管的人事紀錄「抓住黨內的叛徒。」康生還宣布成立「專案組」，由忠於他的前軍官郭玉峰領導，監督並負責組織部的日常工作。

楊尚昆靠邊之後，汪東興無可爭議地出任中央辦公廳和八三四一部隊的首領。汪東興更得到康生的歡心，他是毛澤東的狂熱讚美者，與鄧小平和黨的機構缺乏聯繫，而正是這種聯繫使楊尚昆成為激進派的障礙。汪東興雖然對政治問題十分敏感，但基本上還是個技術專家，精於安全事務，願意做任何有助於主席的事情。汪東興的人員負責逮捕和監禁那些在一九六六年被清除的領導人，包括劉少奇、羅瑞卿和鄧小平。

康生現在成為政法小組的主要人物，他接收了在政法小組監督之下對各種警察和安全機構的控制。這些機構之一的調查部是從社會事務部演化而來，此刻成為中國主要的對外情報機構。雖然康生許多四〇年代的同事仍然留在調查酃，但是他很少接觸諜報工作，而且一些像李克農那樣的老幹部相繼去世，康生的影響縮小了。然而，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暴發，當紅衛兵奮力掌握其高度敏感的檔案的時候，調查部由於幫派鬥爭而遭到破壞。到一丸六七年末，調查部被置於軍營之下，在七〇年代之前，它無法成為一個獨立的實體，發揮其功能。

透過冷酷的觀察，沒有任何靈魂是如此純潔，以致不需要凈化——這明顯地關係到他兒子——康生示意要張子石起身反抗省當局。康生對他兒子說：「告訴王效禹立刻抓權，不要只想抓青島的權。要考慮抓整個山東的權。」張子石返回山東后不久，文化大革命遍及全省，他們推翻了共產黨的權力機構，並且建立起一個新的激進政權。王效禹以省的首領芽份出現，但張子石是幕後的權力人物，因為他與康生有直接的親屬關係。

康生在辦公室特地私下安排對失寵的安全行政官員的懲罰。在閱讀了一份有關高級治安和安全官員的報告之後，其中包括馮基平、凌雲和徐子榮，康生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發布了他的第一道命令：「這幫反革命敵特出賣黨、政府和軍酞內部的最高機密，背叛黨和國家，他們的罪行累累，該受到千刀萬剮。用於普通罪行的懲罰辦法不能適用於他們。」他定出他們將受到的處分：「為了防止他們自殺，為了打擊敵人的頑固態度，應該給他們戴上手銬，可以對他們進行嚴厲的突擊審訊，使敵人完全屈服。」

正如康生所期望的，主席接受了他對會議的看法。情勢揭曉：毛澤東公開號召反對「二月逆流」。亦有人呼籲要保護「革命英雄」——高級幹部的標準用語，但都被下列的指控輕輕打發：「保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保護叛徒、內奸、特務。」這是康生在污衊他的敵人時習慣使用的標籤。一九六七年春季，陳毅、李富春、徐向前和譚震林成為瘋狂攻擊的目標，他們一個接一個失去了權力。

有關文化大革命使大多數俄國人感到惱怒的許多事情，都可以追溯到康生。「打倒帝國主義主要是打倒現代修正主義」是康生宣布的，一九六〇年他在華沙公約會議演講時已經這麼說了；《列寧主義萬歲！》的文章出自康生之手，文章嘲笑莫斯科忽視不可避免的戰爭；「一九六三到一九六五年反對蘇聯惡毒誹謗的文章」《九評》是由康生編輯的。蘇聯時事評論家可能猜疑，為何read.99csw.com每一項使莫斯科憤怒的毛主義者的古怪舉動背後都有康生，這個被他們認為是中國邪惡化身的人，不論知曉他的實際身份與否，蘇聯人總是持續注意帶有康生特徵的各種事件，這說明了他在中國對蘇關係惡化中的影響。

一九六〇年之前，康生與江青很少有直接的聯繫，這一年，中蘇爭論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焦點。康生開始要求閱讀國際聯絡部的絕密文件，但是王稼祥堅持，沒有毛澤東、周恩來或鄧小平的批准，敏感的文件不可以分發給局外人。王稼祥不願給康生資料，這進一步毒害了他們的關係。

在莫斯科的中國問題專家們看來，毛澤東政權已經不顧一切地脫離共產主義道路。蘇聯分析家運用自己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框架，視「毛澤東集團」為「一小撮資產階級一民族主義力量」反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由毛澤東助長的「反動的烏托邦思想」註定要失敗。蘇聯人確信，五〇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的倒退，是由於毛澤東的「冒險主義和唯意志論的政策。」中國的失敗並不使人驚奇：「毛澤東集團」正在威脅「科學界、藝術和文化界最知名、最有影響的人物。」毛主義者依靠的是「一種青年突擊隊，」也就是紅衛兵，由「沉醉於權力的青年」所組成，「這些不成熟的青年既缺乏政治經驗，也缺乏生活經驗，他們多年來受到毛澤東主義的洗腦，甘心為之獻上生命。」

謝富治把毛澤東當成偶像崇拜，並且渴望得寵于政治上的優勝者。他願意協助康生獲得對安全和諜報機構的控制，儘管警察機構中許多上層官員本能地反對由毛澤東、康生和紅衛兵引起的混亂。在謝富治的支持下，康生指控公安人員實行的是「一條修正主義的反革命路線」，他們既與國民黨特務又與格別烏合作。他還宣稱，公安部是一個「調查無產階級的司令部」，更不用說是「特務專政」了。康生的斷言為攻擊任何不服從他命令的安全官員鋪了一條路。

康生明智地與江青、林彪這樣的激進派同夥共同使用組織部的資料，他很快成為中國共產黨上層領導私生活和職業細節的專家。康生及其同夥取得的組織部紀錄似乎是官方的，因此是不可辯駁的證據，使迫害和懲罰敵人成為正當的事情。與康生及其挖掘寶貴材料以毀謗對手的技巧相比，美國聯邦調查局長胡佛只是個業餘選手。

在康生的眼裡，楊尚昆是個關鍵人物。除了任政法小組組長之外，楊尚昆還是中央辦公廳主任，這是一個監督精銳的中央警衛團、併為毛澤東和其他政治局成員提供後勤通訊和情報的黨中央機構。中央警衛團還以八三四一部隊而知名，它執行各種各樣極其敏感的任務。警衛團部署約一萬人的精銳部隊，使它遍布整個首都。除了監督這支精銳部隊之外，楊尚昆還全盤負責調查部和公安部。

隨著文化大革命初期對數百名黨的高級幹部的清洗，全面的政府大改組就此發動，那時管理中國的是三個人：主席毛澤東、國防部長林彪和總理周恩來。當統治中國的三頭馬車把組織部的權力放在他手中時，康生得到了他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以來一直尋求的獎賞。

康生經常與毛澤東一起露面，在毛澤東接見外地的紅衛兵代表時，他也經常出席。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主席檢閱天安門廣場上聲勢浩大的紅衛兵遊行隊伍時，康生就站在他身邊，揮舞著「紅寶書」，這本毛主席語錄的袖珍本已經成為紅衛兵的聖經。十天以後，當毛澤東想感受一下街上的氣氛時，康生與主席坐在一輛不帶標記的轎車上，在北京城裡逛了一圈，轎車的後窗覆蓋著窗帘，掩蔽了車中人的身份，他們看到城牆和街道上到處張貼著大字報和標語。這個時期，除了毛澤東的家人，任何人都不如康生那樣接近主席。

康生還設法超越中國邊界，向世界擴展他的權威。為了做到這一點，他擴大他在中蘇爭論中的作用，直到他控制住國際聯絡部，這是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組織協調事務的機構。但是康生也利用他在國際關係方面的權力，去迫害那些過去反對過他、或者在眼前或將來可能對抗他的中國幹部。對康生來說，懲罰自己陣營的同志要比打敗國外的敵人更為重要。

一九六二年，中國的經濟問題和國際上的孤立預示了中華民族深深陷入危機，此時王稼祥與國際聯絡部的兩位副部長伍修權和劉寧一一起，給周恩來、鄧小平和外交部長陳毅寫信，他們提議，面對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國應該試圖改善與外國政府的關係，並且避免與印度那樣的國家進行不必要的戰爭；那時候，中國軍隊正與印度作戰。在那騷亂的時代，王稼祥的勸告湮沒無聞，只有康生把它記在心裏。康生利用宦作為借口，以削弱王稼祥對國際聯絡部的控制。一九六三年，康生逼使王稼祥離開國際聯絡部，王稼祥留在家裡，把大部分時間用於閱讀。

當康生的威望和權力到達頂峰的時候，中國的政權崩潰了。地方、省和中央政府的高級官員被趕出他們的辦公室——有時候確實如此。那些曾經為共產黨冒過生命危險的幹部受到拘留或批鬥，被指責為「修正主義」或「裡通外國」。市民們觀看成群的紅衛兵帶著他們的受害者遊街，辱罵他們，毆打他們，強迫他們戴上列舉其罪行的標語牌，感到驚懼不已。毛澤東毀滅中國社會是為了重建它，這正在成為現實，使人不敢逼視的現實。

三個星期後的二月二日，康生從同一個人手裡接到另一份報告。他在報告的空白赴寫上他個人的毒嬰和指示：「劉仁、馮基平、徐子榮、凌雲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組成『雙重特務』小組的辦法。這是否根據羅瑞卿的決定？他們常常給敵人送情報，他們從敵人那裡得到什麼好處？」對這個小組的審訊和迫害持續到五月，康生和他的門徒謝富治宣布，他們的調查證明，確實存在著一個陰謀集團：「由馮基平和邢湘生領導的舊北京公安局反革命集團。」根據康生的說法，集團成員「與美國和蔣介石的特務機構密謀策劃，從事特務和諜報工作。」

與老謀深算的毛澤東在一起，康生必須鞏固他自己的權力基礎。為了尋求更多的權力，他開始重新控制組織部。早在四十年前，他曾經在上海領導這個非常有影響的黨的機構。它創建於二〇年代，是為從鮑羅廷和米夫那樣的蘇維埃指導者那裡吸收過來的列寧主義體系的一部分，它管理所有的人事工作：黨的幹部的任命、提升、免職和調動。組織部最不祥的潛能在於它的貯藏室中，保存著每個黨員的個人檔案，從毛澤東到最下層的鄉村幹部。組織部可從全國範圍的網路中得到報告，與所有黨與政府基層組織相迮結。因此，組織部保存著黨的幹部的各種紀錄，包括他們的政治態度、個人生活、家庭和履歷。

在這次會議上，楊尚昆還被控在毛澤東的書房安置竊聽器以竊聽主席的計劃，並且把詳情透露給彭真和俄國人。顯然是楊尚昆的副手，毛澤東的警衛汪東興在毛澤東的辦公室里發現竊聽器的。但是汪東興不是政治局成員，所以不得不由其他人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指控。不論康生是否插手，不久楊尚昆就被剝奪了所有的權力，在這個過程中，楊尚昆得到了一個新綽號「大耳」。九*九*藏*書

那些獲得巨大權力的古代秘密警察領袖，其功績必然激勵康生甚多。最著名的古代秘密警察頭子是魏忠賢，這個宮廷太監在十七世紀的明天啟年間建立了殘暴的政權。正如康生利用他的私人安全機構向公安部抗衡一樣，魏忠賢在三個世紀之前創建了自己的秘書警察隊伍。

康生給里坦伯格的印象是個奇怪且被扭曲的人。即使在他遭受軟禁之前，里坦伯格就感覺康生不喜歡他。「我總是覺得，康生是上層領導中少數幾個不喜歡我而且我也不喜歡他們的人之一。」在里坦伯格的記憶中，康生是個「冷血動物」，他總是隱藏著什麼東西；除了自誇他能夠認出外國特務之外，康生的舉止「就像戴著隱形的單片眼鏡，」以一種優越的猜疑眼光審視別人。康生落在里坦伯格身上的眼光比其他高級領導人更為尖銳和緊張。里坦伯格回憶說，在宴會上，康生很少像其他高級幹部那樣微笑或開玩笑，而是鬼鬼祟祟地行動，總是把腦袋從一側轉向另一側，說話簡短，神經質地看著他周圍的人。里坦伯格把他看作拉斯普廷——陰鬱、狡猾、邪惡。

在以後幾個星期中，全中國的公共秩序被破壞了。對紅衛兵的抵制是零星且無效的；數千名國家和地方幹部被捲入無休止的自我批判會，被軟禁在家或遭囚禁。當殘暴行為日益普遍，紅衛兵的野蠻開始與其唱高調的激進主義花言巧語不相符合時，反抗增強了。地方首長和黨的書記試圖阻止許多地區陷入公眾的混亂，但效果非常有限。

康生使許多外國人相信，中國在從事嚴肅的社會工程。他的客人似乎從未懷疑，有一個陰鬱、甚至可怕的人在支持文化大革命，他們也不知道眼前這個人對此要負大部分責任。有關在中國發生的可怕破壞和苦難的報導傳到西方——主要來自逃往香港的避難者，他們往往是游過大鵬灣的。但是康生的聽眾都是異乎尋常集合起來的外國人——從神學家和工會成員到教授和電影明星。他們情願相信他的保證，中國朝著更為幸福的嶄新社會前進，紅衛兵犯下的一些小小「錯誤」根本無足輕重。

康生繼續威脅組織部的幹部，揚言要解散組織部，因為它是「一個黑窩，一個反革命集團」。他使它成為他擴張個人權勢的工具。在康生的支配下，組織部提供了表面上可信的資料，把許多高級幹部描繪成「叛徒和特務」。能夠利用組織部的檔案，使他有權追蹤敵人的履歷，搜集他們「政治問題」的資料，為逮捕和迫害他們提供正當的理由。

在國際聯絡部的助手們的協助下，康生讓訪問中國的「外國蠻子」參觀文化大革命的進步面。不過，他不能阻止蘇聯人利用發生在中國的破壞來貶抑毛澤東。蘇聯的宣傳機器不停地譏諷遍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由三位蘇聯漢學家撰寫的著作≤論在中國的事件》，代表了對毛澤東及其統治更為理智的批評。作者B.扎奈金（B.Zanegin）、A.米羅諾夫（A.Mironov）和Ya.米海洛夫（Ya．Mikhaylov）把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描述為「一次對黨的正面進攻。」

儘管他含有邪惡的氣味，但是康生可以做到和藹可親和溫文有禮。他常常被約請接待來訪的貴賓和「外國專家」——來自國外的共產黨人和同情者，他們往往在北京擔任翻譯和技術顧問。一九六七年四月，康生對這樣一個團體發表演說之後，回到他的居所，對他的助手吹噓說：他在演講時只說了兩個短語，「高舉」和「頂峰」——高舉毛澤東思想，以之為馬克思主義的頂峰，這是很普逋的口號。康生輕蔑地暗示，一些普通的表述就足以滿足那些為共產主義而工作的純樸外國人。

康生與他兒子之間的會面是不自然的——他們已經有許多年沒有見面了——康生保持著一種差不多是儒家的得體氣度。一月十九日，在人民大會堂非常正式的場合，康生接見了張子石，出席的還有王力、關鋒和其他幾位康生的老朋友。康生坐在一張帶有套子的沙發上，告訴張子石那時發生在中國的事情的重要意義。「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康生宣稱，「但是不要忘記，在某種意義上，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整頓幹部的運動。所有的幹部都需要改過自新，並不是因為他們都在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不是說希望觸及靈魂嗎？我們能不能觸及你的靈魂？你的靈魂就這麼乾淨？」

康生對主席的影響不止於說服毛澤東指責那些過去支持他的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裡，康生日益接近毛澤東，就像三〇年代和四〇年代在延安的情形那樣。他們的親密關係反映在許多方面。毛澤東任命康生為重新編輯他的著作的委員會副主任，使康生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監護人之一。

另一位著名的受害者劉仁，是負責安全事務的北京市委成員。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邀請三位美國軍事情報官員，由中尉麥凱（Mackay）率領，視察新近佔領的城鎮卡爾干（Kalgan，現在稱張家口），這個城鎮控制著北京北面長城的一個通道。那時劉仁是共產黨地方安全人員之一，他籌劃了這次訪問；現在康生利用美國派遣人員，作為劉仁是「一名美國和日本間諜」的證據。劉仁的專案組在康生的指導下準備了一汾報告，斷定「特務頭目劉仁在解放之後繼續向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情報」。劉仁被康生趕出辦公室並遭受迫害，最終因病死於一九七三年十月。北京公安局的許多官員也遭逮捕，包括局長馮基平，副局長邢湘生和其他七十位高級幹部。總共有一千六百名幹部被列為「間諜」或「叛徒」。

對科的攻擊也許是康生想像的產物，但是對於天生憎恨外國人的康生來說，他對科的保護顯然是一大破例。他向來激烈地指控外國人的間諜活動和背叛，正像他對待他的中國同胞那樣。他的受害者之一是西德尼·里坦伯格，一位在北京電台工作https://read.99csw.com的美國人，他在文化大革命第一年中起了積極的作用。里坦伯格在一九六七年末受到軟禁，這導致糜生在一次演講時自誇，一九四七年他在延安第一次見到里坦伯格時，就認定他是個「帝國主義姦細」。事實上，里坦伯格堅稱一九六四年之前他從投見過康生，那年在會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時，毛澤東才介紹他們認識。

許多被沒收的資料那時被銷毀，因此其內容將不再為人所知。但是有多少材料涉及康生，監督這項工作的委員會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寫給張春橋的一封信中留下了線索，那是搜尋工作進行了五個月的時候；委員會彙報說，在國民黨和汪精衛的前日偽政權的檔案中，發現涉及康生的資料有九十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些紀錄對於康生來說，可能是生死攸關的事情。在真正奧威爾式受嚴酷統治而失去人性的社會裡，康生抹去了過去，就能控制未來。

自從毛澤東號召紅衛兵「炮打司令部」，起來反對政府機構，數月中，一場風暴席捲全國。紅衛兵的歇斯底里正在發作，他們對任何有背叛毛澤東夢想嫌疑的人絕不憐憫。他們攻擊自己的老師——毆打他們，把他們趕出辦公室，或者把他們釘在教室的黑板上。他們尋找和迫害「資產階級」分子，當場毀壞或盜竊他人的財產，所有權構成了「政治問題」。他們從軍火庫偷竊武器，使用這些武器再犯下其他罪行。當紅衛兵把文化大革命帶入中國的邊遠地區時，有數百成人死亡，他們迫害西藏、新疆和廣西的漢族和少數民族，使那裡發生好幾次最糟糕的武鬥。

即使如此，幾年後王稼祥還是在無意中得罪了康生。王稼祥發現毛澤東的第三位妻子賀子珍在蘇聯的一家精神病院，他安排她和她的女兒在一九四七年返回中國。賀子珍明顯老了；她對江青與毛澤東的愛情不會造成任何威脅，但是江青極其怨恨王稼祥使這位先於她的毛澤東的妻子恢復正常生活。和平常一樣，康生站在他的保護人江青背後。這時，康生沒有機會替江青向王稼祥進行報復，但是他把王稼祥對賀子珍的善意收在記憶中，以備將來哪一天可以利用它來加強他與江青的關係。

一九六七年末，康生開始逮捕公安部的領導人。除了謝富治和汪東興（他仍然是公安部副部長），公安部的高級官員都受到清算。其中有許建國，一位安全和情報官員，一九五四年以來一直擔任公安部副部長，還當過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大使；徐子革另一位副部長，四十年來一直是忠誠的黨員和領導人；負責反情報工作的副部長，四〇年代在延安曾是康生的下屬。

殘暴行為引發了一系列野蠻的暴動，就像傳統上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等秘密會社的造反。在那些日子里，大部分人口被半神化的領袖崇拜所喚起，不再受到任何有層級節制的組織約束，投入全國範圍的爭鬥和破壞的狂潮中。對許多觀察者來說，尤其是外國人，紅衛兵的狂妄似乎只是一種混亂的反覆，但是對康生來說，憑著他對歷史根深蒂固的觀念：文化大革命使古代中國管理國家事務的某些手段得以復活。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次，帝王迴避反應遲鈍的官員，並且直接號召最底層的社會分子攻擊使統治者不悅的官僚。最近的一次在一九年，慈禧太后號召義和團去達成她的大臣沒有達到的目標：擺脫列強的控制。

康生密切監視國際聯絡部的政治活動，時而親自插手破壞他敵人的根基，並且保證他所支持的派系獲得成功。為了清除反對者，他裝作國際聯絡部外國工作人員的保護人，然後具體指示，把他們的案例變為掃清反對派的武器。一九六七年二月，國際聯絡部辦公室出現了一張大字報，揭露一個名為「林某某」的人的罪行，康生堅持「林」這個字實際上應該是「柯」，正確的讀法是「柯某某」，是「一個美國專家」的中國名字。康生指責說，大字報的作者把「柯某某」稱作「黑黨」，是為了試圖破壞中國共產黨與友黨組織的關係。康生記得的「美國專家」無疑是弗蘭克·科（Frank Coe），以柯弗蘭的名字為中國人熟知。科以前是美國財政部的一位官員，是麥卡錫時代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在北京住了許多年，是國際聯絡部內少數受到信任的幾位美國人之一。

三〇年代在莫斯科的四年時間以及六〇年代在中蘇論戰中的作用，使康生給人留下精通共產主義教條的印象。他讀了許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其他共產主義理論家的著作，足以用他的知識迷惑外國與中國的聽眾。他的德語過時，俄語不合語法，但是他可以說的要比大多數其他中國共產黨領袖更多，他們即使在與外國人進行閑聊的時候都要用翻譯。

作為一個既在政府背後、又在政府之上營運的部門，國際聯絡部有它含糊而隱密的一面。國際聯絡部的地址在北京復興門外大街十八號戒備森嚴的大院內，許多年來，它本身就是個謎，除了共黨菁英分子外，外界知道它存在的，就只有訪問過這個地方的外國共產黨。至於涉及與非共產黨的事務，國際聯絡部就管不著了。但是，由於它也和某些尚未掌權的海外共產黨聯繫，國際聯絡部發展了一些前沿組織，以便在西方國家進行活動。許多中國的和平組織、貿易團體、「友好」協會，都在它的管轄之下。

無政府主義的洪流為康生創造了一系列誘人的可能性。走錯一步就可以把任何人送進監獄或勞改營，包括他自己，但是那些知道如何利用各種界限的幹部就能自由地提升自己。尤其是康生，他把陰謀家和政治暗鬥家的高超技術同他與毛澤東的聯繫結合起來，共產黨舊秩序的崩潰反而提供了他豐富的機會。

一旦他們在政治上喪失了名譽，康生對待這些受害者就像野獸一般，沒有絲毫的憐憫。他們被關押在秦城監獄高高的灰牆後面（秦城監獄在北京以北開車一小時的路程），受到難以想象的虐待。副局長許建國被關在一個不到八平方英尺的火柴盒般的單人牢房，最後罹患癌症死於監獄。他的兒子和女兒，新民和安棣，在他監禁四年之後被允許去探望許建國。使他們感到毛骨悚然的是，他們面對的不是曾熟知的強健父親，而是個「形銷骨立、面黃肌瘦的人。」整場探望，他們都無法抑制自己的眼淚。副局長徐子榮也死於監獄。

在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國際聯絡部直接向中央委員會彙報，並且在對外事務方面擁有幾乎是無限制的特權，它比政九*九*藏*書府的相應機構外交部發揮的影響大得多，在北京的列寧主義統治者眼裡，外國政府遠不及外國共產黨重要；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政府只是黨的工具。國際聯絡部負責與那些統治其盟國的共產黨機構聯繫，這使它成為一個有地位的單位。外交部在與蘇聯的爭論中很少發話，留給它的任務是安排大使館、向外國派送外交官，以及處理與非共產黨政府的關係。

一九六三年，康生可以做的不過是把國際聯絡部前部長趕回他的書房，但是文化大革命使康生有機會把他對王稼祥的怨恨轉化為更極端的行動。一九六六年五月，協助推翻彭真的權力之後幾周內，康生著手清除王稼祥及其在國際聯絡部的盟友。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國際聯絡部全體工作人員的一次會議上，康生指控王稼祥把國際聯絡部轉變為一個「不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而是揮舞王稼祥的白族」的部門。他還指責王稼祥是「修正主義者」埋下的一顆「定時炸彈」。康生以典型的譏諷措辭補充說，他曾自我檢查自己是否是顆「定時炸彈」，但是他向聽眾保證：「如果我是顆定時炸彈，我就要炸美帝國主義，炸陸定一、彭真和羅瑞卿。」除了鼓勵國際聯絡部內的紅衛兵參加鬥爭之外，康生還動員局外人來批判王稼祥。一位幫助激進派奪取周恩來權力的外國人，竟然在鬥爭會上打了王稼祥一耳光。

自從在延安失去共產黨情報首領的位置以來，康生幾乎與安全工作沒有任何聯繫。然而他於六〇年代初期，在特務機關的領域重新找到了立足點，那時他進入政法小組，這是在五〇年代建立的一個黨的委員會，監督從交通警察到情報搜集的每一樁事情。即使如此，康生對安全諜報機構的影響仍然是有限的。中國的情報工作從一九四五年以前由他指揮的較小組織，發展為全國範圍的官僚機構；鑒於它的絕對規模，康生呵以對其事務發表的意見不過是表面性的。他的權威最初還受到與他一起工作的委員會成員的約束，他們是楊尚昆、彭真、羅瑞卿和公安部長謝富治。

在上海檔案中尋找易於受牽累的資料並非易事。在中國內戰的混亂時期，所拋棄的各種英語、法語和日語的紀錄是大量的。包括從英國人管理的上海市政會、法租界和日本行政區來的檔案。康生的六千名工作人員——現役軍人、複員軍人、學生和教師，其中有三千四百人懂一門外語—一梳理了城市檔案館和圖書館中涉及「無產階級司令部朐領導同志」的所有資料，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同志」，就是康生、江青和張春橋的代號。

對上海檔案的搜查從一九六七年十月持續到一九七〇年初，根據上海市公安局的統計，有五百一十九個市級組織交出了檔案，有大約兩萬六千份個人文件以「防止擴散」的名義被搬走。另外四萬一千五百二十二份文件從低一級的公安辦公室沒收。調查組還閱讀了一九四九年之前在上海出版的六十萬份報紙和雜誌。

國際聯絡部始於一九五一年，在它存在的最初十二年裡，頭領是王稼祥，他是共產黨勝利之後中國駐莫斯科的首任大使。王稼祥曾經在一所教會學校就讀，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他與外國人和中國人相處同樣無拘無束。他與康生同時進入上海大學，後來在莫斯科學習，並成為王明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一員，回到中國。然而在長征的時候，王稼祥對王明的冒險主義感到厭倦，而轉向毛澤東一邊。他在向延安轉移的途中受了重傷，於一九三七年返回莫斯科進行治療。等到王明和康生回到中國，他戍為中國駐共產國際的臨時代表。一九三八年夏季之前，他一直留在莫斯科；在那裡，他偶爾聽說康生在蘇聯首都懲罰中國同志的暴行。他啟程去延安的時候，王稼祥已經清楚地了解康生的奸詐和冷酷。從那時起，他對康生一直小心翼翼。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王稼祥大部分的家庭成員也遭到清除。他的兒子，人民大學的一位講師王命先，在紅衛兵批鬥他的時候無法忍受折磨，跳河自盡了。王稼祥的外甥吳報華，是北戴河的一位黨的書記，為了逃避迫害，投海淹死了。王稼祥的外甥女翟新華，婦產醫院的一位護士，因為與王稼祥的關係受到迫害，後來精神錯亂，服毒自殺了。值的姊姊和姊夫被趕出北京，以乞討勉強維持生計，直到餓死在安徽一座棄廟中。王稼祥的妻子朱仲麗倖存下來，但是沒有逃脫康生和曹軼歐的迫害，他們把她關在國際聯絡部辦公室的一間黑屋裡達六個月之久。

由於文化大革命產生的權力真空，康生再一次坐擁中國的安全和情報組織的巨大權力。然而在他的控制之下，秘密警察所做的不過是清除異己，保衛他和他的盟友，壓制普遍的不滿。他在世界情報領域沒有任何可以吹噓的重大勝利，以證明他是情報和安全專家。與蘇聯相比，中國情報工作在國外的成功是少見的。康生與他的同志們專註於國內事務，實際上排斥外部世界。

韓素音是一位在中國出生的英國作家，《光輝的事業》一書的作者，她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和他一起度過了兩天，並且稱讚他的機智和魅力。韓素音證實了康生的感染力，她把他描述為黨內「有聲望的一員，」他的「誠實和思想上的正確從未有任何疑問，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高級官員受到批判的時候也是如此。」

不論是四〇年代在延安，還是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初在北京，康生做為特務頭子的短處不足以抵銷他的殘忍無情。在他的主持之下，中國的安全和情報工作把黑暗和恐怖的統治強加于整片國土。到七〇年代初，甚至是北京最下層的官員也活在對他的恐懼中，他們知道，他的活動延伸到與城市隔離的外國社區。他令人生畏的聲望在一句普通的韻語中歷歷可見：

康生的下一個目標是控制公安部。羅瑞卿，一位長征的老戰士，在一九三八年取代康生，接管共產黨的情報系統，他從一九四九年起掌管公安部，直至一九五九年才返回軍隊，擔任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首領。繼承羅瑞卿擔任公安部長的是著名的將軍謝富治，他和康生本人很相像：肆無忌憚而又野心勃勃，他願意支持任何能夠促進其利益的領導人。與康生和這個時代的許多領導人一樣，謝富治把政治當作一種家庭冒險：他提升了他妻子劉湘萍的政治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她成為衛生部長。

由於毛澤東和周恩來分心於其他問題，以致不能長期保護王稼祥。康生小心地隱藏他是紅衛兵的庇護人，紅衛兵繼續批鬥國際聯絡部資深幹部並煽動王稼祥的敵人。一九六八年春天，在國際聯絡部內的紅衛兵手裡經過一段時期的每天虐待之後，王稼祥被關進一所北京的監獄，在那裡他度過了十八個月寂寞的監禁生活。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準備抗擊蘇聯進攻、保衛北京的借口之下，激進派首領把王稼祥送往河南省信陽的勞改營。周恩來指示河南省委照料王稼祥的健康。但是王稼祥在一九七O年冬季幾次罹患肺炎，而康生和北京的其他激進派卻不允許他接受治療。儘管有這道禁令，了解王稼祥病情的當地醫生還是勸說省委給主席打電報。於是，毛澤東下令必須給予王稼祥適當的治療，並且允許王稼祥返回首都。一九七四年，王稼祥在北京死於心力衰竭。為了掩飾是他一手造成王稼祥的災難，康生在王稼祥的追悼會上送去了一隻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