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趙健民的指控之一是他與「國民黨雲南特務組」有聯繫，他在南部省份的幹部同仁因而遭到廣泛調查。沒有證據說明趙健民與任何國民竟的活動有聯繫，但是康生還是利用所謂國民黨在雲南的活動，來為他廣泛的政治迫害辯護。支持他並且煽動這次討伐的是謝富治，他曾是前雲南省委書記，有個人的宿怨要報。康生的行動陷害了數萬人，導致一萬四千人死亡。

我問你，你在白區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我要求。」

康生對下台的劉少奇所羅織的罪名，使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他打上「叛徒、內奸、工賊」的標記，並且在一九六八年正式把他開除出黨。在將近兩年的監禁時期，劉少奇被剝奪了糖尿病和失眠症所需要的適當飲食和藥物治療，他成為一個廢人。一九六九年當局對所謂即將發生的蘇聯進攻感到恐懼，發布了著名的「第一個號令」，把劉少奇和其他前任領導人鄧小平、陳毅和王稼祥轉移出首都，以免他們在戰爭中落人敵人之手。

「好，你保留意見。」康生宣布，「你寫個條子。你的行動不是偶然的。—個叛徒混剜我們黨里來，想乘文化大革命的機會把邊疆搞亂。我看到了國民黨特務組織搞的—個計姑。我憑四十多年的革命經驗，有這個敏感，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善類，你對我們有刻骨的階級仇恨。」

與毛澤東一樣，劉少奇的根基也在湖南，但是在其他方面，他與主席很少有相像之處。勤勞，不偏不倚，缺乏浪漫色彩，盡善盡美的官僚—一張國燾把劉少奇描繪成一個「性情隨和」的人，他總是「避免妨礙他的同事」，他沒有「強烈的個性，並不過分追求杈力……他不是斯大林那一類人。」一句話，劉少奇是一個乏味的人。毛澤東把他當作一個由官僚菁英統治的中國的先行官，而不像他自己和長征的同志們那樣是有超凡魅力的革命領袖。劉少奇從不向毛澤東的命令挑截，但是他執行的圓滑態度使毛澤東不太愉快。

「我再重複—遍，你是個叛徒！」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末，在聽到專案組有關王雲程的報告之後，康生指示調查人員立刻寫一份報告，要求批准對王雲程的處決。但是王雲程沒有被處死，幾周以後，康生再一次催促儘早執行。官僚機構的惰性以及個別公安官員不願承擔殺死著名囚犯的責任，耽誤了康生命令的執行。發怒的康生給他的下屬寫信：『我反覆告訴你們，這些人要對許多罪大惡板的事件負責，我還允許你們寫一份報告，立刻處決他們。但是你們帕不這樣做。」最後在一九六九年十月，王雲程和盧福坦被秘密處決了。

「趙容（與康生其他上海時期的老相識一樣，劉曉仍然以他那時所使用的名字稱呼他），你是否對某個姓劉的人感興趣？你說的是不是我？」

康生無法迫使安子文牽累劉少奇，因此他採取了不同的步驟。他指示專案組集中精力於二〇年代劉少奇曾落入反共警察之手的兩個事件，去尋找劉少奇有兩次機會背叛共產主義拳業的證據。在康生的指導下，調查人員找到了幾個曾經和劉少奇一起被捕的共產黨員，包括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和劉少奇一起工作的勞工領袖丁覺群，以及在一九二九年協助劉少奇組織瀋陽紡織廠罷工的孟用潛。

劉曉不再談這件事，但是晚飯後，在登上指定送他回家的汽車時，他被戴上手銬，而且被送進監獄。他留在那裡，有三個月沒有受到任何審問。

考慮到劉少奇的龐大權力，康生勤奮地培育與他的良好關係。一九五六年康生返回政治舞台之後，他不厭其煩地奉承劉少奇；六〇年代初期他們是非常接近的，劉少奇挑選康生來編輯《劉少奇文選》，這是康生自己提議的。遲至一九六六年五月那場剝奪彭真、楊尚昆和陸定一權力的政治局會議，康生仍然極其敬重劉少奇。確實，康生在那次會議上向他的同事們承認，他後悔在三十五年前以「謝康」的筆名，批評劉少奇的工會政策。康生抱歉地解釋說，他「不知道劉少奇同志是白區毛澤東路線的代表。」

劉少奇被轉移到北京以南四百英里的開封監獄，但是他被摧毀的虛弱身體無法忍受旅途的勞累而染上肺炎。康生不允許醫生照料他，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日，劉少奇死於開封。當這個消息傳到北京時，康生與劉少奇專案組的其他人員在一次宴席上慶賀他們的成功。

趙健民寫條子以表示他的清白，並且要求黨中央調查這件事情。趙健民寫完之後，康生命令他忠誠的副手，公安部長謝富洽逮捕趙健民。他被抓進監獄，在那裡關了八年。

雖然鄧小平喪失了影響力，但是康生和他的同志們沒有提出更具毀滅性的指責，鄧因而置身於紅衛兵和專案組調查人員的掌握之外。幾十年來，鄧小平與毛澤東一起密切合作；他一直是由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農村派別的成員，參加過長征，在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反對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五〇年代，鄧小平與以城市為基礎的幹部合作，他們曾是劉少奇「白區」組織的一部分，但是他仍然與毛澤東保持著密切聯繫，一九五四年他協助毛澤東反對高崗，後來也支持毛澤東抵禦蘇聯的批評。激進派說服毛澤東同意把鄧小平趕出辦公室，但是他不允許他們殺害、拷問或監禁鄧小平。當中央領導人發布「第一個號令」時——這導致了一九六九年劉少奇轉移到開封監獄——鄧小平也被送往江酉省的一個小鎮，在一個工廠當工人，或多或少不受干擾地度過了三年。儘管康生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鄧小平打算活著在以後的日子里再去戰鬥。

康生很少發放正式的死亡許可證，但是許多ｈｔｔｐs://ｒeａd•9９ｃsw.cｏｍ人的死亡是由他發起的運動所直接導致的。那個時代的混亂狀態，使我們現在不可能計算出文革時期直接歸咎於康生的準確死亡人數，但是從文件資料中可以發瑰，一九六六年和一九七〇年之間的死亡人數超過三萬。

文化大革命期間，康生是指導數千起迫害的大審問官。他所監督的專案組把觸角伸向大陸的每個角落，毫不留情地追尋證人和間諜，被威脅和拷打的人無法計數。康生協助倒建的迫害系統是自身延續的：每個新的受害者都使一個黨羽網路受到徹底調查，而每次新的調查都使更多人受到審查和懲罰。

被紅衛兵拘捕的大多數高幹的命運，最終都由康生決定。他親自監督十個專案組，調查共產黨上層二百二十名被告的「罪行」——一千二百六十位高級幹部中近百分之二十被帶上革命法庭。

「一定要審查你。你是這樣瘋狂，你這是瘋狂地向無產階級司令部進攻！你還要求中央審查嗎？」

「你在監獄里是怎麼自首的？」

「我設有自首過。」

在康生的監督下，專案組搜集那些旨在指控幹部犯有反黨和反對國家的嚴重罪行的綜合性檔案。利用威脅、嚴刑拷打、優待的許諾以使他人合作，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一位高級領導人的逮捕和調查無可避免地導致許多人的監禁、拷問和訛詐，因為專案組要搜尋證據，更頻繁的是捏造證據。

康生的指控迫使鄧小平辭去總書記的職位，但是康生仍然無法為一種實實在在的渣權統治方式提供法律根據，這種濫用權力可能使鄧小平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在迫害羽少奇的時侯，康生出示證人起誓證實劉少奇是—個「叛徒」，背叛了共產黨；但是鄧小平的錯誤基本上是屬於思想上的「路線」問題。由於鄧小平從未給國民黨逮捕過，康生無法指責他是個內奸。景終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康生提出足夠的證據指控鄧小平曾是「逃兵」。根據康生所敘述的真相，一九三一年鄧與廣西國民黨將領白崇禧交手，他拋棄了由他指揮的一支隊伍。根據康生的說法，鄧小平先遮往香港，然後到達上海。那時，鄧小平解釋說，他是向中央總部彙報工作，但是康生斷言，鄧小平到達上海，把他的時間花在宴會、酒席和城市的奢華活動上面。康生的斷言有足夠的現實基礎，使它們有幾分可信性：事實上，一九三一年鄧小平是在廣西的一次軍事挫折之後去上海的。即使如此，反鄧小平的案例，要比康生製造的反劉少奇和其他許多受害者的任何東西都要軟弱無力。鄧小平可能離開過他的職位，但是他沒有與敵人合作。甚至連康生也沒有利用鄧小平所謂的逃跑來指責他背叛了共產黨的事業。

「黨中央可以審查。」

「我不是！」

康生還干預對吳晗的處理，吳晗的戲尉《海瑞罷官》被用來當作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借口，這使他必死無疑。康生已經給吳晗打上試圖為彭德懷翻案的「修正主義者「標記，為了更殘暴地迫害他，康生需要迸一步敗壞他的名譽。康生重揭對吳晗戲劇的最初爭論，他堅持吳啥可能就是吳小嗣，吳小圃曾是個共產黨員，三〇年代在上海向國民黨叛變。康生的斷言導致吳晗於一九六八年三月進了監獄。專案組開始不分晝夜地連續審訊，剝奪了這位劇作家的睡眠，頻繁地拷打他。然而，吳晗顯然不會坦白與叛徒吳小固有任何聯繫，專案組只好彙報了他們的失敗。

康生儘力隱瞞他在謀殺和嚴刑統治中的作用，這種統治是由他煽動並且帶到大陸的每個角落。但是他那殘暴的慾望從不能完全地隱藏起來。在中國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康生使人遭受痛苦的愛好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致使他掙得一個人們只能私下稱呼的頭銜「閻羅王」——古代中國人給印度惡魔閻摩取的名字。

文革第一批受害者迅速消失在北京的舞台上。彭真被放逐到陝西；陸定一、羅瑞卿和楊尚昆在群眾大會上受到嘲諷和譴責，然後穢送往監獄和勞改營。當中國共產黨的上層領導相繼失去恩寵時，這場清洗背後的策劃者康生髮現，要想獲得他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權力，他就必須抹黑中國革命榮譽名冊中一些最著名的名字。

到一九三六年末，所有被監禁的六十一人都贏得了自由，但是許多共產黨員認為，他們逃跑的方法是極其特殊的。那時，共產黨自誇，許多烈士死於監獄。對被捕過的共產黨員採取懷疑態度，是為了防止他們被招募為國民黨間諜，這祥一來有助於使他們對捕捉者失去信心。但是，草嵐子監獄六十一名共產黨員所遵循的方針，是劉少奇和陝西共產黨司令部共同允許的。而且在延安整風運動的幾年之後，康生本人也稱許草嵐子監獄的監禁者是可信任的。一九四四年他在中央黨校演講時，還讚揚他們在國民黨手中勇敢地經受起嚴刑拷打。

劉少奇生於一八九八年，與康生同歲；從二〇年代起就認識毛澤東，那時他們倆一起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運動的基礎。一九二二年加入共產黨之後，身為莫斯科學生的劉少奇返回中國，並且以他的方式工作，從下層勞工的組織者，上升為國民黨控制的「白區」中共產黨活動的最高領袖。一九四四年之前的二十年裡，他領導著一個範圍廣泛的幹部網路，包括許多最有才能的共產黨員。與大部分由農民組成的共產黨軍隊不同，劉少奇的周圍是一些有文化、有知識的人，在中國共產黨獲得對大陸的控制之後，他們佔據了許多重要的位置。

康生對他的失敗大發雷霆，他把專案組成員召集到辦公室，告訴他們如何對囚犯的希望和恐懼產生影響，即使在即將釋放https://read.99csw.com的時候，也要以長期監禁或更糟的懲罰相威脅。他還指示他們把火力對準安子文，文革前的組織部長和「叛徒集團」的另一位成員。調查人員立即行動，向軟禁的安子文許諾說：「如果你能寫個證明劉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馬上就可以去釣魚台和中央首長談話，車子就在門口等著。」安子文不為他們的允諾所動，問道：「這位中央首長是康生嗎？」調查人員告訴他是的，但是安子文斬釘截鐵地說：「我在中央組織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也沒有聽別人說過劉少奇是大叛徒。」

感覺到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差異，康生一直密切觀察毛澤東對他的副手不滿意的任何信號。康生準備抓住最早的時機攻擊劉少奇，但是小心地不使他的計劃進一步暴露。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澤東主持一次地區黨委書記和文革小組的會議時，康生帶來了一份黨的文件副本——第九號簡報，摘錄了劉少奇對校園政治活動的一些命令，它們與毛澤東的命令相抵觸。如果毛澤東流露出任何對劉少奇的敵意，康生準備拿出這份文件併當面批評劉少奇；如果沒有，他將保持沉默。

康生繼續監視主席的態度，但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問題倮持沉默將近一周。然後在八月四日，毛澤東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說，「牛鬼蛇神」當權。毛澤東轉向劉少奇，宣布國家主席在北京搞「專政」，劉少奇在當天下午作了自我批評，承認在毛澤東離開首都的時候犯了錯誤，並且保證他並不打算迴避他應負的責任。三天以後，中央委員會成員看到一份嶄新的戲劇性的大字報，題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使猛烈攻擊具有爆炸性效果的是「毛澤東」的署名。主席的大字報大約只有二百三十字，但是它提供了明確的證據，他全力支持對黨的權力機構的清洗，從劉少奇開始。

憤怒的康生向調查人員喊道：「吳啥不是叛徒，就是特務！」康生出示四〇年代末國內戰爭時期吳啥與蘇聯外交官接觸的記錄，堅持吳晗曾是俄國特務。專案組把吳晗當作。敵特「留在監獄里遭受殘酷的折磨，從而毀壞了他的健康；他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日死於北京監獄。吳晗的妻子袁震和女兒小彥也成為康生的間接受害者。袁震已經病得很嚴重，還是被送往一個勞改營，在鄢里她的健康繼續惡化。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她被允許返回北京尋求醫療。那天晚上她去醫院，但是由於她是吳晗的妻子，她受到醫務人員的忽視，第二天早晨死於醫院。她父母所遭遇的一切使小彥精神錯亂。她把母親的骨灰放在枕邊；七個月後吳晗去世，於是小彥開始向當局要他的骨灰，她四處徘徊，並且咕噥著這樣的話：「父親沒有死。」如果人死了，他們還能哭泣嗎？」激進派領導人認為她威脅了他們的安全，命令把小彥拘留；很少人知道她後來怎麼樣了，除了她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死於監獄，那是她父親去世七年之後。從文化大革命倖存下來的吳晗的直系家庭成員，只剩他兒子吳彰。

與國民黨的許多情報官員一樣，王雲程和盧福坦沒有在一九四九年後逃離大陸，但是對於中國的新統治者說，他們對國民黨秘密活動的廣傅知識，使他們活著要比死去更有價值。

「事實不是！我保留意見。」

康生笑了：「不，我並不認為是你。」

六〇年代末期留下的紀錄顯示，身為十個專案組的總監，康生證明了三十三位「國家領導人」（政府部長級以上的官員）和二百一十位政府部長、省領導和軍隊指揮員是罪犯。加上那些作為證人或間諜而受牽累的幹部名單，康生專案組的高層受害者總數達八百三十九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康生還沒把審查人員頭子的職責發揮得淋漓盡致之前，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階層已經受到了很大的破壞。

沒有人站出來進行直接的挑戰，康生只是向毛澤東簡單地彙報說，陳毅正在干預一起調查中的間諜活動案件。陳毅無法保護劉曉，劉在監獄里度過了好多年。陳毅逃脫了降臨到劉少奇和其他許多老戰士身上的命運，但也確實感到了日益增加的壓力，他最終失去了外交部長的職位。

利用草嵐子事件，康生不僅指控劉少奇是國民黨的代理人，而且暗示其中幾個已經成為高級官員的同獄犯與劉少奇的密切關係——最著名的有副總理薄一波、組織部長安子文、以前在中央黨校與康生抗爭的楊獻珍。康生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寫給毛澤東與其他高級領導人的報告上說：「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有堅決的反共叛變行為，而劉少奇的決定使得這些人的反共叛黨合法化了。」

康生炮轟趙健民，這位雲南省委的頭領當時住在北京西面長安街上的京西賓館。京西賓館長期以來是各省領導在京住宿的地方，這是個軍隊賓館，高高的圍牆後面是用磚石建造的大型建築，嚴禁外人聞人。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個賓館的一些客人發現，它忽然變為康生及其心腹對他們進行初步審訊的場所。趙健民就是其中之一。

由於毛澤東和周恩來給了鄧小平一層保護膜，康生和激進派不得不尋找更有創造性的方式來詆毀他。一九六六年末和一九六七年初，康生再次攻擊鄧小平，但是提供的口實https://read.99csw.com不過是鄧小平「非常懶惰」，「不恰當地學習毛澤東著作，」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康生承認，反對鄧小平那樣的人物，這些指控是空虛無力的，他命令他在中央黨校的代理人編輯鄧小平「修正主義」著作選。消滅鄧小平的困難又一次顯示出來：對鄧小平言行煞費苦心的搜尋通常只找出羽少奇「修正主義」言論的三分之一那麼多。

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用政治罪行把人處死變得不再容易。毛澤東禁止處死政治犯。主席宣稱，人不像蔥，如果你把他們的腦袋砍掉，不會再長出來。斯大林有計劃地處死黨的上層幹部、槍斃中央委員會甚至政治局成員的習慣，從未在中國流行過。中國共產黨以土地改革和其他社會改造運動和名義，殺死了一些人，但是死者通常是地主、普通罪犯、嫖客、拉皮條者、國民黨殘餘、次要的共產黨工作人員——黨的上層幹部頭顱尚存。

在酒的影響之下，康生浸無邊際地閑談著，劉曉皺起了眉頭。但是康生開始談到潘漢年，他在一九五五年作為叛徒被清洗，那時他是上海市副市長。康生提及潘漢年，引起了劉曉的猜疑，因為潘漢年這位上海的前秘密警察偵探，與康生和劉曉有長期的聯繫。

正如統計數字所揭示的康生罪行程度是不完全的，它們也不能傳達他野蠻的觀念。在追捕他的敵人時，他把中國變為一個幾乎喪失了任何人類同情心的殘暴世界。

「你還騙大家！你是個叛徒。

「你寫個要求中央審查的條子。」

劉曉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外交官，他曾在莫斯科當過大使，並且仍然與外交部保持聯繫。劉曉被捕的時候，陳毅元帥是外交部長，當陳毅聽到劉曉和康生吃完晚飯後失蹤的消息，他便打電話給康生，詢問劉曉的情況怎麼樣了。康生簡短地答道：「劉曉已經坦白他是雙重特務。他現在正在寫材料揭發以前華東局和上海市的問題。」他以威脅的口吻補充說：「我不知道還有誰是他的同夥。」陳毅明白康生的議論是指向他的，他曾是華東局和上海市的首腦。陳毅大怒，對著電話喊道：「康生，你要抓就抓我一個人好了！」

另一個引起康生注意的地區是南部的雲南省，它在泰國和緬甸的邊界北面，那裡仍然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殘餘分子活動的舞台。共產黨勝利之後，蔣介石的一些軍隊逃往緬甸和泰國，他們在稱作金三角的地區建直起鴉片種植的王國，並且利用它作為襲擊中國南部的基地。一九六八年一月，當康生把矛頭指向雲南省的時候，那裡十分有限的反共活動對北京當局沒有構成任何威脅，但是這並沒有阻止康生。

因此，康生給了紅衛兵借口去開展一場毫無保留的恐怖運動，以反對所謂與內蒙古人民黨有聯繫的任何人。這場運動導致了重大傷亡。估計有三十四萬六千個內蒙古人被當作這個地下黨的成員而遭受迫害；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二人死亡，其中有些人是以最野蠻的方式折磨致死的。當一位被懷疑的女青年拒絕承認她屬於這個被禁止的黨時，紅衛兵審訊者把她衣服剝光，用一根木頭楔子塞進她的子宮裡。她被折磨至死。紅衛兵對男性嫌疑犯也不寬容，一位不願坦白的青年在長時間的拷打之後，甚至被他們割去生殖器，他不久后就死去了。一位二十歲的嫌疑犯被皮鞭抽打得遍體鱗傷，又在他的傷口上放置通紅的火炭，後來紅衛兵把一桶冷水澆在他身上，但是等他清醒時他仍然不予合作，最後他們把他吊在閃著火苗的火堆上，活活將他燒死。

南開大學的紅衛兵沒有發現劉少奇在天津背叛黨的任何證據，但是他們確實找到了三〇年代初期一些高級幹部被監禁的相關材料。那時，六十一名共產黨員被國民黨關在草嵐子監獄，那是一座森嚴的四方混合建築，周圍是二十英尺高的塗灰泥磚牆，位於北京的中心北海公園的西面。一九三六年，日本人佔領北京的可能性似乎日益增大，劉少奇從天津基地給陝西的共產黨司令部發電報，提出應該設法營救被監禁的幹部。劉少奇指出，如果他們落人日本人手中，就要遭到處決。

劉少奇坐在毛澤東旁邊，舉止就像他們之間沒有任何意見分歧。同時，康生仔細觀察毛澤東是否流露任何細微的敵意。毛澤東開始討論劉少奇的命令，也就是康生公文包里那份報告的內容。在他述說的時候，主席幾次從旁邊直視他的副手——康生認為這是毛澤東蔑視劉少奇的信號。他把手滑人他的公文包，拿出那份文件，但是他又改變了想法。時機過去了，毛澤東又轉入其他話題。康生後來回憶說：「當時我拿著那份文件，想把它交給毛主席，但是我缺乏勇氣，我思考了很長時間，還是把它放回公文包。我害怕有人會說我正在策劃某些指控。第二天我向作者指出那份文件的危險性，我想說服他向主席陳述那份文件，但是沒有結果。」

康生首先指責趙健民支持炮派，這是雲南一個已失去聲譽的紅衛兵組織。「趙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許多壞點子，是不是？」

文革期間，許多激進分子，年輕而缺乏經驗的積極分子為突然的成功而陶醉，意氣風發地指責對手在意識形態上的錯誤，指責他們是「修正主義者」或「走資本主義道路者」。但是康生早就看到，許多幹部這幾年倒下，結果卻再次起來；他知道，政治上異端邪說的指控很少是致命的。這些是「路線」問題，不是罪行；在中國永無休止的不斷變動中，因為意識形態的錯誤而遭處罰的幹部，可能有一天躍為部長或政治局成員，捲土重來。

康生的謹慎立刻消失了，更不必說他對國家主席諂媚的敬重了。幾天之內，康生開始搜集證據九-九-藏-書，希望證明劉少奇主要的背叛罪行。當他發動這次討伐時，康生充分認識到劉少奇與那些已經倒台的領導人的區別：連五月政治局會議上的受害者也沒有這麼高的地位。彭真，就其所有的影響而言，不過是地區性而不是全國性的人物，而劉少奇領導的幹部和行政官員的網路覆蓋著整個國家。康生知道，修正主義的指控在最初攻擊羽少奇的時候是有用的，但是不能保證他永遠遜位。因此，他尋求種種方式把劉少奇描繪成國家的敵人。

康生對於通敵和告密的指控是如此嚴重，以致受害者不可能恢複名譽——尤其，他的指控自然導致非人的虐待，結果由於醫療疏忽或其他行政手段，受害者只有死路二條。康生並無法任意處決他的上層敵手，但是他以一種斯大林主義的精確形式施加影響：通過表面的官方調查來毀掉許多幹部，這些調查似乎依靠真正的坦白和證據。

劉少奇從沒有被判處死刑．更不用說執行了，但是他落在康生手裡無異於死刑。劉少奇被敵特機構逮捕的歷史以及與一位出生美國的女子的婚姻。使他特別易受攻擊；但是即使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仍然花去康生兩年時間，才使這位國家領袖倒台並且殺死他。

「我投有支持炮派的錯誤行動。」

從延安時期以來，專案組成為康生派秘密警察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專案組的配備人員是有經驗的公安幹部，他們使用秘密警察的所有方法——秘密調查、證人審訊、監禁和嚴刑拷打——正如他們在文革時期清除共產黨幹部所做的那樣。

共產黨領導層對劉少奇的提議作出反應，命令柯慶施與獄中同志建立秘密的聯繫，那時柯慶施是中共華北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給監禁的共產黨員送去一封密信，指示他們假裝放棄激進的信仰，以換取國民黨對他們的釋放。監獄黨組織的領導懷疑柯慶施的信息是國民黨陰謀的一部分，他們對照其他文件檢查筆跡，確定指示是真實的。他們把消息傳給監獄里的同志們，幾周內，共產黨員們開始對國民黨假裝屈服。

「內蒙古人民黨至今還在地下活動，」康生警告他的來訪著，並且進一步給他們下命令，「開始時揪的面可寬一些。不要怕，要下決心，繼續揪下去，要揪到底，不能姑息！」

康生的許多詭計反映了深植于中國歷史中的各種鬥爭模式，但是同時，他破壞了中國最基本的價值：依戀于故友關係的重要性（儘管在與毛澤東結盟的歲月中，他利用了這種價值）。當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的時候，一天晚上，康生邀請老友劉曉與他一起吃飯。二〇年代中期在上海大學，康生與劉曉首次相遇，多年來一直保持密切的往來。在飯桌旁閑聊了一會兒之後，康生突然改變了話題：「有一個雙重特務，起先是國民黨特務，後來是蘇聯特務。你認為是否應該逮捕他？」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廣場聲勢浩大的紅衛兵集會上，康生邀請天津南開大學的紅衛兵代表團的首領們，在俯瞰廣場的城樓的一間接待室里正式接見他們。天津曾是劉少奇領導華北共產黨地下工作的基地。康生通知他的客人，他要委託他們一個重要任務，尋找黨內「叛徒」的證據——他特別指出，其中有劉少奇。南開代表團喜出望外，他們從沒想到有幸舍見中央文革小組顧問，而且在離開北京的時候接受由他委派的重要任務。康生對他們的反應很高興，但是為了保證委派任務的敏感性不致令他們驚恐，他拿出自來水筆，寫了一張條子：「請組織紅衛兵調查滲透在各個單位和部門的。 叛徒。調查劉少奇和其他人被捕和叛變的問題。康生，八月十八日。」

在幾年以前的中蘇分裂中，康生和鄧小平曾在一起密切合作，但是到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康生轉而直率地批評鄧小平。康生創造了「劉鄧修正主義路線」這個術語，直接把鄧小平與已經受到毛澤東攻擊的劉少奇聯繫起來，然後他命令中央黨校的紅衛兵調查「劉鄧問題」。紅衛兵讓鄧小平參加了一次批鬥大會，就像康生預定劉少奇結果的先兆；但是那時周恩來向毛澤東說情，毛澤東裁定鄧小平無需經受任何殘酷昀待遇，而且要保留他的位置。

「一九三六年。」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展，劉少奇極易遭受攻擊；康生決定利用劉少奇在草嵐子事件中的作用，指責他策劃了這些過去被監禁者的所謂叛變行為，康生現在把他們稱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紅衛兵小將」揭露了他們罪行的想象證據，被康生召集到人民大會黨，康生祝賀紅衛兵揭露了「一個大叛徒集團。他們都是埋藏在黨內的定時炸彈。」

康生很少直接參与迫害，他把這些事情留給在他監督之下的專案組。有兩個例外是劉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江青妒忌王光美的魅力，在她的聳恿下，康生宣稱這個女人是美國間諜，因為她出生在美國，而且會說英語。康生和江青指示專案組成員曉明（Xiao Ming，音譯），在調查劉少奇的同時準備一份證明王光美是敵特的報告。曉明提交的那份評價王光美的報告語氣保留，江青不得不要求專案組重寫。曉明與康生一起討論，康生譴責這位不幸的調查人員：「你的報告沒用。你不理解江青和我說的意思。你沒有把問題說清楚。」江青沒有對安全事務的專門技術提出要求的權利，與她石同，康生暗示他知道王光美歷史的內在真相。他告訴曉明：「不要為報告擔憂，我會親自寫的。」康生著手撰寫一份秘密報告，確認王光美不僅是個美國特務，而且還是日本人和國民黨的間諜。一處置完王光美，康生就轉向曉明，把他趕出專案組，並且逮捕他，在監獄里關了五年。九*九*藏*書

在安排處決那些不像鄧小平那樣不可動的共產黨菁英時，康生還是遵循官僚機構的正式手續。在六〇年代末他集中注意力搜尋叛徒和特務的時期，康生髮現有兩個關在北京監獄的人知道他在三〇年代出賣黨內競爭者的某些實情。他們是王雲程和盧福坦，曾在上海與康生一起工作，他們被國民黨逮捕，後來被國民黨安全機構招募。

康生對內蒙古有特殊的興趣，那是一大塊新月狀的狹長地帶，幾個世紀之前，它曾是獨立的蒙古王國的一部分。一九六八年四月，康生和江青接見了控制這個地區一個紅衛兵首領的代表圃。聽了代表圃彙報內蒙古的有關情況之後，康生把話題轉到內蒙古人民黨，這個活動於四〇年代、早已不復存在的政治組織。在蘇聯的影喻下，人民黨試圖在中國與俄羅斯控制外蒙古之間創建一個獨立的蒙古緩衝國。

康生可以堅持由紅衛兵批鬥或由專案組調查人員拷問鄧小平，但是沒有毛澤東的同意，他不敢這樣做。毛澤東可能無法及時把鄧小平從紅衛兵的殘暴行為中拯救出來，但是康生知道，主席有權力追查和懲罰未經批准而錯誤對待鄧小平那樣重要人物的責任。康生在延安曾親自監督對許多犯人的審訊和拷問，但是他也留心文化大革命對他造成的危險，通常在拘留中心和監獄的一定距離之外操縱。他繼續允許使用殘暴手段來對付受害者，但是小心地掩蓋他的作用，正如他在彭德懷元帥一案中所做的那樣。一九六七年七月，康生召集戚本禹，一位已晉陞為政治菁英的紅衛兵領袖。康生告訴戚本禹給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頭領韓愛晶帶個信，可以對彭德懷進行殘酷鬥爭。彭德懷遭到毒打，肋骨骨折，嚴重受傷，但是康生的參与仍然是個秘密。這些年輕的激進主義者不會想到，他們對前國防部長看似自發的攻擊其實是源自上層的授意。

對於康生及其盟友來說，所有要消滅的人中，最難對付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鄧小平，那時康生決定，他以前的這位同事必須離去。

康生的專案人員利用他們慣常的軟硬兼施的手法，逼迫丁覺群和盂用潛指責劉少奇背叛黨。丁覺群在武漢被捕之後，成為國民黨的諜報員，但是在一九四九年未能逃往台灣，他在一份簽名的供訶上承認，劉少奇向國民黨當局提供了有關共產黨勞工運動的情報。孟用潛在七天七夜的嚴刑拷打下屈服了，他證明劉少奇向少帥張學良的特務提供了情報，張學良那時是統治中國東北的年輕軍閥。專案組下一步又找到了劉多筌，過去逮捕劉少奇和孟用潛的警察機構成員，逼迫他供述劉少奇與張學良曾達成一項「政治協議」。

康生過去常常指責對手犯有意識形態的錯誤，但是他在一生中也曾以更嚴重的指控來污衊他的受害者，諸如「叛徒」、「敵特」和「賣國賊」。康生並不試圖捕獲由台灣、蘇聯和美國派遣的真正的間諜，或試圖搜集有關外國政府的情報，他反面利用安全機構把中國變為一個恐怖的場所，他的競爭者被迫在其間坦白他們反國家的想象中的罪行。

專案組的第一個目標是洛甫，他是前任駐莫斯科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長，一九五九年在廬山會議上被康生清除。那時他被解除外交部副部長的職務，再分配到北京的智囊班子，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當助理研究員，這個工作他一直做到文革之前。作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王明的親密盟友，洛甫在年代一直是黨的總書記，因此參与了劉少奇提議營救草嵐子監獄中六十一位共產黨員的討論。康生的專案組把洛甫投入監獄，毫不留情地審訊他，試圖逼他承認，劉少奇使監禁者獲釋的計劃，並沒有得到黨司令部的批准。然而洛甫拒絕合作；康生最終不得不放棄利用洛甫作為證人的想法。

即使對於康生來說，建立證據而使指控成立也並非易事。薄一波和六十位同志的監獄生活被視為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的辱罵面前所顯示的勇氣的集中體現，已經受到廣泛的讚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康生成立了專案組。與江青和公安部長謝富治一起，康生指示調查人員審查劉少奇歷史的各個方面，尤其是草嵐子那樣的事件，可能會以中找到劉少奇叛變行為的證據。

「在他們去世之前，許多同志的身心都遭受到極大的痛苦。有的受折磨致死，有的自殺，有的被暗殺，有的毒死，有的餓死，有的被關在精神病院，有的在醫院里睜著眼睛等死。」

一九七八年在譴責康生的一次會議上，胡耀邦這樣描述康生的淫|威：

在一九六七年三月的軍委會議上，康生重新展開對鄧小平的批爿，他宣稱一九五六年第八次黨代會上，鄧小平發表了—篇反毛澤東的講話。根據康生的說法，鄧小平實際上宣布「蘇共二十大有—個好的結果，它告訴我們實行個人崇拜所留下的嚴重後果。」康生強調，這種看法是「惡毒攻擊和誹謗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是惡毒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你不要騙蕕。劉少奇才駐我們，叛徒、特務才騙我們。

彭真和其他文革初期的受害者倒台的兩個月里，康生決定，他的計劃和野心需要毀滅劉少奇——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國共產黨副主席，一九五〇年年中以來毛澤東親手挑選的接班人。劉少奇是一個極其危險的目標；康生知道，對他的任何攻擊都不得不十分小心。除非能夠得到毛澤東的明確支持，康生最好的賭注是隱藏他對劉少奇的仇恨，並且讓他相信沒有什麼可以擔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