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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文革教父 第五章 康生的收藏品

第四部 文革教父

第五章 康生的收藏品

文化大革命剝奪了康生對藝術的公開興趣,但是混亂的時代也使他能夠悄悄地集聚也許是全中國藝術古玩的最大私人收藏。康生獲取的方法通常是可恥的,他的貪婪無法滿足。紅衛兵屢次犯下破壞文物的暴行,他們剷平廟宇、焚燒圖書館、搶劫博物館,有時沒收和毀壞所有他們能夠發現的私人擁有的繪畫、瓷器和書法作品。
文化大革命期間,康生首次搜集的是鄧拓的財產,鄧拓是位作家,《人民日報》的前主編,後來頓導北京市的宣傳機構。五〇年代初來到北京之後,鄧拓一直是琉璃廠商店的常客,琉璃廠是北京西南面的街市,幾個世紀以來專供文物古玩貿易。那個時候康生就認識鄧拓;當康生訪問這位作家的居所時,鄧拓向他展示了他的藝術收藏。康生充分讚美了鄧拓的珍品,與主人談了幾個小時的繪畫和書法。
共產黨即使消滅了下流戲劇、色|情|影|片和注重性的小說,從一九五〇年開始還是促進了中國的文化傳統,作為使統治合法化的一種方式。他們悉心照辯齊白石那樣的畫家以及梅蘭芳那樣的京尉明星;由國家主辦的崩圃為大眾演出古典尉目;考古學家勘探古代帝王的陵墓;由學者指導對封建時代中國的服裝、絨綉和織物的細緻研究。
文化大革命導致了法律失控,威脅著毀滅中國文化最終的遺迹,此刻,康生卻搜集了可以裝備一個小型博物館的藝術珍品,並且發泄了對任何嚴肅收藏家的忌恨。康生盜竊藝術品的行為是准官僚主義的,他訪問文物局倉庫的紀錄往往由敏感的工作人員和管理員保存和歸檔。這些紀錄顯示,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康生以這種方式偷竊了北京文化菁英中九十六人的圖書和收藏。他為自己搜集了一萬二千零八十卷善本書——比其他任何激進派領導人都要多,占移交的善本書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四——和一千一百零二件古玩,佔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只有毛澤東指定的政治接班人,在大陸攤位第二的林彪,盜用的古玩比康生多。
有技藝的藝術家同時擔任政府官員,這一直是中國近兩千年歷史中統治菁英的一個共同特徵。康生不僅僅是傳統文化的愛好者,憑其本身的資格,他是個極有才能的大師,具有十六世紀文職官員和文人之能力和眼界。他專長於精緻的花鳥水墨繪畫。上海的著名畫廊朵雲軒在一九六一年把他的一些繪畫木刻複製,並且進行商業出售。然而,很少有購買者懷疑這位藝術家的真實身份,因為康生在他的作品上籤署的是筆名魯赤水。
毛澤東和康生,都為收藏、閱讀早期的中國文學和歷史古典作品木刻本而廢寢忘食。這些書籍通常存在了幾個世紀,印在宣紙上,由絲綿裝訂成冊,有時裝在華麗的錦緞盒子里。康生的書房中藏有的版本包括將近一千年前的宋善本,而毛澤東在他去世時積聚丁九萬多種木刻本。
康生在公開場合隱瞞他對珍品的搜索,但是在自己的圈子裡卻大肆吹噓。儘管他們公開否定中國的封建歷史,但是在毛澤東宣稱他拋棄任何舊事物的時候,許多激進的領導人卻成為貪婪的收藏家。江青要求康生告訴她在自己的收藏中要補充哪些物品。林彪在妻子葉群的鼓動下,從文物局盜竊了一千二百多件古玩。(葉群妄想實現她自己的藝術成就,試圖做個詩人;後來她知道自己詩作的缺點,不得不僱用一位成功的作家為她寫作詩歌。)幾位接近林彪的農民出身的將軍,包括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開始光顧文物局,他們在那裡稠箱倒櫃,搜尋有價值的東西。將軍的妻子也跟著一起去,尋找從北京最富裕的家庭中掠奪來的寶石和金飾。這些軍人的妻子大多數出身貧寒,不會欣賞藝術品和古玩,但是她們確實對裝飾華麗的昂貴珠寶感興趣。read•99csw•com
康生的繪畫有專業的質量,說不上非凡,但是他的書法是極其動人的。從他的毛筆中流出的字體流暢而充滿生命力,顯示了他的多才多藝,從以「甲骨」為基礎的古代表意文字細緻人微的筆觸,到現代書寫體優雅流動的神韻。在共產黨的上層幹部中,康生以書法家而知名;他創作的字體被許多一流出版物用作封面題字,包括《文物》和《考古》雜誌,以及《中國古代音樂史料概覽》那樣的學術著作。和過去的藝術家官員一樣,他為朋友、同事和公共機構準備了無數的題詞。現代中國的批評家往往忽視康生的繪畫作品,視之為貧乏無味,但即使在今天,儘管他死後失寵,他的書法仍然以其優雅美麗而受到讚揚。
作為收藏家,康生主要的興趣之一是硯台,這種河邊的石塊被書法和畫家當作磨墨器。用未受過正規訓練的眼光來看,硯台可能不過是塊普通的石頭,但是中國的鑒賞家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十分珍視之。硯台的魅力主要來自石頭中螺紋所形成的美麗圖案、硯台周圍偶爾刻上的裝飾,以及它們表面的光澤感。康生編輯過一本硯台史,發表過幾篇有關其他深奧主題的文章。文物局的官員偶爾要求他協助譯解新出土的文物上的古代文字。
幾千年來,中國的學生一直被教導只用右手寫字,但是康生兩隻手都能揮舞毛筆——一個世紀中只有一兩位重要的藝術家具有這種才能。利用這種獨特的技術作為政治隱喻,康生把「左比右好」這句座右銘刻在一枚印章上,在他用左手書寫的書法作品上留下了這枚印鑒。
文物局官員往往是很勉強地把他們的珍寶按康生所要求的價格賣給他,他們不敢拒絕他。當文物局的一位行政官員堅持康生支付的數目太低時,康生要他的秘書指責這位官員「缺乏無產階級感情」——這種指責可以使此人在意識形態上的誠實受到懷疑,並且提醒他,康生做為無產階級的領導人,可以制訂他自己的價格標準。
康生把他的許多作品贈送給朋友與相識——在中國,這是驗證和讚美個人關係和政治關係的一種傳統方式。康生的一幅大型書法作品許多年來九_九_藏_書以顯著的地位陳列在郭沫若的家裡,郭沫若身為共產黨政權非官方的桂冠詩人,是位歷史學家和作家。他死於一九七八年,但是他的家庭成員把康生的作品留在原來的地方,幾年後當他們發現這是誰的作品時,他們深感厭惡。
到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時候,康生已積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藝術古玩的收藏品。那時他在釣魚台的辦公室兼居室的八號樓里度過了大量時間,但是他仍然保留著小石橋衚衕的家,在那裡藏有他大部分的收藏品。一有閑暇,康生就退回到那座佔地二點五英畝的清朝官邸的灰磚堵後面,從馬克思主義革命家轉變為文雅而博學的達官貴人。關起門來,他過著一種藝術家、收藏家和學者的斯文生活。他與他的北京小獵犬遊玩(儘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嚴禁豢養寵物),載種花盆植物,與幾個秘密的客人一起分享快樂:展示繪畫和書法的捲軸,打開藏有精美瓷器、金屬嗣品和絲綢裝訂的書籍的錦緞小盒。
康生通常書寫中國古典作品的詩歌、散文或故事,但是他仍然特別注重政治。比如他的一件書法作品重述了一個古代寓言,老虎在山路上遇到了龐大而健壯的驢子。老虎不能確定這個不熟悉的動物的力量,只敢與它保持距離,一次一次對妒進行小心的刺探。但是不久后,老虎注意到驢的愚蠢,它反應遲純,只會發出可笑的尖叫。估計出驢的弱點,老虎猛撲過去,把它的受害者吃掉。表面上這是個童話故事,而康生書寫的作品鮮明地表現了他的行為哲學,亦即他等待時機的謹慎形象,那時他正向彭真、劉少奇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猛撲過去。
康生掌握的另一種古代技藝是刻印章的技巧:在次等的寶石、玉、象牙、木料或銅器上雕刻文字,通常是名字或筆名,有時是格言或詩句。職業工匠雕刻的印章用於中國的商業生活(驗證銀行支票的是印章,而不是簽名),但是雕刻十分受人珍視的寶石的精緻任務只有委託藝術家,畫家或收藏家會在書畫作品上蓋上這些刻有名字或格言的印鑒。許多著名的中國藝術家都雕刻印章;康生諷刺的對象齊白石,就是從刻印開始他的藝術生涯的。
然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毛澤東譴責他稱之為。四舊」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為了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紅衛兵開始消滅中國文化的各種遺迹,把共產黨前期的文化稱作「修正主義文化」,並且拒絕過去的藝術作品;作為「毒草」,它們危害革命。毛澤東「破四舊」的號召釋放了人們對任何高人一等的事物的普遍憤怒;康生不敢繼續以古代藝術的公開庇護人身份向毛澤東挑戰。即使如此,他還是遭遇了對他所信奉的藝術的批判。一個省的紅衛兵代表團在一九六八年訪問北京,他們要求康生回答,為什麼他在五年前寫了「畫界英豪,藝園領袖」的條幅讚美畫家潘天壽。康生解釋說,他原打算諷刺另一個畫家腖半丁的自負,他那時越來越狂妄自大。這次與紅衛兵的對質提醒了康生,他對藝術的趣味可能證明是危險的;正如他拋棄他所喜愛的有關鬼怪和淫|婦的戲曲那樣,他由衷地贊同毛澤東與中國文化遺產斷絕關係。
年幼的對候,康生從家庭教師那裡接受的書法基礎訓練。在他擔任上海的商業巨頭虞洽卿的私人助手時,他完善了他的技藝。在莫斯科擔任國際共產主義領袖以及在延安作為中央領導的時候,他很少有機會把文化追求當作興趣愛好。但是在九*九*藏*書他實際上把自己隔離起來之後,他就有足夠可供支配的時間重新著手書法,還有繪畫。在以後的二十年,他在各種生活環境中創作了大量作品。
康生的藝術追求遠遠不是隨意的消閑療法;在回到公共生活之後,他繼續繪再、倒作書法、射印、閱讀註解古典文本,而且收藏各科類型的古玩翔藝術作品。康生具有文藝復興時期君王的屬性:在審美的文雅講究和政治的欺詐殘忍方面,都可以與博爾吉亞家族相匹配。
最後,當他對權力的要求促使他背叛越來越多的同志時,康生似乎更喜歡讓這些人的硯台、印章、繪畫和書法作品來陪伴。他是一個熱情的古物收藏者,也是破壞文化的同謀,然而,就是這種文化培養了他所熱愛的古物。儘管他對人的影響巨大,康生卻無力阻止恐怖手段不去毀滅美的事物,就算那些美的事物曾帶給他如此多的安慰。
康生對中國古代文明及其文物的迷戀,與他作為文革教父的角色似乎是完全不一致的。但是中國的歷史上,同樣矛盾的事例是豐富的;康生不過是遵循了一種長期形成的模式。三千年前,自從中國首次出現王朝以來,當統治瓦解時,叛亂蜂起,叛亂者創建新的朝代。為這些劇烈動蕩提供人力的農民,卻很少能填補由他們幫助建立的帝國朝廷的最高職位;這些職位通常讓給那些與倒台的統治者斷絕聯繫的優秀學者,他們轉變為下一個時代的改革家。
這種盜竊形成了一種模式。康生偷竊的其他藝術品有的屬於餞杏戇,他是以阿英的筆名發表文章的一位共產黨作家,而且是康生的同事李克農的老朋友;有的屬於傅惜華,他是戲尉研究院圖書館館長,有關中國戲曲(康生最感興趣的)早期文本的專家:有的屬於章乃器,他是位年長的銀行家,一九五三年起任糧食部長,直到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免職;有的屬於龍雲家族,龍雲是雲南的一位前軍閥,後來投奔共產黨,五年代移居北京。康生所賺惡的文化人,畫家齊白石遘脫了康生之手,免受肉體折磨,只因他在文革爆發之前不久就去世了,但是康生隨後就掠奪了他的藝術收藏。
康生也向外國人介紹他藝術古玩的個人世界。六〇年代,他有時指示國際聯絡部的尉手去請一些作為顧問和裔譯、在中國工作的外國共產黨員,其中包括為國際聯絡部工作的柯弗蘭。康生向他有特權的客人們展示書法、繪畫和其他藝術作品的稀有珍品,然後開始有關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理論的獨白。他的召見通常都在午夜之後;康生喜歡工作捌很晚,保持著四O年代中國共產黨人所謂的「斯大林時間」。
康生像歷史上的許多朝臣一樣,他爬上了比參加長征的農民將軍和政委更高的位置,因為他可以把幾個世紀以來的知識和權術運用自如。他對權力的慾望使他背叛了培育他的儒家文化,這種文化使他具備像達官貴人那樣行為的條件。但是康生的權力越大,越不能抗拒他所拋棄的世界的審美樂趣。
這種搜集的方法有其局限性。康生不可能借下博物館的整個收藏;而且許多稀世珍寶還保留在私人手裡。因此,毛澤東號召紅衛兵「破四舊」,是康生私吞藝術品和古玩的完美https://read.99csw.com借口。當紅衛兵迫害北京知識分子的時候,康生指示一個左派青年組織去沒收某些領導幹部、藝術家和作家的圖書和藝術收藏。他解釋說,這些東西代表了其前任所有者的資產階級精神,有些色情圖唾和色情書籍,「可以腐蝕黨,腐蝕國家,腐蝕人民。」
文革期間康生所積聚的藝術品,在規模和質量上都是驚人的。他獲得敦千件珍品,其中許多是稀有的,如果不是獨一無二的話,他的興趣幾乎是全方位的,但是他的自豪和樂趣仍然是硯台,有些硯台有桌子那麼大,他所擁有的唐代陶龜硯是絕無僅有的。康生的硯台肯定可以與中國及其他珍視書法的遠東地區,如台灣、朝鮮、越南和日本的最佳博物館的收藏品相媲美,可能還要更勝一籌。
鄧拓是位博聞強記、語言生動的雜文家。六〇年代初,他寫了一系列雜文,捍衛北京市政府針對江青等激進派面倡導的保守文化政策。結果,鄧拓與彭真同時受到批判。一九六六年五月,導致彭真下台的政治局會議還在進行的時候,一群澈進派突然抓住鄧拓,並且對他進行抨擊。他成為文革的第一個受害者,在決定彭真免職的兩天之後,他於五月十八日自殺。康生長期以來蔑毹鄧拓完美的小收藏寶庫;一九六六年末,當紅衛兵破壞了幾乎所有的法律和首都的秩序時,康生只不過命令他的一個代理人襲擊鄧拓的家,襤收了他的藝術品和古玩。
除了當場盜竊之卦,康生在購買文物時進行了充分的討價還價。一幅價值數千美元的宋代繪畫,他用十美分買下。他為價值超過八萬六千元的繪畫支付了兩千三百六十四元,為價值七萬四千元的古玩只支付了二百五十元。康生「購買的文物」價值總數只有八萬美元左右,但是那時中國與國際市場相隔絕;於是估計的中國藝術品價值總額遠低於其真正的商業價值。康生打折扣購買的文物在商品交易市場的價格是數百萬美元。
縱情享受文化娛樂的政治局其他幾個成員,其中首推毛主席,他以詩詞而聞名於世。英國著名的學者兼翻譯家阿瑟·韋利(Arthur WaLey)曾經評論說,毛澤東的詩詞超過希特勒的繪畫,但是比不上邱吉爾的繪畫。然而在藝術才能方面,即使是邱吉爾,與康生相比不過是個業餘愛好者。
對政治不感興趣的齊白石在五〇年代初是共產黨政權的寵愛者之一;周恩來與其他黨的高級領導人以不尋常的方式奉承這位年邁的藝術家,讚揚他是有國際聲譽的傑出藝術家,共產黨勝利之後他選擇留在大陸。齊白石的名望為新政權宣稱促進中國的文化復興提供了信譽。這也引起了康生對他的側目相視。
康生確實以合法手段購買了一些珍品,但是絕大部分都是從國家機構和私人收藏中偷竊來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他特別喜歡的手法之一是,向博物館或圖書館商定借一件獨特的藝術品或一套圖書。他會寫一張借據,但是一旦珍品進入他的掌握之中,他會認為永遠歸屬於他了。由於他的身份,管理員沒有其他選擇,只能調整他們的紀錄,把「出借」改為「移交」。
康生以官僚兼學者而廣為人知,在公開和私下的場合,人們往往以康老的名稱呼他。這個頭銜取自中國儒家士紳的語言,反映出他的藝術興趣和成熟年紀,也顯示了他在許多中國人中的地位,他們把他看作一位對各種事物都有綜合性知識的專家,從中國古磊的細節,到有關意識形態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等難以捉摸九九藏書的問題。
康生對文物局的掠奪最初在一九六六年冬季,北京一場罕見的暴風雪之後。一聽到交付的古玩到達,他就闖進倉庫,當他篩選成堆以絲綢裝訂的書籍和古玩盒子的時候,他的秘書和文物局的工作人員留在冰冷的建築內站著發抖。康生假裝檢查文物局的工作,把他看中的物品放在旁邊,意欲核實它們的真實性,確定受害的收藏家沒有故意將贗品交給紅衛兵,以取代真正的珍品。康生在以後的四年中從文物局拿走數千件古玩和藝術品,有時他自封為「檢查者」的角色,有時以很大的「折扣」買下它們,有時只是簡單地拿走他所要的任何東西。
當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失去控翻的時候,紅衛兵組織從許多北京最富有的家庭竊走了無價的收藏品,並且把他們的掠奪物運往一個受到國家監管的中心倉庫。檢查這些掠奪物的通常是個舉足輕重的首要官員;他花費了一生時間形成了對他的民旗各種藝術形式的興趣,並且積聚了許多屬於自己的珍藏品。一昕到這個重要倉庫有新弼的貨物,康生就急忙趕去,檢查這些掠奪物,擅自取用被他眼睛所盯住的任何珍品。以玩世不恭(或實用主義)酌態度,康生無視背叛傳統觀念和拋棄舊文化的思想,想盡方法大量擴充他的稀有圖書、印章、硯台、銅器、石碑、瓷器、象牙鑭品、玉石和古代名人書面作品等收藏品。
康生並非任意地盜竊珍寶;他有識別力,也有辦法。他控制著支物局倉庫,被沒收的珍品就存放在那裡;當紅衛兵計劃搶劫某個著名鑒賞家的家時,他安置在那裡的代理人就會通,無論何時新到一批古玩珍藏,代理人都要告訴他。康生會要幾份草擬的沒收物品的存貨清單,親自檢視掠奪物,選擇他所要的東西。有時候他親自發起對著名收藏家的家庭襲擊,指示他的副手組織紅衛兵去掠奪特定的居民。文化大革命以前,康生常常參加北京文學菁英的許多社交活動,因此他可以詳細說明他要紅衛兵為他盜竊的是什麼珍品,就像西方黑社會的頭目命令盜竊梵谷或畢卡索的畫那樣。從一九六六年末開始,所有圖書館豐富的書畫收藏和每種古玩圖說都被紅衛兵運走,控制在文物局手中。康生一心要隱瞞他煽動推動的真相,在掠奪的珍品到達倉庫之前,他從不親自出面干預。
文化和藝術如果不顧從人的低級本能,通常被認為是高尚的,但是康生的報復心態充斥著他的繪畫和書法。康壘遵循在西上籤署筆名的習慣。他給自己命名為魯赤水,把古代山東魯國的名稱作為姓,以「赤水」這個詞作為名。康生的筆名反映了思想的嚴正——「赤水」表示共產主義革命的洪流——但是這個名字還有一種惡毒的雙重含意。中國的文化鑒賞家認為,「魯赤水」是故意侮辱那時生活在大陸的一流國畫大師,二十世紀上半葉最著名的中國藝術家齊白石。齊白石是個形容枯槁的古怪老人,留著長長的纖細的鬍子,他的對蝦繪畫馳名中外。他的名字是由古代山東齊國的名稱和「白石」這個片語成。康生的筆名暗示了他在思想上是正統的,而著名的令人尊敬的齊白石卻是黨的隱秘敵人,是國民黨或「白」軍的支持者。
一九四九年康生聲稱他生病以後,來訪者前往青島他的家,總被他的僕人打發走,僕人解釋說他正昏迷,要不然就是不能說話或辨認任何人。但是,當來訪者順原路返回的時候,康生實際上往往正在別墅的內室中自娛,繪畫、練習書法和欣賞他的藝術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