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和他的激進派同事被陳再道抵抗紅衛兵的行為所震驚。為了強迫他諧調一致並且使他的反抗不擴散，他們派遣宣傳干特王力和公安部長謝富治到武漢去。然而在王力和謝富治到達后不久，由地方軍隊支持的工人組織抓住了這兩位使者，把他們推上大卡車在市區遊街。王力在混亂的人群中遭到毒打，並且折斷了腿。

康生有理由害怕出賣長期的同夥王力和關鋒會激怒他們的朋友。他尤其猜疑李廣文，中央黨校康生的主要代理人之一和紅衛兵主要派別的領袖，一九六六年末被撥擢為文化革命小組負責宣傳的王力的副手。為了搶在宣傳機構和黨校中他下屬的任何陰謀之前採取行動，康生在九月底召見了他們。他告訴他們有關倒台的同志的「罪行」，然後演出了一場最為離奇的鬧劇。他指責李廣文背著他為文革小組募集宣傳人員；為了除去李廣文，康生宣市李廣文將返回中央黨校。於是，康生突然發了一頓脾氣，一邊摔東西一邊詛咒，他一手插著腰，一手指著李廣文，像瘋子那樣歇斯底里：「你是什麼人！你是叛逆，居然敢這樣放肆！」李廣文只能吃驚地盯著康生，他從志趣相投的意識形態專家一下子變為惡語咒罵的審訊者。

康生有他自己的觀點。他顯然並不打算反對毛澤東，但是他看到支持江青和葉群為政治局成員的好處：兩個女人可以施加很大的影響，康生相信她們會對他投挑報李。有林彪在工作小組的代表黃永勝的支持，康生可以為所欲為：兩個女人都列入提交給毛澤東批准的政治局成員的名單上。

但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當康生反對彭真的鬥爭達到高潮時，康生和林彪發現他們站在同一邊，在發動文革的漫長而痛苦的政治會議上，林彪發表了有關軍事政變的重要演講。回顧最近在迦納、印尼和亞非其他地區的武裝起義之後，他宣稱在中國「你們也可以嗅到一些味道，火藥味道。」聽到元帥的說法——這是林彪和他自己一樣反對正統領導人的證據，康生開始討好林彪及其妻子葉群。

在中央委員會開會前的幾個月，林彪和葉群把憲法問題當作推進林彪地位的一次機會。一個附帶的問題是，是否保留國家主席的職位，一九六六年清洗劉少奇以來，這個職位一直空缺。林彪進行強有力的潛說活動，贊成保留這個職位。他建議應該由毛澤東來填補它，但是他的真實動機是希望自己成為國家主席。毛澤東並不太想當；一九五九年之前毛一直擁有國家主席的頭銜，他已經沒有興趣重複這個經驗。毛澤東並沒有像林彪所期望的那樣提議林彪擔任國家元首。而是宣稱，中國最好不設國家主席。

回到北京的最初幾周，陳伯達把時間用於閱讀和長距離的散步。但是到了九月末，當局指示他不要再在公共場合散步，以免外國人看到他，那將是「不適宜的。」從那時起，他被軟禁起來。

文化大革命前夕，人民解放軍中毛澤東最重要的盟友是林彪。儘管他十分古怪，但是他已經成為中國軍事和政治最有權力的人物之一。他已獲得毛澤東的充分信任；反過來，林彪促進了毛澤東的游擊戰和人民戰爭的理論，把革命精神置於火力裝備和物質資源之上。林彪並非是簡單地宣傳毛澤東的理想；一九六五年，他已經開始攻擊人民解放軍中批評毛澤東的人——抨擊許多與康生在文官一選所選擇的類似人物。林彪的第一個著名的受害者是軍隊總參謀長，前公安部長羅瑞卿，他在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的時候遭林彪清洗。

葉群長期來對賀龍的妻予薛明懷恨在心。早在一九四三年，薛明在延安指責葉群是國民黨間諜；葉群急需報仇。她幫助康生在武裝力量中尋找可以支持反對賀龍的證據。在康生的監督下，一個專案組開始調查這位老帥的「罪行」，並且把他逮捕。康生以拘留賀龍為借口，特地對他進行了巧妙的虐待。賀龍長期患有糖尿病，因此康生把賀龍拘留在醫院而不是監獄，顯然是個寬宏大量的步驟。但是在康生的「照顧」下，拒絕給予賀龍無糖食物——這就使不必要的調查有了結果。沒有適當的飲食和醫療，賀龍陷入昏迷，死於一九六八年六月。於是，康生除去了一位忠於共產黨的戰士，既無需死亡證明，又無需使自己因處決一位戰場上的傳奇英雄而出醜。

一九三九年林彪身負重傷；據報導，軍閥閻鍀山的隊伍錯把他們當作日本巡邏隊，結果他與他的衛隊前往蘇聯治療。複原之後，林彪留在蘇聯學習軍事技術；據說他曾指揮一支蘇聯軍隊於一九三九年進入波蘭。一九四二年返回延安，林彪開始上升為共產黨軍隊的上層官員。一九四六年國內戰爭一爆發，毛澤東就把林彪調到滿洲，在那裡他贏得了一系列的勝利，打敗了一些美國裝備的蔣介石的精銳部隊。林彪被任命為第四野戰軍司令，這是一九四八年共產黨武裝力量的主力之一。他領導他的隊伍從滿洲向南通過許多沿海省份，以篼對優勢的勝利佔領北京和天津，最終到達廣州。

武漢事件顯示了林彪影響的局限，但是這位患有疑病症的禿頂元帥絕非是一股失去效能的力量。其他任何將領的權力都沒有林彪大，因此康生繼續向林彪和毛家灣軍官集團的盟友靠攏。武漢事件之後，康生幫助林彪清除那些阻礙他在首都的權力的將領，並且獲得對駐紮在北京的軍隊的更有力控制。康生對林彪事業最重要的貢獻是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共第九屬黨代會上，他幫助林彪正式確立毛澤東的接班人的地位。

康生的病情使他無法參加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在天安門廣場的遊行集合，也使他不能目睹林彪另一次的表演，這次表演給林彪時代劃上了句號。從人民共和國的早年起，高級領導人向來習慣在正式場合按向上的順序安排位置，毛澤東總是最後一個出現。但是當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毛澤東的汽車在天安門城樓停下的時候，他發現林彪還沒有到。林彪在幾分鐘后出現了，他解釋說：「我在出汗，所以我遲到了。」主席對林彪的失禮吃了一驚，他答道：「誰不出汗！」為了戲劇性的效果，他在每個字中間都作了停頓。兩位最高領袖一起乘電梯來到檢閱台；聚集在廣場上的人群以雷鳴般的歡呼向他們致敬。毛澤東安下心來欣賞著人們的活動，但是林彪在五分鐘內兢起身離去了，他向在場的一些領導人說他擔心自己的健康，卻沒有向毛澤東作任何解釋。九個星期之後，康生開始疏遠這位愚蠢的元帥；七月六日，他要曹軼歐給中央黨校的領導人打電話，指示他們銷毀每一本《林彪選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門城樓上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人重整旗鼓，顯示他們的力量以威脅軍隊中的競爭者。上百萬紅衛兵和士兵遊行通過廣場，向全國送出一個消．恩，中央領導人充分支持激進派。由於毛澤東暫時去華南旅仃，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是林彪。在遊行結束的時候，林彪坐電梯來到城樓下。康生和江青立刻招呼紅衛兵領袖蒯大富到一邊；他們告訴蒯大富，毛澤東本人同意支持紅衛兵集會，而且贊成「揪出九*九*藏*書軍內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走資派」的口號。康生和江青命令蒯大富轉告首都其他紅衛兵組織主席評論的要點，因此他們可以把紅衛兵擴展到全國。

第九屆黨代會的關鍵角色之一康生，負責起草有關國家狀況的冗長政治報告，這份報告由林彪提交給千余名代表。原來是指定陳伯達來選寫這篇林彪演說的，但是他到三月中旬還沒有任何進展，因此康生就接了手。毛澤東對草稿作了大量修改，但是康生仍然能夠陶醉於對其作品審核的讚美中。

戰勝國民黨之後，林彪領導過的中國軍隊被派遣去援助北朝鮮共產黨，對抗由美國支援的漢城政權。林彪指揮過的中國軍隊差不多衝破了美國的防線，並且幾乎佔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的司令部。

後來，李廣文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申明自己無罪，並且訴說了康生對王力和關鋒的出賣。六天過去了沒有得到毛澤東的答覆，李廣文開始尋求其他方式以揭露康生的欺詐。大約兩個星期後的十月八日一早，李廣文在中央黨校大禮堂貼出他個人簽名的大字報，號召打倒「大野心家、陰謀家和劊子手康生」。武葆華對大字報十分警覺，他已經接替李廣文成為中央黨校紅衛兵的頭目；康生命令武葆華立刻撕掉大字報，以阻止李廣文的指責擴散到校園之外。康生還讓武葆華逮捕李廣文，紅衛兵抓住李廣文，揪住他的頭髮去參加批鬥會，激進的學生把他打得頭破血流。

一旦明白林彪準備搬掉賀龍，康生把一系列完全無辜的行動曲解為如林彪在政治局會議上所警告的政變陰謀。康生宣稱，三個月前——一九六六年二月——賀龍和彭真密謀策劃推翻毛澤東，私下計劃改組北京的民兵組織。他利用一大堆只有部分真實性的欺人報導和巧合的偶然證據，污衊賀龍元帥是所謂的「二月兵變」的領導者。康生抓住賀龍把手槍放在枕頭下睡覺的習慣（戰爭年代留下的），以及賀龍鼓勵體委把打靶作為體育的訓練的倡議，一口斷定賀龍陰謀奪取政權。和往常一樣，康生仔細審查受害者的歷史；他指控賀龍背叛中國共產黨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四年八月，那時國民黨使者熊貢卿與賀龍在栩西根據地接觸，試圖說服賀龍改變立場。康生認為賀龍出賣共產黨，但這種說法完全是簸倒是非——聽到熊貢卿的話之後，賀龍把他當作間諜處決了。不過康生引用這個事件作為賀龍與國民黨私下接觸的證據。

然而這一次康生失算了。冒犯人民解放軍的宣傳闖人了禁區，激怒了許多將領。老帥們在「二月逆流」的鬥爭中失敗了，不再由他們支配常規式裝的人員，但是康生在文章中批判的地區指揮員確實控制著強有力的軍隊。毛澤東在八月中旬回到北京，不久他認為，重複由大躍進引起的破壞會危及整個統治。聽了紅衛兵衝擊軍隊的報告之後，毛澤東閱讀了發表在《紅旗》雜誌上康生的文章，它們贊同反對「軍內走資派」的運動。毛澤東以他清楚明白的手跡在文章複本的邊緣寫上「毒草」兩個字。

到一九七〇年，陳伯達已經成為林彪集團的正式成員，向他們提供林彪軍人朋友明顯缺乏的起草和研究的技巧。但是對於更精明的康生、江青和其他激進派來說，陳伯達的裝備太差。陳怕達是個給人威嚴錯覺的粗心教授，而不是宮廷陰謀的大師——他從來不具備身為毛澤東的捉刀人所應擁有的才能。更糟的是，陳伯達濃厚的福建口音使許多人聽不懂他的話，迫使他在大型會議上依靠翻譯。他無法符合在家鄉省份之外做一個公共發言人的要求也許無關緊要，如果他的頭腦更為清醒的話。但是一位在五〇和六〇年代住在北京的外國人翻譯了一些陳迫達的作品，他這樣表述，「他的頭腦完全是個災難。他寫的每句話似乎都有錯誤或者不合邏輯。」陳伯達精神上的缺點對康生來說並不是秘密，康生在玩智力遊戲方面要比陳伯達略勝一籌。有一次陳伯達評論大部頭的《康熙字典》——十七世紀四萬多漢字的彙編——沒有包括紅衛兵的詞語「揪」字和「砸」字，康生立刻把它們翻出來，證明他是錯的。

文化大革命以前，康生和林彪分別在不同的領域工作。一九三七年康生到達延安之前，他們沒有見過面，即使在林彪離開戰場之後，他們之間的接觸也是有限的。

林彪已經撤到比較安全的北戴河，他在那裡等待毛澤東被暗殺的消息。萬一陰謀失敗，林彪計劃飛往廣州，那裡有他的盟友、軍區司令員丁盛；一旦到達廣州，林彪將成立一個獨立政府，嘗試與外國建立美系，並且開始與北京的權力機構談判。林彪和他的盟友原計劃在九月十三日奔赴廣州，但是這個計劃也遭到失敗。周恩來得到消息，林彪一家正在準備不尋常的事情。周恩來開始詢問一架飛往山海關的運輸機，山海關離北戴河約二十英里，那裡的機場離林彪常去的別墅最近。顯然，北戴河保衛處也接到林彪第二天早晨計劃飛往廣州的報告。隨著敵人從周圍向他們接近，林彪和葉群斷定，在沒有意外因素的情況下，廣州兵變已不再可能。於是，他們決定飛往蘇聯。

康生、江青、陳伯達與林彪協商之後，他們決定譴責《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宣傳機構。康生記得王力、關鋒、戚本禹——一位著名的紅衛兵領袖——建立「五一六兵團」來對付周恩來和進一步破壞軍隊。康生提議，五一六組織可以當作代罪羔羊。

康生和江青以毛澤東的名義說的話幾乎立刻產生了影響。到八月初，遍及全國的紅衛兵開始對抗軍隊——在有些地方，他們包圍軍隊司令部；在有些地方攻擊軍官，把他們稱作「軍內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有些地方，為了與軍隊和其他紅衛兵派別鬥爭，他們打開人民解放軍的彈藥庫盜竊武器。

康生還幫助周恩來和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在一個小組挑選新的政治局成員。著眼于林彪的利益，康生協助林彪的妻子進入政治局。提升葉群是個棘手的任務；在黨代會召開之前的數周內，毛澤東曾暗示，他懷疑指定江青或葉群進入政治局是明智的。毛澤東並沒有打算破壞江青的公職；但是領導人的妻子在黨的高級會議吵吵鬧鬧的景況使他不舒服。

然而林彪、葉群和他們的將軍集團固執地加緊努力，要使中央委員會審批天才論，並且把國家主席的職位寫入新憲法。周恩來在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會議正式開始時，簡要敘述了以後幾天的議事日程。然後康生髮言，介紹新憲法草案。但是林彪不顧一致通過的議事順序，站起來並且提交一份讚揚毛澤東和天才論及保留國家主席職位的厚厚發言稿。

林彪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在紅軍初創時期加入紅軍。在二〇年代末共產黨的許多起義中，他證明自己是位才華橫溢的將領。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平型關戰役中，他的一一五師打敗了裝備精良的日本部隊，林彪成為抗日戰爭中第一個打勝仗的共產黨領袖。

在陰謀者準備行動之前，毛澤東的專列於九月十日安全到達上海。毛澤東留在他的專列中，會見了許多來訪者，其中包括許世友。主席問許世友，如果北京發生政變，他會做什麼，許世友簡潔九-九-藏-書地答道：「率領我的部隊北上，重新佔領首都！」指定的行刺者王維國來到車站，但是被留在候車室，沒有見到毛澤東。主席的列車在九月十一日晚上離去。王維國立刻向北京林立果的司令部報告毛澤東已啟程，但是原因至今不清楚，林彪的人沒有任何調動去攻擊列車。毛澤東在第二天黃昏到達北京郊區。首都地區有他的長期警衛領導的八三四一部隊，這使暗殺的企圖完全不可能實現。

康生還幫助準備新黨章，他利用它來促進毛澤東和林彪的利益。康生大力推進重新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句話是從一九五八年八屆二中會議審議的章程中搬過來的。他還連續幾年進行遊說，促使林彪正式成為毛澤東的政治繼承者，來博得這位元帥的歡心。康生宣稱：「許多同志建議，第九屆黨代會應該熱情促進林彪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在黨代會即將召開之前，林彪虛偽地提議從新黨章中刪去涉及他的部分。諂媚的康生立刻表示反對：「林彪同志非常謙虛。他要求我們刪去黨章中涉及他的部分。我們的意見是這個部分必須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這是整個社會所公認的。」

毛澤東決定阻止有系統地推進林彪的議事日程，他因此在第二天召開政治局黨委會議。毛澤東告訴他的四位同事，中央委員會應該休會，對林彪發言的討論應該停止，陳伯達在小組會上的發言危險地偏離一年半以前在第九屆黨代會上所建立的團結精神。毛澤東的目光射向陳伯達，嚴厲地說：「你們繼續這樣，我就下山，讓你們鬧。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准堅持，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到會議結束，林彪和陳伯達都知道他們失敗了。

陳伯達的弱點是明顯的，而他卻忽然恣意地投入推銷林彪的想法。八月二十四日中央委員會會議進入小組討論：在每個小組中，林彪的代表都發言讚揚元帥對天才論和保留國家主席的支持。陳伯達的發言是最直截了當的，表明他是林彪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他們是多麼奇怪的一對：除了顯示相同的疑病症之外，康生和林彪很少有共同之處，即使從六〇年代毛澤東與他同事們的相片上判斷也是如此。康生是個文職官員，從未在軍隊里服過役，與紅軍只有脆弱的聯繫，他看上去完全像個筆直整齊的戰士，站著幾乎總是顯得高高的，平肩——而林彪和其他在軍隊里的追隨者卻笨拙地站在一邊，無法掩飾他們的大腹便便，這表明這些人是多麼喜歡放縱他們的食慾。相片還顯示，康生是中國統治集團中唯一接近熨斗的人。他的衣服乾淨俐落地熨燙過，他的褲腿摺痕線條分明筆直，而林彪可能會一連幾天穿著他滿是褶縐的制服。康生的全套服裝以時髦的白襯衣和有標準高領的深藍色毛澤東服為特徵；而林彪的軍服全部是單調的綠色。康生通常不戴帽子，向後削的高高前額，與展示的髮型很相稱；而林彪希望外人不要發現他那像撞球一樣的禿頭，不在頭頂上戴上一頂不勻稱的軍帽，他從不會在公開場合露面。

陳伯達的起居安排也反映了他與中央文革小組中老盟友的疏遠。他從釣魚台搬到北京西部米糧庫衚衕的一個大院，與康生、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分離開來。同時，陳伯達試探林彪的反應，不久前，陳伯達與他的福建老鄉葉群經常打電話聯繫，他也開始向林彪和葉群贈送書法作品和其他禮物，他們把這些藝術品懸挂在卧室。不過，考慮到與林彪的接觸過於明顯可能會給他帶來麻煩，陳伯達很少訪問毛家灣。如果他要去，也會讓他的司機繞圈子甩掉後面的尾巴。

然而，在中國最初的長驅直入被遏止之後，林彪宣稱自己有病，把指揮權交給彭德懷。他返回北京，像病人一樣度過了其後的五年——這個時期正巧與康生的隱退相吻合，據推測是由於神秘而無法診斷的疾病所致。

除了林彪的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和女兒林豆豆之外，毛家灣的居民包括林彪的工作人員有二十多人，其中有兩個醫生、兩個私人警衛和六個秘書。全副武裝的士兵守衛著每個入口，使其他中共領導人不敢在沒有預先通知的情況下隨意訪問。由於注重林彪的特殊地位（更不用說他確實的孤立）．北京的政府和黨的官員開始把林彪稱作「毛家灣」，正如美國人把總統和他的顧問班子稱作「白宮」一樣。

康生的飛黃騰達，最終接替毛澤東本人而達到權力的頂峰可能是他的另一步驟。不過，正當康生的未來似乎不可能限量的時候，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他得了重病：根據診斷，他的腹部生了一個惡性腫瘤。康生繼續行使權力，從家裡向外施加影響——為江青和其他人起草文件，向他監督之下的部門發布指示——但是他再也無法重新得到他以前所具有的生命力了。

不過，缺乏與軍隊的聯繫並沒有阻止康生登上中共政治結構的頂層。毛澤東特地使軍隊服從於黨；儘管被廣泛引用的主席的格言是「槍杆子里出政權」，但是他的權威源於對黨的全面控制，這是通過他樸實的超凡魅力、政治的敏銳和農民的智慧來建立的。

康生要比他大多數同事更早地察覺到，中國正處在劇變的邊緣，從六〇年代初開始他與高級軍官形成各種關係。中國歷史告訴他，在動亂的年代，軍隊與秘密警察一樣易於在損害文職官僚的情況下擴張權力。自從三〇年代末以來，康生一直利用與毛澤東的親密關係以改變他的命運，他自然在聚集於主席周圍的將領中尋找盟友。

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幾年對林彪來說是幸運的。他倖免于武漢事件；在第九屆黨代會上被指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在遍及中國的各處工廠、火車站、學校、醫院、政府和軍事設施，他的照片掛在毛澤東的照片旁邊。然而，當黨的中央委員會在廬山召開時，所有這一切都開始得到澄清。廬山是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和林彪的前任國防部長彭德懷攤牌的地方。

向毛澤東所確定的議程挑戰，林彪和他那無組織的追隨者不得不進一步鬥爭，並且試圖說服中央委員會接受他們的建議。林彪的人都是將軍和政治委員，他們不知道如何製作中央委員會會議所需要的書面材料，因此許多負擔就落到了陳伯達身上。陳伯達是依靠毛澤東才晉陞到高級職位的，但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他開始倒向林彪。不過他最近感覺到，由於離開了曾是他盟友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康生的權威，他正遭到遺棄。確實，陳伯達還在對康生奪走他起草林彪在一九六九年第九屆黨代會上的報告的工作面生氣。甚至在此之前，康生把王力和關鋒當作反「軍內一小撮」運動的代罪羔羊，這也使陳伯達開始擔憂他自己的命運。

陳再道的反抗被稱作。武漢事件」，它威脅刊中國的分裂。北京的領導人緊密地團結起來，康生、林彪和其他激進派，以及周恩來和穩健派都想結束這場叛亂。忠於林彪的軍隊空投劐武漢，以保衛機場和其他關鍵設麓，之後，周恩來飛勁這個城市以撫慰陳再道。這花費了他幾天時間，但是周恩來最後以國家的完整危在旦夕說服了陳再道。在他的副手鍾漢華和其他幾個官員的陪同下，陳再https://read.99csw.com道和總理一起飛往北京。陳再道的屈服警告了其他地區指揮員不要奪取地方權力和公開對抗中央政府。

在康生對李廣文發怒的過程中，在場的許多幹部開始呼喊支持康生。然而有一個人仍然保持沉默：中央黨校的一位司機姜自臣。康生轉向他，指責他為賈政工作。賈政是失寵的黨校前副校長。這位普通的司機答道，他曾寫信揭露賈政思想上的問題：康生堅持要姜自臣說明自己如何送信給中央領導同志。萋自臣答遭，他是委託馬列研究院的王某某轉的信。康生冷笑一聲，宣稱王某某是個特務。他要求姜自臣解釋他與這個特務的關係。但是姜自臣除了駕駛汽車之外沒有更大的野心，他不會被嚇倒。康生這一次發現他慣用的虛偽指責是無效的，他放棄要求，偷偷地退出會議。但是不久他進行了報復。在康生的指示下，這位無禮的司機受到留黨察看八年的處分——命運改變了姜自臣的日常生活，他要為生存而鬥爭。

林彪也極其害怕可能損害他健康的過度活動，因此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大幅度地減少工作時間。他停止閱讀官方文件，而依靠秘書為他作內容摘要。除了醫學典籍和需要解釋它們的辭典之外，他唯一閱讀的書籍是中國軍事英雄人物的傳記。即使那時，他也要使自己不承擔過多的風險，他指示助手為他閱讀成堆的有關前代將領的書籍。對其健康的困擾、空虛以及為古代勇士的行為所吸引，林彪逐漸退人一個軍事英雄人物的想象世界，這刺|激了他獲得榮譽的野心相慾望，同時又模糊了他對周圍現實的感覺。

由兒子、一名警衛、一個空軍將領、一個助手和一個三人機組（包括飛行員潘景寅）陪同，他們在九月十二日夜晚從山海關機場起飛。林彪一夥倉惶逃竄，在起飛時，這架三具引擎、可乘坐百余位旅客的三叉戟飛機的起落架撞壞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車罐口蓋。飛機強行起飛，但是油料不足——林彪到達之前，在警察的緊緊追擊下，沒有時間給飛機加油。油箱幾乎是空的，潘景寅只是希望黎明前在離首都烏蘭巴托約二百英里的蒙古肯特省的草原上緊急著陸。在飛機降落之前的最後一刻，所以乘客都脫去了鞋子、手錶和任何可能傷害他們的金屬物件。但是潘景寅駕駛的飛機速度太快——在它著陸時，右翼撞到了地面，機身開始斷裂，右翼的油箱突然炸開，剩下的汽油燃燒起來。機上的九個人立刻死去，部分被撞死，部分被燒死。

一九七〇年，他在幾次正式場合顯得笨手笨腳，輿論也表示，「毛家灣」的人對外交政策不感興趣可能會產生問題。那年五月，毛澤東選擇林彪來宣讀一份支持越南人民抗擊「美帝國主義」鬥爭的聲明。他登上天安門城樓之後，似乎立刻有幾分迷糊不清。他啷嚷著：「我要談談越南，談談北越和南越，半個越南。」明白這樣很愚蠢，林彪止住他即席的混亂語言，改成宣讀為他準備的主席聲明的文本。他設法完成了這次演說，只出現了一個產生歧義的錯誤，他把「巴勒斯坦」念作「巴基斯坦」。這個事故聽起來可能並不重要，但是中國統治者絕不會忽視這種失言。

林彪忽視外交事務的一個方面是他不願意接待來訪的代表團。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國最親密的盟國阿爾巴尼亞的國防部長貝契爾·巴盧庫（Bgeir Balluku）訪問北京。那時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才兩個月，所以阿爾巴尼亞人熱衷於支撐他們的國際地位。林彪試圖避免會見急切的阿爾巴尼亞同志，他以身體欠佳作為理由。巴盧庫最後提議，他和林彪至少應該在一起拍張照。這個折衷辦法令林彪無法拒絕；外交部在人民大會堂的新疆廳安排了一次拍照的機會。巴盧庫在一群攝影師面前熱烈地擁抱林彪，但是閑聊了不到五分鐘之後，林彪說了聲：「請原諒，」就匆匆忙忙地離開了房間，他對他的一位秘書說：「我無法忍受接觸西方人！」

反對康生的大字報在幾周內繼續出現，但是康生現在已經控制了局勢；康生把他們當作王力和關鋒的追隨者以及他過去在延安所揭發的「叛徒、特務和走資派的後裔」，予以免職。即使面對所有的敵人，康生也知道他沒有什麼理由害怕他們的連續進攻會威脅他的地位。沒有幕後的支持，這種運動很快就會消聲匿跡。

康生在間諜和特務的准軍事世界中度過了許多年，但是他從未建立起與中共軍隊的密切聯繫。長征以及中共早期歷史中創建軍隊的經歷，給予許多文職官員與軍事力量建立特殊關係的權力，當時康生正在莫斯科。在他返回中國之後，主管軍事情報部達七年之久，但是這種參謀工作不允許他與軍隊有來往。在名義上，康生還是山東軍區政委，但他是在北京醫院里度過那段時間的。

林彪和葉群把陳伯達的跌倒看作是減少進一步麻煩的緩衝。但是康生把它當作推進另一步驟的手段。儘管他無恥地奉承和利用林彪，但是康生從不會失去誰擁有權力的感覺；只有當林彪是毛澤東的諂媚門徒時，康生才會急於協助這位元帥改善他的形象。但是在中國兩位最高領導人之間出現一點分岐的時候，康生就會毫不猶豫。在廬山會議的討論中，他一直對設國家主簾和天才論持批評態度——他也煞費苦心地向處於支配地位的同夥做出暗示。康生得到的回報是被晉陞為中共統治集團中的第四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他還從陳伯達那裡接手了黨的整個宣傳機器，擴大了他已經控制的國際聯絡部，安全系統和組織中的基礎。

康生從流產的武漢叛亂中獲得好處，藉以根除反對文革的高級軍官。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夜曉，在陳再道到達北京二十四小時左右，康生在京西賓館組織了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紅衛兵審訊和威脅陳再道、鍾漢華和其他三位參与兵變的將領。幾個穿著便衣的安全人員混人會場，康生指使他們對陳再道和他的同事拳打腳禺，暴行幾乎持續了整個夜晚。紅衛兵在第二天還要繼續下去，但是一支解放軍部隊迅速面神秘地把陳再道和他的同伴帶走，藏在一架電梯中，最終把他們護送剜另一個更為安全的地點。

康生反對賀龍的主要同謀者之一是林彪的第二任妻子葉群。與劉新民在三〇年代短暫而不成功的婚姻之後；林彪重新結婚，他做出了一個幸運的選擇：他擁有了一位對陰謀有鑒別力、並在黨內有多年經驗的無恥女人。自從她在三〇年代末到達延安以來，她一直是個研究助理，並且以她的方式逐步成為管理中央研究院的黨委會秘書。林彪隱居時葉群擔當起代理人的角色，為江青和其他文革文職領導人傳遞信息，從不錯過任何促進其家族事業的機會。

毛澤東拒絕對「揪出軍內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運動承擔責任，這使康生和他的盟友大吃一驚。面對毛澤東的反對，他們別無選擇，只得放棄運動，並且尋求某種方式以掩蓋他們在這場運動中的作用。對康生來說是幸運的，在一九六六年瘋狂的夏季和秋季之後，他已經回復使用代理人和特務的一貫手法，以隱藏他的活動的真正本質。他策塒的對「陳再道那樣的人」和「反革命分子」的攻擊，只有同夥中受到嚴格挑選的人才知道。他可以否認大部分反軍隊宣傳的責任，他相信很少有人能夠反駁他。

陳再道的逃跑不太引起康生和激進派的關注，他們主要打算利用武漢叛亂來公開反對九九藏書像腖再道和其他軍隊「反革命分子」的車官。在康生的監督下，《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新華社的新聞公報都準備了措辭強烈的文章。康生的助手關鋒寫了許多文章，但是康生親自審查，並且插入「堅決教出軍內一小報走資蘇」的口號。以防止武漢事件重新出現為借口，各種報導號召打擊「像陳再道那樣的走資派和軍內一小撮反林彪的陰謀革命分子」。這種口號指示紅衛兵要抵制任何反對林彪和設法保衛國家的社會經濟組織的解放軍指揮員。

在中國共產黨政治的拜占庭方式中，林彪有麻煩的暗示，對於《人民畫報》和《解放軍畫報》感覺靈敏的讀者來說是有用的。七月和八月，兩份書報都發表了一張由江青（業餘攝影師，其他事情也一樣）拍攝的林彪照片。照片的構圖是平常的：林彪坐著，全神貫注地閱讀毛澤東著作。不過有一樣東西是特別醒目的，林彪沒戴「帽子」。這位將要成為帝王的人沒有冠冕……也沒有頭髮！對林彪來說，他曾竭盡全力地隱蔽他的禿頂，這張照片的發表顯示了一種痛苦的窘迫。

黨代會之後，康生繼續討好林彪。他命令中央黨校的研究員準備「突出林彪」的文章，並且建議出版一個與毛主席語錄「紅寶書」相同的林彪語錄。康生還故意在公開場合讚揚林彪，他說：「長期以來林彪同志和毛主席一起指導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戰爭；在理論和實踐方面，他都是毛主席的最好學生。他是我們黨內學習和應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誰還能要求更多的東西？毛澤東和林彪都對康生的態度無法挑剔。

雖然受到廬山事件的大震動，但是林彪和葉群感到安慰的是，陳伯達成為他們迂迴繞過毛澤東的笨拙企圖的承擔者。回到毛家灣，他們立刻從卧室的牆上除去所有陳伯達送給他們的書法作品。

林彪及其核心集團確實獨立於康生和其他中共領導人。雖然林彪在文革時期是毛澤東親密的戰友，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林彪仍然是個局外人。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幾個領導人住在中南海；康生、江青和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主要居住在釣魚台。但是林彪選擇在毛家灣安置他的家，這是在北京西區一幢有圍牆的寬敞建築，從其他領導人那裡驅車至少二十分鐘。

康生和林彪不久便聯合起來共同指控賀龍元帥，賀是一位實力派人物，且是林彪控制軍隊的潛在障礙。賀龍一八九六年生於湖南，十六歲時殺死了一個政府官員，他逃到山裡，當上一群土匪的頭目。後來他得到赦免，與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事業共命運，而且為國民黨招募軍隊。賀龍於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幾乎參加了共產黨早期的所有軍事活動。長征時他在黨內的爭論中支持毛澤東，與日本和國民黨的戰爭中，擔任戰地指揮而獲得聲譽。一位留著修剪過的小鬍子、英勇而精神抖擻的人——除了康生愛炫耀鬍子之外，中國共產黨上層投有任何人留鬍子——賀龍在一九五五年與林彪同時晉陞為元帥。整個五〇年代，賀龍在式裝力量中擁有顯著影響；到六〇年代初，他已經成為（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中共軍事委員會的執行首腦，並且監督整個軍事系統。

康生和周恩來迅速行勸來鞏固他們的勝利。他們迫使林彪的將領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對他們在中央委員會小組會上的發言作自我批評。完全支持林彪的陳伯達沒有如此輕鬆地逃脫處分：他被攆出政治局常委，並且被迫在中央委員會作自我批評。為了保證陳伯達能充分地陳述他的罪行，周恩來和康生同意，康生應該起草有關陳伯達行為的發言，而周恩來本人應該在中央委員會宣讀它，因此，陳伯達不可能利用他無法理解的口音來掩飾其窘迫。在中央委員會閉幕式之後，陳伯達來到周恩來跟前表示感謝，周恩來正在與康生談話。

對林彪來說這是不幸的，國際上的發展開始干擾中國政治，而對外政策並不是林彪所擅長的。文革開始的同時是印尼政變和越南戰爭的爆發，但是中國領導人過於專註於國內問題，以致沒有注意將近三年來的外部世界。然後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蘇軍隊在烏蘇里江的狹長江河灘上發生衝突，那只是兩國之間的邊界。在嚴寒地帶——中國人稱之為珍寶島，蘇聯人稱之為達曼斯基島——發生的戰火震動了北京的領導人，他們明白，國家面臨與強大的臨國進行戰爭的可能性。中國首都都爭論的政策忽然集中到如何對蘇聯軍事力量的威脅作出反應。康生和毛澤東不久就覺察到，林彪缺乏接替主席的氣質，他仍然獨立於對外政策之外。

林彪甚至比康生更厲害，顯示各種極端疑心症的癥狀。他害怕出汗，一開始排汗，他就會停止正在做的任何事情；他害怕陽光和風，他的大部分時期都在室內度過，他的外表萎縮而蒼白。他會幾個小時沉浸在古代的中醫典籍中，然後以最刻板的異乎尋常的方式加以運用：比如他拒絕洗澡，因為他害怕水可能損壞他維持生命的重要器官。也許林彪躲避水對他的體內確有好處，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體外他發出的氣味使得與他的社交明顯令人不快。

有關康生捲入林彪陰謀的某些謠傳沒有任何事實的根據。不過，康生追隨林彪及其志同道合的貪婪將領是不爭的事實，康、林兩人政治上的親密顯然在林彪試圖奪權的這段時間內是令人困窘的。毛澤東以前熱情地接受林彪，這減少了康生過去與林彪聯繫的危險，但是康生不再有機會歪曲他與林彪的關係以及強調他總是不信任和看不起林彪。在可怕的疾病的打擊之下，面對他自己必死的想法，康生仍然只對一個人保持真實：他自己。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林彪下令暗殺毛主席。在美國轟炸機轟炸北越之後，陰謀者便給毛澤東起了代號「B-52」。林立果及其特工計劃從空中轟炸接近上梅的主席專用列車，以地面發射的火箭和噴火器攻擊和摧毀列車。作為對成功的最終保證。林彪已經指示一位毛澤東認識並且信任的軍官王維國登上主席在上海的列車，用手槍擊斃他。然後林彪將把毛澤東死亡的責任推給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他的職責包括上海），並且宣稱由他本人領導北京的緊急政府。

江青和康生在八月中旬召開了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它現在已經正式取代政治局。文革小組領導人指示戚本禹也來參加；他正在忙於搜集有關周恩來的罪行材料。與激進派領導人的大多數聚會不同——那些聚會是逗弄和取笑夾雜在討論中——這次會議有一種克制的氣氛。當所有與會者到達時，江青把一袋資料遞給康生。康生宣布，一場促使軍隊混亂的運功和五一六兵團的組成已經產生了「問題」。康生、江青和陳伯達在這次會議之前決定，這些人要對「錯誤」負責，他們是王力、關鋒和戚本禹，在「自我檢查」期間應該解除他們的職務。當三個受害者知道他們的命運時，文革小組的其他成員獃獃地看著。最感到吃驚的是王力和關鋒，將近二十年他們一直把康生當作自己的保護人；中國人的習慣要求康生終生支持他的門徒；但是在他們可以開口自我辯護之前，公安官員進入房間，給他們戴上手銬帶走了。他們被關在秦城監獄達二十一年之久，直到一九八八年才被釋放。

康生在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協助下起草新憲法，他遵從毛澤東的旨意，反對林彪的計劃。中央委員會在廬山集會前幾周，有關國家主席和天才論的爭論似https://read.99csw.com乎消聲匿跡；參加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團將開會三天，審批憲法草案，然後在宣布全黨團結的可喜狀態中休會。

最有說服力的事件發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武漢，華中最大的工業城市；當時紅衛兵與試圖保持一定程度穩定的工人團體發生衝突。地方軍隊的指揮員陳再道將軍恐怕形勢失去控翩，選擇了不理會來自首都的指示，動用軍隊鎮壓紅衛兵。

在他協助創建新的政治局時，康生並沒有忽略自己的未來。毛澤東當然還是毛主席，林彪是副主席，但是與他們一起成為政治局常委的只有其他三個人：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自己。現在這是正式的：康生成為大陸五個最高領導人中的一個。

康生和林彪還聯合起來清除了文化部長陸定一。在一九六〇年與一九六六年之間，陸定一的妻子嚴慰冰寫了二十三封匿名信，稱葉群曾是王實味的情人；王實味是個持不同政見的作家，一九四七年做為托洛茨基分子被處決。林彪不得不簽署一個聲明，葉群結婚時是個處|女，但是嚴慰冰的指責使林彪和他的妻子渴望報仇。在康生和林彪的指示下，公安官員於一九六六年逮捕了陸定一，把他關進監獄，對他嚴刑拷打，試圖迫他坦白利用妻子攻擊林彪。為了避免同樣的命運，嚴慰冰不得不假裝患了精神病。

中央委員會已經認可清除劉少奇和鄧小平，但是全會需要發布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會議的目的是為了表明無政府主義的終結和神化那些以勝利者身份出現的幹部。為了達到這些目標，會議接受了一個修訂得大力精簡的黨章，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並由它來選出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一九六七年九月，頑強的省軍區指揮員繼續取締紅衛兵。康生知道他仍然處於危險之中，決定進一步撤退，甚至以更為戲劇性的語言表示他的清白無辜。他強調他破獲了一個陰謀家網路，命令逮捕《紅旗》雜誌副主編林傑和《光明日報》主編穆欣，他們倆是王力和關鋒的同夥。康生指控他們四人組成一個陰謀小集團。任何對康生有所保留的省軍區將領現在重又確信他決心消弭軍隊的反對聲浪。

毛澤東不久得到情報，林彪試圖組成聯盟來反對他，這使他警鈴大作。八月十四日，主席動身到華南。他訪問了一些城市——長沙斌漢、廣州和杭州——每次停留，他都詢問地方人民解放軍指揮員，如果北京發生改交，他們將持何種態度。林彪從他的軍隊同志們那裡得到毛澤東活動的情報，因此他明白，主席在猜測他忙些什麼，而且可能正在討論對策。對林彪來說，時間正在流逝。

林彪的違反禮儀完全使康生亂了手腳。他要求陳伯達下一個發言，但是陳伯達拒絕了，康生除了繼續進行下去外別無選擇。他臨時準備了一篇孑盾的話，引用了一些林彪的話，但是小心地避免贊成他。

飛機墜毀的消息一天以後到達在北京的代理外交部長姬鵬飛那裡。姬鵬飛向在場的幾個人稟報：「他們都死於飛機失事。多麼奇妙的結局！」周恩來把林彪的消息限制在領導官員的很小範圍內，包括康生，他是在同一天得知林彪死去的情況的。他直刻讓曹軼歐給中央黨校的領導人打電話，告訴他們發生的事情，並且向他們保證，「康生憎恨林彪。」

第九屆黨代會早就該召開，黨章規定，黨代會每五年舉行一次，但是上一屆黨代會是在十一年前召開的。六〇年代初的災難使領導階層對召開新的黨代會失去信心；文化大革命使黨代會進一步拖延。然而到了一九六九年，第九屆黨代會的召開顯然是為了恢復穩定，並且使激進派新獲得的地位合法化。

林彪知道，除了孤注一擲，現在任何行動都救不了他。在他的兒子林立果一一一他是空軍部隊的頭領——和其他幾個將領的協助下，林彪開始擬訂暗殺毛澤東的計劃。早在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就開始把他所創建的私人特務機構「聯合艦隊」擴展為在上海、南京、廣州和其他幾個城市都有秘密據點的組織。與一些專門來自軍隊的陰謀家合作，林立果策劃了一個代號為「五七一工程」的陰謀，這些數字與漢語「武裝起議」諧音。

在廬山進行的另一個爭論是「天才論」，一種強調特殊才能的個人作用的歷史觀。林彪和他的支持者要在新憲法中插入一些涉及這個概念的內容——表面上是讚美毛澤東，而實際上是使人們注意林彪，它暗示林彪自己就是個天才，他的地位要高於所有其他中國領導人，除了主席之外。

林彪是中國的最高將領，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控制人民解放軍那樣龐大而四處延伸的軍事機器。當紅衛兵橫行於大陸，破壞許多人的日常生活時，地方軍隊的首領開始對周圍日益增長的混亂作出反映，這顯示了林彪的權威也是有限度的。

康生和林彪具有許多共同的目標，但是他們從未成為親密的朋友。對於沉默寡言的林彪來說，康生過於苛刻和機敏；而葉群是個謹慎的女人，從延安時期以來，她一直不信任康生，她在那裡看到他的手段是多麼殘酷無情。六〇年代林彪的秘書張雲生說，林彪的所有工作人員都知道，林彪和葉群並不喜歡康生，儘管他們並不確忉知道為什麼。

周恩來接受陳伯達的謝意，並且提議他也要感謝康生起草發了言稿。在陳伯達說起其他事情之前，康生無禮地評論道，「不要怕鬼！」——他的意思是陳伯達不應該為在其他幹部面前亮相而感到不安。

一九七〇年八月，廬山會議的議事日程中主要的議題是，是否需要一部國家憲法。人民共和國原來的憲法是在五〇年代頒布的，它所表達的東西與六〇年代的混亂毫不相干。一九六九年第九屆黨代會上批准了新的黨章，一部新的國家憲法一旦被人民代表大會所接受，就可以使文革創建的政治結構定形。但是在採取任何行動之前，黨必須決定是否需要一部國家憲法。

文革時期毛澤東最接近的兩位密友的個性完全不同。無論對遇見的人懷有什麼感覺，康生都可以是位有禮貌的可愛伴侶，能夠用一句話、一個眼神或一個手勢使在場的人感到輕鬆自如。一九六九年十月一些外國共產黨員來訪，他們排列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毛澤京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一起拍照，康生騎士氣概地把手臂環繞在一位年輕而穿著華麗的瑞典婦女腰際。按照那時候的中國風俗，他或許也會為她解開外套或在城樓上點上鴉片煙斗。而林彪在有其他人的場合會感到不舒服。他憂鬱而冷淡——一位在延安會見過他的美國作家海倫·福斯特·斯諾（Helen Foster Snow）把他描繪成「上層官員中最少人情味的人。」

康生介紹說，新黨章是社會主義歷史中空前輝煌的文件。他宣稱：「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九年的蘇聯共產黨章程是非常冗長的，一九一九年的黨章……是如此冗長而繁瑣，以致人們無法記住它。」他的發言好像是說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完全超越了恩格斯和列寧：一九一九年的黨章「可能受到思格斯《共產主義原理》（Principles of Cammunism）的影響……它充滿了瑣碎的細節，甚至談到住房問題。」康生毫不猶豫地批評恩格斯這位社會主義思想的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