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以前从来没有担任过副主席的职务。尽管他在生病，这次擢升恢复了他的政治欲望，并且鼓励他思索，他可以把批孔转向批周，继而削弱周恩来的基础。利用历史的隐喻来攻击敌人——中国成语称之为“指桑骂槐，含沙射影”——这是宫廷阴谋中的古代传统，在公众意识中根深蒂固，康生耜信，它在七〇年代还会起作用。

康生開始進行他的陰謀的下一階段，他命他的秘書給江青寫信：「最近康老提到，可以從古書中找一些批孔材料，他想起《莊子·盜跖》篇中奴隸起義領袖痛斥孔子，罵得很痛快。他要我告訴黨校，請趙紀彬教授加以註釋，並翻譯成白話文，題目是《柳下跖痛罵孔老二》。完成以後可以把它印出來，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傳閱作參考。」

即使沒有康生的指導，江青和地的三位主要同夥也會加倍努力去消滅鄧小平和奪取權力，他們是張春橋、姚文元（一九六五年寫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上海黨部首腦王洪文（張春橋的門徒，已經成為激進派集團的關鍵成員）。他們四人試圖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六a的政治局會議上質疑鄧小平的民族信心，藉以削弱鄧的基礎，但沒有成功。江青承認，與鄧小平的衝突是她要求權力的決定性時刻，第二天一早她就與三位激進派同夥密謀。他們極需要毛澤東的支持，但又無法確定如何去贏得它。這兩三年來，江青與毛澤東的接觸減少了，他們的關係已經退化為靠長途書面通信來交換意見。

康生把反对周恩来的阴谋付诸行动，他命令他在中央党校的代理人准备一篇《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文章，这是孔圣人如何把挑战他权威的对手置于死地的一个古老的故事。康生曾建议他们罗致赵纪彬教授，一位六十八岁的中国哲学专家，曾任山东大学文学系主任，一九六三年调到中央党校，现在是康生的笔杆子之一。赵纪彬是有资格起草康生现在命令他写的论文的。这个故事没有历史基础，但是康生利用它对孔子和周恩来进行类比，他们同样出身于上流社会，而少正卯和毛泽东的背景都很低下。任何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舍把握隐涵的信息：周恩来是毛泽东潜在的死敌。

康生是否可能至少有一次企圖鋌而走險地背叛毛澤東？根據胡耀邦的說法，康生竭盡全力控制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行動，甚至從毛澤東的私人書房和周恩來的辦公室的電話線路上竊取情報。胡耀邦認為，毛澤東在一九七二年九月指責康生試圖對他進行竊聽，但是康生拚命否認這個指責。三個月後，在毛澤東的書房中找到了一些竊聽裝置。康生再次堅持，他不應對此負有責任。胡耀邦宣稱，那時康生安排謀殺了三位根據他的命令安置竊聽器的技術員。

因此康生試圖把江青的即將垮台轉化為他自己的好處。他與鄧小平聯繫，對周恩來住院治療以來的政府日常工作提出批評，並且要求他安排王海蓉和唐聞生的另一次訪問。她們到達時，他開始向她們保證——正如他常常對其他許多人所保證的那樣——地從來沒有出賣過黨。然後他要求她們向毛主席傳遞一個極其敏感的信息。

雖然康生努力宣傳江青，卻倍受他惡化的健康所限制。一九七四年五月，康生酌一位秘書通知他的寫作組，「康老」過於虛弱以致無法蠲讀，他指示他們把文章直接呈送給江青。江青已經控制被稱作「梁效」（以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為基礎）的寫作組，她樂於接受唐曉文及其接近黨校極其珍貴的檔案的權利。

北京的黨內衝突的爆發點是對林彪鬼魂的不宣而戰——這也同樣嚴重威脅和損害毛澤東的聲譽。主席親手逃選林彪做他的接班人，這破壞了他自己受命于天的一貫正確的領袖聲譽。當許多普通公民最後讀到旨在使林彪的品質蒙受恥辱的宣傳報導中毛澤東對林彪的批評時，他們平靜地反映，死去的陰謀家一直是正確的。大眾的觀點不僅關係重大，而且是統治混亂無序的癥候。共產黨領袖曾經隨意假設，毛主義的宣傳總會保護他們的權力免受挑戰，現在他們面對著異己的公民，無休止的毫無意義的口號爭論和對一個顯然是有缺陷的領袖的強迫崇拜．使他們與黨的領袖日益疏離。

康生活了七十七年之後去世了。但是他對中國及其人民的影響還不能說了結。

王洪文去毛澤東那裡的使命失敗的消息迫使康生向自己承認，江青絕不會得到可以安置他為中國統治者的位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八十一歲生日），康生在與他的一位副手進行長談時泄漏：「我下部長了瘤子，老是淌血，看樣子快不行了。」

喬冠華和她的妻子勸告她們對康生的消息保守秘密。總之，喬冠華指出，康生也許已命他的秘書寫一份有關這個問題的備忘錄，並且把它直接給主席。她們決定，由於康生病得如此厲害，她們可以忽視他的指示；如果受到質問，她們可以把自己的沉默歸咎於喬冠華。九-九-藏-書

康生還利用中國歷史上女性統治者的例子來促使大眾接受江青——而不是周恩來——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在康生的指導下，唐曉文寫了許多文章讚美那些在歷史上發揮很大影響的王后、嬪妃和巾幗英雄——像女皇武則天和慈禧太后等等。武則天是個淫|盪的宮廷女子，她篡奪了八世紀的唐朝，憑她本身的頭銜統治中國；慈禧奪取了對朝廷的控制，讓一個傀儡皇帝留在十九世紀末的皇位上，與康生支持江青可能要做的事情非常相似。

一九七二年，各種事情開始恢復正常，但最初是在表面上而不是在本質上。中國共產黨內的權力鬥爭仍在繼續。紅衛兵無數次歡呼「毛主席萬歲」，但是在毛澤東接近八十歲時，他明顯變老了；他的生命不可避免將在不久后臨近終結。領導人運用各種手段圖謀利益，為控制大陸的各個部門而相互爭鬥。即使是等級較低的幹部也感覺到，他們正在目睹另一場風暴之前的寧靜。

康生給中央黨校研究人員的另一個指示是編輯一系列二年代和三〇年代批孔的文章，那時中國的作家和學者向指導中國人兩千多年的陳腐的正統思想挑戰，那是知識分子內心騷動的聲音。康生的人員寫了一篇文章，回顧現代中國著名的諷刺作家和知識分子魯迅是如何把儒學當作中國文化所有弊病的根源的。透過乞靈于魯迅，並且把與文化大革命中顯露的批孔作家聯繫起來，康生創建了一個思想的框架，不指名卻又十分明顯地把周恩來描繪成儒學的代表人物——完全與二十世紀中國思想不相一致的危險反動人士。

毛澤東日益意識到自己的老去，開始覺得與他同年紀大的人沉悶無卿。圍繞在他周圍的都是些年輕人，其中有他的侄子毛遠新和秘書張玉鳳，還有兩位婦女王海蓉和唐聞生，她們是為外交部工作的翻譯。王海蓉以「小耗子」知名，據說是毛澤東的侄女。唐聞生（西方人稱她為南西·唐(Nancy Tang)）是個在美國受教育的中國人，她是毛澤東一生最後幾年的主要翻譯之一。這兩位婦女一起行使職責，王海蓉把毛澤東濃重的湖南口音翻譯成普通話，而唐聞生則把王海蓉的普通話再譯成英語。

党代会还批准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第三个党章，删去了令人尴尬地涉及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部分。不过另一方面，新党章是个妥协的产物，没有为毛泽东指定接班人，而且组成了一个激进派与实用主义者相结合的不稳定的领导班子。毛泽东仍然是主席，党代会还任命了五个副主席：周恩来、康生、来自上海的左派王洪文、叶剑英元帅和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李德生。

康生給毛澤東傳遞的信息的第一部分是江青在三〇年代中期向國民黨出賣共產黨員，那時她是上海的一位年輕演員。她與國民黨聯繫的詳情刊登在那時華南和香港的報刊上。康生告訴這兩位婦女，她們可以從一位以前在上海和延安的共產黨官員，與江青的一位朋友結婚的王觀潤那兒尋找證據。康生的揭發完全與三十七年前他在延安的立場自相矛盾，那時他保護江青免受他現在正在進行的相同指控，使她能夠與毛澤東結婚。通過否認一九三八年的那些斷言，他把自己與毛澤東聯結在一起；通過確認現在的斷言，他在打賭他會站在勝利者的一邊。

兩位翻譯的第二次來訪之後，疾病使康生無法動彈，一九七五年十月，他強打精神，鼓動勇氣，最後一次去會見毛主席。最終企圖保護他在歷史中的地位，康生把他的惡毒攻擊轉向鄧小平。在中蘇爭論的歲月中，康生與鄧小平密切合作，他又是六〇年代初由鄧小平控制的黨的書記處成員；他近來一直自稱是鄧小平的朋友和助手。但是康生知道，文革時期他對鄧小平和許多網事的迫害已經抹去了鄧小平對他的信任。趁鄧小平不在的有利時機（他正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康生試圖說服毛澤東，鄧小平應該再次被清除——並且永遠清除。康生利用毛澤東最深層的恐懼，警告他鄧小平秘密地反對文化大革命，並且想把它當作一個歷史錯誤而給予全盤否定。然而毛澤東暫時沒有理會康生的勸告。

王洪文的信息昕起來清楚了：周恩來正在步林彪後塵，陰謀推翻毛澤東。將近有一年時間，激進派的宣傳家寫了許多文章打算說服毛澤東，歷史證明儒家宰相對農民皇帝的政變企圖是無可避免的。毛澤東聽著王洪文的警告，但是與激進派的願望相反，毛澤東繼續支持周恩來和鄧小平。為了強調他的立場，毛澤東於一九七四昀十一月十二日給江青回了信，九九藏書在信的旁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總理還是總理。」

討伐孔子及其所謂的「現代代表」產生了許多反響和風暴，但是很少影響權力的平衡。在這段時間里，毛澤東似乎忽視了康生無休止的有寓義的文章中含有的微妙信息。而且在一九六六年對毛澤東號召「炮打司令部」作出如此熱烈反應的公眾，卻對推翻「現代孔子」的號召置若罔聞。聚集在周恩來周圍的力量，在他新近復職的副手鄧小平的領導下——一九七四年周恩來被送人醫院治療時他被拔擢為副主席——增加了實力，他們使越來越多六〇年代末被清洗的幹部復職，與美國和西方建立了聯繫，並且使國民黨經濟復甦。周思來不顧康生的最大努力，通過其副手鄧小平，仍然控制著局勢。

一種幾乎是夢幻的氣氛籠罩著北京。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幾年，當紅衛兵各派別互相鬥爭或與軍隊鬥爭的時候，戰線迅速地日益清晰起來。但是紅衛兵消失了，他們的大部分早在一九六八年秋天就開始右計劃地送往農場工作；大字報不再作出導致幹部們處於攻擊之下的預示；一種不祥的沉默籠罩著大地。中國成為一個巨大的皮影戲舞台，軍隊在幕後操縱，只有在他們的形象搖曳不定的時候才偶爾放棄他們的位置。事實與虛幻似乎融合在一起，就像閑言碎語製造出各種劇情，而劇情叉承擔著它們自己的現實。

在康生的指示下，六〇年代中期以來一直是他私人宣傳小組的「唐曉文」撰寫了無產者柳下跖攻擊貴族孔子的概要文章。隨著越來越多的批孔文章出現在報刊雜誌上，古代歷史和當代爭論之間的聯繫變得日益明顯。

康生病得太厉害，以致他不能自己来承担周恩来的新职责，但是他深深地怨恨毛泽东给周恩来如此多的权力。正如康生所知道的，有益于他操纵政治的非理性和虚无主义的气氛，会让位给在周恩来的温和节制下更为稳定的状况。

二〇年代在上海，周恩来让康生主持共产党秘密机构的工作，康生与周恩来曾在一起密切地合作。但是康生在延安滥用权力以及后来残酷地迫害刘少奇那样的领导人，冷淡了他们的关系；周恩来有耐批评康生的过度行为。康生和周恩来相互留意各自的权力，保持着一种袁面的和谐——有时甚至在一起工作，比如他们在庐山反对林彪。不过，不信任深植于他们热诚亲切的举止之下：康生从幕后指使盟友，以抗战时期与汪伪政权勾结，以及容忍“专业化”和“只抓生产不抓思想”的微妙指责来攻击周恩来。周恩来经受住了康生要打倒他的艰难尝试，但是这一切强化了他的感觉：康生是个需要警惕的无情而又危险的人。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召开了第十届党代会，康生在主席台上坐在周恩来的旁边。但是康生与几年前那个精悍的人已不在一样：现在他隆起身子，苍白的皮肤，凹陷的眼睛，是个垂死的老人了。然而他仍然控制着组织部，对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和随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他是一致通过把陈伯达称作“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洛茨基派叛徒和修正主义特务”的背后动力；陈伯达是康生以前的同事，在一九七〇年的庐山会议下台。根据康生的证据标准，对陈伯达的指控是十分平常的：他在留学奠斯科时与苏联托洛茨基分子一直有接触，在中国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时曾被国民党逮捕。

使中国朝着康生所赞同的方向发展并非易事。他已经使用了书本中记载的各种谋略来确立自己是大陆最高贵族之一的地位，但是他的胜利只是来自无数次彻夜不眠的计划和对指控他人的文件的细致搜寻。到七〇年代初，他不再有精力在“斯大林时间”搞阴谋了。

一位前國民黨軍統局高級官員沈醉，也提供了張春橋曾經是國民黨特務的證據。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沈醉在上海與另一個國民黨情報機關的特務崔萬秋很接近，他是個著名記者，專門反擊共產黨在城市文化圈內的影響。在崔萬秋主持的社交活動中，沈醉遇到了江青和一個用「狄克」筆名的記者——英語名字Dick的漢語譯音。沈醉知道狄克為崔萬秋工作，但是直到張春橋和四人幫的其他人在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捕之後，他才知道狄克實際上就是張春橋。

當康生聽到毛澤東的指責時，他開始準確地測定毛澤東和江青之間的關係惡化到何種程度。他把翻譯王海蓉和唐聞生召到他的居所，他知道她們經常出入毛澤東的住地。康生安靜地聽著兩位婦女對形勢的概述。他過於虛弱，無法談許多話，在他們結束時他只是點了點頭表示感謝。

江青对康生恢复活动的水平以及对周恩来的攻击喜出望外，她参加且发动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实际上是针对周恩来的。在一九七四年一月末有万余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江青在不泄漏康生策划批周的情况下，对他的贡献表示感谢。

胡耀邦的斷言中有多少真實的東西難於知曉。到周恩來住院治療的時候，康生已經病得不能參与任何日常事務，除了極為有限的政治活動。一九七一年他只公開露面過一次，一九七三年八月第十屆黨代會之前就再也沒有露過面。但是，雖然胡耀邦對康生的指責可能read.99csw.com產生於那個時候的謠傳，胡所喚起對恐怖氣氛的回憶在七〇年代初是足夠真實的。即使是鄧小平，這個要比易於動感情的胡耀邦更為冷靜的人，也害怕在自己家裡討論敏感的政治問題。在他放逐到江西省期間發生的一件小事顯示了鄧小平害怕被人暗中監視。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開完會回家，在這次會議上他和妻子卓琳第一次聽到林彪的流產政變，鄧小平擔心由於黨的看守人在場而不能告訴他女兒毛毛這個消息。因此他的妻子把毛毛帶進廚房，用一個手指在她的手掌中畫了四個字：「林彪死了。」

康生害怕他可能不如毛泽东活得长久，这加强了他对其在历史地位的专注。他判定江青是个关键人物。如果毛泽东死后她以现代女皇的身份出现，康生本人也许能够在主席的宝座上度过荣耀的几个月。如果他活不了那么久，康生至少可以在死的时候知遒，人们会记住他在中国共产主义编年史中是个受尊敬的人物——假如江青继承毛泽东的衣钵。三年来，康生都是在这个前提下工作和密谋策划的。

六月末，康生恢復了充分的知覺，並且重新開始把握圍繞江青所颳起風暴的各種問題。經過仔細考慮之後，康生決定，拋棄他將近四十年的門徒的時候到了。江青被毛澤東遺棄之後，不可能再被康生進一步利用，除非把她當作另一個大賭注的籌碼。對康生來說，意識形態、藝術、朋友、真理——為了實現他自己的浮夸夢想，任何東西都是可以犧牲的。

康生并没有完全闭门不出。一九七二年他出去的时间，足以实施对文化局仓库的最后掠夺，来补充他所盗窃珍宝的积聚。康生还在死去同志的追悼会上送花圈，使他的名字不断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是向全国的干部发出信号，他本人还未退出政治舞台。康生是如此渴望利用葬礼来保持公众对他的注意，以致会给陈毅和王稼祥那样的人送花圈，他曾经把他们逐出办公室，并且竭尽全力置他们于死地。

周恩來和康生一樣患了癌症，於一九七四年四月被送進北京醫院治療。根據胡耀邦的說法，他表示了一種寬慰：他現在可以隨意地說話，而不用害怕康生或他的特務的竊聽。胡耀邦引用周恩來告訴他的助手葉劍英元帥的話：「我不能再留在我的住所，我唯一能做的是躲進醫院。至少在這裏我可以說我想說的話。」

对康生来说，到毛泽东跟前直接批评周恩来，即使不是危险的也是无效的，因为这将对毛泽东的判断提出公开的挑战。康生只是希望破坏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在六〇年代中期，康生使毛泽东相信，京剧《海瑞罢官》是某个阴谋的一部分，他利用旁敲侧击的方法使毛泽东得出预期的结论。康生决定，这又是对待毛泽东的最佳方式。

林彪的背叛事件是如此敏感，以致有關他拙劣的政變及其死亡的消息對普通的黨員隱瞞達兩個月之久，直到一九七三年八月才非正式地在全國宣布。然而在林彪正式失寵之時，外交部拒絕給駐華外交官有關他狀況的任何指示，除了說不應在國宴上為他祝酒。

沈醉自己也是文化大革命受害者，從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二年他受到審訊和監禁。康生看到有關沈醉的問題的報告完全是可能的；根據事實推斷，康生明白沈醉沒有斷定張春橋是國民黨，並且在「時機成熟」前防範這個消息走漏——而不是在那個時候告發張春橋，像他本來應該做的那樣。

康生已经证明过去他在操纵这类敏感问题时是一位大师，但是现在癌症正在侵蚀他的身体，使他丧失在北京不稳定的对峙中获取个人利益所需要的精力和集中力。康生在他小石桥胡同的家里与有趣的朋友和伙伴保持接触，他仍然会兴致勃勃地说话，出示他艺术收藏中一些稀世珍品。康生最频繁的来客是江青，她带来令人满意的礼物——北京的地籍册、盆栽植物和她的相册——但是迅速地把政治引入对话；她来访的主要目的就是与康生密谋如何促进她的事业。

康生過於虛弱，以致不再關心國家事務，他和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公開宣傳是個無神論者，卻把他餘下的精力獻給了宗教。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里，他常常會見佛教協會主席趙朴初，一九四九年以來，趙一直被當作統治者宗教寬容的一個象徵。一九六四年康生在毛澤東面前諷刺趙朴初，但是當死亡日益臨近之時，他轉向這位年長的學者，從佛教的再生學說中尋求安慰。九*九*藏*書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林彪死後五個月，當乘坐空軍一號座機的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鬆（Richard Nixon）在北京著陸時，中美之間長達二十三年的關係破裂正式結束了。從那時，中國似乎面向外部世界，它把十年的瘋狂和恐怖留在身後。六〇年代末被清洗的幹部重新出現在辦公桌旁。即使在文革期間失寵的「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也恢復了名譽（使康生、江青和其他激進派領導人極其沮喪）。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承認在思想上的嚴重錯誤，但是在尼克鬆訪華后一年，鄧小平被任命為副總理。

康生對江青和張春橋的指控，要比他在漫長生涯中所做的其他許多背叛的指控更有強有力的事實支持，但是它們沒有產生所期望的影響。「小耗子」和唐聞生害怕受到康生爆炸性消息的牽連，對把消息傳遞給主席猶豫不決。她們無法確定最安全的途徑，就跑去找外交部長喬冠華和他的妻子章含之，章含之是毛澤東的英語教師，江青的朋友，又是政治局會議的記錄員。喬冠華告訴王海蓉和唐聞生，他對張春橋的個人經歷一無所知，雖然三〇年代上海的報刊在閑話欄登載江青私生活的內容，但是他從來沒有看到任何文章指責她出賣共產黨。

在康生可以決定如何對她們的彙報作出反應之前，他又進入已經持續數周的半昏迷狀態，這使他糊塗、迷惑，有時說胡話。在他神志不太清醒的幾個小時里，他一直徘徊於五十年前他在上海被恐怖所纏繞的回憶中：「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三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四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五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六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七年，我絕沒有……」

康生還要求這兩位婦女告訴毛主席，「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在三〇年代的濟南曾是國民黨情報機構藍衣社的特務；康生補充說，北京故官博物館的館長吳仲超可以證明他對張春橋的指控。根據廉生的說法，吳仲超是三〇年代末四年代初康生滲透到國民黨情報機關的一位特工，在他做地下工作的日子里，一直與張春橋（那時是國民黨特務）一起工作。

康生太虚弱了，以致无法自己冲锋陷阵，在这个也许是他最后的重要运作中，他指挥着其他人。在江青集会的两天之后，他打电话给中央党校他的副手之一，询问有关赵纪彬教授的健康情况。康生对赵纪彬提供的有关孔子杀死少正卯的文章作出好评，建议他现在起草一篇赞扬柳下跖的杂文；柳下跖领导了一次古代中国的奴隶起义，并且否定孔子和他的哲学。正如康生再现另一个古代的故事是为了当代的目的一样，这个中国的斯巴达克（Spartacus）的傳說強調貴族周恩來和無產階級毛澤東之間的隔閡。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早晨六時零五分，正當北京又一個嚴冬來臨的時候，康生的生命結束了。他最終不是死於他無數敵人中任何一人之手，而是死於可怕的疾病。康生死後兩天，他的政治局同事聚集在一起對他表示最後的敬意。他的遺體安放在已經轉變為人民文化官的清代小巧建築中供公眾瞻仰。一萬五千名工人、農民、幹部、掌生、解放軍軍官和外國使節出席了三天之後的追悼會。除了毛澤東之外，所有政治局成員都在場——毛澤東早就不再參加各種喪禮；其中有年老而衰弱的朱德元帥，還有周恩來，他仍然在醫院治療。王洪文主持追悼儀式，從康生煽動的幾次攻擊中倖存下來的葉劍英元帥誦讀預先準備好的悼詞，讚美他是「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光榮的反修戰士。」然後康生的遺體被火化，他的骨灰被葬在北京西郊八寶山公墓革命烈士和英雄紀念館。

康生對鄧小平的看法是正確的：當鄧在一九七八年再次掌權之後，他推翻了文九-九-藏-書化大革命所主張的一切事物。不過那時，毛澤東和康生都已去世。

康生是在北京流傳的許多謠言中的中心人物。根據有些說法，康生利用林彪的死來偷偷接管由林彪為準備奪權而組織的私人特務機構。據說康生指定幾位他最信任的助手來管理林彪的秘密網路，把他個人的安全組織擴展為在廣州、上海、海南、瀋陽和北戴河都有據點、並完全獨立於黨和政府的一支力量。

最後，激進派決定派王洪文作為他們的使者去見毛澤東。作為他們中最年輕的王洪文，有最好的機會使毛澤東處於善於接受意見的狀態。王洪文飛到湖南長沙，毛澤東與毛遠新一起正在那裡休假。在經過周恩來和鄧小平統治營壘中無人允許的危險飛行之後到達長沙，王洪文向主席虻報「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揭露林彪野心的會議。「我們四人開了一夜的會，商定派我來向主席當面彙報。我是乘著總理休息的時候走的。我是冒著風險來的。周總理雖然有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搞串聯。經常去找周總理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

中國人對外國向康生去世致哀的處理，基本上可以確定他與美國關係的距離。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簽署發送一條電文，委託駐北京的美國聯絡處在弔唁名冊上簽字——如果外交部遵照正式的習慣邀請所有的使團這樣做的話。不過，外交部忘記通知聯絡處，儘管它向其他所有的大使館送去了書面通知。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含糊的，但是它傳遞的信息十分清楚：康生不是中美關係的倡導者。在紐約的中國駐聯合國使團對微妙的政治不甚熟悉，他們以更為寬宏的眼界邀請所有外交代表在弔唁名冊上簽字。美國代表是從「工作角度」考慮簽名的。丹尼爾·帕特里克·穆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大使後來發電報彙報：「康生的照片掛在寬闊的紅色布幕上，兩邊一動不動地站立在著低頭默哀的中國使團成員，還有一些花圈，佩有寫上中文字的緞帶。」

在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公開指責江青之後，她的命運更為顯著地黯淡了。康生病得很厲害，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是他很快知道，毛澤東警告政治局成員，江青除了她自己之外看不起任何人，他死後她會設法抓權。毛澤東再次命令她不要和三位激進派同事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一起搞陰謀，他們的行為就像「四人幫」。

而且，在康生需要好运气来补偿他恶化的健康时，毛泽东打乱了他的深谋熟虑，毛泽东提名周恩来为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首脑。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力保持某种稳定，但是他不得不与人分享权力和进行妥协。不过在最后几年，他的幸运之星正在升起。向美国开放中国正是周恩来的首创精神之一，在七〇年代初，它有助于把理性的因素带人中国的政治中。现在在毛泽东的赞同下，周恩来登上了权威的新阶梯。

康生似乎推翻了好幾代保守學者們的判斷，給重新審視中國歷史加上了革命的味道。兩千多年以來，由於正統的儒家哲學家和官員反對婦女參与國家事務，所以他們辱罵在康生的宣傳運動中讚美的那些女王和嬪妃。因此他美化以前被當作是反面人物的女性統治者，似乎完全保持了共產主義的反封建特徵；江青可能上升為最有權力的人物的前景，可說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自然結果。

貶低林彪而又不傷害毛澤東並非輕易之舉。統治者拒絕在林彪死後將近兩年的時間里公開說明他的毀滅，這就必須導致利用影射和諷喻來否定這位叛逆元帥的地拉。更為複雜的事情是，數十位林彪的盟友和門徒在他死亡和失寵時受到委屈，這毀滅了他們自己榮譽和權力的夢想。許多林彪的支持者抵制那些黨內流傳他陰謀反對毛澤東而隨後失蹤的描述；毫無疑問，有一個林彪陣營的人躲藏在一本題為<林彪的阴谋与死亡》的神秘的书背后，把林彪扮演为殉难者。使少数亲林彪的军队首领中立化，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最重要的任务。

在毛泽东决定把林彪描绘成“极左思潮的根源”之后，最初破坏林彪名誉的企图是以反对“极左思想”的运动形式，这可以适当地说明其背叛行为。一个问题浮出台面：毛泽东和红卫兵菁英是最为“极左”的，因此任何一场反对左倾激进派的运动都可能事与愿违地牵扯到毛泽东。毛泽东需要一种方式来处置林彪，而又不危及对政权的革命信任。作为一种折衷方案，他把消除对林彪的同志的计划升级为一场全面批孔的运动——这是中国正统哲学传统的基础。透过把林彪和孔子联系起来，毛泽末希望一边把林彪当作封建反动分子——他阴谋推翻无产阶级的毛主席——令他丧失名誉，一边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各种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地登载作为修正主义者原型的孔子和林彪的故事。但是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痛苦和灾难耗尽了人们对群众运动的热情，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很小。

到一九七三年年中，召开新的一届党代会成为十分迫切的事情。确实，第九届党代会以来只过了四年，中央领导人在第七届、第八届和第九届党代会之间的间隔时间更长；但是林彪那令人吃惊的政变使早日召开党代会变得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