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中文完全是美國句法，變得難懂起來。他一個勁兒叫我忘掉我本來就早已忘掉的事。我痛快地答應了他。我說：「好的，忘掉它。」

「怎麼不會？昨晚十一點，我打了電話給他。他告訴我，你們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高速公路上。」

我使勁想，她到底窘什麼？

阿書立刻打斷我：「誰說你了？我吃得完。」然後改用中文說：「這小子把我嚇得半瘋，你知道嗎，恐懼特消耗人的體力！」

阿書大失所望，像美國人那樣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後說：「這還用你來下診斷書？」

「六輛自行車。」

我不語，對著牆上的橢圓鏡子飛快地梳著頭髮，梳了一半，再把電話換到右手，梳子用左手握著，梳另一半頭髮。

「我見過你。」戴維斯先生說，「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見過我這麼個人？那時我瘦些？」他講著流暢的中文，「一年前的聖誕節，在北京，很大一個聖誕晚會？一個穿綠色羽絨服的姑娘，戴一條灰色男式圍脖，口罩一直戴到人群里，才脫下……」

便衣福茨大概就是想測試一下竊聽器的功效。正要掛電話的時候，他又叫住了我：「噢，對了，昨天你說到認識戴維斯是在華盛頓市郊的高速公路上，是幾號高速公路？」

「他居然沒告訴你這件事？」理查的肢體語言表示出他的不相信，「他當過兵！在上大學之前，他當了三年步兵。美國軍隊提供上大學的費用……」

「你和安德烈·戴維斯是怎樣認識的？」

他的意思我明白，電話里僅僅重複他和我的「供詞」。兩個星期前，他突然收到一張「安全核審表」。他在電話上再三叫我別緊張，它不過是外交官員的例行核審。但我聽得出，他緊張極了，一句中文里有三個單詞是英文。他一緊張中文詞彙量就立刻縮小。「安全核審表」和美國海關表格、移民局表格，以及絕大部分試卷相同，每項提問有三個選擇。因此不論多細緻多複雜的問題只能有三種「是否」。表格上有這樣一項提問：你接觸了一位來自共產黨國家的女性；你和這位女性發生了①臨時的性關係；②較長期的性關係；③趨向婚姻的正式羅曼史。安德烈在第三選擇上打了鉤。於是，他和我之間進行著的這樁事便是正式羅曼史。他告訴我他那一刻突然醒悟這種三項選擇式問答有多萬惡。你不得不粗略簡陋，你不得不摒棄最貼切最精確的。假如那表格上有④生死攸關的壯烈愛情；⑤為其願放棄一切的愛情；⑥在國家和愛情之間只能擇一而終的愛情；⑦為其不計後果，以致導致自我毀滅的愛情……安德烈滔滔不絕地將三項基本選擇之外的選擇一一排列。他告訴我，如果擬這些選擇的是他自己，他的對鉤會更準確。他滿口打趣，但我聽出他在面對錶格時，心情沉重而悲壯。他在這樣的壯烈心情中沉默了三天，其間他沒有給我打一個電話，也不接我的電話。第三天傍晚，他在血色的楓林中踱步了一小時，回到公寓，打了電話給航空公司，用他信用卡上僅剩的額度，買了張一千四百元的機票。

「我們說：完蛋了。」

他臉上的笑容有了點兒恐嚇的意味，白牙齒閃著一線寒光。他必須給這滑頭的中國女人來點兒恐嚇了。這女人二十九歲，學齡混亂，主修文學寫作，窮得只能在舊貨店買圍脖、手套、皮靴，窮得只得去偷書來滿足學校的書籍需求。他確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來，才說：「我要是你，我從現在起就加倍小心，盡量多說實話。」他的中文雖然無可挑剔，但說法是純粹美國式的。美國原則是絕不勸你做什麼或不做什麼，而只告訴你，在你的位置上他會怎麼做。「我會非常小心，盡量不說謊，因為……你現在講的每句話都至關重要。我要是你，我絕不會因為把重要的話講錯，而傷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這不用猜。」在人自我吹捧的時候，我一向比較合作。

這時我突然站住，回頭去看傑克遜街×××號那幢龐然大樓。我是怎樣被它吸進，又怎樣被它啐出的？我感到我和它在體積與力量上的可笑懸殊。從它那一個個雪亮的窗口收回視線，芝加哥更暗了。雪就要來了，我可不能誤課。

她說：「超飽和地讀，反而是記不住的。來和我們一塊兒看看電視吧，下面有個很不錯的電視劇。」

「不記得。」

「他們選擇好萊塢編劇、導演的立場。這些編劇和導演實在沒丑角了，就弄出兩個FBI到他們的故事里去。」

「早上好。」問好的是個清醒的男人。清醒的美國男人。

車進入了人煙旺盛的地帶，一群十四五歲的男孩在人行道上溜冰，還順手向過往的汽車上扔雪團。阿書緊急向我布置：「現在車速才三十邁，跳下去摔不死。他不停車我就喊一二三，你跟著我跳……」她扯了嗓子便喊：「停車！叫你停車！」

「你聽著，」他說，「你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坐到我車裡去，二是不坐到我車裡去。」他眼睛和我眼睛的往來，已相當密切。

「我是一順手就把它們全熨了。」我說，「反正我自己也有兩件衣服要熨。」我心裏想，她可千萬別誤會，我絕沒有以苦力抵房錢的意思。我究竟有沒有這意思呢？

「那個熟人是女的嗎？」

「要讀的書太多了！」我說，「你知道的，讀文學的人，都要做好讀死在書堆里的準備。」

我說：「我剛到美國才幾個月，我這位朋友來了五年了。」我暗中檢查了一下我的英文句法，有三處小錯、一處大錯。這是由於緊張，可我不知自己緊張什麼。很可能我在打這個美國男人的主意，不然我這句答非所問、通體毛病的話算什麼意思呢？只要我想好好給人露一手，就會變得很沒出息，英文漏洞百出。

斯迪夫是牧師的名字。他們的目的或許在於套出我的真話：我如此沉著地拖欠房租，到底是什麼緣由。他們或許要以盛情來刺|激我的良知。我在壁爐邊電視前的一片愜意中會如坐針氈，他們或許要的就是這個。房東一個不缺席，再厚顏的房客也會被提醒：什麼是他們和你之間最本質的關係。

果然，你看，理查·福茨嘆了口氣。「好吧，」他說，「你在地鐵站認識了安德烈·戴維斯？」

他看著我，眼睛很快樂。他說：「夠買五輛自行車。」他挖苦成功了，快樂使他變得明眸皓齒。

「噢，對了，我想起剛才想跟你說什麼——我這腦子！」

我抿嘴笑笑，搖搖頭。我沒錢，廉恥還是有的。一個人光剩了廉恥其餘什麼也沒剩下的時候，你別去理她。你這樣厚待她只會讓她受洋罪。

我端著空碗走出卧室，提著身體的分量，腳步賊似的輕。客廳里交映著冷調和暖調的光，那是電視和壁爐。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復加的光亮。我的腳起落無聲無息，但這幢舊房的地板卻能把我的動作傳達到客廳。我聽見夫婦兩人朦朧的對話停止了。我不知是前進，還是後退。如果牧師太太此刻借故走進餐室，就會逮我個正著，我就躲不過去了。唯一的辦法就是再厚著臉皮請她多寬限幾天，那將是他們給我的第四回寬限。儘管牧師太太每回都說：沒關係，等你有錢再說。我知道我在飛快接近我的信用限度。牧師夫婦一定在暗中給我標了極限，他們再真善美也不能容我無度揮霍我的信用。

她說：「我怕你捨不得你的破皮靴！」

「謝謝你的理解。」

後來安德烈告訴我，那天晚上他很感激阿書，她給了他很大、很關鍵的一個機會，讓他把自己逗樂的天分、語言的天分展示給了我。

我雙手交握在胸前，聲音單調。我想我不必偷看手錶，最好大大方方地揚起手腕。眼睛的動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鐘已經過去，審訊大致沒有進展，我們可以客氣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鐘。

「我昨天和斯迪夫想去找你呢！我們正好開車路過你打工的餐館，想到你萬一早下班，可以坐我們的車回來。他們說你請了假。」

我接過紙簽，見上面是牧師太太孩子氣的大頭大腦的筆跡：請在晚上十點等電話。我問她此人叫什麼名字，難道不留個回電號碼？

「別對不起呀。」

「好像是。」

我們在一家酒吧坐下時，已經是半夜十一點半了。這是一家關門最晚的酒吧，打烊時間是凌晨三點。安德烈付了一筆瘋狂的小費，要一個老酒保打電話雇計程車。計程車上，他一直攥緊我的手，不斷地吻我。他要乘早晨六點的班機回華盛頓上班。空蕩蕩的候機大廳里，只有他和我倆人。他替我脫下外套，請我坐下。他的姿態、手勢、神情都非常正式。坐定后，他從他僅有的行李里取出那份「外交官員安全核審表」。他表情正式地對我說了一聲對不起。我問他對不起我什麼。他說他不得不用手遮住表格的其他內容。我這才注意到，他的兩隻極大的手捂住大半張紙，以免在我這裏泄露了他國家的秘密。

我說：「我一般只看早上七點的新聞。」

我將小鍋里烏七八糟的湯水倒進一隻大碗，端進我的房間，關上門。如果房東不在家，我會連碗都省略，把麵條直接從鍋里扯進嘴巴。房東是年輕的牧師和他年輕的妻子。他們吃東西向來不被我聽見，所以我也該識趣些，體諒些，盡量無聲地拉扯麵條。有時牧師妻子獨自在客廳里看電視，一邊無聲無息地吃著微波爐烹飪的墨西哥或義大利晚餐，被我偶然撞見，她會臉紅起來。年輕的牧師夫婦或許把吃這項活動看成純粹肉體的，相對他們從事的純粹精神的事業，吃，這個肉體事務該放到私下裡。就像他們的夜夜做|愛，天天清晨在衛生間的各項清理，吃，同樣是不得已的肉體活動。

他看著大敗給他的阿書，哈哈直樂。我慶幸除了和阿書琢磨用皮靴幹掉他，還沒講他太多壞話。我發現自己也跟著他在哈哈地樂。阿書的下場很可樂，但我主要是想讓他明白，我是他惡作劇的好觀眾。

就在這個時刻，我向他發出了一個笑容。我一點兒準備也沒有，這笑容是「走火」出來的。一個剛剛踏上異國國土的二十九歲女人，她束縛不了這個曖昧的、微妙的笑容。二十九歲的女人什麼也沒有：赤貧，無助，只有這個笑容為她四面八方地抵擋。只要有一線希望，這笑容就會「走火」地發射出去。

「安德烈？」我當然知道你在說什麼，「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好的。」他心平氣和地說。車平滑地飄過極光潤的馬路，兩岸的公寓滿是溫暖的燈火。

他卻說：「把那事忘掉。」

我看著他清澈的藍色眼睛。很早很早，我就學會，先去找對方的眼睛，深入無論怎樣聰明、狡黠、陰險的眼睛，深入，深入，像獵物找死那樣，緊緊地看著黑洞洞的槍口。我直視著他的眼睛告訴他，如果他認為我的話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氣，儘管推翻。

「對了，他一定告訴了你，他當過兵。」

他以隨便的口氣打聽阿書和我是怎樣的交情。同時在迅速地推斷，我竭力掩護的女熟人可不可能是扯皮條的：存心讓車在那段路面上咽氣，存心讓安德烈·戴維斯的車撞上來。我一一回答著無關痛癢的問題，同時也在迅速分析：我這樣玩命遮掩阿書，是不是恰巧在坑她。阿書並不怕麻煩，麻煩給了她一次又一次機會，讓她證實自己處理麻煩的才能。在處理麻煩的忙亂中，她自豪她生活得充實。到美國的第三天，我交納了三筆考試費用之後不留分文，不得已提出向她借五百塊錢。她轉眼向別人借了五百塊給我。後來的日子里，阿書在向我索債和去她熟人那裡爭取拖欠這兩樁事情中，甚至在拆東牆補西牆的業務中，一而再、再而三讓別人和她自己認識到，全仗了她的金融才幹，大家的經濟和友情往來才變得如此熟絡。每一件對於麻煩的處置，都會給阿書留下漂亮的記錄。經過以上分析，我以平淡的口氣告訴理查·福茨，他儘管去麻煩我的朋友九_九_藏_書阿書。

「第一次。」那是第三次見面。

「吃得起『飽』。」他說。

「是嗎？我以為熨衣服這件倒霉的事能把天才變成白痴！反正它讓我煩得要瘋！」

審訊是這樣開始的。特務福茨是這樣笑眯眯地開始審訊的。

我正要說我們從來不搭陌生人的車，阿書卻搶先開了口。她大聲說：「對呀，我們最喜歡搭陌生人的車，陌生人才禮貌客氣。這個鬼國家，一成了熟人，才沒人來理你！」

「那是年輕女孩！」阿書說，「我們又不是年輕女孩。真比畫起來，吃虧的還不一定是誰呢！一般帶大武器太累贅，隨身揣把微型手槍、催淚瓦斯什麼的，大致可以打遍天下。」

「朋友。」你以為呢？當然不只是「朋友」。

「就是說，你們當中，必定有兩個人在說謊。」

我老鼠一樣灰溜溜地進入廚房，把水龍頭的水流量擰到最細，洗著一隻孤零零的飯碗。我真的不是想混一天是一天。因為每過去的一天就給牧師夫婦多一份證明——他們當初瞎了眼。我知道唯一的補救是踩著自己的自尊走到客廳去，走到他們相依相偎的恩愛造型面前，賠上大大一個笑臉和我不壞的儀態，請他們諒解，再給一次寬限。這是辦得到的。這比裝聾作啞、渾渾噩噩地硬賴下去要好些。但我實在做不到。

中午十二點，每張餐桌都坐得滿滿的。我一眼看見一個不很高大的身影混在人群里。理查·福茨偽裝得極好，似乎他和我的不期而遇讓他過度驚喜，以致他明眸皓齒的笑容里出現了一絲放肆。

我看了看手錶，十點半，那麼就是十點二十分。我的表總比正確時間快，是增加緊迫還是虛設從容，我也搞不清。我在那張坐過殺人、縱火、搶劫、強|奸、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來。這是一張醜陋的椅子，一坐上去便讓你陷入被動和劣勢。它的扶手上包著假皮革，上面有一道道划痕，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乾的。什麼都幹得出來的手，堅硬骯髒的指甲在椅子上刻畫，同時使謊言、狡辯不得自圓其說，這上面或許將添上我的指甲的划痕。我的手也什麼都幹得出來：一小時前，在書店裡把一本課堂急用的書塞進了羽絨服的大口袋。我買這件不合身的羽絨服，就圖它有兩個巨大的口袋，使我的書本開銷大大減少。我的落網很可能和我在書店的不良表現有關。

理查說：「你們中國軍隊沒有給你一筆錢嗎？哦，我是說，你退伍的時候？」我的心跳加快了一個節拍。原來他在這兒埋伏著，他剛才的每句話都不是閑話。我告訴他，中國軍人退伍會得到一筆錢，一個美國人不屑的數目。我還告訴他，我們是窮人的隊伍。

不久，車在他手下慢吞吞地發動起來。他說：「你看，它沒毛病，就是個老東西，該死了。」

阿書說：「誰讓你坐後面？我要坐後面我就拍……」

「不會的。」你晚了一步，我們昨晚已立了攻守同盟。

我捧著的托盤上放了六盤菜和六杯飲料，對他撇一下嘴。他穿著米色風衣，緊緊束著腰帶，因而從肩到腰的形狀極見稜角。得承認，脫離了傑克遜街×××號的大背景，單單來看理查·福茨，他相當英俊瀟洒。他的笑容該屬於一個法學院或醫學院的畢業生。他像是剛結束繁重的學習，尚未來得及長起美國式的膘，渾身是年輕的敏捷。他敏捷地脫下風衣，搭在椅背上。他的座位不在我負責的四張桌之內。他微笑地從領位小姐手裡接過菜單，從他嘴嚅動的形狀里，我讀出他說的是「謝謝你，這是個迷人的餐館」。領位小姐欠身，他對她說了一句頗長的話，一隻手不太經意地擋在嘴旁。領位小姐突然轉臉來看我。她臉上的神情帶有淡淡的醋意：你要打聽她嗎？

阿書說：「我可以開你的車啊。」她讓人上當的意思十分明確無誤，十分公然，毫無圈套感，因此人們恰恰忽略了：這是一個圈套。她看我一眼，用中文對我說：「學著點，看我怎麼讓人伺候。」阿書來美國五年了，對待我自然像對待晚輩。她鼻子凍得又紅又亮，用大拇指一指，說：「這小子，他要不看見我們倆是女的，才不會停車。」

我說：「別擔心，我一定忘掉那個晚會。」

「你討厭也好，不討厭也好，都不關你的事。我得遵守我的誓言。」

「他能背古文。你知道，中國古文。」別以為我想拿他鎮住你。你臉上有了輕微的酸意，極輕微的。

「軍隊付學費？！」

牧師太太出現在門口。「怎麼不開燈？」她微笑地責怪我，語氣卻非常溫柔。

這時米莉已不去看電視，而是不可按捺地看著我。這個一向很乖的中國侍女今天居然當著她的面講了這麼長時間的中國話。她搖頭搖得極輕極輕，這輕微的搖顫使米莉恢復了她原有的尊貴和傲慢。我趕緊轉回到英文上來。

他的中文詞彙被英文思路、英文語法串成句子，聽來有陌生的趣味。我們用對方的母語交談，不斷出現的意外理解和誤解使我深受吸引。

前面燈光稠密起來。阿書催促我快脫靴子。我說：「我可就這一雙過冬的鞋。」

「因為你不付七十五塊的話，就得付三百塊讓人把它當垃圾拖走。」他說。他又朝我看一眼，又給了個第三者看不見的笑容。現在輪到他忙了：他在淺藍福特里鑽進鑽出，把一大堆相片、二十來本書和四五十本雜誌、一張毛毯還有一架七十年代末式樣的錄音機一一清理出來，放進後備廂。他解釋說他對兩個女客人毫無準備，車內的清潔整齊程度是單身漢標準。

牧師太太說：「他今天下午五點就開始給你打電話，從五點到六點，一共打了三次電話。我問他姓名，他說你不在就算了，他晚些再打……但我肯定不是戴維斯先生。對了，他說他是你的朋友。」

「大概在哪個位置？」

「哪裡。」她說著把空頭支票遞到我手上，然後眼皮一垂，迅速走開。當初他們在挑選房客時花費了兩個星期，接見了總共五十來個候選房客。從五十來個男女老少中選定我，是他們認為我看上去體面，負責任，干不出拖欠房租或開空頭支票之類的事。年輕的牧師夫婦在我搬進來那天大鬆一口氣，幾乎動了感情地告訴我，他們頭一眼就相中了我，對我所具備的優秀房客的素質極有信心。他們甚至搞了一套近乎儀式的午茶會：在正式餐廳擺了一盤餅乾、一盤乳酪、一壺紅茶和牛奶。我吃著年輕的牧師太太自製的餅乾，心想我一定不糟蹋他們的友善和信賴，一定不禍害這裏的一草一木，一定幫助他們保持一個體面、負責的房客形象，儘管這個良好形象存在著大量不實之處：它大部分基於他們的美好主觀願望。我在那個九月的午後坐在烘烤餅乾的巧克力和香草又甜又暖的空氣中，看出這對牧師夫婦動了真格的了：餐桌上的餐具是節日用的銀器，餐紙是深藍色的，上面印有金色的星星、月亮。他們一再表示能找到我這樣的房客是他們的幸運。我一再說，哪裡，哪裡。他們說，真的真的，在芝加哥這類住宅區，找個人品端莊的房客很不易：光是不抽煙、不喝酒、不聽驚天動地的搖滾、不在電話上一待兩小時或對著電話一口一個「我×」就已經不易了。他們曾經有位房客倒是不抽煙不喝酒，安安靜靜，但後來發現他不聲不響原來是在卧室里養蛇和蜥蜴。

「好的。可是為什麼？我其實……」

「你看，我已經重複五遍了。」我向特務福茨偏著臉張開兩個巴掌，「我只記得我和戴維斯是在地鐵站相識的。」

我企圖用一隻手把頭髮綁成馬尾，卻一再失敗：「噢，美國有不少人把你們看成反派？為什麼？」

「那是你們第一次見面？」

她說：「來吧來吧，你不來，斯迪夫該怪我不盡職了，他該說我弄得你很緊張。剛才就是斯迪夫要我來邀請你的。」

「正兒八經的男女朋友？」

在他笑嘻嘻請我們下車時，阿書仍感到一陣可怕的癱瘓。他的臉在餐館霓虹燈的映射中，顯得神氣十足。他說：「這下明白了吧？上陌生人的車，是很難下車的！」

「你很怪，忙得連電視也不看，倒捨得花費兩個小時幫我熨衣服。」牧師太太說。

我見他又笑起來，這次笑得更妙，僅是眼睫毛的一張一弛。他有一副生動的五官，連同阿書，他們都有著生動的五官，而且每一筆畫都那麼濃重，因而那笑容一點兒也漏不掉，全被我接住了。

「有可能的。」我可不願冒犯你。我的口氣還算文明，應付著一個明顯的無恥訛詐。

他拿潔白的手絹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污，又把它折好，放回褲兜。

我不時抱歉地笑幾聲。我的確有一件羽絨服，綠得像郵筒。可我卻怎麼也想不起什麼晚會了。晚會突然在那個冬天變得很盛行，晚會上總有些美國人或歐洲人。我不願讓他失望，便說：「噢，想起來了！那時你在北京工作，是吧？」

我看見紙上僅有的兩英寸空間中，那三項僅有的選擇：①打算中斷此關係；②打算將此關係轉化為非正式的一般同居關係；③打算將此關係發展成為婚姻。我們都沉默著，他慢慢從西裝內兜抽出一支派克圓珠筆。

飛機起飛前，他將表格放回公文包，然後向機艙走去。在他半個身體已進入甬道時，他回身向我揮揮手，面部表情是烈士的，充滿決然。我也向他抬抬手。他抿嘴一笑。我使了使勁兒，卻沒笑出來。我突然發現他那身深灰色西裝看起來非常昂貴。他穩穩地向甬道深處走去，深灰西裝合體極了，一派高檔的樸素使安德烈很神氣、很男人。

他說：「你有沒有興趣我都得保密。」

理查忍著妒忌笑了笑說：「我聽說他會唱不少墨西哥情歌。」他說著拉開抽屜，眼睛在裏面略一搜索，然後又抬起，看著我。抽屜里一定有安德烈·戴維斯的資料，他剛才顯然來了個緊急補習，「你聽他用德文朗誦過《浮士德》嗎？」

我把最難看的東西放到最後來讀。幾份賬單被我放在書桌角落上，不到實在挨不過去，我絕不碰它們。此刻我喝完最後一口味精比例過大的麵湯，把賬單拿到面前。我翻著學費賬單、圖書館押金賬單……我看著一筆筆數字，心裏檢討：該取消課間那杯咖啡；該跑遠些去買九角九一打的雞蛋；該記住收藏好各種減價券，一張減價券能讓你在買洗頭香波時省五角錢。賬單下面是銀行的月終結算，它是我最怕看的東西，一般我會一混五六天不去拆它的信封；實在混不下去了，我才壯著膽將它扯開。果然那三位數的存款又縮小了。我的存款從沒上升為四位數。搬進來做牧師夫婦的房客，我交納了第一個月的房租和水電煤氣費。一天年輕的牧師太太對我說：「真抱歉打擾你，不過我得告訴你，你給我的支票是壞的。」我並不明白她說的「壞支票」指的是什麼，馬上說：「那真糟——我這就去再寫一張好的給你。」她臉上的笑容十分美好，是那種不忍心揭示殘酷真相的樣子。她是我唯一碰到的在金錢上態度嬌羞的美國人。

我在郊外公路上見到安德烈時，黃昏正在逼近，那黃昏顯得是那麼嫵媚，因而阿書的笑容比實際上要嫵媚得多。在阿書看，我的姿態、笑容簡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網。安德烈的車及時剎在阿書的車后。我看見它是輛七成新的福特，淺藍色。車門打開，下來一個穿北歐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深藍和白色織成的圖案，領子一直拉到耳朵，一個年輕的獵人形象，皮膚讓雪原輻射成了深色。他問我們的車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幫助。阿書請他幫著看看，年輕的獵人弓下腰，在打開的車前蓋里撥弄幾下。我注意他濃黑的眉毛不是在糾結而是在痙攣，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覺都抓成一團。然後他抬起頭告訴我們：「這車太老了。」

「你抱什麼歉？」

他還是笑眯眯的：「我在國外工作了很多年，信用卡沒及時付賬，信用公司現在都歧視我，只給九_九_藏_書我很低的信用限額。我這月已經超額啦。」

我忽然想起洗凈烘乾的衣服仍留在地下室的洗衣筐里，所有的內褲都在那裡。我只得找出一條原打算丟棄的短褲。它是淺黃色的，最初很可能是乳白色的。假如任何人對我的窮困尚未徹底信服，這條短褲足以除去他最後的懷疑。我盡量縮小動作，怕難聽的聲音從話筒傳過去。這場面已相當狼狽，特務理查實在夠損的，居然就這樣穩穩地守著，等著我又脫又穿，手忙腳亂。他面帶尋開心的微笑看黑色假緞子寬腿褲怎樣一次次從我腿上滑落：餐館制服是按最胖和最瘦兩個極端之間的尺寸做的，因此誰穿都費事，誰穿上它都像長了副十分馬虎的身材。黑色話筒不動聲色地看我在褲腰上別一枚巨大的別針，總算阻止了褲子的下滑。理查·福茨居然一點兒也不難為情，就這麼乾巴巴地等我從內到外地脫衣穿衣。

你看，他在講他自己的語言時多麼鋒利！理查·福茨的多禮、溫和、單純是別人的語言給他的風貌。回到他自己的語言，他是個才幹卓著、體現美國式效率的優秀特務。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鐘會徹底拉下臉，對我說：「你被指控為有中國軍方間諜嫌疑，你現在的每句話，或實話或謊言，都將有後果。」

「她可以為我作證，不單單在這一件事上。」

我笑了：「哪類女人你認為不費事？」

「嗯。」我怎麼知道？我又沒有想過給它定義。你到底想拿我怎樣？十二本書的偷竊和安德烈有什麼相干？「我不知道你對中文里『戀愛』這詞的理解，是否和我完全一致。」

「這些人很難相處。處不好很討厭。他們可以讓任何人遇上倒霉透頂的日子。他們可以長久地、不傷和氣地插足到任何人的生活中去。他們也拿自己沒法子，就是這麼個工作性質，靠麻煩人拿政府的錢。他們有什麼法子呢？」

她說：「可是，如果你繼續開壞支票，恐怕銀行會罰你更多錢的。」

這個特務的意思是，美國的男女關係多種多樣，除通姦之外，不傷風化、發展不快不慢、偶然同居的這種，叫正經的男女朋友。除此之外，都是胡來。

理查·福茨送我出來時，已近中午。

安德烈說：「那好，就不多打擾了。你知道我發現了什麼？我發現跟你打交道真不費事。你大概是個不費事的女人。你是不是？」

「你看你看，他就是不停車！」阿書要嚇哭了，「停車！」她吼得肺腑震動。我知道她一半是在吼我。

「不行！」阿書大嚷起來，「拖一次要七十五塊錢！」

「你記住，」安德烈又說，「別在電話上跟任何人複述這場談話。」

她馬上說：「你從來不看電視，不會也為了省電吧？」

果然，半小時后，理查·福茨又打電話給我。我正在浴室里刷牙，牧師太太眯著睡眼把她床頭的無線電話遞給我。我啐出牙膏沫，聽見理查·福茨說阿書的說法和我出現了分歧。我來不及用水涮掉牙膏沫就問他哪裡出了分歧。他說根據阿書的記憶，我們當時是在馬里蘭州的一條小路上，並不在高速公路，我們的車的咽氣地點以及我和外交官員戴維斯的邂逅地點是在馬里蘭州的一條小路上。那是條美麗、楓樹密集的小路。我覺著他突然變得詩意起來，不知他想幹嗎。我抓緊時間漱了漱口。剛才不當心咽下去的一口牙膏沫，正在我喉管里劃一根清涼微辣的線。

我快要接近通往廚房的門了。進了廚房便登了安全島，可以避免正面遭遇。我眼睛的餘光看見牧師坐在沙發上，妻子坐在地上的一隻沙發靠枕上，臉枕著丈夫長長的腿。這樣一個宅子，安全實惠，似乎人世間所有的美好祝福都降落在這間不大的客廳里，濃縮在這對年輕男女身上。我成功地沒有驚動他們。

他說：「這樣吧，你們倆全坐到我車上，我把你們載到前面的加油站去。」

「那好吧，就算是在馬里蘭州的小路上。」我看不出這裏面有什麼油水給你撈，「那說明什麼呢？」

黑色電話里的理查·福茨「噝噝」地同我耳語，同我擠眉弄眼。我覺得他一定把什麼都看在眼裡了：我的赤|裸，我的羞恥，我的最不該示人的女性動作，我的醜陋的淺黃短褲。

「你認為她的記憶沒有花招？」他問道，聽也聽得出他笑眯眯的。

「哪裡。」我說。

我可不能當它好玩，他已經一再示警。事情已經很不好玩了。

「過了兩個加油站了！」阿書揭露性地說。

我的聲音聽上去比較無力，受挫的感覺從電話線傳過去，理查·福茨在那邊覺得很來勁兒，他冷冷的興趣也順著電話線傳過來。我說：「對不起，我正在換衣服。我馬上給你打過去行嗎？」

「請講中文。」他說，聲音聽上去非常正式。

「哪裡的話。真不想和我們一塊兒看電視？」

她簡直像吵嘴一樣說：「打又打不壞！打完他你再接著穿唄！」聽我不吱聲她又說：「前面好像是個大住宅區，我叫他停車，他要是不停，你就往他後腦勺上拍一下，你那皮靴夠沉。」

「對不起。」

我說：「那你湊合著用你的鞋拍吧。」

我把手在毛巾上左一遍右一遍地擦拭。我盡量把動作弄得很匆忙，盡量把匆忙弄得很真實。我想牧師太太或許聽出了我託辭中的真話：別逼我——明天，最遲後天，我一定交房租。

阿書馬上把四分之三的臉對著我：「這小子說他在外交部上班。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她轉臉盯著他的側影，「肯定吹牛。說不定撩起袖子，胳膊上還有刺青。他看上去像干糙活的。」

「啊，我是請了假。我得到圖書館查資料。」我信口說道。有沒有替便衣福茨隱瞞實情的必要呢？不是替他瞞，是怕嚇著年輕純潔的牧師太太。她若知道她家裡窩藏著一個正被FBI找彆扭的人，說不定她會給嚇著。你看她看上去多麼安全。那場審訊敲掉我本可以賺到手的二十五塊錢。二十五塊錢，無論如何都能縮短一點兒我和債務間的距離。

我一邊切菜一邊對著電話複述審訊的過程。安德烈最初的驚訝漸漸緩解，他開始以一種被逗壞了的口氣插一兩句話，或像拉拉隊那樣叫喊一兩聲。再聽下去，他實在覺得這事太可樂了——我居然坐進了八平方米的審訊室，居然一本正經給審了一小時。他等我說完，便放開音量大笑起來，我等著他笑。

「就是說吃不起海鮮了？！」阿書惡狠狠地瞪著他。「我沒估計錯吧？」她看著他對我說，「這是個窮小子，還摳門兒。」她拍拍菜單責問道：「那我們吃得起什麼？！」

「是這麼回事，」她說，臉色極紅艷，連比畫手勢的十根手指都漲紅了，「你已經沒錢了，你的銀行賬戶已經空了……你懂我在說什麼嗎？」她實在不忍心繼續揭我的短。

便衣福茨替我脫下羽絨服，接過我的紅圍脖。這套動作他做出一些體貼來，像個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別這樣想，他這是在繳我的械。我目送他抱著我的衣服出了門，兩分鐘后他回來了，告訴我：「替你掛到衣架上了，在我辦公室里。」

「當然。」從來沒聽過。即便安德烈樂意對牛彈琴，我也無從知道那便是《浮士德》。

他突然從後視鏡里瞅我一眼，說：「業餘情婦，你們怎麼有這麼好的業餘愛好？」

我笑笑，突然發現他在後視鏡里看我，也在笑。

他這時從菜單後面露出面孔：「這是我爸爸教我的。」他一口字正腔圓的中國話。

「那不是談話，是審訊。」

「怎麼樣？」阿書說，「你來開這老東西？」阿書和美國男人交往起來，總帶點兒欺負人的態度。

我不願把阿書扯進來。

我到芝加哥來近兩個月，只有同學、工友、教授、房東，尚沒有朋友。我把黃顏色小紙簽粘在掌心上，對牧師太太說：「謝謝你。」

阿書說：「這樣好不好？我們跟你換車，你來開這輛老東西。」

「對不起，我必須趕八點的地鐵去上班。」我說著，一隻手挖了點兒底妝抹在臉上。餐館老闆對化妝化得好的女僱員沒那麼凶。

「是的。」

我說：「不是說好你拍嗎？」

他的意思是絕不給我緩衝、調整的間隙，他寧願在我跟前守候。我把話筒放在寫字檯上，脫下另一隻睡衣的袖子。我看見自己的肌膚白里透青，一粒粒雞皮疙瘩又大又飽滿。在冷空氣中，餐館制服的假綢緞面料顯得僵硬而冰涼。那是國旗的大紅色和暗金色交織的圖案，假得實實在在，一點兒冒充真貨的企圖也沒有。這樣的廉價東西普遍被認為是中國特色。一切低品格、廉價的東西都被當成中國特色而允許存在。你可以低俗廉價，只要你自己對低俗廉價認賬，就隨你去。我打工的餐館就讓我們大胆地俗艷，讓它自己坦蕩蕩地廉價，以俗艷廉價收買浩浩蕩蕩的異族食客。我真不願意去觸碰它——那經緯里漬透了低檔菜肴的氣味。各民族的低檔菜肴都是這股油膩得讓人反胃的氣味。

「你們三人間，到底誰說的是真話？」

我說電便宜省省也沒壞處。

我用下巴頦夾住電話，把一個雞蛋在鍋沿上磕碎，溜進鍋內，接著又去磕第二個。廚房裡有一股令人作嘔的方便麵氣味和水潽蛋的氣味。

我不敢再去看她的臉和手指頭，它們再紅下去她可吃不消了，我也快吃不消了。我說：「我明白你在說什麼。太謝謝你了。」

阿書頭一次碰到如此不肯上她當的人。她摔摔打打地打開她那老車的門，取出她的皮包和我的帆布包，又讓我把後備廂里一雙舊高跟鞋、一把破傘、一把颳雪的刮子、一件帶舊貨店霉味的短大衣，兩聽可樂搬進淺藍福特。她怕人偷她的這些家當。搬遷結束，她突然又想不開了，怨憤地大聲說：「憑什麼讓我花七十五塊錢？」她戴皮手套的手在她的老車頂篷上拍了一把，拍出一聲鋼精鍋的聲響。

「我的確很好奇。」我一共偷竊過十二本書、一瓶阿司匹林和一個針線盒。半年中，一共就這些。

房間很小，一扇窗也沒有，比我寒磣公寓里的那間浴室還小。一隻日光燈被四面白牆反射，光線過剩。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個長方形口子，室內的人能否得到足夠空氣就看它的了。你別想逃，不信你逃逃看。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樣，對這間八平方米審訊室的頭一個條件反射是：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就算逃出這扇門，還有門外長長的走廊，然後是個四通八達的大辦公室，在那裡你馬上會失去東南西北。即使你走運，找到了出路，你也會在接待室被截住。接待室是一間明亮寬敞的大廳，公正而森嚴，架子擺得很大，掛著星條旗和聯邦調查局的徽記。你最遠能逃到那裡。再遠，大廳門口那個彪形衛士就會馬上翻臉，叫你「站住！舉起手來」，他會拔出手槍，叫你「到牆根那兒去」！然後槍口頂著你的後腦勺，空閑的那隻手便上來搜你的身。那個場面比較沒面子，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

「……如果我讓你害怕，我很抱歉。」理查聲音誠懇起來，「我個人對你一點兒問題也沒有。可我個人在這個案子里不算數。」他既誠懇又婆婆媽媽，「我的意思是，我完全贊同你和我們的優秀外交官戴維斯戀愛。」

「對了！」她兩手一拍，活活一個孩子，「我又差點忘了！今天晚飯前收到一個電話，找你的！」牧師太太輕盈地轉身，跑到書房，眨眼間又回到我面前，手裡拈一張黃顏色的小紙簽。

「噢，」他說，「歡迎你和他談戀愛！我給你錯覺了嗎？你怎麼會覺得我反對你們的戀愛呢？」他肩膀聳起，兩手張開，他的肢體充滿表達。「戴維斯先生是個傑出的外交官，二十三歲剛出學校，苗頭就很好。當然歡迎你和他戀愛。他的中文怎麼樣？比我的怎麼樣？」

理查又笑了。這笑從蓓蕾到徹底綻放的整個過程都給我看見了。他說：「安德烈的眼光很好，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我看著他，說：「噢。」

「你和安德烈·戴維斯真實的見面地點和read.99csw.com時間。」

「哈羅？你換好了嗎？」

我說他對極了，他對中國的理解一點兒也用不著我幫忙。他又來個明眸皓齒的快樂。即便是特務，他也是個心地明澈的特務。他無非是想讓我明白，矇騙他是件不大容易，甚至是相當艱巨的事情。假如我矇騙他，我可不是故意的。我喜歡對陌生人口是心非。尤其對一個上來就是對立面的陌生人，尤其是，他很可能發展成一個對立面的老熟人。

「噢，你是說安德烈·戴維斯？」有人出賣了他？還是他出賣了我？這是一場怎樣的麻煩？

「你太客氣了。」她說。

「就是說，你承認你和我們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正式開始了有婚姻趨向的戀人關係？」

我笑笑說：「你在飛機上刮的鬍子？」

他看著我，眼睛很大很大。一張表情豐富的面孔此刻很空白很空白。一個選擇花掉他一千四百塊，花去他在信用公司的最後的信用，他開始落筆了。他連夜飛到芝加哥就是要我看他這個簡單的筆觸：先向下摁去，再向上一提。一個鉤打在第三選擇上：「打算將此關係發展成為婚姻」。

我走出傑克遜街×××號的時候，天色鉛灰，脹鼓鼓地憋足一場大雪。天氣很暖，不懷好意的暖，這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灰暗的幾天。人群像是從大衛·帕克畫中走出來的，匆匆的各種皮靴上滲著灰白鹽漬，半個秋天一個冬天，他們的靴子就這樣被化雪的鹽飽飽地浸泡、腌漬，成了城市中最難看的一個畫面。

我將盤子一一卸下，然後是飲料，與此同時，我接受那位黑人女子的請求，我說：「沒問題，我馬上給你送過來。除了兩小袋辣醬，你還要別的什麼？」……便衣福茨看著我的側影，繼續打問著我非凡的曾經。十八歲的軍隊記者，二十五歲的女少校，這絕對不平凡吧？他這樣問道：「即便在中國，這樣一個女人的經歷也屬於超常，對嗎？」女領位抱歉地笑笑。我一眼瞥見她的歉意笑容；她幫不了他的忙，因為這餐館的工友之間從來沒人談自己的曾經。如果到了一個遙遠陌生的國度，還不去改變或推翻自己的曾經，這遠走高飛還有什麼飛頭。

他突然說：「以後可別隨便搭陌生男人的車。你們常搭陌生人的車嗎？」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就那些，你曾是軍人、少校，父親是老革命，就那些。」他話音帶著笑的餘波。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說，「你能確定那是你們的第一次見面？」

「我認為？」理查·福茨說，「要你是我，你會怎麼認為——你、戴維斯、你的女友，說的是三個不同的地點。你明白我在講什麼嗎？」

他沉吟一刻，又找出我一個茬子：「可是你想，高速公路上怎麼可能呢？你想想看，車流量那麼大，車速那麼快。你們怎麼可能碰面，除非他的車撞上你的車。」

他解開深藍西裝的紐扣，鬆了松黃底黑點的領帶，對我說：「這裏熱得不像話。你熱不熱？很無聊——冬天比夏天熱，夏天這裏要穿件毛背心。有什麼必要？夏天這屋裡非常冷，豪華的冷，奢侈的冷！」

「我們就是這麼說的。」

「是的。」

「好吧。」

「太棒了！」理查歡樂起來。他們這個民族很會誇大自己的一點好心情，一點小小的得意。這個民族的情緒高昂得令人懷疑。

「就是朋友。」

他說：「我想你一定是早飛的鳥。我沒猜錯吧？」他得不到我的答覆，馬上接著說：「這個時間給人打電話不算驚擾。我沒驚擾你吧？」他似乎明白自己挺招人煩，但他不得已。

「對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說，「不過對你非常重要。」

把碗輕輕放進柜子時，我聽見有腳步朝廚房走來。我趕緊再打開水龍頭，開始專註地洗手。在最難堪的時刻，千萬得給自己找樁事忙著，佔著手或大部分注意力。廚房天花板上的大燈亮了，光天化日，我這下可沒處躲了。

他掏出車鑰匙遞給阿書。我突然看見他特別濃密、向上捲曲的睫毛，我頭一次如此近地去看另一種族的睫毛。他向阿書交代淺藍福特的種種怪癖，比如每次啟動它都會向後滑動兩英尺。他的睫毛有力地張著，使他有了一副極其聚精會神的面容。

她不耐煩了，頂我一句：「不就是兩塊錢在舊貨店買的嗎？」

房東太太講述起電視劇的情節來，一個勁兒說：「我可不想露底給你！」其實她不斷地露底給我。我很好地招架著她，表示深受吸引，其實一個字也沒聽進去。我得設法儘快掙錢。如果我三天之內還湊不出房錢和水電、煤氣、電話費用，我就只剩下最後一招了：接受安德烈的救援，把他給我的八百元支票兌現。入校前安德烈給我寄了那張支票，要我答應他，絕不讓飢餓、寒冷、疾病在我身上發生，一旦發生就拿那張支票去阻止它們。他說，你可別做饑寒交迫的英雄，在這個物質過剩的國家，饑寒交迫可是自找。除非你特別想做當代堂·吉訶德。我想要他放心，把我這樣一個人給餓死可不大容易。我卻沒說什麼，收下了那張支票，把它和母親送我的項鏈放在了同一隻錦緞盒子里。

我非常警惕，她的東拉西扯里隨時可能扯出正題來，有關我踏踏實實拖欠房租的正題。

我說我看見她把所有破爛和他的破爛一塊兒鎖進後備廂了。她讓我把我的皮靴脫下來——那鞋跟不夠尖利，不過比赤手空拳強。我說：「我可不想動手，一鞋跟打下去打冤了算誰的？」

「你不來不要緊，」他說，「我們會持續邀請你。」他現在仰靠著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態像是在海灘上享受日光浴。他用這個姿態告訴我，他是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續很久。

「噢！」然後他轉臉問阿書，「你叫什麼名字？」

我承諾「一定忘掉」之後，安德烈和我心照不宣地就此不再提及那個電話。

掛上電話后，米莉搖顫著頭盯著我。十七歲出嫁、三十歲守寡的貴夫人米莉看不起現代人的生活。她盡量遠離現代生活，以一種高姿態去看盛在電視機玻璃櫥窗里的現代生活。她整天都對我們這些男男女女在輕輕搖頭，把我們的感情方式、穿著方式、語言風格一一否定。她整天就這樣不可思議、不屑一顧地輕微搖頭，在她了解安德烈之前就早早否定了我和他交往的前程。了解不了解都沒關係，反正她反對。但米莉的反對是高貴而傲慢的，她傲慢得連介入都懶得。她見我穿了條牛仔褲去見安德烈，脫口叫起來：「你就這樣去和他吃午飯？！」我問怎麼了。她微翹著下巴輕輕搖頭，叫我快去快去。似乎她不屑於對我們的一切過問、插嘴、評點，甚至不屑於她自己的不屑於。每次約會回來，她用甜美的假聲說：「我說他不會帶束花給你的。」或者說：「我就猜到他不會送你香水。」或者說：「我料定他不會請你看芭蕾。」有回我見一個花鋪正大減價，花了兩塊錢買了一束花插在米莉床頭。米莉帶著微微的噁心朝花搖一陣頭，說：「你看，我告訴你他只會買這種雜花——這種七拼八湊的雜花。你們這些人里沒人懂得該怎樣送花：什麼人送什麼花，什麼花代表什麼，統統亂七八糟。這樣亂七八糟，當然什麼都可以被忘掉。」我問：「你指什麼被忘掉？」她說：「不是上次你們在談論『忘掉』嗎？」我大吃一驚：九十歲的米莉竟有這樣好的記憶力。

「是，還是不是？」

「其實我只想跟你隨便聊聊。這絕不是正式訊問。」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們在電話里戀戀不捨，道了七八次晚安還捨不得掛斷電話。似乎是身處絕境的一對戀人：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抑或部落，被自己人孤立得相當徹底。這種孤絕感使我和安德烈變得很纏綿，纏綿到一鍋方便麵也煮爛了。

「我工作到半夜兩點。不，早晨兩點。」

「怎麼？這麼快就忘了？」他笑著說。

「難道我記錯了？」

點菜時，我發現阿書開始報復。她點了三道二十五塊以上的海鮮。表情全無，一派殺人不眨眼的從容。

「沒關係，你會接受的。因為你不合作會對戴維斯先生不利，也會對你不利。」

我停止了一切動作，看著它。不能想象執行保衛國家的正義使命的理查·福茨會有這樣的見鬼聲音。那聲音從送話器細密的小孔里「噝噝」地冒出來，將浮在桌面上那層極薄的灰塵輕微吹動。

「可是，安德烈·戴維斯的口述，和你的完全不同。」

我笑了笑。他一年四季都這樣，在這屋裡一團和氣地坐在審訊者的位置上。他的審訊都是從東拉西扯開始，從很好的笑容開始。這是個年輕的笑容，很高興自己活著的年輕的笑。他打開抽屜，拿出一個檔案夾，目光從左往右掃，一趟一趟掃下來，然後他合上檔案夾，兩個小臂壓在上面，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面上輕輕彈動。開始是一個節奏，漸漸，成了另一個節奏，氣氛迅速改變了。這段沉默並不長，頂多幾十秒鐘，但他要的效果有了，他要我如坐針氈。

「你談吧，我聽著。」你的身份、職業讓你很習慣自討沒趣。

「好，很好。」理查·福茨說，「的確是這樣，認識一個人沒那麼簡單。咱們再回到高速公路吧。你記不記得是第幾號高速公路？」

理查·福茨不知道，我們這些人都不大喜歡自己的曾經，我們的背井離鄉證明了這一點。這份「不喜歡」微妙豐富，同理查·福茨是講不清的。女領位穿著粉紅長旗袍，亮晃晃的假緞子造成她肉感的假象。她指點著菜單上的一隻只招牌菜，連笑容都廉價起來。她比我大幾歲，還在大學做本科生，還要靠亮大腿掙口糧，她怎麼可能喜歡我的曾經。

我發現自己很不高興他這副態度。我說：「安德烈，有關我的事，你到底攤了多少底牌？」

「是我把你吵醒的？你不高興了？」他問道。

「別叫它情報嘛，純粹是我個人的興趣。可能你猜出來了，我是個中國迷。」

我只要改說中文，米莉就會馬上摁遙控器，電視上的人物們便迅即恢復了聲音。我看她一眼，她在賭我的氣，正一點兒一點兒提升電視的音量。

我說：「你昨天問的是認識。相遇不等於認識。我和你昨天相遇，可我敢說我昨天已認識你了嗎？」我的聲音平和，邏輯也不差。

我說：「你不飯桶你來！」

他笑著看著阿書，又來看我，勸我說：「隨她去，我反正沒帶那麼多錢。」

「沒有。」他當然告訴過我。

「我對華盛頓的地理又不熟悉。」

門開了，進來個男人，一個標緻的小夥子，頭髮火紅，梳成保守、可靠的偏分，臉色新鮮，身上帶著一股得當的科隆香氣。他向我伸出手：「對不起，讓你久等了。」他的京腔一點兒調也不跑。我把手給他握，我的微笑不太好看，有點魂飛魄散。審訊者的漂亮是個冷不防，他比我認識的所有美國男人都漂亮，聲音純凈，笑起來白牙如光亮那樣一閃。而且他很年輕，最多三十歲。不過，你別忘了你在哪裡。我看不透：是因為他牙齒特別整齊，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還是由於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齒顯得異常整齊？但是，我又提醒自己：你別忘了他是你的審訊者。

他說他討厭教書，他在少年時代就常聽夥伴們說：實在什麼都幹不了，大不了就去教書。他反問：「你們倆是留學生？」

「你不願再好好想想嗎？」理查問我，他的眼睛變窄了，如同畫家虛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視地去看眼前的畫面。他等於告訴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確切的情報。誰出賣了我？安德烈？還是阿書？或許他們在我今早出門后已經找了安德烈，套出了他的口供，而安德烈已經聯絡不上我，無法與我同謀。我心一橫：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阿書說：「完了，跳車也沒法跳了。」他倏地笑出聲來，輕打一下方向盤，我們進入了一個小小的鬧市區。車子不動聲色地停在了一家餐館門口。

阿書用中文說：「壞了！」她https://read.99csw.com聲音壓得很低，「我的高跟鞋呢？」

阿書問他，「你是不是教書的？」

「我說了我是在地鐵站認識戴維斯的。」你別想趁我缺覺鑽我空子。

「你認為呢？」

「啊呀！」阿書用巴掌捂住半張開的嘴。

他又是一個停頓，然後說：「你的車當時咽氣了。」

他從機場乘地鐵到我打工的餐館時，我還有五分鐘就要下班。我見他兩頰潮|紅，眼睛比平常更大，便知道他嚴重地缺覺，並有同我長談的緊急需要。

「在地鐵站認識的。」

「車要在主要高速公路上咽氣，就要命了。可車偏偏常在最不是地方的地方咽氣，對不對。所以你只能認了：完蛋了。」

邂逅安德烈的當晚十點，我正給米莉喂芒果布丁，電話鈴響了。米莉手裡握著電視遙控器，一聽電話鈴就立刻摁啞了電視。老貴婦最愛做的事就是接電話，最大的幸福就是接著了兒子的電話。一接電話她頭顱的搖顫幅度就會加大許多。我替她端著話筒，她嘴巴夠著送話器，以假嗓子說了聲哈羅。米莉只剩下了假嗓子，她在八十六歲那年再次度過一次變聲期，真嗓子在那個時期失去了。她搖頭搖得輕了，對我說：「是找你的，寶貝兒。」剛才那陣激動使她把一匙芒果布丁搖得滿臉都是。老貴婦向我使了個眼風說：「嗨，是個迷人的男中音。」

我馬上看見我笑容的成效：他先是一怔，之後便跟上了我。他投給我幽深的一瞥，那是他接受我笑容的收據。我感到我心裏出現一股感動：他在對阿書說話，知覺卻在我這裏。

我說是的，是在地鐵站。在美國半年，我起碼知道，殺人放火，只要拚死抵賴，出路總會有的。我說完局面就僵了。理查把紙頁翻出煩躁的聲響，我呢，抬眼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見理查·福茨的便條時，並沒想到會有這間密不透風的審訊室。便條上寫：「請務必在明天上午十點到傑克遜街×××號××層來一趟。希望我們會有一次愉快的面談。」當時我的反應是：寄出的無數份求職信終於有了回復。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寫的便條，他向系裡的值班秘書臨時要了張打字白紙，就地寫的，寫完便交給了秘書。秘書是五十多歲的女人，是離罪惡最遙遠的良民。她對我說她對不住我，因為她完全無意地瞄了便條一眼，「傑克遜街×××號」這幾個英文字是它們自己進入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前後左右看看，問我是否知道傑克遜街×××號是什麼地方。我說我怎麼會知道。她坐在椅子上盡量靠近我的耳朵，聲音很輕但每個音節都吐得很賣力。她說傑克遜街×××號可是個有名的地方，不信問問大馬路上的人，他們都會知道傑克遜街×××號。

「停啊！」她對他叫道，同時氣急敗壞地對我用中文說：「你怎麼回事？！拍呀！怎麼這麼飯桶？！」

「好吧，你遵守吧！」

我對安德烈的最初好感，就發生在那個剎那。

我草草點了五塊九角九的「天使頭髮」，配番茄澆汁，然後就把菜單合上了。他在認真地讀菜單，面孔都被嚴嚴實實罩住了。

微笑完全沒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動作打開檔案夾。他的目光在一頁上迅猛地掃過幾行字，抬起頭看著我。

「你們是誰？」

「我的一個熟人，不相關的。」

我說：「謝謝你。」你就是不剝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怎麼說的？」

我出了地鐵站就狂奔。不過還是遲到了四十分鐘。四十分鐘的遲到在餐館嚴格的考勤制度下就算半曠工，只有一半工資。理查·福茨該對我的經濟損失負責。老闆暫時沒注意到我的遲到，他和我的一位女工友正在吵架。女工友四十多歲，從來不肯把長波浪束到腦後。老闆在一盤菜里扯出一根一尺多長的彎彎曲曲的頭髮，要她賠那盤菜的錢，她自然不肯賠，兩人便由此吵鬧起來。由於他倆的吵鬧，其他工友都心情很好，面孔都因享受了難得的清靜而變得眉舒目朗。

「謝謝你。我打電話就是為了得到你這個承諾。但這個電話你也從來沒接到過，明白嗎？」

我看見阿書的臉先是一紅，再一白，她肯定也看見了我臉色的變化。

從辦公樓里出來抽煙的男人和女人們，縮著脖子站在角落裡，每吸一大口煙，脖子便縮得緊些。他們或許知道或許不知道他們自己有多麼難看，但我感到，被他們看到眼裡的一切，一定更加難看。我突然感到一陣恐懼——我是這醜惡景象中的一個細節，因而他們闊大無邊的厭惡包括了我。我也是他們廣漠的痛苦、無奈、無趣的誘因之一，在他們冷漠獃滯的灰色、藍色、棕色眼睛里，我要對這麼難看的街景負一定責任。正如九十歲的貴婦米莉認為，大多數潛入美國的移民要對日益粗俗的民風、市容負責。

「好的，馬上就停。」他答應著，一點兒也沒聽出阿書聲音里的哭腔。他的腳在油門上加了一把勁，車速平穩地上去了。

他無所謂地說：「沒關係，你又沒說錯——我是挺窮的。美國外交官，也就比郵差闊那麼一點兒。」

我在書店裡手腳不幹凈，看來沒有什麼不良後果，不然因為那點渺小的貪圖而受到FBI的處理是比較難為情的。

「是不是你也跟不少美國人一樣把FBI看成反派？」

「就是在北京的聖誕晚會。那個晚會從來不存在。」

我如坐針氈地一動不動，突然我意識到，我的手指甲深深掐進了椅子扶手上的假皮革里。

「不過他肯定沒什麼錢！」阿書又說，「這車還沒有道格拉斯的好！」道格拉斯是她的前任男友，據說又窮又帥，又浪漫又不負責任。「我覺得你不必和他暗送秋波，他說不定是個郵差，最多是個中學代數老師，你看他的車嘛！」

「好的，我不問為什麼。」

我背轉身，麻利地將一個客人留在桌上的一元錢小費抓過來，塞入圍裙中央的兜里。我感到理查·福茨的目光瞄準著我，我肩上、背上、後腦勺都負載著一種奇特的壓力。我的肩膀單薄，上面曾挎過武器。

「還幫我熨衣服。」她說，「我放在地下室里的衣服，你全幫我熨了！」

「我？」他說，「我在外交部上班。」

這時我已在一問一答中完成了洗漱，回到了卧室。我找出衣服來，打算換下身上的絨布睡衣。

我還是看不出我的禍闖在了哪裡。

大樓陰影中的一張張面孔看著一個瘦骨嶙峋的異物，就是我，我感到了比便衣福茨的審訊更劇烈的恐懼。

他又說：「這麼老的車還能動，非常了不起。」

「我可以再給你一個定義，」他說，「你在和美國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的交往過程中，是否談到過結婚？」他口氣一粗，「談到過，是吧？」

他在黑暗中笑了。他的聲音都是笑的：「過了四個加油站了。」

「我真的很抱歉。我沒想到事情會變得這麼討厭。你要記住你今天對審訊者說的每一句話。躺在床上，閉上眼，好好回憶一下，你今天講了哪些話。把每句話都背幾遍。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知道我想溜，要不就是想喘口氣再來好好同他周旋。他說：「你換吧，我可以等著。」

阿書拍拍我胳膊，拇指向菜單後面的他一指：「怎麼樣？我說中了吧？我就知道他沒什麼油水，比道格拉斯還不如。看見沒有，他看菜單是從右邊往左邊看。」

「安德烈·戴維斯，沒錯吧？」

「換好了嗎？」黑色電話沙沙沙地說。聲音好狎昵。

我腦子猛然一陣蠕動，有些眩暈。是理查·福茨。便衣福茨。講英文的理查不那麼規規矩矩，有些痞，像那種時常揩女人油的男人。

「可我討厭秘密。」

「請別告訴我！千萬別在電話上提任何人的名字！」安德烈及時制止了我。我原想把理查·福茨這個名字告訴他。

「噢。」

「別客氣。」

他清白無辜地聳了聳肩——這樣黑心賺中國窮學生的錢，他也認為非常糟糕，但這不是他的錯。我發現他的眼睛轉向我，意思是把我拉成他一夥，讓強硬地索取援助的阿書碰些釘子，我對他又來一個微笑。我被事情的進展嚇一跳：我和他暗中已成了一夥。

我此刻的興趣很真切。就是從天花板的鏡頭一眼看下來，也看得出我對「學費」二字的敏感，勁頭很大，我對和錢有關的信息都勁頭很大。

阿書安排三人的座次：她和他坐前排，我坐後排。車剛開動，她就伸手去調收音機頻道，同時大聲對我說：「唉，聽見沒有，這傢伙是個單身！」

他又說：「那件事在北京沒發生過——如果有人問，你就這樣回答。」

「我看得見。」我說，「省點兒電。」我大概像個鄉下親戚。

「我確定。」

這時擱在寫字檯上的話筒輕輕響了一下。像是那端的人打翻了什麼，打翻了半杯咖啡，或碎了一個盛麥片粥的碗。他真的在等我換衣服。理查·福茨真的一聲不吱，眼睜睜等著這個中國女人更換衣服；他瞪著她片片斷斷的裸|露，影影綽綽的私處。氣氛中的侮辱使我動作更加缺乏準確。我脫下絨布睡褲，卻找不到合適的內褲，赤|裸的兩條腿扭絞在一起，在特務福茨輕慢的冷冷神色下，它們你掩護我、我掩護你，陷入了絕望的慌亂。

「就是一順手的事。」我說。那可不止兩小時，而是四小時。熨那些衣服，需要一個笨手笨腳、缺乏技術的中國女人拿出整整四小時。而我撒謊眼都不眨：「你知道嗎？我喜歡熨衣服，我可以一邊熨一邊打腹稿。我的教授說我的文章結構不怎麼樣，所以我必須多花些時間在打腹稿上。」

「我說了，我只記得我和他認識，是在地鐵站。能不能問一句：在哪裡跟一個美國外交官相遇，對你來說，很重要嗎？」

他臉上有了種無恥，同時也有種驕傲，這幾乎是認定自己正乾的是項神聖使命才會產生的驕傲。我也有過這樣的自我正義感，我們都有過，它使許多荒謬的事情正義化了。理查一小時至少掙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絕對不值，但自我正義感使他覺得很值。因而他年輕英俊的臉雖然帶些無恥，卻毫不耽誤他執行正義，他認定的正義。這讓他和電影里的FBI有著天壤之別。電影里的FBI連他們自己都不喜歡自己。

「說明你講過的一句話，人的記憶花招很多。」

「她和這事一點兒關係也沒有。」

「對不起，我要去上班了。我得掙錢。」

「別問為什麼。」

我趴在書桌上放開音量吃麵條。我每周有兩個晚上不打工，只好自己開火。其實我挺渴望這樣的晚上，寧靜地伴隨低劣食品。我總是邊吃邊找些東西來閱讀：報紙、雜誌，要不就是減價廣告。有時會有些彩票組織的來信，儘管知道字裡行間布置得十面埋伏，我還是讀得很認真。他們千篇一律的花言巧語在吃方便麵的時候讀，還是給我不少希望的。只要我不怕上當，一個巨大的甜頭似乎就在那些胡扯八道後面。這些騙子們一般都以一個瘋瘋癲癲的狂喜口吻開始騙局——恭喜！萬分榮幸地通知您：您是七千萬人中的幸運兒，已進入了最後一輪淘汰賽，五千萬美金正向您微笑……緊接著，騙子們開始替你操心如何開銷這五千萬：他們認為先去乘一個月的豪華郵輪，再去買一幢帶泳池的義大利庭院，再買幾輛博世或賓士車。為如此的財富我必須做的貢獻很簡單，往往只是在一百來種無聊雜誌中選訂五到十種。

我接過他遞上來的名片。名字是「理查·福茨」，職務是「特別偵探」。更準確的稱號應該是「特務」或「便衣」。

「什麼？」

她說：「好，那你把靴子遞給我——別從這邊！從右邊偷偷遞給我！」

「記不太清了。」我記得很清楚：一千四百塊，叫做「安家費」。

我打開冰箱，想為自己倒一杯果汁，卻看見冰箱里放著大半杯剩咖啡，杯口上罩著塑料保鮮膜。冰箱里常常有半杯咖啡或半塊糕餅，都是ｒｅad.9９cｓｗ.com用保鮮膜細細包好，打算下回接著飲或吃。房東們還不寬裕啊，他們或許指望我付的房租水電費，好用去支配他們的柴米油鹽。我對著那杯剩咖啡傻站了許久。

便衣福茨嘿嘿嘿地笑起來。原來這個體重不到一百磅的中國女人並不好詐，鬥智也夠他斗一斗。

「不明白。」

阿書說：「去加油站幹什麼？」

他改用英文說：「就是說，根據你的記憶，你和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的認識始於地鐵站？」

而我在第一個月就辜負了他們。

「你一定很好奇，我怎麼會請你到這裏來。」他略略偏著臉，這讓我感到，他好像非常喜歡自己正在做著的這樁事。他彈著手指說：「要是我，我就會很好奇。」他開始從這樁事里得到樂趣。

「早上好。」我說。我還能說什麼？

「你們餓不餓？」他說，「我特別餓。」

「你該看到芝加哥的夏天。為了它一個夏天，我們情願忍受它三個冬天。芝加哥的夏天只有四個月，其餘三個季節都是冬天。」

這時我仔細做著加減法運算：電話七十六元，房租兩百元，水費二十元，電費三十一元，煤氣二十八元……得出來的數仍是大於銀行結算的三位數。我可以向餐館預支兩星期的工資，如果老闆不同意，我可以在校園廣告欄賣我上學期用過的書，可以賣得約兩百元，不過這個交易過程很可能會長達三個星期。用不了三個星期，我就會把我在牧師夫婦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徹底弄砸。我估計下個禮拜我再出出進進絕口不提欠他們賬的事，他們就會對我失望過度。我還能從自己這點兒家當里刮出什麼油水？去賣掉母親給我的項鏈嗎？……急劇的心算中，我下意識打量著我的卧室。我真的喜歡這四面乳黃色的牆，它沒有任何裝飾，曾經掛過畫或相框的釘子被拔去了，洞眼疤痕都經過細緻地修補。屋內陳設簡潔到了極致——一張單人床，一個寫字檯，一把椅子。床邊一把椅子在沒有客人來訪時便是床頭櫃，上面放一盞檯燈。檯燈至少經歷了三代人，燈罩內襯的一層薄綾其實已是一層灰燼，似乎一點輕微的觸動就會使它碎裂成粉末。正是它給了這座房子某種來歷：一個正統的、有不少美德的、沒出過敗家子的家族的來歷。它消除了我江湖過客的感覺，使我對自己這段很可能是暫時的生活，產生了類似歸宿的幻覺。每當我從學校、從餐館回來，這一簇暖色的燈火能讓我的心馬上穩下來。它因為陳舊而顯得溫暖，三代人之前，它已亮在這裏；隔著整整三代，它接納了我；或者說通過它，一個樸實本分的家族容我躋身其中。這個家族重視傳統，並以傳統為驕傲。對於此刻的我來說，傳統的東西顯得更為可靠。

「你現在不想跟我談話，是嗎？你要我遲些再打來嗎？」他的體諒完全像真的。

他說：「聽說過年輕女孩失蹤的事嗎？」

「他眼光不錯。」理查說。他穩穩地看著我，身體卻很不老實。他坐的原來是把轉椅，他向左邊轉二十度，再向右邊轉二十度。不管他與我呈現一個怎樣的角度，他的目光始終都能把我罩住，他的藍色目光。他在檔案夾上輕彈的手收在空中，很突然地問，「安德烈·戴維斯和你是什麼關係？」

我的瞌睡頓時消散。十一點，那是在我和安德烈通話之後。安德烈從來不在晚上十點之後給我打電話，他幫我做個守紀律有教養的房客。他此刻一定十萬火急地在給我撥電話，可線路給便衣福茨搶先一步佔了去。

理查在本子上「唰唰唰」地寫著，要把我的不實之言落實下來。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東西就接著咬，我又不缺這方面的見識。六歲就見識過類似的局勢，我那時多沉著。審訊者比這位態度壞多了，手裡一根真正的軍用皮帶，銅帶鉤碰擊出危險的金屬聲響。它每響一次，父親和母親就一塊兒眨眼。銅頭皮帶一聲「丁零」，父母就出來了謊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話。我的謊言卻貫穿一致，毫無矛盾並圓潤流暢。那句謊言是什麼，已不必去記憶，只記得它給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我感到我很快會認出這嗓音的：這沉著、從容，有一點兒尋開心的嗓音。我隨口還了聲問候。他卻樂起來。

電話鈴響的時候，我打開檯燈，看到小鬧鐘顯示器上的數字——7∶00。顯然是一個預先計劃要打電話的人。我赤腳跳下床，一把抓起話筒，怕它繼續響下去把牧師夫婦吵醒。他們昨天夜裡一直等到我熄燈，才開始做|愛。那場做|愛至少歷時一個鐘點，因此該讓他們早晨多歇歇。

我說：「那得看什麼自行車了，這算不算你有興趣的情報。」

我說：「你沒給我打電話的三天里沒睡覺，所以你不必以刮鬍子來開始新的一天。」他笑笑。

我推開那個超大信封，上面印的兩張臉誠摯熱烈，一點兒也不像騙子。其中一張臉有六十多歲了，跟真正的闊佬沒什麼區別，就是說他辛辛苦苦胡扯了一輩子，到這把歲數總算有了副闊佬的外表。另外的一張臉大約二十多歲，這個勸人上當的行業倒也前赴後繼，新人輩出。這一老一少兩個傢伙最多一個月前剛給我寄過一模一樣的「賀信」，這麼快就又回來了。

「假如今天我不來，你會怎樣？」我的語調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哪件事沒發生過？」

我笑笑，說：「我對你的國家的秘密完全無所謂，一點兒興趣也沒有。」

除此之外，我不覺得我有什麼破綻。

「對，職業學生，」阿書說，「業餘保姆，看護，業餘廚子，業餘情婦。」阿書說得自己也大笑起來。她隨便起來比美國人還隨便。瘦小的阿書在貧嘴時就變得粗大狂放，笑出敲鑼般的洪亮笑聲。「唉，你不是教書的，那你是幹什麼的？」

阿書說：「反正要我花七十五塊是絕對沒門的！」

她嘆了口氣。她看出再逼也逼不出名堂來。

「你把我們往哪兒開？！」她問他。

站在角落裡抽煙的人們視而不見地任憑無數雙腳濺起細小的一蓬蓬泥漿走過去、走過來。我這雙兩塊錢買來的舊靴子亦混跡其中。抽煙的人們的心情被難看的街景弄得壞透了。他們在痛苦地想，該拿這心情怎麼辦，拿這難看的芝加哥怎麼辦，拿我這個入侵的另類怎麼辦。他們吸一大口煙，再吐出來，和著午餐的洋蔥、大蒜氣味吐出來，同時任其自然地惡毒，任其自然地絕望和痛苦。我瞟著大樓陰影中一張張忍受著我的面孔，全靠他們的忍受，我才得以在此地倖存。

「我可以晚些再給你打電話。」

我說：「哎，行啦，吃不完的。」

我說：「把什麼事忘掉？」

天完全黑了。我們三人一個接一個地沉默下來。

「那你們呢？」安德烈問。

我說：「行，那你去相信我的女友吧。」

阿書突然覺得事情有了疑點。

我此刻當然不是正面人物。從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裏面的監視器鏡頭裡看，我大概有不少疑點。鏡頭中我臉色蒼白，缺乏營養和睡眠，心神不寧且腦筋遲鈍，如同大部分剛著陸到這個國度的中國人。在鏡頭裡我的白色羽絨服、大紅圍脖、冒牌「LEVI'S」牛仔褲使我大致混得過去。一個超齡留學生，像大多數亞洲女學生一樣，留著最省錢的髮式——披肩長發。不過，你別想輕易混過去，沒那麼簡單。

「不過你不同啊，你是軍官。軍官會有一筆不小數目的錢吧？」

阿書抬杠一樣反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已經猜到是誰。我對著電話那頭的他說：「很意外這麼晚接到你的電話，戴維斯先生。」老貴婦米莉看著啞巴電視看得很出神。我仔細地把英文講正確，講得懂禮貌有教養。米莉不喜歡我在她面前講她不懂的語言。

我決定明天再同牧師太太談寬限房租的事。我這樣拖延一部分也是為他們著想：在這樣一個充滿祝福的晚上，他們對一切都如此放心，連燈都不必開一盞，卻突然闖來一個異國女人，談起她尷尬的窮困——窮得連兩百塊的房租也對她形成致命壓力。我不忍心讓他們意識到，有一份赤貧就在同一幢房子里；一份赤|裸裸的生存急需，緊挨著他們的安全溫馨，威脅著他們年輕幸運的隆冬夜晚。

「太感謝了。我真的沒空，還得趕一篇讀書報告。」

「沒錯，我認識安德烈·戴維斯是在地鐵站。」

「不可以和安德烈·戴維斯談戀愛嗎？」

「你想好了嗎？」理查·福茨恢復了中文，一點兒也不無恥不油腔滑調了。

「是嗎？」你夏天在審誰？

「我告訴過你了。」

他說：「那得看什麼官了。」

我拿出襪子，用一隻手往腳上套。這個嘮叨得沒完的電話非常礙手礙腳：「謝謝。謝謝你的贊同。」

「哪裡的話。」

「你們真地相愛？」他一下子停止了轉椅的動作，面色有了些焦慮。在這種地方，說這樣的話題，他也覺著彆扭。

「要是我持續不接受你的邀請呢？」

「人的記憶花招很多。」我對理查說。我改口講英文，拿別人的語言講這類似是而非的話更少些品德上的負擔。

他說：「那你想怎麼辦？要你是我，肯把自己的車給陌生人開嗎？」

「中國軍隊是個特殊的部隊，自給自足。」

我脫下睡衣，一條胳膊絆在餐館的制服袖子里，大半個身體晾在空氣中，馬上冷卻了。這點也體現了牧師夫婦的勤儉美德。他們在進被窩之前必定關掉暖氣。

「所以希望你能長期住在我們這裏。」牧師太太說。她細巧地為我斟茶，細巧地用小銀勺攪動她自己的茶杯。她說：你一看就不是那種有乖戾習慣，或者賴賬、不講衛生的人。

「什麼差點兒？」

「他的車眼看就撞上來了。不過他車閘很靈，一踩就剎住了。」我的英文夠壞的。壞英文也有便利。

「戴維斯先生說，你們是正兒八經的男女朋友。有婚姻趨向，在美國被看成正兒八經的戀人關係。」

「把我和你在北京曾見過面的事忘掉。尤其忘掉它發生的地點：北京。」

理查藍汪汪的眼睛里滿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我告訴他我當時在地鐵站等一個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

我抓起話筒：「哈羅。」

「那裡暖和啊，」他說，「你們等在那裡，讓他們來拖這老東西。」

他的笑一下變得鬆弛了，他身體也是一陣鬆弛：得到了我的第一步供認。「好，這就明確了。你看，我們指的正式戀人就是指這個。」

他是要我認賬，我利用記憶的花招耍了花招，而我的花招已被他識破。一條是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一條是樹蔭隱蔽的幽靜小路，對一場可疑的邂逅，難道能讓他相信，只是記憶的誤差？只是記憶在玩他，甚至也在玩阿書、戴維斯和我？

阿書食指向他一指：「用信用卡。」

我說：「那麼大箇舊貨店我在裏面開礦開了一下午，開出一雙湊合能穿的鞋容易嗎？」

「我明白。」

他不置可否，聽覺和視覺都留在爛糟糟的車內臟上，以食指和拇指伸進褲兜，小心地抽出一塊手絹，是一塊折成正方形、在飛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間中顯得極其潔白的手絹。

「沒錯，是審訊。我很抱歉。」

「就是很難碰到的那類。」

「你們不是在北京認識的？」

「差點兒。」

我突然發現不對勁了：便衣福茨像個真正操心我進步、關注我操行的團支書。我曾花七年時間和一個團支書作對。我將兩臂往胸前一抱，說：「怎麼了？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我笑了笑，二郎腿輕輕晃了晃。從天花板的鏡頭裡看下來，我或許有一點兒放蕩。

「是的。」

二十分鐘了，這個人到底想拿我怎樣？

我想了想，說：「嗯。」我能說什麼呢？

年輕的牧師太太大概也認為我的確像個鄉下親戚，她咯咯地笑起來說：「美國電便宜啊，哪裡省得出錢來？又不是中國！」

我怎麼把阿書扯進來了。

你看，來了吧。我抓起抹布賣力地擦著灶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