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前朝始終拒絕官職，不願入京，」神宗說，「有人以為他鹵莽，現在他又告病不來。他是真的生病，還是等更好的官位呢？」

「因為飯桌上他沒有動過別的菜，把一盤兔肉絲全吃光了。」

王安石剛到京師不久，司馬光和他就當著皇帝面前發生爭吵，這次的論點似乎總括了雙方基本的差異。當時府庫空虛，春祭之後，皇帝想免掉大臣的銀錢絲帛例費，替皇室省錢。司馬光和王安石為此熱烈爭論。王安石堅稱，國庫耗竭是大官不懂財政的結果。

熙寧二年（1069年），蘇氏兄弟到達京城，王安石被任命為參加政事。此後兩年內老臣紛紛離京。皇帝的諫官遭到清算，由王安石的手下一一接替。王安石一登相位，馬上整肅所有政府官員。抗議連連發生，整個官界一片混亂。所有才高望重的大臣都公開反對他。年輕的皇帝大惑不解，不過，王安石設法讓他覺得，一切紛亂喧嘩都是皇帝和犯上的惡臣間猛烈的鬥爭。

不過新政中最著名的卻是「青苗法」，直到今天大家談起王安石的新政，還免不了先想到農民貸款。這個措施影響到國內的每一村莊，也促成朝中大臣最劇烈的政治鬥爭。計劃本身完善合理，令人想起農民銀行。王安石以前擔任地方官，曾在春耕時期貸款給農民，收成時再連本帶利收回來。他發現這樣對農夫很有幫助，因為他在地方作官，可以確定農民是真正需要才來借款，一切由他親自調查。陝西的地方當局也曾試行這個辦法，績效不錯，就因為陝西試辦成功，農民貸款才叫做「青苗」貸款。

還有一天，朋友們對王安石的胖太太說，她丈夫喜歡吃兔肉絲。

「不，」王安石說，「好官能增加政府的歲收，卻不加重稅款。」

「您應該明白，」王安石說，「陛下想遵循古聖君的偉大教訓，但是要達到目標，您必須先克服流俗。因此陛下與流俗之間的鬥爭，在所難免。他們若贏了，政府就落入他們手中，陛下若贏了，政治權利便掌握在陛下手中。這些自私小人想阻止陛下實現古聖君的偉大訓示。所以才議論紛紛。」

神宗深受感動。他年方二十，充滿青少年的野心，想使國家強大繁榮。他為人善良公正，面孔圓稱勻潤，和他的祖先十分相像。直到神宗以後，宋朝皇帝才開始顯出生理退化的特徵。他的熱誠被王安石對他的高度期許所煽動，從此以後，年輕的皇帝就準備赴湯蹈火來實現此人的政見，就算要犧牲其他的大臣，也在所不惜。不知怎樣，每當老賢臣進言反對王安石的新政，皇帝心中就出現「四凶」的影子。

各項改革由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八年後王安石和皇帝對新政都很厭煩，彼此也不太滿意，變法就慘兮兮結束了，我們不願多談改革的細節，只談談這些措施的概略。

政府吸收小企業是這個制度最差的一環，私人商業幾乎完全停頓。幾年間貿易和商務實際上一天天減少，政府的歲收大受影響，與理論上的高利潤大相徑庭。皇帝發現自己在人民眼中淪為賣水果、冰、炭、日曆、草席的小販，心裏很不高興。最後京師市易務和商稅的醜聞鬧進皇室的耳朵里，皇帝才下令終止改革中最不受歡迎的項目。

「不錯，」王安石說，「正因為堯舜知道四凶的真面目，處以極刑，所以他們才能達到那麼高的成就。如果四凶繼續在朝廷陰謀作亂，良臣賢佐早就離開了。」

國營企業由熙寧二年（1069年）七月開始，先設立全國或省際的批發機構。皇帝相信政府可收到極大的利潤，就撥出五百萬緡現金和三百萬石的稻米做本錢，接收省際貨物和原料的貿易。這一制度馬上發生實際的困難。那一年二月政府先成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負責研究計劃和條款加以公布。東坡的弟弟子由也是條例司的人員之一。子由上表指出，政府接收全國貿易，自由企業馬上就會癱瘓，因為各地批發商無法和政府競爭。政府和商人難免互扯後腳。而且他否認府庫有利可圖。私人商業有既定的信用系統，政府卻沒有這些便利，勢必要先用高薪聘請人員，建立堂皇的官舍。這種生意將不是依照供求關係來經營，而是看傭金的多少來處理，照私人交情分配利益與合同。子由說，由於官僚制度的缺點，政府無法壓低買價，進貨成本一定比獨立商人更高。因此賠錢是必然的。

皇帝和司馬光意見相同，於是他的措施暫緩了一兩個月。

「波」字是由「水」字和象聲的「皮」字所構成。王安石想象力豐富，說「波為水之皮」。所以這樣寫法。有一天蘇東坡遇到他，就詼諧地說：「那麼『滑』字一定是『水之骨』羅。」王安石違犯了中國字組成的基本原則。他殘害「字根」，把它分裂為二，再誤接另一個部首——「富」字就是一例——真會使任何語言學家大哭一場。

這一個美麗天真的計劃卻摧毀了不少農夫的身家性命，我們以後就明白了。不過，我要解釋一下，這個新措施是常平倉古法的延續，後來漸漸取代了常平倉。宋朝初年，政府在各地設立糧倉，以平抑谷價。豐年「穀賤傷農」，政府盡量收購剩餘的稻麥。荒年糧價上漲，政府就把存糧拋入市場，壓低價格。很多官員不肯賤價收購一切餘糧，所以效率不能達到最高峰。不過由治平三年（1066年）常平倉公布的數字看來，他們一年內曾收購五百零一萬四千一百八十擔穀物，賣出四百七十一萬一千五百七十擔。現在倉稟的財貨都化為青苗貸款九_九_藏_書的本金，常平倉的正常作業就自然而然終止了。

這篇文章寫成后，蘇東坡說他們兄弟倆都覺得父親的指責太過份。只有張方平熱烈贊成。不過蘇東坡時代的人馬上就發現這份預言太真實了；這篇文章流傳至今，顯示出他老父奇特的見解。

免役法也是如此，官廳本意和實際執行完全是兩回事。這也許是王安石最好的新政，日後蘇東坡的同黨得勢，決心去除王安石的一切新法，唯有蘇東坡據理力爭，支持這一道政策。

還有人記載，王安石擔任揚州太守的幕僚，通宵用功。當時韓琦任太守，後來就成宰相。王安石常開夜車，在椅子上打盹到天亮。往往一覺醒來發現太遲了，不梳不洗就沖入衙門。韓琦看到他的樣子，以為他縱情女色，還告誡了他一番。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終於確定了皇帝的態度，就來到京師，破例獲准「越位」進言，不必遵循禮規的限制。

顯出他的「妄想狂性格」，使一切史學家和批評家公認為不可原諒的倒不是他的政治和社會改革作風，而是他把自己當做經書唯一的評註家。以前王莽曾篡改古書，現在王安石寫了《三經新義》，把它訂為官方的思考指南，取代了過去的一切大經論家。王安石學問不錯，但是不足以取代鄭玄、馬融、陸德明等古代巨儒。這樣不僅是濫用權威，也是污衊學術。試卷通常都引用古文，考生和解釋必須統一。他立下這個新標準，國內的讀書人都必須研讀王安石每一方面的意見，由政治原則，佛家色彩極濃的儒家思想到「鶉」「梟」「雉」等字的語源，不一而足。蘇東坡出京之後，有一次監考鄉試，曾寫詩說，他對考生思想的統一和貧乏非常痛心。

「選擇適當的政策。」王安石答道。

如果王安石想探測自己的政治基礎，他會發覺自己毫無基礎可言。仁宗讀完這篇長報表，就撇在一邊。下一任皇帝英宗只在位四年，王安石曾奉召一次，但是他又辭官不就。史學家往往解釋說，仁宗無子，他曾反對立英宗為繼承人，所以內心很不安。

免役稅和新商稅、所得稅都可以說是收稅的新方法，不是真正解除人民的兵役，因為他們在「保甲法」的新名目之下照常要受軍訓。消費稅是由商人的利潤中抽稅，以帳簿為根據。所得稅的意義和現代不同。我叫它所得稅因為當局強制登記人民的收入和財產，以作為其它稅金的憑依。還有一點很象今天的所得稅，人民必須申報收入和財產，辛辛苦苦騙政府。在新法的爭議中有人指出「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遍抄之」都由政府登記。最後這一道措施在熙寧七年（1074年）訂定，壽命奇短，因為王安石不久就失勢了，此法尚未廢除，蘇東坡即拒絕在自己的區域內執行，說它不合法制。

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充滿佛教色彩，和他的語言學一樣，創意高，學術基礎卻不穩固。然而他深信自己對古代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分析完全正確。《三經新義》其差無比，他死後就被人拋到腦後，沒有一篇留存下來。但在他當權時期卻是應考學者的聖經；稍微不合宰相的解釋，就會名落孫山。他只花兩年完成《三經新義》，尤其是對學術的一大侮辱；這本書在熙寧六年（1073年）三月開始動筆，由他的兒子和一位小政客幫忙，熙寧八年（1075年）六月就出版了。倉促的作品被定為儒經正統的註釋，王安石意見一變，新的版本馬上問世，考生都知道他們的一生要看自己能不能跟上修訂本而定。

「陛下應該以堯舜為表率，不該只學唐太宗。堯舜的主張其實很容易實現。因為後代學者不了解他們，才以為這種標準遙不可及。」（堯舜是孔子筆下的理想聖君，統治公元前二十三到二十二世紀半傳奇的中國。）

王安石一到三司任職，馬上想探測自己的政治基礎。當時仁宗在位，王安石獻上一篇長達萬言的政治報表。在這篇文章中，他明確表示自己的財政改革原則，「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他說宋朝以來，政治財源不足，全是缺乏良好的財政和經濟政策所致。只因為沒有偉人來面對這個問題，才沒有人想出此一政策。他說，當時掌權的人都不足以當大任，他認為國內也沒有別的才子有資格擔當。他明確指出，若要激烈改革，必須把政策和古聖君的作為扯上關係，人民才不會覺得和過去相差太多。不過他又說，遵循過去的傳統並不是抄襲古代帝王的措施，而是遵循他們的用意，也就是一切為人民著想，政策相差多少都無所謂。大體說來，這是一篇文筆絕佳、結構完美的政治改革論文，涵蓋了政府的每一面，財政、文職機關，甚至教育都包括在內。

「坐下，」皇帝說，「我要和你長談一番。」於是皇帝開始問他唐太宗和劉備為什麼要讓兩位名士拜相治國。其中ｒｅaｄ•９9cｓw.ｃｏm一位名相就是諸葛亮，他是歷史上最出名、最能幹的行政人才。王安石又把話題拉到三千年前傳說中的聖君身上。王安石說，他寧願談談堯舜的賢臣。「在上等人才眼中，諸葛亮根本不值得一提。」

除了集中登記管理人民，還有方田均稅法和保馬法。王安石的新法正如一切集體制度，絕不肯饒過人民。政府一心要照顧百姓，必須確實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擁有哪些東西。正如一切極權制度，他們沒有秘警就無法統治，於是秘警在熙寧五年（1072年）成立，幸虧蘇東坡當時已離開京師。政府不控制御史台（相當於今天的報章雜誌），換上同一路線的手下人，也無法治事。王安石認為，控制文人的思想更屬必要。他和古代的王莽，近代的希特勒一樣，具有「一個國家、一個信仰、一個領袖」的信念。他像希特勒，遭到反對就大發雷霆；現代精神病學家可以把他列為妄想狂。

後來，有些中國學者遵循西方集產主義的觀念，想洗刷王安石在歷史上的罪名，說他的思想「符合現代社會主義」。近代大學者梁啟超就為王安石辯護。王安石的社會主義思想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但是王安石的社會主義政權卻要由結果來判斷。事實上國家消除了私人壟斷，卻建立了自己的獨佔制度；小商人失業了，農民付不出強迫貸款的本金和利息，只好賣妻賣子或全家逃亡，不然就典當財物。監獄常滿，每一郡縣都有數千件查封的抵押品和沒收的財產，官廳訴訟不絕。就算沒有異族侵略，暴政也會把國家拖垮。熙寧七年（1074年）聖詔說，商業停頓，人民失業；熙寧九年（1076年）聖詔下令廢除青苗法，聲言很多人無法還債而坐牢挨打。二十年後，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六月蘇東坡上了一道書表，想解救鄉村的經濟危機，要求政府歸還沒收的私產，取消窮人的債務，文中說：

看看他後來的發展，蘇詢倒不幸而言中了。不知道為什麼，世界各國的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都相信邋遢是天才的標誌，拒絕紳士的衣著便是不朽的最佳保證。有人還有一種怪想法，以為污穢表示不重視物質環境，因此就代表更高的靈性，如此推論下去，天堂豈不充滿又臟又臭的天使。

這時候英宗的太子住在京師，後來繼位為神宗，王安石就在他手下得到了權位。神宗還是太子時，韓維擔任他的秘書，對王安石非常崇拜。韓維常發表某一政治觀點，太子若欣賞，他就說：「這不是我自己的意見，是王安石的主張。」因此太子很看重王安石，希望有一天能重用他的政治長才。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去世，他年方二十就登上皇位，立刻任命王安石為江寧知府，九月就擢升為翰林。王安石經常和好友連絡，相信自己的機會來了。他一反前例，馬上接受這個官職。但是他拖了七個月才進京。

因此，所謂的均輸法擱置了一年，從長計議；政府後來又用新名辭提出修改的計劃。批發和零售的劃分並不嚴格，於是成都、廣州、杭州等大都市成立了市易務。為發展這些貿易機構，政府又由國庫中撥出一百萬緡，由京師當地的貨幣中撥出八十七萬貫。成立這些機構的理由是「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宜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他們任命了一位能幹的首長，他能向政府報出愈多的利潤就被視為愈能幹的人才。這位呂嘉問變成全國的市易務官，對小商人具有壟斷控制的權利。例如京師市易務規定，小貿易商要做該機構的會員；他們可以把貨物和該處的資財合併聯營，或者由政府出資購買他們店鋪所賣的存貨；萬一商人想結束業務，可以把貨品賣給政府；也可以用部分貨物做保險，向政府借錢，半年付息一成，或者一年付息兩成；和該處無關的商賈也可以把存貨賣給該處，價格由政府訂定；最後，不管哪一部門的皇家用貨都由該機構辦理。

蘇家兄弟熙寧二年（1069年）抵達京師。從那年開始，中國捲入新政的大浪中，政治風暴迭起，遺禍一直延續到宋朝末年。這不是中國第一次試行國家資本主義，卻是最後的一次。在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中，曾四度試行極權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以及劇烈的社會革命，每一次都慘敗而終。最成功的是法家商鞅的右派極權主義，他的理論由興建長城的秦始皇（公元前三世紀）有效推行。早期法家理論最重要的兩大原則就是教戰與重農。兩者其實是同一回事，因為商鞅相信農夫是最好的軍人，所有中產階級的商人和貿易家都該盡量受到壓制。大家都知道，根據這一教條而建立發展的強大軍事系統使秦國統一了全中國；但是此一政治理論剛遍行全國，不到幾年就完全崩潰。

「就在他面前。」

嘉祐五年（1060年）他來到京師，被視為一大奇才。他詩詞散文都寫得不錯。思想創新，口才絕佳。富弼和文彥博等老臣都看重他，連歐陽修也喜歡他。此人奇特的外表下隱藏著大家無法測量的才氣和性格。只有少數人看穿王安石的個性，認為他是國家的一大危機，蘇洵和他的老友張方平就是其中之一。後者曾和他一起監考鄉試，把他解僱，從此不和他說一句話。他一定曾告訴蘇洵自己早年與王安石共事的經驗。因此兩個人都討厭王安石，尤其認為他的衣著和習慣有虛偽的成份。歐陽修把rｅａd.9９cｓｗ.cｏm王安石介紹給東坡的父親，王安石本人也很想結識三蘇，但是老蘇不願意見他。王安石的母親去世，老蘇也應邀作客，但是蘇洵拒絕參加喪禮，還寫了著名的《辨奸論》，至今仍是學校最流行的範文。

另外兩次劇烈的改革分別由漢武帝和王莽所推動，發生在公元前二世紀和公元後一世紀。前者遵行桑弘羊的國家資本主義財政論，使府庫充實，爭戰處處得手，但是幾乎招來叛變而廢止；後者在篡位的王莽手中實現，等他被推翻也就自然結束了。因此王安石第四次實驗失敗，也不足為奇。不過這四次新政的念頭都來自創新的思想家，他們想完全破除過去的一切，都以極大的決心來執行自己的信念。說來有趣，王安石很佩服法家商鞅，曾寫了一首詩來闡揚他的思想。還有一點要注意，無論古今中外，每一個極權論都以國家、人民利益為口號。歷史上多少政治罪惡假「人民」的名義而推行，現代讀者不難了解。

頭幾年王安石還瞞住皇上，不讓他知道恐怖的情景，自稱百姓支持他的土地政策，將極權政府說成「民主」國——名稱混淆，倒令人想起近代的情景。無論古今中外，人民愛不愛某一政權唯有等這個專制政府失勢才能判斷。皇帝想知道民情，就派人出去查訪。但是宦官和御史知道皇帝喜歡新政，就告訴皇帝，人民都愛新法，稅吏一出，人民「歡呼感德」，由特意安排的接待儀式看來，這些話倒是真的。王安石變法幾年後的恐怖情景終於由一位勇敢的皇宮門吏以圖畫方式，呈現在皇帝眼前。

他太太明白了，便對朋友說：「我告訴你們。你們明天把別的菜放在他面前，看看有什麼結果。」

王安石征免役稅，要解除人民的兵役負擔，保甲法卻揭穿了他的謊言。事實很明顯，新「保甲法」和免役稅都在熙寧三年（1070年）十二月頒布，政府一手取消人民的兵役負擔，叫他們交「免役」稅，另一手又把兵役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鄰居連保制度。十戶為一「保」，五十戶為一「大保」。萬一有人窩藏罪犯盜賊，「保」內的人家要負連帶責任；萬一有殺人、強|奸的重罪發生，他們必須向官府報告。每一「大保」的壯丁必須組隊受軍訓，兩丁抽一，超過兩個壯丁則按比例多抽。這些人每隔五天要棄田受訓一天，古代五日等於一周，剛好把一個月分成六段。徵兵制把男丁調到外地，新法卻把軍隊帶入村中。不過王安石是大宣傳家；他知道新立名目，就產生了新玩意兒，「兵役遂止」。

這段時期他自甘淡泊頗令人費解，因為他一定相信時機來了他能為國家做一番大事，壯年建立政治生涯應該是最合理的。也許京師大學者的競爭讓他受不了，象范仲淹、司馬光、歐陽修、曾公亮等年高名重的學者一定不贊成激烈的改革，他們的名望足以教思想新奇的年輕人為之氣餒。王安石要靜待時機。不過我認為還有一個心理上的原因。象王安石那種脾氣不管到哪裡都要當上司，在外區任太守，就等於在小水潭裡當大青蛙。他在京里任職，短期間內一再和同事爭吵，把事情弄糟。他要改變規矩，照自己意思處理一切。吳珪和張方平都曾回憶說，和他共事期間他很難與人合作。

在這篇文章里，蘇洵首先指出人的性格很難洞察，往往連聰明人也會受騙。只有平靜的觀察家能看穿一個人的性格，預言他將來的發展。他列舉王衍少年時一位古學者對他的預言，以及一位大將軍對覆唐的盧杞所做的批評。盧杞是一位大策士，外表丑得嚇人。主人若接待他，一定把歌兒舞|女屏退，以免女孩子嚇倒，或者忍不住哧笑而得罪了他。但是蘇洵說，要不是當時的皇帝昏庸無能，這兩個人還不足以毀滅一個帝國。然而現在有一個人兼具盧杞的丑貌、才略和王衍的辯才。「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這種人可以騙過最英明的君主，一旦得勢，必是國家一大禍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蘇洵但願自己的預言不準，他會象一個好將軍，未打仗就先嚇退敵人。但是他說：「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一般人不是經濟專家，只認定國家財富的兩大要素就是生產與分配。要增加國家的財富，就必須增加生產或善加分配。然而在王安石的年代，既沒有工業，根本不可能增加生產。於是財政鬼才只能在分配方面動腦筋。王安石志在充實國庫，所謂增加國家財富就等於增加政府的歲收。王安石明顯看出，自由企業制度下富商和地主非常賺錢，他認為政府可以收取自由企業的利潤，自己做生意賺錢。結論十分有力。他用的名辭也很新鮮。他要「錢平」；要平均財富，「抑兼并濟貧乏」；他要阻止農人向地主借高利貸。政府可以在春耕時期借錢給農民，等收成再叫他們還錢，這是便民的偉大措施。王安石告訴皇帝，這些措施都是「富其民」；但是史籍記載，他遲疑良久之後終於決定放債，卻是因為一個小官說，政府投資五十萬元，每年就可賺進二十五萬的利息，因為一年收成兩次，每年可兩度收到九-九-藏-書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錢。

「一派胡言！國家的財富有限，財富不是在人民手中，就是在政府手中。不管你執行什麼策略，運用什麼名義，只不過收集民財交給政府罷了。」

「你所謂的財政，」司馬光反駁說，「只是增加人民的稅金和例費罷了。」

「那盤肉放在哪兒？」

「我不相信，」他太太大吃一驚，「他從來不注意飯菜。怎麼會突然喜歡吃兔肉絲呢？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問題的重點是貸款難免強迫。王安石不容人反對，非成功不可。他必須向皇帝證明，貸款是一大德政，為人民所歡迎。他不希望部下放款鬆懈。他不懂農民為什麼不要貸款。貸款若不達到配額，他就大發脾氣。他開始晉陞成績較好的官員，處罰貸款不力的人，每一個官員都重視自己的前途，一心想留下好政績。人事競爭的誘導很象現在推銷政府公債。官吏知道自己賣不夠配額會因「阻礙新政」而被撤職降官，王安石所謂的「積進」好官難免要靠勢力強攤貸款。每一戶人家都得向政府貸款，每隔三個月就要交三成的利息。好官知道這些貸款對人民不利，確定他們付不出本利會下獄坐牢。他們遵守政府的明文規定，宣布貸款完全出於「自願」，心中打算有一天會因「阻礙新政」而丟官。

王安石是一個怪人，腦袋和性格都很特殊。他是勤奮的學生，也算是好學者（不過他的語言學根本不通），更是一位大詩人。不幸他懷著救世主的使命感，卻不夠圓滑，無法和任何人相處。同時他也是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家。如果理想主義者就是不在乎衣食外表的人，那王安石當之無愧。他污穢的衣裳，不修邊幅的外表遠近聞名。蘇洵在一篇優美的文章中說他「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說他「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不知道王安石是否喜歡這樣的盛名，不過我們不難相信一個專心思想的人自然而然會忽略他的外表。聽說他從來不換外袍。有一天幾個朋友陪他上廟裡的澡堂。他洗澡的時候，朋友們偷偷留下一件乾淨的袍子，看他會不會發現衣服換過了。王安石穿著新袍走出浴室，完全沒有發覺朋友的舉動。反正他穿上一件袍子就對了。

這裏不談王安石的學問，蘇東坡對此十分痛心，因為他學問比王安石強多了。不過我要提一下，王安石的《字說》非常滑稽，和所有半吊子的語源學差不多。除了《三經新義》，當時學者最氣的就是王安石所創的語源討論。他的《字說》研究國字的構造和起源，不用比較法，卻憑幻想的活用。王安石相信這是他對學術最創新、最持久的貢獻，晚年還繼續研究，完成了二十五卷。西方學者不難明白，學者若運用想象力，不受科學方法——漢代和清代學者所用的方法就是一例——的約束，要完成二十五卷語源學實在太容易了。「幻想語言學」一天可以編出十幾道奇談來。由中國字的結構找出各種成分組成某一意義的原因，實在很容易也很好玩。王安石有五十多條字說留傳下來，大部分成為茶餘飯後的趣聞。蘇東坡和王安石的許多笑話都和這些《字說》有關。

「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什麼？」皇帝問他。

豐年政府確定會有好收成，就貸款給農民買耕具、麥種；割麥時再連本帶利收回來，給軍隊當糧餉。照制置三司條例司的說法，「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貫石以上，斂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現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糶。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現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斛斗，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糴，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為民，而公家無利其人，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

諸葛亮的政治天才在於一步步走向既定的目標，這位急功自信的財政鬼才覺得很不對胃口。

有了少年皇帝強國富國的野心，又有一個對自己政治、財政理論過度自信的參政，王安石的激烈改革馬上就要開始了。這些改革的動機不容置疑。事實上宋朝在五十年的分裂和鬥爭之後，政府的力量始終不強。西夏、契丹（後來改名遼國）和金人不斷侵略中國北面的疆土。中國和他們打仗，事後往往簽訂辱國的休戰條約。條約的項目總是中國皇帝吃虧，這些國家承認皇帝，納貢的卻不是他們，而是我方皇帝獻上金銀財帛，每年花費十萬到二十五萬緡。國庫為之空虛。內政鬆弛，政府經常鬧赤字。王安石相信他可以玩弄稅制和兵制，替府庫籌錢。我相信神宗欣賞王安石主要就因為他想在西北征戰，拓展國力，增加帝國的聲威。王安石一上台，我方就向北部蠻族發動幾次戰爭，有幾次勝利，有一次敗得奇慘。為了打仗，皇帝需要財源；為了財源，國家的財政制度必須重新調整。我們對改革家的動機毫不懷疑，但是我們將會發現，這些財政和經濟的改革產生了性質完全不同的悲慘結果。

王安石的怪習慣是不是偽裝，我們無法斷定；不過一個人的行為如果太過份，大家難免懷疑他有自我宣傳的意味。我們若相信邵伯溫的記載，則仁宗皇帝也九-九-藏-書曾感到懷疑。有一天皇帝宴請大臣，客人得從水塘里自己釣魚來吃。開飯前，一粒粒魚餌用金盤子擺在飯桌上。王安石對釣魚不感興趣，就由桌上拿魚餌來吃，把整盤都吃光了。第二天皇帝對宰相說：「王安石是偽君子，人也許會誤吞一粒魚餌，但是沒有人會心不在焉吞下一整盤。」根據這段記載，仁宗不喜歡王安石，就是這個原因。在王安石的私人日記中，他對仁宗也特別挑剔。

皇帝表示滿意，但卻廉虛地說：「你對我期望太高了。我只怕沒法達到你過高的期許。」

「你認為唐太宗如何？」皇帝提起唐朝最受愛戴的君主。

鄭俠終日站在官門邊，看到成群難民由東北逃來，擠滿京師的街道。鄭俠知道圖畫比言辭更有力，就把這些可憐的農民畫下來，獻給皇上。有一張畫描寫難民饑寒交迫，在大風雨中流浪。另一張描寫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樹皮，還有人拴著鐵鏈搬磚負柴來繳稅。皇帝看到這些圖面，不禁掉下淚來，精採的獻圖——我們以後會談到——加上一顆彗星出現。聖山發生土崩，皇帝終於廢除了許多「新法」。

王安石獃獃站著沒有解釋，臨別告訴朋友們韓琦不欣賞他。後來王安石的文名一天天升高，韓琦才對他改變看法，收他做門人，王安石很氣憤。王安石在京師得高位那年也正是韓琦罷相的時候。王安石每天勤寫日記，記滿七十大本，他日記中常說：「韓琦貌美，餘一無可道。」

「每一朝代都有奸佞小人，」皇帝說，「堯舜時代也有著名的四凶。」

「怎麼回事？」皇帝問他，「為什麼朝廷所有的大臣、御史、學者都聯合反對新政？」

王安石繼續說：「陛下正治理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帝國。百年太平，國內又有那麼多學者，竟沒有一位賢臣出來輔佐陛下，豈不怪哉？一定是陛下沒有固定的政策，不信任賢才。雖然當代有人才高可比堯舜的賢臣，他們會因政客小人的阻礙而罷官。」

後來皇帝屏退左右，讓王安石單獨進言。這是王安石的一大機會。

這時候兩位重臣曾公亮和韓琦彼此互相猜忌。後者曾在三位皇帝手下擔任宰相和樞密的官職，權力太大了。曾公亮想動搖韓琦的地位，希望拉王安石做自己得力的盟友。他告訴皇帝，王安石有王佐之才，陛下應該相信他。相反的，另一位高官吳珪曾和王安石密切交往，卻警告皇帝說，王安石一旦得勢，必定使整個國家陷入混亂中。

蘇東坡喜歡用歸謬法。中文有一個「鳩」字，由「九」和「鳥」兩部分所構成，讀音如「糾」。王安石一心想由字意找出有趣的理論，竟推翻了字音的成份。有一天蘇東坡和王安石閑聊，忽然問他：「對了，『鳩』字為什麼由『九』和『鳥』所構成？」王安石答不出來。蘇東坡取笑他說：「我告訴你，詩經說：鸕鳩在桑，其子七兮。七隻小鳥加上父母兩個，不就是九個嗎？」

於是第二天朋友們把菜換了位置，兔肉絲離他遠遠的，然後看他吃。王安石開始夾面前的菜，根本不知道桌上有兔肉。

不過這位怪人不只是不修邊幅而已。他尚未得勢以前的二十年間，最為人稱道的是他一再拒絕朝廷擢升的派令。很難相信他只是沽名釣譽，因為他二十一歲中進士到四十六歲當權期間——也就是他壯年最活躍的二十五年——他一再拒絕高職，始終只願意擔任外郡的小官。當時是仁宗治下，一切有名的才子都薈集京師。王安石愈拒絕高位，名氣愈大。最後京里的大官們沒有一個不渴望見他一面。他除了文章出色，也是能幹的行政人材。他築水壩、改革學校、成立農民貸款，而且也實現了他的一部分新政的思想。他政績不錯，人人都很喜歡他。別人催他進京，他置之不理。直到嘉祐五年（1060年）朝廷派他擔任三司度支判官，他才有興趣入京。顯然他志在經濟與財政，覺得自己在這一方面最能報效國家。後來他母親去世，他不得不辭官守喪；但是守孝期滿，朝廷再召他進京，他又拒絕了，寧願留在南京（當時叫做金陵，在江寧府）。

「年輕人，」他說，「我勸你利用少年時光多讀書。」

最重大，最知名的有九項，為了方便起見我把它們歸成三類。一共有三項國營企業措施，三項新稅，和三項管制人民的登記制度。三項國營企業措施是：均輸法，市易法和利息二成實收三成（加上申請和登記費）的青苗貸款。三項新稅是免役稅，商稅和所得稅。登記制度是把人民編成十家一組的軍訓單位（保甲法），重新登記土地和馬匹（方田均稅法和保馬法）。大體說來，這些措施接近現代的集體經濟政策。

中國行徵兵制已經有很久的時間。新法要人民繳稅代替兵役。換句話說，就是用募兵替徵兵。但是我們仔細研究免役法的規條，就發現政府主要興趣在於稅收，人民免役的福利完全被保甲法所抵消，保甲法強迫服役，比徵兵更糟糕。經過一年多的研究，免役法公布了。不必徵兵的人家也要交免役稅；例如寡婦，沒有孩子或獨子的家庭，小孩未長大的家庭、尼姑、和尚都要交另一種稅，名叫「助役金」。各區除了免役配額，還要多交百分之二十，以防荒年老百姓交不出來。軍人和政府僱員都由這稅金來招募。子由曾經指出，農民還不出債會被抓入牢中鞭打。司馬光也曾預言，夏秋人民沒有現款交稅——其它稅金也同時來臨——只好賣糧食，殺牛砍樹來換錢。以前徵兵，人民輪流服幾年兵役，如今人民每年都要交免役稅，不必服役的年頭也照交不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