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對古代中國人而言，最痛苦的離別並非親友情人之別，而是告別了父母之邦，生養之地，遠去異國他鄉，而且可能一別便是永訣。

特別是張順喪身於涌金門，張橫病故在途中后，更堅決了他們及時而退的決心，因此李俊詐稱得病，騙過了宋江。然後三人匯合太湖群雄，揚帆出洋，開闢了另一番新天地。燕青對盧俊義，戴宗對宋江，還有放不下的主僕情結，而李俊以合伙人平等的心態對待宋江，因此沒必要給他說實話。——當年看到和你合夥買賣有賺頭，就把全部資本注入你那裡，現在看在這樣下去就會血本無歸了，那不如及時撤資，另找合伙人去海外發展。燕青的生存之道和當年范蠡一樣，放棄了自己當初的追求，作陶朱公那樣的富翁，但我想他們即使有豪宅美婦，晚年想起青春年華的烽火歲月，到底意難平。而李俊他們則不然，視野更開闊，在海外實現了自己的抱負。

因而，就如我在上文所說的那樣，雖然宋江結識「揭陽派」人物早於戴宗、李逵，但「揭陽派」從來就是有著獨立立場清醒認識的一個小集團，宋江的大哥權威不能真正影響其心靈。因此對梁山的擴大、發展到招安，他們都有著獨立的判斷。所以，戰袍未解，又被派出去征討方臘，他們預料到此去凶多吉少。當李俊在太湖中遇見干他們當年相同買賣的費保四人時，一見如故。費保還特意問起了張順，李俊回答說：「張順是我弟兄，亦做同班水軍頭領，現在江陰地面，收捕賊人。改日同他來，卻和你們相會。」此時，李俊不但在為自己，也在為他的「揭陽派」兄弟尋找退路。而費保的一席話，說到李俊的心坎上：

皇家可以負你，而你不能負皇家。這是歷代皇家加上一些忠實的憤青們逐年鍛九-九-藏-書造得越來越牢固的混賬理論，你要是違背這一理論就是漢奸，「狗不嫌家貧，子不嫌母醜」理所當然，我的朋友五嶽散人寫過一篇文章《我們不是小孩有也不是狗》對這一千百年看似天經地義的說法狠狠駁斥了一番。連兩千年前的孟子時代，都能認識到，君王視百姓為草芥，百姓便可視君王為寇讎。當齊王問孟子，大伙兒一起攻打紂王，是不是臣弒君。孟子的回答是那樣的乾脆：「我只聽說過殺了一個叫紂的老匹夫，沒聽說誰殺了君王。」如此反動的言論，難怪使千年後的叫花子皇帝朱元璋讀了，依然氣得吹鬍子瞪眼睛，並說要是這老頭活在我大明朝，早就將他砍頭了。偉大的中華文明越來越發展的結果是，皇帝不但要佔有你的身子，而且必須佔有你的靈魂。雖桀紂之君，你必須視之如堯舜，對他要無限忠誠無限熱愛。

這三人的選擇，不但和傻乎乎上套的宋江、盧俊義、吳用、李逵相比，不知高明了多少，即使比逍遙快活的燕青、雲遊天下的公孫勝、假戲真做而出家的武松，更明智也更有價值。

知幾君子事，明哲邁夷倫。

孔子那個時代，至少還有「浮槎于海」的自由，宋代以後，特別是明清，百姓有這個自由嗎？只有到了清末，國門被別人打開了，在惶恐與驚奇中，中國人開始被動地大批「浮於海」，王朝想攔已經攔不住了，因為滿清已經快完蛋了，日益失去了對臣民的控制力。

其實在春秋戰國時期，在天下共主周天子這一名義的元首之下，列國之間的人才流動是很頻繁的，也沒有所謂背叛故國的說法。只要不是去夏就夷，而是在華夏文化的大體系下，去哪個國家都行。如商鞅離開迫害他的魏國，去了秦國，用變法奠定了地處西北黃土高原的秦國九-九-藏-書稱霸群雄的基礎；後期的李斯從楚國來到秦國，擺脫了「廁中之鼠」的命運，去作「倉中之鼠」，一直做到相國。連孔子都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這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只要受住你心中的「道」，不要拋棄自己的理想，離開動亂、不安寧的國家，選擇那些幸福的樂土，是完全正當而明智的。

庾信淹留北地，作《哀江南賦》，哀嘆的不是離開故土，而是離開了江南的文化家園，如果北地完全漢化，完成以夏變夷了，庾信沒準還會說：「此間樂，不思蜀」了。李陵之所以連累了司馬遷，連後來許多讀書人都不原諒他，因為他去的不僅是被髮左衽的胡地，而且是與大漢朝處於交戰狀態的敵國匈奴。

在中華大地分成若干個獨立的政治單元，各諸侯國之間相互進行人才競爭的時期，能人可以代價而沽，且有較大的選擇自由，東方不亮西方亮。而江山一統后，天下英雄都進了皇帝的袖兜裏面，你只能老老實實做忠臣，即家奴義僕，皇帝因為沒有競爭，而是做壟斷性買賣，他給你的價格就比較隨意了，因而懷才不遇的人就比較多了。「不才明主棄」以後怎麼辦，要麼就如柳永在放蕩中麻醉自己，要麼就像黃巢那樣，找個機會反他娘的一把。

有人說《水滸》后五十回非施耐庵的手筆，是別人的狗尾續貂，但就算是續寫，我認為比高鄂續寫《紅樓》高明多了。李俊等人的命運的安排就是非常精彩的情節。在即將遭遇鳥盡弓藏之命運時：

潯水舟無系，榆庄柳又新。

這種說法，到了宋代由一班吹鼓手包裝后重新上市，顯得更有理論權威了。因此自宋以後，坦然「走異路，去異地九_九_藏_書，去尋找別樣的人們」，是需要勇氣的。好在《水滸》中的李俊、童威、童猛自小就是殺人放火的不安分人物，他們飄然出洋，心理的負擔可能要小得多。

「且說李俊三人竟來尋見費保四個，不負前約，七人都在榆柳莊上議定了，盡將家私打造船隻，從太倉港乘駕出海，自投華外國去了，後來為暹羅國之主。童威、費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職，自取其樂，另霸海濱，這是李俊的后話。詩曰：

揭陽嶺上，過一輩子謀財害命的地霸生活，非李俊、童威、童猛真心所願，他們和宋江、吳用等人一樣，是有著比較高遠的政治追求，所以他們也和宋江一樣，竭力結交天下的英豪，以備不時之需。當李俊從李立的屠刀下救下了宋江后，他們認為憑自己的名望和實力，還不足以成事，必須依靠一棵更大的樹。這棵樹現在找到了，就是名滿黑白兩道的宋押司宋三郎大哥。為此，他們在宋江和戴宗即將被處斬時，及時出手相救，賭了一把，積累了後來上梁山的資本。但他們這種行為和晁蓋的報恩、李逵的愚忠不太一樣，他們不如說是種及時的投機。當梁山諸人在江州城裡劫了法場以後，逃到江邊，被滾滾的大江擋住，正在束手無策時，李俊和童氏兄弟、張氏兄弟及時出現來接應，這是大旱降甘霖之舉。當張順說：「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漢們救出，來到這裏。」這是張順、李俊他們為了表忠心的矯情之語，這些開酒店、划渡船、販私鹽、操縱漁市的「揭陽派」人物，太明白生意之道，不會輕易做虧本的買賣。讓他們單獨去劫法場，沒這個能力只能白白送死，因此他們不冒這個險。當宋江被救出來后，他們當然要及時出力，好參与分一瓢羹。以宋江之謀，對這些小伎倆自然心ｈtｔpｓ://read•９9ｃｓｗ•ｃｏｍ知肚明，但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事情，將來的路還很長，兄弟們還得互相照顧。

沒有用手投票的權利可悲，可連用腳投票的權利都沒有，豈不更可悲？

正如宋江、吳用這些聰明人沒有徹底參悟透徹，而李俊、費保這些粗人卻能做出正確選擇一樣。讀書人往往有故國之心理負擔、明君之痴迷幻想，他們要麼屈身去迎合皇家的取用標準，要麼不得以隱居於山林。而福建、廣東、浙江等沿海的百姓，既沒有那些個幻想，又有現實的生存壓力，他們於是紛紛去了南洋。

可此時中央王朝的態度和以英王為代表的歐洲君主截然相反。明清的皇帝，採取了嚴酷的禁海政策，片帆不能出海。你想呀，煌煌天朝，富有四海，老百姓卻活不下去只能到海外去討生活，朝廷多沒有面子呀，因此對下南洋的偷渡客，必須嚴加打擊。當這些人在海外遭受委屈時，想讓「天朝」為子民們撐腰，可如乾隆這樣的「明君」都認為，那些天朝棄民，自己叛離祖宗社稷，到外面受人欺負，那是活該！就像一個老爺子一樣，自己不把身邊的子孫當人，還以「父母在，不遠遊」等歪理將子孫綁在身邊，連人家走出家庭到外面尋找做人資格的機會都不給。而來到新大陸的歐洲人，雖然許多也是遭受宗教迫害，對舊歐洲失望的難民，但人家國王不阻擋，甚至還提供方便。因此，歐洲人才能開萬頃碧波，把他們的文化，輸送到全球。人家國王至少給臣民用腳投票的權利。

誰知天海闊，別有一家人。」

作者借太湖水賊之口，道出了千古王朝更替，都未曾改變的歷史規律，即不論才與不才，在這個世上生存都是第一要務，如何生存也是最大的學問，無論是功臣還是草民概莫能外。李俊聽這番話后大喜而拜：「仁兄，重蒙教導，指引愚迷九-九-藏-書，十分全美。」「容待收伏方臘后，李俊引兩個兄弟，徑來相投，萬望帶挈。是必賢弟們先準備下這條門路。若負今日之言，天實厭之，非為男子也。」不但費保，包括李俊，實際上已經看到了征討方臘的非正義性，自己當年反朝廷，招安后一去攻打當年的同盟軍，那麼他們失去了天下人的道義支持。當年在梁山自詡「替天行道」，方臘乾著同樣的事情，難道不是「替天行道」？此時，在朝廷心中，他們依然是反賊，在百姓中，他們是叛徒。他們違背了江湖的「大義」，那麼他們也就喪失了支撐這個集團的最後一根柱子。

大約從唐宋開始，中國人雖然熟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已經明白。天下之外，更有天下。唐之強盛讓外夷艷羡不已，因此迫不得已是不會去海外發展的。元朝滅亡后，從明代開始，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像番薯、棉花等傳入了中土，人們對海外有了更多的認識。當故鄉成為「危邦」、「亂邦」時，去國懷鄉是他們自然的選擇。金庸的武俠小說里，也塑造了兩個李俊式的人物，就是明初遠走西域的張無忌和明末漂流到南洋的袁承志。

「小弟雖是個愚鹵匹夫，曾聞聰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敗，為人有興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勛業至今，已經數十余載，更兼百戰百勝。去破遼國時，不曾損折了一個兄弟；今番收方臘，眼見挫動銳氣，天數不久。為何小弟不願為官？為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之後，一個個必然來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此言極妙！今我四人，既已結義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氣數未盡之時，尋個了身達命之處，對付些錢財，打了一隻大船，聚集幾人水手，江海內尋個凈辦處安身，以終天年，豈不美哉！」

重結義中義，更全身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