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世俗儒學的主要特徵為：著眼于腳下的現實，不作思辨哲學之類的玄想，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社會人生；講究中庸之道，將其視為為人處世的最高行為準則；提倡仁義禮德、內聖外王，強調個人服從國家，個性融于群體，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標準衡量個體的成敗得失；崇尚三皇五帝及西周時代，推重遠古聖賢，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

孔子儒家得到百姓的認可，在民間一天天長大，形成蔚為壯觀的民間「氣候」，再到官方重視、重用，不過是一樁時間遲早的事情罷了。

表面看來，自春秋末期的戰亂以來，孔子儒學已由初期佔據華夏文化中心地位的原始儒學退居到歷史的邊緣地帶，成為法學、黃老之學的陪襯。然而，我們只要稍稍深入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儒學，本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何以在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的漫長歷史中一直受到統治者的青睞而長盛不衰？其中肯定有它成功的內在因素。

除教育活動外，孔子的另一成功因素就在於他的超常智慧。他通過編訂文化典籍的方式將儒家學說既零散又系統地融于《易》、《春秋》、《詩》、《書》、《禮》、《樂》等書之中。後人只要閱讀這些早已流傳的經書，那麼，就將自自然然地受到儒學潛移默化的影響。哪怕在秦始皇實行最為慘烈的文化浩劫——書之時，位於六經之首的《周易》卻能以占卜之書的「身份」得以保全。孔子曾對《周易》進行過一番精心的改造，據司馬遷所言：「孔子九*九*藏*書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也就是說，在其他諸子百家慘遭毀滅性的打擊之時，儒家思想雖也處於低潮，卻依憑凝聚了儒學之精華的《周易》一書得以繼續傳承，學術源流從未有過停止與中斷。

先秦時期，儒學雖然沒能成為思想文化的中心，但它與法、墨、道等家並列，一直居於顯學的位置。孔子作為先秦歷史上最為成功的教育家，他所培養的儒家「學徒」就如播撒在中華大地上的一粒粒種子，在這塊哺育了儒學的適宜土壤上繼續生長。他的那些弟子們通過興辦「私學」的形式，很快就將孔子儒家學說在普通百姓中傳播開來，佔有了廣闊的民間「市場」。因此，孔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從政無門后降格以求的教育活動。

作為政治家的孔子是失敗的，他周遊列國到處碰壁沒有得到各國君王的重用；作為儒家創始人的孔子多少空有其名，其創造性的東西實在是少之又少；作為教育家而言，孔子卻是極其成功的。這，恐怕也是他一生的驕傲與安慰所在。他培養了不少方方面面的著名人才，學生們對他尊重達到了忠心耿耿、至高無上的程度，正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許正是因為這一偉大的教化力量，孔子才被弟子推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並一代代地傳承至今。

及至戰國時代，秦國重用法家，一躍而成為天下強國，秦始皇一統天下大舉焚書，儒學首當其衝地遭到了沉重的打擊。

漢武帝劉徹那看似偶九_九_藏_書然的選擇，其實包含著一種歷史、文化與政治的內在必然。

嚴格而論，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大儒並非孔子，而是西周初期的周公旦。周公乃周武王之弟，曾助武王滅商有功。武王死後，繼位的兒子成王年幼，便由周公攝政。他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及東方夷族的反叛，大規模分封諸侯，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如果我們還將視界稍微拓展，就會發現周公旦的一套也不是他的原創，而是源於周朝的創始人周文王及其《周易》。然而，畢竟是周公首開儒學世俗化之先，將其運用到社會、政治制度之中，形成了後世儒家之基礎。楊向奎在《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一書中指出：「沒有周公就不會有傳世的禮樂文明，沒有周公就沒有儒家的歷史淵源，沒有儒家中國傳統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種精神狀態。」又說：「以德、禮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傳，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禮為內容的儒家思想。」荀子也以周公為第一代大儒，孔子對周公及西周社會更是仰慕不已，曾發自內心地讚歎道：「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並念念不忘「克己復禮」。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除孔子外，還有孟子。包括此後的一些大儒及繼承者，他們的思想雖然有所發展，但一以貫之的脈絡卻相當清晰，基本上是沿著孔子改造后的儒教在他圈定的世俗化軌道上前進，既緩慢又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與歷史。

秦朝短命而亡，西漢初期，統治者提倡無為而治，重用的一直是黃老學說。

從早期中國文化的發https://read.99csw.com展與演進來看，夏、商、周三代由原始宗教過渡到自然宗教而發展為倫理宗教，經歷了巫覡文化、祭祀文化、禮樂文化，文化模式雖然各各有別，但一直貫穿著一種連續性的內在氣質：重孝、親人、貴民、崇德。這種氣質是以黃河中下游文化為總體背景，在歷代王朝對周邊地區漫長的征服與融合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它與長期安居一地、經營小塊土地的農耕方式相互吻合。也可以說是黃河中下游的自然條件、地理環境及農耕方式決定了千百年來一以貫之的華夏民族氣質。這一氣質在西周開始定型，逐漸凝聚、形成中國文化的基本人格。而儒家思想產生的源泉與基體，正是重孝、親人、貴民、崇德等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氣質。早在孔子之前，中華本土就有了儒家思想，其中不少內容就直接源於《周易》。西周禮樂文化是儒家產生的肥沃土壤，為孔子及早期儒學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觀、政治哲學、倫理德性的基礎。儒學是一門生長於中華土壤之上的「智慧之樹」，也是一門適合中國「國情」的學問。這一點，正是儒學得以統馭、凌駕于其他諸子之上的內在根源，只要中華民族的農耕方式未變，封建體制未變，這棵「智慧之樹」就有可能長青不衰。

漢初統治者雖重黃老的新道家學說，但並不排斥儒學。有著廣闊民間市場的儒學很快就在當時寬鬆自由的環境中復甦了，發展到堪與黃老學說分庭抗禮的地步。據清人張金吾《兩漢五經博士考》所記，漢初可考的十五名博士中，絕大多九九藏書數就是儒生。

儒學雖無開拓、創業的探索精神，但它積極用世的內容卻極適宜於封建王朝統治者鞏固政權，就連秦末農民起義領袖陳勝也看到了這一點，認為「儒者可以守成」。儒學愚民思想可讓底層人民渾渾噩噩無知無識，它的等級秩序將民眾劃分為森嚴壁壘的級別各自相安，它的仁義禮德束縛著人們的思想行為不敢越軌，它的中庸之道使人保持一種不偏不倚、迴避矛盾的處世原則，它的懷念遠古、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給人一種虛幻的安慰，它殘留下來的宗教痕迹使得人們將它視為社會人生的一種准宗教信奉不渝……於是，當西漢中期之時，社會生產發展到較為繁榮的程度，「可以守成」、能夠維護封建統治的儒學理所當然地就受到了漢武帝的青睞。儒學，在退出昔日的主流地位后沉寂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后，又粉墨登場，進入了喧囂的歷史中心。此後的歷代封建帝王便一脈相承、始終不渝衷心信奉，並將它推崇到了至高無上的「國教」地位。

後人將孔子視為儒家創始人，其實頗有點名不副實。他對儒家的主要功績是「述而不作」，他並沒有創造性地貢獻什麼，不過從早已流傳的文化典籍中選擇六部，按照自己的意圖增刪、修訂、編輯、整理了一番：序《書》、刪《詩》、傳《易》、正《禮》與《樂》、作《春秋》，將它們定為儒家的經典，作為學生的必學教材。真正屬於他本人創作的著作只有一部《論語》，而這也是他的弟子們根據他生前的有關言論編輯整理而成。因此，後代就有不少學者將周公視為九九藏書儒學的製作者，孔子則為儒學的傳述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原道上》寫道：「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蓋言製作之為聖，而立教之為師。」

孔子將他的這套仁義禮德及中庸復古學說四處「兜售」，而在封國林立各自憑藉武力「說話」的春秋末期根本就不會有半點「市場」，他也就只有東奔西竄到處碰壁。

儒源於「巫」，巫、儒兩字屬同音假借，也就是說，儒的前身就是巫。西周時，巫是從事占卜等宗教活動的高級知識分子。春秋時，巫成為儒，指教授經典、禮樂及指導貴族婚喪祭祀和其他典禮儀式的專家。由此可見，儒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在遠古時一直位居中國文化的主流與中心地位。若論「年紀」，恐怕其他各家都比不上它，這一點，在論資排輩的中國非常重要，儒家佔有諸子各家無可比擬的天然優勢。

儒家雖不為孔子原創，卻在他手中經過一番精心刻意的改造。早期儒學脫胎于占卜、祭祀、祈禱等活動，自自然然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而孔子所關心的卻是形而下的東西，他很少談論天命，總是關注著現實社會，思考的是怎樣做人，怎樣為君王服務，怎樣治理民眾等一套實實在在的東西。「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亂、神」，是他的學說準則。因此，孔子彷彿儒學的中介人，將過去帶有宗教色彩的原始儒教引入世俗的範疇，一變而為世俗儒學，成為諸子百家中的一個文化學派。如此一來，儒家便在孔子的「擺弄」下拐了一個大彎，完全走上了一條新的發展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