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表面文明，實則野蠻。儒教的「男女授受不親」，發展到後來連夫妻也不得隨便親近，特別是把婦女不當人看待，要求女性纏足，認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不知有多少青春男女在禮教的幌子下受到戕害。世界歷史表明，越文明的民族，就越為開放；儒教的特別注重禮教，隔離男女，其實仍是一種野蠻習性的殘留。

儒學，作為一種重要的歷史文化現象，確曾不可否認地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也存在著某些方面的價值與精華，但就其本質而言，儒教不僅束縛人們的思想，也制約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有什麼樣的時代就有什麼樣的思想，原始儒學誕生於奴隸社會，也在一定程度上適合於封建社會，因為它們同為等級社會，其基礎與體制如特權、禮教、宗法、世襲、分封等大致相同，並無根本性的區別與變化。然而，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如果後人仍像董仲舒說的那樣「天不變，道亦不變」，一味拘囿於儒教信條，那就是我們民族的悲哀了。美國當代哲學家郝大維與漢學家安樂哲在他們合作完成的《孔子哲學思微》中寫道：「孔子哲學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創造性的失敗……《論語》所反映的孔子的哲學完全不是文化的教條，但當人們被動地領會它，不向它賦予自己的意義和價值、不把它人格化時，它就成了一種文化教條了。孔子的失敗，也是那些對文化傳統負有責任的人的失敗。他們未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創造精神，未能很好地維持這些規範來反對統治者強加的專制主義。」若論責任，儒學失敗的最大責任當歸於董仲舒身上，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有關儒教的https://read.99csw.com偏激缺陷以及對國民的遺毒殘害，我們還可以列舉許多。董仲舒罷黜百家，定儒家於一尊，影響並決定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政治、歷史、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的發展。民族的柔弱、虛偽的盛行、科技的落後、官員的腐敗、教育的奴化……一切的一切，我們似乎都可以在這一決定民族歷史命運的轉折關頭找到淵源與癥結。

儒學在董仲舒之前還只能算是一門學問，而一旦定於一尊，就成了一種「教」。教者，唯有一套凝固的模式，而少有發展與創新，比如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它們的教義自誕生之日起就已明確，後人所能做的，就是誠惶誠恐地信奉。當然，為了適應時代，少量的改造也是有的，但萬變不離其宗，教旨的框架與規範是怎麼也突破不了的。人們之所以將儒家、儒學稱為儒教，也在於它具有這種「萬變不離其宗」的「功能」。

六、以《春秋》為準繩。儒學以《周易》的無所不包為源，一到孔子手中去掉形而上的內涵，再到董仲舒手裡僅以《春秋》一經為標準來衡量世間一切物事：他以《春秋》中的「愛人」反對一切戰爭，以《春秋》之褒貶明華夷之辨，從《春秋》中體會仁義之法，以《春秋》為例裁定訴訟、判斷案情，以《春秋》的用詞謹慎表達是非觀念及好惡情感……一句話，《春秋》就是儒教的根本，他一輩子耗盡心血為之研究的就是春秋公羊學。董仲舒定儒家於一尊，其他諸子百家的身影便模糊了、消失了，天地也因此而局促了；他只重儒家六部經典中的一部《春秋》，使得探索的空間更為狹隘；最後又縮小到只選擇、研究《春秋》三傳中的其中一門公羊學，那進入的孔洞與探討的範圍實在是窄之又窄了。董仲舒框定的這一研究模式與發展軌道無形中限制、束縛了一代又一代後人的目光與手腳。

「因政教而成風俗，因風俗而成心理。」儒教在歷代統治者的倡導與推行下，成為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的主導思想，早已積淀在民族心靈深處，成為遺傳基因密碼中的分子代代承傳，貫注于廣大民眾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之中。只要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于不經意ｒｅａｄ.9９ｃsｗ•com的一瞬間死灰復燃。如何徹底消除兩千多年的儒教遺毒，與新時代同步，與普世文明接軌，真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還得一番長期而艱苦的努力才行。

由原始的宗教儒學而孔子的世俗儒學，再到董仲舒設立的政治儒教，儒家的視野日漸縮小、道路越走越窄。當它在宋明時期變成理學之後，就完全淪為統治者的「殺人」工具了。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在它的束縛下空有一腔報國熱情含恨而終，不知有多少婦女被那「存人理，滅人慾」的禁欲主義奪去了鮮活的青春，不知有多少生命被它奴化變成一具具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

四、門戶之見嚴重。儒教看似中和、中庸，其實最講極端，容不得別人提出半點爭辯與非議，「道不同，不相為謀」。韓愈有言曰：「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

蔡尚思在《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一書中也曾闡述過類似的觀點：「我並不怪孔學的不合新時代，而只怪新時代的人們的尊孔學；又不怪封建派的尊孔帝，而只怪反封建派的尊孔學。」

五、三綱五常。董仲舒認為：「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後世儒家據此概括為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除仁、義之外，董仲舒還強調了智的重要，加上禮、信，便是仁、義、禮、智、信這所謂的「五常之道」。三綱五常，是其後封建宗法統治的思想主線，廣大民眾特別是婦女深受其「吃人」之害。

董仲舒對儒家的功勞似有兩件，一是向漢武帝提建議，另一件便是將一輩子的心血耗于春秋公羊學的研究之上，並用它對儒家的學說加以改造。孔子的第一次改造使得原始儒學成為世俗儒學，而董仲舒的第二次大的改造則更是使它由早期的形而上「淪落」為統治者的一門地地道道的「馭民」工具——政治儒教。

董仲舒改造后的政治儒教影響了漢代及以後的政治、倫理、文化、經濟等方方面面的內容，改變了我們腳下這塊賴以生存的土壤，在此不得不略加闡述：

……

我之所以跳過被歷代封建統治者尊崇的聖人孔子，通過董仲舒來敘說儒教，ｈtｔpｓ://ｒead•９９ｃsｗ.coｍ是因為以我的一管之見，認為董仲舒在儒學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要遠遠超過孔子。

誰也沒有想到，曾經具有健康活力，誕生於中華本土、有著合理內核的儒學，竟走向了它的反面：

一、儒教成為虛偽的象徵。它的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片面觀念，實際上就是在告訴人們怎樣做假。一部二十五史，弄不清哪裡是真，哪兒為假，讓人莫名所以。儒教的一套滅絕人性的倫理道德，就連他們本人都難以做到。比如大儒朱熹曾白字黑字地寫有「革盡人慾，盡復天理」之語，可據他的同僚葉紹翁揭發，朱熹不僅引誘尼姑二人為妾，還使得一名寡婦懷孕。朱熹無法抵賴，只得向皇帝謝罪說：「臣乃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識明時之用。」儒教只能空言，不能實行；只能教人，不能律己；只有幼輩道德、家庭道德與國民道德，沒有長輩道德、社會道德與政府道德。

一、天人感應。這是董仲舒以陰陽五行原理為基礎構建的一套宇宙模式論，他認為，天地之間充滿著陰陽和五行之氣，人生活在地面，與天隔著一層氣，氣是天和人的中介，人與天正是通過陰陽與五行之氣進行精神層面的交流，相互感應，息息相通。天有所變，人有所感，只要細心體會，就不難發現兩者之間的對應關係。由此看來，若說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沒有形而上的思辨色彩，似乎多少有點冤枉了他。只是他的這種宇宙論模式完全是為政治服務的，比如他將天人感應、陰陽相剋用於求雨止雨，以《春秋》推導災異之變。發展到後來，經學中的神學因素與讖諱迷信相結合，成為兩漢之際的一股思想濁流。這種與宗教巫術類似的畸變思想，其實質就是一種拙劣的騙術，它造成了中國文化史上極大的迷誤。而始作俑者就是董仲舒，這種發展的結果恐怕是他本人也沒有想到的。

五、因循守舊、思想凝固。儒教信奉的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思開拓進取，一味陶醉於往日的「榮光」之中，日益教條化，容不得半點創新與改變。徐桐曾說過：「寧可亡國，不可變法。」

三、反民主、反自由、反科學。儒教提倡貴賤尊卑的等級制，要求臣民認read.99csw.com君王為父親，不允許思想、行為有任何自由：「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儒教只重人倫，鄙視科學，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重政》中特彆強調「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欲說也」。孔子也是只知「其所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反對尋根究底、認真嚴謹的科學態度。

然而，今天仍有大量的人們對儒教抱住不放，認為它是一濟救世的靈丹妙藥，值得大力「弘揚」。前些時，就有不少儒教信奉者為亞洲「四小龍」的崛起而歡呼，將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地區的經濟成功視為儒學復興的象徵，認定儒學是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最大貢獻，是千古不衰的永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結果儒學還沒有席捲全球，卻有一場金融大風暴席捲了東南亞，於是，一陣刺耳的喧囂與鼓噪也就煙消雲散了。即使「四小龍」仍然如日中天，也不是什麼現代新儒學的功勞。

此前我們已有所論，孔子並非原始儒學的創始人，他不過以增刪、編訂、整理經書為手段，將宗教性質的原創儒學改造為積極入世的世俗儒學。他奠定了我們今日所認識的儒學之根基，但也不過就是諸子百家中的一門學說而已。即使我們承認孔子為儒學的創始人，也不過如墨翟之於墨家，老子之於道家，韓非之於法家，惠施、公孫龍之於名家，鄒衍之於陰陽家而已。作為諸子百家中的代表性人物，儘管在本家學說中居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在相互爭鳴的百家中卻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突出與炫耀之處。如果不是將儒家定於一尊，儒學雖屬顯學，也比法、墨、道等家高明不到哪裡去。司馬談曾在《論六家要旨》中對重要的諸子學說之優劣做過一番相當客觀、頗有見地的分析比較：

四、義重於利。董仲舒提出了一個他認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原理，那就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一思想為歷代儒者所推崇，朱熹曾將這兩句寫入《白鹿洞書院學規》之中。重義輕利，在中國古代一直佔據主導地位。

三、性三品論。董仲舒將人性分為上中下三等，即所謂的聖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read.99csw.com。他的三性說對後代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逐漸演變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在南宋朱熹手中又變成了「天理」與「人慾」的關係。宋明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慾」，便可在董仲舒身上找到清晰的發展脈絡。

二、平均主義。這與董仲舒的中和之理、陰陽平衡密切相關，他認為社會的動亂之源就是貧富不均，兩極分化，因此，治亂之本就在於調整平均，縮小貧富差別。然而，他的這種平均只是經濟的平均，與社會文化無關，他一再強調人們的地位應有所區別，貴賤應有不同的等級，服裝應有區別的標誌，朝廷應有不同的座位，民間應有尊卑老幼的順序。如果形成規定，就有章可循，各就各位，不會競爭，更不會鬧出亂子。孔子曾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而董仲舒第一次將這種思想形成具體化的措施獻給帝王，成為實施的制度。於是，劫貧濟富、平均主義的思想與行為一直影響至今。

從上可以看出，司馬談最為推崇的還是與時而化的道家。然而，最後卻是「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的儒家佔據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巢穴」，凌駕于其他各家之上，此中功績當數董仲舒一人。如果不是他的明確建議，漢武帝就是推崇儒家，也不會如局中人那般一下子就置對手于死地——凡與儒家相左的皆以行政手段全部罷黜，一個個「斬盡殺絕」。這樣的主意，只有互相攻訐、拆台的對手才能想得出來。董仲舒說出了封建君主想說而無法形諸語言的內容，就那麼一眨眼的功夫，中國傳統文化兩千多年的命運就被一雙看不見的「上帝之手」決定了。要說儒家的有功之臣，除了「畢功於一役」的董仲舒外，還能找出第二個可以與之比肩的嗎？因此，王充說「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儒學的正宗、代表及落腳點就在董仲舒一人。

當然，封建帝王之所以在諸子百家中看重、選擇了儒家，也因儒家有利於他們的統治。對此，梁啟超在《中國古代學術思潮之演變》中寫道：「周末大家，是與孔並者，無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於專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於干涉，與霸者所持之術，固已異矣；唯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于帝王馭民最為適合，故霸者竊取利用之，以宰制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