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們身後的命運卻截然不同，雙方被推到了正反對立的兩個極端。一方是正義、高尚、偉岸的化身，一方是邪惡、卑鄙、小人的代表。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宇宙應處於一種和諧的狀態之中，要是出了什麼問題，比如戰爭、分裂、災異等，那麼一定是壞人從中搗亂。在魏晉南北朝分裂時期，難逃其咎的最大壞人就是曹操。然後，又在歷史的長河中越傳越壞，乃至全然走形失真，成了姦邪醜惡的典型。由此看來，曹操實在有點冤哉枉哉，也就難怪近代有人為他鳴冤叫屈、大翻其案了。曹操其人，似乎天命註定了總要背上沉沉的「黑鍋」：自呱呱墜地的那一時刻起，就因不明不白的宦官身世，背了一輩子的贅閹遺丑「黑鍋」；死後滿以為可以得到解脫，卻又被人醜化，背上了另外一些他怎麼也想象不到的莫名其妙的「黑鍋」。

明朝時，以張溥為代表的文人對曹操有褒有貶。褒的是他的文學成就與多才多藝，貶的是他的政治功業，基本上承襲了南宋的「篡盜」舊說。

若拿曹操與備受推崇的三國人物諸葛亮、劉備、關羽等人相比，其實也有許多超乎其上的傑出之處。論才、學、識，劉備遠不及曹操，是一個典型的庸才；論居心不良，他們兩人不相上下，劉備在曹操並未篡漢、漢獻帝仍然在位的情況下，早就做著帝王的美夢了；論道德品行，即以維護正統的《三國演義》而言，就譏諷過劉備怒摔阿斗的虛偽及彝陵之戰九-九-藏-書前的暴戾。然而，他在歷史上卻總是扮演著正人君子的偉大形象，其緣由恐怕就在於他會攀龍附鳳，弄了一頂「皇叔」的帽子戴在頭上。若拿曹操與諸葛亮相比，兩人也是各有千秋：他們都是傑出的政治軍、軍事家，以個人道德品質來看，諸葛亮高於曹操；就個人功業及對人民利益與經濟文化發展的貢獻而言，諸葛亮則不如曹操。而關羽則更是無法與曹操相比，他曾是曹操手下的敗將，做過他的俘虜，除了個人勇武及一則「坐懷不亂」的故事外，就找不出更多的誇耀之處了。

曹操生前就是一個富有爭議的人物，這種爭議在他的早年就已開始了，隨著他走上政治舞台，將人性的方方面面淋漓盡致地鋪排、發揮開來，各種各樣的褒貶毀譽更加紛至沓來。就一般情況而言，一個人死後往往可以蓋棺論定了，可曹操卻不然。

戲劇流傳廣泛，自它誕生之日起，就有著強大的生命力與廣闊的民間市場。特別在古代的農村，戲劇幾乎成了農民們唯一的娛樂方式，直至今日，傳統戲劇仍然擁有一批固定的觀眾。戲劇幾百年來的程式化表演與封建道德說教已使得曹操那奸詐殘暴的醜惡形象在廣大民眾心中根深蒂固難以更移。

隨意褒貶歷史人物，將他們視為工具為我所用的傳統一脈相承地延續至今。「文革」時期以歷史人物作為政治的「傳聲筒」，給他們插上好人、壞人的標籤，好人無限歌頌，壞人read.99csw.com則「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當今以商業價值為標準漫無邊際地「戲說」歷史人物，弄得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讓人莫辨真偽。文藝作品固然離不開想象與虛構，但總得以真實為依據，在不違背真實的前提下進行藝術創作與藝術加工，把握一定的尺度與原則、正確處理好真實與虛構關係尤為重要。

其實，以道德觀念衡量、評價某一人物，並將他們推向某一極端，從而面具化、臉譜化、道具化，已成為國人的一種獨特的心理思維模式，它們與封建集權統治下單一的政治制度、經濟體系、思維模式「相輔相成」、密不可分。

到了南宋，對曹操的評價竟降至了最低點，這恐怕與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佔據北方的金人承襲北宋，尊曹魏為正統；而偏安江左的南宋之勢與僻處益州的蜀國相似，便以蜀漢為正統。因此，對曹操的大加撻伐也就在所難免了。朱熹將曹操斥為「篡盜」，對他的一言一行全都看不慣；陸遊有詩曰：「邦命中興漢，天心大討曹」。

延至清代，王夫之、朱乾等人都能以客觀的態度評價曹操，而全盤否定者也不乏其人，最為突出的代表就是乾隆皇帝，他從維護自己的統治利益出發，不能容忍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篡逆」行為。

元代戲劇勃興，曹操逐漸由評話藝人的口頭言說變成了舞台上那可觸可摸的實在形象。藝人們通過戲劇的方式嘲笑曹操的失敗，鞭撻他的殘暴，https://read.99csw.com揭露他的奸詐，將一個有血有肉的複雜曹操推向極端，變成了單一的、平面的奸臣形象。他除了奸詐使壞外，不再有別的思想，沒有別的行動，簡直成了古往今來集奸詐殘暴、劣跡敗行於一身的最為醜惡的天下第一壞蛋。有關曹操的戲劇，如《捉放曹》、《華容道》、《黃鶴樓》、《逼宮》、《戰宛城》等，沒有一出頌揚他的好處，都是攻詰抨擊，那舞台之上搖晃著的曹操總是擠眉弄眼，做出無限醜態，令人可笑而生厭。即使當今大獲成功的新編京劇《曹操與楊修》，也難從根本上掙脫前人的窠臼、擺脫前人的影響。楊修常能猜出曹操心思，雖曾多次惹他不快，但楊修真正的死因還在於他與曹植過從甚密，在曹丕、曹植爭立太子的鬥爭中站錯了「隊」，曹操擔心他繼續幫助曹植留下後患，這才起了殺機。說到底，楊修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只要不影響曹魏江山，曹操巴不得自己手下的人才一個個卓爾不群，超出自己。可《曹操與楊修》一劇卻將楊修之死歸於曹操的「忌才」，以「唯才是舉」裝點門面，而骨子裡卻半點也容不得任何超過自己的真正人才。

封建帝王從維護自己的利益與統治出發，自然貶斥「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依附朝廷的正統文人不過是一批御用的「幫腔」與「幫閑」，他們唯有順著主子的意圖引經據典大加抨擊；而民間藝人就以正統文人的思想為主題，創作出一批不同體裁的貶曹reａd•９9csｗ.ｃｏm作品。「文以載道」是中國的歷來傳統，文藝自古以來都是政治的工具與附庸，從來就沒有真正獨立過。因此，中國古代從未出現過本體化的文學藝術，更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具有獨立人格的真正知識分子。

若論曹操對歷史的貢獻，當分生前死後兩個不同的層面。生前我們已有所述，而身後的「功績」就在於充當了封建統治者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道具」，起著警戒世風、匡正道義的作用。在一個以禮代法、以德治國的社會裡，統治者需要這麼一個白臉曹操的出現，老百姓也認可接受了他，這似乎與我們民族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土壤有關。

只有客觀冷靜、全面公正地評價曹操，才能還其真實的本來面目。這也是我們認識歷史面向未來所應採取的一種科學而理性的姿態，從某種程度而言，它標志著整個民族的文明與成熟。

而影響最為深遠的評說還在廣泛普及的文藝作品如小說、戲劇、說唱等。民間藝人以正統文人及歷代統治者的評價觀點為依據，發揮自己的想象，經過藝術加工，更是將一段本身就具傳奇色彩的三國故事弄得神神鬼鬼，面目全非。唐朝時，三國故事演變為一種「市人小說」，「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北宋時，有了專講三國故事的藝人，並帶上了鮮明的「尊劉抑曹」傾向：「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而「三分實事，七分虛構」的《三國演義》一問世，曹操就完全九*九*藏*書被定型為一個奸詐殘暴的反面人物，淪為古今天下第一奸人。通俗易懂、生動形象、曲折引人的《三國演義》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從某種角度而言，正是小說《三國演義》使得史書《三國志》退出了民間的廣闊「市場」，造成了人們對它的淡漠與遺忘。

曹操曾以他那文治武功的個人奮鬥改變過歷史，而後來的歷史對此也做出了「有力」的回應——改變他的形象與地位。如果我們換一種認識的角度以曹操為主體而言，這也算是他生前改變歷史的一種延續，他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無畏氣概，任人斥責唾罵地充當姦邪惡毒的化身，通過歪曲自己、醜化自己、「犧牲自己」的獨特方式，潛在而曲折地繼續改變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土壤。

最早對曹操做出評價的是《三國志》的作者陳壽，他的敘述與評說較為客觀、全面，也是一部我們今天認識曹操真實面目的可信文本。此後，詩人陸機、唐太宗李世民、歷史學家司馬光、文學家蘇軾等人都留下了有關曹操評說的文字，有褒有貶，還算持平。但總是趨勢是，越到後代，其貶的成分就要多於褒的內容。至蘇軾時，對曹操的肯定就已相當有限，而貶抑卻十分厲害了：「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

歷史上對曹操的不同評價往往出於不同的角度與立場，大多以正統觀念與忠奸善惡為標準，出於實際的政治需要加以評說，並形成了一股縱貫而下的「藍本」，不知不覺地影響著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