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貞觀之治後期也遠不如前期，馬周上疏稱貞觀後期「供官徭役，道路相繼，（百姓）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略無休時。」

唐太宗的半截子英雄，東征高麗失誤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然而，時間一長，那如履薄冰、兢兢業業的緊張弓弦必然有所鬆懈，魔鬼就會乘虛而入；加之經常陶醉在貞觀初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中，免不了驕傲自滿，忘乎所以。人，一旦不能冷靜地、客觀地面對自我，就會做出許多失去理智連自己都無法理解的事情。

不論誰人，都喜歡聽一些恭維自己的話語，對批評與指責總是不那麼高興。這是整個人類無可更移的內在本性與痼疾，並非某一個體的弱點。進諫就是對李世民的約束，而皇權是至高無上不可動搖的，說得多了，說得過了頭，免不了會惹得李世民內心不悅。

戰爭之初，唐軍攻克了不少城池，卻受阻於安市城下，損失慘重，「六旬不能克」。冬天一到，天寒地冷，唐太宗只好下令退兵，無功而返。

就李世民與魏徵的關係而言，也並不是後人描寫、形容的那麼密切融洽。魏徵原為李建成的東宮「智囊團」主要人物，玄武門之變后，李世民嚴厲責問他：「汝離間我兄弟，何也？」魏徵慷慨自如地答道：「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李世民認為他是一個難得人才不忍加害，也為了安撫山東政治集團，穩固剛剛奪取的政權，就跟他封了一個詹事主簿的七品小官，具有諫議大夫的地位。

李世民一生最大的挫折，一是東征高麗失利，二是失去親子之痛。httｐｓ://ｒeａｄ.９９cｓｗ•cｏｍ

因此，內心的自我束縛對大權在握的帝王來說，顯得非常玄乎而縹緲。人們除了虔誠地祈求明主的恩惠雨露外，根本無法控制帝王的失態與瘋狂。

其實，房玄齡死前曾為此上過一份遺表，大意是說朝鮮內亂不幹唐朝之事，如果勞師動眾，只能是內為亡國之主隋煬帝報仇，外為新羅小國雪恨，可謂師出無名，即使取勝，也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

幾千年來，它就是一位無所不在的「上帝」，高高凌駕于每一中國民眾頭頂，誰也別想逃脫它的陰影籠罩與異化閹割，全是這一制度的犧牲品。

限制皇帝的權力，推行嚴厲的法治，給人民以民主自由，實質上就是封建君主對自己家族的一種變相保護與堅強捍衛。如果有一種人人可以競爭、充分施展才能的良好政體，並用制度加以確定、保證，人們就犯不著用暴力摧毀前朝的腐朽統治，也就沒有了幾千年文明史上每一次改朝換代必不可少的血腥屠殺。封建帝王如果真正出於家族利益的話，早就應該換一種統治方式了。而古代所有帝王們，恐怕沒有任何一人想到這一點，這實在是我們民族的莫大悲哀。

沒有權力制約權力，僅以諍諫的方式約束統治者內心深處的「人性之惡」，其作用實在是微乎其微。

李世民追求長生不死，大量服用所謂的仙丹，結果導致非正常死亡；他不斷修建、擴大陵園，遺命將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紙墨如新」的《蘭序亭帖》殉葬墓中，使得後人至今無從目睹名貴的「國寶」……這些，都對後來的帝王開了不好的先例。

中國的皇帝大都是一些半截子英雄，這是封建政體決定了一種「宿命」。有唐一代，要數唐玄宗李隆基最為突出，前半世改革弊政，出現九_九_藏_書了開元中興的大好局面；後半生以安史之亂為轉折，使得整個唐朝也開始由盛到衰。李世民雖然沒有李隆基那麼嚴重，但也有點「虎頭蛇尾」的味道。

從此，魏徵成為李世民統治集團中的一員，並日益受到他的賞識與倚重。而魏徵作為一名昔日敵手，也只有通過進諫這一獨特的方式向唐太宗表示自己的忠誠。

貞觀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在一次罷朝後回到內宮，不禁怒氣沖沖地說道：「魏徵這個田舍翁，老是挑刺，我哪天一定找個機會將他殺了！」長孫皇后聞言，忙在一旁勸道：「常言說得好，君王英明，臣下正直。現在魏徵剛直，是因為陛下英明的緣故呵！」一番巧妙的勸說才使得魏徵免除了一場殺身之禍。

封建帝王通過嚴嚴實實的政權網路，凌駕于廣大民眾之上；而冥冥之中，又有一重「宿命」的恢恢巨網、一雙無形的巨大「魔掌」凌駕于封建帝王之上。

唐太宗一生中最值得稱道就是他所開導的納諫政策，正是這一政策，卻隨著時間的變化開始不斷「變味」，經歷了一番過渡與轉變——由「導人使言」到「悅而從諫」，一變為「勉強受諫」，再變為「意終難平」。

只有這時，他才想起了魏徵，不禁悔恨地說道：「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馬上恢復了魏徵的名譽，併為他重立墓碑。

魏徵自然清楚人性深處那根深蒂固的弱點，他的進諫，主要是憑著自己的獨具慧眼與忠誠正直。儘管如此，也不得不如打擦邊球似的心存僥倖、如踩鋼絲繩似的小心翼翼。諫臣只能通過語言約束皇帝，而皇帝卻握有諫官的生死大權。

貞觀十七年九月，新羅使臣向李世民報告：百濟與高麗聯合，切斷了新羅與大唐間的貿易通道。李世民派員調解、警告不成，為使小小蠻國知道九九藏書大唐天子之威，斷然下詔親征高麗。

唐太宗不是神，他也是一位有著七情六慾的肉體之人。他的內心，同樣有著兩種力量的搏鬥與較量。所不同的是，他總能讓心中的人性、良心、信義佔據上風。

這一巨網與「魔掌」就是封建政體。

若從本質而言，李世民的貞觀之治，其目的就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鞏固大唐江山。他為此殫精竭慮，幾乎耗費了自己所有心血。就連臨死前，也在為兒子李治坐穩龍椅而玩弄權術。

魏徵一死，唐太宗更是聽不進逆耳之言了，他的思想、行為都開始退坡下滑。不再以民生為重，驕傲自滿，好大喜功；生活上也拋棄了過去的節儉，大興土木，勞民傷財；最為嚴重的，是他步隋煬帝之後塵，勞師遠征進攻高麗，走上了窮兵黷武的道路。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元月二十三日，魏徵病逝，享年六十三歲，落了個善終。死前，唐太宗將女兒衡山公主許給魏徵之子魏叔玉為妻，得到了一個大臣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李世民更是思念不已，還寫了一首情真意切的緬懷詩：

然而，就在魏徵死後僅只三個月時，就因一樁被人揭發的謀反案牽涉其中。李世民對這面「鏡子」頓時產生了懷疑，聯想到他生前的多次直言犯上，潛意識裡生出一股不可抑制的莫名怒火，不僅「手停婚詔」，公主不再嫁往魏家，還砸毀了他親手撰寫的魏徵墓碑。對此，陳寅恪先生在《金明館叢稿初編》中曾一針見血地寫道：「幸其事發覺於征已死之後，否則必與張亮、侯君集同受誅戮，停婚仆碑猶是薄懲也。」

隋煬帝三伐高麗損失慘重，直接導致了隋朝的覆亡。唐太宗吸取前朝教訓，與朝鮮半島上的高麗、新羅、百濟三國友好往來，他們都向唐朝納貢。三國相互間雖不斷征伐，但唐太https://read.99csw.com宗始終保持謹慎的態度，不輕易介入朝鮮內爭，只是派遣使節調停。

諫官魏徵如果不是早死三個月，誰也不能擔保他能壽終正寢。

世間最為變幻莫測者當數人心，人心總是隨著時間、環境的推移不斷變化更改。所謂的道德、良心、仁義也是一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它只能依憑個人的自覺努力與自我規範才能走向善良與美好。不僅外在的環境、事物可以改變它們，就是內心深處，也有兩個對立互異的自我——人性與獸|性在長期進行著不斷的廝殺搏鬥。如果獸|性佔據上風，那些道德、良心、仁義將如雲煙轉瞬間消逝得無影無蹤。

幾乎戰無不勝的常勝將軍李世民卻在晚年「以天下之眾，困於小夷」，通過一次敗仗來結束自己的戎馬生涯，不亦悲夫！

然而，唐太宗壓根兒就聽不進去。沒有強制約束，此時的進諫已成一紙空文，只有帝王那不可捉摸的個人好惡與感情傾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即使英明如唐太宗者，也難以逃脫此劫。

慢慢地，魏徵也感到了李世民態度的微妙變化，就想從政治的漩渦中心抽身引退，以「目疾」為由，多次請求罷相免官。「太宗難違之，乃拜征特進，仍知門下事。」此後，他便以一名散官身份參予朝政。

玄武門之變對唐代的影響甚為深遠，最突出者當數武則天，她深得其中三昧，將其視為享用不盡的「財富」嫻熟地玩弄于自己的親子身上。而影響最為直接的，就是李世民的幾個親生兒子。太子李承乾與魏王李泰爭奪皇位繼承權，將玄武門之變幾乎重演了一遍。玄武門之變一直是李世民心中深深的隱痛，他當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兒子效法，採取了堅決鎮壓的嚴厲措施，將李承乾與李泰兩人全部廢棄，改立晉王李治為太子。然而，卻留下了失子之痛這一無法彌補的心靈創傷九九藏書。

貞觀二十三年四月，也就是他臨死前十天，李世民突然將具有宰相身份的李勣貶到遠離長安一千三百四十里的疊州去當都督。然後，他對李治說：「汝于李責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李治執政后，聽從父言，馬上召回李責，「冊拜尚書左僕射」，後來果真成了他的心腹大臣，為他效盡死力。

封建專制的一個最為突出的特徵就是人治。人心叵測，相應地，人治也就打上了變幻莫測的色彩。唐太宗曾說過：「為臣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罪。」每位皇帝都要求臣下盡忠於自己。因此，封建社會常常出現「人在政舉，人亡政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普遍現象。皇帝根據自己的好惡感情用事，政策沒有延續性與穩定性，「法治」的嚴肅性及法律的程序化于封建社會而言，無異於天方夜譚。封建盛世往往如白駒過隙、曇花一現，中華民眾，更多的時候是生於庸世苟且偷安、陷於戰亂豬狗不如。

就表面現象而言，每一皇帝執政時都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享盡了天下的權勢、威嚴、金錢、美女、榮譽。然而，這一看似令人羡慕的揮霍往往都是虛幻的雲煙，誰也不能擔保皇帝能夠永享富貴。沒有完善的保障體制，今日在台上作威作福，也許明天就是階下囚、刀下鬼。封建帝王之中，就有三分之一死於非命。不僅如此，帝王的浮華還要以後代的生命與鮮血為代價。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大規模的血腥戰爭與殘酷屠殺，而首當其衝地就是皇族子弟。每一皇族後代的生命斷裂都是在為自己的先祖贖罪，那一顆顆屈死的冤魂當於陰間向他們的先祖大聲哭訴、斥罵乃至毆撲。與此同時，前朝經過幾百年積累起來的文明成果，也大多毀於戰亂之中。歷史，就這樣在一種循環往複的怪圈中自我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