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們卻陶醉在迷人的「小國寡民」的田園風光中不能自拔，人民被狹窄的田畝與地盤所束縛，國家畫地為牢自我封閉，一大批文化、知識精英正在「六經注我」的八股科舉中虛擲青春空耗才華，全國上下構成了一個沒有隱私、沒有人格、沒有尊嚴、沒有自由的龐大「集中營」。

朱元璋由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嚴格而言，劉邦不屬正統農民）躍上龍椅，這在中國歷史上可是開天闢地第一遭。這也是自陳勝、吳廣以來每一位農民起義者夢寐以求的理想，「上天」終於通過朱元璋這一歷史人物得以實現。農民——在當時佔中國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國農民，全都眼巴巴地望著朱元璋這顆閃光奪目的救星，對他寄予了無限的企盼與希望。

朱元璋還將儒家的教化政策落實到社會基層。他很講究實際，並不指望人人都成堯舜，卻要求普通百姓不犯上作難、不滋擾官府。他發布了六句明白易懂的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勿作非為。」規定由各里甲老人每天搖鈴高聲朗誦。還發布教民榜文、《御制大誥》等，不時「訓導」，要求人民趨善避惡。朱元璋出身農民，最了解農民，他知道農民不懂什麼「之乎者也」之類詰屈聱牙的文言文，就盡量將這類文告寫得通俗易懂，或是將有關法典翻譯成大白話，叫做「直解」。與以威猛治官相反，朱元璋對農民似乎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而是以教化為主，刑罰為輔。

中國的積貧積弱與落後挨打，這筆「陳年老賬」固然不能算在朱元璋一人頭上，但明朝是中國歷史的一大轉折，他那與生俱來的農民意識，他的嗜殺成性、專制集權、短視自足、狹隘變態具有不可估量的潛在作用與深刻影響，對中國歷史的發展也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為了對全國民眾加以控制管理，徵收賦稅，建立有效的統治秩序，他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戶籍制度，實行人口普查，核實民數，被西方統計史學家認為是https://read.99csw.com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記錄。戶籍制度建立后，他將農民嚴格地限制在田壟之中。「農業者不出一里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並以此推而廣之，把全國所有軍民的活動限制在百里之內。超出這一範圍，就得向地方官請領路引，即相當於現在的通行證或身份證。如果違反，必須擒拿送官。將廣大民眾局限於固定的地盤，所謂「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其結果是社會變得更加封閉，如一潭死水般沒有半點生機。

農業、農民，是中國永遠無法迴避的首要問題，六百多年以前的朱元璋更當如此。而要命的是，他將全國視為一個擴大的農村，用管理農業的手段治理國家，將整個中國農業化，攥住了已然前進的歷史車輪，使得中國社會更加凝固不變、停滯不前。

他以農村春耕秋收、四時循環、萬世不移的固定模式為本，將明代的基本國策用《皇明祖訓》固定下來。他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朱氏後代子孫遵守他制定的成法，就可以穩坐江山，世世代代永不變色。因此，從內政到外交，從生活而治國，他都根據自己的個人經驗，制定得相當全面而詳盡。然後，他囑咐道：「凡我子孫，欽承朕命，勿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頒行時，他又對禮部訓令道：「後世敢有言更改祖制者，即以奸臣論。」世代在發展，卻為子孫後代制定一些條條框框，墨守成規，也就難怪明朝時期，中國文化即進入了歷史發展的死胡同。他在提倡節儉勤勞的同時，卻將皇族集團變為一個龐大的寄生階層。朱元璋規定，皇族的祿餉一律由朝廷支給。凡出生的皇族成員，所有生活負擔及死後安葬全由朝廷負擔，一生都被國家給「包養」起來了。法律規定，皇族既不能參加科舉考試做官為吏，也不許做工務農經商，只能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空度時日。而皇族成員卻在不斷地呈幾何級數增加，一百多年後，即達到了五九_九_藏_書萬多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皇族已近十萬人。這樣一支龐大的人口，所有生活負擔全由國家「承包」，僅諸王府祿米的支出就佔全國糧米總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皇族寄生階層成為巨大的沉重包袱，使得明朝經濟、財政不勝重負。

朱元璋是中國農民的典型代表，他最了解農民的疾苦。在他身上，既凝聚著農民儉樸勤奮、吃苦耐勞的優點，也匯積了農民那根深蒂固的缺點。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中國農民那無時不在、無所不在的「農民意識」。

據《明太祖實錄》所載，朱元璋曾經說過：「四民之中，農民最勞最苦。春天雞一叫就起床，趕牛下田耕種。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陽里曬得汗水直流，勞碌得不成人樣。好容易等到收割了，完糧納稅之後，剩不了多少。萬一碰上水旱蟲蝗災荒，全家著急，毫無辦法。可是國家的賦稅全是農民出的，當差作工也是農民分內的事，要使國家富強，必得讓農民安居樂業，才有可能。」

就有關史料而言，朱元璋的「口碑」歷來卻並不怎麼壞。除了他推翻蒙古元朝功臣被人稱頌外，還在於他復興了中原傳統文化，並恢復了一度被元朝中斷了的科舉制度。

他提倡節儉勤勞，討厭遊手好閒之輩，對賭博更是深惡痛絕。他治貪無路，治賭卻成效顯著。他在南京城內建了一座「逍遙樓」，將賭徒送入其中，讓他們在裏面賭個夠，可就是不給飯吃。此舉一出，弄得那些好賭者人人自危，個個悚然，不敢再賭。

朱元璋念念不忘的就是給農民一個生存和發展的良好空間，以達到國家的長治久安。他嚴懲貪官污吏、打擊豪強地主，目的都是為了保護、扶植小農。

朱元璋大興獄案殺死的十萬多人中，大多數都是朝廷官員及民間富裕大戶。對農村佔有田土的地主，規定了許多義務條款，嚴厲限制他們的家財膨脹。朱元璋心中平等的理想社會，不是人人富裕的社會，而是要將所有富豪變為普通平九*九*藏*書民百姓。沒有貧富之分，只有大貧和小貧之別。追求一種人人都是自耕農，人人有飯吃有衣穿，人人自給自足安貧樂道的「小國寡民」社會。不唯農村，他也試圖努力將整個中國大地變成具有田園風光的鄉村社會，將整個中華民族的每一成員全部農民化。

再如一首雲遊詩：

他命人編定《大明律》，又親加裁酌，作為有明一代始終生效、維護君主集權與封建等級制度的法律條文。

然而，朱元璋卻繼承了元朝的「家產制國家」政權體制，將宋朝的「開明專制」、「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傳統拋得一乾二淨，以暴力治天下，以威猛制民眾，「果於戮辱，視士大夫若仆隸」。黃宗羲曾經論述道：「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

朱元璋小時沒有上學念書，對此，他在《資世通訓序》中寫道：「朕在幼年，家貧親老，無錢求師學習，兄弟力耕於田畝之中。更入佛門以致聖人、賢人之道，一概無知，幾乎毀了一生。」在浮萍般的化緣漂泊生涯中，才懂得讀書的重要。回皇覺寺后，開始發奮念書。此後在戎馬倥傯的歲月里，也不曾間斷。佔領理學中心婺州之後，他招攬十三名儒士講解經史。慢慢地，他就能夠親筆寫些命令告示之類的語體文。後來，還能寫詩作賦，註解經書。他親手製作的《御制皇陵碑》，全篇用韻，寫得如泣如訴，相當感人。在《御制文集》中，存有他創作的一百多首詩歌，也寫得粗放豪邁，透著一股磅礴的帝王氣概。比如《詠菊花》：

……

因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之上的儒學體系難以被蒙古游牧民族所理解，加之地域遼闊的蒙古帝國除本土文化與儒家文化外，所選擇的文化還有吐蕃喇叭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文化、歐洲基督教文化等，所以元代建立后，對儒學採取拒斥的態度，廢除了自隋朝開始的科舉制。漢人為此而悲痛欲絕，讀書人也沒了晉陞出頭的機會，對元朝自然恨九_九_藏_書之入骨。朱元璋對儒士的重用、對儒學的復興、對科舉的恢復無疑是漢人及民族文化的一道福音，特別是那些文人學士，更將他視為拯救衰世的「救星」，對他大唱讚歌也就不足為奇了。

一方是昂揚奮發突飛猛進，一方是萎靡不振故步自封，兩相比較，優劣自現。時間一長，差距就大了，西方的發達與中國的落後勢不可免。而落後就要挨打，歷史，就這樣看似偶然卻不可避免地註定了中華民族的多災多難。

寫到這裏，如果我們將目光稍稍移開，看看同一時期的歐洲社會，定有許多發人深思的感喟與感悟。當時的歐洲內部，正在進行著一場全面的轟轟烈烈的文藝復興運動，其主旋律是高揚人性，提倡人文主義，開展科學、民主與自由的啟蒙；對外，為了尋找財富，開闢新的市場，一批勇者強者正在進行著激蕩人心的地理大發現探險活動。于西方而言，那是一個充滿了青春活力與蓬勃朝氣的社會，是一個意氣風發、昂揚向上的偉大時期。

即使恢復后的科舉制，也非前代可比。朱元璋將他納入一條狹窄的軌道，將天下讀書人的才華束縛成一條隨意舞弄的繩索。科舉考試的內容以四書五經的文句命題，解釋要以朱熹的注為依據，文章格式規定為八股文，即每篇文章必須包括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個部分。天下文人為了獵取功名，只埋頭於四書五經、孔孟之道、程朱理學，只寫空洞的八股文，對社會、時事、人生一無所知，「與之交談，兩目瞠然視，舌木強不能對」。培養了一大批被人視為書獃子的蠢材，造成了人才的空前浪費，嚴重阻礙了文化科學的發展。

就個人而言，朱元璋登上龍椅，已達到了個體生命所能達到的峰巔，但是，他的心中還有一個可以觸摸的目標與理想——那就是建立一個平等儉樸、富足安樂的農業社會。

朱元璋不可能超越他所置身的時代，更無法擺脫「農民出身」這一局限。直至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從上到下的普遍思想，也認為只有體力勞動才算是真正的勞動，那些屬於複雜勞動範疇的腦力勞動者都是一些寄生蟲，勞動改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成為一種時尚。即使今天，佔中國總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們還固執地認為唯有他們的職業才是天底下最為重要的——如果沒有我們這些種田人，天下人都得餓死，這是他們說得最多的一句口頭禪。一位農民進城后不禁疑竇大生：「那麼多人遊手好閒，也不知他們哪來飯吃，空著肚子怎麼還活得有滋有味呢？」

他將農業視為立國之本，採取了歷代統治者一以貫之的重農抑商政策，他扼殺了宋末興起的資本主義萌芽——十分微弱的商品經濟。他認為農民是世上最為高貴的職業，在他眼裡，似乎只有親自參加農業勞動，過一種艱苦樸素的生活才算符合道德。

在外交方面，朱元璋對世界的認識，僅局限於周邊及鄰近的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出於對外界的陌生恐懼及短視自足，他故步自封，推行以守代攻的外交策略；他取消了歷代曾經有過的民間自由貿易交往，曾下達過六次禁海令，「不許片板下海」，禁止一切中外商民貿易。他說：「朕因為海道可以溝通外國，因此禁止中國百姓往來，如果不禁止告誡，那就會使人人都為利益所惑而觸犯刑律。」

朱元璋同樣感到了自己肩頭的重任與使命，從他的所作所為來看，也似乎沒有讓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兄弟失望。

朱元璋受儒家理學影響非常深刻，如果說宋朝是理學的理論形成與成熟期，那麼明朝則是理學的深入與實踐期，他將儒家理學滲入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