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意《時代》周刊，卻不理會中文報刊，並非因為不在乎中文讀者，而是因為中國的評論家們永遠注重意識超過技巧，便如她在給胡適的信中所說：「您問起這裏的批評界對《秧歌》的反應。有過兩篇批評，都是由反共方面著眼，對於故事本身並不怎樣注意。」

張愛玲曾為《赤地之戀》寫了篇《自序》，亦可以看作是《秧歌》的序：

「顧岡告訴自己說，他正在面對著一個嚴重的考驗。他須要克服他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當然這次農民的暴動不過是一個偶然的事件，一個孤立的個別現象，在整個的局面里它是沒有地位的。」

《秧歌》主要寫了「土改」后的農村，在不斷的「捐前」與「繳公糧」壓力下，饑寒交迫，為了能在過年時吃頓飽飯的願望而簇擁在大隊糧倉前，由「借糧」到「搶糧」，終於與民兵發生衝突，釀成械鬥慘劇；《赤地之戀》則從「土改」、「三反」、一直寫到「抗美援朝」，展現了不同階層不同人物的命運交織。

「我有時候告訴別人一個故事的輪廓，人家聽不出好處來，我總是辯護似地加上一句：『這是真事。』彷佛就立刻使它身價十倍。其實一個故事的真假當然與它的好壞毫無關係。不過我確是愛好真實九-九-藏-書到了迷信的程度。我相信任何人的真實的經驗永遠是意味深長的，而且永遠是新鮮的，永不會成為濫調。

現在他長大了，而且自己也有了田地，但是似乎還是和從前一樣地默默受苦，一點辦法也沒有。妹妹流著眼淚來求他，還是得讓她空著手回去。」

正如張愛玲所說，「小說究竟不是報導文學」，必有題材上的取捨剪裁與合理虛構，是「把許多小故事疊印在一起，再經過剪裁與組織」，比如有一段：

《赤地之戀》所寫的是真人實事，但是小說究竟不是報導文學，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與一部份的地名隱去，而且需要把許多小故事疊印在一起，再經過剪裁與組織。畫面相當廣闊，但也並不能表現今日的大陸全貌，譬如像『五反』，那是比『三反』更深入地影響到一般民眾的，就完全沒有觸及。當然也是為本書主角的視野所限制。同時我的目的也並不是包羅萬象，而是儘可能地複製當時的氣氛。這裏沒有概括性的報導。我只希望讀者們看這本書的時候，能夠多少嗅到一點真實的生活氣息。」

某些人故意混淆兩書的出版時間，並非出於無知，而是有意誤導，為了推出「反共」的論點而歪曲論據。

後來的批評九*九*藏*書家們便以此為據，說張愛玲道聽途說，以偏蓋全，把解放前的故事安在解放后，誣衊社會主義——倒不知誰在「以偏蓋全」！

——這個將豆種煮飯的故事完全是胡蘭成的童年往事，可以從《今生今世》找到相同情節。

因為英文本的出版相當不順利，張愛玲便又把小說譯成中文，從一九五四年一月起在香港《今日世界》半月刊連載——比較容易接受張愛玲小說的，還是中文讀者。

「他想搜集一點材料，可以加一點渲染，用來表現土改后農村的欣欣向榮。他總自己告訴自己，此時的情形大概總是局部現象。一般地說來，土改后的農村一定是生活程度提高了，看看報上的許多統計數字就可以知道。他和許多人個別地談過話……這些人大概是摸不清他的來歷，以為他是個私行查訪的大員，有權力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們吞吞吐吐的，囁囁地訴起苦來，說現在過得比從前更不如了。遇到這樣的人，顧岡發現了一個很有用的名詞，『不典型』。他們都是『個別現象』，不能代表人民大眾的。但是在這無數的『不典型』的人物里，更想找出一兩個『一般性』的典型人物，實在是像大海撈針一樣的困難。」

張愛玲，還是那個擁有預言能九*九*藏*書力的水晶球主人！

「但是他想起小時候和他妹妹在一起的情形，不由得心裏難過。他們一直是窮困的。他記得早上躺在床上，聽見他母親在米缸里舀米出來，那勺子刮著缸底，發出小小的刺耳的聲音，可以知道米已經快完了，一聽見那聲音，就感到一種澈骨的辛酸。

《秧歌》寫在《赤地之戀》前，初次嘗試往往最用心，新舊雜糅，更接近「張愛玲風」，而且多次修改錘鍊，讀起來似乎更加親切有味。

有一天他知道家裡什麼吃的都沒有了，快到吃午飯的時候，他牽著他妹妹的手，說，『出來玩，金花妹！』金花比他小，一玩就不知道時候。他們在田野里玩了許久。然後他忽然聽見他母親在那裡叫喚，『金根！金花！還不回來吃飯！』他非常驚異。他們回到家裡，原來她把留著做種子的一點豆子煮了出來。豆子非常好吃。他母親坐在旁邊微笑著，看著他們吃。

兩書相比，我更喜歡《秧歌》，因為《赤地之戀》的追求平淡已經到了矯枉過正的地步，更像一部寫作大綱。

許多張愛玲傳記中，常把《秧歌》和《赤地之戀》的中英文版寫成同時出版或者先出英文版后譯成中文，事實上，《秧歌》最早雖以英文寫作，然而中文版早於一九五四九-九-藏-書年七月已由今日世界社出版單行本；十月《赤地之戀》由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則幾經周折后，一九五五年方由美國紐約州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公司出版，內容與中文版亦有所不同——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這兩部書的創作不可能是出於麥卡錫的授意；《秧歌》寫于《赤地之戀》前，然而《赤地之戀》的中文本都已經出版了，《秧歌》的英文本還在商榷之中，若說是麥卡錫授意張愛玲寫作「反共小說」，那麼麥卡錫也未免太蠢而且沒能力了；而《赤地之戀》英文本的出版更是張愛玲去美以後的事情，一九五六年方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若說由麥卡錫操作，那他又好像神通廣大得無遠弗屆，豈不矛盾？

不久代理人回復意見，嫌太短，認為這麼短的長篇小說沒有人肯出版。於是張愛玲又添寫了第一二兩章，描寫金花妹出嫁，然後才是月香回鄉，又夾敘了王同志過去的歷史，以及殺豬的一章。

——後來，人們批評《秧歌》時果然用的就是這些個詞語，這些個罪名，認為她是以「偶然的事件」、「孤立的個別現象」作為「典型」，是「不能代表人民大眾的」。

後世許多人評價張愛玲離開大陸后沒有佳作問九_九_藏_書世，那是因為沒看過《秧歌》和《赤地之戀》，也是不肯正視傷痕，藉著否定這兩部作品的文學價值來否定歷史。

宋淇曾在《私語張愛玲》里形容：「在寄到美國經紀人和為出版商接受期間，有一段令人焦急的等待時期。那情形猶如產婦難產進入產房，在外面的親友焦急萬狀而愛莫能助。我們大家都不敢多提這事，好像一公開談論就會破壞了成功的機會似的。」

宋淇回憶，《秧歌》英文本一經出版，好評如潮，但張愛玲更在意的是《時代》周刊有無反應。因為該刊選書極嚴，評價極苛，一般作品難以上榜。有一天，宋淇手持一份新出的《時代》周刊，要給張愛玲一個驚喜。她似乎有預感似的，搶先就問：「是不是《時代》終於有書評了？」

其實這些批評也早在張愛玲意料之中，她在寫著的時候大概已經想象得出將來會受到怎樣的非議了，所以略帶自嘲地借主人公顧岡的視角和心理說：

但是從這一段描寫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張愛玲在努力嘗試自我突破，一改從前的綺詞麗句，而追求「平淡而近自然」的風格。因是首度嘗試，又是以英文寫作，未免心裏沒底，深怕不合讀者口味。初稿完成，先拿給宋淇夫婦看，請他們提意見，然後才把稿子寄給美國經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