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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台港行 第五節

第十七章 台港行

第五節

這樣的掘墓揚灰一般的荼毒,就難怪平鑫濤要收回版權了。
談起張愛玲的兩任丈夫,夏志清余怒未消,認為:「這個賴雅,因為窮得淌淌滴,一定要去張愛玲流產!孩子對於女人就像生命一樣重要啊。張愛玲流產後真真是萎謝了。如果她有個一男半女,在以後寡居的幾十年中會給她帶來多大的欣慰快樂!我想,這可能是她在最後的《對照記》中既沒有胡蘭成,也沒有賴雅的照片文字的原因。這二個男人實在都不值得她愛戀思念!」
真正對她的經濟狀況與作品出版具有直接改善之功的,是台灣「皇冠」出版社老闆平鑫濤。
此前,他曾先後授權給花城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過張愛玲的作品,授權期為兩年。
此後,夏志清與張愛玲正式建交並開始通信。2004年10月,曾以一部自傳體勵志小說《曼哈頓的中國女人》蜚聲文壇的周勵女士兩次採訪夏志清先生,第一次在飯店見面,第二次則在他紐約哥大附近113街公寓的家中,並帶去了王蕙玲編劇的《她從海上來》碟片。
一九六六年四月,《怨女》由台灣皇冠出版社出版,不久又接連出版《秧歌》、《流言》、《張愛玲小說集》、以及《半生緣》等,遂掀起台灣的「張愛玲熱」。而「皇冠」的版稅亦成了張愛玲此後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在1983年12月22日張愛玲給夏志清的信中曾明確提到:「我一向對出版人唯一的要求是商業道德,這些年來皇冠每半年版稅雖有二千美元,有時候加倍,是我唯一的固定收入……」肯定之情,溢於紙上。
有意抹殺一部分作品,然後再來以偏蓋全地說明張愛玲沒有「長大」,不夠「偉大」,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與「莫須有」何異?而這樣一篇狗屁不通的序竟在十一本書的每一本前面都佔著五頁紙,翻開一本書就要看見他,真讓我恨不得撕書。
而台灣作家就沒有這些顧慮,早在六七十年代時自稱「張派」作家的已經不乏有人,並奉張愛玲為「祖師奶奶」。這大紅大紫,究本read.99csw•com溯源有兩大原因:一是一九六一年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本)的出版;二是台灣皇冠出版社對張愛玲作品的系統推薦。
平鑫濤回憶:「一九六五年在香港,我遇到了宋淇先生,他是一位溫文爾雅的讀書人,我們一見如故,他很熱心地推薦了好幾位香港的作家給我,尤其是張愛玲。那時,張愛玲已旅居美國。聽到張愛玲的名字,我覺得又親切又高興,出版她的作品,絕對是一個很大的榮幸。《怨女》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出版,彼此合作愉快,從此張愛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獨家出版。年輕時期的張愛玲和平襟亞先生的《萬象》雜誌結下深厚的文學之緣,而後又和『皇冠』愉快地長期合作,前後五十年,與兩個平氏家族的出版事業緊密攜手,這樣橫跨兩代的淵源,也許正如她第一本書的書名一樣,可說是另一則『傳奇』吧。」
——我也由此得出兩種推斷:要麼此人沒有讀過《秧歌》《赤地之戀》,八成也不知道《紅樓夢魘》,更不會了解張愛玲的戲劇;要麼,他就是個瞎子!
夏志清曾在《超人才華,絕世凄涼——悼張愛玲》里寫道:「張愛玲這幾年來校閱了皇冠叢書為她出版的『全集』,並新添了一本《對照記》,把所有要留傳後世的自藏照片,一一加以說明,等於寫了一部簡明的家史。去年底她更獲得了《中國時報》頒給的文學『特別成就獎』。張愛玲雖然體弱不便親自返國領獎,向多少敬愛她的作家、讀者見面,但她已為他們和世界各地的中國文學讀者留下一套校對精確的『全集』,可謂死無遺憾了。」
更讓人感慨的是,張愛玲在去世前遺囑將所有財產交付宋淇。而宋淇則在四個月後(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簽署了一份《委任授權書》:「本人茲委任台灣皇冠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獨家代理有關本人所擁有之張愛玲女士著作權在全世界任何地區之一切版權事宜,包括任何出版授權及其它以任何形式、任何媒介之一read.99csw.com切改作和衍生授權。」同年,宋淇去世,其夫人宋鄺文美成為張愛玲作品法定繼承人。
「皇冠」遂成了張愛玲著作版權的合法代理人與最大受益人。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一日,平鑫濤發表《版權聲明》:「所有張愛玲著作依照世界著作權公約和伯爾尼公約之規定,其著作權均仍有效存續,並未成為公共財產。本公司于張愛玲女士過世后,即獲宋淇夫婦委任全權獨家代理所有張愛玲著作之相關版權和法律事宜。」並申明除了他曾授權的哈爾濱出版社外,「所有未經授權或授權早已期滿之張愛玲著作版本均屬非法之盜印版」。
難怪台灣女作家朱天文不無自豪地說:「關於張愛玲,大陸是比台灣晚了至少三十年。在台灣可以說,我們是讀張愛玲長大的,弱水三千取一瓢飲,每人都從張愛玲那裡取得了他的一瓢。這樣的文化構成,跟大陸,的確不同。一言以蔽之,個人的自為空間。」
——她的第一本書《傳奇》沒有交給平襟亞,然而她的最後一本書《對照記》與生平作品「全集」卻交給了平鑫濤,這已經不僅是「傳奇」,簡直是「拍案驚奇」!
一九八四年一月,她又在《皇冠》創刊三十周年紀念專號上公開發表隨筆散文《信》,聲稱:「《皇冠》我每一期從頭看到尾,覺得中國實在需要這樣一個平易近人而又製作謹嚴的雜誌。」「《皇冠叢書》近年來大量譯暢銷書,我一直私底下在信上對朋友說這條路走得對,推遠了廣大讀者群的地平線。」
該書一經出版,立即成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熱門書,也是許多歐美大學的教科書。然而這時的夏志清與張愛玲其實並無交往,此前雖在上海有過一面之緣,張愛玲早已不記得了;他們的第二次見面,是在一九六四年三月的華盛頓,由「美國之音」中文部編輯高克毅作東,請陳世驤、吳魯芹、夏氏兄弟同張愛玲在一家館子相會。這在後文會有更詳細的介紹。
夏志清向周勵出示了張愛玲的多封來信,張愛玲用打字機打出的地九*九*藏*書址,即沒有用Eileen,也沒有用賴雅Fedinomd Reyhor的姓氏,只是一個「Chang」。信都是豎式書寫的,用的是薄薄的白信紙,黑色鋼筆字很清秀,每封信的最後總是要提夏太太王洞的名字。夏太太說:「張愛玲真懂禮貌,每一封信都要問問我和月珍(痴獃女兒)好。」
二十年前在上海,張愛玲的第一本書《傳奇》沒有交給中央書局出版,從此與平襟亞結了梁子,還惹下了「一千元灰鈿」的官司;二十年後,她終於還是把出版權交給平家人了,而且,這一合作便是三十年,直至死後。
夏志清,江蘇吳縣人,1921年出生於上海浦東,1942年6月自滬江大學畢業,1945年十月離滬去台北,據他自己回憶,從大學畢業到赴台中間的三年裡,「只參与過兩個像樣的文藝集會: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裡見到了錢鍾書、楊絳夫婦和其他上海的文藝名流;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在滬江英文系低班同學家裡見到了張愛玲和不少滬江、聖約翰大學的學生,他們都是仰慕張愛玲而來的。」
張愛玲作品「回到」大陸是八十年代以後的事——而且不是「全部」!——彼時港台文學襲擊內地,張愛玲隨之迴流,讀者們驚喜而茫然,不是把她當成「出土文物」就是認作「美籍華人」,而主流文學更是帶著一絲本能的拒絕對其諱莫如深。有些自封「張迷」的讀者更是連《秧歌》《赤地之戀》的題目都沒聽說過。
那位「低班同學」,指的是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生章珍英女士;見面地點,是在章同學巨籟達路661號的家中;一九四四年,正是轟轟烈烈的「張愛玲年」。不過當時的夏志清正在埋頭專攻英美文學,抱定宗旨不讀中國當代作品,因此對張愛玲所知有限。參加這樣的一個文藝集會,目的只是想「見到幾位愛好文藝的聰明女子」,倒親不是為了慕張愛玲之名。在那天的見面會上,他的視線一直被一位美麗的寧波小姐劉金川所吸引,後來追求了許久而未果;對張愛玲反九_九_藏_書而印象不深,只記得「她穿的是一襲旗袍或西服,站著談話,笑起來好像給人一點缺乏自信的感覺。聽眾圍著她,好像也都是站著的。」
平鑫濤回憶:「張愛玲的生活簡樸,寫來的信也是簡單之至,為了不增加她的困擾,我寫過去的信也都三言兩語,電報一般,連客套的問候都沒有,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為了『快一點聯絡上她』,平日去信都是透過她住所附近一家雜貨店的傳真機轉達,但每次都是她去店裡購物時才能收到傳真,即使收到了傳真,她也不見得立刻回信,中間可能相隔二三十天。我想她一定很習慣這種平淡卻直接的交往方式,所以彼此才能維持三十年的友誼而不變。」
直到今天,「張愛玲」的名字已經如日中天,大陸作家們卻仍然不能有平和的心態、客觀的視角來看待,即使私心裏真正喜愛,也要在言辭間修飾辭令來遮掩提防,欲蓋彌彰。一旦被人冠以「張派作家」之名,更是要忙不迭地出來解釋分辯,雖然文章里既用了張愛玲的文法也常常引用著張愛玲的典故,可是著書立說之際卻不住劃清界線,左一句「一分為二」、右一句「去蕪存精」,扭扭捏捏,裝腔作勢,真令人啼笑皆非。
此後夏志清在胡適的鼎力推薦下,得到一筆助學金,得以赴美留學,成為耶魯大學的英美文學博士生。在耶魯期間認識了第一任美國妻子,生了個女兒,可後來離婚了;第二任妻子是台大畢業來美的王洞,又生一女,可惜天生痴獃,不會講話,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這是夏志清生平至大憾事。
我手上便有一套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三月第一版的「張愛玲作品集」,共十一本,慣例地沒有收入《秧歌》《赤地之戀》,似乎這樣便可以掩耳盜鈴地當作壓根沒有這兩部書,遂在開頭堂而皇之地加了一篇某人的「前言」,將張愛玲和魯迅相比較著,然後得出結論說:「(魯迅)從《狂人日記》《故事新編》中的作品,沒有一篇是重複的。相比之下,張愛玲從《沉香屑·第一爐香》到《五四遺書》(西按:其實九-九-藏-書應該是《五四遺事》,不知是作序人錯了還是校對紕漏)似乎始終沒有『長大』,唱的仍是同一種腔調。一個不能不斷地突破自我的作家,終究難以以『偉大』來形容。張愛玲只是一位創造了一種獨特風格的優秀作家。」
平鑫濤的名字,對於大陸讀者並不陌生,不僅因為他是《皇冠》雜誌的負責人,還因為他是「愛情教母」瓊瑤阿姨的丈夫;而對於本書來說,他的另一重身份更值得玩味——他同時還是當年中央書局老闆平襟亞的侄子。
《中國現代小說史》將張愛玲第一次被寫進文學史,這對於張愛玲作品而言,無疑是具有著里程碑般的意義;然而對於張愛玲本人來說,卻似乎波瀾不興,草木依舊,她的英文小說的出版仍然很困難,她的經濟情況也絲毫不見好轉,而她的丈夫賴雅則更在經受著生死之危。她給宋淇夫婦寫信,抱怨《易經》一直「賣不掉」,並說自己打字打得天昏地暗,現在還沒有打完……
一九六一年完成《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第一次讓美國人知道了魯迅、茅盾、老舍、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的名字。認為:「張愛玲應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僅以短篇小說而論,堪與英美現代女文豪曼殊菲爾、安泡特、韋爾蒂、麥克勒斯等相比,某些地方恐怕還要高明一籌。《秧歌》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是本不朽之作。」而《金鎖記》則「是中國自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張愛玲在台灣雖然只是驚鴻一瞥,緣分卻從此結下,當大陸青年正齊齊洗腦,每天高唱語錄歌、大跳忠字舞,蒙受著「史無前例」的洗禮時,台灣青年卻幾乎人手一本張愛玲,讀得如醉如痴。
香港許子東先生問得好:「有趣的是,一般當代作家如被人評為有『魯迅精神』、『老舍語言』或『沈從文風格』等,大都會感到光榮自豪。何以被認為是張派的作家,卻不是『劃清界線』就是『叛逃前身』,甚至有意無意都對張的影響感到焦慮?是否因為作家們不願被太有魅力的前人身影湮沒?或許人們對張愛玲的文學史地位仍有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