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造反的諸強，以興滅繼絕為號召，等搶到天下，自己一屁股坐住，再不提從前的話頭。在劉氏，本無什麼不好意思，在與皇權合作的儒生，略有幾分理論上的尷尬。按公羊學說，孔子對周並無信心或興趣，他老人家作《春秋》，本意便是為後王立法。這叫「以春秋當新王」，是公羊學的一大要旨，緯書里有更生動的描述雲：「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預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如此說來，漢朝代秦自立，應了孔子的預言，理直氣壯。

儒生與皇帝之間，如同狐狸與獅子的合作。儒家得意的一件事，read.99csw.com是馴化了獅子——或多或少，獅子得意的，是能讓狐狸來為它管理草原，至於其間各自的得失，也是筆糊塗賬。若憑孔子的學說，這種合作根本無法形成，——起孔子于地下，遇見秦漢式的皇帝，互相都不會買賬。公羊學說的第一位大師董仲舒，改造了儒學，這種新儒學，同孔子的古典儒學，其實只有皮毛上的相似，倒是同名法及五行學派，更親近些。皇權和儒家的正式締約，粗略地說，簽字人便是漢武帝和董仲舒，公羊學在其中的作用，也不算小了。

公羊學自漢代以後，一直式微，復興是在晚清。對新式人九九藏書物來說，公羊學能提供的理論武器其實沒有幾件，但大家都習慣於自家有病自家醫，便是明明用著新葯，也喜歡放在舊壺裡煎一煎，或作簡單的比附，便發現「敢情這藥方我家裡原有，只是忘記吃了」雲。康有為曾說：「大約據亂世尚君主，昇平世尚君民共主，太平世尚民主矣」。說君主便說君主，說民主便說民主，非要塞到公羊家的三世說里，搭配整齊，便以為有趣之極，深刻之至，正是古傳的毛病。

不過，後世公羊學並不流行，因為公羊學裏面，包含著一些為君主所不喜的思想。比如按公羊學的政治圖式，沒有什麼鐵打的江山，天命變九_九_藏_書易循環，以有道伐無道，便如湯武革命一樣理所當然，這一點，和孟子的學說接近，在古人看來，都有可能「啟亂臣賊之子心」。董仲舒的儒學，在後世又被改造了，讓獅子不放心的內容，又去掉了一些。

我們今天看來，公羊學里確有比正統儒學高明的地方，比如對「夷狄」，往往以文化、禮義，而非以遠近來區分。《公羊傳》里有一句話，「中國亦新夷狄也」，說的是有幾個中原國家行事不妥，所以視同夷狄。後來——比如晚清或現在——常有人拿公羊學的這一態度，來反對排外，也是稍微有點奇怪的，反對排外就反對排外，還用到古書里找九-九-藏-書理由嗎？

公羊學是個完整的、打通自然哲學與政治哲學、解釋一切的政治理論，現在的新公羊學，更是如此，而且更加詳盡。不過，我對所有完美的理論，都有戒心，因為如果不讓現象屈從於理論，那種完美本無法達到。古希臘有個故事，說有個大盜叫普洛克路斯忒斯，強迫受害人睡在他制的鐵床上，若身比床短，便強拉使與床齊，若身比床長，則截去余出來的腿腳。紛繁的萬象，我們的複雜經驗，放到任何一種理論的床上，會恰好一般長短嗎？我是不信的。

《春秋》三傳，我們最熟悉的是《左傳》，另兩部，《公羊傳》和《榖梁傳》，名氣小一些。但要九_九_藏_書論在古代政治哲學中的地位，《公羊傳》實高於《左傳》。《左傳》是歷史書，《公羊傳》則是儒生為漢代定製的政治學。

顧頡剛算是破舊立新的大將了，後來卻說，本以為這些年來是用歐美的新學來變易、代替中國的舊學，回頭一望，「在中國原有的學問上的趨勢看來，也是向這方面走去」，——好幾千年裡從來沒有順著「走去」，卻仍然是「趨勢」，這種信心，已難以評價了。近來研究公羊學的專家，有幾位很值得敬重，且也力主變革，但為什麼一定要把起點向後拉？有時我懷疑，中國果真是個特殊的國度，有特殊的國情，而唯一的證據，恰是有那麼多人相信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