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回到王肇基。山西巡撫在摺子里說他像是瘋癲之人，不知有無幫他脫罪之意。乾隆批道：「知道了，竟是瘋人而已。」似覺無趣。此案發於八月初九，至九月初三，王肇基被押至省城街頭，當眾杖斃，「俾愚眾知所炯戒」。

那麼，古代專制社會的愚民政策，是否遇到兩難呢？一方面，要盡量把教育限製為訓練；另一方面，又需要順民的表態。我想，古人有自己的解決之道，便是強調社會分工，或叫「本分」。人們各依身份，用各自的方式表達恭順。識字不多的人，本分是望塵舞拜，至於寫詩弄文，最好想也不要想。

文字獄，並不只衝著文人。乾隆年間的文字獄，罹禍者中間，有算命的、賣葯的、種菜的、抬轎的、開酒館的、開裱褙店的，還有五個和尚、十多個九_九_藏_書瘋漢，這些人，在案件中占的比例還很不小。下層平民總數雖多，其中產生的詩文卻極少，和文人相比，千不及一；雖然無法作精確的計算，大致可以推知，他們弄詩作文的風險，實較文人為高。

可憐王肇基，老老實實地供稱：「如今是堯舜之世，我如何敢有一字訕謗？實是我一腔忠心，要求皇帝用我，故將此心裏想著的事，寫成一篇，來呈獻的。至於論那孔孟程朱的話，亦不過要顯我才學的意思。」

也沒什麼捨不得的，此之謂清理順民隊伍。看來古代教育，還是有不發達之處，特別是造就了一些半通不通之人，一舉一動，往往不得體。理想的狀況，是或者全通，或者一竅不通，各不逾矩才好。因此，古代也本應另有一種順民教育，普及到人九-九-藏-書。不要以為做順民只要繳稅和磕頭；如要做得好，還需特別的訓練，只念念三百千是不夠的。

清代官經，最上心法是「多磕頭，少說話」。所謂少說話，是連奉承話也不要胡亂多講，因為人主和平民一樣，也每用屁股思考，不妨把拍馬屁想象為拍人家的腦袋，便知當慎之又慎了。明代嘉靖皇帝，去湖北探視父親的陵寢，路過河南。時在河南做官的胡瓚宗寫了一首迎駕的頌詩，若干年後被人告發，幾乎興成大獄。這首詩的最後一句，是「湘竹英皇淚不磨」，用的是舜帝南巡的典，來恭維嘉靖。但胡瓚宗忘了，舜帝南巡，死在蒼梧之野，就沒回來呀，嘉靖說他詛咒，難道冤枉他了嗎？

王肇基是直隸平鄉縣人，念過兩本書，做過幾種雜役，後來帶著母親九_九_藏_書和妻子，流寓在山西介休，生計無著，很是愁悶。乾隆十六年，他生出個主意，到衙門獻了一首恭頌皇太后萬壽的詩聯，不想惹下大禍。他這首詩作得俚鄙不堪，也還罷了，後面又附了些話，被定為「妄議國家事務」，下在獄里。

紀曉嵐去福建主持考試，那裡有一個老童生叫鄧文亮，作了一篇《戒淫說》，及若干以天下為己任的文字，呈遞給紀曉嵐，后得死罪。又有安徽武生李超海，寫了本《武生立品集》呈獻學臣衙門，斬立決。直隸人王上獻媚書，反被處死；智天豹獻《本朝萬年書》，要「見得本朝國運比周朝八百年更為長久」，結果「從寬斬決」等等。

但有時候，對主上的感激涕零之心，難以遏止，要有額外的表達，才能盡興。王肇基案的兩年之後，九_九_藏_書有江西人劉震宇，寫了一本《佐理萬世治平新策》，並獻上他自己想出來的緝捕逆犯的方略，被定為妄議國家定製，處斬。一年後，福建人李冠春投獻《濟時十策》，處斬。又一年後，山東楊淮震獻《霹靂神策》，被革去生員，杖責四十。又一年後，直隸人劉德照寫了篇風水論文，原想到京師獻上，半路被捕，凌遲處死。乾隆南巡，浙江人林志功獻詞，被流放黑龍江；章知鄴獻詩冊，先是充軍，后又處死。

這些人紛紛獻頌，有的是仰邀恩典，有的只是一腔忠誠之意，憋得難受，恨不得剖心以示。比如王珣，家裡舊藏有一副對聯，「世表清華之望，代稱孝友之風」，不過是俗句子，偏他便想出，「這清字，就是大興大清國的意思」，至於孝友，「如今皇上是孝友之君」。總之，這副read.99csw.com對聯自己是不能用了，得獻給皇帝御用。這樣的好人，皇帝怎麼會捨得處死呢？

乾隆下諭嚴審王肇基，原是以為他和另一個要案有瓜葛。審來審去，並無別情，不過是一個赤膽忠心的愚民，乾隆便失去了興趣。那麼，對這樣一個人，如何處分呢？

胡瓚宗也算是有些學問的人，稍一馬虎，換來四十大板，尋常的順民，當知戒惕。寫頌詩諛文，實有風險，應該留給有學問的人去做。雍正時的大官鄒汝魯，寫《河清頌》，用了《尚書》里的典，不料雍正不喜反怒，幾乎殺掉鄒汝魯，逼得他只好承認「臣實不曾讀過《尚書》」。沒讀過《尚書》，你寫什麼《河清頌》呀！那時不像現在，學者諛時頌聖，出了紕漏，頂多大家笑一場。古代人際關係緊密，對方的屁股不舒服，你的屁股便有血肉橫飛之虞。